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和两个男人
——读胡破卷《上善若水》
一
只一个字
就足够感动你一辈子
而起初
你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
一切都错了位
当知道一切的时候
你只能面对它的悲怆
一句话也不用说
真，就一个字
二
在“父亲”这个词后
你看到两个男人
他们对视的尴尬后面
是怎样的咬紧牙关
他们不能握手，只能用沉默
表达灵魂真正的力量
因为，“在命运的洪流面前
个人的抵抗是徒劳的”
2009/4/17
胡破卷《上善若水》：http://xys3.dxiong.com/xys/netters/psi9/hupojuan2.txt
爱是什么
——读卡夫卡《变形记》
人一旦病倒了，你就没有用了
不仅没用，还成了别人的累赘
这时候，你的爱都只能是心意
而心意是没用的，别人也无心来体会
即便是爱你的人，终竟要厌恶你
没办法，他们没有心情来体会你的爱意
他们只想抛开累赘，自己生活得好点
因为爱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
2007/1/9
安全感
——读卡夫卡《地洞》
无所逃于天地间
恐惧追得我比影子还紧
我的家，他们随时可以夺走
一声宣判，你便一无所有
我没有什么野心
只想享受寂静而已
可他们决不愿放过我
就为我那无与伦比的杰作
2007/1/9
尊严
——《审判》中的约瑟夫·Ｋ
他冷峻
虽然眷恋尘世
一片一片地，他撕碎自己
不留给豺狼
一片一片地喂给
信仰，即使未必可靠
他拼搏，尽了人力
捍卫了尊严
2007/1/10
读了《城堡》
终于读了
竟然终于没有读完
最后三章只草草扫过
太冗长了，弯弯绕的对话
绕了又绕让人气闷
希望，都是虚幻泡影
无非是无望而已
最后是无望
怎么样都无望
K应该不是Kafka
也不会是我
那他是谁
2007/1/19
读《庄子奥义》后对庄子的印象
庄子的假想敌是谁？
——专制帝王及其政府（所谓“庙堂”），以及为其“帮闲”的思想家。
庄子主张无知吗？
——不，他主张的是“至知/无知”。对此，我的理解是：知识不能简单地说“越多越好”或“越少越好”，而是要区别清楚。顺道知识越多越好，悖道知识越少越好。所以，求知既是知识增加的过程，也是鉴别所得知识是否合道，并剔除悖道知识的过程。这里的“道”，可以理解成真理。
庄子主张无欲吗？
——面对专制者的利益诱惑及其帮闲的名誉诱骗，庄子主张无欲。但是，此外的一切，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庄子主张有欲。庄子本人对物质的欲望不重，认为“其嗜欲深，其天机浅”；但对精神自由和顺道知识，其欲望之强烈，过于当时诸子。
庄子的“无为”是特指
——“为”特指专制庙堂对江湖民众的“治”。“无为”特指庙堂无治。个人的“无为”，则是特指不要为庙堂帮凶、帮忙或“帮闲”。
庄子的绝对主义
——庄子原来并不像老子那样强调相对，而是强调真谛的绝对。在真谛绝对之下，俗谛层面的相对位阶也是固定有序的，而不是“辩证的”相对。
庄子的“消极”处世与积极求知
——面对“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者及其帮凶，庄子采取的是坚决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这看上去很消极的“间世保身”、“逃刑免患”，实际践履起来却极不易，需要“齐于天”的大智和“勇于不敢”的大勇。像庄子这样“乘物”而游刃有余的人，古今无几。
“乘物”已经不易，“游于羿之彀中，然而不中者，命也夫！”在如此令人绝望的境况下“游心于德之和”，更是谈何容易。然而庄子却“于学无所不窥”，且激扬性情，齐物傲世，怡情于大自然——其亲撰的著作让魏晋时代的人们赞叹“博物止乎七篇”。
庄子的真性情——拒绝表演
——“妻死，鼓盆而歌”的姿态确实“先锋”了点，不知是否实际发生过。但无论怎样，庄子对“不祈唁而唁，不祈哭而哭”的厌恶，对“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的拒绝，都是其大率大真的表现。
庄子的根本态度（所谓“至知”）：做你喜欢做的人
——“齐物”显得太深奥，“逍遥”显得很飘渺，似乎都不太容易把握。但“自适其适”实实在在，又很通俗，人人都能理解——做你喜欢做的人，或者更直接一点就是，做个你想做的人。
好了，这就是我读了《庄子奥义》之后，心目中形成的庄子形象。这个形象一点也不玄奥，更不古怪。相反，他非常亲切。
2008/1/11
李白与苏轼的空灵
李白是天真汉，苏轼是阿Q翁，他们都是浪漫的牢骚家，是屈原的衣钵弟子。屈李苏都怀抱伟大的政治理想，但就像陆游、辛弃疾空有伟大的军事理想一样，如果真有机会，他们未必就真有能耐实现他们的抱负。
这些伟大的文学家似乎根本就没有把理想安置在文学上，“可谓无一人专心致意的来研究文学，可谓无一人专心致意的来创造文学！”（胡适语）他们的意识全都跟着社会主流意识走，把政绩、军功当成追求的目标，并以为如此就可实现他们拯救天下苍生的志愿。他们的思想逻辑是，爱民→报国→忠君，所以他们无一不是把接近帝权、为官为将作为实现抱负的途径，这在总体上是帝王专制时代有理想者的共同悲剧。
李白苏轼亦不可免，所以他们的理想只能是浪漫的空想，当他们的理想被现实粉碎之后，他们又用浪漫的调子把一腔怨愤诉诸笔端，无论是李白的清高，还是苏轼的豁达，都是无奈中的自我解嘲，都是不平心态下的自我平衡。之所以他们的骚怨一个清高、一个豁达，一个飘逸、一个幽深，那是因为他们一个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一个则深染了佛家思想的色彩，但两人都是欲入世而不得后的出世之想，是充满苦味的空灵和洒脱。其实，如果他们把文学追求作为人生事业，则都可以真正地洒脱一把，因为他们都是可以睥睨一世的巨手豪杰。可惜他们身为文雄却崇拜英雄，邈不知他们所追寻的英雄其实根本不值得他们去追寻，他们所理想的人生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实现的人生。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是古今中外许多大文学家的悲剧，是所有不识艺术价值的不自觉艺术家的永恒悲剧。
这是主流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对艺术家不羁天才的小小报复。
2005/11/4
痛心史，使心痛——读余世存《非常道》
读完余世存先生的《非常道》，有许多话想说，却又无话可说。
痛心！除了这两个字，我想不到更合适的字来表达我的感受。于是，在书后写下：“痛心史，使心痛；长夜读，独夜长。”
非常可惜的是，王康先生的序《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和余世存先生自己的后记《关于类人孩语》竟然没有随书付印。好在网上有，一读之下愈加沉重。王康先生的长序恣言无忌，眼界宏阔，气势磅礴，掷地有声的词句仿佛一声声闷雷中急落的豆大冰冷雨点，浇得人浑身透湿，心底冰凉，遽然心痛。余世存先生的后记，则欲言又止，含悲忍啼，只如闷热中一袭迅风，使人愈添烦热，焦苦无计。
非常道，即非常语，即“类人孩”语；也就是中国160年的心灵话语，是中国160年的痛心语。
160年来，他们的痛心，他们的话语，他们的前仆后继，他们和中国的希望，都没有泯灭，都延续到今天。他们当中有的是先哲和先贤，然而他们都被认定为“类人孩”——他们没有成为文明社会理性成熟的公民，没有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理性的文明国家，他们都是专制集权制度下被凌辱的理性稚弱的人。
而这种制度也还没有泯灭，延续至今，仍然在凌辱着十数亿人。如果没有人继续寻找，中国就不会有希望。
人只有自己长大。夜再长，总要破晓的。
（2005.7.12）
读《天葬》
西藏问题之所以解不开，归根结底是在于人类自身的问题解不开。
——王力雄《天葬·跋》
对西藏的感情不知起于何时，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份感情由来已久。
最早是对西藏的神往。那大概始于中学地理和历史课，关于那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独一无二的高原，那座海拔8848.13米的世界第一的珠穆朗玛峰，还有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故事，都那么令人惊奇和神往。然后，就是与一些歌曲有关了，比如《青藏高原》、《回到拉萨》、《珠穆朗玛》等，更把一种邈远的想象带入梦境。再后来，就是到了民族学院，接触了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了解到西藏的神秘宗教和独特文化，活佛转世、布达拉宫、《格萨尔王》、藏族歌舞等等，无不激发好奇，诱人遐想。后来系里来了三个西藏的师妹，本想交个朋友，却因为羞于主动而终未结识。毕业时，一度想去西藏工作，也终未如愿。
2000年国庆，一个偶然的原因促使我独闯拉萨，用了近4个小时饱览布达拉三宫——红宫、白宫和巴康列康。巍峨而独特的赭红色草墙，琉璃辉煌的金顶，文城公主进藏的壁画，历代达赖喇嘛的宝座、灵塔，巨大庄严的佛像，巨大灯芯的酥油灯，凝神颂经的喇嘛，以及别具一格的厕所，好奇惊叹的老外，口语流利的喇嘛导游，甚至上下楼梯时小腿肌肉的酸感及呼吸的粗短费力，都还能一一追忆回来。
然而，就为这4个小时的游历，我却用了整整10天的工夫，从北京出发到回京，整整10天，火车连着汽车，中间从拉萨到成都是坐飞机，整个旅程中只在拉萨住过一夜旅馆，其它所有时间都在车上。
这样的一次亲密接触，使我对西藏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关于西藏的书，只要遇上，我都会留意一下。对照着《中国少数民族简史》关于西藏的部分看过《西藏活佛转世制度及清朝对西藏的治理档案汇集》及《萨迦世系史续编》，尤其是读过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后，对西藏解放前的历史，心中算是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于是更希望了解一下西藏解放以来的历史。
在布达拉宫，感觉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感情要远远胜过班禅，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之前在我的印象中，班禅才是西藏活佛的代表。这个疑问在看《达赖喇嘛传》时部分地得以解开，再读《天葬》时就更是豁然开朗了。
《天葬》把西藏解放以来的历史面貌，以作者对材料的客观编述及对亲历见闻体验的客观记述的形式，真实可信而具体可感地呈现出来了。当然，作者的着眼点并不在记述西藏的历史，而是为了还原西藏长期以来被政治宣传所遮蔽的真相，从而为西藏找到一条利于普通藏民百姓的前途。
作者的目的在其付出卓绝的努力之后部分地达到了——还原真相的目的达到了，西藏前途的目的却落空了。因为真相告诉他：“表面上看，西藏问题的症结似乎是西藏与中国的或分或合，实际上它几乎包含了当今人类的所有矛盾和冲突──主权之争；民族主义；文明冲突和宗教对立；东西方差异；传统丧失与价值体系解体；现代化和保持传统；发展经济和自然保护；人口压力；地区冲突；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霸权政治等，无一不以各种形态体现在西藏问题中。西藏问题之所以解不开，归根结底是在于人类自身的问题解不开。”
对于这个结果，作者自感无奈，所以他在序言中不无遗憾地宣称：“也许我只能展开一幅西藏的画卷，让你随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历史与现实中遨游。那里的天湛蓝，雪峰耀眼，寺庙金顶辉煌，那里有青稞、牦牛、酥油茶和糌粑，几百万人民与神灵鬼怪共度了千年宁静，现在正被碾轧进那片高原的历史巨轮所震荡。”
相对于北京方面和达兰萨拉方面来说，作者的立场是足够客观的了，但是，这种客观也只是相对的，由于作者对西藏的热爱和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敬佩，显然，在感情上，作者更向着藏人一边。这种人道主义立场使作者更为可敬。
作者在文化上接受“多元文化”的观点，或者叫做“文化平等”观念，认为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文化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今天西藏受闯入的世界文化冲击，处在巨大的震荡之中，西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空前的威胁，这对西藏百姓是不公平的。作者对此表达了深深的惋惜。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作者。我觉得，虽然一种文化是一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非常稳定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该族群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最适合该族群的文化。但是一种文化长期封闭发展，没有与别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其结果必将最终走向没落和衰败。实际上，藏族文化到清末已经表现出了衰落的迹象。所以，且不说世界文化的融汇是大势所趋，就是从藏人的立场来说，我也认为接受世界文化的洗礼是藏文化继续发展所必须的，是藏文明的一次再生。
至于藏民百姓的意愿，我觉得他们对活佛传统的眷恋根源于他们在教育上的局限，只要藏胞们能得到适当的教育，他们就会对西藏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感到庆幸，毕竟，人类对自由和富足的向往是相通的，没有人愿意永生永世都为一个不可验证的来世天国而匍匐在所谓的“活佛”脚下。而西藏的教育，是从民国以来才开始兴起的，主要的教育成就还是在解放之后得到的。我觉得这是西藏的最大收获。
是的，“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确是“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虽然西藏的“天”没有变，但是西藏的命运已经被整个世界历史所裹胁，西藏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无论如何，西藏都要迎接未来，哪怕，那是普通藏民所不欢迎的。西藏并不在天上，西藏也是大地之子，这个世界不可能抛弃西藏，西藏必然要融入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
让我们一起为西藏祝福吧！
2006/1/25
以下摘录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中的部分精采段落，与您奇文共赏。
最幽默的一段：
我有一块日本制造的旅行手表，是一位朋友送的，那表可以测量海拔高度，因此朋友认为会对常去西藏的我有帮助。可我虽然戴着那表数去西藏，却只是看看时间而已。日本国土上的最高点是海拔3776米的富士山，手表显示的最高海拔是4000米，对制造手表的日本（包括对世界大多数地区）已经是绰绰有余。然而在西藏，富士山的峰顶却埋在绝大部分的沟底或河谷里。拉萨是西藏最适宜人生活的低海拔地区，仅仅比富士山峰顶低100多米，等于拉萨市民全体生活在日本人高山仰止的富士山顶。所以那块测高手表在西藏几乎永远给我显示“FULL”，只有在个别下山途中才会偶然苏醒，跳出标志海报高度的数字。那时我一般就会想：“噢，快到富士山顶了。”
——王力雄《天葬·宗教》
最震撼的一段：
西藏的雪有多大？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个情景。当公路被大雪阻断的时候，打通的方法是以推土机打头，在雪中铲出一条路，被阻隔的车队跟在推土机后面爬行。推土机推开一条走廊，两边雪墙跟房子一样高。那时人如果站在雪上面，会既看不见推土机，也看不见车队，只有茫茫耀眼的雪原一望无际。
曾经有在边境巡逻的士兵被暴风扫下陡坡，据目击者见：“他们坠落的一刹那只在雪谷戳了一个洞，几分钟之后，洞也被暴风雪抹平。”
十七世纪一位葡萄牙的耶酥会传教士这样记述他在西藏遇到的雪：“我们不断地陷入大雪之中，而且有时一直陷入到肩部……我们多次被迫全身躺在雪地上，就如同在水中游泳一样”。夜幕降临时，他和同行者靠着山岩蜷在一起维持体温。“雪下得如此之急和纷纷扬扬，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都无法看到。我们三人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抵御极其寒冷的风。为了不被大雪埋没，我们被迫在夜间不时地站起身来以抖动自己的大衣，然后再重新挤在一道避寒。我们已几乎失去了知觉，尤其是双脚、双手和面部。我有一次希望拿某种东西，而不慎失去了手指上的肉，但自己却既没有感受到，也未曾注意到，一直到发现血沿手指流出为止” 。
在西藏，雪灾的概念固然包括了交通阻塞，供应中断，低温对人的生存造成威胁等等，但是更主要的还在于大雪掩埋草场，造成牲畜吃不到草而大批死亡。如果雪比较浅，牛羊可以把雪拱开吃下面的草，虽然费力，还不至于饿死。雪厚就困难了，不过如果有大风，雪可以被刮开，也不会成灾。最怕的就是雪后无风，又出来大太阳。西藏空气稀薄，太阳辐射的能量比同纬度地区高一倍或三分之一。在秋冬或冬春之交，中午时分的日晒可以使表面的雪半融化，中午一过又重新结冻。那就惨了。雪上形成一层冰壳，如果雪浅，草被冻在冰壳中，如果雪深，则草被埋在冰壳下。牲畜没有力量拱开冰壳，或者无法吃到冻在冰壳中的草，只有空着肚子忍受严寒，以至饿到彼此啃噬对方身上的毛，坚持不了几天就会开始大批死亡。
为了挽救牲畜，牧民采取走圈放牧的方式，把牲畜分成小群，除了小孩和老人，每个家庭成员赶上一群，带一袋糌粑，背一口锅，各奔东西去寻找可以吃到草的地方。在茫茫无际的高原上，他们往往一分开就是很多天，每个人都是独自对付一切，夜里就挤在畜群中睡觉。有时达到千里冰封的地步，赶着牛羊到处走，就是吃不到脚下的草，真是毫无办法，眼睁睁地看着牛羊成片倒下。
有些牧民那时用死牲畜的尸骨熬汤喂还活着的牲畜，不过那又受燃料限制，草原上找不到燃料。有些牧民甚至把仅有的木质家具也劈成木柴烧掉。那无是异杯水车薪，丝毫挡不住死亡的蔓延，只不过表达一种悲壮和徒劳的挣扎。一场雪灾过后，草原就像恶战后的战场，尸横遍野，震撼人心。
近年发生的最大一次雪灾在1989年，西藏北部连降150多场大雪，平地积雪半米以上，阴坡积雪达到3米。2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被这样的大雪所覆盖，那面积相当于整个英国或者是6个半台湾。可以想象从天上下来了多少雪。雪灾持续了八个月。
高原上的冰雹也极厉害。我在青海达日县看到过一个乡政府的报告，几户牧民的牲畜在一场冰雹中被砸死了90%。这种事我闻所未闻，多大个儿的雹子才能砸死牦牛，且砸死那么多？我问达日的县长，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放牧者？高原草场平坦辽阔，很难找到躲藏之处。县长回答得很平淡，一下冰雹，放牧者就会钻到牛肚子下面，即使牛被砸死了，人也没事。
夏日西藏往往一天可下好几场冰雹，如果不砸死牛羊，就纯属正常。有时短短几分钟，地面就能积上半尺厚的雹粒，整个草原全部铺满，茫茫一片。那时我总是在算计冰雹的总重量会有多少万吨，一边惊叹天空的承载力。
除了藏东南谷地，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都离不了火。中共进藏时被派往藏北工作的崔善才对藏北的寒冷有生动描述，他回忆说：“那地方非常冷，扣子掉了，吐口水重新粘在棉衣上又冻结实了。”
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每年刮大风的日子超过140天，其中改则县的年大风日超过50%。我在西藏高原上经历过很多风，但是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却是一个无风时刻。那次我进入一片如同月球一样荒凉地方，大气寂静到极点，纹丝不动，但是无边大地上布满了千年长风刻蚀的巨大风痕，一条条以风的姿态伸向天边。我当时的感受是那每一条风痕展现的只是西藏的一丝风。那一刻我站在一丝风中，而那一丝风巨大得让我胆战心惊！
——王力雄《天葬·宗教·生活在天上》
最神奇的一段：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氧气对低地人的作用。我认识一位名叫刘励中的摄影家。在一次骑马穿越西藏高原的途中，他追踪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疲劳加风寒，当晚便出现感冒引起的肺水肿。那是一种被认为最危险的高原病，死亡率极高。其病状被这样描写：“发出的声音，简直就像淹没在他自身的液体中，始终伴随着连续、响亮的水泡音，就像他的呼吸是通过液体一样。棉花糖似的白色泡沫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 刘励中当时已认定自己必死，那时他处于羌塘高原中心，海拔5500多米，前后几百里没人烟。对短时间就能致人死地的肺水肿而言，他根本没有走出高原获得救治的时间。
然而奇迹来自他的藏族向导。向导熟知那一带地形，恰好离他发病处几十公里的地方，有一条罕见的高原大裂缝。他被绑到马上赶往裂缝。刘励中说他那时昏迷在马背上，只能偶然在颠簸中恢复一下知觉，看到夜空晃动的星星。但是他清楚地感觉到空气中的氧在增加，每从裂缝向下走一段，窒息就缓解一分，无比舒服和清新的感觉在上升。裂缝底部的海拔只有二千多米，就是那迅速下降的三千米救了他的命。高原医学有这样的定论，只要能将病人迅速送到海拔2400米以下，30分钟到2小时，肺水肿症状就可以改善，最终甚至可以不治自愈 。刘励中在那条大裂缝的底部躺了三天，全凭低海拔的氧气恢复了健康，使他最终走出了高原。
——王力雄《天葬·宗教·生活在天上》
最有趣的一段：
汉人常讥笑藏人一辈子不洗澡。那倒不假。即使生活相对比较讲究的寺庙僧人，洗漱也极其简单。曾在色拉寺习经十年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这样描写僧人洗脸：
先在嘴里含一口水，然后用嘴里吐出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第二口水要吐在手心里，再往脸上一抹，这样洗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因为没有毛巾或手帕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摆擦一下。
至于牧区老百姓，就更是不洗了。我原来也以为那是卫生习惯的问题，但是在牧区呆上几天，连我自己也不洗了。藏北连七月的盛夏晚上都要烤火，寒冷使人根本不想碰水。何况皮肤洗得越干净越不禁风吹，开裂越多，反而是不洗可以留下天然保护层。因此我明白，不洗并非是不卫生，而是必要的生存方法。
初到西藏的人亦常对藏人不洗碗大惊小怪，其实道理一样，寒冷使得用水洗碗既困难，也洗不掉碗上沾的油腻，只有擦才最干净。有时藏人还用干牛粪擦锅，那是因为牛粪有碱性，有助去油。其实西藏的牛粪不一定比内地的洗涤剂有害成分更多，如果再进一步了解西藏人与牛粪的关系，就更懂得他们不会把牛粪当成秽物。
——王力雄《天葬·现代化·天人合一》
最残忍的一段：
我们3个不幸被叛匪抓住。从山上赶到一户人家门口，庸仲还没有回来。有人喊：派八个人看住他们仨！让他们跪在地上不许动！有几个人看着我们，其他人一窝蜂进屋开会。有封信还在我身上，趁他们没注意，我赶紧塞进嘴里，拼命往肚里吞。有个芒康人，是贡嘎喇嘛强措的助手，叫土登，他吓唬我：吃的什么？我说吃的虱子。一会儿，他们把我悬空吊在梁上，每个腿上绑着一口袋盐，把衣服也扒下来，然后用鞭子抽。那个叛匪头子喇嘛强措过去知道我。他们抽我的时候，他就翘起二郎腿冷笑：有人说你带了枪和信？我说我听不懂，我是个要饭的人。他们继续抽我，抽到51下的时候我昏过去了。
在梁上吊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放下来。我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帐篷里，康定人安珠?贡保扎西弄了点糌粑糊叫我吃，他跺着脚嘲骂我是相信魔鬼的人，是魔鬼的狗腿子，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衣服是美国人发的。是坐飞机回来。还说飞机是什么什么，想飞哪就飞哪，说我是糊涂了，他们要我清醒过来。最后。还是让我交代信、枪哪儿去了，让我动员工程队投降。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要饭的，只是路过此地，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索县领头的就是热登寺的绒布?丹增囊珠，他问：“信呢？枪呢？你们单位多少人？有多少枪支？不交代就罚你。”有个人在石头上磨“堪贝”，是个吃糌粑的小铜勺。他走过来说：你不交代？我不吭气。他用磨利的勺子割开我的眼皮，问道：说不说你们单位多少人？我说不知道，是要饭的。他又用勺子割开另一个眼皮：再不说就挖你的双眼，剥你的皮。
我当时横下一条心，反正也活不了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人抠出我的眼珠，一拉一放揪了三次，疼的钻心，眼球原来是有弹性的，它们垂落在脸上，还有些微弱的视力。人已经看不清了，只能看到自己的鲜血流得到处都是。
我激动起来：你们说共产党是魔鬼，你们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这么折磨我，共产党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服穿……，没等我说完他们便气急败坏地挖掉了我的双眼。这以后，我失去了知觉。
醒过来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架子上了，手脚绑得还很紧。我用下巴在地上拱了一个小坑，鲜血很快流满了小坑，我喝了自己的血，感觉清醒了一些。旁边看守我的人发现我在喝血，大叫起来：这个家伙实在太顽固了！过了几分钟，随着耳边“嘶”的一声，眼眶一阵刺疼，我又昏了过去了。是他们用烧开的酥油浇到我眼眶里。
——王力雄《天葬·革命·平叛》
（这段文字是西藏《雪域文化》杂志上记载的一个藏人在“平叛”中亲历的被西藏叛乱上层残害的故事。）
读牙含章《达赖喇嘛传》
前、昨两天看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与《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的西藏部分合看，并参照《清朝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及西藏活佛转世制度史料汇集》，理清了藏传佛教的大体脉络，重点搞清了活佛转世、黄教及达赖、班禅在西藏政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西藏近现代史有了较具体的认识。
看书时也有许多感想：时下人们还挂在嘴上的“西藏净土”论是一种“近视效应”，人们因为对西藏不了解，就以为那里一片宁静、一派和平，有纯洁的信仰，无龌龊的纷争。其实不然，走上那片土地，虽然天很蓝水很清，但那里的干旱与贫瘠，以及易于直觉到的人们的穷苦会给你更深的印象；当他们看着游人时，眼睛里流露的不是自豪而是自卑；看看西藏的历史，则更能感觉到那片闭塞的土地上，有阴谋也有骚动，有着悠久的压迫史。
达赖不是世世转生的活生生的佛，而是西藏政教专制统治集团的代理，是以神的名义取得和巩固财富、权势的假标签。而自六世达赖以来的每一世达赖个人，无不是被统治集团操纵的傀儡，从被寻找到掣签确认，从一两岁起，从思想观念到生活起居，都是在预设的一整套规则的支配下——靠抽签摸彩得到确认，幼年即离开父母之家，过寺院生活；被藏内外握有实权的专制者把持；实权者说要废去就废去；没有个性发展的余地，没有选择世俗生活的权利；只有被膜拜、被观赏、被摆布。同时，还常常成为专制集团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六世达赖在被押送进京途中失踪，是生是死众说纷纭，一团谜雾；九、十、十一、十二世均在二十岁上下的青壮年期暴死，死因不明。
（2003.9.15）
理想主义者的失落——从唐僧取经看中国反腐败理想的永恒困境
唐僧，立志取经，百折不回，面对九九 八 十一难，从不退缩，始终是取经队伍的主心骨。他一身正气，面对邪恶充满愤怒和憎恶，面对妖魔鬼怪虽然不免恐惧，却绝不畏怯，仍敢于大声斥责，道德勇气沛然充满胸间。他是一介文弱书生，由于沉湎于读书求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甚至生活亦不能自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书呆子，死心眼儿，对“圣贤”教导的真理坚信不疑，对取经的价值坚信不疑，真心相信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解除人间的苦难，实现小康乃至大同。可他不知道，他的取经彻头彻尾都是在演戏，他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戏中台前的主角之一，但他们远不是自主的人，取经路上的每一个人，“谁也逃不出西天如来的掌心”，每一个妖怪，都是被遥控的棋子。西天取经，从头至尾，每一场劫难，每一个细节，都在以如来为核心的西天佛界的严密监控和操纵之中。可悲的是，师父尚不能悟透这一层，徒弟们更是只能顶着“悟X”的光荣称号在闹剧的天空“腾云驾雾”了。
唐僧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成为取经人，他不会想，因为他相信他生来自由，他以为信佛是他的自由，取经是他的自由，“修成正果”是他自由意志的结果。他错了，他不会明白，他是被操纵的，他的出生是被安排的，他的成长、他的学习、他的一言一行，都是被监控的。他去取经是被安排的，他没有反抗，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他反抗会是什么结果，他的徒弟们都反抗过。他之所以有取经的资格，在他以为是他信仰的虔诚，但他没有深想他是如来佛的徒弟，正是这种出身背景才使他肩负不凡的使命，才使他去西天的一路上有惊无险。他不会想到，他只是一个被培养和锻炼的对象，他不会想到，取经之路是如来为他安排的，要让他有足够的资历进入佛界，要让他的进阶名正言顺。他不会知道，一切灾险都是有所控制的，他以为一切都是他自己选择和偶然所遇的，他以为他真的是出生入死了，他以为他的“修成正果”是没有一点水分的。他的严肃和一本正经在如来和西天的“圣贤”们看来多么幼稚可笑，在洞察了西天的人们看来是多么可悲呀！
取经的队伍里，除了唐僧，还有谁是真心诚意地要取经呢？三个徒弟都是被迫而来，只要解除紧箍咒他们立刻就会各奔东西。即便是凭借着这种权力控制了他们，但孙悟空一味好斗，猪八戒一味偷懒，沙僧则像是一根木桩，三人谁都没有在思想上认同于唐僧，也没有真正信仰取经的价值。所以，这师徒四人远不是志同道合的四个人，在取经的意义上，他们没有共同理想，是乌合之众。取经途中，唐僧在思想上是孤独的，三个徒弟也是各自孤独的，正所谓各怀心思。
在唐僧的眼中，取经的过程充满艰险，并且一路降妖除魔，屡建善功。但实际上，“进一步的深究同样令人失望，令取经队伍为之自豪的西天路上的降妖除怪又真正除掉了几个妖精，不过是打死了几个没有靠山的具有土著色彩的乡怪野鬼而已，那些有些来头的妖怪还不是照样逍遥法外，关键时刻总会有人说情，何况其中还有不少是来自西天佛界？”（淮茗《西天路上的凡夫俗子——猪八戒悲剧新说》）唐僧那里知道，那些下凡作乱的妖怪，本来就是公费出差，是有保障的腐败分子，他们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机会，不再受主人的管束，此时不肆意腐败一把更待何时？他们也知道主人会当众生气斥责他们，但他们更明白主人永远是他们的保护神，关键时候则是他们的救星，没有谁能把他们怎么样。
唐僧所向往的西天，不是净土，这一点在他向经书管理员行贿时他就应该了悟，更何况行贿是在如来的授意下进行的，这就更加透彻地表明了这一点。有了这一点，我们就不无理由认定唐僧师徒所取的经是一纸空文，而不是真理，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关乎唐僧理想的经书有任何实际效用，而取经之后唐僧和他的徒弟们都得到了实惠。这也就决定了唐僧取经的整体意义上的荒诞性和对于唐僧或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性。
唐僧的悲剧是注定了的。他不知道，他所向往的西天并不真正关心人间的疾苦，西天所竭力维护的是以玉皇大帝为代表的天庭利益，并与天庭相互勾结用暴力和阴谋来维护天地秩序。无论是西天还是天庭，他们都是在天者，是一切人间苦难的最终根源。如来培养唐僧的目的是要他进入在天者行列，而不是真的要他拯救人间，因为那样他就等于为自己培养了敌人。好在唐僧似乎是乐于上天的，在他第一次体验腾云驾雾的感觉时他是欣喜的，他已经远离了人间，再看不到苦难，他带着经书满意地以为圆满地实现了理想。
更有一点是我所不敢想的：唐僧从头至尾都知道，他只要演好这场取经的戏，就成圣成佛了！
无论如何，在唐僧灿烂地笑起来时，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号啕大哭了，他们由此看到了中国反腐败理想的永恒困境，因为他们还没有忘记，那个像唐僧一样悲天悯人、声称要抬着一百口棺材出任总理的朱镕基。
（200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