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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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登在《读书》杂志上鼓吹用宗教补充科学、涤荡迷信的奇文，荒川《宗教、迷信、科学、理性和吸烟》已有驳斥，在这里登出供对照。作者虽然表面上是在为一切宗教唱颂歌，其实是特指基督教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基督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所以可以跟非理性的迷信相抗衡。至于基督教是怎样的一种“理性”，他却没有说明。基督教的“理性”，乃是一种伪理性，是打着理性的幌子反理性，这也并非基督教的专利，所有有组织的大宗教都知道利用这样的“理性”。作者在反驳宗教是科学的死敌时，如此振振有辞道：“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宗教似乎是科学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如何解释作为修道士的哥白尼和孟德尔分别提出了革命性的天文学和遗传学的学说？如何解释所谓宗教死敌的达尔文死后竟然被葬在英国最著名的西敏士教堂？如何解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一直信奉宗教？如何解释教皇为历史上对伽利略的迫害和对达尔文的指责而公开认错？”作者显然是认为迷信是科学的死敌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着反问道：“我们该如何解释炼金术和星象术分别演化出了化学和天文学？如何解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一直信奉通灵术、特异功能等迷信？如何解释许多迷信的宣扬者一贯以当代哥白尼、伽利略自居？”作者如果能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也就解释了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作者所不能理解的是，科学家不等于科学。可笑的是，作者号召人去读卡尔·萨根、E.O.威尔逊和斯蒂芬·杰·古尔德的书，却不知这些科学作者正是一直在驳斥这些荒谬的观点。威尔逊更是作者所不屑的所谓“科学主义”者。在威尔逊看来，科学必定会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情感，包括宗教。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最终将失去市场。我倒不象威尔逊那么乐观。不管科学如何进步，宗教还是会有市场的，因为宗教诉诸于人的，是非理性，而这，没法通过理性的进步使之消除。（方舟子））【注：本文发表于2000.3.21】

（下文原载《读书》1999.12.。云胡录入）

宗教、迷信和科学

田氵名

古尔德论述基督教千禧年思潮的小书《追问千禧年》是应时之作，但是书中表达的思想却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凑巧的是，就在该书译完之际，未曾想它在中国突然成了一部“应时”的译作，所以也可以说这本书超越了空间的限制。

基督教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并不巨大。尽管明末以降就有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播“福音”，但是即使是现在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和祷告的虔诚信徒，也并非都能真正理解千禧年的基本内涵，更不用说一般不信基督教的人了。虽然商家也在用“千禧”牌商品或“千禧年”旅游这样的招牌招徕顾客，但是我想顾客当中很少有人会将他们手中的商品或即将奔赴的游程与两千年前中东的那个历尽艰辛、痛苦而去，据说又会再次降临的圣人联系起来。更鲜有人响应千禧年这种脱俗超凡的召唤，放弃即使不太荣华的生活，奔向那敢于想像却不敢于尝试的彼岸生活。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和崇拜的体系，它宣扬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神，世界由神创造，并由神来控制。从形式上看，世界上的宗教大抵如此。然而，从社会作用的角度看，宗教又都起到了约束人们行为、规范人的道德伦理的作用。一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经过哲学的改造后，已经将信仰基本上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几乎所有宗教都有对彼岸世界的描绘，意图是要克服或者抚慰人们生时的最大恐惧——死。不过，在我国，世俗化早已浸染了任何传入或生于本土的宗教，加上国人天性敦厚温和，罕有极端过激之举，所以为超验的信念而殉道者向来稀少。

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五千年而未中止或中断过，并且至今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明不是一种宗教文明，我们的文明很早就深深地根植于现世生活中，我们不会为了脱离生活的信念而放弃生活。

这种文明不会由于理念的改变而使人们放弃生活本身。对于一般人来说，任何朝代的更迭，经过短暂的慌乱和迷惘之后，很快就会一切如常。民众是看戏的，人生舞台上的你来我往不仅不会使他们乱了生活的阵脚，反倒会为他们增添生活的乐趣。我们太热爱生活了，凡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我们早就做得很好、甚至最好：我们有令世人垂涎的美食和佳酿；在其他民族还在着麻衣粗布时，我们早已穿上绫罗绸缎；我们的诗歌差不多咏遍了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一切；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亲戚称谓，我们很早就善于、乃至精于处理“公共关系”。我们太留恋生活了，即使外界条件非常恶劣，我们特有的韧性也会帮助我们渡过其他民族无法想像的难关。

然而，我们对生活、对周边环境和人生的境况及未来也会感到不解、恐惧、无助、渴望和焦虑。由于我们的文化过于注重经验和实用，而忽视超验和非功利的理论，没有建立起严谨的西方式的理性思维体系，所以我们缺乏有利于克服生活中恐惧的理性工具，于是便常常仰仗非理性的工具。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最早与迷信抗争的是宗教和哲学。然而，纵观我国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一直很孱弱，而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迷信却很流行。宗教与迷信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宗教相信无限、无形、彼岸的神和境界，而迷信则相信有限、有形、现世的神和境界。

迷信是偏执狂或将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野心家鼓噪的运动。迷信是赎本的赌博，是载着我们驶向被美化荒岛的经过粉饰的废船。迷信的倡导者并不像宗教的创立者那样坚信自己所倡导的信念，坚持自己提出的行为准则。迷信宣扬个人的无能，宣传不加思考的遵从，渲染幻象的力量。由于迷信，我们敬畏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神，我们畏惧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鬼，我们常常陷入了自己编织的圈套。

敬畏是迷信的基础，也是信仰的基础。人需要信仰，信仰如同椅子上的靠背；信仰是引导我们前行、抚慰我们心灵的精神故园；信仰是聚合群体的凝聚剂。然而，当我们原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又不会再去信仰先人、去信仰一个过于抽象的上帝，或者信仰科学的时候，自然会为其他的信念留下空间，会为宣扬迷信的人提供大量的受众——尤其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们遭遇到未曾熟知的不安、不平、不稳和不定时，迷信的鼓吹者可供利用的就不仅是土壤了，简直就是温床！

如果迷信者如云的话，信奉者又将体会到群体的慰藉，尤其在心灵冷寂又无所依托的时候。而且群体本身又构成新的压力，使得怀疑者害怕遭到唾弃，批判者害怕遭到围攻。我们恐惧孤独，思考的惰性又使我们宁愿放弃思考，所以我们干脆去听从众人。思想的偷懒往往会导致生活的偷生。天底下可不乏愿意充当领袖、愿意替别人思想的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尝言，人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剥夺，惟有思想的自由不能。也许他低估了迷信控制思想自由的力量。

对于盛行于中国的种种迷信，很希望有人能突破表象的屏障，避开俗套的说法，做深入的探讨、精辟的阐释和分析。

这二十年来，凡是遇到来自民间的不和谐思潮冲击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想到科学。的确，科学确实有助于解惑和消除人们的恐惧感，但是关键是依靠什么样的科学，或者说依靠科学中的什么。

科学包括科学的理论、事实、方法和精神，以及科学的价值观。在我国的科学教育体系中，基本上重视的是科学的理论和事实的教育，而匮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教育，即使是科学价值观的教育也常常是由于流于形式而失去魅力和效力。我们重视科学中的可用成分，而不太重视科学中不可用的成分。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科技工作者，很有可能会让予或根本就没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尤其在科学分科非常细致，科学的训练与徒弟学手艺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的今天，有些人专业以外的知识水平与其他人无异。于是，一些科技工作者会像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或者比他们更甚地追随高超的煽动者，只不过他们比别人多些自信和辩解的能力罢了。

在我看来，科学方法是从业者共同遵循的工作方式，科学精神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怀疑、批判精神和思想的自由。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依附任利益集团，不盲从任何权威，只依赖于理性。思想的自由则意味着不规避
任何领域，它指向人类的一切认识，它怀疑一切，它批判一切，乃至科学本身。真正的科学家是不应该相信任何迷信的。不过在现世生活中，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当面对由国家工具所支持的迷信时，更是如此，比如纳粹德国时科学家的作为。

只要没有在民众之中形成坚持理性的怀疑和批判风气，想要彻底破除迷信本身就是一种迷信，想要涤荡非理性思潮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愿望。然而要真正彻底清除各种迷信，恐怕就不能单单依靠科学的力量了。

如果将科学奉为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视为人类惟一合理的认识和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科学的迷信——有人称之为“科学主义”，是对人类活动和心态的一种狭隘而偏颇的误解，是赋予了科学过多的科学本身并不能或者无法承担的功能。

科学的触角尚未、而且也不可能触及到人类活动、情感和思维的所有领域。科学不解决无限的问题，科学并不涉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科学还不能、甚至未必能，圆满地解释一些终极问题，像为什么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在人类的感情领域，科学几乎无能为力；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活动中的所有问题。

科学当然也不是人类惟一的认识和思维活动。除了科学之外，人类的认识和思维活动还有文学、音乐、美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以及逻辑和数学等。科学的发展甚至离不开从这些领域中汲取营养。这四百年来，科学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得益于科学是开放的知识体系，能够不断地从其他领域获得启发，也能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哲学家波普曾说，科学并不是绝对真理，而是近似真理。他的话不无道理。

敬畏和恐惧是我们很难消除的情感——或许是根本就不应该消除的情感，因为这种情感是道德和法律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是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源泉。我们根据日常经验就能知道，无所畏惧者本身就令人畏惧。敬畏和恐惧是不少科学家信仰宗教的原因之一。科学家也是人，也有着人所具有的丰富情感和需求，也有弱点，也会脆弱，也不是仅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可以解决生活、情感和思维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在西方，科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是闯入宗教领域的后来者，科学所关注的很多问题，原先都是宗教的辖域。科学继承了宗教提出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去理解的；科学运用了经过宗教修改和完善的理性思维方法——逻辑法则；科学是从宗教所建立的学术机构——大学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甚至在执著忘我的科学家身上可以看到过去那些虔诚地穷究义理、不为世俗快乐所动的教士的影子。

当然，一些科学家所信奉的上帝，并不一定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随时干涉人间事务的拟人形象，而是——比如爱因斯坦所信奉的上帝——赋予世界以规则和理性的化身。

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宗教似乎是科学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如何解释作为修道士的哥白尼和孟德尔分别提出了革命性的天文学和遗传学的学说？如何解释所谓宗教死敌的达尔文死后竟然被葬在英国最著名的西敏士教堂？如何解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一直信奉宗教？如何解释教皇为历史上对伽利略的迫害和对达尔文的指责而公开认错？当然，宗教并非与科学没有过冲突。以宗教的名义，除了迫害过伽利略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迫害过一位在美国中学讲述进化论的教师。这里有宗教的因素，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宗教中、或者假借宗教的名义的非理性思潮和组织对科学的攻击。如果说科学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敌人，那也不是宗教，而是包括迷信在内的非理性思潮。

科学需要有人道主义情怀，否则科学就是不人道的活动，就不可能承担起解惑益智的重任。自从科学组织创立之初，科学家就承担着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消除迷信，解决人类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责任。成立于十七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都注重向公众宣传科学知识。科学家定期在公开场合，用通俗的语言，向普通人解释自己的科学发现，任何人也可以将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告诉科学家，让科学家帮助解决。此后，科学家不仅继续关心社会问题，也曾对于由于科学产生出来的问题，比如利用科学制造出更有杀伤力的武器，以及滥用科学（和技术）造成的环境污染，表示过深切的担忧和强烈的不满。

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但是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好的工作。固然，我们需要传播科学的理论和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向公众传播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传播科学所带来的对于人类价值观的重新理解，以及通过科学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理性的维护，对于人的尊严的承认。而真正能起到长期效果的科学普及，依靠的是说理，不是说教。一旦科学的传播不择手段，不是依靠争论、探讨，科学思想还能深入人心吗？

合格的科学普及者首先应该是专家，应该对他所研究的领域有透彻的理解。他还应该是一个文人，能够用外行听得懂的语言，形象地去说明原本枯燥的科学道理，并可以从中引发出对于其他事情的联想。再好一些的应该是学者，他有着渊博的知识和非功利的求知欲，具有理性主义的态度和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探索的精神和彻底的怀疑态度，即使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和常识，他也要刨根问底。

可能你会说，这样的科学普及者和倡导者只是人们的一种想像和期望。但是的确存在这样的科学普及者——去读一读卡尔·萨根、E.O.威尔逊和斯蒂芬·杰·古尔德的书吧！包括古尔德的这本小册子。

（《追问千禧年》，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氵名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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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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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迷信、科学、理性和吸烟

荒川

《读书》1999年第12期田名（加三点水）的文章《宗教、迷信和科学》向我们展示了几个“应时”的观点：科学不是万能的，宗教是科学之母，宗教比迷信更富有理性。然而，这些观点都还不那么“自明”，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见到“科学不是万能的”，我就想加上一句“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至少，科学方法，是我们已知的方法中最可靠，最有力的方法。

对于科学的局限性，田文有一个很全面的论述：“科学的触角尚未、而且也不可能触及到人类活动、情感和思维的所有领域。科学不解决无限的问题，科学并不涉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科学还不能，甚至未必能，圆满地解释一些终极问题，象为什么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在人类的感情领域，科学几乎无能为力；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活动中的所有问题。”如此说来，科学真是无能。但这种说法并不反映现实。

行为心理学、情绪心理学、思维科学、生物化学、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诸多学科早已触及或深入研究了人类活动、情感和思维的规律和物质基础，至于是不是“所有领域”，并无意义，科学总是不断在创造自己的领域，将来的领域现在当然尚未触及，至于被神学所创造的那些“领域”，还是不触及的好，“子不语怪力乱神”。科学家也一样不想干无聊事。

谁说“科学不解决无限的问题”？数学研究了多种不同的无穷大、无穷小，物理学也讨论时间和空间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神学解决了哪些“无限的问题”，那些问题真的值得“解决”吗？还请田先生赐教。

“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经常见诸文章中，但其指涉却始终语焉不详。是不是我们不入信某种宗教就象没娘的孩子一样得不到关怀呢？至于具体的“终极问题”，却是很容易科学地加以解释的。象“为什么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用“人择原理”加以解释：如果世界没有规律可循，意味着今天成功的方法明天未必成功，在这样“无常”的世界上，生物不可能进化，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人类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人提出“为什么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问题，所以世界必须是有规律可循的[证毕]。

爱因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最难以理解的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竟然是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大概对于他的简单而美丽的公式居然与现实世界吻合得如此分毫不差而感到惊讶。其实他自己也说过，理论是发明而不是发现。如果是发明，就不值得惊讶，就象飞机会飞，汽车会跑一样不值得惊讶。其实在物理学以外的很多学科，科学家们还没有这种好运气，得到如此干净利落的结果，特别是“社会科学”，按索罗斯的说法，还只是“社会炼金术”，但炼金术也是有希望发展成科学的。

至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小孩子也能回答。在关于京九铁路的电视节目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小孩在放羊，同时接受记者的采访。“你在干什么呀？”“放羊”。“放羊干什么呀？”“攒钱”。“攒钱干什么呀？”“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呀？”“生娃”。“生娃干什么呀？”“放羊”。如此一个循环，生命的意义尽在其中了。如果嫌这个回答太俗，还可以有雅的：根据英国生物学家里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论，一切生命个体，都是基因的交通工具。这个解答更“科学”，但意思和放羊娃的回答差不多，即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维持生命本身。

当然，神学家会有不同的回答：世界是上帝造的，所以有规律可循，因为上帝不喜欢混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上帝的伟大。然而，这种回答不会被有理性的人欣赏，虽然神创论与进化论在美国还在争论，但没有宗教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进化论可以告诉我们怎样改良品种，神创论却不能告诉我们上帝怎样创造了物种。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生命之外去追求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他一定会渡过最没有意义的人生。

宗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大概符合历史事实，牛顿研究力学，可能是为了证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到了拉普拉斯那里，面对拿破伦关于为什么没有提到全能的上帝的问题，他的回答是：“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说”。此时，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脐带就已经断裂了。当代的科学家如果把神学假说作为论据写在论文里，恐怕没有严肃的科学杂志会刊登这种论文。现在也有科学家信奉宗教，但由此不能说明宗教与科学还有什么必然联系，正如科学家里也有吸烟者，并不意味着吸烟有助于科学思考。

为了考察宗教、迷信和理性的关系，需要先看一看“理性”意味着什么。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大致包括以下几种：逻辑理性，以欧基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实践理性，根据事实求证真伪的方法；价值理性，即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所指的理性，又称为经济理性。科学哲学常说的“逻辑实证主义”，即前两种理性的集中表现。实际上科学实践中也很注重经济理性，讨论某个研究课题是否有意义，就是在运用经济理性——包括实际的经济前景和对思维经济的贡献。

那么宗教和迷信是什么关系呢？宗教也是一种迷信，其特点是实践的组织化和理论的系统化。或者说，宗教是有常设组织、有理论体系的迷信。

由此可以考察宗教与迷信哪一个更符合理性精神。为此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日常生活中的迷信事例：求医、求子、求雨、占卜、堪舆。这些迷信活动都是散在而无组织的，也没有理论体系。患病、不孕、天旱可以求神拜佛，神佛是否灵验，所求能否实现，都是可以检验的。按照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原则——可证伪性，在迷信活动中神佛是否灵验的问题具备可证伪性，可以归入科学的范畴，符合实践理性。

我们还有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方法：许愿——还愿程序。求神拜佛时先许愿，等所求应验之后再还愿，这就相当于人和神之间的一笔公平交易。通常的商务交易中，总是商业信用度较高的一方后支付（发货）。由此可以看出，在许愿——还愿程序中，人们认为自己的信用度高于神佛，所以采取货到（应验）后付款（还愿）的方法。中国人的“迷信”实践实际上充满了科学的怀疑精神，也贯穿了经济理性。当然，这个程序只能对付神佛，对付活人不行，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都要当时付款，人比神狡猾得多。

迷信的散在性、非组织性和功利性，使得破除迷信成为可能，当人们看到医院的疗效，自然不再信巫医或神佛。用科学破除迷信比较容易，但“破除宗教”就要困难得多。宗教具有常设组织，可以动用组织的力量来对付批判者，甚至使亵渎神灵的人遭遇血光之灾。宗教制造了囊括宇宙人生的自恰的大道理，可以拒绝外部批判，由于其“不可证伪性”，科学也奈何不了它。科学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也不能证明天堂和地狱不存在。再加上“吃教者”组成的利益集团，使宗教具备了充分的自我维持的世俗动机。

林肯曰：“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这是一句傻话。如果你真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那么多数人就不会认为你在欺骗。宗教之所以能够存在几千年，就是因为有法子欺骗多数人于永久。象“迷信”那样不成体系的小谎言容易由于与其他体系间的矛盾而戳穿，但宗教所编织出的弥天大谎却可以在自己的体系内自圆其说。幸亏世界上有不只一种宗教，还有无神论者和不语怪力乱神者，否则宗教是可以欺骗所有人于永久的。

田氏的文章认为宗教信仰是“椅子上的靠背”，可以抚慰我们的心灵，可以在我们“不解、恐惧、无助、渴望和焦虑”时帮助我们。当然“靠背”不止一种，心理医生和药物也可以帮助我们，甚至吸烟也不失为镇定精神之一法。从经济理性出发，还需要计算一下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求医药付出了金钱，吸烟付出了健康，信仰付出的是思想的自由。信仰宗教，就需要经过世界观、人生观的“洗脑”。

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是政治妥协的产物。站在思想家的角度看，“宗教信仰自由”是又一个“自由悖论”。第一个自由悖论是“我们有没有侵害他人自由的自由？”，这个悖论为自由设定了边界，自由不是无限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悖论则是：“我们有没有交出思想自由的自由？”既然我们可以交出睡懒觉的自由换取职业和金钱，为什么不可以付出思想自由去换取心灵的安宁呢？

但是我们能换取心灵的安宁吗？宗教描述的地狱只会增加恐惧，原罪理论会增加我们的自责，邪教让我们追求“圆满”，这些靠吓唬人过日子的东西能让我们安生吗？宗教的超越性剥夺我们世俗的（也是生物的）的经济理性，当大傻冒真的上算吗？

宗教对个人而言是舍弃思想自由，对社会又如何呢？且不说西方古代的宗教战争，就看当今世界，北爱尔兰、波黑、科索沃、巴以、印巴、印尼各地的冲突，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每一场“圣战”都让我们闻到宗教那平和面具后面的血腥味。

对于世上“野心家鼓噪的运动”，田氏认为是迷信而不是宗教。然而从组织性和邪说的系统性看，邪教无疑是属于宗教一类的。其区别仅仅在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合法与非法，就象吸烟与吸海洛因的区别。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人需要信仰，信仰如同椅子上的靠背；信仰是引导我们前行、抚慰我们心灵的精神故园”。我们听起来就如同：“人需要香烟，吸烟可以解乏，吸烟有助于思考，吸烟看起来非常酷”。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人类压根就没发明吸烟，就不会有吸烟的需要，也无损于解乏和思考。而且从来不吸烟的人至今也感觉不到这种需要，尽管他们也会疲乏，也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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