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杨振宁、李政道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们获得诺贝尔奖时还是中国国籍，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后来才加入美国国籍。在加入美国国籍之后，他们跟中国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开始可以互访，他们都是最早一批到中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后来访问就更频繁了，杨振宁晚年还回中国定居。

他们从文革起就一直被认为是“爱国科学家”。当然这个“爱国”指的是爱中国，不是爱美国。虽然他们都号称是“爱国”，但是爱国的方式很不一样。

杨振宁起到的其实是中国政府大外宣的作用，在国外讲中国的好，特别是讲中国政府的好。他在文革期间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回到美国就办讲座，接受媒体采访，宣传文化大革命多么地好，毛泽东多么地伟大。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有对此做任何的反省。

李政道在文革期间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一次是1972年，一次是1974年。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但是，他回美国后不愿意接受采访谈中国的事情，更没有因此做讲座。他后来说，他当时对文革不满，但是又不愿意讲中国的坏话，所以就不说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愿意因此得罪中国政府，以后没法再去中国。我们可以说他不够大胆，但是，他不愿意像杨振宁那样为文革做宣传，做到了洁身自好，至少还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中国要不要发展基础科学”这个问题上，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看法也是针锋相对的。

杨振宁从七十年代开始访问中国起，就一直认为中国不应该投资搞基础研究，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认为中国应该把科研经费主要用于技术应用，把想要投给基础研究的经费用于解决贫困、教育、医疗、环保等等这些民生问题。所以，他一直反对中国搞大的基础研究项目，七、八十年代反对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现在又反对搞超级对撞机。

而李政道从七十年代开始访问中国起，就一直建议中国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他也支持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超级对撞机。

杨振宁反对中国浪费那么多的钱去做没有用的基础研究，应该把钱用在民生上面，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很讨好一般民众，让人觉得他很爱国，忧国忧民。但这是目光短浅，目光比李政道远远不如。基础研究是技术应用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不搞基础研究，那么技术应用也很难搞好。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搞“芯片大跃进”、“疫苗大跃进”，但都搞不好，在芯片技术、生物技术方面跟美国的差距那么大？因为美国有相关的几十年的基础研究作为基础，在这方面没法实现“弯道超车”。

基础研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培养人才。搞基础研究的人如果以后要转行，转去搞相关的技术研发非常容易，而且也容易搞好，因为基础打得好。相反地，搞技术应用人不要说很难再回头做基础研究了，要做别的跨领域的技术应用的研发也很难，因为已经被限死了，路子太窄，基础打不好技术应用也很难做好。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有人来问我小孩高考要报考什么专业，我一般建议，如果你认为小孩很有发展前途，还是学一些比较基础的专业，不要一下子就陷在应用性很强的专业，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对生物感兴趣，学分子生物学就要比学生物工程要好，因为学了分子生物学，以后要转去搞生物工程很容易；但是，如果学的是生物工程，没法再回头去搞分子生物学了，也没法再搞跟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其他技术应用。

李政道除了建议中国要大力发展基础研究之外，还很早就提出中国要培养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而且他认为，应该从12～13岁就培养起。他在1974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向毛泽东提了这个建议，要从12～13岁就开始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毛泽东转给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办了少年班。李政道因此被认为是少年班的发起人。李政道当时提出这个建议的本意未必就是要办什么少年班，他只是强调，要从小培养科学人才。

李政道在中国培养人才方面还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促成了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他就提出中国学生应该去美国大学读博士。但是，要去美国大学读博士必须要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如果是外国的学生还必须要考TOEFL证明自己的英语能力。而当时中国都没有举办这些考试，中国学生没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去美国大学留学。李政道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自己办考试。由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主持考英语。又用类似于美国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题目，来代替入学考试。这种特殊的招生方式必须获得美国大学的物理系认可，李政道就一个一个地联系美国名牌大学的物理系。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最后有一些美国、加拿大的大学物理系都同意了，相当于联合在中国招生。

考试之后还必须申请，联系美国大学物理系寄学生的资料。这些申请都是李政道本人、他的秘书、他的夫人三个人一起去办的。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名望促成了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1989年，11年间总共有900多名中国学生通过这个途径到美国留学，由美国大学提供全额的奖学金。

1989年发生了“六·四”，中美科技交流中断，CUSPEA就没法办下去了。而且从1987年开始中国也可以考TOEFL、GRE，学生都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美国留学，没有必要再通过这个特殊的渠道。我就是考了GRE、TOEFL，自己申请美国大学去留学的。但是，在十年间，CUSPEA是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几乎唯一的渠道。

通过这个渠道到美国的这900多名学生，当时都是中国最好的物理系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到美国留学，留在中国大部分都会废掉。但是有了在美国名牌大学留学的经历，相当一部分后来做物理研究，也有很多人转行去别的领域，搞技术研发、金融等。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培养了人才。有别的领域的跟着搞类似的留学项目。生物领域当时在美国也有华裔科学家学着办“中美联合招考生物研究生项目”，简称CUSBEA，规模没有CUSPEA那么大，贡献也就没有李政道大。

李政道对中国的科教体制还有其他的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建议中国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涉及到中国科研资金发放的问题。中国以前的科研经费的发放学的是苏联的体制，由以前的科委、现在的科技部管经费，搞什么样的项目、要让谁来做，是科委、科技部的官员说了算。李政道建议中国同时另外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的是美国的体制，由科研人员提出课题申请，再由同行评议、打分，决定要不要把经费发给你。这是美国的体制，搬到中国也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更先进的、更公平的体制。

所以，李政道对于中国科教体制的改革、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比杨振宁基本上只是做大外宣、走上层路线的贡献要大得多。也就是说，李政道比杨振宁更加爱国。

2021.11.13.录制

2024.2.5.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