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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其人、其书及其精神
郭孙伟
不能记住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
今年是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著作的英文版《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出版60周年。该书是中国现代史上迄今为止极少数在中国出版但在西方某个科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专业书。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李景均是谁。在美留学的大陆学生，除非所学专业和人类遗传学有关，恐怕大多数也不知道李景均是谁。而在1950年的遗传学界，恐怕大多数人都知道李景均。李景均先生的离国出走，在50年代初甚至还惊动了中央的最高层。
笔者和李景均先生（在美人们都亲切地称其为CC，以下简称为CC）的相识是在1997年。针对《科学》杂志上一篇有关中国基因大战的报道[1]，笔者在97年9月起草了一封致《科学》编辑部的信，email给一位对遗传流行病学颇有造诣的朋友郑长江（CJ）博士。CJ当时正在匹兹堡作实习医师。他是一位很仔细的学者，对信作了修改，并建议我们请CC一起署名。这就造就了笔者和CC的一段缘分。
97年的来信发表之后[2]，由于西方遗传学家就中国《母婴保健法》的部分
条款似有强制性的优生学之嫌而欲抵制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全球遗传学大会，笔者、CJ和CC就此在98年写了另一篇评论[3]。之后，在98年在丹佛召开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年会上，笔者和CC及其太太见了面。后来，老先生又给笔者寄来了刊登在《炎黄春秋》的关于他本人的一篇报道，以及他写的一些教科书。我们还就其他一些事有过通信。
当然，笔者对CC的了解并非局限于这些沟通。作为科学家传记及讣告的读者，笔者以前也读过斯皮思（E. B. Spiess）写的关于CC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介绍[4]。在CC的处女作出版60周年之际，本文旨在回顾李先生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缅怀李先生遗留给我们的丰富精神遗产，并对李先生离国出走的教训及其现实意义作一反思。
一 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
CC的人生可以说是极富传奇色彩。CC于1912年10月27日生于天津大沽的一个做桐油生意的富商之家。其父曾在英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念书，之后皈依基督教。他有四个儿子，CC是其第三个儿子。CC 13岁时，进了也是英国传教士办的天津英中学院（一所高中）。1932至1936年在美国传教士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念书，1937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育种及遗传，1940年获博士学位。留美期间，CC 阅读了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詹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遗传及物种起源》，由此接触到了群体遗传学以及赖特（S. Wright）的工作，并对此深感兴趣，决定以此作为研究方向。拿到博士学位后，CC去赖特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上了一个夏季的数学和概率论课程，并在赖特的影响下去哥伦比亚大学及北卡罗来纳大学进修数学和统计学。CC在芝加哥认识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美籍华人克拉拉（Clara Lem）。1941年9月，CC与克拉拉完婚，并携新婚妻子在圣地亚哥登上一艘准备开往上海的荷兰邮轮，开始了蜜月之旅。
坎坷的回国之旅
1941年的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CC在美国对此无疑非常清楚。而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妻子回国，显然是准备回国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这艘原本三周到达上海的邮轮，由于要避免遭受在太平洋水下游弋的日军潜艇的攻击而多次改变航向，辗转在爪哇岛补充给养之后又向上海开去。未到上海，就被转到一艘英国船上。而这艘英国船在开往上海的途中听说上海满街都是日本军人，担心船只被日军扣留，就转而往香港开去，结果辗转51天后在12月6日抵达九龙。12月8日，CC 和妻子用完早餐后听见了枪声，并惊讶地发现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大吉——原来当天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香港和夏威夷有一天的时差），并几乎同时进攻香港。驻港英军节节败退。结果CC和克拉拉被困在香港近两个月。由于他只带了旅行支票而无人愿意兑现，他们两人身无分文，十分窘迫，天天处于极度饥饿之中。57年后，CC回忆起当时的困境时说：“如果你处于极度饥饿时，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5]
就在这时，命运女神眷顾了CC。他遇见了在康奈尔念书时认识的朋友。朋友给了他500元港币及一些大米。之后，CC又认识了一个香港地下组织的人，帮助CC夫妇徒步绕过日军，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到达广东惠阳，再从惠阳再乘船坐车抵达CC一个哥哥所在的桂林。从九龙到桂林，花了整整38天。
1942年6月，CC的第一个孩子Jeff出生了，但出生后没几个小时，克拉拉就抱着婴儿为躲避日军的空袭而躲进了山洞。当时CC的父亲在重庆，由于战时交通不便，CC就在广西柳州郊外沙塘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职。在这里，CC认识了两位分别对中国及世界遗传学都有影响的同道：刘祖洞和徐道觉。刘祖洞先生后来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动物学，195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翌年回国，在复旦任职，专长人类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刘祖洞教授编写的《遗传学》教材是国内遗传学教材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教科书。刘先生在1956年青岛会议上旗帜鲜明，思路清晰，言辞犀利，令人印象深刻。若不是历场政治运动的耽误，刘先生必有骄人的学术贡献。刘祖洞先生于1998年辞世。
徐道觉先生那时与CC很熟。徐“好学不倦。他全身上下至少有8个口袋，上身有4个，裤子又有4个。每一个口袋都装有昆虫或其食物（在玻璃瓶子里）。”CC称其为“会走路的实验室”。CC当时断言：徐将来必成大器。果然，徐在1951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获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中创造性地把组织培养技术和低渗处理用于研究染色体，为创建遗传学的一门新分支——细胞遗传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令人扼腕的是，尽管当时人体细胞的染色体数目被错误地认为是48，且徐先生发现的技术为观测人体细胞的染色体提供了有力手段，但他还是与改正人染色体数目的机会失之交臂。令人欣慰的是，他此后又作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工作。由于其杰出贡献，他于1973年当选为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2003年故世。
1943年夏，CC想去重庆看望其父，然后去成都赴迁至成都的母校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但在去重庆的路上，CC的小孩患痢疾，结果CC一家赶紧坐火车回柳州看医生。不幸的是，Jeff在火车上死在CC的怀抱中。Jeff不幸夭折，CC夫妇俩的悲痛可想而知。之后，CC在1948年及1955年再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的扉页上都写明，书是纪念Jeff的[6].
北平：短暂的蜜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CC一家随校举家迁往南京。同年，其金陵大学的导师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他邀请CC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CC欣然前往。此时CC才34岁，为北京大学当时最年轻的一位系主任。
1948年，CC的英文版《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CC在1946年至1948年撰写的。该书的完成，用CC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半来自自己的脑子，一半基于在成都时抄写的文章”。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CC在美国的弟弟自费翻印了500本，在美国出版。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行校长职，兼党总支书记）主持下，学校效法苏联李森科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停止CC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并将CC的《遗传学》换成李森科学派的“新遗传学”。乐天宇认为，这些课程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 CC从此无课可上，被晾在了一边。
尽管乐天宇仅仅是校务委员会主任而无任何行政头衔，但凭借其老革命的资历及执政党的地位，乐天宇的话远较当时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话有分量。不久，CC间接地接到一个要他辞去系主任的消息，他第二天就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乐天宇及其随从曾试图在CC 手下招募一些能批判CC的人，但均未成功。
随着对摩尔根学派的诋毁攻击甚嚣尘上，对个人的批判打击也逐渐增多。令人喷饭的是，一个李森科的追随者发现，除了摩尔根，还有一位叫“Melanogaste博士”的“反动遗传学家”！(作者注: Melanogaste为黑腹果蝇的学名).
当时对CC 的一个指责是，CC是在反动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人，从未接触过“进步”思想，所以不懂李森科学派的新概念。为了证明这个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从1949年7月开始，CC与陈延熙副教授合作，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根据杜布詹斯基的英译本翻成中文出版。与陈延熙副教授的合作，一方面是因为CC与陈交情较深，且陈的中文更为流畅，另一方面也因为陈与官方关系良好，翻译完后出版的机会更大一些。事实上，乐氏在得知CC 在翻译李森科的书时就极力阻扰，并散布谣言说，CC的译本是根据另一个“反革命遗传学家”（指杜布詹斯基）的英译本翻译的，只能歪曲李森科的学说。幸运的是，经胡乔木审阅后，这本译著很快出版了，且出版后仅几周就售出了几千本之多。
CC为该译著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译序》。他写道：“农学博士、列宁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院士的轰动世界的遗传理论究竟是什么，是大家急于了解的。本书便是他的一本基本著述。在这本书里，诚如齐门乃夫所说，他阐发了米丘林遗传学的理论基础。”“这本书是一本理论著作，必得仔细研读体会，才能了解其理论的真谛。”整个序言不失客观尊重，亦无娇枉做作粉饰献媚之嫌。
这本出版于1950年1月的译著和这篇《译序》，充分表明CC对于米丘林学说及李森科学派并非他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窍不通。
随着《遗传及其变异》译著的出版，CC对米丘林学说及李森科学派一窍不通的谎言不攻自破。乐天宇之流就又换了一种伎俩。他们又散布谣言说，CC 曾骂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在当时，官方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任何批评苏联的言论都可视为间接批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因此，这种对苏联的称呼不啻为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可置人于死地的言论，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大使馆（当时尚未撤走），“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这些谣言和言论，无非是想把CC描绘成亲美反苏的“反动分子”。其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的伎俩，令人扼腕。
离国出走
新中国成立前夕，CC曾于1949年1月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表达了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热忱心愿。然而，在乐氏等人日益变本加厉的迫害下，CC认为，“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所以，“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他感觉自己“一腔热情，报国无门”，“所学无用，逼上梁山”。斟酌再三，CC决定离国出走。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离国出走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叛国，所以风险极大。1950年2月寒假，CC在上海的母亲病重。CC认为时机已到，遂将几个月里思考再三的出走计划向克拉拉和盘托出。为减少风险，夫妇俩决定将出走之事做得隐蔽一些，甚至把家里的米缸加满了米，使人看起来他们还准备回来。
195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CC夫妇一直没有入睡。午夜之后，CC悄悄敲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林教授开门一看，CC正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稍后才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别，CC即将挈妇携雏远渡重洋。林教授一时目瞪口呆，竟不知说什么好。等到CC告辞回去了，林教授这才完全醒悟过来，赶忙穿好衣服，赶到CC家，劝告CC万万不可出此下策。否则万一被捕，那时就后悔莫及了。但CC去意已决，不愿臣服于乐天宇而苟且偷生。不论林教授如何恳求，他也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CC一家由北京农业大学宿舍去前门火车站。临走之前，CC特意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信，信中称“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到达火车站时，俞大绂率陈延熙、王焕如、陈道等副教授冒着春寒送行，“挥泪拜别”。尽管CC 表示一旦其母病好出院就回来，但大家心里都有些数，只是装着不知道。彼此握手道别，共事多年的好友从此永隔天涯。
在上海呆了两天后，CC一家坐火车去广州。1950年3月12日，CC 怀里抱着4岁的女儿和克拉拉走过了通往香港的罗湖桥。在桥的另一端，CC的二哥正等着他们。他将CC一家安置在他自家在九龙的公寓里，CC在那里住了14个月。
CC在当时为什么会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抛弃所有家产而离开中国呢？须知那是在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反五反，反右远远还没有开始。知识分子由于学术见解不同而受到迫害在新中国还是闻所未闻的事。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不会倾家荡产离家出走。
所有关于CC的传记/回忆录对此大多语焉不详，而CC本人在1998年匹兹堡大学校刊记者所作的一次谈访中也仅仅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double-talk）。对张三，你说这，对李四，你说那。其次，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再见”[5].
事实上，在当局得知CC离沪几天之后，CC在北京的家里就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将家里搜查了一遍，但也没搜出任何可疑之处，结果就派人在CC家驻守了几天。
倾家荡产、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已经是不可思议，CC为何在出走之前又要施放烟幕弹来麻痹迷惑一些人呢？或许CC认识到，如果乐天宇之流能用造谣诬蔑的卑鄙手段来迫害CC，那么出走可能给乐氏等人授以实据，他们可能会用更卑劣险恶的手段来加害于他。而在这方面，类似的事已经发生在瓦维诺夫（Nikolay Ivanovich Vavilov, 1887－1943）身上。基于CC对苏联的了解，他对瓦维诺夫的悲惨命运应当说是有所了解的。
瓦维诺夫
我们都将走向焚尸炉
都将焚烧
但我们绝不会
从我们的信念后退
——瓦维诺夫
瓦维诺夫生于1887年。1913至1914年师从于遗传学创始人之一的英国生物学家贝特森（William Bateson）。从1924年直至1940年被捕入狱，瓦维诺夫一直担任位于列宁格勒的全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他在创建其种植植物起源中心理论的过程中，在列宁格勒创建了全世界最大的植物种子库。该种子库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达28个月之久而饥蜉丛生时还被完整地保存着——他的一个助手是在收藏有大量可食植物种子的种子库内饿死的。他曾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全苏地理学会会长，1926年获列宁奖金。由于反对李森科的非孟德尔遗传学，他于1940年被捕入狱，之后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右派阴谋、与白俄有染、破坏苏联农业等罪行判处死刑。但据传，其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试图越境——他是在乌克兰的西部边境地区被捕的。或许是由于其导师的求情，抑或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妻子（瓦氏的师妹）的帮助，之后被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在狱中还作了一百多小时的科学演讲。1943年，他因营养不良死于狱中。
与CC一样，瓦维诺夫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然后回国工作。但即便居全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及列宁奖金获得者之尊，他最终也难逃狱中饿鬼一劫。而他CC 作为区区系主任，如果被指控为叛国，其命运必然多舛。或许这也是CC出走之前施放烟幕弹的原因之一？
37年后，CC在瓦维诺夫诞辰10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遗传杂志》（The Journal of Heredity）上[7]. 在同期期刊里，CC还发表了一篇书评[8]，评论了一本书名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但其实是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纪要的英译本及注释的书。令人回味的是，这篇纪念瓦维诺夫的短文提到了有关瓦维诺夫被捕主要原因的传言。文章虽短，但仍然感觉到CC对瓦维诺夫在事业巅峰之时锒铛入狱、最终成囚中饿鬼的悲惨命运的惋惜。
自古英雄惜英雄。在唏嘘瓦维诺夫悲惨命运之余，对比瓦氏，CC有没有一丝对自己逃过一大劫的庆幸？我们不得而知。
在香港的逗留
CC抵港不久就接到了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教授聘书，欢迎他去台大任教。随聘书还附有校长的信，言明CC到台大后倘若觉得不合意，校方将随时提供方便帮助他去美国。但CC婉言谢绝了台大的邀请。
CC到香港后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告知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大陆的困境，并求助谋职，“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这位朋友将信转给了《遗传杂志》（穆勒当时为该期刊的编委之一），该期刊在1950年6月刊登了这封信（显然是征得CC同意之后），并冠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的标题。
CC的这封信引起了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穆勒（Hermann J. Muller, 1890－1967）的注意。穆勒利用自己的地位及关系，安排克洛（James Crow）对CC的书（当时已由CC在美国的弟弟在美自费翻印出版）写了一篇书评，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恰巧这时美国前任卫生部长派伦（Thomas Parran）博士刚刚走马上任匹兹堡大学新组建的公共卫生研究院，欲聘一位人类遗传学家，遂写信给穆勒，希望能介绍一个人。穆勒随即推荐了CC，并解释说CC现在香港，来匹兹堡大学可能需要一些时日。考虑到推荐人是位诺贝尔奖得主，派伦表示愿意等待。随后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生物统计系的系主任写信给CC，聘CC为生物统计初级研究员。
然而，此时在香港的CC既无任何护照，也无任何可证明其国籍的证件，所以不能得到美领馆的签证。作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海外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及国际援救委员会的一员，穆勒和美国其他一些遗传学家和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官员就CC的签证进行了大量通信。穆勒意识到问题是在驻香港总领馆，于是他给总领馆官员写了这样的一封介绍信：
美国遗传学家们普遍认为，李博士所著的《群体遗传学》一书是一部最好的英文著作。该书非常有助于培养在这一重要而难懂的领域里工作的年青科学家。
李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且能面对极为困难的环境，拥有在其所从事的遗传学领域继续教学著作的勇气。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位拒绝在压力下放弃自己原则的中国遗传学家。我们十分期望能援救他，以期彰显我们西方科学家对坚持科学自由的原则及向极权政府挑战的英勇行为的赞赏。
此外，穆勒还为CC一家递交了经济担保书。
到最后，由于没有“身份证明”，签证还是不能发出。1951年3月，穆勒在印度开完一个会议准备回美国之前，决定在香港停一下，希望看一下CC是否还需要什么帮助。到达香港后，CC一家邀请穆勒及领馆的一位官员共进晚餐。大半个下午及晚餐几乎都围绕着CC展开，但该官员最后提出，CC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此时，穆勒马上说：“这就奇怪了。在这间房间里，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知道谁是李博士，他就在这里。你还要其他什么身份证明？”这位官员就对CC说：“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不久，签证就出来了。1951年5月，CC一家离开香港到达美国。
不出20年，人类遗传学领域就多了一颗曦曦闪耀的明星。诚如西人所说，余下的就是历史（The rest is history）。
穆勒为什么会对CC如此热忱地帮助?
CC滞留香港时，穆勒已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第一任主席。其名声自当时如日中天。他与CC非亲非故，但对CC的帮助之大是有目共睹的。CC的人格魅力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但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穆勒在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极富社会正义感。他是摩尔根的学生，他在20年代通过研究发现，X－射线可导致果蝇的基因突变。这项研究使穆勒在194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1932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穆勒对资本主义的前景逐渐悲观。9月，穆勒去柏林准备和一位俄国遗传学家短期合作。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调查穆勒早期参与的一些政治活动。穆勒就去了苏联，并在列宁格勒主持了一个遗传实验室，继续从事辐射与遗传的研究。到了1936年，由于苏联国内政治上的压抑，李森科的逐渐猖獗，加上斯大林对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优生学的书感到不满，穆勒被迫离开苏联，从此对苏联希望破灭。1940年回到美国。1946年获诺贝尔奖后，人们对不久前美国在广岛及长崎投放原子弹后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记忆犹新，且逐渐升温的冷战及核军备竞赛使人们对核污染心存恐惧，加之穆勒是一位杰出的演讲者，这使得穆勒成为一个很有影响也颇有争议的公众人物。穆勒回美国后，许多人仍然认为他左倾。
对苏联的希望破灭，加上在苏联期间耳闻目睹意识形态对科学的粗暴干预，对科学家的迫害乃至人身伤害，使得穆勒成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外国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及国际救援委员会等组织的一名活跃成员。听到CC的遭遇，联系到自己在苏联的遭遇及对苏联的希望和幻想破灭，或许使穆勒感到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帮助CC。这一点他完美无私地做到了。
CC也铭记着穆勒对自己的热情帮助。1951年9月，CC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CC夫妇俩给他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以纪念穆勒。
二 CC的《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及其重要学术贡献
CC一生中写了10本书，其中包括2本译著。但是，他在1948年撰写的处女作《群体遗传学导论》（英文版，由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却是对其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CC在1946年底至1948年初，以其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稿为基础的，但事实上为此书的准备从1944年就开始了。由于当时不具备任何科研条件，不可能做科研，CC就在搬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内系统地阅读馆藏的群体遗传学文献，常常将文献抄写在纸上。所以在撰写《群体遗传学导论》时，其内容已经是“一半在脑子里，一半在成都时抄写的文献里”。
群体遗传学家克洛在一篇书评里对此书褒奖有加，也指出了一些疵瑕。克洛评论说：“随着动植物育种学生以及人类遗传工作者对群体遗传学的兴趣逐渐增长，这方面的入门教程非常紧缺。李教授这本极好的书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同时由于内容足够详细，亦可作为一本参考资料。该书第一次以书的形式搜集了费希尔（R. A. Fisher）、霍尔丹（J. B. S. Haldane）、赖特（S.Wright）等学者多得令人惊讶的大量工作，且均以清晰简单的方法来阐述。”[9]
诚如克洛指出的，该书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介绍了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的工作。克洛还说，这三位群体遗传学巨匠通常多用高深的数学来表述他们的问题及结果，这对许许多多学生物、医学、动植物育种出身的人来说很不容易理解，所以在若干年里，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三位巨匠的成就“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功于其（CC）将他们的成果变得更好理解。”
这本书的取材编排也是独具匠心。从历史渊源来说，群体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的发展几乎是相互平行的。而CC的这本书一开始就介绍了人类遗传学中常常用到的分离分析方法，然后才阐述了群体遗传的各个方面，其中穿插了人类遗传学中的不少实际问题。此外，每一章节还附有练习题，对自我测验和进一步的理解不无帮助。
从时间上来说，《群体遗传学导论》出版的时机是极佳的。该书出版之时已有几本群体遗传学及数量遗传学的书，但它们均未涉及人类遗传学，所以该书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真空。而人类遗传学在1948年正处于起飞的前夜。《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在1949年9月创刊。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共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徐道觉在1953年发现了低渗透的溶液。1956年人类染色体的正确数目由华人蒋有兴（Joe Hin Tjio）和列万（Ａ. Levan）给出。全世界第一个人类遗传学系是1956年由尼尔（James Neel）在密歇根大学创建的。1959年，勒约纳（Jerome Lejeune）发现先天愚型唐氏综合症是由21三体造成的。由此，遗传学的一个新分支——医学细胞遗传学诞生了。
1955年，CC对《群体遗传学导论》进行了一些修改，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斯皮思评价说：“该书对这一领域发挥的决定性影响达20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得益于该书。事实上，要不是因为这本书，由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等伟人创立的基本原理在1970年前还只能为极少数人所理解。”21年后的1976年，李景均又出版了《群体遗传学基本教程》，一般认为这是北京版的增订版。
70年代后，由于基因重组技术的发明，人类遗传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到了80年代后期，DNA多态性标记逐渐为基因定位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分子遗传学的飞速发展，也刺激了群体遗传学的发展。在群体遗传学领域，60年代末70年代初木村资生（Motoo Kimura）提出的中性分子进化论，70年代尤文斯（Warran Ewens）提出的抽样理论，以及金曼（J. F. C. Kingman）的溯祖理论（coalescent theory）大多运用了高深的概率论和随机过程方法，没有经过严格的数理统计科班训练的人都很难理解，遑论作研究了。
此外，计算机及个人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也为快速计算提供了可能。简单分离分析也随之为复杂分离分析所取代。到了90年代，人类遗传学研究又转向了利用家族系谱来进行人类疾病的基因定位。
尽管《群体遗传学导论》中介绍的一些基本概念及原理至今仍然有用，但它的用处已经逐渐让位于一些内容更为现代的专业书籍。和其他发展迅速的学科一样，再好的书也只能是各领风骚几年或十几年。但不管怎样，《群体遗传学导论》是一部首次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群体遗传学的论著，一经面世就被学术界公认为名著，它对人类群体遗传学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CC的其他学术贡献
CC对科学的贡献远远不止《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除了对群体遗传学的贡献，CC对遗传流行病的早期发展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创造了一种称为“不计独子女方法”（method of discarding the singleton）或简称“单法”（the singles method）的分离分析方法，简单而实用。在计算机普及之前，它是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中对疾病遗传传播规律进行分析的非常有用的方法。
在统计学方面，他也做出了骄人的贡献。1964年，他的《试验统计学导论》一书出版。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实验的统计设计原理及其方法，受到读者欢迎。1975年，他的《通径分析入门》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通径分析的原理、方法和应用。此书在遗传流行病学研究领域曾十分风行，只是随着个人计算机及统计软件的普及，通径分析才逐步让位于结构方程模型。1982年，CC又出版了《不平衡数据的分析》，推动了统计方法的发展。
或许CC迄今为止影响最长久的一份学术精神遗产是他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临床试验的随机/双盲两个原则(作者注: 在比较新药B和旧药A时，随机指参加试验的病人被分到A组（服用A 药）或B组（服用B药）的机会均等。双盲指病人分组前后，病人及观察病人的医生均不知病人在哪组)。50年代中期，美国25家退伍军人医院组成了一个评价癌症药物疗效团体，CC被任命为该团体的生物统计学家。那时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很少，也常常没有生物统计学家的帮助。当CC提出要随机化分配病人，并遵循双盲原则时，遭到一些医生的强烈反对。CC坚持己见，毫不让步。幸运的是，当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负责人在理解了这两个原则的原理之后，支持了CC，并威胁说，如果不采用CC的方法，他们将不提供资助。现在，这两个原则已被普遍接受。随机双盲，尤其是随机，再加上对照，是当今临床试验的基本原则，对客观评价治疗结果提供了方法学上的保证。在西方国家，新药的审批极其严格。制药公司在申请新药生产出售许可证时，必须向国家药物管理机构证明其所开发的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确实有效。而其有效性的证明，必须有可靠的临床试验数据。一个成功的临床试验必须遵循随机、对照的原则，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双盲。未能遵循这些原则的临床试验的可靠性就会大打折扣。
CC还有着令人惊叹的远见卓识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由于他在人类群体遗传学的学术成就，1976年CC受聘于美国国会控制杭廷顿病专家委员会。杭廷顿病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发病较晚，几乎所有病人均为杂合子。在70年代，由于尚未找到致病基因，等到出现症状并明确诊断后，绝大多数病人已有了孩子。这样，又有一半的人可能将致病基因传到了下一代。所以，如果有一个基因检测方法能检测出杂合子，对病人及其家属以及社会都是一个福音。
1977年，作为委员会的一员，CC提出：目前最迫切且实用的需要就是研究开发出一种有效的基因检测方法，检测出杂合子。这个检测方法，伴之以有效的遗传咨询，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将该病在一代内消除，使得该病的发病率降低到与新的基因突变几率相当的程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建议也是完全正确和切实可行的。不幸的是，该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见解与此大相径庭。专家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强调了临床及社会学需要，诸如寻找治愈杭廷顿病的方法，以及对病人给与经济上的支持以及对病人的服务。CC 认为这与其提议没有任何冲突。而事实上，在当时尚未找到致病基因且对致病机理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提出要寻找治愈杭廷顿病的方法，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近乎天方夜谭式的幻想。而且，最终报告还不无嘲讽地说：“遗传咨询并非治疗杭廷顿病的灵丹妙药……即使是强有力的优生学咨询也不能清除该病……新的基因突变产生新的病人。只有那些令人不能接受的诸如胁迫、强制普查、绝育等措施或许能够保证降低该病发病率……而即使该病的发病率降低了，那些病人的病情也不会有丝毫减少。”
CC对此撰写了少数观点报告，抨击说，“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所听到的最为荒谬的论点”，其有关遗传咨询实践的描述完全是虚构的。通过撰写少数观点报告，CC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
16年后，杭廷顿病的致病基因在1993年被成功克隆。研究表明，该基因位于第四号染色体短臂。当该基因中的核苷酸CAG三体的重复片断超过一定长度之后，就会导致杭廷顿病。而CAG三体重复片断的长度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这些发现使得杭廷顿病发病前的基因检测成为可能。CC在1977年的建议应当说是极有远见的。
由于CC对于人类遗传学的贡献，1998年CC荣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杰出教育奖。
CC的其它一些书及其对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的贡献，由于已有文章，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四 CC的精神遗产
CC本人从未在公开场合标榜过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其行动却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CC博士毕业后，以其学识和专业在美国找到一个教职并非难事。然而，CC放弃在美国舒适的生活工作条件，选择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携新婚妻子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如果没有一颗报效祖国的雄心，恐怕不会做出此举。CC在1949年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表示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决非心血来潮或应景之举。如叶笃庄先生一文所说，CC所教的北大农学院农学系1948年毕业16人，后来多已成为农业科研教学的骨干。他们对中国农业生产所做的贡献，和CC的呕心沥血不无关系。2001年初，CC还将其所著《人口遗传学初级教程》（First Course in Population Genetics）一书及其俄译本寄赠给了中国农业大学。
1998年，在获悉CC荣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杰出教育奖之后，匹兹堡大学的校刊《大学时报》采访了CC [5]. CC讲述了自己出生在大沽，那是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国登陆的地方。登陆后八国联军士兵在该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奸淫。登陆的次年，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外国兵的小孩出生。村庄的年长者们作了一个决定：什么也不说，啥事都没发生。几千个婴儿出生后还没来得及哭叫就被掐死了。通过重新掀开历史上这一鲜为人知、充满屈辱的章节，CC很自然地表示出对大沽人民所受苦难的深切同情及对八国联军残暴兽行无声的控诉。
CC为真理绝不屈服的勇气也是令人尊敬的。在淫威之下，许多人噤若寒蝉，惟命是从，更有少数人卑躬屈膝，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而一个人的屈从，又将进一步助长淫威，使更多的人俯首称臣，卖身求荣。CC在乐天宇之流的淫威下，铮铮铁骨，威武不屈，充分展现了人的尊严。这一点在中国恐怕很少人能做得到，也应该是我们永远学习的。
五 运气和个人魅力
毫无疑问，CC的生平充满了不少运气和机遇。如果CC决定晚出走三四个月（届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出境要困难得多），如果当年CC的弟弟无力为他自费出版《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如果他在1950年时还心存幻想，留在国内，如果没有穆勒不遗余力地为他的教职奔走，如果……他的命运恐怕会大不一样。显然，运气在CC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就像巴斯德所说，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如果CC没有过人的聪明和勤奋，再好的运气恐怕也只能帮CC一时。
事实上，除了聪明和勤奋，CC还具有许多优良的品德及个性。CC具有将复杂的事讲解得简单易懂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他非常谦逊，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在和笔者的几次通信中，他都尊称笔者为“孙伟学兄”——而笔者那时还只是一所州立大学尚未拿到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而已。CC非常慷慨，乐于助人，这在几篇纪念CC的文章中都可看到[10-13]一旦别人有求，即使是难于启齿的私事，CC都会放下手里的工作悉心倾听，并提供自己的看法。CC还非常幽默开朗，这就很容易使人不知不觉地解除戒备而喜欢他。CC的英文有些口音。一次在大会发言时，他自我调侃说：“这个麦克风有中国口音，”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无怪乎CC在世时及去世后，有5篇讲述其生平或纪念CC的文章发表，足见其口碑之佳[4, 10-14]。
CC当然也有他不走运的时候。由于一个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阻挠（曾由于学术见解相异），CC虽获院士提名但最终未能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对此他说，“当我50岁时，我觉得很重要很光荣，现在90岁了，日益淡泊，无所谓了”（2000年12月22日给笔者来信），并不对此耿耿于怀。他还说，“我也有幸运的时候。1998年，我获得ASHG的教育优异[秀]奖。我到达丹佛时，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低声告诉我：在评议时，是一致同意！”（2000年12月22日给笔者来信）
六 哀莫大于心死
在1998年遇见CC时，笔者曾问他什么时候回国看看。他坚定地回答说，这辈子是不准备回国了。我也没有再接着问原因。虽然CC从小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也是在美国拿的博士，但他毕竟在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初的25年。即使CC没有“叶落归根”的打算，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对于自己在抗战时亲眼所见的百姓由于战乱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饿蜉遍野的景象，对于桂林甲天下的山水，对于埋葬了自己第一个儿子的土地，对于其早年为之奋斗的人民、为之呕心沥血的学生，CC能不感怀、不想念吗？
事实上，在近半个世纪之后，CC对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仍耿耿于怀，易气难平。在1996年8月给叶笃庄先生的信中，他写道：“这个结论是否收入我的档案，迄今一无所知”，“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平反，今年不平反，明年不平反，但终有一日要平反的，这是无可避免的。”他还说：“往事已矣，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1997年3月他在给叶笃庄先生的一封长达17页的追忆往事的信中写道：“这封信我写了两天，落了两次热泪。”[15]. 有道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尤其对一个已饱经85年人生沧桑的耄耋老人来说。写了两天，落了两次热泪——其委屈，其痛苦，其伤感，其遗恨，跃然纸上，真切，深沉。
很难想象CC在其垂垂暮年不会对故土魂牵梦萦。他会记得桂林那简陋的农舍、昏暗的烛光吗？他会记得那简陋的课桌旁一双双带着渴求知识真理的目光吗？当年被押往终身囚牢的犯人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旁的叹息桥上回首广场歌舞升平的景象时会叹息再三，他走过罗湖桥时，是否会像他们一样回首大陆而感慨万千呢？
哀莫大于心死。学了植物育种准备报效国家不仅报国无门，反而被一些在学业上毫无任何悟性的小人所迫害。而在另一个国度，人们尊重知识，推崇天才和勤奋——即使对一个带有浓重口音的外国人也是如此。其反差之强烈，对于一个正直的科学家来说，何从何去，自是不言自明。
假如官方对半个世纪前对其不实诬陷之词能正式做出迟到的道歉平反，CC是否会回大陆看一看？
七 历史的脚注
乐天宇是“李景均出走”事件的始作俑者，擅长打棍子，扣帽子，曾竭尽全力迫害李景均先生。CC出走之后，消息传到中央高层，乐氏受到严重批评。然而，乐氏不思悔改，之后又在北京农业大学导演了“转系事件”——乐天宇提出把该校农艺系、园艺系、森林系、畜牧系统统合并为“生产系”，又把该校农化系、植病系、昆虫系合并为“非生产系”。他亲自动员这三个系的学生党团员带头转入“非生产系”。大批学生转系，造成学校工作一度混乱，乐天宇却泰然处之，说“转光了也不要紧”，“改革哪有不痛苦的”。胡乔木得知后，严厉批评他“不接受批评，阳奉阴违”，令其“深刻检讨”。1950年11月，乐天宇被撤销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调任中科院遗传选种馆（后为遗传研究所）馆长。
但乐天宇可谓是铁杆的反摩尔根派。请他编中学的生物学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节，连陆定一作为生物学的门外汉也看出其“门户之见”了。相比之下，叶笃庄先生的勇气更令人敬佩。叶先生在一篇记述CC出走风波的文章中自我反省说，他自己“在这场风波中充当了一名不光彩的摇旗呐喊的小卒”（主要是翻译来自苏联的资料）。知耻者近乎勇。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都说过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过一些身不由己的事，遑论一些青年人。叶先生这番自我反省令人对老先生的人格油然而生崇敬之情。
1952年4月，中科院支部召开大会，讨论“乐天宇同志所犯的错误”。政务院科学卫生处同中科院就乐天宇问题连续召开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并通过了会议决议。决议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指控乐氏，指责他“对于科学工作采取一种武断、肤浅的态度”。令人玩味的是，该决议说“我们知道，旧遗传学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应该用理论和实践来驳斥它的虚妄。”[16].
决议还指出，作为一个“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的乐天宇，其错误集中表现为：“他好出风头，欢喜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压倒别人，不能平等地谦逊和气地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的指挥，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批评……。”
意味深长的是，决议仅仅将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乐天宇个人品性的缺陷及“学阀作风”，丝毫没有意识到体制上的缺陷，且不明智地介入了学术之争。若干年后，反右及文革造成了许许多多远比“李景均出走”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件。
尽管之后乐天宇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处分调职，但应当说，其个人及家庭并未因此而受到多大影响。但在文革期间，他本人也受尽迫害摧残，先后下放到广西和辽宁的干校接受审查，1974年被开除出党。成为佝偻之后获准返京，在其北京一家街道小厂做普通工人的大女儿家里“休养”——数九寒天，室内竟无火炉取暖。1976年文革结束后得以平反，恢复党籍。1980年，乐氏带上补发的全部工资六万余元，由北京回到家乡湖南宁远县，兴建九嶷山学院。建校初期，他以身作则，住破庙，吃粗茶淡饭，自己的离休费除留50元生活费外，其余的全都交给学院公用。1984年因脑溢血辞世。
匪夷所思的是，在基因及DNA的存在已成不争事实之后，乐天宇还唆使江西省南城县的中学青年美术教师王欣如在1976年3月和1977年2月上书华国锋、叶剑英，要求对摩尔根遗传学、分子遗传学与基因工程进行批判。这种对科学事实置若罔闻、倒行逆施的行径令人叹为观止。而这恰恰发生在一个曾任中国林科院一级研究员身上，不由得令人啧啧称奇。
乐氏的兴衰，或许应验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句话，“亨格尔曾评论说历史有重复的倾向。他忘记加了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形式发生，而第二次则是以喜剧形式发生。”当今，李景均先生的名字与其对人类遗传学的贡献相联系。就在今年（2008年）4月，在匹兹堡大学召开了第四届纪念李景均先生的学术讨论会。而乐天宇的名字，或许只能成为人们在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知识分子由于学术见解不同而受到迫害的案例中的一个注脚。
八 反思
“李景均出走”迄今已近70年了。当今中国虽然在科技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其大国地位并不相称。一些当时导致“李景均出走”的因素迄今依然存在，有些因素如长官意志甚至比当时还严重。所以，在当今中国的科技投入已入围国际水平之时，对“李景均出走”的原因及后果的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
尽管中国与美国相比有着多得超乎寻常的各类科技奖项，但中国迄今未出任何国际大师级的科学家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固然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有关，和落后的科技管理体制有关，和文化有关，但也和权力粗暴干预学术有着不解之缘。令人汗颜的是，如此一个有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着众多勤劳智慧的科研人员的泱泱大国，迄今为止只有CC的《群体遗传学导论》等极少几本书是在中国本土出版却在西方科技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专业书。
很难说乐天宇对CC的迫害毫无个人恩怨绞缠在一起，很难相信他拉起的马列主义大旗以及扣人的“反革命”、“反动”帽子，真的是为国家的农业发展服务。他拉起的马列主义大旗，有多少是为其个人信仰，又有多少是其清除异己、唯我独尊鸣锣开道的幌子? 如果他确实不信摩尔根学说，他完全可以有条件用举世公认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对错，何必挥舞棍子帽子，欲置人死地而后快呢？
就CC出走来说，乐天宇和CC在三校合并之前就有过冲突。1949年上半年，乐天宇曾到北大农学院讲演，介绍“米丘林学说”，并把旧遗传学骂了一通。会后，CC在农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公开批评乐的讲演“错误”，“不科学”。这就触怒了乐氏。此后，华大农学院月刊《农讯》载文点名批判CC的《群体遗传学》为荒谬。这些冲突愈演愈烈，从而导致CC教的三门课程全部被叫停，并辅以莫须有的谣言及人身攻击，这些最终导致了CC的出走。
在西方，不同学术见解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政府权力均很明智地将自己置身于学术争论之外，从不干预。毕竟，一个学说的正确与否，最终只能由科学家们根据观测和数据来决定。即便有政府科研经费投放程度的倾斜，和主流唱反调的观点总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而公诸于世。不同学术期刊由于其独立性，大多也愿意发表和主流唱反调但有理有据的文章。CC在1977年作为美国国会控制杭廷顿病专家委员会委员所写的少数观点报告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公正地来说，中国也出过一些近似国际大师级的科学家、艺术家，但其人数与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已故的数学家华罗庚在文革中纯数学研究不可能的恶劣条件下，积极推广应用数学（优选法）在工农业生产中运用，其成就就是在现在的西方恐怕也无人项背。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现已遍及世界上许多饥荒高危国家和地区，为人类的生存做出了突出贡献（值得玩味的是，袁隆平院士创建杂交水稻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恰恰就是乐天宇们所竭力诋毁否定的孟德尔遗传学，而非其所推崇信奉的米丘林学说）。
诚如辛北先生所言：“苏联从上世纪30年代起对传统遗传学实行的剿灭行动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以意识形态和权力干预学术，迫害科学家的极其典型的事件，它和中世纪的宗教压迫科学家没有两样。”[17]. 而在中国50年代乐天宇们对CC的迫害以及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如出一辙，甚至在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权力的强大，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约束的机制以及问责制，使得权力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往往是攸关性命的。而粗暴的肆无忌惮的权力干预学术的后果就是科学技术的落后，社会科学的落伍，文学艺术也沦落为权力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干预，加上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缺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的缺乏，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自由思想，窒息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使长官意志成为想象力及创造力的樊笼。于是乎，只要长官高兴，溜须拍马者有之，招摇撞骗者有之，以次充好者有之，指鹿为马者有之，窃取或公然占取他人成果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所以，出现诸如“汉芯一号”之类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每一个政府的决策行为都会有后果。由决策错误行为失当或由于体制的落后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最终、最大的埋单者是国家及其民众。以笔者所在的妇产科领域，尽管有着名目繁多的科研奖项，尽管许多临床医生每天的工作量可相当于甚至多于美国同行一周的工作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研制成功的治疗药物被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承认/使用。几乎所有的诊治理念、手段、仪器均源自于西方，甚至疾病的分期标准以及诊治指南也是西方科学家提出的。其他学科的情况亦大致如此。“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表现何在？
而在学术研究环境大为宽松（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因素）的韩国，在1950年时还是满目疮痍，现在的国土面积仅为中国1%，人口仅为中国3%，而其GDP却为中国的29%。韩国生产的手机、汽车、电视机、电脑以及其他高技术产品充斥着中国的市场。相比之下, 尽管我国有着“世界工厂”的称号，但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且常常以低劣的工作条件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出口的高新机电产品其关键技术大多为国外所有，国内只不过赚取一些极其低廉的装配费而已。比如，一个iPod在美国售价是420美元，其中只有4美元的价值来自中国。两个体制的优劣，不言自明。
科学的一大特征就是可以证伪，所以科学并不在乎一个人的官衔大小及其观点。的确，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如果我们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权力干预学术最终是徒劳的，劳命伤财的，毫无任何意义的。乐天宇试图倡导李森科学派，打压摩尔根学派，最终就像螳臂挡车那样可笑。
在CC出走的事件中，尽管许多人并不赞同乐天宇的做法，但慑于其似乎是毫无限制的权力淫威，多采取息事宁人或明哲保身的态度，鲜有人公开讲几句公道话。这种实际上的姑息态度，使得乐天宇们更为嚣张。这就像一位西人在描述当年希特勒的崛起时所说的，当盖世太保在抓同事的时候，他一声未吭。当盖世太保在抓他邻居的时候，他也一声未吭。但是当盖世太保在抓自己的时候，他大声叫喊也就无济于事了。假如存在有效的权力监督/约束的机制，假如当时有足够多的人挺身指责乐天宇们的做法，乐天宇们还会肆无忌惮地迫害CC吗？
尽管乐天宇们能利用体制的缺陷取得一时的弹冠相庆，但不能保证其江山永固。乐天宇本人在文革中也受尽迫害摧残，尝到了被整的滋味，也尝到了这个体制的无常。
今天，社会的进步使得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公然迫害个人的可能性大为减小。但是，一些学术平平的李天宇、张天宇们还会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对王景均、赵景均们进行打压。权力监督/约束的机制的缺乏，加上科研项目审批的不透明，使得许多有才能的青年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吸取学习西方的经验，建立先进的科技管理体制，禁止权力干预学术，继续改革开放。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九 结束语
CC于2003年10月20日仙逝于家中，享年91岁。他是幸运的：姑且不论CC的留美背景及其美籍妻子，根据其刚正不阿为真理宁折不弯的个性，很难想象他会安然度过反右、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而在新大陆上，他凭着自己的天才、勤奋、开朗、谦逊、幽默、慷慨及助人为乐而声名鹊起，卓有成果地度过了一生。
但他那近乎完美的一生似乎又有些不足：离国出走半个多世纪，他从未踏回过生于斯，长于斯，并埋葬了他第一个孩子的故土。当年诬陷他“反动”“叛国”的种种不实之辞也从未得到应有的更正和平反。
斯人已去，留下来的有其学术著作，但更多的是其不朽的精神。对比乐天宇毫无任何学术建树的一生，李景均先生卓有成果的一生清楚地表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真理终将战胜谬论。先生的成就及其高尚情操，促使人们反思对其离国出走的原因，也使人憧憬明日中国的科学昌明、民主进步和人民幸福。
本文有关李景均先生的生平，主要参考了Speiss 1983以及叶笃庄先生一文。关于其他一些人的生平，则参考了Wikipedia。本文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 第5卷 第4期68-89页.
致谢 本文是受饶毅教授之邀而撰写的。在撰写过程中，饶教授提出了许多中肯、宝贵的意见。郑长江博士热心地为笔者找来了一些文献。此外，卢媛博士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笔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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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S2008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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