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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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与人文学者的“交流”

【太蔟节译自费曼自传”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中Is Electricity Fire?（电是火么？）一节】

五十年代初，我暂时染上了一种“中年病”；我开始频繁地进行关于科学的哲学演讲，比如从科学如何满足好奇心、如何给你一个新的世界观、如何赋予人做事的能力、如何给人以力量等等讲起，绕了一个大弯子后，进入主题，就是从最近原子弹的进展来看，给人以如此大的力量，是个好主意么？我同时也在思考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受邀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讨论“平等的伦理”的会议。

同一主题的会议，已经在纽约长岛的一个什么地方开过一次了，主要由年长的人参加的。今年，他们决定邀请一些年轻点的人（译者按：费曼当时三十四、五岁），来讨论那次会议产生的反映各方面观点的文章。

我还没动身，就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一份阅读清单。上写着“您可能会感兴趣的书籍。如果您有什么书希望他人阅读，请寄给我们，我们会把它们放在图书馆里，以便他人翻阅。”

这份令人眼花撩乱的书目，就这样到了我的面前。我从第一页开始：一本也没读过！我感觉不太妙–我“层次”可能不够。翻开第二页，还是一本也没读过！从头翻到尾，我沮丧地发现，我统统没读过。完了，我肯定是个白痴加文盲！书目中有许多很精采的书，如杰弗逊的《论自由》，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其中一些书的作者，我是读过他们其它著作的。比如，书目中有海森伯的一本书，薛定谔的一本，和爱因斯坦的一本，但它们都是象《我的后半生》（爱因斯坦）、《什么是生命》（薛定谔）之类的玩艺，和我读过的他们的其它著作，性质很不一样。总之，浏览完书目后，我觉得我的“层次”是真的不够，我真不该在这事上瞎搅和。也许到了会上，我该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听讲。

由全体与会人员参加的碰头会上，主持人站起来解释说，我们将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点让我找不到北，是关于伦理和平等的什么东东，我弄不明白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要向外界表明，不同领域的人还是可以找到一条途径来互相对话的。”这与会的“不同领域的人”，包括一位国际律师、一位历史学家、一位耶稣会神甫、一位犹太教牧师、一位科学家（本人），等等。

主持人话音刚落，我的“逻辑”大脑就开始运转起来：我可以不理第二个问题，因为那玩艺灵则灵，不灵就不灵—-如果连对话主题都弄不明白，就去“证明”我们可以对话，就去“讨论”我们可以对话，都是瞎扯蛋！所以，关键是第一个问题，我搞不明白的问题。

我有了举手的冲动，想问：“您能否把问题定义得更清楚一些？”但我马上又想到：“等等，这里数我最无知；我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听。我可不想马上就惹麻烦。”

分组后，我所在的组要讨论的话题是“教育平等的伦理”。在小组会上，那个耶稣会神甫不停地唠叨着“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的伦理中真正的问题是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耶稣会信徒沉浸在遐思中，缅怀在十三世纪天主教会把持着所有的教育时，世界是多么纯朴。主在操纵着世界，一切都来自主；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然而，时至今日，理解事物变得不易。所以说知识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和问题的主旨无关，但这问题本身还没有定义清楚，令我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

最后，我忍不住问到：“和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伦理问题是什么？”这神甫就给我云山雾罩一番，我会说：“我还是不明白。”其他人都说他们明白，而且还试着向我解释，但他们无法向我解释明白！

几个回合下来，组里的其他人建议我回头把自己为什么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不是个伦理问题写下来。于是，我回到住处，尽最大的努力仔细写下我认为“教育平等的伦理”这个话题可能是怎么一回事，我还举了几个具体例子，是关于我以为我们可能讨论的问题的。比如，在教育的过程中，差别是要增大的。如果有人在某方面有天份，你应该努力培养他那方面的能力，这会导致差别，也就是不平等。那么，如果教育增大了不平等，它是否就不道德了呢？给出几个例子后，我接着写到，尽管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学习变得不容易，从而导致了“知识的支离破碎”的困难，但就我定义的（我们讨论的）主题范畴而言，我看不出“知识的支离破碎”与“朦朦胧胧”的所谓“教育平等的伦理”有任何瓜葛。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文章带到会议上。组长说到：“啊，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不过我们还是先把它们放到一边，等以后有可能时再讨论吧。”他们完全没明白我的用意！我是要先定义清楚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然后再证明“知识的支离破碎”和它风马牛不相及。整个会议中，之所以大家在那里来回兜圈子，是因为“教育平等的伦理”这个主题从来就没有定义清楚，难怪大家都胡说八道，满嘴里跑轮子。

会上，有位社会学家拿出事先写好了一篇文章，让我们读。我刚开始读这鬼东西，眼珠子就差点冒了出来：整个一个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琢磨着，我看不懂，大概是因为那书目上的书，我一本也没读。一丝不安的感觉爬上心头：“我这人可能有问题。”受了会儿煎熬，我最后对自己说：“这样不行，我得打住。咱们慢慢地只读一句，直到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止。”

于是我随便用手一点，停在一处，开始仔细阅读下一句。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八九不离十是这么一句，“社会团体中的个体成员经常通过视觉的、符号的渠道获得信息。”我翻来复去读了几遍，然后把它翻译成了人话。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么？“人们阅读。”

我开始阅读下一句，很快就把它也给破译了。剩下的就是小菜一碟了：“人们有时阅读，有时听收音机，”诸如此类，不过是被一些唬人的名词术语、复杂的语法修辞包装着，令人开始读时有些费解而已。被我彻底破译后，整个文章原形毕露，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这次会上，就一件事还令人感到愉快或有趣。会议期间，全会中每个人嘟囔的每句话似乎都很重要，由一位速记员一字不拉地记录了下来。会议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那位速记员走到我跟前，问我：“您是干什么的？肯定不是教授吧。”
“我正是个教授，”我说。
“什么教授？”
“物理–科学。”
“啊！那就对了，”他说。
“对什么对？”
他说：“您知道，我是个速记员。这儿说的每句话我都得记录下来。其他人发言时，我全给他打下来，但他们的话，我一句也不懂。可每当你站起来提问或发言时，我全懂—-提的什么问题，说的什么理儿—-所以，我想你不可能是位‘大教授’。”

(XYS200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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