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
□易中天
整谁的容,变什么性
三国早被整过容,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由杨晓明任总制片人,朱苏进任总编剧,高希希任总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已经播完。喧嚣已过,尘埃落定,心气平和,似乎可以说上几句。
根据主创人员对媒体的再三表白,本剧的创作理念,是“整容不变性”。可惜这话我一直听不明白。整容?给谁整容?整谁的容?历史,还是小说?如果说给历史整容,那么,罗贯中已然整过。如果说给小说整容,那么,《三国演义》呈现出来的,原本就是整容后的形象。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当然,整容后的杰克逊,仍然可爱。但三国不是杰克逊。因为它在被《三国演义》“整容”的同时,已经变了“性”。要知道,就历史的“本性”而言,魏蜀吴、曹刘孙,原本无所谓孰尊孰卑,甚至无所谓谁是谁非。从正面讲,三家都想结束战争,重归和平；从负面讲,三家也都想排除异己,独霸天下。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比如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就跟曹操杀孔融,没什么区别。孙权则更是公开宣称,曹孟德能杀孔文举(孔融),孤怎么就不能杀虞翻(《三国志·虞翻传》)?可见他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自己不喜欢的人,态度和手段并无两样。只不过曹操的事,后来被大讲特讲,做足了文章；刘备、孙权、诸葛亮杀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
三国鼎立,逐鹿中原,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这就是“历史的本性”。但是到了《三国演义》,却变成了“尊刘贬曹”。那么请问,你们的“整容不变性”,是不变谁的“性”?历史的“本性”,还是《三国演义》的“倾向性”?这可不能不搞清楚。如果整着“男人的容”,想着“女人的性”,那会咋样呢?弄好了刚柔兼济、风情万种,弄不好就是“人妖”。
所以,2006年8月,我和总制片人杨晓明、总编剧朱苏进、总导演陈家林(那时还不是高希希)讨论剧本时,就建议他们慎重考虑,做出选择:要么改编《三国演义》,要么改编《三国志》、《后汉书》。按照后来他们“整容不变性”的说法,前者不变罗贯中的“倾向性”,后者不变三国史的“历史性”。但不管不变哪个“性”,都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进行“整容”。不但可以“整容”,就连“扩容”(增加故事情节),都不是不可以。
现在看来,杨晓明和朱苏进的选择,是历史的“性”,小说的“容”。《三国演义》那些精彩的段子都要,但不要其倾向性。这其实就是“变性”了。变性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还没看,不敢妄评。这里,只说我为什么反对改编《三国演义》,而主张根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来进行创作。
这就要先来看看,《三国演义》的“性”错在哪里。
三个代表三个梦
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幌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倾向性,就是“尊刘贬曹”。如果仅此而已,也没什么不可以。第一,我们又不是曹家后人,何必跟刘家争个对错高低。第二,曹操制造的“冤假错案”不少(比如杀崔琰)。死后被人痛骂,可以算是“报应”。第三,被“冤枉”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只有曹操一个。比如陈世美,比如蔡邕,都是。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诗)。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没必要较这个真。
关键是《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这个“倾向性”。
一般的说法,是“正统思想的影响”。但如果只是“争正统”,也未必一定要“尊刘贬曹”。陈寿以曹魏为正统,也没贬低刘备嘛!同样,孙权不是“正统”,罗贯中也没骂过“孙贼”。更重要的是,正统不正统,并不关读者什么事。读书人可能在乎,老百姓就无所谓。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不是当,为什么一定要“正统”呢?
然而《三国演义》却是“通俗读物”,走的是“大众路线”。这就得让老百姓看了高兴,看了喜欢。那么,老百姓怎么想?不在乎皇帝姓什么,只在乎皇帝好不好。好皇帝的标准,是仁慈和明智。仁慈的是“仁君”,明智的是“明君”。既仁慈又明智,那就是“圣君”。圣君最好,仁君和明君也不错。因为皇帝仁慈,民众的日子就好过；皇帝明智,官吏的工作就好做。总之,君仁则臣忠,上行则下效。皇帝仁慈明智,官吏就清正廉洁,百姓就安居乐业,结果是天下太平。如果这两个都指望不上,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或侠士),拔刀相助,仗义执言。比方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圣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所以,尽管杖打督邮的,在历史上原本是刘备(《三国志·先主传》)。但是写小说,就得转到张飞身上。这就一举两得:刘备“急喝张飞住手”,说明他是“仁慈的人”；张飞痛打贪官污吏,则说明他是“侠义之士”。哈,三个代表三个梦,全了!
更妙的是还有“反面典型”。谁?曹操啊!曹操杀人,所以是“暴君”；曹操篡汉,所以是“奸臣”；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实未必说过),当然是“小人”。好嘛,一边是圣君、清官、侠客,一边是暴君、奸臣、小人,你说该怎么着?当然是“尊刘贬曹”。
有了这样一番“道德定性”,《三国演义》的“变性手术”,就做得理直气壮、得心应手、顺理成章,而且皆大欢喜。因为刘备等人可以帮我们“圆梦”,曹操则可以让我们“泄愤”。“尊刘贬曹”能不深得人心吗?《三国演义》能不开花结果吗?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幌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问题是,这不对吗?这不好吗?
“结义”不该在“桃园”
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
我不想说历史,或者只说一句:三国时期确实存在路线之争,但这是曹操与袁绍的事。刘备、诸葛亮反倒和曹操一样,主张“寒门庶族之法家路线”。所以,曹操瞧不起袁绍、袁术,却对刘备另眼相看。但这些可以不管,因为小说不是历史,电视剧也不是。
那就讲主题。《三国演义》的主题是什么?忠义。如果说,《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那么,它的灵魂便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因此,电视剧《三国》把桃园结义处理为十秒钟,还不及曹操“一泡尿长”,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网友的不满。不满是应该的,因为剧组已经宣称“整容不变性”。但是现在,你把人家的“命根子”都割了,还说“不变性”?
不过,我倒是赞同他们的处理。想想谁最喜欢这一套?旧军队,黑社会。北洋军阀青洪帮,都是要磕头拜把子的。现在,人民军队党领导,西方军队国家化,都不兴这一套了吧?政府、公司、学校里面,也不能整天“大哥”、“小弟”的吧?事实上,现在我们最需要建立的,是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桃园结义跟这些兼容吗?不兼容吧!相通吗?不相通吧!可以对接吗?不可以吧!
其实,即便在传统社会,桃园结义的影响和作用,也有正反两面。简单地说,哥们抱团做好事,这影响就是正面的；哥们抱团做坏事,这作用就是反面的。何况这玩意也未必就靠得住。张学良和蒋介石,不是拜了把子吗?北洋军阀跟北洋军阀,不也打起来了吗?这种事,历史上多了,并不一定要“看了《投名状》,才知道兄弟不可靠”吧?
我知道这些话,可能很难让人接受。不断有人跟我讲,你不要反对“桃园结义”好不好?很感人的。我承认很感人。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就被感动了,还拉了两个同学操练了一遍。是啊,谁不想自己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铁哥们”呢?更何况,草民的生存是那样的艰难,生命是那样的脆弱,环境是那样的险恶,力量是那样的微薄。如不“义结金兰”,谁管我们死活呀!所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工人,便很少有不在帮的。中共开展工作,还得借助帮会。桃园结义引起共鸣,并不奇怪。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成员,只能依靠这样的办法来生存,来发展,这还是一个好的社会吗?这样的国家,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吗?显然,为了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这样一种“社会契约”的缔结,也是一种“结义”,只不过它不该在“桃园”。
谁的麦城,谁在走
忠义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也是它的“麦城”。
或许有人会说:你不能因为一个“桃园结义”,就把整个《三国演义》都否定了。做个手术把它“整容”掉,不就行了吗?
听起来是很在理。但可惜,它不是脸上长的瘊子。作为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有着鲜明的主题,严整的结构。用“桃园结义”开篇,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如果去掉,不但后面很多故事没法讲,更重要的是,将无法体现小说的主题──忠义。
忠义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也是它的“麦城”。
就说关羽。关羽是三国人物中,最受后世推崇的。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武圣人、盖天古佛),粉丝比诸葛亮还多。但这显然不是因为他的武艺。论武艺,他其实不如吕布。但论人品,则吕布不敢望其项背。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已被塑造成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千里走单骑,是忠；华容道放走曹操,是义。关羽,是忠义的典型、忠义的旗帜、忠义的榜样。
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其中的矛盾──走单骑,是不义；放曹操,是不忠。事实上,关羽原本是有麻烦的,这就是被俘投降。这在三国时期,其实也很平常。然而宋代以后,观念不同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三国演义》便安排张辽来解围,办法则是用忠义对抗忠义。张辽质问准备战死的关羽:义结金兰,同生共死；你先死了,哥哥咋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先死了,嫂嫂咋办?匡扶汉室,天下大义；你先死了,国家咋办?这三顶帽子扣下来,关羽的“仗忠义而死”,反倒成了“不忠不义”。
这真是妙不可言!于是关羽决定“曲线救国”,在“降汉不降曹”的前提下,“有条件投降”。然后,又根据投降的条件,在杀敌立功之后,回归刘备。曹操呢?不但不阻拦,还亲自送行,又赠路费,又赠征袍,并通知各处关隘放行。理由,则是“敬爱关将军忠义”。
曹操这样做,可能是真心喜欢关羽,也可能是在“放人情债”。但结果是一样的,即关羽“尽忠于备,失义于操”。关羽自己,也思想负担沉重,很担心因为“过五关斩六将”,被曹操视为“负恩之人”。反正不管怎么说,忠义是要用忠义来回报的。不回报,就是“不忠不义”,这才有了“华容道”。
然而问题也就接踵而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义释希特勒”,或者“义释东条英机”?罗贯中也知道讲不通,只好安排诸葛亮来打圆场,道是“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哈哈,话说到这一步,怕是理屈词穷了吧?
忠义才是“刘阿斗”
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其实,忠义的主题早就走了麦城。请大家想想,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的队伍,原本是背叛汉室的“反政府力量”?这真是笑话!
问题是,这样的笑话,却几乎没有人戳穿。因为我们喜欢忠义,我们吃这一套。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又重农抑商。这就不可能产生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就不会有法治传统。契约和法治都靠不上,就只能靠道德。或者说,只能“以诚信代契约,以道德代法治”。这就首先要讲“忠”,其次要讲“义”。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上下左右,就都搞掂了。于是秩序得以维持,关系得以维系,天下得以太平。至于它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装着看不见,或者有意无意回避它。我们有这个“阿Q精神”。
可惜,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张辽知道关羽迟早要走,报不报告曹操呢?不告,是对曹操不忠；报告,是对关羽不义。这就有一个“忠字当头”,还是“义字当先”的问题。最后他的选择,是先忠后义。这其实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忠在义上。所以,宋江刚一成为梁山寨主,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忠,更重要嘛!
然而在三国,忠却是个问题。投降的将领,比比皆是,也都受到礼遇和重用,比如张绣之投降曹操、黄忠之投降刘备、潘濬之投降孙权。潘濬原本是刘备部下,黄忠则投降了两回,先降操,后降备。如果投降就是“不忠不义”,整个“三国史”怎么写,便都成了问题。何况后世还有现实的考虑。做臣的要想,今后战败被俘,能不能“有条件投降”?做君的则要想,降敌的人又回来了,我还要不要?
这就要找说法,做解释,打圆场。首先要肯定,如果是“有条件投降”,那就仍然是“忠”。如果投降以后又回来了,那就是难能可贵的“大忠”。其次要肯定,如果对方接受条件,那就是“义”。如果还信守承诺,那就更是难能可贵的“大义”。这就不但必须肯定,还必须加以回报。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说,如不回报,以后谁还肯讲“义”呢(《且说〈三国演义〉》)?
于是,一贯被骂作“不义小人”的曹操,这一回却表现得“义薄云天”。当然,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华容道被关羽“义释”。
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是“很人性”呀!曲线救国,有条件投降,都是“忠义”。这当然很受欢迎。因为从今往后,我们都有后门可开,有退路可走。只不过,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这才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然而改编《三国演义》,又不能没有这“刘阿斗”。没有了“忠义”,《三国演义》也就没有了灵魂。剩下的,可就只有权谋了。
诸葛亮,就是这样变成牺牲品的。
诸葛亮的“被权谋”
“三气周瑜”的诸葛亮,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
历史上的诸葛亮,原本是个正派人。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忠心耿耿；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求真务实,执法如山。这样一个人,无疑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恕我迟钝,实在是很难将这些品质,跟“权谋”二字联系起来。
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擅权谋。诸葛一生惟谨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他哪里会玩这一套?所以刘备打仗,并不带他。打益州,带的是庞统；攻汉中,带的是法正。庞统这个人,是比较无耻的。刘璋请刘备入川,帮他对付曹操,庞统却劝刘备趁机把益州吞了。刘备犹豫,庞统说这有什么关系。事成之后,封他一个大国,不就行了(《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请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屁话!啊,你抢了人家一栋楼,然后再分他一间大房子,这就叫“忠义”了?但刘备就喜欢这样的。
罗贯中也喜欢这样的。因此,他不但帮庞统编了不少故事(比如献连环计),还按照庞统模式给诸葛亮“整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气周瑜”。这当然是历史上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不过这没关系,可以虚构。问题是,你也要写得好,才行吧?好不好呢?要讲吸引人,那是够“精彩”；要讲有格调,那就谈不上。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在这个故事中,“风流儒雅”的周瑜,被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而诸葛亮,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三国志演义〉序》)。前面一条也就罢了,后面一条却大成问题。因为《三国演义》高举的,是“道德的旗帜”。作为其“男一号”,诸葛亮怎么能是小人,又怎么会是小人?如果瑜亮二位都是小人,他们的斗争,岂不成了“狗咬狗,一嘴毛”?
那么,“三气周瑜”中的诸葛亮,是小人吗?是,而且“小人得志”。你听他安排军士们喊的是什么口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不是智力的较量,而是故意的羞辱了。真正的英雄,可不兴这样。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言,倘若是英雄,就该惺惺相惜。靠阴谋诡计去消灭对方,这“本身就不是英雄之所屑”(《且说〈三国演义〉》),又哪能再幸灾乐祸,出言轻佻呢?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曹操如何对待关羽,便高下立判!
这就决不是真正的诸葛亮,也不该是人们崇拜的诸葛亮,只能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所以,就在这“冒牌货”猫哭耗子之后,庞统便钻了出来,两人又是一番嬉皮笑脸(《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顺便说一句:陋儒,是胡适先生的评语。
不客气地说,这是《三国演义》的又一次“走麦城”──“圣人”写成了“小人”。原因,是要把诸葛亮“权谋化”。权谋化的原因,除作者自己喜欢外,也因为读者喜欢。这事我另有文章讨论。实际上,如果只是讲权谋,而读者和观众又能有一个好的心态,那还问题不大。如果还要把权谋和伪善结合在一起,那可就害人不浅了。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便正是这样一个形象。
权谋与伪善的二重奏
诸葛亮不出山,呆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证据是“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确有其事吗?有,不过具体过程史无记载。《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但把诸葛亮说成不想出山,恐怕就很荒唐。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以“贤相”(管仲)和“名将”(乐毅)自许的。他怎么会不出山,又怎么会不想出山?他不出山,呆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显然,这里有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想出山,就是想当官；而想当官,是可耻的。这可真是“陋儒之见”!第一,出山不等于做官。在刘备帐下,以朋友身份帮帮忙,不可以吗?实际上,诸葛亮出山之后,并无职务。他的“军师中郎将”一职,是赤壁之战以后才担任的。第二,当官也未必就可耻,要看你为什么。如果是为了做事,何耻之有呢?第三,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一个有能力平治天下的人,是出山可耻呢,还是不出山可耻?至少在刘备看来,是后者。据《三国志·陈登传》,刘备在荆州时,曾经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因为此人“有国士之名,无国士之实”,只知道“求田问舍”,竟毫无“救世之意”。试想,如果诸葛亮也是个这样的,刘备会欣赏他吗?
所以,陋儒之见,万不可信!相反,在我看来,诸葛亮出山,正说明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听听《毕业歌》吧: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诸葛亮,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更混账的是,徐庶明明早就推荐了诸葛亮,诸葛出山以后自己才走,为什么要改成临走之前才说?就算“此人不可屈致”,总不至于推荐不得吧?莫非怕他抢了地位和风头?这就是“陷徐庶于不义”了。还有,明明是诸葛亮“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却说徐庶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真正的诸葛亮,会这么虚伪吗?
其实,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虚伪,是旧时代读书人的集体虚伪。这些人的心理,是又想当官,又要摆谱。因此,他们说的话也好,写的书也好,永远都是酸不溜秋的。他们永远都在做一个梦:自己端个架子在家里坐着,皇帝来请,还请三回。请出来之后,言听计从,恩宠有加；自己则光宗耀祖,大展宏图。这是许多人心里的“黄粱梦”。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故事很精彩,罗贯中也说得天衣无缝。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罗贯中笔下之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也都是他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这,难道不是“权谋”?看不出这一点,只能说明脑残。
诸如此类伪善加权谋的地方还有许多。比方说,小孩都知道,刘备摔孩子,是“邀买人心”。甚至就连他那个“携民渡江”,真实意图如何,都很可疑。朱苏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说:“我不承认哪个帝王是忠厚的。”这话我同意!
可疑的旗帜,有毒的药丸
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举的“道德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被罗贯中(也许还要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整容变性”后的“三国”。显然,它的问题不在“容”(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多远),而在“性”(主题、思想、倾向性)。或者说,不是“容之丑”,而是“性之病”。“性”的问题,也不在“尊刘贬曹”,而在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主题既鲜明,人物亦鲜活；罗贯中和毛氏父子,也动机既纯正,手法亦高超；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了“麦城”,甚至走向自己反面: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上引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侠客梦的关羽,则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显然,这是一个悖谬；而问题,就出在他们要弘扬的“忠义”。
忠义旗帜的高扬,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直接原因在人际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这种关系是不可解除的。就算解除,那也是被依附者的事。比如夫妻离异,就不能叫“离婚”,只能叫“休妻”。
这就要讲“忠”,即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臣子必须忠于君父,君父就不必。君父的义务,是仁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表面上看,似乎都有道德义务。但这只能叫“对等”,不能叫“平等”,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处于主导甚至主宰地位的,仍然是君、父、夫。
不过,能对等,也不错。因为倘若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义,才是普遍适用的。君要讲“仁义”,臣要讲“忠义”,朋友要讲“情义”,买卖要讲“信义”。看起来皆大欢喜,实际上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是“义”,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只能根据一个模糊的理解,相机行事。正因为可以灵活处理,所以,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便都是“义”。当然,这也就是关羽。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总之,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这就不好操作。结果,要么各行其是,要么弄虚作假。因为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比如“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或者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处心积虑争权夺利。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就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总之,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但拿掉这面旗帜,也就不是《三国演义》。更何况,如果连这“亦真亦幻”的道德感都删掉,那可真是“多谋寡义”了。
不能没有忠义,又不能宣扬忠义。《三国演义》之不可改编,还用再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