方舟子的Blog

   
科学普及时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精神，这已成了中国科普界的一项共识。甚至连伪科学的鼓吹者也跟着嚷嚷要发扬科学精神，把伪科学人士打扮成富有科学精神的斗士，哥白尼、伽利略再世，而批判伪科学者倒成了违背科学精神的暴君教主了。显然，伪科学斗士与反伪科学斗士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并不完全相同。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多方面的。最容易获得赞同的一点，是探索精神。永远要对新鲜的事物敞开心灵，准备接受新的知识，容纳新的观念，探讨新的奥秘，追求新的结果。这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科学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事实上，许多动物都具有好奇心，这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可以说是进化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是科学家。儿童热衷于探究新事物，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轻信荒唐的解释，接受无理的答案。他们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怀疑。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显然，愤世嫉俗似的怀疑一切是不智的，将因为心灵闭塞而失去了探索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就失去了分辨是非的基础，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可以被全盘接收，科学将成为垃圾场。但是伪科学人士也可以争辩说，他们富有怀疑精神。的确，他们很有怀疑科学主流的勇气：“科学神创论”者怀疑进化论，研究“特异功能”者怀疑物理定律，诸如此类。而我们则怀疑他们的怀疑。这两样的怀疑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如何避免心灵闭塞、怀疑一切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

   
实证不只是要求有支持的证据。伪科学者往往声称他们有证据，也会在其论著中列举种种证据。但是那些全都是轶事、流言、类比、某位权威（往往是其他领域的权威或断章取义）的说法、捏造的事实、巧合等等，都不是能被科学界接受的证据。实证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严密的方法，重复、独立得到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控制条件、重复性、独立性和概率统计，乃是实证的特征，更是伪科学的死敌。实证离不开理性，亦即用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在缺乏证据时，也能够排除那些不合理、不可能的解释。休谟曾经提出一条判断原则，他称之为公理：“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这就是一条理性的原则。此外，象非常不平常的声称要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从个案得不出普遍结论、相关的事件不等于有因果关系、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必定存在、使用科学术语不等于科学理论、取证的责任在反主流的声称者一方、看上去无法解释的现象不等于不能解释等等，也都是理性的原则，是反伪科学的有力武器。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能够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是每一个健康的人也都必须经过恰当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未必时时刻刻都在坚持理性的原则。实证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然而也是最难掌握的方面，应该成为发扬科学精神的重点。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正是在这四面旗帜之下，科学研究不断地观察、检验，抛弃错误的观念，增添新的知识，从而持续地进步。在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中，我们很难再找到另一种能够持续地进步。文学、艺术并不进步，而是风格的改变。人文、宗教并不进步，只有流派的演变。但是与伪科学者所宣扬的相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化。科学的进步是连贯的进步。被视为现代科学最大的两场革命也是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推翻了博物学、地质学的一切成果，而是保留了其中绝大部分数据和理论，做了重新解释。爱因斯坦相对论并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它的扩展、深化。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成果时曾经说过：“创造一个新理论并不象是摧毁一个旧谷仓，然后在原地建一座摩天大厦。它倒象是在攀登一座山，获得了新的、更宽阔的视野，在我们的起点和它的丰富环境中发现意料之外的联系。但是我们的出发点还在那里并能被看到，虽然它显得较小，并成了我们在探险攀登中克服障碍后所获得的广阔视野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妄图一举创建全新的科学，只存在于伪科学者的白日梦中，而事实上伪科学也从没能有任何的进步，因为他们不敢承认更不必说纠正错误。持续、连贯的进步，是科学的特征，也是科学工作者的自豪与慰藉。

2000.12.9.

                      
“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国盛8月20日在《大众科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的文章，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据他说“科学精神”属中国特色：

　　“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像scientific
spirit这种词组似乎在英文里也不常使用的。我想起称一个人有哲学头脑往往使用‘philosophic-minded’，比如
‘philosophic-minded
scientist’，就是一个科学家有哲学头脑。我们似乎也可以把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的人称为‘scientific-minded
person’。当然还有其它的译法，比如mind of
science。但这些词组在英文里似乎都不是有特定含义的高频词组，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我们中国人喜欢使用‘精神’这两个字，什么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什么宽容精神、创新精神，一大堆。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这是使用精神一词的‘修辞’动机。”

   
去年1月12日吴国盛的同事刘华杰在北京一个讨论“科学精神”的会议上做题为《“科学精神”语义分析》的发言，也声称“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我读其发言稿后，写去一信，提供资料指出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和“人文精神”（humanistic
spirit或spirit of
humanism）这两个词在西方用得非常多，哲学、历史（特别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中也常见。刘华杰后来在文中补充了一句：“方舟子的调查表明，英文中经常使用scientific
spirit和spirit of
science。”并在文后附上我提供的证据。吴国盛想必读过这篇发言稿，却到现在仍然把“科学精神”当成中国特色，质问提倡者的动机，倒真要让人质问他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了。我查了一下，吴国盛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以前一篇题为《谈科学精神》的文章缩写，在后者就很明确地说：“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讲弘扬科学精神，其实也就是鼓吹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摆出一副科学导师的派头，标榜自己“爱护科学的纯洁性，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科学，制造科学的‘僭越
’”。他也想提倡科学精神，但是动机特别，“为的是解决现代科学自身的问题”。

   
老实说，看到研究科学哲学、科学传播，而且经常将“人文精神”挂在嘴上的哲学系教授竟然不知道西方也有“科学精神”，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科学哲学的创建者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1934年出版的名著题目就叫《新科学精神》（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而现代人文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34名思想家在1933年联合发表的《人文主义者宣言》（Humanist
Manifesto）中，有一条就是：“宗教必须根据科学精神和方法制定其希望和规划。”（Religion
must formulate its hopes and plans in the light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其对有关专业文献的陌生，由此可见。
   
“科学精神”也出现在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例如佛洛伊德的《生命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Life），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都多次提到科学精神。著名科学家也常常大谈科学精神。赫胥黎在1894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

   
“我认为19世纪的主要特征是：科学精神的快速成长，继之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解决占据人类心智的所有问题，以及相应地排斥已被证明无法担当研究任务的传统信仰。科学精神的活力已在每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领域体现出来。你提到的那些杰出人物中有许多在其各自领域都是科学精神的有效喉舌。但是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做为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力量和威严的充分体现，不管他是多么优秀，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科学拥有许多先知，但是连出现一个救世主的希望都没有。”（I
conceive that the lead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en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the consequent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to all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the human mind is occupied, and the correlative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beliefs which have proved their
incompetence to bear such investigation. The activi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has been manifested in every region of
speculation and of practice. Many of the eminent men you mention
have been its effective organs in their several departments. But
the selection of any one of these, whatever his merits as an
adequat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wer and majes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age would be a grievous mistake. Science reckons many
prophets, but there is not even a promise of a Messiah.）
   
居里夫人的女儿在《居里夫人传》中回忆了感人的一幕：在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以后，几名美国科学家去函询问分离和提取镭的方法。居里问居里夫人是否应该考虑申请专利，这将会得到一大笔钱改善生活和建一个良好的实验室，居里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物理学家总是全部公开发表其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的发现有商业用途，那只是偶然的，我们不应该以之牟利。镭将被用于治疗疾病。……在我看来不能够从中捞好处。”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居里同意：“是的，那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It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 Madame Curie: A
Biography, by Eve Curie）
   
美国伟大的记者孟肯（H. L.
Mencken）有句名言：“事实是，基督教神学就像其他所有神学一样，不仅抗拒科学精神，而且抗拒所有理性思维的意图。”（The
truth is that Christian theology, like every other theology, is not
only opposed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it is also opposed to all
other attempts at rational thinking.）
   
美国科学教育中，也很强调教科学精神。托马斯·威斯（Thomas M.
Weiss）曾在美国《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杂志（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Vol. 53, No.
4.）发表一篇题目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文章，将科学精神定义为：“对逻辑的尊重，对寻找数据的渴望，对知识和理解的愿望，对结果的考虑，对前提条件的考虑，对验证的要求，以及质疑一切。”（a
respect for logic, a desire to search for data, a longing fo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 consideration of consequences, a
consideration of premises, a demand for verification, and to
question all things.）
   
开有关“科学精神”研讨会，中国也不是首创。1999年7月4－9日，澳大利亚科学教师联合会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主题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内容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现状，科学本性和未来科学”。

   
事实上，与吴国盛所说的相反，“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是英文文章中极其常见的高频词组。顺手从手头的阅读材料中举几个例子以证明其常见：

   
谢尔莫（Michael
Shermer）的《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的中译本最近在国内出版了。此书英文原版的介绍是这么写的：“以不可抗拒的、常常令人不安的笔触描绘了我们无限的自欺能力，《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最终是对科学精神的庆祝，在对世界一些最大谜团的探索之中发现乐趣，其中许多问题甚至还无解。”（A
compelling, and often disturbing, portrait of our immense capacity
for self-delusion, 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 is ultimately a
celebration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 and the joy to be found in
exploring the world’s greatest mysteries, even if many of the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最近出了一本抨击反科学主义的随笔集《对抗：科学及其文化敌人》（Facing
Up :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其简介称：“通过捍卫科学精神对抗科学的文化敌人，这些随笔表达了一种还原主义、现实主义和热爱人世间的观点。”
（Defending the spirit of science against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these essays express a viewpoint that is reductionist, realist, and
devoutly secular. ）
   
美国流行的大学本科教材《当代社会：社会科学引论》（Contemporary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by John A. Perry, Erna
K.
Perry）刚刚出了第十版，其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科学精神：怀疑、客观、相对”（The
Scientific Spirit: Skepticism, Objectivity,
Relativity）。我有一本进化论和神创论辩论文集（Science and
creationism），其中一篇是哲学家拉特纳（Sidney
Ratner）文章，题目叫《进化论和科学精神在美国的兴起》（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America）。
   
《怀疑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杂志今年第三期，其主编撰写的社论写道：“在媒体驱使之下，出现了轻易接受荒谬绝伦的事物的普遍狂热，在后现代主义者的驱使下，学术界的许许多多部分被蒙昧主义占据，在这双重包围下，他们（指科学怀疑主义者）在面对知识声称时，帮助真正的科学精神得以存活。”（And
they have helped keep alive, amid a media-driven frenzy of
uncritical popular acceptance of outlandish nonsense plus
postmodernist-driven obscurantism in too many parts of academia,
the true scientific spirit toward claims of knowledge.）
   
美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最近去世，全球哀悼。我收集了不少世界各地的悼念文章，其中印度新闻网站（www.tehelka.com）发表的评论说：“古尔德以真正的科学精神，使科学保持为一个开放的、没有限制的系统。这是我们从其科学生涯中获得的一条主要经验。”（In
a truly scientific spirit, Gould kept science as an open and
open-ended system. And that is a major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his
lifelong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本地主要报纸《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UNION-TRIBUNE）在7月24日有一篇关于物理学家重新考虑热力学定律的报道，其中报道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声称某件事就是那样子，而不该去研究它，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么说是科学上最拙劣的借口。这是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Saying
something is so and shouldn’t be studied because it’s impossible is
just about the lamest excuse in science. It’s completely
antithetical to the spirit of science.）
   
如果愿意，我还可以一条条地举下去。事实上，任何人只要稍微看点与科学普及有关的英文资料，就不会对“scientific
spirit”、“spirit of
science”这种说法感到陌生，更不会挖空心思想把“科学精神”新翻译成“scientific-minded”、“mind
of
science”（其实，scientific-minded也是个常用词，不过它指的是“科学兴趣”，不是“科学精神”，如果有人说“I
am a scientific minded
person.”他的意思是“我热爱科学、喜欢用科学观点看问题”，可不是在自吹“富有科学精神”。“mind
of
science”不常见，指的是“科学的头脑”、“科学的良知”，也和“科学精神”无关）。对“科学精神”大惊小怪，视之为中国特色，若非没接触过多少英文文献，就是只读反科学文献，我们当然不指望那样的文献会提到“科学精神”。

   
无知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无知却要装高明，发高论，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勇气。这样的人，倒是应该去学点科学精神，包括不要胡说的实证精神。

2002.8.30.

                       
美国讲“科学精神”之一例

   
在全中国大讲科学精神之时，反科学文化人却大唱反调，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声称“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吴国盛《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而且还要把“科学精神”算成国粹。比如北大反科学传播中心副主任刘华杰副教授说“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刘华杰《“科学精神”语义分析》），主任吴国盛教授也说“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并嘲笑中国人喜欢讲“精神”“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吴国盛《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我以前已写过一篇《“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列举从过去到现在西方文献中讲科学精神的十几个例子加以驳斥。今天又见到了一个例子，顺便再打吴大嘴巴、刘大嘴巴一个嘴巴。（他们还不懂装懂，连英英词典都不知道去查就乱说“传播”、“伪科学”的英文意思，这些账以后有机会再算）

   
据《纽约时报》今天（2004年2月18日）报道，大约60名著名科学家（包括2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了一项声明，批评布什政府为了政治目的有意、有系统地歪曲科学事实。康奈尔大学物理学荣誉教授Kurt
Gottfried博士签署了声明并在电话会议上讲话。他说布什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违背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engaged
in practices that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并断言这种“对科学的傲慢态度”可能危及确保美国长期繁荣昌盛和军事强大的基础。

2004.2.18

                      
什么是科学的怀疑精神？

   
法学硕士、某投资公司董事长童增近日改行研究生物学，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一书，主张非典（SARS）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这种牵强附会且骇人听闻的“阴谋论”，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驳斥，但是也有不少人为之辩护，其中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叫做“不应否决SARS基因武器说的怀疑精神”，声称怀疑是科学发现的驱动力和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而童增怀疑美国制造SARS基因武器攻击中国人，“非常符合科学精神”，并责备哪些批评童增的专家把这种怀疑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是科学和理性的，主张“对群众中的怀疑精神，必须加以爱护，让他们不仅能够发表议论，而且能学会理性思考”。

   
说得堂而皇之，但是我们只要打个比方就可以知道这种辩护理由绝非“理性思考”的产物：如果我以其人之道治其身，也著书立说怀疑非典病毒是童增制造出来的，被童增以涉嫌诽谤告上法庭，这位辩护者是不是也要说“不应否决SARS童增制造说的怀疑精神”呢？这显然非常荒唐。那么人们为什么普遍把怀疑精神视为科学精神的内涵？原来此怀疑非彼怀疑。“怀疑”一语在汉语中有两个很不相同的意思，一指猜疑，一指不相信。童增对非典的起源疑神疑鬼，这属于猜疑，而属于科学精神的“怀疑”指的却是不相信，更确切地说，是不轻信，在面对一个标新立异的说法，特别是骇人听闻的说法时，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证明，否则不予接受。所以，那些质疑、驳斥童增谬论的人，恰恰是具有怀疑精神的，而那些支持童增的人，才是没有怀疑精神的。

   
科学的怀疑精神源自古希腊的怀疑论。怀疑论者在古希腊被称为Skeptikos，意思是“探究者”。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对各色各样的说教都首先持怀疑态度，要求知道这些说教的依据何在，是否的确是成立的。如果人们盲目地接受教条和“常识”，不敢挑战权威和迷信，那么科学是不可能发展的。现代科学的诞生，正是发扬怀疑精神的结果：既怀疑人人信奉的宗教教条和迷信，也挑战古代科学的权威：哥白尼挑战托勒密地心说，维萨里、哈维挑战盖伦的解剖学，伽利略挑战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对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全盘接收，就失去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的基础，科学也无法发展。

   
但是，极端的怀疑论会导致怀疑一切，使心灵闭塞而不愿探索；或者否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从而走向反科学。因此，仅仅具有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即对各种主张用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越是不寻常的主张，越要求有不寻常的证据。既不是盲目地相信，也不是盲目地怀疑，而是建立在实证和理性的基础上，这才是科学的怀疑精神的真谛。科学先驱者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富有怀疑精神，勇当异端，敢于怀疑教条，而且还因为他们富有实证和理性精神，善于用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分析推翻教条，建立新说。

   
人们在谈论科学精神时，往往强调探索和怀疑精神，而忽略了实证和理性精神。事实上，实证和理性才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最难掌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极端：要么以当代哥白尼自居胡乱怀疑科学主流，遍地都是“科学猜想家”（指那些宣传自己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或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之流的人），要么迷信怪力乱神、伪科学。童增谬论能够一纸风行，既是由于反美小环境，也是由于缺乏科学精神的大环境。

200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