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感悟人生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来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是要吃苦受难的。我的家庭出身，我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我年轻的时候看到雨果的书，受到的那些影响，我接触到的那些人——我舅舅一家，我在扬州中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包括后来在大定工厂接触到的人……他们都对我有着影响。而这些影响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说大一点，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些东西有那么神秘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当你把这些想法真正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生活、工作和做人的原则以后，一切都很自然了。

我舅舅是旧社会的地主，但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一家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生不做坑蒙拐骗、伤天害理的事。他教育自己的家人，规规矩矩做人——“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在我的眼里，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 我的表哥中有三位上了大学，他们都是很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的一生中，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原则。虽然过得清苦，但他们活得充实、愉快。

在学校里，尤其在大学里，我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知识，更教我们如何做人。他们不是用空洞的教条、教义来教育我们，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感动、感化着我们。 西南联大的教授至少有一半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国外，过舒适的教授生活。在国外的大学里，他们学习的成绩都是很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国外 的知识界、教育界和科学研究机构都是很欢迎，甚至是很迫切地需要他们的。但他们都是学成以后立即回国。可以说是义无返顾地回到自己苦难的祖国，投身于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奋斗者的事业中。在昆明，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的生活几乎和我们这些穷学生一样，衣着俭朴、清贫如洗，但他们仍坚持着，一直到抗战胜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在贵州大定，中国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数百人的小厂，建厂之初，便集中了8位在国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留学生。在选址时，总工程师李耀滋深入到大定这个不毛之地，找到了乌鸦洞，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对昆明的狂轰烂炸。那样的艰苦没有让这些人退却，相反，他们坚持下来，在这里造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台发动机。

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在美国、欧洲都有过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我能够体会到，国家贫弱，人民就会被看不起，就会受到歧视。我想，在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心里，想到的也应该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强大。所以，他们选择了吃苦和奉献。 在旧社会，我们受到孙中山的影 响，受过“三民主义”的教育。孙中山讲过一句话，我很受教育，就是“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深深地记在我的脑子里面。从那时候起，我就选择了 “爱国要救国，要读书，要做大事，要为人民做事情，不做大官”的人生道路。 对国民党的那些当权者、那些一心只想做大官的人，我有自己的认识。 他们的腐败使全国的老百姓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连我舅妈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都能深恶痛绝地说出“为官不仁、为官必贪”的警句。可见，这些官僚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48年，我有幸在同学、同事的帮助下，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开始认识到什么是 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为什么腐败？而共产党的光明在哪里？认识逐步提高，最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入党以前，在石家庄的时候，组织上首先给我一本《毛泽东选集》，不是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是老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字很大而且很不清楚。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认真地学习了。我感觉到，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和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一致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中讲到： “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 法西斯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 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 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那末，这样好的 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说，是能够实现的，是必然实现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无可怀疑的科学的说明。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 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 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 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 这些话把我对社会的认识、对新社会的向往说得更加透彻。 后来见到了聂帅和一批共产党的干部，看到他们的作风跟国民党的作风、美国军人的作风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为了群众、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言行把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所以，我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要跟着共产党，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带向繁荣富强和美好的未来，也更加明确了一生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好自己力所 能及的工作的信念。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是最了解的。自己这一生能够做什么？ 我出身贫寒，童年体弱多病。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我的脑子并不很聪明。让我搞学术钻研，在科学理论方面创新、突破，我自己觉得脑子跟不上。钱学森 这样的大科学家，现在还可以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背下来，这是了不起的；还有我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梁守槃，他是我国巡航导弹的泰斗。在我的师长、同学、同事中，这样的人不算少，我是无法与他们比的。就因为这样，在我的一生中，从来不敢“翘尾巴”，时刻提醒自己，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

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我能够分析一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科研管理方面的工作，我还可以对实际问题作一点分析。这是可以在后天通过努力办到的。所以，在 1956年，我选择了去科研第一线、去基层。这一去，在沈阳干了22年。全身心投入到具体技术工作中，我感到了最大的快乐。

勤能补拙，回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说做了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毅力。 我原来是吸烟的。那是在到美国学习的途中，在一个美军基地， 看到别人买烟吸，我也买了一包，是骆驼牌，很便宜。到“文化大革命”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造反派批斗我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困惑、最痛苦的时候，每天要抽 一包烟。“文化大革命”后期，自己恢复工作以后，一次几位同志在一起谈话，有一位同志出于关心，说：“吴所长，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吸烟对身体不好，应 该戒掉。”我当即表示：“你说得对，我一定戒。”当时大家还以为我只是说说。有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说到做到，我每年送你一只烤鸭作为奖励；但你要是做不到，那就要送我一台电视机作为惩罚。我不假思索，马上同意。从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犯戒，就此把多年的吸烟嗜好戒掉了。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自己一次 也没有吃上那位同志的烤鸭，但自己戒了烟，也考验了自己的毅力。 在吸烟这样的小事上是这样，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我要说，天才人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在生活中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可能是与我一样天资平平的人。但我想说的是，虽然在学校里你的考试成绩始终是中等， 虽然你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自己身边的同学、同事，但只要努力、有毅力，“滴水穿石、锲而不舍”，你也一样会有所作为。

“你是个被 人称作幸福的人吗？”

在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是个被人称作幸福的人吗？好吧，可你没有一天不是忧心 忡忡的。每天都有大的烦恼或小的操心。昨天你曾为一个亲人的健康发抖，今天你又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明天将是银钱方面的麻烦，后天又将受到一个诽谤者的抨 击，大后天，一个朋友的坏消息；随后又是天气问题，又是什么东西砸破了，丢失了，又是遇到一件什么开心事，但心里不安或使脊梁骨也不好受了；另一次又是什么公事进展问题。还不去算内心的种种痛苦，没完没了，散了一片乌云，又来一片乌云。一百天里难得有一天是充满欢乐和阳光的。还说什么你是属于这少数享福人里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却老待在那种终年不亮的沉沉黑夜里。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个世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儿没有幸福的人。

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 减少黑暗中人的人数，增加光明中人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教育！科学！学会读书，便是点燃火炬，每个字的每个音节都发射火星。” 怎样做人？我认为，人如果不受教育是野蛮的，是什么坏 事都可能做出的。 我的身体原来比较弱，受过伤。在上小学的时候，腿就不好，是寒腿，天一凉就酸痛。还有是“痄腮”，每年都要犯那么一两次。那时家境贫寒，没有钱治病，是用土方医治。就是舅舅店铺里的帐房先生用墨汁在我红肿的腮帮子上画一画，如果化脓了，就用纸捻穿进去，把脓血带出来。在这样的 环境下，我的身体很弱，脑子也受到影响，经常会出现手脑不一的现象，就是脑子里想着要写的东西，到了手底下写的不是自己想要写的，而自己浑然不知。我在学 校里的考试成绩上不去，原因就在这里，常常是写错字、丢字。还是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市的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那里我考出了自己一 生中最高的一个考试分数——94分。 但是，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学习是最重要的。我的天分不是很高，但后天的勤奋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我记 住两句话——“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很多人练气功，我没有那套功。但是我有个想法和感受，如果你专心学习，好好地念书，这就是一种气 功。什么意思呢？当我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我的发动机的问题，考虑我的发动机的强度问题、叶片问题，怎样提高强度？怎样搞设计？脑子里想的非常专 一。曾经有位老画家说，画画对身体有好处，为什么呢？就是心情开朗、思想专一。搞音乐的，写字作画的都是这样。我说念书也有这个作用，专注在你的书本上， 想它、钻它，这样一来脑子里面就没有怪的念头、私心杂念，的确对身体有好处。人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有七情六欲，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什么时候没有私心杂念？ 当有私心杂念的时候，要排除这些私心杂念。我的方法就是找一本书，看看技术方面的问题，或者看看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邓小平理论？你钻进去，好好学一 段，就把那个私心杂念忘了，心情开朗，精神就好多了。 学习可以成为激发你向上的动力。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这是雨果作品中的话，我记住了，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去实践了。 我在1955年就拿273元工资，那时侯普通 工人的工资就二三十元，一个普通车间主任就拿六七十元，后来到一百多元。那时我在沈阳410厂，莫文祥同志是厂长，我是一名室主任——发动机设计室室主 任，他的工资跟我不一样，他拿不到二百元。我觉得不对，就打报告说，这样不行，我工资太高，是不是把我的工资减一减，要不然我就脱离群众了。我对组织讲， 你们不能让我脱离群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啊！但是厂里不同意，他们说，老吴，你把工作做好就行。减工资？没有这个规定。 后来六院成 立，1961年，组建第二研究所。我又向六院王振乾政委打报告，要求减工资。他说，你呀，还是努力工作。他送了一本新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给我，说： “你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工资不能减。”当时我总感觉这是个问题，在群众当中你做了多少工作？你为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我心里始终很不安。 1963年，越南战争暴发，就是美帝国主义进入越南。我想这回机会到了，那一年，我从我一年的工资里拿出1200元钱，通过邮局寄到北京的越南大使馆， 我就说我抗美援越，他们回复说这很好。可是一年以后，到了1964年，越南战争不打了。那我怎么办？我就每个月拿到钱以后，取出100元作为党费上缴组 织，就这样一直交了下去。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进“牛棚”了，只拿生活费，没有工资，当然就没有办法交了。后来我解放了，出了“牛棚”，那是1970 年，组织上把被封存的我的工资还给我，当时补给我几千元。之后，我又按一月一百元交党费了。 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应该感谢党，我应该对党多 做一点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 突出贡献老专家，那都是很高的荣誉。我凭什么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 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一定要交这个党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穷啊！我自己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过惯了穷日子，现在过得清贫一点，但内心挺舒服、挺 高兴。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最近报纸还有报道，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现在我们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还有西部的开发建设，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我想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我是这个想法。 也有人说我是傻瓜，我说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这么过来的人，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一点不过分。我从1964年开始多交党费，中间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终我 还是认为应该这么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么。同时我的家庭、我的爱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有一段话，就是“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 善最乐”，四个“乐”。这是顾诵芬同志的父亲顾廷龙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写下来的。他老人家是我国的大学者，书法也非常好，他的这些话对我教育很大，愿意和大家共勉。

附媒体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研究员吴大观，同夫人华国一道，亲自送来了二千元的捐款。作为一名 政协委员，吴大观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希望国家狠抓国民教育，增加教育经费，挽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据中国国情，想要全部由国家来 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吴大观欣慰地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工程’独辟蹊径，走的是另一条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 千人、万人……大家都来关心那些失学的孩子，就将产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青人，感谢你们，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前程的事业。” 吴大观到北京工作以后，仍过着俭朴的生活，每年继续多缴4000~5000元党费。近几年他的工资增加了。为了救济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他向“希望工 程”捐款６０００元，表示他对失学儿童的一片爱心。当“希望工程”工作人员给他摄像时，他仍然穿着平日那件穿了20多年的旧衣裳。 他向大学、中学 母校捐款等，总数超过10万元。

结 束 语

有同志为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这样的文字，“给战机一颗‘中国心’的吴大观。”“经60年的苦苦追寻，他终于圆了一个祖国强大的梦，但是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上他还有太多未了的心愿。”我不知道这些话出自那一位作者的手笔，但他确实说出了 我的心里话，我感谢他们为我用了这样美好的语言。给中国的战机装上“中国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的是奋战在祖国航空工业战线上的广大员工，我只不过是他 们中间的一个老兵。

曹操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的 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 虽然自己年纪已经大了，但“长江后浪推 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在当前一派大好形势下，我相信，年轻的一代一定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实现我的这个心愿！

第七章 感悟人生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过艰苦生活，为什么？虽然共产党来解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但离国家富强还很遥远。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是要吃苦受难的。我的家庭出身，我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我年轻的时候看到雨果的书，受到的那些影响，我接触到的那些人——我舅舅一家，我在扬州中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包括后来在大定工厂接触到的人……他们都对我有着影响。而这些影响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说大一点，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些东西有那么神秘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当你把这些想法真正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生活、工作和做人的原则以后，一切都很自然了。
我舅舅是旧社会的地主，但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一家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生不做坑蒙拐骗、伤天害理的事。他教育自己的家人，规规矩矩做人——“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在我的眼里，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 我的表哥中有三位上了大学，他们都是很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的一生中，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原则。虽然过得清苦，但他们活得充实、愉快。
在学校里，尤其在大学里，我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知识，更教我们如何做人。他们不是用空洞的教条、教义来教育我们，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感动、感化着我们。 西南联大的教授至少有一半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完全可以留在国外，过舒适的教授生活。在国外的大学里，他们学习的成绩都是很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国外 的知识界、教育界和科学研究机构都是很欢迎，甚至是很迫切地需要他们的。但他们都是学成以后立即回国。可以说是义无返顾地回到自己苦难的祖国，投身于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奋斗者的事业中。在昆明，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的生活几乎和我们这些穷学生一样，衣着俭朴、清贫如洗，但他们仍坚持着，一直到抗战胜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在贵州大定，中国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数百人的小厂，建厂之初，便集中了8位在国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留学生。在选址时，总工程师李耀滋深入到大定这个不毛之地，找到了乌鸦洞，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对昆明的狂轰烂炸。那样的艰苦没有让这些人退却，相反，他们坚持下来，在这里造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台发动机。
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在美国、欧洲都有过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我能够体会到，国家贫弱，人民就会被看不起，就会受到歧视。我想，在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心里，想到的也应该是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强大。所以，他们选择了吃苦和奉献。 在旧社会，我们受到孙中山的影 响，受过“三民主义”的教育。孙中山讲过一句话，我很受教育，就是“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深深地记在我的脑子里面。从那时候起，我就选择了 “爱国要救国，要读书，要做大事，要为人民做事情，不做大官”的人生道路。 对国民党的那些当权者、那些一心只想做大官的人，我有自己的认识。 他们的腐败使全国的老百姓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连我舅妈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都能深恶痛绝地说出“为官不仁、为官必贪”的警句。可见，这些官僚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48年，我有幸在同学、同事的帮助下，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开始认识到什么是 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为什么腐败？而共产党的光明在哪里？认识逐步提高，最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入党以前，在石家庄的时候，组织上首先给我一本《毛泽东选集》，不是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是老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字很大而且很不清楚。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认真地学习了。我感觉到，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和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一致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中讲到： “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 法西斯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 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 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那末，这样好的 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说，是能够实现的，是必然实现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无可怀疑的科学的说明。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 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 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 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 这些话把我对社会的认识、对新社会的向往说得更加透彻。 后来见到了聂帅和一批共产党的干部，看到他们的作风跟国民党的作风、美国军人的作风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为了群众、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言行把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所以，我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要跟着共产党，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把中国带向繁荣富强和美好的未来，也更加明确了一生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好自己力所 能及的工作的信念。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是最了解的。自己这一生能够做什么？ 我出身贫寒，童年体弱多病。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我的脑子并不很聪明。让我搞学术钻研，在科学理论方面创新、突破，我自己觉得脑子跟不上。钱学森 这样的大科学家，现在还可以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背下来，这是了不起的；还有我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梁守槃，他是我国巡航导弹的泰斗。在我的师长、同学、同事中，这样的人不算少，我是无法与他们比的。就因为这样，在我的一生中，从来不敢“翘尾巴”，时刻提醒自己，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
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我能够分析一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科研管理方面的工作，我还可以对实际问题作一点分析。这是可以在后天通过努力办到的。所以，在 1956年，我选择了去科研第一线、去基层。这一去，在沈阳干了22年。全身心投入到具体技术工作中，我感到了最大的快乐。
勤能补拙，回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说做了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毅力。 我原来是吸烟的。那是在到美国学习的途中，在一个美军基地， 看到别人买烟吸，我也买了一包，是骆驼牌，很便宜。到“文化大革命”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造反派批斗我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困惑、最痛苦的时候，每天要抽 一包烟。“文化大革命”后期，自己恢复工作以后，一次几位同志在一起谈话，有一位同志出于关心，说：“吴所长，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吸烟对身体不好，应 该戒掉。”我当即表示：“你说得对，我一定戒。”当时大家还以为我只是说说。有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说到做到，我每年送你一只烤鸭作为奖励；但你要是做不到，那就要送我一台电视机作为惩罚。我不假思索，马上同意。从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犯戒，就此把多年的吸烟嗜好戒掉了。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自己一次 也没有吃上那位同志的烤鸭，但自己戒了烟，也考验了自己的毅力。 在吸烟这样的小事上是这样，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我要说，天才人物在我们的社会上、在生活中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可能是与我一样天资平平的人。但我想说的是，虽然在学校里你的考试成绩始终是中等， 虽然你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自己身边的同学、同事，但只要努力、有毅力，“滴水穿石、锲而不舍”，你也一样会有所作为。
“你是个被 人称作幸福的人吗？”
在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是个被人称作幸福的人吗？好吧，可你没有一天不是忧心 忡忡的。每天都有大的烦恼或小的操心。昨天你曾为一个亲人的健康发抖，今天你又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明天将是银钱方面的麻烦，后天又将受到一个诽谤者的抨 击，大后天，一个朋友的坏消息；随后又是天气问题，又是什么东西砸破了，丢失了，又是遇到一件什么开心事，但心里不安或使脊梁骨也不好受了；另一次又是什么公事进展问题。还不去算内心的种种痛苦，没完没了，散了一片乌云，又来一片乌云。一百天里难得有一天是充满欢乐和阳光的。还说什么你是属于这少数享福人里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却老待在那种终年不亮的沉沉黑夜里。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个世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儿没有幸福的人。
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 减少黑暗中人的人数，增加光明中人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教育！科学！学会读书，便是点燃火炬，每个字的每个音节都发射火星。” 怎样做人？我认为，人如果不受教育是野蛮的，是什么坏 事都可能做出的。 我的身体原来比较弱，受过伤。在上小学的时候，腿就不好，是寒腿，天一凉就酸痛。还有是“痄腮”，每年都要犯那么一两次。那时家境贫寒，没有钱治病，是用土方医治。就是舅舅店铺里的帐房先生用墨汁在我红肿的腮帮子上画一画，如果化脓了，就用纸捻穿进去，把脓血带出来。在这样的 环境下，我的身体很弱，脑子也受到影响，经常会出现手脑不一的现象，就是脑子里想着要写的东西，到了手底下写的不是自己想要写的，而自己浑然不知。我在学 校里的考试成绩上不去，原因就在这里，常常是写错字、丢字。还是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市的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那里我考出了自己一 生中最高的一个考试分数——94分。 但是，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学习是最重要的。我的天分不是很高，但后天的勤奋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我记 住两句话——“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很多人练气功，我没有那套功。但是我有个想法和感受，如果你专心学习，好好地念书，这就是一种气 功。什么意思呢？当我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我的发动机的问题，考虑我的发动机的强度问题、叶片问题，怎样提高强度？怎样搞设计？脑子里想的非常专 一。曾经有位老画家说，画画对身体有好处，为什么呢？就是心情开朗、思想专一。搞音乐的，写字作画的都是这样。我说念书也有这个作用，专注在你的书本上， 想它、钻它，这样一来脑子里面就没有怪的念头、私心杂念，的确对身体有好处。人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有七情六欲，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什么时候没有私心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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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你们中国人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

离开606所

下面我要说说“厂所结合”对我的影响，我为什么会离开606 所？
1976年，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派性比较少了。但就是在那个时候，8月份的一个晚上，所里的五六个工人到我家里说，在111厂 的42车间有我们四十几台机床，这个车间是606所早先在410厂里作试验建起的，怕搞“厂所结合”，机床被410厂没收，所以他们很不放心，要搬回所里 去。
这中间还有一个情节。我在410厂兼职的时候，在那个大楼里坐了好几年，两边奔跑，忙得喘不过气来。1973年，部里来了一个文件说，为 了加强606所试制加工力量，要给606所建一个试制车间，这个车间建在哪里？怎么建？要两个单位（厂、所）的党委研究，提出意见。那时，我的这一票是很 关键的，因为毕竟是负责技术工作。究竟是建在410好，还是建在606所好？这里有问题了。我是从大局出发来考虑的，一个加工车间不可能孤立，要有材料供 应、热表处理、锻铸、工具车间的支持。放在所里，要建起这样一大套是很费劲的；放在工厂里，“厂所结合”嘛，好一些。所以我就发表意见，应该建在厂里。这 就不得了啦，所里就反对我。
厂党委决定，试制车间建在410厂里，这个事情就定了。所里反对也没有用，因为我是负责技术工作的，部里也同意。 但是就得罪了所里的同志。
后来，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建起这个试制车间，有7000多平方米、几百台床子，做试验件、压气机、盘类、机匣、零件 等。厂房布置很周到，第四设计院作的设计。等车间快建好了，里面有机床了，我进去一看，感到很奇怪，这些床子是干什么的呀？我怎么不知道这些机床是干什么 的？我一问，才知道厂里根本就没有把它作为606所的试制车间，而要搞民品加工，吞并过去了。我就向党委提出，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法交代啊！为什么这么 干？党委的同志说，吴大观同志啊！从大局出发嘛，现在大家都搞民品嘛，厂子里困难嘛！以后有条件再给你们搞嘛！通过此事又充分证明，那时搞“厂所结合”对 科研有害无益。厂里这么糊弄，我也没有办法，向所里没有法子交代啊！就因为这个，得罪了所里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所里的人来到我家里，提出要将在111厂的 机床搬回所里。
606所的这几位表示，连这么大的一个厂房都能被吞并，他们很不放心这些机床。我是革委会主任，劝他们，这个事要按照组织原则 办，你们晚上不能动，我明天早上向410厂党委汇报，得到认可同意后，你们再去搬。他们说那怎么可以，那么大的车间都被他们吞并了，何况我们这点机床，一 定要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搬，要搬了就把关系搞糟了。就这么说到很晚，到了晚上11点多钟，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还是去搬床子了。我这一下子就躺下 去了，心脏病发作，脉搏摸不着了。马上送到所里医院抢救，抢救回来后，心律不齐，动不动就心动过速，出冷汗。后来在沈阳找了个中医大夫治了治，吃了一些中 药，病倒了，不能工作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
9月底，我吃了药，稍微稳定了一些，部里说话了，要我去青岛疗养院 疗养。我记得正好是“四人帮”倒台，到北京以后，部里安排送我坐火车到青岛，疗养了9个月，每天打丹参针，直到恢复了。
身体恢复了，我就想自 己的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离开606所的，我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当时的想法是打一点基础，为了将来好好干，在基地那里还有大设备，现在当然搞得更像样了。 但想来想去，觉得搞不好自己身体就垮了。那时的“厂所结合”也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于是我向部里提出了调动申请。
正好，那时410厂和430厂 争斯贝，就斯贝发动机放在哪里干的事，放在沈阳干还是放在西安干，闹得不亦乐乎。其实应该是在沈阳干，但也有派性问题。斯贝发动机被江青列为她提的“蜗牛 事件”中，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蜗牛事件、洋奴哲学等。要说条件，沈阳比西安好，但就这么一闹，闹到西安去了，闹得也是人手不够。
我是1977 年9月离开青岛的，休养得差不多了，就要找工作。当时是王震副总理抓斯贝这个事情，他说，正好，西安430厂缺人，外文资料需要人整理，技术上也需要人。 于是我就在1977年底到了西安430厂，当技术副厂长。那时中央对这个工作是很重视的，连吴仲华（注1）也被请去参加筹划斯贝生产问题。
从此我 就离开了606所，主要是对搞“厂所结合”不抱希望。

1979年11月，在西安430厂全家合影

我参加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生产

对斯贝发动机我是抱着 很大希望的。在那个时候，斯贝是西方国家新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是个很时髦的飞机发动机。现在呢？是落后了，推重比才5?05，结构很复杂，大家这么一 批，好象这个发动机没有什么出息了。但实践证明，没有斯贝，就没有闫良的飞豹飞机。
我到430厂主要是跟英国专家搞装配、试车，专门搞质量， 制造我不管。发动机制造出来，要搞考核、验收、持久试车。英国也先后派了六位专家来做考核工作，我们从英国专家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一个新的发动机制造出来 以后，怎样进行长期试车？有什么要求？经过什么程序？怎么保证质量？资料比较多，学到不少西方的持久试车技术。
后来制造出三台合格的发动机， 选出两台到英国去作试验、考核，在英国完成高空模拟试车、零下40摄氏度条件下起动试车，以及六大部件的强度试验、寿命试验，6000个循环的疲劳强度实 验，结果都符合技术要求。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国制造的涡扇9发动机考核成功文件。我们是1980年初到英国的，还有任加耕，我们工作组在罗?罗公司，我负责 技术，他负责组织领导，在英国待了半年。
涡扇9发动机的制造成功，使中国在20世纪有了一台推力适中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填补了一项空缺。
我们就是学，由于没有新机研制经验，很多不懂，学到不少东西。我们问了很多问题，他们也认真地教，可是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但就是这样子，也比苏联过 去给我们的东西多得多。现在看，买回来斯贝专利，缺乏的是如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引进、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没有。我一直很反对（不这样做）的 啊！不管怎么样，人家卖给我们的是制造权，而不是设计权。不能买苹果，把苹果树都买回去了，这是罗?罗公司的那位技术董事胡克先生讲的。他说：“你们中国 人真厉害啊！买我们的苹果，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苹果树嘛，那是另一回事。”这表明，我们早在30多年前就领会到了高新关键技术是难以买来的。
我们真的是想要搞出自己的发动机啊！
回国以后，大量的资料封存起来，试车台封起来了，没有任务了，以后停了八九年。按照合同，买了人家50台新 的发动机，也放在仓库里，没有及时发挥作用。

1980年1月——1980年6月，任家耕副局长和430厂吴大观副厂长率代表团参加斯贝发动机高空试车部分人员合影。

1980年，完成整机仿制任务，1981年，国家批准用斯贝发动机MK202为燃气发生器改装成舰用动力装置。我认为，在没有吃透人家的技术前，我们这 样做是存在问题的。我对吴仲华讲，这样是不行的，但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在调试中发生涡轮叶片折断事故。
我曾经在1989年2月写的一篇 文章——《论发动机预先研究与型号研制的根源关系》中，总结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由于对斯贝MK202发动机的性能、结构设计技术没有消化 吃透；对海军提出的过高的性能要求，在发动机上不采取措施；对发动机研制缺乏经验，对舰改设计工作的难点认识不足，把改进改型设计看得过于简单，不做艰苦 的研究试验工作，光凭满腔热情。上马以后，就是工厂全力以赴，由于预研工作这个大缺口，研制过程中必然要碰上‘暗礁’，这也是必然规律。”
随 着吴仲华的去世，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还在另一篇文章《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的经验教训》里讲过米高扬和发动机设计师克里莫夫的故事。发表 在1991年的《国际航空》杂志上。在我的《论文集》续编里也讲过一点，没有讲得太细。
喷气发动机的发源地在英国和德国，1939年、 1941年那个时候，相差没有几个月就都搞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刚把喷气式战斗机搞出来，二战就结束了，美、苏抢走了德国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设计 人员。后来英国搞出尼恩（Nene）发动机，将专利权卖给了澳大利亚、美国、苏联，还有国民党的中国——中华民国。参加购买的人中，在大陆有彭成一，他现 在在南航当教授，还有一个是我们科技委的荣科（注2）。
同样地卖给几个国家，但结果大不相同。美国很快就搞出了佩刀式——F—80、F— 86，它用的发动机就是从英国买去的罗?罗公司的尼恩（Nene）发动机。苏联是怎么搞的呢？当时苏联也存在发动机的问题，知道了英国刚打完仗，很穷，要 出售这个专利，就想买。怎么批准的呢？是搞飞机的专家提出来的，给斯大林打报告，说我们搞喷气发动机存在问题，涡轮叶片的温度达不到要求，老是过烧，搞不 出来。于是，飞机设计师米高扬就和发动机设计师克里莫夫一起打报告，化了一笔钱，米高扬做团长、克里莫夫做副团长去英国买了这个专利。两三年内就仿制出了 РД—45发动机，后来转为自行设计，把这个发动机放大，就搞出了ВК—1发动机（也就是我们后来的涡喷5发动机，为离心式压气机、单管燃烧室，带加力燃 烧室）装在了米格—17飞机上。他们的飞机设计师，在发动机达不到要求的时候，和发动机设计师一起研究、解决问题。
但606所还是做了一些工 作，在英国作六个部件的试验，英国给了我们一些强度技术的资料。选了606所的王通北、624所的刘大响（注3）同志到英国搞高空试车台，我们搞了半年， 学到高空模拟试车的设备建设技术，有助于624所高空台建设。

离开430，来到科技委

1980年下半年，我 从英国回来，主要是组织资料的整理。
上级给了10万元人民币，由我负责，主持编写了《英国罗?罗公司斯贝（涡扇——9）发动机总装设计技术资 料》、《斯贝发动机赴英高空台试验、部件强度考核试验结果技术资料》。
在完成了资料的整理、编写以后，我基本上就没有了实际的工作任务。 1982年，我离开了430厂，按照组织的安排，到部科技委担任了科技委常委。
脱离了一线的实际工作以后，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在基层研制发动 机的经验、教训，分析研究设计工作的技术关键。在科技委，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是可以接触大量的资料。那时，628所的资料室就在北苑，我经常去看资料。
在科技委，我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议并组织编写了《涡喷、涡扇发动机通用规范》及《涡桨、涡轴发动机通用规范》我到科技委以 后，可以静下心来了解一下国外发动机发展的情况，越看就越觉得我们落后了。
原来在沈阳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恢复自由以后就了解 到，美国针对发动机搞出了一个通用规范（MIL—E—5007D，MIL—E—87231USAF）。是作为普通的资料通过628所传过来的。在这个规范 里，我发现了我们搞一项设计应该的搞法，一道道关口怎样把关，这是我们在发动机研制中存在的问题，而在他们的规范里作了规定。
1983年，我 向部里提出要编制我们自己的规范，莫文祥部长批准了同意。以301所为主，从几个单位抽人，先学习、翻译，一步步地基本学通后再编写自己的规范。
规范规定，如果推力、耗油率达不到要求就不能通过，不能进行下一步。执行规范是有阻力的，所里同志说，我们现在还过不了关呢，你老吴在搞什么名堂！
我们就作宣传，到处去讲，在我们行业内某个厂参照了这个规范，研制设计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外国人也帮忙。当时608所在搞法国直升机 的专利（海豚），他们买的是阿赫耶—1发动机，是Turbomeca——一个小发动机公司的。这个公司的专家来到608所座谈，讨论怎么搞发动机。外国专 家问他们是根据什么规范？他们还莫名其妙，什么规范？结果我们搞规范的人说了，就是我们在搞的那个规范。这样一来，大家对这个规范有了一定的认识。
还有，当时组团到法国参观幻影——2000，作一个调查，发动机也派人去了，是410厂的副总工程师。在参观考察过程中，听到人家介绍说，我们的发动机 是按照×××规范，所以我们的性能如何得到保证等。回国后讲起来，这也提高了大家对规范的认识。
当时还存在一个与军方关系的问题。这个规范照 理说应该由军方提出。美国的规范就是军方制定的。而在我们搞规范的过程中，与军方是有矛盾的。例如，美国的MIL标准，1973年制定的要求是，两台发动 机各作两个150小时的持久试车。我们开始建议用一台发动机作150小时的持久试车，军方不同意；改为用一台作两个150小时的持久试车，经过反复协调， 最后才通过了。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但经过努力，最终还是在1987年，经国防科工委批准，编号为GJB 241—87及GJB 242—87的国军标颁布试行。这个工作对我国发动机研制还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还在1983年组织编写了《航空发动机研究发展管理规 定》，1987年，组织有关单位的专家、教授编写了《2000年的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第三分册，2000年中国航空动力》等。这些就是自己在 科技委工作期间所做的一些工作。
二、利用在北航担任兼职教授的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我到了科技委以后，北航请我去参加研究生 的论文答辩。我在参加答辩的过程中，认真准备，认真学习。
后来北航办起了一个继续教育学院，主要是针对航空工业企、事业单位的高层领导和干部 的。他们请我去讲课，我很认真地准备，去讲了几次。我想，不仅给他们讲发动机方面的知识，还应该给他们介绍这么多年我们在发动机研制中存在的问题，讲我们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中的问题。我的希望就是，让我们的后来人了解我们走过的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振奋精神，走出自己的路！
在讲课中，我对大 家讲：
“科技干部，特别是年轻的科技干部，必须勤奋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这样才能不断地增长自己的才干。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很 多，但只要锲而不舍，前程是光明的，让我们一起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共同努力，共创辉煌。”
这是我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希望，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在科技委的这20多年中，我在各种刊物上共发表了60篇文章，其中有航空发动机科研管理及经验教训方面的，还有发动机研制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探讨，也有 国外航空发动机研制技术经验的介绍。
通过认真学习、思考，我在1998年归纳了“47年来我国航空工业尚有概念不清和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 有以下11个方面。
1.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航空工业应该怎样建设？
2.航空工业包括研究、研制、生产和使用四个方面的工 作，不应掐头去尾，只搞生产不是航空工业的全部。
3.建设航空工业，所谓飞机是包括机体、发动机、机载设备、武器等各大系统，必须各系统全面 发展，才是完整的航空工业。
4.航空工业是高技术产业，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特点，需要国家列入国家计划，需要综合国力大力支 持。
5.航空发动机的改进、改型是发动机研制阶段的一部分，没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的前提，改进、改型是不能持续发展的。
6.航空发动机的军用通用规范是为了保证研制质量，不是卡新机的脖子，它与适航条例又有诸多不同。
7.批生产发动机的持久试车与新机研制的 持久试车有不同的持久试车规程，不应混用。
8.发动机的结构强度，从方案设计开始，就应该充分考虑，它与发动机研制的成败关系极大。
9.新发动机试制与批生产的制造方法各有特点，必须区别对待。
10.航空工业必须有雄厚的预先研究基础，才能有发展前景，在21世纪的，竞 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时期尤其突出。
11.技术引进，必须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不能满足于照抄照搬。
在北航继续教育学院高研班讲 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的话：
“在发动机行业40多年的研制工作中，已有一定的收获和成绩，但是，这种多年的落后局面不但未见扭转，而差距却越 拉越大。人们都在探究其原因，初步认为，除了客观上，根据国家需要，中央方针政策中把国防重点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向‘两弹’转移外，我们主观上决策 的失误，更不容忽视。”
［吴大观，《航空发动机发展及研制的经验教训》（北航继续教育学院高研班讲课教材）1998年补充提纲］
我在《航空发动机》杂志2001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航空工业两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思考》的文章，摘录如下：
作为一名航空工业战线的老 兵，我回忆航空工业建设50年的历程，发现两个有关航空工业发展决策的问题严重影响航空工业建设的进程和振兴：一是我国曾经未把航空工业技术列入国家高科 技领域；二是航空工业要不要有强大的科研工作体系，预先研究在航空工业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多年来，我对这两个问题感到困惑而不得其解。
笔者阅读了2月16日科技日报刊载的记者郑千里题为《王大珩让“863计划”光耀中华》的报道，笔者提出的两个有关航空工业发展决策的问题，王大珩院士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有阐述。受其启发，笔者现就这两个问题探讨如下。
一、航空工业技术是否属于高科技领域。王大珩院士向记者介绍说：“‘863 计划’，作为一个计划，它是在不断探索中不断加以完善的，是在滚动中得到发展的……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现在大家达成了共识，航空在 我国应有的高技术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建国初期，1956年，国家制定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对航空科研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据了解， 实际上这个规划的重点是以“两弹”为主，对于航空科研并无实质内容。从那年以后，正像王大珩院士所描述的那样，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 王大珩院士用“游离”二字来形容航空多年的艰辛处境，寓意非常深刻。因为“游离”不与“排除”等同，是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状态。航空工业技术从它一百多 年的发展历史来看，涉及了广泛的科学技术领域，耗费了巨额资金，创业艰难困苦，无数科技先驱为人类征服太空耗尽毕生的精力，甚至为求索真理，在求实创新中 流血牺牲，这些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航空工业技术属于高科技范畴，本来就是无可争议的。
事实证明，我国的航空工业确实是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 发展领域近50年。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50年来，尚未见到国家长期稳定的航空工业发展规划，就是航空工业多次的科研发展五年计划，国家的肯定和支持 也是缺乏力度的，从而使航空科研计划和任务不能如期实现，而1961年成立的航空研究院（六院）到1982年已名存实亡；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型号研 制计划得不到落实，经费投资力度得不到保证；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预研计划、项目和经费被砍了又砍，有些重点预研项目时上时下，使得计划无法按期 有步骤地完成；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工业制定的“科研先行”、“动力先行”的方针，实际上沦为一般口号；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发动机研制 多年缺少技术储备和预先研究，自行研制的发动机迄今还没有一型能走完研制全过程、装备部队使用，从而长期拖了军、民用飞机发展的后腿；尤为严重的是，正是 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工业的一些干部产生了错觉，误认为航空工业天生并不需要什么科学技术预先研究和技术储备等。现在看来，航空工业“游离”于高技术 研究与发展领域已成为航空工业的历史往事，如今在多位专家、院士们的关心和支持下，航空工业现在我国已得到应有的高技术地位，真是来之不易。我们航空人应 当珍惜它，让其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创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航空工业既然属于高技术领域，要不要有强大的科研体系呢？王大珩院士在向来访的记 者谈到“中长期科研计划”问题时对此有一段精辟的阐述，对航空工业发展很有指导意义。他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中长期科研计划，类似这样的计划，在 英语中也就是‘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这里的Advanced不仅是‘高级’的意思，主要是‘走在前头’、‘前进’的意思，有‘前瞻性’的成分在内（笔者认为也就是我们航空 工业常谈的预先研究）”。王大珩院士与记者还谈到邓小平同志在“863计划”中有“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批示。他说：“邓小平同志这里说的‘高科 技’，‘高’既指技术，又指科学。我认为对科学而言，是指科学的前沿、科学的源头创新，没有科学的源头创新，‘高技术’就会成为无源头之水，而有了科学的 源头创新，技术的‘高’才能产生出带有革命性的突破和飞跃。”不可回避，航空工业有些同志的观点与王大珩院士所阐述的意见是有所不同的。
建国 初期，前苏联的技术援助仅限于帮助我们建成仿制生产工厂，并没有帮助我们建立完善的航空工业，而是把像哑铃型的两个重头，即航空科研和产品研制、售后服务 和寿命管理这两个关键方面留在手里。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与前苏联断了关系，我国的航空、航天各自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当时航空工业承担着党中央交给 的准备打仗的任务，国防需要大量飞机装备空军，航空工业便走上以仿制生产飞机为主的道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从事航空工业的一些同志对航空科研与航空工 业生产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认识不足，更不会深入到像王大珩院士阐述的“没有科学的源头创新，高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的程度，从而航空工业也就没有可能产 生带有革命性的突破和飞跃，必然形成落后、被动的局面。
航空工业发展的50年，由于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航空工业整体上总是不能满足空军 和民航的需要。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预先研究与航空工业发展创新的“源”与“水”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提出“预研先行”的方 针，由于在执行中出现了技术攻关取代了“预研计划”，结果，促使型号研制形成枯水无源的局面。实践证明，型号研制没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扎实的预先研究项目 做后盾，会形成航空科技发展工作中的短期行为，使得航空技术后继资源枯竭，岂能奢望有21世纪航空工业的持续发展！
在航空工业中，有些十分关 心航空工业发展的好心人想走通过测绘仿制外国老产品，经过改进、改型得到先进航空产品的捷径。引进、仿制、发展是世界各国任何行业通用的方法，但是，这要 有个前提，那就是要认清测绘仿制仅是过渡的手段，不能当作目的。唯有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进行仿制，然后结合自己的预先研究、技术储备基础、积累的研制经 验进行改进、改型，才有可能走上开发先进产品的道路。如果没有自己的科研技术研究基础，将会永远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而不是什么捷径。根据王大珩 院士对记者阐述的精神和以往的大量事实，不难理解，如果航空工业不首先把“前瞻性”的、“走在前头”的、“前进”的航空科学技术预先研究计划抓紧抓好，打 下航空科学技术的基础，把过去50年来欠下的“高科技”的帐还清，是难以振兴高科技的航空工业的。
通过研读王大珩院士的论述，进一步认识到加 强预先研究、提高技术储备是高科技的航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为我国的航空工业，为国防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感到光荣和高兴的同时，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早已感到技术储备缺乏、预研力量不足将形成航空科技发展的危机。因此，希望集团公司在狠抓当前工作、编制好“十五”发展计划的同时，必须贯彻 “科研先行”、“动力先行”的方针，加强预先计划工作。集团公司要加倍努力，希望两位特聘高级顾问继续关心和支持，更希望得到中央军委、国务院领导的支 持。
这些都是自己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的切身体会。
过去自己在工作中总是亲力亲为，来到科技委工作，脱离了一线的实际，就只能是尽 心尽力了。

注释

1.吴仲华（1917.07—1992.09）：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工程热物理学 家。1935年，考人清华大学机械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清华南迁长沙，1940年，毕业并留机械系任教。1944年，通过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考 试，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学习内燃机，1947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947年后，任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所属的路易斯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员。 1951年，任美国纽约市布罗克林理工大学机械系教授。1954年夏，绕道欧洲经苏联回国，任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教授、副系主任，领导创建燃气轮机专业， 担任燃气轮机教研组主任，以后又建立了热物理专业。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还兼任中国科学院的工作，1956年，清华大学与中科院合作建立动力研究室，他任 研究员、室主任。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58年，兼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热工系主任。1960年，动力研究室并入中科院力学研 究所，他任副所长。1962年，由清华大学调人中国科学院。1978年，任国家科委工程热物理学科组组长，领导制定了全国工程热物理学科发展规划，同年创 建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任理事长，并创办《工程热物理学报》，任主编。1980年，创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所长，后任名誉所长。 198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81年，当选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他还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航空学会、 力学学会的副理事长。
他是杰出的工程热物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创立了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吴氏通用理论”， 所建立的方程被称为“吴氏方程”。
2.荣科：原名荣贵勤，１９１４年１月１９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祖籍河北省青县。１６岁时，考取辽宁省 立第三高级中学。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改名荣科，“科”者，科学救国之谓也。１９３３年，考取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
１９４２年，荣 科去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被聘为金属学专家，任铸造车间主任。１９４５年７月，王子仁为领队、荣科为副领队的“中国技术代表团”，赴英国罗尔 斯?罗伊斯公司实习。１９４８年初，实习队奉命回国。
１９４８年夏，改名荣盈科，转入贵州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任教授。１９５０年春，党中央着手 恢复经济，荣科应聘到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参加杭州经纬纺织机械厂建厂工作。
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号召航空技术人员归队，荣科又回到 航空工业战线，在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局工作。１９５６年，参与、领导筹建航空材料研究所，继之任技术副所长兼总工程师。１９６５年，荣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７７年，被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技术顾问、航空研究院顾问。荣科是第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3.刘大响 (1937.10.14—)：湖南省祁东县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1986年起，任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原624研究所）总工程师和第一总 设计师。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一航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咨 询委员，国家863航天航空领域专家委员会顾问，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动力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在国家重点工程——高空模拟试车台建设和三项 重大国防科技关键技术预研中，为我国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部级科技进步奖13项及香港“何梁何 利”科技进步奖。主编专著四部，发表科研论文100余篇。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劳动模范和劳模标兵称号。1997年当选中国共产党“十 五大”代表。2001年，获《航空报国》金奖。2002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荣誉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和外事委 员会委员。

第六章 “你们中国人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
离开606所
下面我要说说“厂所结合”对我的影响，我为什么会离开606 所？ 1976年，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派性比较少了。但就是在那个时候，8月份的一个晚上，所里的五六个工人到我家里说，在111厂 的42车间有我们四十几台机床，这个车间是606所早先在410厂里作试验建起的，怕搞“厂所结合”，机床被410厂没收，所以他们很不放心，要搬回所里 去。 这中间还有一个情节。我在410厂兼职的时候，在那个大楼里坐了好几年，两边奔跑，忙得喘不过气来。1973年，部里来了一个文件说，为 了加强606所试制加工力量，要给606所建一个试制车间，这个车间建在哪里？怎么建？要两个单位（厂、所）的党委研究，提出意见。那时，我的这一票是很 关键的，因为毕竟是负责技术工作。究竟是建在410好，还是建在606所好？这里有问题了。我是从大局出发来考虑的，一个加工车间不可能孤立，要有材料供 应、热表处理、锻铸、工具车间的支持。放在所里，要建起这样一大套是很费劲的；放在工厂里，“厂所结合”嘛，好一些。所以我就发表意见，应该建在厂里。这 就不得了啦，所里就反对我。 厂党委决定，试制车间建在410厂里，这个事情就定了。所里反对也没有用，因为我是负责技术工作的，部里也同意。 但是就得罪了所里的同志。 后来，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建起这个试制车间，有7000多平方米、几百台床子，做试验件、压气机、盘类、机匣、零件 等。厂房布置很周到，第四设计院作的设计。等车间快建好了，里面有机床了，我进去一看，感到很奇怪，这些床子是干什么的呀？我怎么不知道这些机床是干什么 的？我一问，才知道厂里根本就没有把它作为606所的试制车间，而要搞民品加工，吞并过去了。我就向党委提出，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法交代啊！为什么这么 干？党委的同志说，吴大观同志啊！从大局出发嘛，现在大家都搞民品嘛，厂子里困难嘛！以后有条件再给你们搞嘛！通过此事又充分证明，那时搞“厂所结合”对 科研有害无益。厂里这么糊弄，我也没有办法，向所里没有法子交代啊！就因为这个，得罪了所里的人，所以那天晚上所里的人来到我家里，提出要将在111厂的 机床搬回所里。 606所的这几位表示，连这么大的一个厂房都能被吞并，他们很不放心这些机床。我是革委会主任，劝他们，这个事要按照组织原则 办，你们晚上不能动，我明天早上向410厂党委汇报，得到认可同意后，你们再去搬。他们说那怎么可以，那么大的车间都被他们吞并了，何况我们这点机床，一 定要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能搬，要搬了就把关系搞糟了。就这么说到很晚，到了晚上11点多钟，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还是去搬床子了。我这一下子就躺下 去了，心脏病发作，脉搏摸不着了。马上送到所里医院抢救，抢救回来后，心律不齐，动不动就心动过速，出冷汗。后来在沈阳找了个中医大夫治了治，吃了一些中 药，病倒了，不能工作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 9月底，我吃了药，稍微稳定了一些，部里说话了，要我去青岛疗养院 疗养。我记得正好是“四人帮”倒台，到北京以后，部里安排送我坐火车到青岛，疗养了9个月，每天打丹参针，直到恢复了。 身体恢复了，我就想自 己的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离开606所的，我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当时的想法是打一点基础，为了将来好好干，在基地那里还有大设备，现在当然搞得更像样了。 但想来想去，觉得搞不好自己身体就垮了。那时的“厂所结合”也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于是我向部里提出了调动申请。 正好，那时410厂和430厂 争斯贝，就斯贝发动机放在哪里干的事，放在沈阳干还是放在西安干，闹得不亦乐乎。其实应该是在沈阳干，但也有派性问题。斯贝发动机被江青列为她提的“蜗牛 事件”中，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蜗牛事件、洋奴哲学等。要说条件，沈阳比西安好，但就这么一闹，闹到西安去了，闹得也是人手不够。我是1977 年9月离开青岛的，休养得差不多了，就要找工作。当时是王震副总理抓斯贝这个事情，他说，正好，西安430厂缺人，外文资料需要人整理，技术上也需要人。 于是我就在1977年底到了西安430厂，当技术副厂长。那时中央对这个工作是很重视的，连吴仲华（注1）也被请去参加筹划斯贝生产问题。从此我 就离开了606所，主要是对搞“厂所结合”不抱希望。
1979年11月，在西安430厂全家合影
我参加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生产
对斯贝发动机我是抱着 很大希望的。在那个时候，斯贝是西方国家新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是个很时髦的飞机发动机。现在呢？是落后了，推重比才5?05，结构很复杂，大家这么一 批，好象这个发动机没有什么出息了。但实践证明，没有斯贝，就没有闫良的飞豹飞机。 我到430厂主要是跟英国专家搞装配、试车，专门搞质量， 制造我不管。发动机制造出来，要搞考核、验收、持久试车。英国也先后派了六位专家来做考核工作，我们从英国专家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一个新的发动机制造出来 以后，怎样进行长期试车？有什么要求？经过什么程序？怎么保证质量？资料比较多，学到不少西方的持久试车技术。 后来制造出三台合格的发动机， 选出两台到英国去作试验、考核，在英国完成高空模拟试车、零下40摄氏度条件下起动试车，以及六大部件的强度试验、寿命试验，6000个循环的疲劳强度实 验，结果都符合技术要求。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国制造的涡扇9发动机考核成功文件。我们是1980年初到英国的，还有任加耕，我们工作组在罗?罗公司，我负责 技术，他负责组织领导，在英国待了半年。 涡扇9发动机的制造成功，使中国在20世纪有了一台推力适中的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填补了一项空缺。 我们就是学，由于没有新机研制经验，很多不懂，学到不少东西。我们问了很多问题，他们也认真地教，可是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但就是这样子，也比苏联过 去给我们的东西多得多。现在看，买回来斯贝专利，缺乏的是如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引进、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没有。我一直很反对（不这样做）的 啊！不管怎么样，人家卖给我们的是制造权，而不是设计权。不能买苹果，把苹果树都买回去了，这是罗?罗公司的那位技术董事胡克先生讲的。他说：“你们中国 人真厉害啊！买我们的苹果，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苹果树嘛，那是另一回事。”这表明，我们早在30多年前就领会到了高新关键技术是难以买来的。 我们真的是想要搞出自己的发动机啊！回国以后，大量的资料封存起来，试车台封起来了，没有任务了，以后停了八九年。按照合同，买了人家50台新 的发动机，也放在仓库里，没有及时发挥作用。
1980年1月——1980年6月，任家耕副局长和430厂吴大观副厂长率代表团参加斯贝发动机高空试车部分人员合影。
1980年，完成整机仿制任务，1981年，国家批准用斯贝发动机MK202为燃气发生器改装成舰用动力装置。我认为，在没有吃透人家的技术前，我们这 样做是存在问题的。我对吴仲华讲，这样是不行的，但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在调试中发生涡轮叶片折断事故。 我曾经在1989年2月写的一篇 文章——《论发动机预先研究与型号研制的根源关系》中，总结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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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

从济南直接押送批斗会

1966年5月份，组织上安排我到济南，在陈智慧大夫那里治疗眼疾。那 位陈大夫是全国有名的眼科大夫，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看了我的眼睛后，说我的眼睛有三个问题：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剥落。先为我做了白内 障手术，但其它问题还需要继续手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我要休养一段时间，然后才可以接受下一个手术。这样我就在济南住了下来。
到6月份，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在济南也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但当时自己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技术干部，不会对自己有太大的冲击。
9月份，所里来了一个副政委，带着一个警卫员。他对我讲，所里要搞教育活动、组织学习，需要我回去一段时间。对医院讲，这是我们的专家，需要回去一下， 医院就同意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什么，就随他们回沈阳。在走到天津转车的时候，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车站转车的那个晚上，我提出要去理发，政委同意，安 排警卫员和我一起去。到了理发馆以后，我对警卫员说，你有事可以走了，但他不走，就坐在旁边。我看出来了，他是在监视我，怕我跑了。
早上到达 沈阳，与过去不同，没有车来接，而是来了两位造反派，戴着红箍，是坐公共汽车回到所里。直接就把我送到了批斗会场，押到了台子上面，旁边是两个陪斗的，是 副总设计师，一位是陈及恒，一位是袁美芳，他们是夫妻，都是我的得力助手。后来他们调到624所，分别担任过624的所长和总工程师。
台下已 经安排好了群众，喊着口号，“打倒刘（苏）、张（显）、吴（大观）”什么的。我知道，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技术干部，也难逃厄运。

关进“牛 棚”九个月

中间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搞武斗。1967年8月14日，410厂“棒子队”冲击606所，打死过人。到1968年，武斗已经 结束了，一派胜了，一派败了。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个红卫兵，把我抓了起来，用鞭子打，要我交代怎么从美国回来，怎么治眼睛什么的。开始，是几个人住一个 大房间，晚上开着灯，我说：“开着灯，我睡不着觉。”他们呵斥说：“什么睡不着，睡！”于是就这样睡了一夜。第二天，据说在与我同住一起的某人身上发现了 一颗大钉子，说是要用来自杀的。
我的“罪名”是两方面，白天“搞”我，说我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晚上“搞”我，说我是“特务”。开始 的重点是“走资派”的问题，后来就把“特务”问题当成重点了。他们这个组是分班的，“搞”我“特务”问题时一连整了三天三夜，他们一班人“搞”六个小时， 接着是下一班人，我却是连轴转，这个做法号称是“车轮战术”。他们这些人有分工，谁“搞”什么问题，分得很清楚。就那么三天三夜没有让我睡觉，一会儿要我 跪下，一会儿要我低头。到后来，我一低头，看地板就是旋转的。最后，我说了：“我要睡觉！”他们说，要我交代了问题才能睡觉。我抗议道：“我的问题，该交 代的都交代了。现在我就是要睡觉，否则我什么问题也无法交代。”这样他们才放过我。但从那以后，我的胃病就犯了，胃出血。
我的胃病是在昆明的 时候落下的。那时是抗战时期，我们学生吃的米都是从越南运过来的，都是发霉的糙米，加上学习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得的胃病—胃溃疡。后来在美国学习的时候， 每天两磅牛奶，喝好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牛棚”，又出血了。
好人总是有的。在被关“牛棚”的时候，有一位看“牛棚”的工人，他 偷偷地关照我。我的胃不好，他私下给我买蛋糕，悄悄地递给我。每个星期买一斤，这样做了一两个月，我的胃好了一些，慢慢地不出血了。
在“牛 棚”里关了我九个月，主要“搞”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我交代，我这个眼睛里有照相机，是搞特务活动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我就给他们讲，我这个眼睛的病是 怎么回事，我一遍遍地对他们讲：“如果就用照相机来打个比方，那么我的眼睛视网膜剥落就像是相机里胶片掉下来了，白内障就是镜头前面不干净，玻璃体浑浊是 相机里有烟雾、杂质，这就没有办法拍照，也就是眼睛无法看清楚东西了。”
还有就是说我的收音机的问题。为了这个收音机，搞得很紧张，重新抄了 我的家，还在我家里搞了什么测试，弄得邻居都紧张了。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带了一台收音机，是真空管的，中、短波的效果都很好。后来组织安排 我到解放区，我把这台收音机留给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解放后进了北京，组织上给我一个写着地址的条子，通知我让我按照纸条上写的，到一个地方把这个收音机取 回来。我和进行接管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取的。我们按地址找到地方，敲了敲门，有人出来，我们把条子递上去，他说：“知道的。”然后把收音机拿了出来，交还给 我，还说了“谢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造反派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们去调查了，收音机是放在王光美同志那里使用的。在当时，与王光美有关系 的事自然都成为了重大问题。
我到410厂的时候，为了技术人员学习电子技术，我把这个收音机交给大家，分解了研究。没有想到造反派会把这个收 音机扯出来，作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罪状”。
那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连我每月多交党费都成了“罪状”，说是特务活动的经 费。

参加劳动改造的体会

后来，造反派“搞”得没有兴趣了，就派我去劳动，打扫厕所。我记得，冬天厕所里到处结冰，用 镐刨的时候，粪便结成的冰碴溅到脸上，但我还是认真地打扫，把厕所搞得干干净净。再往后，我就可以和技术人员一起做一些技术工作了。
我们去 0307基地作压气机试验，是很艰苦的。由于作试验用电量很大，所以只能在夜间，在用电高峰过去以后，大约在十一点以后进行。在需要作试验的时候，晚上我 们把试验件装在一辆卡车上，人员乘另一辆卡车，跑二十公里到基地，作好准备，等到十一点钟以后才开始作试验。作完了，大概到夜里两三点钟，然后再乘卡车回 所里。东北的冬天，夜里是很冷的，坐在敞篷卡车里，寒风刺骨。那个滋味、感觉，今天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灾 难，但它是难以避免的

1972年，北京召开航空汇报会，所里安排我参加。从那个时候起，我逐步恢复了工作。1972年，恢复我606所 技术副所长的工作，同时任命我担任410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总工程师。1978年，我被三结合，担任了606所的革委会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有人问我，对“文化大革命”，你有没有抱怨呢？我想想，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我关进“牛棚”，我是带着毛主席像 和毛主席著作进去的，他们把毛主席像没收了，说毛主席著作可以学，毛主席像不能留。我把毛泽东选集扉页的毛主席像放在床头，每天睡觉前，我就看着毛主席的 像，我想，毛主席一定能够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我相信毛主席。后来中央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错误就是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里犯 起的。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的破坏是相当大的。我恢复自由以后，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电子技术、工业化 发展非常快，就是在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想，毛主席能够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中国能够 出现这样的现象，也是带有规律性的，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因为我们太无知，太没有经验了！水平太低——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太低了。封建主义 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后人又没有走成功的一条路。我们对社会发展的规律缺乏认识， 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总结前面的经验做出的决策。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强了。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挫 折时我就想，比起关在“牛棚”的时候，这点坎坷算得了什么呢？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
从济南直接押送批斗会
1966年5月份，组织上安排我到济南，在陈智慧大夫那里治疗眼疾。那 位陈大夫是全国有名的眼科大夫，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看了我的眼睛后，说我的眼睛有三个问题：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剥落。先为我做了白内 障手术，但其它问题还需要继续手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我要休养一段时间，然后才可以接受下一个手术。这样我就在济南住了下来。 到6月份，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在济南也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但当时自己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技术干部，不会对自己有太大的冲击。 9月份，所里来了一个副政委，带着一个警卫员。他对我讲，所里要搞教育活动、组织学习，需要我回去一段时间。对医院讲，这是我们的专家，需要回去一下， 医院就同意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什么，就随他们回沈阳。在走到天津转车的时候，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车站转车的那个晚上，我提出要去理发，政委同意，安 排警卫员和我一起去。到了理发馆以后，我对警卫员说，你有事可以走了，但他不走，就坐在旁边。我看出来了，他是在监视我，怕我跑了。 早上到达 沈阳，与过去不同，没有车来接，而是来了两位造反派，戴着红箍，是坐公共汽车回到所里。直接就把我送到了批斗会场，押到了台子上面，旁边是两个陪斗的，是 副总设计师，一位是陈及恒，一位是袁美芳，他们是夫妻，都是我的得力助手。后来他们调到624所，分别担任过624的所长和总工程师。 台下已 经安排好了群众，喊着口号，“打倒刘（苏）、张（显）、吴（大观）”什么的。我知道，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技术干部，也难逃厄运。
关进“牛 棚”九个月
中间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搞武斗。1967年8月14日，410厂“棒子队”冲击606所，打死过人。到1968年，武斗已经 结束了，一派胜了，一派败了。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个红卫兵，把我抓了起来，用鞭子打，要我交代怎么从美国回来，怎么治眼睛什么的。开始，是几个人住一个 大房间，晚上开着灯，我说：“开着灯，我睡不着觉。”他们呵斥说：“什么睡不着，睡！”于是就这样睡了一夜。第二天，据说在与我同住一起的某人身上发现了 一颗大钉子，说是要用来自杀的。 我的“罪名”是两方面，白天“搞”我，说我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晚上“搞”我，说我是“特务”。开始 的重点是“走资派”的问题，后来就把“特务”问题当成重点了。他们这个组是分班的，“搞”我“特务”问题时一连整了三天三夜，他们一班人“搞”六个小时， 接着是下一班人，我却是连轴转，这个做法号称是“车轮战术”。他们这些人有分工，谁“搞”什么问题，分得很清楚。就那么三天三夜没有让我睡觉，一会儿要我 跪下，一会儿要我低头。到后来，我一低头，看地板就是旋转的。最后，我说了：“我要睡觉！”他们说，要我交代了问题才能睡觉。我抗议道：“我的问题，该交 代的都交代了。现在我就是要睡觉，否则我什么问题也无法交代。”这样他们才放过我。但从那以后，我的胃病就犯了，胃出血。 我的胃病是在昆明的 时候落下的。那时是抗战时期，我们学生吃的米都是从越南运过来的，都是发霉的糙米，加上学习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得的胃病—胃溃疡。后来在美国学习的时候， 每天两磅牛奶，喝好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牛棚”，又出血了。 好人总是有的。在被关“牛棚”的时候，有一位看“牛棚”的工人，他 偷偷地关照我。我的胃不好，他私下给我买蛋糕，悄悄地递给我。每个星期买一斤，这样做了一两个月，我的胃好了一些，慢慢地不出血了。 在“牛 棚”里关了我九个月，主要“搞”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我交代，我这个眼睛里有照相机，是搞特务活动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我就给他们讲，我这个眼睛的病是 怎么回事，我一遍遍地对他们讲：“如果就用照相机来打个比方，那么我的眼睛视网膜剥落就像是相机里胶片掉下来了，白内障就是镜头前面不干净，玻璃体浑浊是 相机里有烟雾、杂质，这就没有办法拍照，也就是眼睛无法看清楚东西了。” 还有就是说我的收音机的问题。为了这个收音机，搞得很紧张，重新抄了 我的家，还在我家里搞了什么测试，弄得邻居都紧张了。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带了一台收音机，是真空管的，中、短波的效果都很好。后来组织安排 我到解放区，我把这台收音机留给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解放后进了北京，组织上给我一个写着地址的条子，通知我让我按照纸条上写的，到一个地方把这个收音机取 回来。我和进行接管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取的。我们按地址找到地方，敲了敲门，有人出来，我们把条子递上去，他说：“知道的。”然后把收音机拿了出来，交还给 我，还说了“谢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造反派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们去调查了，收音机是放在王光美同志那里使用的。在当时，与王光美有关系 的事自然都成为了重大问题。 我到410厂的时候，为了技术人员学习电子技术，我把这个收音机交给大家，分解了研究。没有想到造反派会把这个收 音机扯出来，作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罪状”。 那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连我每月多交党费都成了“罪状”，说是特务活动的经 费。
参加劳动改造的体会
后来，造反派“搞”得没有兴趣了，就派我去劳动，打扫厕所。我记得，冬天厕所里到处结冰，用 镐刨的时候，粪便结成的冰碴溅到脸上，但我还是认真地打扫，把厕所搞得干干净净。再往后，我就可以和技术人员一起做一些技术工作了。 我们去 0307基地作压气机试验，是很艰苦的。由于作试验用电量很大，所以只能在夜间，在用电高峰过去以后，大约在十一点以后进行。在需要作试验的时候，晚上我 们把试验件装在一辆卡车上，人员乘另一辆卡车，跑二十公里到基地，作好准备，等到十一点钟以后才开始作试验。作完了，大概到夜里两三点钟，然后再乘卡车回 所里。东北的冬天，夜里是很冷的，坐在敞篷卡车里，寒风刺骨。那个滋味、感觉，今天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灾 难，但它是难以避免的
1972年，北京召开航空汇报会，所里安排我参加。从那个时候起，我逐步恢复了工作。1972年，恢复我606所 技术副所长的工作，同时任命我担任410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总工程师。1978年，我被三结合，担任了606所的革委会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有人问我，对“文化大革命”，你有没有抱怨呢？我想想，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我关进“牛棚”，我是带着毛主席像 和毛主席著作进去的，他们把毛主席像没收了，说毛主席著作可以学，毛主席像不能留。我把毛泽东选集扉页的毛主席像放在床头，每天睡觉前，我就看着毛主席的 像，我想，毛主席一定能够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我相信毛主席。后来中央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错误就是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里犯 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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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定要想方法搞出自己的飞机和发动机来”

航空工业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 始，国际上出现了一种言论，认为在有了导弹以后，航空技术、飞机应该进博物馆了，今后要靠导弹打天下。这个风刮得很厉害，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这个论调。这 个风也刮到我们中国（注1），影响到我们的领导人的思路。
这个风使我们这些人感到了困惑，今后我们航空还要不要搞？
我们做了一些 工作。当时总参装备部有一位领导叫万毅（注2），是装备部的部长。我和徐舜寿到北京出差，和徐昌裕、六院的副院长徐立行（注3）一起到万毅家里和他谈，开 座谈会，主要是想听领导的意图。
万毅的话，说得很死，也说得很明确，就是飞机是可以从国外买的，导弹买不来，导弹的威慑力大，外国人怕。我认 为，在这个问题上，重点、要害是对导弹的威慑力的考虑。毛主席考虑的是打仗、打大仗，所以就要考虑哪个威力大，打仗的人就是考虑哪个更厉害。当然，党中央 这个重大决策是绝对正确的。
后来1958年，我到英国去访问，回国途中到了苏联。刚好王西萍、徐昌裕他们也在苏联参观访问，我参加了他们的 团，继续参观访问。在那一次，我们专门向苏联航空工业部的部长们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将来飞机要进博物馆，没有用了？他们讲，原来确实有这个说法，是美国的 某些专家讲起的。在苏联，赫鲁晓夫就这么讲。但经过他们的认真分析论证，认为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他们认为在战争中，导弹打过去是有杀伤力的，但要真正征服 对方，还是需要飞机。所以，他们还在搞米格21，美国也没有停止搞航空。
这么一来，我们就有底了，下决心继续搞下去。

喷发—１Ａ发动机
（1956 —1958）

1958年，410廠設計室人員與蘇聯專家合影

我与徐舜寿等同志商议，北京没有厂，怎么办？就想到把 飞机放在112，发动机放在410，这是由于这两个厂刚仿制成功飞机和发动机，制造问题可以解决。于是我们按照这个想法给航空工业局打报告，请求我们应该 走自行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路子，并建立空气动力研究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局很快采纳了我们的这些建议。
莫文祥（注4）同 志当时在沈阳410当厂长，他知道了，很支持，说：“老吴啊，你们就来吧，我来帮你们搞。”我们就去了，到了沈阳。
搞什么飞机呢？当时考虑搞 教练机，但要搞就必须搞喷气式的。1956年，航空工业局调我到沈阳410厂组建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开始设计我国第一台喷气教练机发动机。
在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虽然搞喷气飞机是第一次，也是比较难的，但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个飞机，机翼、机身还是有原来的基础。 而我们这个动力，是从活塞发动机到喷气发动机，是包括原理、结构在内的革命性的改变，是一个天大的变化，比搞飞机的风险要大。当时我考虑这个任务的时候， 感到很大压力，很担心完不成这个任务。我是学活塞式发动机的，在美国学的也是活塞式发动机，对喷气发动机，不懂啊！就是苏联的涡喷5、涡喷6，摸了一下， 你就想搞发动机设计？说它是一个革命，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创新，是一个大的创新。我们现在提科学发展观，在现在看起来，这个创新、当时这样做不太符合科学 发展观。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想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设计自己的飞机、搞自己的喷气发动机，这里面有很大的风险，需要作一个尝试。
怎么搞呢？ 我们多次分析研究有利条件和存在的难点，决定利用410厂刚生产定型的涡喷5（苏Ｂ—Ⅰ）发动机为原准机，用相似定律缩型设计歼教—Ⅰ飞机的动力——喷发 —１Ａ发动机。这个方案可利用410厂已经有的锻、铸毛坯和工装设备，不用增加任何新材料就可制造出新的发动机。这是最经济、风险最小的研制方法，也是研 制周期最短、耗资最少、较有把握的研制方法。
喷发—１Ａ是一种小型发动机，只有1600公斤推力。开始徐舜寿提出的是1200公斤，后来又要 求1600公斤。
我为什么敢干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梁守槃老师，1942年我们同行到大定航空发动机厂的，他那时在搞 导弹。我就想，他没有学过导弹，他能干；我没有学喷气发动机，也应该能干，应该向梁老师学习。于是，就与徐舜寿一起下定决心，干！
我们当时决 心搞喷气发动机。没有人，怎么办？我们请北航支持，安排人学了三个月，实际上就开了两门课，找到南京航专的一些毕业生去学习，就这样开始搞起来。我曾经写 过一篇文章回忆这段时期的工作。

1958年8月1日，庆祝歼教一飞机试飞成功祝捷大会上发言

附文：
创建第二设 计室自行设计喷气发动机
吴大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航空工业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从小到大，迅速成长壮大。 1956年6月，我国第一台涡喷发动机涡喷5在沈阳航空发动机厂仿制成功；同年7月，安装该发动机的第一架喷气战斗机歼5也在沈阳飞机厂仿制成功，飞上蓝 天。下一个新使命，就是如何向自行设计过渡。这也是我从国外回来参加革命的夙愿。
1956年10月，组织上把我从航空工业局调到沈阳航空发动 机厂筹建第二设计室（发动机设计室），准备自行设计发动机。对这一光荣任务，我心中既高兴又担心。在当时的条件下，年轻的航空工业每向前走一步，都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要走自行设计喷气发动机的路子是十分困难的。1956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国家制定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对创建航空科研机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航空工业局王西萍（注5）局长，段子俊、油江（注6）、徐昌裕副局长，对成立研究设计机构的决心很大。 参加航空工业工作的技术人员都有新中国主人翁的自豪感和高昂的革命热情，有为我国设计自己的航空发动机的强烈愿望和献身精神。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我们闯 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第一次自行设计出飞机和喷气发动机，吃了不少的苦头，也尝到不少的甜头。
如何确定第一台发动机选型方案
“万事开头难”。要开始设计第一台喷气发动机，该怎样起步？我多次与第一设计室（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同志商量。他和我一同从航空工业局调来沈阳，是一 位作风严谨、扎实、细致、敢于创新、才华出众的飞机设计师。我们反复分析当时的国内经济、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决定只能是“先易后难，由小到大，先从教练 机开始”。最后选定设计喷气教练机，定名歼教—Ｉ。发动机定名喷发1，推力为1200公斤。由于这是首次设计喷气发动机，既缺乏实践经验和技术储备，又没 有现成的试验设备，一切都得重新设计，技术风险确实很大。我与当时设计室副主任虞光裕（注7）同志研究决定，要寻找既有创新又符合我国国情、力所能及的方 案。结果选定工厂刚仿制成功的涡喷5（苏联ВК—1）和苏联РД—45发动机为原准机，采用相似定律进行缩型设计。这是一条风险小、把握大的捷径。 1957年3月，设计工作全面铺开。现在看来，发动机型号方案的选择，走什么途径，风险大小，是设计新发动机能否成功的首要环节。
设计人员从 何处来，素质怎样提高
设计发动机要有设计人员，从哪里来？首先从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设计科和航空工业局选调了一些技术人员，但是还不够。后来又 从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厂调来一些人。国家还分配了一批新毕业生，他们多数来自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因为发展航空工业就提前毕业了，只学了两年半的课程。到 1957年上半年，总共调来设计人员100名左右。
在这些设计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学活塞式发动机、发动机制造和装配修理专业的，对喷气发动 机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都很生疏。我们于1956年10月向北京航空学院求援，请该院四系开设航空发动机设计速成班，主要学习喷气发动机原理和叶片机原理两 门主要课程。我们送去的20多人，于1957年4月回到沈阳参加喷发1发动机设计，从而解决了燃眉之急。现在，他们多数已成为发动机研制工作的主要领导和 技术骨干。
新机试制力量在哪里
航空工业局筹建飞机和发动机设计室是1956年在北京进行的，但北京没有相应的工厂，唯有依靠刚试 制成功歼5飞机和涡喷5发动机的沈阳飞机厂和航空发动机厂。这样，研制喷发1发动机可以充分利用涡喷5发动机的生产技术以及部分锻、铸件毛料和工艺装备， 以缩短研制周期。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支生产工人队伍，是试制新机的雄厚基础。
试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3月，空军审查歼教—Ｉ木质 样机时，认为发动机的推力不够，要求由1200公斤增加到1600公斤，因而发动机的直径必须相应增大。由于当时机匣、离心压气机、燃烧室、涡轮转子等部 件已在加工，有几个车间的人员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莫文祥厂长亲自深入车间进行动员，使试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 经过210天的奋战，终于在1958年6月把4台新发动机试制出来，通过了20小时的长期试车后，便送到沈阳飞机厂装机。
新发动机的部件试验 怎样过关
在喷发1发动机研制中，最伤脑筋的问题是没有试验设备。喷发1发动机虽然是以涡喷5为原准机进行缩型，可以省去一些部件试验，但有些 重要部件仍需经过试验才能进行研制，否则设计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譬如，单管式燃烧室9个火焰筒，按相似定律缩小后，仍沿用原型机上的喷嘴，在缩型后的火 焰筒内能否点着火和正常工作，这是燃烧室设计成功的要害问题。此外涡轮叶片缩型后，能否达到涡轮设计的功率，这也是一个要害问题。当时我们还想作离心压气 机的试验和涡轮模型试验，但是得不到相应的试验设备。就是必不可少的火焰筒单管试验器和叶栅吹风试验器也无处可寻。这些试验设备只有靠自己设计制造，没有 其他路可走。
在喷发1设计工作开始的同时，测试传感器的研制、试验设备的设计和制造也紧张地展开了。我们得到航空工业局油江副局长的批准和沈 阳航空发动机厂的大力支持，在工厂抽调10多台设备、10多名老工人组建了试制车间。又抽调了几位技术人员成立测试传感器设计小组，负责研制试验用的压 力、温度测量传感器和高温热电偶，并进行电子测量仪器的研究。为了测量部件强度，开始设计、试制应变片、水银引电器及滑环引电器等。为了便于测试技术人员 学习电子学知识，我把自己从美国带回国的6真空管长短波收音机拿出来，供他们装拆练习。我还拿出从苏联买回来的幻灯机，供他们对“压力排”照相底片进行判 读，从而提高压力测量的精度。当时我们只能因陋就简，在土洋结合的条件下，克服困难，起步做测试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测试小组和试制车间的工人师傅 就试制出了温度传感器和定向定位用多点测压靶子，用于单管燃烧室和叶栅风洞试验，初步解决了喷发1发动机的火焰筒和涡轮叶栅两项最关键的试验。这里值得特 别提出的是，在喷发1设计图样发出前几个月，工厂非标准设备的设计人员就设计出了单管燃烧室试验器和叶栅风洞，并由工厂组织加工力量，抢时间、赶进度，将 其制造出来，解决了喷发1发动机研制中的一大难题。这两台试验设备都靠近工厂空气压缩机站，可以利用工厂生产用气源，节省了研制费用和建设气源的时间。白 天试验空气不够用，就改在深夜利用工厂停产的时间来作。这两个试验设备的建设经验，后来被很多厂、所效仿。
各级领导怎样支持这项研制工作
在筹建飞机和发动机设计机构中，航空工业局的领导在调集技术人员、决定飞机和发动机设计方案上做了大量工作，为首次研制自己的飞机和发动机创造了较好的 条件。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党委和莫文祥厂长，在发动机设计室成立初期，对设计人员的生活、后勤供应等方面，给予了物质上的支持，减少了设计人员的后顾之忧， 使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
1958年5月，工厂正在紧张试制新机时，航空工业局的王西萍局长亲自到沈阳两厂作动员，使试制工作再次出现高潮。通 过20小时长期试车的新发动机提前于6月底送到沈阳飞机厂，装上了歼教—Ｉ型飞机。7月26日，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叶剑英元帅、空军司令员刘 亚楼上将等亲临沈阳出席了庆祝大会。1958年10月，装备喷发1发动机的两架歼教—Ｉ飞机，从沈阳飞到北京南苑机场，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首次研制 成功的飞机和发动机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使从事航空科研事业的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受到莫大的鼓舞。我是在沈阳和广大工人、设计人员一起度过青春年华的， 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成长的。我能参加喷发1发动机的研制，对我后来从事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迄今，人们对这支发动机设计队伍艰苦奋斗的历 史，仍保留着诸多美好的回忆。
我们就凭借着这种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广大工人一起奋战了210个日夜，经过20小时的持久试车，首批 4台发动机研制成功。
1958年8月1日，这4台发动机装在新设计的歼教—Ⅰ飞机上试飞。这架装有喷发—1Ａ发动机的国产喷气教练机试飞成 功，标志着喷发—ⅠＡ型发动机胜利诞生。1958年10月，装备“喷发—Ⅰ”的两架“歼教—Ｉ”飞机，从沈阳飞到北京西苑机场，受到中央首长的检阅。后来 飞回去的时候，在东北绥中的一个机场，一架飞机强迫降落下来。为什么呢？发生了机械故障，我们的涡轮叶片的叶尖后缘掉了一块，出了问题。现在想起来真是后 怕，如果真的把飞机摔下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这几个人也就成为历史的罪人了。
但我们毕竟取得了成功，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是能够造 飞机和发动机的。虽然有很多困难，中间出现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盲目干了一些工作，当时的热情是应该鼓励的。
总结那段工作，我们可以说，新设计 发动机方案的选择，走什么途径，承担多大风险，是设计发动机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喷发—1Ａ研制初步成功给新机研制闯出了一条路子。
这次初战 告捷给了我很大鼓舞，也坚定了自己以后坚持要走自主创新路子的决心。后来又搞了几个型号，确实是凭借热情。
我们搞出来喷发—1Ａ发动机了，但 还是小。我记得，当时410厂的生产厂长说：“你们这个发动机就像枕头一样大。”我听后想，你说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小，我们下次就给你搞个大的。于是就有了 后来的红旗2号。
1959年9月，我们设计、试制的红旗2号喷气发动机上台试车，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为此，航空工业局发来贺电。

我是三颗星的上校
（1961年）

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二设计研究所成立，我担任技术副所长，主持 二所的发动机研制工作和试验基地的建设。稍后的一段时间，实行了军队化管理，我被授予技术上校，肩章上是两杠三颗星。在贵州大定国民党的发动机工厂的时 候，也是实行军队管理，我去的时候是少尉，后来到美国学习，升为中尉。现在我是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上校，确实是很自豪的。在授予军衔的时候，还给我配了 警卫员，每天上、下班、晚上加班，警卫员都要跟着。
那时，二所的所长是刘苏，政委是张显。他们都是部队干部，老革命。刘苏的军衔是少将，张显 是大校。他们主持全面工作，我抓技术工作。
我在二所工作期间，注意力集中在探索发动机研制方法和研制程序的新路子上。那一段时间，组织安排我 多次出国考察，1957—1965年，我访问了英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瑞士等国，两次参加巴黎航展。组织的安排，给了我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机会。
老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给自己定下的，在所里的工作也有七件事，也是自己要常想着的：一、是设计队伍建设；二、是试验基 础建设；三、是抓试验仪器的设计、制造；四、是试验设备的设计、制造，也就是非标准设备的设计制造、五、是组建加工车间，是一个万能车间，既可以加工非标 准设备、测试仪器，又可以加工一些试验件；六、是抓图书馆、情报资料室和档案室，为了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还设立了产品、零件陈列室，就是通过各种渠 道搜集国外产品的残骸，拿来陈列起来，供大家参照学习；七、就是抓人才培养。那时和苏联的关系已经紧张了，从苏联拿不到更多的东西。新的技术资料都是英文 的，但那时很多同志学的是俄语。为了大家能够掌握英语，我组织了一些同志，每天早上先到我家里读英语九百句。周晓青同志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还有一位华清同 志，西工大毕业的，英语很好，就请他们来教大家。
在二所成立初期，六院领导指示：为了贯彻做设计工作的准备，要执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 即摸透米格21飞机、涡喷7发动机。（这是和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精神相一致的）。并决定将0307基地的试验建设 的规模定为以试验涡喷7发动机部件为主。全所的设计人员在此方针的指引下，设计技术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摸透工作进行不到一年，受到当时的“极左”思潮 冲击，又在并不具备设计所需条件的情况下，开始设计歼9飞机需要的大推力加力涡扇发动机——涡扇—6发动机（代号“910”）。
在第二研究设 计所工作期间，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例如，我曾经说过，我们设计发动机的思想从哪里来呢？应该是从塔湾来！塔湾是什么地方呢？就是601所所在地。意思是 说发动机设计思想应该密切配合飞机。我还提过，技术情报是我们搞研究设计的同志的食粮。这些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甚至把塔湾和台湾挂在一起。但这 些话反映了我对科研工作管理的想法。
在606所，我提出要在技术人员中建立几个制度。
一、建立对年轻大学生的考试制度
这个制度主要是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进行考核。我当时的想法是，发动机设计中最重要的是发动机总体气动设计，其次是燃烧室、压气机等部件的设计，然后是附 件设计。所以我认为，要把新到的大学生分一分，把尖子学生放到气动设计部门。后来我又认识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把这一部分放到了和 气动设计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此制度仅执行过一次，以后就废除了。
二、建立出差汇报制度
这个制度是针对因工作需要外出的技术人员 的。我要求，凡出差的同志回来，必须把自己出差的情况做一个汇报。参加会议也好、解决技术问题也好，必须有一个书面汇报。否则，财务不予报销差旅费。
三、建立年终总结制度
这个制度主要是针对室主任一级的干部。我要求在每年年终，必须有一个技术总结。总结中强调的是对国外技术前沿的跟踪， 一定要附上图片，介绍技术发展的现状。
这些制度有的坚持下来了，有的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因为大家的想法不完全一致，其中也有的在“文化大革 命”中被批判掉了。
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困难，我们享受的是部队待遇，水平比老百姓要高，但还是资金困难，很多事情还是做不了。当时党委研究 决定，我们建所的指导思想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的工作方针是“自力更生、土洋结合、因陋就简、洋为中用”。
研制发动机必须先抓试验 设备、测试仪器和测试技术。鉴于在研制过程中要进行大量的部件验证和整台发动机调试，我向上级建议设计所必须建设相当规模的试验基地。
那是我 担任技术副所长的时候，跑到北京向六院的唐延杰（注8）院长提出的。我感觉到，在我接触到的领导中，有的人虽然是行伍出身，没有搞过技术，但他能够听得进 我们的意见。唐延杰院长就是这样的领导干部，他特意要我住在六院招待所，给他讲了三天。我向他再三宣传，搞飞机发动机，没有一个试验基地是不行的，必须要 有试验设备，否则发动机根本搞不出来。他听得很认真，而且听明白了，给予了支持，批了5000万元，就在距离606所25公里远的一个地方，原来是金属研 究所的一个大车间，那个地方相当大，叫旧站，开始筹建0307基地。
那里的基础建设工作主要是刘苏所长、苗逢润副所长和虞光裕同志负责的。很 不幸的是虞光裕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车间，劳动中被砸伤，因工伤而去世了，这是我们发动机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虞光裕同志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比 我高一届，原来是在410厂的设计科担任科长，组建二所的时候，把他和一些同志抽了出来。他是学飞机的，但由于搞发动机的只有我一个人，学飞机的有徐舜 寿、黄志千（注9），所以就把他放在了二所，他担任总设计师。
我们两个人相处很融洽，工作中互相支持，在所里宿舍区又是邻居，两家人和睦相 处，至今，我还和他的家人保持着联系。让人欣慰的是，他夫人现在生活很好，晚年生活很幸福，他的几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
20世纪60年代，有 一个英国的企业——纳皮尔发动机公司，由于要被兼并，它的一些试验设备想要卖给我们，价格很低，是以废铁的价格出售。问我们要不要？我决定要把这些设备买 下来。
1957年，我出访英国的时候曾向刘鼎同志（注10）申请了一万英镑，是准备采购英国的一些技术性刊物、杂志和公开出版的技术资料的。 当时刘鼎同志授权，购买什么资料由我全权决定。结果，我在伦敦的女皇出版社挑选了很久，有用的资料不是很多，最后只化了几百英镑。所以我就把剩下的几千英 镑存放在当时我国驻英代办处负责人宦乡同志那里。现在要买这些设备了，就把这些钱派上了用场。
后来这些设备安装在0307基地。“文化大革 命”的时候，这也是我的罪状。把我押在这些设备旁边，开我的批判会。
我在所内抽调有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组建了试验设备设计室。现在计算机技术 虽然能解决发动机设计中的很多难题，但我的观点是，发动机最后设计成功，仍然要靠大量的发动机试验。
在发动机试验工作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环 节，即测试仪表和测试技术。我主张，高精度的温度、压力、振动、应力测量传感器都要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这样，即使受国际封锁，也不会因此影 响发动机的正常研制。
我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组建了仪表设计试验室和强度仪表试验室。在试验基地，我们不停地进行着大批发动机部件试验，为发 动机研制打下了基础。我反复强调的是，设计力量、材料工艺技术和试验设备是发动机研制的三大技术支柱，三者缺一不可。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工 作都是非常繁忙的。常常一天工作１２个小时以上，很多同志都是以所为家，一干起来都没有节假日。
就在这一段时间，我的眼睛出现了问题，视网膜 剥落。我那时打篮球，在球场上，我突然觉得，怎么回事？从左边过来断我球的人我看不到。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济南去治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也没 有治好。
向叶剑英、贺龙汇报
从60年代起，我们的领导同志就提出了关于厂（工厂）、所（研究所）结合的问题。在1961年、 1965年，我两次参观巴黎航展，在看到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同时，我也注意了解他们的科研与生产模式。
我记得第二次去巴黎参观航展是与徐昌 裕同志一起去的，我们认为，我们的工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不完全一样。我们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工厂没有搞科研的任务，而资本主义的企业是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以无论企业大小，它必然是“哑铃型”的。
那时，我们有一个国防科委，还有一个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是聂荣臻同志抓的，国防工 办是贺龙同志抓的。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聂荣臻同志打过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毛主席已经圈阅了。报告上面讲，要把航空系统的南昌 320厂和株州331厂改为专门试制新飞机和发动机的厂。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有实施。1961年，六院是成立了，但1965年搞“部院合 并”，六院又与航空工业部合并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一些资料上是怎样记录的。
1961年6月30日，航空研究院（六院）正式成立。国防部先后 任命院长唐延杰，政委王振乾，副院长韩顾三、王厉、徐立行、曹丹辉等。该院建制属国防部，由国防科委领导。
1965年1月1日，遵照中央、国 务院关于部院合并的指示，航空研究院（六院）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三机部副部长刘鼎兼六院院长、党委第一书记；原六院政委王振乾任三机部副部长兼院党委第 二书记。
1967年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对聂荣臻上报的《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批示“照办”。据此，六院（航空研究院）正式从 三机部划归国防科委领导。
1973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段子俊任航空研究院（六院）院长、夏屏西任政治委员。同年8月23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同意将第六研究院划归三机部建制领导》的文件。
刘鸿志（注11）同志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P254—255） 中写到了这个情况。
1967年7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对六院进行了 军事管制。1967年9月20日，聂荣臻元帅根据上述精神向毛泽东、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 10月25日，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10?25”批示。毛主席对聂帅的报告做了这样的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 过，很好，照办。毛泽东。10月25日”。这个批示，实际上对1965年开始实行的“部院合并”的体制作了否定的结论。
聂帅在报告中提出：发 展国防科学技术，要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原则，从我军装备发展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 单位调整为十八个研究院。1967年12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自1968年1月1日起正式转为军队系统，由国防科委领 导。这个方案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江青等人硬说这是大科研主义，把聂帅批了一阵，所以没有能够实行。但影响十分深远。
1969年7月1日，空军党委向中央军委办事组呈报“关于加强航空工业和科研的领导问题的报告”。国防科委根据周总理6月9日的批示，呈报军委办事组，建 议将六院交给空军领导。7月12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批复同意。7月17日，国防科委通知六院，要求六院即与空军接洽，接受领导。7月29日，空军党委向中 央军委办事组呈报《关于六院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及将六院23个研究所、6个试制工厂，共两万九千余人交给空军领导。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明确了 对六院领导的组织安排等事项。决定从1970年1月1日起，六院及所属各单位由空军实施领导。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走了一条 弯弯曲曲的道路。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航空科研问题，国家领导层的意见是不同的。
我们这些人就是强调要“厂所结合”。什么叫“厂所结合”呢？就 是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要在工厂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苏联的产品设计是由产品设计局（ОКБ）完成的。我们的说法是，工厂是生产飞机，生产任 务与科研任务是不一样的，工厂生产任务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通过实践，知道工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要完成的是生产任务，没有精力完成科研任务。那时工厂的说 法是“见缝插针”，科研可有可无，结果是他完成了生产任务，你完成不了科研任务。
当然这是过去的认识，现在的认识是，因为计划经济下的工厂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其规律是不一样的。他没有搞研制的任务、责任，所以对搞科研是没有积极性的，让一个制造工厂完成科研任务是不可能的。国家给他 的是生产任务，完成生产任务，厂长就可以睡大觉，他完全可以不再去考虑搞什么产品研发、技术进步，因为国家没有给他这个任务。而在计划经济下，工厂也不可 能有研制任务。周总理在1971年召开航空汇报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认识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厂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 业。对于在工厂里搞科研，我开始同意，后来反对，是通过实践认识到的。因为我的体会是，通过实践，感到客观、主观条件都是不可能的。
2005 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才是“厂所结合”的必由之路。
1961年，我是第一次被派去参观巴黎航展。
1965年，我第二次参观巴黎航展，我和徐昌裕副局长，还有黄志千（在后来的一次出访时飞机失 事，在埃及去世了）一同去的。我们反复看下来，认为我们是不可能搞这种“厂所结合”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与我们的工厂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回来以后，8月份，贺龙到沈阳视察两个厂——410、112厂的生产情况。我接到电话，让我参加汇报，说贺龙同志要听我们的研究工作情况。我记得那是中 午，贺龙同志睡午觉以后，请大家一起吃西瓜。在边吃边谈过程中，601所的所长刘鸿志同志说：“贺老总，您要不要听听新消息啊？我们吴大观同志刚从巴黎回 来，参观了航空展览会，有一些新情况，要不要听听啊？”
贺老总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说：“好啊！”
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而且稿子也 没有带来。既然贺老总要听，只能凭记忆把自己了解到的国外航空技术、产品的情况作了一个汇报。看了些什么飞机、什么发动机，怎么试飞，新的飞机、新的发动 机，大概地讲了一遍。贺老总听得很高兴。
在汇报完这些以后，我又说了一些情况，我说：“国外他们的工厂（那时我们叫工厂，现在知道了，实际是 公司），都有科研机构，都搞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搞竞争。”我就汇报了这么一个情况。没想到贺龙同志听完后，马上拿出一张纸说：“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吴大 观同志的意见啊？”那时谁也不敢说不同意。“同意！”“你们签名。”于是每个人都签了名，一共七个人。贺龙同志就拿着这个到中央讲，向中央汇报了。“啊， 我到沈阳，听到一个专家讲，他们参观了外国的工厂，人家既搞生产，也搞科研、试制产品，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怎么样？”“好啊！”就是“厂所结合”。从那 时就大喊起来，就这么搞。这中间，一个是不了解情况；一个是主观、客观也办不了这个事，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是不够的。回想起来，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 失误的。在贺龙同志面前发表了这么一个意见，对上级领导推行“厂所结合”起了误导作用。
现在看起来，那时候，我们国家在航空方面没有认认真真 抓，这是从领导上来说。当然我们下面的同志也是水平不高，我们没有条件、没有本领向上面真正地汇报情况，打动上面领导的心，祈祷“上帝”、向“上帝”请 求，没有能够感动“上帝”。
我们的工厂是“橄榄型”的，我们不可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把工厂搞成“哑铃型”的企业，这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规律。 违反规律，做起来也达不到目的。从20世纪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前到“文化大革命”后，搞“厂所结合”搞了一二十年。
1972年12月 28日，经周总理批准，叶剑英同志在北京召开航空汇报会，所里派我参加。当时有几位厂所领导，还有部里的领导和发动机局的领导参加。这个会议着重研究航空 科研体制问题，航空汇报会开了70多天。
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同志专门听了两次我的汇报。我记得一次是上午9点钟去，汇报了两个小时。我讲了为 什么不能搞“厂所结合”，他边听边“哦、哦”地点头。
我还给他讲了航空发动机的事情，带了涡扇—6的金属模型。给他讲怎么进气、怎么排气，什 么是压气机、什么是风扇、什么是涡轮。他听得很认真，我能够感觉到他是真的听明白了。中午他安排我一起进餐，吃饭中间，他坐在我旁边还不断地给我夹菜，叶 帅是很平易近人的。
我向他讲了我对“厂所结合”的认识过程。
过去我不了解情况，而且我们的第一个发动机，是在410厂搞出来的， 第一架歼教—Ⅰ是在112厂搞出来的，所以过去我对搞“厂所结合”是同意的。但后来反过来想一下，那是在特殊条件下完成的。西方国家的条件和我们完全不一 样，人家是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是国家计划、强制进行的。人家那个不是一个工厂，是一个企业，不发展新产品，他那个企业、那个老板就完 了，所以他重点要放在产品的改进、发展上，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是他的命根子。我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只是完成若干产品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还给他讲了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
那是我在沈阳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涡扇发动机（涡扇—5），是在涡喷—5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后风扇。总 想着能够为国家作一点贡献。六院很支持，批准了计划，给了经费。需要进行加工了，当时刘鼎副部长在西安召开一个技术会议。我就带着一大套图样到西安向刘鼎 副部长汇报，讲这个方案，加一个后风扇可以增大推力到3600公斤，能够提高飞机的速度。刘鼎一听，好啊！在一天晚上，把三个厂的总工程师找来，专门开 会。哪三个厂呢？一个是沈阳的410厂，一个是哈尔滨的120厂，还有一个是株州的331厂。刘鼎同志让我把情况作了介绍，一场空，谁也不答应。三个厂的 领导一致不同意接受试制任务。理由？很简单，没有这个任务。而且你搞新东西，我也没有经验，太费劲了，不能接受这个试制工作。刘鼎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六院曹丹辉组织，由621、625两个所把主要部件加工出来，在606所车间里加工装配的，这个发动机还是做出来了，在闫良装在一个轰炸机上， 在地面作了滑跑试验。但军方不让试飞，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不了了之了（注12）。这些情况，我都向叶剑英同志作了汇报。我说，现在要搞“厂所结 合”对科研工作有害无益。
我还对他讲了当时搞涡扇—6（注13）的一些情况，我拿着红头文件给他看，说这个项目是中央军委批的，有文件，问叶 帅记得吗？他接过文件，看了看，哈哈大笑说：“我不知道此事。”
应该说，叶剑英同志是很客观的，但他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看来这是更高层的决 策，所以，他只能执行。我的理解是，在当时情况下，迫不得已搞了一个权宜之计，我向叶帅如实汇报，也不可能起作用。会议最后作了决定，还是要搞“厂所结 合”。要我既担任606所副所长，后来是革委会主任，又到410厂当革委会的副主任、党委常委，还加了个职务——410厂的总工程师（后加的这个总工程 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我在会议结束前表了态，实事求是地对党讲真话。我说，既然决定了，我组织上服从，我还是去搞“厂所结合”（对于这件 事，后来我还是尽了力的），但我的思想没有通，我的意见要求保留。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的问题，在1991年以后，我学了 《邓选》第三卷才认识到。
我们为什么这样搞呢？为什么航天没有这样搞，而我们航空这样搞了呢？我认为是由于中央决策层对航空的认识出现了转 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没有钱，要搞“两弹一星”，陈毅同志说过，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两弹一星”。在这样的认识下，我认为，我们国家对航空工业采取 了一个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就是把科研与生产放在一起，主要是准备打仗，保证完成生产飞机的任务。这样科研的费用就可以削减，一些科研的投入就放在了下 面，放在工厂，由工厂“见缝插针”。
现在回头看，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的任务、性质、特点认识不足，当时的国营工厂是在 国家计划安排下进行产品生产的，完成生产任务是工厂的责任。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性质不同。西方是市场经济条件，企业、公司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必 须研发产品、加工生产和为用户提供售后服务，不管大小企业都是“哑铃型”的。与计划经济的工厂的概念不同，一个是Enterprise,一个是 Factory，这两者的范畴和任务是不同的。但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有偏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以加工制造为主体，必然是“橄榄型”的工厂。
回到所里以后，我们又搞了两三年。
我们把发动机比成人的心脏。发动机研制数十年发展不正常，就好比我们的飞机有心脏病，供血不足、心动过 速、忽快忽慢、心律失调。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有一个因素就是当时毛主席的判断，要准备打仗，而当时没有钱，要造出好的飞机、发动机，是应付打仗，不是要 搞新的发动机。
因此，现在来看“厂所结合”，不符合计划经济发展规律，研制新产品是难以进行的。
我从事航空工业几十年，我认为， 这是一个对航空工业造成冲击的大事。

注释
1.飞机行业从组建到“一五”的七年时间，是在黄金时代，也是打基础、出 产品、出人才的艰苦创业时期。……在此期间国际上发生了飞机与导弹之争，1958年，《现代武器》第二期上发表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关于人造卫星的发射和 军事航空的前途》的讲话，他主张中国应放弃飞机的研究设计工作，而立刻直接研究导弹，对此四局有不同意见，撰写了商榷性文章。这个争论影响了后来的中国飞 机行业乃至航空工业的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史丛书飞机行业史1951—1988》中国航空工业史编辑委员会，1995年11月）
2.万毅 （1907—1997）：辽宁省金县人，满族。1926年，入东北军陆军军士教导队。1930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6年后，他先后任东北军第57 军627团、672团、667团团长，111师333旅旅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后，他先后任东北军新111师副师长、师长。 1944年，该师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辽吉军区司令员兼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司令员，东 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2军军长、特种兵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 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7年10月3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3.徐立行 （１９１１—１９８５）：上海市人。１９３２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连长。１９３７年，参加新四军。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延安抗大、马列 学院学习。先后任八路军前方司令部训练股股长、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秘书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参谋处处长、皖 西军区副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大学教育长、西南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长、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 院长、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研究院副院长。１９６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4.莫文祥：山东夏津人，1923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129师支队通讯员，河北抗战学院指导员，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宣传干事，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巡视团副团长，东北民主联军总政 治部干事，四野军工部第三兵工厂政委，沈阳五三工厂监委（政委）、党委书记。1952年，调入航空工业，曾任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厂长，沈阳航空发动机厂 厂长、党委书记，沈阳市市委委员。1951年，获沈阳市劳动模范称号。1958—1961年在北京航空学院特别班学习。1961年，任沈阳飞机厂厂长，沈 阳市第二工业部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1972年，任沈阳市革委会常委兼国防工办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1978年，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 记，1981年，任航空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七届、八 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在航空工业创建40周年时，获特别荣誉奖。
5.王西萍：1914年12月，出生于山东乐陵。1936年8月，弃学从军，到西安参加张学良将军创建的学兵队并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 任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军官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东北军51军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原局友军工作部秘书、驻鄂西北代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 中国共产党旅大地区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大连县委书记兼县长，旅大地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关东行署农业厅厅长。
建国后，投身于新中 国航空工业的创建与发展。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调王西萍任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 长，主持工作。1953年1月，航空工业局成立分党组，王西萍任分党组书记。1955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王西萍为航空工业局局长，他还是第二机械工 业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在1960年召开的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上，王西萍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随之以“国民党特务嫌疑”而蒙冤被隔离审 查两年多，1963年被重新分配工作。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文给予彻底平反。1963年，王西萍调到交通部工作，历任公路总局局长、公路运输局局 长、水运工业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6.油江：原名张定襄，字绍元，1915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湖堤镇。1935年秋，考入南京航空机械学校，学习航空发动机专业。1937年9 月，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24队任机械修理员，先后在扬州、武汉航站工作。1938年2月，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从武汉辗转到延安，参加革命，改名“油 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先在抗大四大队学习，后任抗大三大队军事教员。1940年1月任晋察冀军区抗大二分校军事教员、编辑股股 长、训练部科长。1944年1月任延安教二旅司令部教育股股长、训练营营长、延安卫戌司令部飞机场负责人。1945年12月，任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站长、摩 托管理处处长、兵站部第二部长。1948年7月，任华北军区兵站部副部长，当选为华北人民代表。1948年11月，任天津军管会处长、党委书记。1949 年5月，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兼民航处处长。1949年11月，他被任命为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1951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朝联合空军 指挥部参谋长。1952年11月，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副局长，主管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工作。1963年12月，任航空工业部第二生产技术司副司 长、生产局负责人。1978年4月，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他先后担任了中国航空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第 四届常务理事，中国航空工业史编委会副主任、发动机分编委会主任。
7.虞光裕（1918—1970）：1918年出生，江苏金坛人。飞机发动 机设计师。曾任航空发动机设计室主任、主任设计师，中国航空研究院发动机研究所总设计师。1970年5月30日，因公去世。
8.唐延杰 （1909—1988）：1909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23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9月，在叶挺独立团任副排长，并转 为中国共产党员。1927年8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特别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1928年11月回国后脱党。1936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 命时期，曾任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分队长、保卫股股长、保卫科科长，红三军团政治部总务处主任。长征时期，任军团后方部部长。到达陕北后，任军委后方办事处四 科科长，红二十八军参谋长。1936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处处长、副官长，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团长、参谋长。解放战争时 期，历任冀晋军区司令员、北岳军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平津 卫戌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代理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国防部航空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 任，中国共产党国防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9.黄志千（1914—1965）：原名 黄永埙，1914年1月23日，出生于江苏淮阴。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航空专业。同年，进入成都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进修飞机设 计，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空军第十一修造厂任课员。1939年5月，转入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1941年6月，调至缅甸八莫发动机装配厂。1942年4 月，到四川第一修理厂任装配股股长，负责组织修理苏制И-15、И-16飞机。1943年10月，去美国圣地亚哥康维尔飞机公司，参加了B-24飞机的设 计、制造和试飞的全过程以及B-24和240型双发运输机的应力分析。1946年9月，转入美国密歇根大学航空系攻读力学。1946年9月，转赴英国格罗 斯特公司学习流星型和E-144型喷气式战斗机的有关技术，参加了中国订购的战斗机的机身结构设计。1949年2月，被撤回广州，准备转往台湾；6月，排 除了国民党的干扰，奔赴解放区；9月，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参加了新中国建国初期航空工业建厂的规划编制工作。
1950年4月，被派往福建修建建瓯机场。1951年7月，黄志千被调到沈阳飞机厂任设计科代理科长。1952年3月，调到航空工业局教育处中教科工作。 次年9月，任航空工业局第一技术科设计组组长。1956年8月，被任命为航空工业局在沈阳飞机厂的飞机设计室副主任设计师。1961年8月，黄志千被任命 为沈阳飞机设计所总设计师。
1965年5月20日，黄志千因公乘机途经开罗上空时，不幸遇难，终年51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黄志千 为革命烈士。
10.刘鼎（1903—1986）：原名阚尊民，曾用名戴良，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我国兵器工业的主要 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研制了火炮、步枪、炸药包抛射机、掷弹筒和无烟火药等，为人民兵工和国防工业的创建、发展和壮 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后，在国防建设、武器制式化、建立兵工技术基础、研制新型武器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20世纪６０年代初，组织、领导制 造了１２６００吨水压机大型设备，为我国机械工业做出了新的贡献。１９２０—１９２４年，在杭州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在德 国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勤工俭学。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在苏联东方大学与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并任翻译。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 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后任洋源兵工厂政委。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年，任延安摩托学校校长。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任延安抗大主任教员兼通信大队队长。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任太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任延安军工局副局长。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任晋察冀军区军工局副局长。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副部长。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任二机部副部长、部长助理。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任一机部副部长。１９６０— １９６６年，历任三机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迫害，被无辜关押七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６年，任三机部、航空部 顾问。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５日，于北京逝世。
11.刘鸿志：1920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为安吴青训班学院行、延安陕北公学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班长、党支部青年委员、民先队长、民先区分部组织部长、延安 西北青年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性）。
1939年，任中国共产党凤翔县县委委员、统战部长（地下）。1941年以后，历任延安大学同学会总会主任 兼党团书记、校务委员会委员、财经系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北平《解放报》社科长兼分党支部书记、《晋察冀日报》社经理部长、黑龙江省拜泉县 县委宣传部长、省委宣传科长、中共中央东北局行政办公室主任兼分党支部书记。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刘鸿志任东北空军航空工程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兼部党委书记。1955年，任军委空军航空工程部党委委员、组织计划处处长。1958年，任空军航空武器装备使用维护研究所所长。1961年，任航空研究 院党委委员、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1965年，兼任沈阳飞机厂第一副厂长、总工程师。1973年，任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1977年， 任航空研究院第一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后任党委书记。
1988年，他获得航空工业部献身航空工业30年特别荣誉奖。1989年，再次荣获 “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12.1963年1月，根据空军科研部向六院提出的改进涡喷—5（称为“61”号机）发动机为涡扇发动机的课题和国 外大力发展风扇发动机的动向，六院正式下达将涡喷—5A加装后风扇改为涡扇—5的改型任务，六院二所承担研制任务并开始方案研究工作。1963年9月，完 成初步设计，12月，完成技术设计，发动机代号为“61F”，后正式命名为涡扇—5发动机。1964年1月7日，“61F”正式列为六院的研制任务。
1964年4月，六院确定“61F”发动机用于轰—5飞机改装，要求十所承担飞机改进设计任务，代号为“64”任务。1968年八九月份，涡扇—5发动 机两次通过台架50小时长期试车。
1970年10月，完成飞机全机改装工作。
1971年6月，装有涡扇—5发动机的轰—5飞机开 始试滑，达到了起飞速度，发动机工作良好，但由于认识不够统一、单发起飞安全无保障等原因，空军不准放飞。
1973年，六院向空军科研部汇报 涡扇—5发动机装机试飞问题。科研部领导提出要先作发动机高空台试验才能装机试飞，这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当年5月，六院正式决定，结束“950”发动机 （即涡扇—5发动机）研制任务。（节选自《中国航空工业科研大事记》）
13.1964年10月25日，六院在一所召开МиГ—21飞机改进改 型方案预备会议，确定对МиГ—21飞机改进改型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改飞机，不改或少改发动机，即歼—8方案，其发动机为涡喷—7甲发动机，代号“815 甲”；第二步既改飞机又改发动机，即歼—9方案，其动力为涡扇—6发动机，代号“910”。同年11月30日召开的航空科研规划会议上，把研制涡扇—6发 动机列入“三五”规划中的自行研制项目。1965年4月12日，三机部正式下达《关于开展歼—9歼击机方案研究和设计工作的通知》，对涡扇—6发动机进一 步提出设计要求。（节选自《中国航空工业科研大事记》）

第四章　“一定要想方法搞出自己的飞机和发动机来”
航空工业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 始，国际上出现了一种言论，认为在有了导弹以后，航空技术、飞机应该进博物馆了，今后要靠导弹打天下。这个风刮得很厉害，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这个论调。这 个风也刮到我们中国（注1），影响到我们的领导人的思路。 这个风使我们这些人感到了困惑，今后我们航空还要不要搞？ 我们做了一些 工作。当时总参装备部有一位领导叫万毅（注2），是装备部的部长。我和徐舜寿到北京出差，和徐昌裕、六院的副院长徐立行（注3）一起到万毅家里和他谈，开 座谈会，主要是想听领导的意图。 万毅的话，说得很死，也说得很明确，就是飞机是可以从国外买的，导弹买不来，导弹的威慑力大，外国人怕。我认 为，在这个问题上，重点、要害是对导弹的威慑力的考虑。毛主席考虑的是打仗、打大仗，所以就要考虑哪个威力大，打仗的人就是考虑哪个更厉害。当然，党中央 这个重大决策是绝对正确的。 后来1958年，我到英国去访问，回国途中到了苏联。刚好王西萍、徐昌裕他们也在苏联参观访问，我参加了他们的 团，继续参观访问。在那一次，我们专门向苏联航空工业部的部长们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将来飞机要进博物馆，没有用了？他们讲，原来确实有这个说法，是美国的 某些专家讲起的。在苏联，赫鲁晓夫就这么讲。但经过他们的认真分析论证，认为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他们认为在战争中，导弹打过去是有杀伤力的，但要真正征服 对方，还是需要飞机。所以，他们还在搞米格21，美国也没有停止搞航空。这么一来，我们就有底了，下决心继续搞下去。
喷发—１Ａ发动机（1956 —1958）
1958年，410廠設計室人員與蘇聯專家合影
我与徐舜寿等同志商议，北京没有厂，怎么办？就想到把 飞机放在112，发动机放在410，这是由于这两个厂刚仿制成功飞机和发动机，制造问题可以解决。于是我们按照这个想法给航空工业局打报告，请求我们应该 走自行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路子，并建立空气动力研究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局很快采纳了我们的这些建议。 莫文祥（注4）同 志当时在沈阳410当厂长，他知道了，很支持，说：“老吴啊，你们就来吧，我来帮你们搞。”我们就去了，到了沈阳。 搞什么飞机呢？当时考虑搞 教练机，但要搞就必须搞喷气式的。1956年，航空工业局调我到沈阳410厂组建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开始设计我国第一台喷气教练机发动机。 在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虽然搞喷气飞机是第一次，也是比较难的，但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个飞机，机翼、机身还是有原来的基础。 而我们这个动力，是从活塞发动机到喷气发动机，是包括原理、结构在内的革命性的改变，是一个天大的变化，比搞飞机的风险要大。当时我考虑这个任务的时候， 感到很大压力，很担心完不成这个任务。我是学活塞式发动机的，在美国学的也是活塞式发动机，对喷气发动机，不懂啊！就是苏联的涡喷5、涡喷6，摸了一下， 你就想搞发动机设计？说它是一个革命，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创新，是一个大的创新。我们现在提科学发展观，在现在看起来，这个创新、当时这样做不太符合科学 发展观。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想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设计自己的飞机、搞自己的喷气发动机，这里面有很大的风险，需要作一个尝试。 怎么搞呢？ 我们多次分析研究有利条件和存在的难点，决定利用410厂刚生产定型的涡喷5（苏Ｂ—Ⅰ）发动机为原准机，用相似定律缩型设计歼教—Ⅰ飞机的动力——喷发 —１Ａ发动机。这个方案可利用410厂已经有的锻、铸毛坯和工装设备，不用增加任何新材料就可制造出新的发动机。这是最经济、风险最小的研制方法，也是研 制周期最短、耗资最少、较有把握的研制方法。 喷发—１Ａ是一种小型发动机，只有1600公斤推力。开始徐舜寿提出的是1200公斤，后来又要 求1600公斤。 我为什么敢干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梁守槃老师，1942年我们同行到大定航空发动机厂的，他那时在搞 导弹。我就想，他没有学过导弹，他能干；我没有学喷气发动机，也应该能干，应该向梁老师学习。于是，就与徐舜寿一起下定决心，干！ 我们当时决 心搞喷气发动机。没有人，怎么办？我们请北航支持，安排人学了三个月，实际上就开了两门课，找到南京航专的一些毕业生去学习，就这样开始搞起来。我曾经写 过一篇文章回忆这段时期的工作。
1958年8月1日，庆祝歼教一飞机试飞成功祝捷大会上发言
附文： 创建第二设 计室自行设计喷气发动机 吴大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航空工业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从小到大，迅速成长壮大。 1956年6月，我国第一台涡喷发动机涡喷5在沈阳航空发动机厂仿制成功；同年7月，安装该发动机的第一架喷气战斗机歼5也在沈阳飞机厂仿制成功，飞上蓝 天。下一个新使命，就是如何向自行设计过渡。这也是我从国外回来参加革命的夙愿。 1956年10月，组织上把我从航空工业局调到沈阳航空发动 机厂筹建第二设计室（发动机设计室），准备自行设计发动机。对这一光荣任务，我心中既高兴又担心。在当时的条件下，年轻的航空工业每向前走一步，都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要走自行设计喷气发动机的路子是十分困难的。1956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国家制定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对创建航空科研机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航空工业局王西萍（注5）局长，段子俊、油江（注6）、徐昌裕副局长，对成立研究设计机构的决心很大。 参加航空工业工作的技术人员都有新中国主人翁的自豪感和高昂的革命热情，有为我国设计自己的航空发动机的强烈愿望和献身精神。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我们闯 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第一次自行设计出飞机和喷气发动机，吃了不少的苦头，也尝到不少的甜头。 如何确定第一台发动机选型方案 “万事开头难”。要开始设计第一台喷气发动机，该怎样起步？我多次与第一设计室（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同志商量。他和我一同从航空工业局调来沈阳，是一 位作风严谨、扎实、细致、敢于创新、才华出众的飞机设计师。我们反复分析当时的国内经济、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决定只能是“先易后难，由小到大，先从教练 机开始”。最后选定设计喷气教练机，定名歼教—Ｉ。发动机定名喷发1，推力为1200公斤。由于这是首次设计喷气发动机，既缺乏实践经验和技术储备，又没 有现成的试验设备，一切都得重新设计，技术风险确实很大。我与当时设计室副主任虞光裕（注7）同志研究决定，要寻找既有创新又符合我国国情、力所能及的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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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聂荣臻说，“你是大有作为的”

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讲师
（1947—1948）

那是1947年10 月，我打了一个假报告，借口父亲生病，需要探望，请假。当然还需要给处长送礼，那个处长姓华，我送了一些礼。请假获批准后，和爱人一起从广州到了汉口，再 坐船回到南京。那时我还是军人，比去美国前升了一级，是中尉了，多了一个杠。那时还要穿军装，吊武装带。
我爱人怀孕了，只能留在南京，准备生 孩子。
我要去北京，我找到一个关系，是我爱人的一个哥哥，他在国民党航空局里做事，是一个少校，他给我搞到一张飞机票。
这个飞机 票，现在说说很容易，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了我的罪过，把我整得要死。造反派说我是美国特务，要我交代为什么在解放战争进行到那个程度，淮海战役快要 打起来、交通已经中断的情况下，还能够搞到一张票，坐飞机到北京？这个关系不简单吧！要我交代。我怎么交代呢？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一个机会嘛！
到了北京，我的同学董寿莘，他的爱人在燕京大学教书，我就住在他们那里。后来我才知道，董寿莘那时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夫人入党时间比他的还要 早，他是在他夫人影响下参加革命的，他的夫人名叫李铿，是我们在大定发动机工厂的总工程师李耀滋的妹妹。董寿莘和夫人在解放后，都到了北航工作。很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迫害，跳楼自杀了。
第二天就到清华，找到我们原来的一位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我们柴油机的——宁榥先生， 他是北京大学工学院（注1）机械系的主任，他把我介绍到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是马大猷，是我国著名的声学家。这个工学院是北京大学接管过来的，是原来的北 平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后来是胡适当校长。
到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我担任了讲师，讲授航空发动机设计、发动机齿轮设计、机械原理和工程画（机械 制图）四门课。

与胡适唱了一次反调
（1948）

就在那个时期，我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大的变化。
那时我是专任讲师，通货膨胀很厉害，发工资是拿麻袋装的。我是10月份到的，只身一人在北京，爱人留在了南京，托付给她的家人照顾。我住在学校集体宿舍 里，晚上，电灯不好，有时候还要点油灯，看书很费眼睛，所以，有了空闲时间去其他同事的房间聊天，谈论抗日、时局等。这些同事中有宋硕、李学智、赵树林、 樊恭然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就这样，我被学校里党的地下组织注意到了，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道道。我跟着他们参加罢 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逐步发展到他们选我担任教联会的主席。
我记得有一次北大在沙滩开会，是胡适先生主持的，那个时候，他是北京大 学的校长。他先讲话，意思是看到时局的发展，肯定北平（北京）要落在共产党的手中，动员大家坐飞机跑，随他一起南下。我们就反对，说我们这样一个有名的大 学，应该继承北大“民主与科学”的光荣传统，应该继续在这里干下去。在那次会议上，我代表教师上台发言，声明我们爱国，要留下来。说起来，胡适还是有点雅 量的，没有找特务把我抓起来。
我们还在学校里演出活报剧，请费孝通、潘光旦这样的名教授来学校作报告，我们很活跃。

“吴蔚 升”改名为“吴大观”
（1948）

到了1948年的暑假，我就得到消息，说北平公安局的黑名单上有了我的名字。这时，地下 党的一位同志——袁永厚，当时是助教——问我：“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我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答应去。之后就作了两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化妆、准备身 份证等。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我找了个借口，讲自己的妈妈有病，要回上海探望。我向学校请了假，离开了学校。那时，我的一个弟弟，原来在贵州念 医大，到了北京我这里，也找不到工作。我和自己的爱人、孩子，还有这个弟弟，一家四口人通过地下党，由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在地下组织安排的地方住了一个晚 上。
我装扮成从沈阳逃难回来，做照相馆生意的。因为别的我也不会装，只会照相，这样还实在一点。然后就坐火车，那时的火车只能通到唐官屯车 站，到了那以后，换乘两个轮子的马车，晚上就住在大车店。再过一条河，就是解放区了，那个高兴啊！后来到沧州住了一个晚上。为了安全，把我的名字改了，我 的名字原来叫吴蔚升，这时改成为吴大观。我爱人的名字原来是华允娥——一听就是女同志的名字——改为华国，有点男同志的感觉了。
从沧县到泊 镇，泊镇是华北地下党活动的据点，有不少从北京来的民主人士，包括教师、教授、青年知识分子。
后来又从泊镇到了石家庄。

解 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1948—1949）

石家庄当时是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到达石家庄以后，见到很多学生、教师，清华 的、北大的都有。我们住在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
接待我的是聂荣臻，现在大家叫他聂帅，那时叫聂司令。他设宴招待我、我爱人和孩子。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他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他问我，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我告诉他，我原来是干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去学习……我告诉他，我 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投靠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我记得，在向聂荣臻同志说了自己的想 法以后，聂司令非常高兴，他大声地对我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
那天，吃的是火锅、羊肉，大 吃了一顿，吃得非常开心。
聂荣臻同志穿的军装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件皮子大衣，他那时很年轻，人也很精神。后来，我一直就没有机会再与聂帅单 独接触，只是在一些会议上见到他。

共产党的接管人员
（1949—1951）

在石家庄呆了一个 月，1948年12月，已经准备和平解放北京了。我随解放北平的队伍，参加了入城接管矿冶研究所的工作。
我所在的单位是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 我和孟少农一起，随企业部去北平做接管工作。开始住在石景山，那时那里有钢铁厂、发电厂还有煤矿。到那些地方学习其他同志如何做接管工作，听老干部做一些 宣传工作，受一些教育。
住到第二年3月份，我们进了北京。我接管的是国民党的矿冶研究所，那个研究所里全是知识分子，里面还有一位在美国一起 接受培训的同事。看到我，很高兴，哎，老熟人！但不一样了，我是军管会的土八路，穿一身棉军装。
在那里干了大半年，1949年3月份去 的，10月份离开了。另外派人接替了我的工作。调我去了中央重工业部，何长工当部长。我在计划司，司长是徐驰，也是从石家庄过来的，我就在他那里，在技术 科。没过两个月，1949年11月，重工业部成立航空工业局筹备组，我担任筹备组的组长，当时孟少农是汽车组的组长。我带了几个人，去南京搞接收航空技术 人员的工作，接管国民党的很多搞航空的人员，那些人我也不认识，包括国民党航空局的副局长等。我们接管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后来到南航的张阿舟，他是我们航空 系统的五个暂不离退休人员（注2）中的一个。这五个人是西工大的季文美（注3）、部系统的我、北航的沈元、宁榥，再就是南航的张阿舟（注4）。
我带人去了南京，给那些人填表，把他们安顿好。他们中间有的要到北京来工作，都需要安排好。还有一些人是到北京来报到的，包括我在大定时期的厂长王士 倬。
王士倬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钱学森在清华读书的时候，王士倬是他的老师。早在1934年，清华大学即在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设立了三个组：原 动力工程组、机械制造工程组和航空工程组。航空工程组是我国最早创办的航空工程专业，1934—1935年，王士倬教授主持设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航空风 洞。
我曾经向当时重工业部的领导建议与王士倬谈一次话。部领导接受了这个建议，谈了一次，但谈得很不愉快，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1951年初，筹备组工作结束，航空工业局（那时叫四局）正式开始工作。当时在北京没有地方，就到了沈阳。所以说，新中国航空工业开始的时候，领导机关是 在沈阳。1951年3月，航空工业局成立，我们几个人，有段子俊（注5）、徐昌裕（注6），还有两位，一个叫陈平、一个叫陈一民，后来就离开了，都是老干 部，我与他们都不熟悉。我是最年轻的，也是最不懂事的一个。
对于徐昌裕副局长，我很敬佩。他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政治上是很强的。我清楚地 记得，我和几位新参加革命的同志，开始时对组织程序等都不太了解，不懂得应该怎样工作。他很耐心地教育我们，“我们每天到班上，坐在办公桌旁，首先应该想 到的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国家工作的，责任重大。”这些话我也是记了一生，受益匪浅。他还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学习党的报纸。他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 的机关报，应该认真学习，了解社会动态和中央的政策精神。他还教我们怎样读人民日报，第一版是国内新闻，第二版是国际新闻……应该怎样去找自己需要的消息 等。他教给我的这些，让我形成了习惯，并且一直保持到今天。
以后，他分工抓飞机，我就和他接触得少了。但他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在沈 阳，没有别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是抗美援朝，朝鲜战场上的飞机下来就要修理。那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紧张的时候，修理任务繁重，局机关的人下到工厂组织生 产。我去了111厂，了解发动机维修和零备件生产、制造情况。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有一套办法的，修理飞机、发动机都在火车上，一列火车 拉过来，什么设备都有，就装在火车上，拉到一个地方，下来就可以修理飞机、发动机。那个火车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再就到了沈阳，就在沈阳112厂修理米格飞 机。
那时我是在生产准备科，担任科长，还有徐舜寿（注7）、顾诵芬（注8）、刘多朴等人，我们在一起。
徐舜寿才华出众，他比我年 纪小，但他上清华很早，据说他刚满16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49年5月，徐舜寿被分配到东北航空学校机务处工作，不久就随解放军南 下，调查南京国民政府空军机场和航空工业设施，参加机场修建工程。同年9月，他调任新成立的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飞机组副组长。我在进北京搞接管的时 候，他在南京、上海，是负责华东工业局的，也是搞接管工作。
当时111厂在马路东侧，在410厂对面，后来这个厂归属航天工业部了。厂子里有 一个白楼，“日本鬼子”盖起来的，美国人轰炸，炸掉了一半。我们在那的二层办公。因为航空工业局还在筹办，所以具体修理工作主要还是靠工厂。这期间，我们 的办公地点变了好几次。
那时很紧张啊！试车台日夜不停地试车，扰民！老百姓有意见，群众反映小孩睡不着觉，鸭子生不了蛋。
后来就 准备成立六大厂，即沈阳的112、410，哈尔滨的120、122，南昌的320，株州的331。当时苏联提供了不少新的喷气发动机生产工艺资料，对我们 来说，这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由修理到制造，我们的道路要这样开始”
（1951—1956）

1955年7月，與四局第二生產處蘇聯專家留影

1952年，航空工业局机关迁回北京，先是在福绥境， 后来在德胜门里的果子市，是一栋小楼。我那时在局里是在生产处，还有飞机处、特设处等。我在局里先后担任第二生产处副处长、处长。
那个时候，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们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五六亿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大国家，我们的空军要保卫我们祖国领空，靠买人家的飞机是不行的，要自己制 造，要由小到大，由修理到制造，我们的道路要这样开始。
所以最初的任务是修理飞机和制造零备件，后来就开始了仿制。在苏联的援助下，1954 年7月，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架飞机——初教5试制成功。紧接着，1956年，又试制成功国产第一架喷气歼击机——歼　 5，同年，沈阳410厂试制涡喷—5发动机成功。
我那时想的最多的是，我们应该自己设计发动机，不能满足仿制成功。徐舜寿当时是第一生产处处 长，我是第二生产处处长。我们两人商量，飞机、发动机都仿制出来了，接下来应该搞自己的。我们开始想自己设计飞机、发动机了。
现在想起来，那 时真是有点无知，很幼稚，幼稚得可笑，根本不知道发展航空发动机这个河水的深浅。但有一条，热情很高，总想着现在是大好时光，要是能够把中国自己的飞机造 出来多好、多伟大，但没有经验。

注释
1.北京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农、医三个学院原来是国立北平大学七个学院 中的三个。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各高校纷纷南迁或西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先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成立西南 联合大学。
1937年9月，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大学三校迁到陕西省西安市，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 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仅设文、理、法、商四个学院。原北平师范大学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原北平大学工学 院联合成立“西北工学院”，院址在陕西省城固县，原北平大学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原北平大学农学院独立为“西北农学院”。
日本帝国主 义军队占领北平后，成立了伪政府教育部，伪教育部决定原北平大学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三个学院，与原北京大学(当时只有文、理、法学院)合并，成立了设 有文、理、法、工、医、农等六个学院的“北京大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南迁和西迁的各高校都纷纷复校，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 育部决定，不允许北平大学复校。
1945年1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日伪时期的各大学改称补习班，补习完毕，教育部发给证书，转入各 国立大学的相当系级。当时的北京大学的农、工、医三个学院，分别改称为第四、五、六分班。1946年7月，已经复校的北京大学陆续接收了第一、二、三、 四、六分班(即文、理、法、农、医五个学院)，第五分班(即工学院)由北洋大学接收，在原院址办学，称“北洋大学北平部”。北京大学自昆明复校后，于 1946年10月在沙滩区成立工学院，设机械、电机两个系，五年制。194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接收“北洋大学北平部”，自此，北京 大学工学院的主体搬到北洋大学北平部的院址(端王府)办学。
2.暂不离退休：《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国发\ [1983\]141号）、《人事部关于高级专家退（离）休有关问题的通知》（\[1990\]5号）以及《劳动人事部关于印发两个“说明”的通知》（劳 人科\[1983\]153）规定：“高级专家离休、退休年龄，一般应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对其中少数专家确因工作需要(指以下几种情况：①已承担的工作 任务尚未完成，退休后将对工作带来较大损失的；②新学科和特殊专业急需的；③边远地区和技术力量薄弱的单位所需要的；④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到工作急需的单 位后能发挥较大作用的)，身体能够坚持正常工作（指身体健康，能坚持八小时工作），征得本人同意，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其离休、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
3.季文美：１９１２年１月５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的偏僻农村。１９３０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赴意大利都灵大学攻读 航空工程，１９３６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３７年回国，先后在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四川南川飞机制造厂任工程师、支配课长、厂长佐理。１９４２年，去重庆交通 大学任教，１９４４年，任航空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学校回到上海，１９４６年，兼总务长。
１９５２年，上海交通大学、杭州浙江大学和 南京中央大学三校的航空系，在南京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他由上海去南京任该院教授，先后兼任基础课教研室主任和副教务长。１９５６年，华东航空学院迁校 于西安，改名为西安航空学院。一年后，又与其他院校合并成为西北工业大学。他先后任西安航空学院副院长和西北工业大学教务长。１９７９年起，他先后任西北 工业大学副校长、代校长、校长、名誉校长。１９８３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4.张阿舟：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４日， 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的一个书香家庭。１９３７年夏，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１９４１年夏毕业，获工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航空工程系助教。１９４３年 ８月，张阿舟离开中大去昆明中央机器厂任助理工程师。１９４４年５月，张阿舟去成都中央航空研究院工作，任设计科试造场佐理员，在副院长、中国早期飞机设 计师王助的领导下，从事运输滑翔机的制造工作。未及该机设计制造工作完竣，张阿舟参加庚子赔款留英考试，被录取，同年８月，取道印度转赴英国，１１月抵 达，进入英国布列斯托（Ｂｒｉｓｔｏ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４７年８月，获科学硕士学位。一年后，他又进入布列斯托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４９年１２ 月获哲学博士学位。
１９５０年１月回国，被分配到重工业部学习和工作。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按该部航空工业局的分派，到南昌飞机制造厂报到，任 主任工程师。１９５２年后，参加了初教５飞机的仿制工作。１９５５年５月，张阿舟调往南京航空学院工作，先后任教授、科学研究部主任、研究室主任、副院 长、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5.段子俊：1913年，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县。1932年，被党派去苏联学习电讯工程，1937年回到延 安。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军委三局科长、处长。“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奉命跟随彭真、陈云、伍修权奔赴东北，先后任东北联络分局局长、大连大学党委书记、 大连建新公司副董事长等。
1951年1月，参加以何长工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联谈判。4月，任新成立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委员。曾先后任重工业 部航空工业局局长、副局长。1963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3年3月任航空研究院（六院）院长。1982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
6.徐昌裕：１９１４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１９３４年４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１９３８年２月，在延安陕北公学学 习，同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８年５月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历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安塞茶坊机器厂工人训练班班主任、生产管理组组长、延长石油厂工务科 科长、生产管理科科长、技术协理员。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５０年６月，历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航空站修理厂厂长，东北东安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机修理厂厂长、 航空学校机务处副处长兼飞机修理厂厂长。１９５０年７月起，历任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部党委委员，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生产管理处处长、局党组委员，第二 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一生产技术司司长、第六研究院副院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任第六研究院院长。１９８２年，任航空 工业部顾问，１９８５年离休。
7.徐舜寿（1917—1968）：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１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１９３３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清 华大学机械系。１９４１年５月，徐舜寿被派往由苏联政府援建的伊宁空军教导队，教授飞行力学。１９４２年８月，被调回成都航空委员会编译处任编译专员。 １９４６年初，进入华盛顿大学主攻力学，同年８月回国，在南京国民政府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从事气动力研究和飞机设计。１９４９年春，来到已经和平解放的北 平，５月，徐舜寿被分配到东北航空学校机务处工作。同年９月，调任新成立的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飞机组副组长。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徐舜寿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５６年８月，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他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成功地设计了高亚音速歼教—Ｉ型喷气教练机。１９６１年８月，航空研究院沈 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他被任命为第一任技术副所长。１９６４年８月，调往西安重型飞机设计研究所，先后任技术副所长、所长兼总设计师。
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68年1月6日不幸逝世。
8.顾诵芬：飞机空气动力学家。苏州人，1930年生。I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现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并任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会理事。1991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三章　聂荣臻说，“你是大有作为的”
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讲师（1947—1948）
那是1947年10 月，我打了一个假报告，借口父亲生病，需要探望，请假。当然还需要给处长送礼，那个处长姓华，我送了一些礼。请假获批准后，和爱人一起从广州到了汉口，再 坐船回到南京。那时我还是军人，比去美国前升了一级，是中尉了，多了一个杠。那时还要穿军装，吊武装带。我爱人怀孕了，只能留在南京，准备生 孩子。我要去北京，我找到一个关系，是我爱人的一个哥哥，他在国民党航空局里做事，是一个少校，他给我搞到一张飞机票。这个飞机 票，现在说说很容易，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了我的罪过，把我整得要死。造反派说我是美国特务，要我交代为什么在解放战争进行到那个程度，淮海战役快要 打起来、交通已经中断的情况下，还能够搞到一张票，坐飞机到北京？这个关系不简单吧！要我交代。我怎么交代呢？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一个机会嘛！到了北京，我的同学董寿莘，他的爱人在燕京大学教书，我就住在他们那里。后来我才知道，董寿莘那时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夫人入党时间比他的还要 早，他是在他夫人影响下参加革命的，他的夫人名叫李铿，是我们在大定发动机工厂的总工程师李耀滋的妹妹。董寿莘和夫人在解放后，都到了北航工作。很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迫害，跳楼自杀了。第二天就到清华，找到我们原来的一位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我们柴油机的——宁榥先生， 他是北京大学工学院（注1）机械系的主任，他把我介绍到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是马大猷，是我国著名的声学家。这个工学院是北京大学接管过来的，是原来的北 平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后来是胡适当校长。到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我担任了讲师，讲授航空发动机设计、发动机齿轮设计、机械原理和工程画（机械 制图）四门课。
与胡适唱了一次反调（1948）
就在那个时期，我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大的变化。那时我是专任讲师，通货膨胀很厉害，发工资是拿麻袋装的。我是10月份到的，只身一人在北京，爱人留在了南京，托付给她的家人照顾。我住在学校集体宿舍 里，晚上，电灯不好，有时候还要点油灯，看书很费眼睛，所以，有了空闲时间去其他同事的房间聊天，谈论抗日、时局等。这些同事中有宋硕、李学智、赵树林、 樊恭然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就这样，我被学校里党的地下组织注意到了，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道道。我跟着他们参加罢 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逐步发展到他们选我担任教联会的主席。我记得有一次北大在沙滩开会，是胡适先生主持的，那个时候，他是北京大 学的校长。他先讲话，意思是看到时局的发展，肯定北平（北京）要落在共产党的手中，动员大家坐飞机跑，随他一起南下。我们就反对，说我们这样一个有名的大 学，应该继承北大“民主与科学”的光荣传统，应该继续在这里干下去。在那次会议上，我代表教师上台发言，声明我们爱国，要留下来。说起来，胡适还是有点雅 量的，没有找特务把我抓起来。我们还在学校里演出活报剧，请费孝通、潘光旦这样的名教授来学校作报告，我们很活跃。
“吴蔚 升”改名为“吴大观”（1948）
到了1948年的暑假，我就得到消息，说北平公安局的黑名单上有了我的名字。这时，地下 党的一位同志——袁永厚，当时是助教——问我：“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我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答应去。之后就作了两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化妆、准备身 份证等。经过一段时间准备，我找了个借口，讲自己的妈妈有病，要回上海探望。我向学校请了假，离开了学校。那时，我的一个弟弟，原来在贵州念 医大，到了北京我这里，也找不到工作。我和自己的爱人、孩子，还有这个弟弟，一家四口人通过地下党，由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在地下组织安排的地方住了一个晚 上。我装扮成从沈阳逃难回来，做照相馆生意的。因为别的我也不会装，只会照相，这样还实在一点。然后就坐火车，那时的火车只能通到唐官屯车 站，到了那以后，换乘两个轮子的马车，晚上就住在大车店。再过一条河，就是解放区了，那个高兴啊！后来到沧州住了一个晚上。为了安全，把我的名字改了，我 的名字原来叫吴蔚升，这时改成为吴大观。我爱人的名字原来是华允娥——一听就是女同志的名字——改为华国，有点男同志的感觉了。从沧县到泊 镇，泊镇是华北地下党活动的据点，有不少从北京来的民主人士，包括教师、教授、青年知识分子。后来又从泊镇到了石家庄。
解 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8—1949）
石家庄当时是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到达石家庄以后，见到很多学生、教师，清华 的、北大的都有。我们住在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接待我的是聂荣臻，现在大家叫他聂帅，那时叫聂司令。他设宴招待我、我爱人和孩子。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他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他问我，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我告诉他，我原来是干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去学习……我告诉他，我 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投靠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我记得，在向聂荣臻同志说了自己的想 法以后，聂司令非常高兴，他大声地对我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那天，吃的是火锅、羊肉，大 吃了一顿，吃得非常开心。聂荣臻同志穿的军装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件皮子大衣，他那时很年轻，人也很精神。后来，我一直就没有机会再与聂帅单 独接触，只是在一些会议上见到他。
共产党的接管人员（1949—1951）
在石家庄呆了一个 月，1948年12月，已经准备和平解放北京了。我随解放北平的队伍，参加了入城接管矿冶研究所的工作。我所在的单位是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 我和孟少农一起，随企业部去北平做接管工作。开始住在石景山，那时那里有钢铁厂、发电厂还有煤矿。到那些地方学习其他同志如何做接管工作，听老干部做一些 宣传工作，受一些教育。住到第二年3月份，我们进了北京。我接管的是国民党的矿冶研究所，那个研究所里全是知识分子，里面还有一位在美国一起 接受培训的同事。看到我，很高兴，哎，老熟人！但不一样了，我是军管会的土八路，穿一身棉军装。在那里干了大半年，1949年3月份去 的，10月份离开了。另外派人接替了我的工作。调我去了中央重工业部，何长工当部长。我在计划司，司长是徐驰，也是从石家庄过来的，我就在他那里，在技术 科。没过两个月，1949年11月，重工业部成立航空工业局筹备组，我担任筹备组的组长，当时孟少农是汽车组的组长。我带了几个人，去南京搞接收航空技术 人员的工作，接管国民党的很多搞航空的人员，那些人我也不认识，包括国民党航空局的副局长等。我们接管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后来到南航的张阿舟，他是我们航空 系统的五个暂不离退休人员（注2）中的一个。这五个人是西工大的季文美（注3）、部系统的我、北航的沈元、宁榥，再就是南航的张阿舟（注4）。我带人去了南京，给那些人填表，把他们安顿好。他们中间有的要到北京来工作，都需要安排好。还有一些人是到北京来报到的，包括我在大定时期的厂长王士 倬。王士倬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钱学森在清华读书的时候，王士倬是他的老师。早在1934年，清华大学即在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设立了三个组：原 动力工程组、机械制造工程组和航空工程组。航空工程组是我国最早创办的航空工程专业，1934—1935年，王士倬教授主持设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航空风 洞。我曾经向当时重工业部的领导建议与王士倬谈一次话。部领导接受了这个建议，谈了一次，但谈得很不愉快，可以说是不欢而散。1951年初，筹备组工作结束，航空工业局（那时叫四局）正式开始工作。当时在北京没有地方，就到了沈阳。所以说，新中国航空工业开始的时候，领导机关是 在沈阳。1951年3月，航空工业局成立，我们几个人，有段子俊（注5）、徐昌裕（注6），还有两位，一个叫陈平、一个叫陈一民，后来就离开了，都是老干 部，我与他们都不熟悉。我是最年轻的，也是最不懂事的一个。对于徐昌裕副局长，我很敬佩。他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政治上是很强的。我清楚地 记得，我和几位新参加革命的同志，开始时对组织程序等都不太了解，不懂得应该怎样工作。他很耐心地教育我们，“我们每天到班上，坐在办公桌旁，首先应该想 到的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国家工作的，责任重大。”这些话我也是记了一生，受益匪浅。他还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学习党的报纸。他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 的机关报，应该认真学习，了解社会动态和中央的政策精神。他还教我们怎样读人民日报，第一版是国内新闻，第二版是国际新闻……应该怎样去找自己需要的消息 等。他教给我的这些，让我形成了习惯，并且一直保持到今天。以后，他分工抓飞机，我就和他接触得少了。但他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在沈 阳，没有别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是抗美援朝，朝鲜战场上的飞机下来就要修理。那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紧张的时候，修理任务繁重，局机关的人下到工厂组织生 产。我去了111厂，了解发动机维修和零备件生产、制造情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有一套办法的，修理飞机、发动机都在火车上，一列火车 拉过来，什么设备都有，就装在火车上，拉到一个地方，下来就可以修理飞机、发动机。那个火车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再就到了沈阳，就在沈阳112厂修理米格飞 机。那时我是在生产准备科，担任科长，还有徐舜寿（注7）、顾诵芬（注8）、刘多朴等人，我们在一起。徐舜寿才华出众，他比我年 纪小，但他上清华很早，据说他刚满16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49年5月，徐舜寿被分配到东北航空学校机务处工作，不久就随解放军南 下，调查南京国民政府空军机场和航空工业设施，参加机场修建工程。同年9月，他调任新成立的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飞机组副组长。我在进北京搞接管的时 候，他在南京、上海，是负责华东工业局的，也是搞接管工作。当时111厂在马路东侧，在410厂对面，后来这个厂归属航天工业部了。厂子里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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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赴美培训，榜上有名

选择大定
（1942）

1942年，我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这就面临找工作了。我 们毕业时，班上二十四、五个同学，后来真正搞航空的不到一半，多数同学改行了。
那时昆明很乱，交通也很不方便。后来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注1） 从缅甸仰光过来，把日本的飞机压住了，我们才不受罪了。要不，老百姓老是要躲避空袭，一天到晚非常紧张。
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是第十四航空队， 又称“飞虎队”的创始人。后来我在美国学习期间，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曾经由带队的领导带着，到他的住处拜访，与他进行座谈。他的英文名字是 Ｃｌａｉｒｅ Ｌｅｅ Ｃｈｅｎｎａｕｌｔ，他是一个很潇洒的人，个子不高，面部的肌肉长得很有特点，说话很率直。
陈纳德的飞虎队是1941 年8月1日成立的。“飞虎队”的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招募的都是热心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青年，在形式上并不是正规军。不久，他们在昆明 初试身手，首战便给了日本战机一个迎头痛击，在这以后，接连创下击落日机的佳绩。就这样把“日本鬼子”压下去了，日本的飞机不像开始时那样猖狂了。
在我前一届毕业的同学中，有在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注2）工作的，他邀我去。那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工厂，后来我们在建设“三线”的时候， 还用过这个厂。
大定这个地名是很早采用的，什么意思呢？是汉族人要“定”苗族人。解放以后，这个地方改名为大方。
毕业以后，我就 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当时摆在自己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做买卖。我的有些同学就是做买卖，有一点钱，搞一个汽车，跑滇缅路，贩一批货，就可以发国 难财、赚大钱。另一个，就是到大定，去搞航空发动机。
我那时已经有了爱人，毕业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

说起我的爱人，我 们还是很有机缘的。她原名华允娥，是我在扬州中学的同学。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是男女同校不同班，也就是同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起上课，学校分为男子部和女 子部，所以在扬州中学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
她初中毕业后，就读淮阴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就当了小学教师。日本人打到江苏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 奴，她也历经艰辛，到了昆明。先是在同济大学，后来通过亲戚介绍，来到清华大学的会计处工作。到昆明以后，扬州中学的同学聚会，见到了她，噢！原来还是扬 州中学的同学。我经常说，没有抗战，我不会上大学，也不会与我的爱人认识。
后来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我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

1942年4月15日，攝于昆明

我们的婚礼，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注3）先生做证婚人。在那时， 大学的教授、校长都没有什么架子。因为我的爱人是清华大学的职员，跟梅贻琦先生的家属很熟悉，他知道华小姐要结婚了，很关心，于是我去请他来做证婚人。两 位主婚人，一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注4），他的腿有残疾，行走不便；还有一位是生物学教授陈桢（注5），他和夫人都是扬州人，和我爱人算是同乡。
我们结婚，按照那时的习惯，在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一则结婚启事——“1942年7月19日，吴蔚升（这是我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吴大观）先生与华允娥 （这是我爱人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华国）女士在××××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在工学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置办了一点小点心、茶水，正面摆一张台子， 梅贻琦先生坐在中间，潘光旦先生和陈桢先生坐在两边。我们两个人向主婚人、证婚人和来宾鞠躬，主婚人和来宾都讲了话。
那天除了我们尊敬的师 长，还有沈元（注6）、张世英等三十多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到场的人高高兴兴地在一个红绸布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向我们表示祝福，婚礼简朴但很热闹。就 从那一天开始，我和爱人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很可惜的是，那幅留着来宾签名的红绸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丢了。
前面说过，在我前面 毕业的同学找我，要我去大定。那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买的是美国的发动机专利，在那里制造、生产。我带着新婚的爱人去了工厂的所在地 ——大定县羊场坝。当时我们是三对夫妻同行，都是新婚燕尔，也都是西南联大的。其他两对是梁守槃教授（注7）夫妇和潘延龄夫妇。梁守槃先生是老师，他是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硕士，回来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任教，教我们内燃机。
从昆明到大定，我们分乘三辆卡车。路非常难走，车子颠簸得非常厉 害。途中“啪”的一声，我的箱子突然从车上被颠落在地，七零八落的，我们赶忙停车，大家下来一起帮忙找东西！
那个地方，真是穷啊！而且是土匪 窝！今天是这个村子里的土匪去抢那个村子，明天是那个村子抢这个村子。我们去了以后，梁先生是老师，工厂另外安排接待，我们和潘延龄夫妇就住在老乡的茅草 房里。我记得有一天，因为我拉肚子，夜里起来到外面的一个小山坡后面，蹲在那里解手，一大群土匪就从我的身边跑了过去，过一会儿，就看到对面的山头上火光 冲天，土匪在烧房子了。
我们两家人住一间房子，只能在中间拉一根绳子，把被单挂在上面隔开。就在那个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后来才搬到工厂盖的 房子里，也是茅草屋，不过比老乡家的要好一些。
那个厂子是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航空委员会，属军队编制，有一个警卫连的部队站岗。但给我们 也发枪，夜里还要排班站岗。因为过去发生过被土匪抢的事件，还打死过土匪，所以一天到晚还挺紧张的。
我们吃水是靠老乡挑来卖给我们。老乡很 穷，冬天穿不上裤子，就用麻袋片围着身子，穿着草鞋。一挑水也卖不了几个钱。真是不毛之地，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非常苦。
厂房就在大溶洞 里，两个大溶洞，一个叫乌鸦洞，加工车间就建在那里。洞的宽度和深度都超过100米，洞高约60米，建的厂房有三层，底层是各类仓库，中层是机工车间，上 层是总装车间。还有一个叫清虚洞，洞中有一个很大的天窗，可以看到天空，翻砂厂、螺旋桨厂等配套工厂就准备建在那里。我印象很深的是洞里面有一种像跳蚤一 样的昆虫，咬起人来很厉害，奇痒无比。
去了这个厂以后，感到虽然艰苦，但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那时在学校念书的环境条件比较差，试验、实习等 都比较简单。一到大定的工厂，那里有从美国运来的各种机床，学习的条件很好。
给我安排的工作是什么呢？在设计课，负责接收从美国来的资料—— 工艺规程、技术图纸。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技术资料室，我一个人主管。这个工作很好，在学校里只接受了一些书本知识，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在实践中有用的东 西。虽然设计资料不很详细，但工艺资料是全套的，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那时搞的都是活塞式发动机，还没有喷气发动机呢！
据说这个厂建厂的投资 是蒋介石50大寿的生日礼金。我在那里二年多的时间，第一任厂长叫李柏龄，是清华赴美留学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厂长分别为王士倬、顾光复。有一位副厂长 叫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还有一位总工程师是李耀滋，他们两位都是中校军衔。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小工厂，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八位，包 括厂长李柏龄。副厂长戴安国从德国回来，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总工程师李耀滋是MIT毕业的；还有钱学渠，他是钱学森的堂兄，是搞机械加工的；张汝梅是搞 工具设计、制造的，曹有诚是搞冶金的，程嘉垕是搞铸造的，梁守槃搞飞机发动机。这些人都是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不少是MIT的硕士、博士。在那个时候， 这些人抱着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航空救国的信念，在那么一个艰苦的地方，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也真是不简单呀！

在大定的日子
（1942—1944）

那时的条件艰苦啊！发电用的是老柴油机，用苏联报废的发动机来发电。每天晚上只给两个小时电，晚上7点到9点， 其他时间就要点油灯了。我白天接收资料、校对图样，晚上，我就把有关的资料、图样带回家来看、抄、学习，我抄东西的本领是很高的。晚上，我把图样放在枕头 底下，第二天再放回去。工作一年后，我爱人生孩子了。
我们在大定住的是一间楼上的房子，很简陋，木地板，房子不大，但在那个时候，条件也算很 不错了。我的薪水是每个月90块法币。没有孩子的时候，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有了一个女儿以后，要照顾爱人坐月子、带孩子，就要借债度日了。那时正赶 上厂子要出图，工作也紧张了许多。
我带图样回家的习惯没有改变。晚上，她们母女睡在床上，我就把图样铺在地板上校对，看完后第二天再带回去。 就这样前后用了两年时间，我潜心研究美国莱特公司的活塞式发动机整套技术资料，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工艺技术。
1943年三四月份，蒋介石曾经来大定这个厂视察。我还记得，他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列队夹道欢迎。厂方通知，第二天早上委员长要早点名。那时， 工厂有一百多人，工人不穿军装，我们是官佐，有三十几个，要穿军装、挂武装带，我那时的军衔是少尉。我们这些官佐一大早就在蒋介石住的一个石头砌成的小楼 前面集合、站队，排成两行，我个子高，排在前面第二个位置。蒋介石出来了，披着黑色大氅，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儿子蒋纬国，还有一位是戴安国。蒋介石站在那 里，拿着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那次他没有讲什么话，好像只是说了一句“大家辛苦了”，就解散了。
他在这个厂里题了一次词，写的是“我们发动 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工厂把这个题词做成灯伞，厂区里到处悬挂着。
工厂有一个集体宿舍，离蒋介石住处比较远，要翻过一个小山包。我的同事告 诉我，就在那天晚上8点钟以后了，蒋介石没有带随从人员，一个人跑到集体宿舍看大家，见面就问：“你们睡觉了吗？”
第二天，蒋介石到大定县城 里去视察，下午回来，在清虚洞里训话。把全厂的人员，包括家属在内，都集中起来，我爱人也去了。我记得他讲，你们现在这个厂小，但将来你们要领导几千人、 几万人的大工厂。接下来，他和大家在这里聚餐，吃了一顿晚饭。
我记得，在他训话的时候，站在队列里、隔我两三个人的一位叫黄光耀，是湖南人， 他刚听了三四分钟，就“啪”地一声晕倒在前面，两个人赶快把他架起来送走了，可能是太紧张了吧！
我还记得清虚洞的那个虫子很厉害，咬了我们好 多大包，痒得不得了。
关于大定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历史，有一位浙江大学毕业的欧阳昌宇，他是我在大定时的同事，他找到原来大定厂的人，编写了一 本书（注8），翔实地记述了大定厂的建厂始末。
那个时候，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是宋美龄。这个委员会不能说不显赫，但他们这些人想 的更多的是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在国民党手里，虽然有一批有志之士，但中国的航空工业还是很难发展起来。

赴美学习
（1944— 1947）

1945年，派赴美國賴康明發動機廠學習，實習組照片（前排左第五任為吳大觀）

后来工厂要选派人到美 国去接受培训，学习发动机的制造。
这是利用当时美国的一个“租借法案”（注9），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通过的向与法西斯国家作 战的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及其它物资的法规。按照这个“租借法案”，美国为我们培训一些人，包括空军飞行员和航空工业方面的技术人 员。

1945年，派赴美国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学习，实习组照片（前排左第5人为吴大观）
我自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平平、能力 低下，能够做一点实际工作就很不错了，根本没有想到能派我出国学习。但名单一公布，没有想到自己榜上有名。选了十几个人，其中就有我。
1944年夏天确定的名单，作了一些准备，10月份出发到美国。
那个路可不好走啊！我们先从重庆到成都，到了美军机场、兵营，是新津机场，现 在这个机场已经不用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的B29轰炸机轰炸东京就是从那里起飞的。住了几天，由成都飞到昆明，第二天再飞过喜马拉雅山，坐的是装两台 活塞发动机的C47飞机，走的就是那个“驼峰航线”。
1943年，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 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突破日本的封锁，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这个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过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那时的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 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高度比较低的峡谷中穿行，所以飞行路线起起伏伏，就像贴在骆驼峰上面飞行一样，“驼峰航线”就是由此得名的。那个航线非 常危险，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强烈的气流变化，假如真遇到意外，飞机是不可能找到用来迫降的平地的，即使飞行员跳伞，落下去也是山地丛林，荒无人 烟，生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在那个时候，美国的飞行员摔死了不少，后来美国还派代表团回来找牺牲的飞行员遗骸，就是在那个山里面。
我们坐在 飞机上飞了两个半小时。那时的飞机是没有空调的，不是密封舱，要戴氧气罩。虽然条件很差，而且充满危险，不过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白雪皑皑，冰清玉洁，非常 壮观。
就这样飞过去，到了现在的巴基斯坦，我还记得那个地方叫多米多玛，也是美军的一个基地。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又坐小火车到印度的加尔各 答，再到孟买，孟买是一个港口，还是住在美军机场，住了差不多两个晚上。接着就坐美军的运输舰，一两万吨级的。
我们去美国，穿的是军装，我是 少尉、一个杠，是国民党的军官。吃饭就跟美国大兵在一块。那个运输舰离开海港的时候是很威武的，左、右两边各有一艘巡洋舰护卫。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日本 鬼子”已经到了南太平洋，每天美国兵还要演习，怕出事情。这样走了四五天以后，才撤除护卫。
这条路是空前绝后的，以后不会再有人这样走了。
在去美国的途中，美国大兵常常会跟我们恶作剧。在舰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穿救生衣，救生衣上有个带子，他们经常会趁我们不注意把带子系在床头的扶手上。 该吃饭了，我们一站起来，带子就拽住我们。那些美国兵在旁边哈哈大笑，就这样捉弄我们。当时，我们英语口语不是很好，向他们借个火，他们就挖苦我们，“你 们讲的是什么话呀？借什么火啊？”这些当然都是一些小事，但我感到很受歧视，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尊心接受不了。
过了赤道，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 本，舰在港口停了一下，但人不能上岸。然后这艘舰返回来，又过了一次赤道，再过来，到了新西兰，然后就到了美国洛杉矶附近的圣地亚哥军港。下了船，国民党 驻华盛顿的军官来把我们接过去，坐火车到了华盛顿，在华盛顿等待工厂的人来接我们。
我去的第一个工厂是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宾西法尼亚州的 威廉斯堡市，这是一个生产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工厂。我们学习的是小型教练机、运输机用的发动机，六个汽缸，不到300个马力，而且汽缸还是并排式的。我们中 国买的是他的专利。当时国民党考虑，就是要选具有大学水平、能力强一点的人，学起来比较快。准备学美国的制造技术，买他的机器、工艺规程、资料，买他的 锻、铸件，回来以后建个厂，生产发动机。
具体做法和后来苏联援助我们时的做法很相似。第一阶段是买散件，回来自己装配、测试；第二阶段是买他 们的锻件、毛坯，自己加工零件，再装配成整机；第三阶段就全部是自己制造了。我在大定工厂，经历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工作。
派到美国 去的人，有的是学习搞汽缸的，有的是学习搞活塞、曲轴、连杆、各种附件等的。把我派去搞什么呢？还是在设计科，因为我在原来工厂里就是搞设计的。设计科做 什么呢？试验工程师，英文讲Experimental Engineer.这个厂虽然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零部件制图到整台发动机设计性能计算，从部件试验到整机试车。我们在这里经过了系统的培训，学 习了大半年，基本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
学习了六个月后，领队提出，还有一个专业没有人学，要我去学。我表示，自己学这个试验就可 以了，再学别的恐怕难以胜任。但领队说：“不行，这是需要，要服从组织。”学什么呢？齿轮。那时齿轮技术还是比较新的，不像现在都无所谓了，那时对齿轮的 研究还有新的理论呢！在这个厂，我又学习、掌握了全部齿轮加工技术。搞了一年多一点，白天实习，晚上还要听课，听了课，还要考试。
学习结束， 我们毕业了，给了每个人一个文凭。
当时派去学习的有25个人，大定厂的有20个人，还掺进了一些人，是靠关系去的，当然我们不可能了解个中情 况。这些人，后来回国的不到一半。

第一次看到了喷气发动机的生产
（1946）

通过美国朋友介 绍，1946年我加入美国自动车工程师学会（SAE），成为该学会会员。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听金希武老师介绍过，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份技术刊物SAE。我从 这份刊物上了解到喷气技术的发展情况，这给我以后从事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那里，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美国对 于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很强。在欧洲战场打下一架德国的飞机，获取了德国的一项技术以后，马上就派人去把它搞回来。据报道，钱学森在美国就做过这种事，被 派到欧洲去拿技术，回来以后就分析，然后就搞出来更新的东西。
后来我又去了两家工厂，学习齿轮加工的刀具技术、剃齿、研磨齿等，现在这些技术 早就过时不用了。后来到普?惠公司，我还继续找齿轮的技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送一点小礼物给美国人，从普?惠也搞了一些齿轮加工方面的规范资料，不 多。这些资料后来都给了长春一汽的总工程师、我的一位同学，他比我高二届，叫孟少农（注10）。我后来从北平到冀中解放区的时候，我们还住在一起。 1949年，北平解放，我们又一同从石家庄进北平。他是我两个入党介绍人之一。
在美国学习的最后一站是美国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学习的内容 是一种轻型发动机。那个时期，普?惠的发动机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公司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用了很多他们的发动机，他们每年生产上万台发动 机，大、小都有。那时GE公司还是很小的，当时主要生产发动机的还有一个莱特工厂。
在那里看到的除活塞式发动机，还有喷气发动机，当时研制航 空涡轮发动机在美国尚属起步阶段，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那时美国搞的发动机和苏联以后给我们的ВК—1是一样的，这些发动机技术都是从英国、德国搞来 的。在车间里，我见到喷气发动机离心压气机叶轮和涡轮部件，就想知道他们在加工什么玩意？后来才知道是喷气发动机——燃气涡轮喷气发动机。
除 了在工厂里学习，我还注意翻翻杂志、看看书，这样搞了半年多，自己对喷气发动机有了一点了解。
“美国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
在 美国，我居住的条件很不错。那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住所，有室内游泳池、篮球房，我自己住一个小房间，很便宜，一个月几美元。我在工厂里有时候故意推迟下 班，有时候干脆自己安排加班——上两个班，十六个小时，那时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抓紧时间多学习，多掌握一些技术和知识。除了学习齿轮加工技术，还学到凸轮轴 加工等技术。
每天下班回到住处，打一场篮球，游泳半小时，身体锻炼得很棒。然后吃点晚饭，接着看书、看资料，然后睡觉，早上5点钟再爬起来上 班，生活是很充实的。
在那生活、学习期间，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美国的人民、普通老百姓与我们相处得不错，对我们很友好。他们总是觉得我们 受日本人欺辱，所以很同情我们。
威廉斯堡市是一个万人左右的小城，风土人情很淳朴、热情，而且以生活富有和教堂多而闻名遐迩。虽然那是20世 纪40年代，但已经发展得很先进了。整个城市看不到电线杆，没有明线，全部线路埋在地下。还有住宅的水平，例如，我们住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有室内游 泳池等，在国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到了美国以后，莱康明工厂按照合同，把接待的任务交给了地方，我们20几个人就被分配给当地居民，不是 住在他们家里，而是由他们负责照料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我和一位叫吴宗岱的同学分在一家，这个家庭的夫妇，丈夫姓亨利，是一个荧光灯管生产厂里的会计， 他的夫人是教师，家里有两个女儿，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都在读初中。他们全家对我们非常友善，隔一个星期就要邀请我们一起去郊外游玩、参观等。
威廉斯堡市的风景是非常美的，山丘起伏、绿草茵茵，还有参天的古树。
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漂洋过海、远离家乡。我自己在祖国有年轻的妻子和刚 一岁多的小女儿，所以我们经常会想家。和他们一家人相处，使我们排解了思念家乡亲人的愁闷，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亨利夫妇都是很虔诚的基督教 信徒，每到礼拜天，都要邀我们和他们一家去教堂。那个城市不大，但有20多家教堂，每到做礼拜的时候，四处的钟声一起响起来，激荡悠扬、交相呼应。我这个 人不喜欢跳舞，尤其不愿意看人家跳交际舞，但喜欢音乐。到了教堂，看到里面有唱诗班，我就很高兴。尽管我不信耶稣、基督，但总是很乐意和他们一起去教堂。 他们在那里祈祷、做礼拜，我就在那里欣赏唱诗班的歌声。
没想到去了几次教堂以后，教堂的妇女会就邀请我，要我去给她们作报告。这个妇女会是教 会里的组织，成员大都是一些年岁比较大的妇女，她们常常要搞一些活动。开始，我推辞说：“我怎么能够作报告呢？”后来她们告诉我，她们要我讲的就是日本侵 略者怎样残害中国妇女、儿童的，中国人怎么样抗日。我觉得这些内容也应该向美国人民宣传，就搜集了报纸上的一些内容，加上自己在国内了解的情况，给她们讲 了，前后讲了两次。
可能是由于这两次报告的效果不错，后来另外一个教堂请我去给他们讲中国的孔夫子、儒家思想，我就更有压力了，但也很难推 辞。
为什么找我去讲？我猜想，可能是自己的英语比较合乎他们的听觉习惯，学他们的语音比较像；也可能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个子高高的，仪表堂 堂，性格也比较活跃，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吧！
我经过一段时间准备，还是去讲了。讲过以后，他们很郑重地安排宴请我，请我吃火鸡。对美国人 来说，吃火鸡是很讲究的，复活节吃火鸡。我们走海路到美国的途中，两次过赤道，要吃火鸡。这次是表示对我讲演的尊重和感谢，也是吃的火鸡。他们还给我一些 钱，但我没有接受，我说，我来讲的是中国的文化，在其他教堂里讲，从来没有收过钱。
在我们离开威廉斯堡市的时候，亨利他们一家人请我们在家里 吃晚餐，还特意做了中国的面条等，为我们送行，非常友好。他们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回忆。
还有一个美好的记忆是在纽约，我穿着国民党的 美式军装，提着一个皮包，在地铁车站换车。这时，有一个美国小姑娘，大约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非常活泼、可爱，她跑过来说：“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吗？”我说：“谢谢了，我的包很轻，我自己可以的。”但她不由分说，接过我的皮包，很热情地问我到哪里去，然后一直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的感觉是美国的老百姓对我们是非常友好的，但有些人是很不友好的。那些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看不起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
例如，我们去 美国时，一路上，从印度坐船到洛杉矶上岸，然后坐火车到华盛顿，从重庆算起，途中走了一个多月。头发长了，我去理发，理发馆里面有个长凳子，我就坐在上 面。我前面有五六个人，轮到我的时候，理发师不叫我，而叫我后面的人，我问他怎么不叫我，他就是不理你，真是受屈辱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受得了这个？ 一气之下，我起身就走了。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物资供应也很紧张，没有黄油，是用植物油代替的，是假黄油时代。吃饭的时候，我说 了一句：“今天我们要是能吃到真黄油就好了，就高兴了。”旁边桌子的一个美国人搭茬说，“要吃真黄油滚回你们中国去吃。”本来就是假的黄油，还这样蛮横无 理。
在美国，北方和南方种族歧视的形式不一样，在南北战争中林肯打胜了，北方在种族歧视方面稍好一些，而南方种族歧视很厉害。我们回国的时候 要乘船到南方的一个叫新奥尔良的港口城市，在这个城市的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上，白人和黑人是不能坐在一起的。有一次我们走到黑人车厢里，黑人就笑我们，我 们问：“怎么回事？为什么笑？”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这是黑人车厢，我们欢迎你们，但你们走错了车厢。”我们才知道，如果是黑人跑到白人的车上，会挨打 的。楼下是白人车厢，还有看电影，楼上是黑人车厢，楼上、楼下是分开的。
另一个是国家，一个国家不强盛就会被人家看不起，在美国，这一点留给 我的印象很深。与现在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出国访问，受到的尊重、重视相比，我感到我们是真的强大起来了。

回到祖国
（1947 年）

在普?惠待了半年多，1947年，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回国了。回国坐的是轮船。我们先从威廉斯堡坐火车到华盛顿，倒了一趟车， 就到了2005年美国受灾最严重、受到最大的风暴袭击的那个地方——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的口上，那个城市比河床低，所以风暴一来就把整个城市淹了。我 们就是在那个城市等船，那个船是美国专为二次世界大战运送物资的货轮，叫自由轮（号）——LIBERTY。
乘船从大西洋经古巴过来，穿过巴拿 马运河，就进入了太平洋，到洛杉矶停了一天。我在巴拿马运河的船闸那拍了不少照片，回国以后，在上海照相馆洗印的，结果底片让照相馆搞丢了，照片在“文化 大革命”中也没有了。上海的照相馆给我洗印出照片以后，还从中选了一张放大，陈列在他们的橱窗里。我有一次在街上走，看到橱窗里的照片，“咦，这不是我照 的照片吗？”不过后来这些照片都没有保留下来。
这一次在海上走了56天。在船上，我不会打牌，别人打牌消磨时间，我就照相。我身体好，不晕 船，大风大浪也不在乎。你大风大浪，我照样看海鸥、看海里的金枪鱼，还有就是看书。就在这50多天时间里，我读完了一本美国新出版的《齿轮设计》。
那次，我们同船回来五六个人。
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旅游，我就和他们开玩笑，问他们，你们旅游去过巴拿马运河吗？飞越过“驼峰”吗？他们的眼 睛都瞪起来，年轻人有的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就告诉他们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
在美国学习了两年，我没有什么积蓄。我们在美国一个月的收入是 160美元，一年后加了30美元，达到190美元。在美国生活，物价比较低，我那时还抽烟，每天一包烟，要一美元，吃顿饭也就一美元左右，可口可乐几美 分。
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在美国学到的航空技术贡献给祖国。要回国了，把钱用来买一些实用的东西——书籍、资料、杂志，想到回来要用。还有因 为家里穷，也给孩子和家人买了些东西。随身带的就只有50美元。但就这50美元，在上海港下船以前被骗了。
到了上海港，我们还没有下船，就有 人乘小船到轮船上来，说政府有规定，必须把美金换成法币。于是，我们很顺从地按照“政府”的要求办了，我们也不知道兑换的比价是多少，就稀里糊涂地换了。 下了船，到了码头，家里来人接，我对她们说起来，家里人告诉我，你上了大当、被人家骗了。
三月份到上海家里，以后到南京报到，当时说要到广 州。
我把爱人、孩子带到南京，孩子那时四岁多，我爱人的家在南京。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准备去广州。
在上海，我的孩子得了病，是白 喉，家里人不知道是什么病，给她吃了点六神丸一类的药，这样就有点耽误了，后来送到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医院，医生说需要打针——白喉血清。医院讲，要家 里人自己去买药，买来才能打，孩子躺在那里，呼呼地喘气……
我仅有的美金被骗了，没有钱，就和爱人四处奔走，直到第二天，借到钱，买了药，赶 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了。那么活泼美丽的一个孩子，我回来时带给她的衣服，穿起来很漂亮，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没有了。
我和爱人忍受着失去 女儿的悲痛，到了广州，是在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广州分厂做筹建工作。在广州呆了不到三个月，那时，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根本没有能力再继续建厂，大家只 有自己找出路。我们这些人因为从国外回来，总还有个牌子，可以在上海的一些外国公司找到工作，工资还要高出其它公司的很多，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在那些 公司里就业了。那么，我该往哪里去呢？
当时我的一位同学，叫董寿莘（注11），他解放后到了北航，是发动机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比我小一岁， 比我早两个月离开了广州。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在北平（北京）教书，还告诉我，原来西南联大的老师——宁榥（注12）教授回到了清华，如果我同 意，老师可以推荐我去教书。于是我决定去北京。

注释
1.陈纳德飞虎队：陈纳德是一名美国飞行员，抗日战争期间，他 在中国组织了一支援华航空队，又被叫做“陈纳德飞虎队”。这支部队建于1941年，当时陈纳德在美国招募了一百多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建立了一支“美国志愿 航空队”，不久即到中国抗战。1941年12月20日，航空队在昆明周围上空同日本空军首次交战，一举击落敌机10架。在以后的2个月内，这支航空队依靠 5~20架F—40飞机和地勤人员的出色配合，在缅甸南部和泰国同总数超过1000架的敌机周旋，共作战21次，先后击毁敌机217架，而航空队本身仅损 失4名飞行员和14架飞机。1942年2月25日，航空队以15架飞机同166架敌机交战；26日，又以8架飞机对付200架敌机，两天共击落敌机43 架，而自己却毫无损伤，所以被人们赞誉为“飞虎队”。
2.贵州大定县航空发动机制造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以其“空中优势” 欺我中华民族，号称“三小时消灭中国空军”。正当此时，一些“中立国”又断绝对我国的飞机供应，日寇又断我海上运输。抗日形势十分严峻，全国人民亟需飞机 参加抗日。兴办航空工业已迫在眉睫。
1939年，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决定兴办我国航空工业，筹建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为防止日寇的空 袭，1940年选址建厂于贵州大方县（当时叫大定县）羊场坝的溶洞群中。建厂投资是蒋介石50大寿的生日礼金，共344万美元。蒋经国任名义厂长，第一任 厂长叫李柏龄，是清华赴美留学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厂长分别为王士倬、顾光复，汪福清自始至终任生产厂长、总工程师。该厂由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直接领导， 和美国华盛顿的两家航空公司联合，并由那两家公司承包修建、提供设备、培训人才，定名为“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对外称“云发贸易公司”，内部习惯 简称为“航发厂”，设计规模为年产赛克隆（CycLone）C105型航空发动机300台，1943年开始装配。该厂建成之后，很快生产出我国自制的第一 台航空发动机，经过试车，质地优良，在我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史上写下光辉的第一页。1949年，由顾光复带人去台湾选址，回来后即下令撤销“航发厂”的建 制，改设“大定疏运处”。去台的技术人员约为1／3，3／5的精密机床被搬运到台湾。解放后，王士倬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汪福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中，我国航空工业的“011基地”迁往贵州，并将原“航发厂”加以维修、扩建，建起了“金江机械厂”，仍然生产飞机 零部件。而今这个厂虽已迁离，但厂区内留下了一些珍贵文物。
3.梅贻琦：男，汉族，字月涵，著名教育家，天津人。1909年，通过考试成为游 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914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工学士学位。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等职，1931年10 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等办学至理。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 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
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4.潘 光旦（1899—1967）：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1913—1922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攻读生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和遗传 学，先后在纽汉普夏州达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吴淞政治大学、上海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吴淞中国公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 合大学任教，兼任学校行政职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成为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因遭受迫害，于1967年不幸逝世，享年 68岁。
5.陈桢（1894—1957）：字席山，后改协三。１９１４年，考入金陵大学农林科。１９１８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农学士学 位，并留校任育种学助教。１９１９年，考取清华学校专科，公费赴美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农学系进修，１９２０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学习，１９２１年 获硕士学位后，随著名遗传学家Ｔ?Ｈ?摩尔根（Ｍｏｒｇａｎ）专攻遗传学。１９２２年回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教授。 １９２６年，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陈桢随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任教于临时大学。１９４６年，陈桢复任清华 大学生物系主任。
１９４９年以后，他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１９５５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５７年，动物研究室改为动 物研究所，陈桢任所长。当年１１月病逝于北京。
6.沈元（1916—2001）：出生于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６日，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沈元六世祖 沈绍安，是著名的福州脱胎漆器的创始人。１９３５年，沈元从福州英华中学高中毕业，１９３６年夏天，沈元报考了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航空工程。１９４０ 年，西南联大毕业，毕业后留校任航空系助教。
１９５1年，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沈元被任命为院长。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了北 京航空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３６岁的沈元被任命为副院长。１９８０年，沈元被任命为北京航空学院院长，１９８３年以后任名誉院（校）长。 １９５６年，沈元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去世。
7.梁守槃：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３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１９３３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航 空组，１９３７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１９３８年８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１９４０年２月回国。１９４０年２月至 １９４２年８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和机械系任讲师、副教授。１９４２年８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在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技士、设计课课长。１９４５ 年８月日本投降后，他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该系系主任。１９５２年９月，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 １９５６年５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校军衔。１９５６年９月调赴北京，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研究所所长、分院副院 长；１９６５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七机部）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１９８２年，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第三研究院科技委主任；１９８８年， 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１９９３年后，任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１９６１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8.欧阳昌宇：在海内外原大定 厂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编著了《乌鸦洞的奇迹［1940—1949］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建成始末》（欧阳昌宇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书。
9.《租借法案》：又译《租借法》，全称为《增强美国防御法》。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与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 料、粮食及其它物资的法规。美国国会1941年3月通过该法规，规定战后进行清账。美国根据该法规，在战争期间提供了总值48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 63?71%供应给英联邦，22?76%供应给苏联，1?8%供应给中国，11?73%供应给法国及其它国家。1941年5月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的防务 对美国国防至为重要，从此，《租借法案》正式适用于中国。1942年6月2日，中美签订《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约定双方在战争期间相互供给防卫用品、防卫 兵力及防卫情报，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
10.孟少农：原名庆基（参加革命后改为孟少农）。高中毕业后，孟少农考入清华大学机械 工程系，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１９４１年，他赴美学习，进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三个学期后，他即获得硕士学位。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６年５月， 他先后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锤上兰森机器公司、司蒂贝克汽车公司、林登城中国发动机厂任技术员和工程师。１９４６年５月，回国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先后任 机械系副教授和教授。１９４７年７月，他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８年９月，他奉命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１９５０年１月，中央重工业 部筹备创建我国汽车工业。３月初，重工业部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任主任，孟少农任副主任。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几十年中，他为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陕西 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他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11.董寿莘：发动机及 核工程专家。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同年到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1962年，调到新疆国防科委21基地任副所长、基地副参谋长。 1984年，回京任国防科工委情报所顾问。他在北航工作期间，先后任航空发动机系和航空核动力系主任，为核动力系的专业和实验室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 既无国外专家帮助，资料又很少的情况下，先后建立了核推进系统设计、航空核动力反应堆设计2个专业和电推进系统设计专门化、核电子学等4个实验室，以及动 力反应堆模型陈列室等。到21基地工作后，他负责核爆炸试验工程，并参加了多次核爆炸试验，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主持的科研 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
12.宁榥：１９１２年８月１１日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１９３２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学 习。１９３６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１９３８年，作为中英庚子赔款第六届留英公费生赴英留学。１９４０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科学硕士学位。 １９４１—１９４６年，任西南联大航空系教授。１９４６—１９５２年，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代系主任，其间，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兼任北京大学工学院 机械系主任、教授。１９５２年以后，任北京航空学院动力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教研室主任，动力系副主任，喷气推进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１９８５年１月７日，宁榥已是７３岁高龄，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北京市第七、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第二章　赴美培训，榜上有名
选择大定（1942）
1942年，我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这就面临找工作了。我 们毕业时，班上二十四、五个同学，后来真正搞航空的不到一半，多数同学改行了。那时昆明很乱，交通也很不方便。后来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注1） 从缅甸仰光过来，把日本的飞机压住了，我们才不受罪了。要不，老百姓老是要躲避空袭，一天到晚非常紧张。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是第十四航空队， 又称“飞虎队”的创始人。后来我在美国学习期间，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曾经由带队的领导带着，到他的住处拜访，与他进行座谈。他的英文名字是 Ｃｌａｉｒｅ Ｌｅｅ Ｃｈｅｎｎａｕｌｔ，他是一个很潇洒的人，个子不高，面部的肌肉长得很有特点，说话很率直。陈纳德的飞虎队是1941 年8月1日成立的。“飞虎队”的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招募的都是热心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青年，在形式上并不是正规军。不久，他们在昆明 初试身手，首战便给了日本战机一个迎头痛击，在这以后，接连创下击落日机的佳绩。就这样把“日本鬼子”压下去了，日本的飞机不像开始时那样猖狂了。在我前一届毕业的同学中，有在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注2）工作的，他邀我去。那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工厂，后来我们在建设“三线”的时候， 还用过这个厂。大定这个地名是很早采用的，什么意思呢？是汉族人要“定”苗族人。解放以后，这个地方改名为大方。毕业以后，我就 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当时摆在自己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做买卖。我的有些同学就是做买卖，有一点钱，搞一个汽车，跑滇缅路，贩一批货，就可以发国 难财、赚大钱。另一个，就是到大定，去搞航空发动机。我那时已经有了爱人，毕业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
说起我的爱人，我 们还是很有机缘的。她原名华允娥，是我在扬州中学的同学。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是男女同校不同班，也就是同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起上课，学校分为男子部和女 子部，所以在扬州中学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她初中毕业后，就读淮阴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就当了小学教师。日本人打到江苏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 奴，她也历经艰辛，到了昆明。先是在同济大学，后来通过亲戚介绍，来到清华大学的会计处工作。到昆明以后，扬州中学的同学聚会，见到了她，噢！原来还是扬 州中学的同学。我经常说，没有抗战，我不会上大学，也不会与我的爱人认识。后来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我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
1942年4月15日，攝于昆明
我们的婚礼，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注3）先生做证婚人。在那时， 大学的教授、校长都没有什么架子。因为我的爱人是清华大学的职员，跟梅贻琦先生的家属很熟悉，他知道华小姐要结婚了，很关心，于是我去请他来做证婚人。两 位主婚人，一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注4），他的腿有残疾，行走不便；还有一位是生物学教授陈桢（注5），他和夫人都是扬州人，和我爱人算是同乡。我们结婚，按照那时的习惯，在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一则结婚启事——“1942年7月19日，吴蔚升（这是我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吴大观）先生与华允娥 （这是我爱人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华国）女士在××××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在工学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置办了一点小点心、茶水，正面摆一张台子， 梅贻琦先生坐在中间，潘光旦先生和陈桢先生坐在两边。我们两个人向主婚人、证婚人和来宾鞠躬，主婚人和来宾都讲了话。那天除了我们尊敬的师 长，还有沈元（注6）、张世英等三十多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到场的人高高兴兴地在一个红绸布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向我们表示祝福，婚礼简朴但很热闹。就 从那一天开始，我和爱人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很可惜的是，那幅留着来宾签名的红绸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丢了。前面说过，在我前面 毕业的同学找我，要我去大定。那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买的是美国的发动机专利，在那里制造、生产。我带着新婚的爱人去了工厂的所在地 ——大定县羊场坝。当时我们是三对夫妻同行，都是新婚燕尔，也都是西南联大的。其他两对是梁守槃教授（注7）夫妇和潘延龄夫妇。梁守槃先生是老师，他是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硕士，回来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任教，教我们内燃机。从昆明到大定，我们分乘三辆卡车。路非常难走，车子颠簸得非常厉 害。途中“啪”的一声，我的箱子突然从车上被颠落在地，七零八落的，我们赶忙停车，大家下来一起帮忙找东西！那个地方，真是穷啊！而且是土匪 窝！今天是这个村子里的土匪去抢那个村子，明天是那个村子抢这个村子。我们去了以后，梁先生是老师，工厂另外安排接待，我们和潘延龄夫妇就住在老乡的茅草 房里。我记得有一天，因为我拉肚子，夜里起来到外面的一个小山坡后面，蹲在那里解手，一大群土匪就从我的身边跑了过去，过一会儿，就看到对面的山头上火光 冲天，土匪在烧房子了。我们两家人住一间房子，只能在中间拉一根绳子，把被单挂在上面隔开。就在那个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后来才搬到工厂盖的 房子里，也是茅草屋，不过比老乡家的要好一些。那个厂子是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航空委员会，属军队编制，有一个警卫连的部队站岗。但给我们 也发枪，夜里还要排班站岗。因为过去发生过被土匪抢的事件，还打死过土匪，所以一天到晚还挺紧张的。我们吃水是靠老乡挑来卖给我们。老乡很 穷，冬天穿不上裤子，就用麻袋片围着身子，穿着草鞋。一挑水也卖不了几个钱。真是不毛之地，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非常苦。厂房就在大溶洞 里，两个大溶洞，一个叫乌鸦洞，加工车间就建在那里。洞的宽度和深度都超过100米，洞高约60米，建的厂房有三层，底层是各类仓库，中层是机工车间，上 层是总装车间。还有一个叫清虚洞，洞中有一个很大的天窗，可以看到天空，翻砂厂、螺旋桨厂等配套工厂就准备建在那里。我印象很深的是洞里面有一种像跳蚤一 样的昆虫，咬起人来很厉害，奇痒无比。去了这个厂以后，感到虽然艰苦，但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那时在学校念书的环境条件比较差，试验、实习等 都比较简单。一到大定的工厂，那里有从美国运来的各种机床，学习的条件很好。给我安排的工作是什么呢？在设计课，负责接收从美国来的资料—— 工艺规程、技术图纸。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技术资料室，我一个人主管。这个工作很好，在学校里只接受了一些书本知识，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在实践中有用的东 西。虽然设计资料不很详细，但工艺资料是全套的，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那时搞的都是活塞式发动机，还没有喷气发动机呢！据说这个厂建厂的投资 是蒋介石50大寿的生日礼金。我在那里二年多的时间，第一任厂长叫李柏龄，是清华赴美留学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厂长分别为王士倬、顾光复。有一位副厂长 叫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还有一位总工程师是李耀滋，他们两位都是中校军衔。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小工厂，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八位，包 括厂长李柏龄。副厂长戴安国从德国回来，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总工程师李耀滋是MIT毕业的；还有钱学渠，他是钱学森的堂兄，是搞机械加工的；张汝梅是搞 工具设计、制造的，曹有诚是搞冶金的，程嘉垕是搞铸造的，梁守槃搞飞机发动机。这些人都是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不少是MIT的硕士、博士。在那个时候， 这些人抱着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航空救国的信念，在那么一个艰苦的地方，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也真是不简单呀！
在大定的日子（1942—1944）
那时的条件艰苦啊！发电用的是老柴油机，用苏联报废的发动机来发电。每天晚上只给两个小时电，晚上7点到9点， 其他时间就要点油灯了。我白天接收资料、校对图样，晚上，我就把有关的资料、图样带回家来看、抄、学习，我抄东西的本领是很高的。晚上，我把图样放在枕头 底下，第二天再放回去。工作一年后，我爱人生孩子了。我们在大定住的是一间楼上的房子，很简陋，木地板，房子不大，但在那个时候，条件也算很 不错了。我的薪水是每个月90块法币。没有孩子的时候，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有了一个女儿以后，要照顾爱人坐月子、带孩子，就要借债度日了。那时正赶 上厂子要出图，工作也紧张了许多。我带图样回家的习惯没有改变。晚上，她们母女睡在床上，我就把图样铺在地板上校对，看完后第二天再带回去。 就这样前后用了两年时间，我潜心研究美国莱特公司的活塞式发动机整套技术资料，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工艺技术。1943年三四月份，蒋介石曾经来大定这个厂视察。我还记得，他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列队夹道欢迎。厂方通知，第二天早上委员长要早点名。那时， 工厂有一百多人，工人不穿军装，我们是官佐，有三十几个，要穿军装、挂武装带，我那时的军衔是少尉。我们这些官佐一大早就在蒋介石住的一个石头砌成的小楼 前面集合、站队，排成两行，我个子高，排在前面第二个位置。蒋介石出来了，披着黑色大氅，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儿子蒋纬国，还有一位是戴安国。蒋介石站在那 里，拿着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那次他没有讲什么话，好像只是说了一句“大家辛苦了”，就解散了。他在这个厂里题了一次词，写的是“我们发动 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工厂把这个题词做成灯伞，厂区里到处悬挂着。工厂有一个集体宿舍，离蒋介石住处比较远，要翻过一个小山包。我的同事告 诉我，就在那天晚上8点钟以后了，蒋介石没有带随从人员，一个人跑到集体宿舍看大家，见面就问：“你们睡觉了吗？”第二天，蒋介石到大定县城 里去视察，下午回来，在清虚洞里训话。把全厂的人员，包括家属在内，都集中起来，我爱人也去了。我记得他讲，你们现在这个厂小，但将来你们要领导几千人、 几万人的大工厂。接下来，他和大家在这里聚餐，吃了一顿晚饭。我记得，在他训话的时候，站在队列里、隔我两三个人的一位叫黄光耀，是湖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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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要上航空系
我是镇江人
（1916—）

我出生于1916年11月13日，是江苏省镇江人。
我的老家在长江下游的一个沙洲上，叫头桥镇，由于这个沙洲偏江北一侧，乡政府把它划在了扬州市江都的范围内。邮区是镇江头桥镇。我的母校——扬州中学开 建校100周年纪念会，据说是要建一个实验室，我捐了一笔款，在介绍时把我说成了扬州江都人。
实际上，1931年长江发大水，家乡遭了水灾。 这以后，我的家从头桥镇搬到了镇江城里，所以我还应该是算镇江人。
镇江这个地方据说最早的地名叫“宜”，是3000年前周康王封给宜侯的领 地。北宋的时候，建了镇江府(1113年)，才开始称为镇江。清朝的时候，是大扬州，镇江属于扬州府。辛亥革命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名称改为丹徒 县，1928年改为镇江县。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在南京，所以从1929年至1949年镇江都是江苏省政府所在地。1937年日本侵略到江 苏，镇江沦陷，省政府迁往苏北，一直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才又迁回镇江。
镇江是长江上的一个码头，对面就是扬州。在历史上出了不少名 人。远的不说，近代的有飞机制造专家巴玉藻（注1），就是和王助（注2）在一起搞航空、制造飞机的。他们是比我们长一辈的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是第一代 出国学习航空科技的留学生。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注3）也是镇江人。现在的科学院、工程院中有好几位院士也是镇江籍人氏。镇江还出了不少革命家，如 辛亥革命广州起义的总指挥、被南京临时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的赵声（注4），在镇江有一个公园，就叫“赵声公园”。辛亥革命著名将领李竟成、解朝东都是镇江 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镇江籍的就有5人。
虽然镇江在历史上很有名，出了不少名人，但我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不出名的、普普通通的镇江人中的 一个。
我父母的出身是不同的。母亲的家是一个地主家庭，相比之下，父亲的家境要贫寒得多，是一个穷人家庭，这也造成后来父母长期不和。在这样 的家庭里，孩子就很不幸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长期在外，做煤炭生意，一年回不了一次家。我的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是老大，童年 体弱多病，从小缺乏母爱，这是由于父亲总不回家，父母之间没有感情，母亲对父亲的愤懑经常就会宣泄在孩子身上。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爱当然更谈不到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我记得，那时的冬天非常冷，我和母亲一起从池塘里抬水，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母亲把水桶尽量往自己一边移，到家 以后，母亲被水溅湿的衣裤都结成了冰。每天放学回来，我要帮母亲烧火。南方的那种灶火，我很会烧的。母亲做饭时要求火大一些、火压一压……，我就按照要求 调整火头。现在每当看到电影、电视里有这样的镜头，我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情景。
我的舅舅是做酱园生意的，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要好得多。舅舅家有 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三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大表哥上的是北京的大学，二表哥上的是南京东南大学，五表哥上的是上海光华大学。五表哥多才多艺，会篆刻、 画画。可惜我没有学到他的才艺。
在我的一生中，舅舅对我的影响很大。
舅舅家的家风很好，全家人都不近烟酒，更不用说沾染旧社会的 商人常有的“吃、喝、嫖、赌”那样一些怀习气了。我始终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舅舅一家不像乡下许多人那样信佛，他们家从不拜菩萨、不讲迷信。
舅舅家有三处酱园，两处在镇江市区，一处在乡下。他发家靠的是自己的勤劳诚信，从来不搞歪门邪道、不坑害人。而且他很热衷于公益事业。我上的那所小学就 是他出资兴办的，后来归了地方，成为公立学校。在我的记忆中，舅舅在邻里乡亲中的威信是很高的。
在他的宅院门上，有一幅对联，我现在还记得很 清楚，也影响了我的一生。上联是“传家有道唯忠厚”，下联是“处世无奇但率真”。舅舅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个对联的说法来治家的。
他家里 的人都不愿意做官。我的二表哥从东南大学毕业，在就业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县里当县长，一个是到立法院做职员。他回到家里和父母讨论，我的舅妈斩钉截 铁地说了一句话，“为官不仁、无官不贪，我家老二不干。”此话一出，事情就决定了，我的表哥去立法院做了一个职员。我当时在场，舅妈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 的印象。
在扬州中学上学的时候，每次放寒、暑假回家，母亲就让我住在舅舅家，和表哥们在一起。从舅舅一家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舅舅对我们家非常照顾，经常接济我们家。父亲要隔很久才给家里寄一次钱，常常会青黄不接，这些时候，舅舅的帮助就更显得难得。
我从小受到的 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母亲的自尊要强、舅舅的诚实宽厚、舅妈的爱憎分明、表哥们的好学上进都对我有直接的影响。我觉得，在那样一个 贫寒、艰苦的环境里成长，有舅舅那样的一些人起着表率作用，对一个人形成诚实、正直的品格，培养爱心和敢于奋斗的精神都有很大的好处。
从扬州 中学到长沙临时大学
（1937—1938）

1937年，畢業于江蘇省立揚州中學

江苏扬州中学是很有名气的一所学校。
扬州中学的前身是仪董学 堂,创办于1902年。创建一百年来，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毕业生，其中有不少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江泽民、朱自清、胡乔木都曾就读于这个学校，还出 了三十余位两院院士，江上青等十几位革命先烈也都是扬州中学毕业的。
学校分高中部、初中部和乡村师范科。后来又创建了女子生活部，招收高小毕 业、年事稍长的女生，教一些家事和进行女子的职业教育。
扬州中学教学质量很高，师资力量很强，我在校的时候，教我们历史的是张煦候老师，汪桂 荣老师教我们数学，鲍勤士老师教我们语文，黄泰老师教我们几何、三角，朱伯吾是我们的生物老师，还是我们的生活老师，这个老师很好，他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 的。吴遐伯老师给我们讲自然课，我现在还记得他把矿石的硬度排了一个次序，编在一起，教我们记住——“滑石方萤磷、正石黄刚金”，“滑”就是“滑石”，硬 度是最低的，以后是“石膏”、“方解石”、“萤石”、“磷灰石”、“正长石”、“石英”、“黄玉”、“刚玉”和“金刚石”，“金刚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钻石”。这个口诀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诵。
这些老师的学问、道德和人品都是很出众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扬州沦陷，落在日本 人手里，师生散失，流落到各地。不过，我那个时候已经毕业，去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江泽民同志曾经为母校90年校庆题词：“怀念前贤，激励后 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我能够上扬州中学，是靠舅舅的帮助。当时的扬州中学的学费是十块钱——现大洋，另加三块钱饭费。但父亲寄回的钱不够交学费。我 母亲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向舅舅求助。母亲很要强，尽管是她的亲哥哥，还是很不愿意亲自向舅舅开口，于是要我去向舅舅借钱。她教给我，给舅舅做一碗淡菜烧 肉，送过去，同时告诉舅舅，我要去扬州中学上学了。舅舅关心我，肯定会问，你还缺什么吗？我就告诉舅舅，还缺4块钱，舅舅自然就会给我解决这个学费问题。 我按照母亲的办法，舅舅果然给我凑足了上学的费用。
在舅舅一家人的帮助下，我上完了中学。
在扬州中学，我的生活很拮据。富人家的 孩子花钱大手大脚，吃饭时还经常要家里送来肉、菜。我只能吃学校的饭菜，但觉得已经比家里的好多了。我吃得很是俭省，经常就用酱油泡稀饭，这样，每个学期 下来，学校还可以退回一块多我省下的钱。我觉得，母亲让我自己去找舅舅借钱，是要我知道钱来之不易。所以当我把省下的钱交给母亲的时候，能感到她也为自己 的儿子懂得节俭而欣慰。
1937年，我从扬州中学毕业，原来报考的是清华大学。当时的考试办法是从北京把考试卷子运到上海，在上海组织考试。 原定的考试时间是8月10日，我们几个同学是8月6、7号到达上海。当时，我的大表哥在上海的金城银行做襄理，我住在他那里。就在等待考试的那几天，局势 已经紧张起来。我还记得，表哥曾带我到黄浦江码头和上海市民一起欢迎蔡廷锴将军带领十九路军部队从福建到上海。表哥很兴奋地对我讲，见到蔡廷锴将军是很难 得的。我记得，挤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蔡廷锴将军身材高大，面容清癯但神采奕奕。他的到来给了正处于战乱前夕的上海人民群众很大的喜悦。
临到 考期，有告示贴出，说是由于京沪铁路不通，卷子没有运到，考试撤消了。紧跟着就是“八一三”——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打起来 了。表哥给了我路费，要我们几个同学赶快回家。我们在混乱中，从车窗爬进火车，走嘉沪线到了嘉定，然后又坐到苏州的火车，逃难回了老家镇江。
人回到了老家，但心里还总是想着该怎么上学。后来报纸上登出，清华、北大、南开等三所大学在长沙组织了一个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可以去报名。我们几个同 学写了一封信给长沙临时大学。扬州中学在旧社会就已经比较有名了，考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被录取的学生比较多。学校看我们是扬州中学的毕业生，答复是你 们来，不用考试，可以保送，只要学校写一个证明就行。于是我和两个同学，带着扬州中学的证明到了长沙。
我就这样上了长沙临时大学。
随学校迁往昆明
（1938）
后来，“日本鬼子”打到南京，威胁到武汉。临时大学在长沙站不住脚了，担心“日本鬼子”打过来，要 迁校到云南昆明。怎么去呢？我们那时成为了流亡学生，实际上是逃难，绝大部分学生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钱做路费。学校照顾我们，讲了，只要跟学校走 就行。
在那个时候，我面前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参加抗日，另一个就是跟学校到昆明。当时，徐特立（注5）从延安返回长沙，是共产党驻湘代表，在 长沙的影响很大。他到我们大学作报告，那时长沙临时大学借用的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房子，徐特立是在学校礼堂里作的报告，我去听了。徐特立身着八路军的土布军 装，很朴素。他在报告里讲到国、内外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一口湖南话。他号召大家、鼓动青年参加抗日。我听了他的报告很受鼓舞，当时就想，自 己应该参加抗日。
那时，我的家乡已经沦陷，我的二表哥带着表姐租船顺长江而上，逃难到了湘潭。我去他们的住处探望他们的时候，对表哥讲了我的 想法。表哥劝我还是去上学，并给了我20元现大洋。他对我说，学到知识，将来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做点工作。
我的一位同学也听了徐特立的报告，和 我有同样的想法，也想参加抗日。我把表哥的意思讲给他，讲我们去读书也是为了将来报效国家，学好本领将来可以更好地抗日救国。他说：“我去不了，没有 钱。”他的家是地主，其实要比我的家庭富裕多了。只是由于战乱，失去了联系。我对他说：“我有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我有一口汤，就有你一口汤。我的表哥 给了我一点钱，一路上我们两个人用。”就这样，这个同学和我一起到了昆明。我听了表哥的话，和我们的同学一起，跟着学校，从长沙先到广州。到了广州，我们 借住在岭南大学的校舍，停留了几天。
在广州，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上街去转，看到一家电影院上演一部电影——《悲惨世界》。我就用身上表哥给 的钱，买了一张电影票，进去看了。电影非常感人，我就连着看了两遍。这个电影是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我还记得，影片讲述的 是一个名叫冉阿让的人，他为了不让孩子饿死，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十九年的徒刑。出狱之后，苦役犯的罪名永远地附在他的身上，他找不到工作，连住宿的地方 都没有。他来到一个主教的家门前乞讨，主教留他吃了饭，并安排他住在家里。结果他在夜间偷了主教的银餐具。当他逃出后，又被警察抓获，押回主教的家里。主 教见到警察说，这个人带着的餐具不是偷的，是我送给他的。就在这个时候，主教说了一句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Life is give not to take）。后来冉阿让改名换姓，当上了市长，成了大富翁，还救助了一个妓女的孤女，那个妓女叫芳汀，她的女儿叫柯赛特，后来和一位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家 结婚了。冉阿让最后在孤寂中死去。
冉阿让的境遇和他的命运，尤其这位主教的话语，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又买了一本雨果的小说，是中英文对照版 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里的那一句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一个人到社会上来，不是要这个、要那个，而是要有所贡献。这句话 我记了一辈子，也始终在努力去按照这句话做。
从广州到香港，又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市上岸，从越南坐火车到昆明。一路上，印象比较深的是在越南海 防市，那里的小偷特别多，我们戴着的礼帽，会被小偷当街抢去；稍不留意，放在身边的东西就被偷走了。
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师生总计约300人，我 们就这么迁到了昆明。
转学航空系
（1940—1942）
在长沙临时大学，我报的是机械系。迁到昆明，我在机械系念了 三年。那时，西南联合大学有工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等，分别在昆明的不同城区。我们工学院是在城南，借用了当地的两个会馆，一个是“全蜀会馆”， 一个是“彝西会馆”。
那时侯在昆明念大学，可不像在现在的学校，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条件。我们那时候是流亡学生，教室就在会馆里面，老师在 讲台上讲课，后面就是会馆供的菩萨像。我们的宿舍是盐行的房子，用那种煤油桶外包装用的木箱子，六个箱子拼一个床，两个箱子就是一个桌子。你住在宿舍里， 八个箱子就可以了。箱子是空的，里面可以放一些书和衣服，真是很艰苦的。
但昆明有个好处，四季如春，穿衣服不用花多少钱。在长沙的时候，学校 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黑色的棉大衣，很实用，白天可以穿着御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但在昆明却用不着，冬天穿一件毛衣就可以了。那时候我们买不起袜子，一年 四季基本是光着脚，不穿袜子的。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体会就来自这个不穿袜子。
在学校念书时，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一双皮鞋，皮鞋后 跟是有钉子的，穿久了，皮子磨掉了，走路时间一长，钉子就从鞋底窜了出来，把后脚跟都扎出了血。所以我们经常走走就要停下来，找个石头把钉子敲回去。但后 来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的后脚掌居然形成了一个凹坑，好像就是为躲避这个钉子的。你看，人的生命力的自适应能力有多强。
学校里面的生活很艰 苦。学校贷款每个月给你十六或十八元钱，交十二元伙食费，留下几块钱零用。我们有时很羡慕外面拉洋车的车夫，他们白天辛苦一天，到了晚上，可以把洋车一 停，进到小餐馆里面，端着小酒杯喝点酒，要个炒猪肝、炒干巴（菌）吃。我们穷学生即使要解馋，也只能要个炒白菜，如果要个鸡蛋就是很了不起了。像洋车夫那 么吃，我们吃不起。
念书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大学一年级时，作化学试验。那时候很简单，两个人一组，一个小盘子，还有酒精灯、试 管，旁边放着火柴盒，里面有三根火柴。作试验就用这三根火柴。我那次作完试验，把没有用完的火柴连盒一起，很随便地扔进了垃圾桶里。在我们把试验器具送还 管理员的时候，管理员问我火柴哪里去了？火柴盒呢？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只说了一句，你要那玩意干什么？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句话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的管 理员向我们的化学老师报告了。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你发什么大爷脾气？”我是南方人，“大爷”这两个字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师就是南开大学的化学 系主任，叫杨石先（注6），是西南联大的化学系主任，后来做了教务长，解放以后，还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从杨 老师的态度、表情看，这“大爷”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意思，于是我马上认错。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杨老师接着说：“火柴怎么扔掉了？你不知道 现在国家正是抗战时期？这么艰难，火柴来之不易，而你怎么会如此随便地就把它扔掉了？下次你再扔掉，我就停止你的化学试验。”这下我才知道是化学试验的事 情，我连忙检查，并说我马上把火柴找回来，下次绝不会再扔了。在那个时候，像杨石先先生那样的大科学家，对几根火柴都是很珍惜的。
我们上晚自 习，图书馆是在一个大房间里，上面挂一盏汽灯。这个房间太小，学生多，经常就没有地方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到外面的茶馆里面，花一个铜子儿，要一碗茶。这 一碗茶，就可以让你在这里看一个晚上的书。茶馆里熙熙攘攘，吵得很。但我们就是能静下心来读书、写作业。这个本领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在家里，小阿姨看电 视，我可以照样工作、读书，不受干扰。
那时日本飞机轰炸很厉害，简直拿它没有办法。我有一个同学是飞行员，我常常到他那个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 场的航校去看飞机，这个航校就是国民党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因为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时，西南联大学校里有一些杂志，自己也看了一些，益发使自己觉得还 是应该学航空。
要说起我是怎样对航空感兴趣的？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
还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听到过这样的故事。1927年，美国 的一位飞行员——查尔斯?A?林白驾驶一架飞机，从美国纽约到法国巴黎，独自驾机飞越了大西洋，成为名扬四海的一个英雄。1929年，我们中国发大水，那 次大水也是很厉害的，这个林白驾驶他的飞机，到中国来救灾。还是1929年，美国的一位海军中校名字叫伯德，乘飞机飞越了南极，轰动世界。从那时起，我就 有了“飞机”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英雄”的概念。
后来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航空救国”。那时，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出名的飞行员，在 国内搞一些飞行，搞一些飞行表演。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
我想到转系，向学校提出可以在航空系三年级，多念一年再毕业。 我拿了成绩单，去找当时我们航空系的系主任——王德荣先生（注7）。这位老师后来到了北航，是北航飞机系的系主任。我对王先生说了，我要转学到航空系，来 学航空。他接过了我的成绩单，但没有表态。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研究昆虫的翅膀，总是爱琢磨，这个翅膀怎么会有双层的、有单层的？昆明的 天气好，蝴蝶、苍蝇、蚊子、蜜蜂……各式各样的昆虫，很多。那时我们为躲避日本鬼子轰炸，都是在山坡上、旷野间，根本没有防空洞。我们躲避空袭时，总要提 着一个兜，带着书本、计算尺，在田野里看书，因为警报过后还要上课、考试。就在田野里，我看到一种鸟，飞着飞着就可以翅膀扑动着停在空中不动。那个鸟的个 头比喜鹊还要大许多，我很好奇，感到很奇怪，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鸟。我有这个爱好，自己收集了一些昆虫的翅膀，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道理， 就用一个日记本夹起来。一个很漂亮的日记本，没有记日记，就夹着这些翅膀，还编上号，1号、2号……这个本子现在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搞丢 了。
既有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原因，又加上日本鬼子轰炸，老百姓受苦啊！所以，我想上航空系的愿望很强烈。
第二次，我就带着自己的这 个本子，去给王主任看，我说：“王先生，请你看看这个，这是我收集的。”他接过去看了，连声说：“好、好，行、行、行，你就来吧。”我就这样上了航空系。
西南联大与其他大学有很多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民主空气很浓厚。我的老师中有一位是刘仙洲（注8），他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教授，是教我们机械原 理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二年级，刘先生从香港过来，他把工学院的学生集合起来，给我们作报告，讲抗日的形势。他讲得非常有激情，讲得我们热血沸 腾、深受鼓舞。他说，我们念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抗日救国。
那个时候，从国外回来的教授，都要通过越南来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里的教授，一半 以上都是从英国、美国留学回来的。但他们并没有西装革履，而都是一领长衫，像朱自清先生那样。他们薪水很少，很清苦的。让我敬佩的是，他们为了国家，为了 抗日，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优越的环境，受聘在国内这样一所教学和研究条件都很差的学校教书，甘愿过清贫的生活。
还有一位老师——金希武，他教 我们发动机设计、制造，给我们介绍了国外发动机方面的很多新知识，包括欧洲大战中打下来的德国发动机是怎么回事。他总是跟我们说，这些东西，现在是很新 的、先进的，但以后会有更新的东西出来。他反复告诫我们，一定要注意阅读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有影响的杂志、刊物，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他 的这些话也是影响了我一辈子。不仅我自己一直注意看书、看杂志，后来我到沈阳第二研究所主持技术工作，是副所长，也非常注重抓图书馆、档案馆和技术情报室 这三件事。我记得，当时在六院范围内还开过现场会，介绍二所这方面的工作。我在二所做的这些工作，现在的同志也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在昆明 的时候，师生们还组织起来，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下乡到农村，宣传抗日。虽然次数不是很多，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机械系已经读完三年，又从 航空系三年级读起，多读了一年大学。
注释
1、2.巴玉藻、王助：民国初期留学美国。1916年6月，他们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麻省理 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应聘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工作。其中，巴玉藻曾被美国通用飞机制造厂任命为总工程师、被寇提司飞机制造厂聘为设计工程师，王 助被聘为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1917年冬他们回国。1918年2月，北洋政府海军部批准在福建马尾海军船政局内，成立海军飞机工程处，着手水上 飞机的制造。巴玉藻被任命为主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为副主任，共同负责飞机的研制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航空工程人员。
3.茅以升（1896－1989）：桥梁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 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历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北洋大学教授兼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钱塘江工程处处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铁道科学研 究院院长、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度、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士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他主持中国铁道科 学研究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也是杰出的科普工作者。发表的论著有：《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桥梁——古桥和今 桥》及论文200余篇。
4.赵声（1881—1911）：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原名毓声，字伯先，江苏丹徒（今镇江）人。1902年（清光绪 二十八年）江南陆师学堂毕业。次年游历日本，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教员。曾撰《歌保国》，宣传革命。后在江阴训练新军，1905年升三十三标标统。次年在 南京加入同盟会，为清两江总督端方发觉，乃走广州，任督练公所提调，旋统带新军第二标。1909年（宣统元年），与黄兴酝酿广州新军起义。次年倪映典发动 新军起义失败，他往南洋筹措军费，并任香港同盟会会长。1911年4月，与黄兴领导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不久在香港病逝。
5.徐特立：徐 特立是长沙县人，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老师，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中国共产党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决定在长 沙等十几个重要城市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联络机构。徐特立受中共中央委派来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担任中国共产党驻湘代表。徐特立等人多次应邀 在临时联合大学、长沙银宫电影院、第一师范等处公开演讲，宣讲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此外，还通过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开展社会联谊活动、公 开发表文章等途径，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积极推动各界进步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如工抗会、青年服务团等），创办救亡报刊（如《抗战日报》等）。
6.杨石先（1897—1985）：原名绍曾，又名允柱。蒙古族，１８９７年１月８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１９１８年，开始在康奈尔大学学习。１９２２ 年获应用化学学士学位。１９２３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应邀到南开大学任教。１９２９年，再次赴美国，在耶鲁大学研究院当研究员，获得博士学位。 １９３１年回国，继续在南开大学任教。
１９３７年秋，杨石先被推选为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并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后又被推选为教 务长。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杨石先第三次赴美国，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学任访问教授兼研究员。１９４８年２月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先后担任教务长和代理校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石先继续在南开大学任教。先后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１日，杨石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９日，病逝于天津。
7.王德荣（1908—1982）：１９３２年，从上海 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应聘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助教。１９３５年，他参加了第三届庚子赔款留英考试，去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 位，１９３７年获得硕士学位。１９３８年回国后，应聘到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任教授，不久任该系系主任。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合大学解散，清华大学回北京 复校，王德荣转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教授和系主任。１９４８年８月，他被清华大学派赴美国考察航空教育，１９４８年底提前离美返国。１９５２年６月起他参 加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工作，之后，他长期担任该院教授和系主任。1961年12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2月2日，病逝于北京。
8.刘仙洲（1890—1975）：原名鹤，又名振华，字仙舟。１９０８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１９１２年，毕业于保定崇实中学。１９１３年考 入北京大学预科。１９１４年公费进入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学习，１９１８年获得香港大学工程科学学士学位。１９２４年，刘仙洲担任中国在天津最早开办的工 科大学北洋大学校长。１９２８年，他辞去北洋大学校长职务，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兼工学院机械工学系主任。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刘仙洲来到北平，受聘 为清华大学教授，参加了工学院和机械工程系的筹建工作。“七七”事变后，刘仙洲随校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仙洲继续在 清华大学任教，并先后担任副校长、第一副校长。

第一章　我要上航空系 我是镇江人 （1916—）
我出生于1916年11月13日，是江苏省镇江人。 我的老家在长江下游的一个沙洲上，叫头桥镇，由于这个沙洲偏江北一侧，乡政府把它划在了扬州市江都的范围内。邮区是镇江头桥镇。我的母校——扬州中学开 建校100周年纪念会，据说是要建一个实验室，我捐了一笔款，在介绍时把我说成了扬州江都人。 实际上，1931年长江发大水，家乡遭了水灾。 这以后，我的家从头桥镇搬到了镇江城里，所以我还应该是算镇江人。 镇江这个地方据说最早的地名叫“宜”，是3000年前周康王封给宜侯的领 地。北宋的时候，建了镇江府(1113年)，才开始称为镇江。清朝的时候，是大扬州，镇江属于扬州府。辛亥革命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名称改为丹徒 县，1928年改为镇江县。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在南京，所以从1929年至1949年镇江都是江苏省政府所在地。1937年日本侵略到江 苏，镇江沦陷，省政府迁往苏北，一直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才又迁回镇江。 镇江是长江上的一个码头，对面就是扬州。在历史上出了不少名 人。远的不说，近代的有飞机制造专家巴玉藻（注1），就是和王助（注2）在一起搞航空、制造飞机的。他们是比我们长一辈的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是第一代 出国学习航空科技的留学生。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注3）也是镇江人。现在的科学院、工程院中有好几位院士也是镇江籍人氏。镇江还出了不少革命家，如 辛亥革命广州起义的总指挥、被南京临时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的赵声（注4），在镇江有一个公园，就叫“赵声公园”。辛亥革命著名将领李竟成、解朝东都是镇江 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镇江籍的就有5人。 虽然镇江在历史上很有名，出了不少名人，但我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不出名的、普普通通的镇江人中的 一个。 我父母的出身是不同的。母亲的家是一个地主家庭，相比之下，父亲的家境要贫寒得多，是一个穷人家庭，这也造成后来父母长期不和。在这样 的家庭里，孩子就很不幸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长期在外，做煤炭生意，一年回不了一次家。我的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是老大，童年 体弱多病，从小缺乏母爱，这是由于父亲总不回家，父母之间没有感情，母亲对父亲的愤懑经常就会宣泄在孩子身上。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爱当然更谈不到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我记得，那时的冬天非常冷，我和母亲一起从池塘里抬水，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母亲把水桶尽量往自己一边移，到家 以后，母亲被水溅湿的衣裤都结成了冰。每天放学回来，我要帮母亲烧火。南方的那种灶火，我很会烧的。母亲做饭时要求火大一些、火压一压……，我就按照要求 调整火头。现在每当看到电影、电视里有这样的镜头，我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情景。 我的舅舅是做酱园生意的，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要好得多。舅舅家有 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三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大表哥上的是北京的大学，二表哥上的是南京东南大学，五表哥上的是上海光华大学。五表哥多才多艺，会篆刻、 画画。可惜我没有学到他的才艺。 在我的一生中，舅舅对我的影响很大。 舅舅家的家风很好，全家人都不近烟酒，更不用说沾染旧社会的 商人常有的“吃、喝、嫖、赌”那样一些怀习气了。我始终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舅舅一家不像乡下许多人那样信佛，他们家从不拜菩萨、不讲迷信。 舅舅家有三处酱园，两处在镇江市区，一处在乡下。他发家靠的是自己的勤劳诚信，从来不搞歪门邪道、不坑害人。而且他很热衷于公益事业。我上的那所小学就 是他出资兴办的，后来归了地方，成为公立学校。在我的记忆中，舅舅在邻里乡亲中的威信是很高的。 在他的宅院门上，有一幅对联，我现在还记得很 清楚，也影响了我的一生。上联是“传家有道唯忠厚”，下联是“处世无奇但率真”。舅舅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个对联的说法来治家的。 他家里 的人都不愿意做官。我的二表哥从东南大学毕业，在就业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县里当县长，一个是到立法院做职员。他回到家里和父母讨论，我的舅妈斩钉截 铁地说了一句话，“为官不仁、无官不贪，我家老二不干。”此话一出，事情就决定了，我的表哥去立法院做了一个职员。我当时在场，舅妈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 的印象。 在扬州中学上学的时候，每次放寒、暑假回家，母亲就让我住在舅舅家，和表哥们在一起。从舅舅一家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舅舅对我们家非常照顾，经常接济我们家。父亲要隔很久才给家里寄一次钱，常常会青黄不接，这些时候，舅舅的帮助就更显得难得。 我从小受到的 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母亲的自尊要强、舅舅的诚实宽厚、舅妈的爱憎分明、表哥们的好学上进都对我有直接的影响。我觉得，在那样一个 贫寒、艰苦的环境里成长，有舅舅那样的一些人起着表率作用，对一个人形成诚实、正直的品格，培养爱心和敢于奋斗的精神都有很大的好处。 从扬州 中学到长沙临时大学（1937—1938）
1937年，畢業于江蘇省立揚州中學
江苏扬州中学是很有名气的一所学校。 扬州中学的前身是仪董学 堂,创办于1902年。创建一百年来，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毕业生，其中有不少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江泽民、朱自清、胡乔木都曾就读于这个学校，还出 了三十余位两院院士，江上青等十几位革命先烈也都是扬州中学毕业的。 学校分高中部、初中部和乡村师范科。后来又创建了女子生活部，招收高小毕 业、年事稍长的女生，教一些家事和进行女子的职业教育。 扬州中学教学质量很高，师资力量很强，我在校的时候，教我们历史的是张煦候老师，汪桂 荣老师教我们数学，鲍勤士老师教我们语文，黄泰老师教我们几何、三角，朱伯吾是我们的生物老师，还是我们的生活老师，这个老师很好，他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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