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们开始联合申请项目的时候在钱（所谓的经费）的问题上态度是：同心同德（在一个申请团队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应对其他竞争者）。等到申请到项目后还没有正式开始做项目前，在钱（经费）的问题上立刻就变成了：同床异梦。等到项目正式开始，钱（经费）到位之后，则变成了：同室操戈。

　　这里，简单说几句关于中国人合作中的钱和感情的问题。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弄了一个创富傍，其评价方法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无非是加权平均而已，指标选取和其他的评价类的研究论文相比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唯一的特殊就在于它是南方周末做出来的。
　　除了比较那些富人们拥有的钱数以外，这个创富榜评价的基本思路向着财富的社会价值倾斜了一下，也就是对捐赠、纳税以及雇佣员工解决就业等方面进行了评价，这样，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富人里，最富的人往往却不是对社会最有价值的人，在创富傍里排名并不第一。
　　其实，对于富人来说，钱和责任往往联系在一起，也应该联系在一起；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钱往往和感情紧密相连。
　　不少中国人之间（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学者们）的合作往往是从感情和道义开始，而到金钱则完全结束。这让我特别痛苦，我们什么时候给自己留下了这么恶劣的印象；尽管有政治上中国人纷纷表示不愿意当官，而内心里则是对当官的渴望比谁都强烈的假象和本质；和一些西方人想当官就直接厚着脸皮去竞选，绝对不表示“没兴趣”这样虚伪的形式简直是天壤之别。也许中国人在钱或者其他在人的本性里应该追逐的东西——如官和地位——的问题上，被几千年的禁欲和完人思想的禁锢下太久了，一旦有机会放开，则宁肯不要感情，也要实际上最初大家都说不在乎的钱或者地位了。

　　而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天下人都知道，当钱够基本生活所用的时候，再增加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最后只是一个可以让拥有人温暖心理的一个数字而已，应该说，钱永远不够用，但是，钱也永远没用。
　　而感情不同，一旦因为钱的问题伤害了感情，之后你想去弥补，那么即使10倍的钱也已经换不来原来的感情了，甚至换不来原来感情的十分之一，毕竟，你曾经在意了钱，谁又会知道你什么又再度在意钱而把朋友或者亲人的感情放在一边呢？再度在感情上受伤害是一个拥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所不可能去接受的，除非他头脑一直发热。
　　于是，我们中国人的合作因为钱的问题而痛苦着，在我自己身边，就会多次看到类似的场面：开始在争取项目的时候大家会谈到钱，会谈到对于钱的基本态度，一般是无所谓，但是合作的时间开始之后，这些关于钱的原则立刻被模糊化，其中某个或某些对钱都稍强一点支配权的人肯定地会得到了更多的钱而隐瞒着对方或者更多的合作方，而非常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是傻子，于是，好一点的好合好散，不再继续合作；差一点的则是感情上彼此都感觉受了伤害；严重者则是对簿公堂，各自以仇人的面目出现了。

　　人对“要钱和要感情”这道选择题上的愚蠢怎么就这么一再地重复出现而没有止境呢，甚至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反复出现，这些钱对于他的意义就真的这么大吗？
　　有人说过解决方案，就是制度化，法律化，这当然是最终的方法，但是日常生活里的合作，数额往往不大，几万元乃至几千元的规模而已，所以，一切从开始就“亲兄弟明算帐”的说法往往实行不下去。
　　所以，民间才有那么多关于在钱和感情上如何取舍的谚语，如“朋友别谈钱，谈钱两不来”，而每一句因为其深刻而更加显得无奈了。
　　唉，莫非咱们大多数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要不断重复这个愚蠢的错误？在我看来，答案是让人绝望的。

我的南方的小朋友FloatingRose一度在我后面留言，说到：

引进的问题还是惟才是用吧，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本土人才，还是海归人才，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公平公正的价值评价体系最好，不过就目前现状来看，似乎有点乌托邦梦想了，难就难在决策者的思想意识上。
外国人来解决体制问题，怕是会严重的水土不服。什么都不能太“过”，而讲究一个“度”和“适”的问题，在因地制宜、广为吸纳、兼容并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革是一个理想状态，但说着容易做着难，难在把握分寸。分寸把握不好，容易极左，也容易极右，甚或流于平庸。而既然是创新改革，是容不得平庸的。

我在后面回复了一些字，现在觉得有点普遍意义，，改写后贴在这里：

我们有过多个阶段：

第一阶段，东方一切都好，西方属于蛮夷

第二阶段：西方在某些技巧方面好，可是在哲学以及更博大精深的东西上就不好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第三阶段：西方一切都好，东方实在太差（坚船利炮之下，去不了西洋的就去了东洋，所以很多这个思想是从东方的日本来的）

第四阶段：根据经济和科技发展情况考虑，发现现在的西方确实要好，我们就认为他们好，把我们先贬低一下，奉洋为师，或者奉假洋鬼子为师也是一个临时的选择；等到自己的经济发展了，再说科学、文化和其他也罢。

第五阶段（理想阶段）：在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实力上和其他发达国家完全平起平坐的阶段。你好的我都学来或者偷来，我好的我也不介意教给你。我很自信，你偶尔犯个错误，说个什么台湾总统之类的错话我也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台湾跑不了。

“一入侯门深似海。”

确如其说。前段时间侯耀文先生的身后事因为官司而格外引人注目，再次有趣地印证了这样的一句话。

看来，就连艺术家的“侯门”，那水也是很深的。

有时候觉得很是奇怪，为什么侯家大哥不常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呢，都是侯耀文先生女儿的二大爷这样一个角色却不断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而且，这次怕主要是负面形象了。

侯家的事究竟如何？自有法官们去忙乎，咱们老百姓可以不去管它。不过，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一个一般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二大爷”好像在民间都特别不受待见。最经典的表述就是——

——“去你二大爷的！”

为什么大爷不让离开，倒是二大爷需要让他滚蛋呢？！

俺们想了想，还是利益所致。

每当一分析这样的民意表达，我们都能很容易就发现利益的影子在后面，也就让人心里格外悲伤起来。

是啊，作为二大爷我惹谁了啊？为什么让我“去”？

民间（不只是民间，皇家也一样），如果兄弟多的话，往往老大会充当一个权威且相对中立的角色，而老二呢，则往往认为自己没有当老大已经是很亏了，本来可能获得的众兄弟们的尊重也就没份，毕竟，自己和老大一步之遥，如此委屈也确实可以理解；另外一个方面，自己又比其他的兄弟年长，也许对于家庭、家族的贡献都要比其他的兄弟高，于是希图的收益也就相对较高些，可是，上面有老大罩着，下面的兄弟们又不会象尊重老大那样尊敬他，甚至都觉得应该和老二平起平坐，于是“二大爷”就整个两头受气，窝囊得很。

在只有兄弟们在的时候一切还都好说，毕竟一奶同胞嘛，怎么都无所谓。

可是，媳妇们纷纷进门，孩子生过一堆之后，这个心态可就不是一般的不平衡了。在家族中就老想说话，可是，如果老大在，自己说话的分量就提不上去，老大不在了，老二也不能直升为老大，因为大家就觉得哪怕缺位也不需要递补，应该大家每人一票才行，“二大爷”还是没希望。

没有获得权力和和尊重希望的人，又有所贡献，甚至贡献可能还不少，当然就不舒服了，当然就很容易成为搅局者了。

于是，二大爷就很容易前往搅局，可是，你去搅局别人并不拿你当回事。自然而然，那句著名的话就出来了——

去你二大爷的！

　　平安夜的重要性似乎比圣诞节的正日子还重要，现在我都没有弄太清楚到底耶酥他老人家出娘胎是在圣诞节前的那个晚上还是圣诞那天的凌晨。给他弄个几点几分合适?

　　这里贴一段自己在《南游记》中一篇文章里写到的关于圣诞节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说法。这里的太阳神并不是阿波罗，阿是希腊神话的人物，不在这个系列。

　　关于耶稣出生的圣诞日，据我听来的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的系主任(同时是基督徒)的说法，这个日子其实原来是太阳神的生日，因为当时的世俗领袖是罗马人，而罗马人信仰的神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体系，太阳神则是其中重要的信仰符号，12月25日，罗马人要求全国为太阳神祝寿，当时的基督徒作为弱势群体，在那天也不得不作出一个朝拜的姿态，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于是基于阿Q的心理，自己私下里干脆就认为是在为耶稣过生日了。这是研究宗教的学者的看法，应该可信度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作为基督徒的他总结到，可是，现在谁还记得这其实是太阳神的生日呢？言下之意，颇为基督教的广泛性自豪了。

　　又据一种说法，12月25日是冬至日，这一天，是太阳在正午时刻距离地平线最近的一天，是季节由昼长夜短转为夜长昼短的转折点，因此才是太阳神的生日，人们为感谢本年来太阳神的恩惠而在无敌的太阳节(Natalissolis invictis) 纪念太阳的诞生。但是这种说法让我觉得有些可疑，因为如果为太阳神选择生日，为什么不能选择夜长昼短转变为昼长夜短的转折时间呢？

　　中药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是值得骄傲的一个遗产。可是，在海外的禁售情况却让我觉得非常惊愕，象美国这样医药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禁止销售的中药种类居然这么多，就顺口扯几句关于中药的话题。

　　大家可能都知道鲁迅先生对中医的态度，认为中医大抵是骗子，其实主要还是他们依赖的理论基础实在是太不牢靠了，基本是用玄学而不是科学来支撑整个中医，这个问题在古代人们对现代科学的认识还不足的情况下是没有暴露出来的，毕竟，懂哲学的老百姓实在太少了（玄学是哲学的一种），懂科学的人数则基本接近0（以中国式占星为主的所谓“天文学”以及生活必须的应用数学等少数几个学科稍微例外一点），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古代的官员多懂一点中医，应该是他们读书读多了，哲学又是必修课，看中医的理论基础当然很容易就入门了，所以，可以常见到官员和医生坐而论道的情形（著名如唐玄宗和孙思邈，则上升到皇帝这个级别的官员了），应该就是因为有不少共同语言的缘故啊。

　　一个理论体系一旦形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修正自己明显谬误的地方，就可以流传一段时间，并且会排斥其他的理论进入该体系，这就是中医所以现在被西医严重鄙视的情况下能够去反鄙视的一个原因，解释就可以是“我们的理论基础不同，你们那一套不适合我们”。但是，科学这玩意是有规范规律规则可循的，于是，西医继续发展，而中医一方面在偷偷地借用（也有走科学分析和论证这条路的）西医的理论，另外一方面则是继续寻找失散多年的更古的中医理论和秘方，崇古成为中医的一条重要通路。这让我觉得非常悲哀，人怎么应该相信很久以前的古代人的理论指导现代的实践呢？原始社会的黄帝和奴隶社会的各位大“贤人”们的智力肯定是超不过我们现在的中学生的，当然，我指的主要是科学素养。

　　我从小就设想过自己如果生活在古代，那么就会是一个预言家，我就可能提出微积分的理论（哪怕只是雏形呢）、我就可以创立物理、化学、地理等多个学科，我还能够预言未来，这个想法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觉得古代的人愚蠢到连我一个孩子都不如。这个经典的想法其实我相信人人都有，而且更有趣的是，美国人把它拍成了电影，把现代社会中一个智力低下的人送回了古代，结果他成了全天下最聪明的人，其表现出来的智力为皇帝和臣民们所折服。看来，这样的想法非但我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同样有。

美国人喜欢掠夺别人，做坏蛋；同时，美国人也喜欢帮助别人，做负责任的国家。

哪个是真正的美国？我认为都是，前者是国家利益优先的美国，后者是原则性的普世价值优先的美国，两个角色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倒换。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人们基本还是能够认可一些所谓普世的价值的，比如以人为本之类，当然，具体在不同的情况下怎么以人为本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原则总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要把原则弄的可操作，则困难多了。

事实上，帮助别国发展在一些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傻，是不为国家利益（尤其是临时利益）着想，但是还确实有政府或国民如此做，那么我们理解这样的做法除了长期利益的考量之外，应该就是一些原则性的普世价值在起作用了——人们毕竟很善良。

但是，其他时候还是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在谈判还是其他的争执场合下，能沾多大便宜就沾多大便宜了。此时，更多在考虑立刻就能获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