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舟子按：这是编辑根据我的文章《中国正在成为互联网的孤岛》和对我的电话采访整理的，所以有些地方的文字风格不像我的，本来应该做一些改写，但是昨天待在电视台录了一整天节目，录完时已近晚上11点，只赶得上在发稿前确认了一下内容无误，没法做文字润色。】

方舟子：别让中国成互联网孤岛

《环球时报》2010.1.18

最近上网发现，笔者经常用的两个资料库被挡在了中国互联网围墙之外。其中一个是互联网电影数据库，这是收集美国电影资料最为齐全的资料库；另一个是英文维基百科全书，文字部分虽然能看到，但插图却无法显示，作为一个百科全书，没有插图显然让很多内容大打折扣。

以前youtube被屏蔽时，虽然也令人不满，但毕竟是娱乐网站，看不了也就算了。而电影数据库和英文维基却是三天两头都要“光顾”、查找资料的。网页打不开或者打开缓慢，让我这样的守法公民也不得不用代理服务器“翻墙”了。

全世界最受欢迎、服务最好的网站，大部分被挡在中国互联网之外，如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wordpress等。现在google也威胁退出了。现在许多人担心的问题不是谷歌是否撤出中国，而是担心google所有的服务都可能被屏蔽掉，这对用惯google的人来说，是很让人恼火的。

互联网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和国界的划分，人们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可以无障碍地交流、沟通、信息共享。这是互联网最突出的优势。有网友戏称中国网络是“大中华局域网”，好像外面世界一个网，我们一个网。有人说，我们也可以自己玩，没有youtube我们有优酷，没有twitter我们有微博，没有facebooke我们有开心网……长期地模仿下去，我们不但会失去自己的创新能力，我们更恐怕会错失整个互联网时代的众多发展机遇。

过于严格的审查制度，不利于信息流动，反而丧失了互联网最根本最突出的优势。电影网站上，虽然个别电影犯禁了，但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维基百科的个别词条或许有失公正，但绝大部分词条对科普、科学研究和知识积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只是影响了娱乐倒也罢了，但如果因噎废食，使部分人工作、学习感到不方便，只会逼着大家“翻墙”，使用代理服务器，如果是这样，网络管制就起了反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越脱离世界，就越难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对中国软实力的损害就越大。用 facebook交友、twitter发布信息、youtube娱乐、wordpress写博客、wiki查资料、imdb查电影信息，是国外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在海外的华人也同样用习惯了。不能小看了这些互联网习惯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如果回国必须以割舍掉跟许多亲朋好友的联系为代价，恐怕很多人心里就会重新掂量掂量了。现在中国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引进高端的专业人才，就像当年“两弹一星”回国的那批人一样，能大大推动中国未来的能源、科技、军工等领域的发展。

当下，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趋势潮流而动应运而生的。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逆潮流而动，过分收紧对互联网的管理，逐步开放是大势所趋，否则中国将成为互联网的一个孤岛，重回闭关锁国的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国力的壮大，中国的心态应该更加成熟和自信。尽管互联网上各种信息鱼龙混杂，开放网络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也是中国塑造国际形象的机会，从长期来看是利大于弊的。把世界上最流行的网络拒之门外，不是一个开放的、宽容的大国应有的心态。

全世界最受欢迎、服务最好的网站，除了google都已经被挡在中国互联网之外，facebook，twitter，youtube，wordpress，blogspot，wiki的插图部分，imdb……现在google也不妙了，问题不是中文谷歌要撤出，而是搞不好google所有的服务都被屏蔽掉。我曾经说过可以免费合法地下载正版音乐的谷歌音乐是中国互联网的唯一可取之处，现在看来这也要完蛋了。

中国互联网越脱离世界，就越难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对于那些每天的生活离不开上述网站，用facebook交友、twitter发布信息、youtube娱乐、wordpress写博客、wiki查资料、imdb查电影信息的海外人士，叫他们怎么海龟啊？难道要他们切断以前的网络联系，改用国内模仿这些网站建的山寨版？比如百度就是google的山寨版，不仅技术和内容创新上与google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经营理念也截然相反。google的理念是“不作恶”，而百度的理念是“不为善”——不择手段捞钱，百度首席产品设计师孙云丰嘲笑google是因为在中国赚不了钱才要撤出中国，正是百度这种一切向钱看的阴暗心理的反映。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还有比钱更高尚的东西。自从我知道百度根据交钱的多少来决定搜索排名顺序，不交钱就给予封杀之后，就不再用它搜索网页了。

百度百科完全就是盗版大全，例如，很多条目大量地剽窃我的文章，甚至把我的文章整篇搬过去做为条目内容，但是删掉了我的署名，说不定若干年后会有某个“方学家”据此考证出我是靠抄百度百科写文章的。如果我要求百度百科删掉这些剽窃文章，他们要求我办繁琐的手续来证明那的确是我写的。他们盗用的时候轻轻松松拿过去，我不让他们盗用还需费力去证明，这种无赖，当然最适合在现在的中国生存。

    一、大学校长流行剽窃论文。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副校长王乾坤、北京科技大学胡长军、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李廉水、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林忠钦、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已被撤销博士学位）、上海大学副校长唐豪、深圳大学副校长杜宏彪、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晓明（已被免职）、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申惠鹏都涉及论文剽窃案。
    二、大学校长违法招生招儿子。中国科技大学2009年在安徽省招生最低投档线为668分，而中国科大现任校长侯建国的儿子侯致远（安徽合肥一中的考生）却以611分的低分被中国科大以自主招生的名义录取。此事在新语丝网站曝光后，中国科大封杀新语丝网站，新语丝镜像点的域名在合肥被劫持，被导向安徽的某个企业。
    三、大学校长谎称获得国外大奖。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其履历中声称1988年在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获得德国最高科研奖莱布尼兹奖。其实当年莱布尼兹奖是奖给杨玉良的导师Spiess教授本人的，与杨玉良及其研究工作毫无关系。
    四、井冈山“英雄”成批制造假论文。国际期刊《晶体学报（E分卷）》宣布一次性撤销井冈山大学钟华、刘涛发表在该刊上的70篇假论文，创下期刊撤稿纪录。
    五、“肖氏手术”受害者告医院。郑州神源医院宣称肖传国发明的“肖氏反射弧”手术的成功率达85％，但志愿者对74位患者的抽查表明接受该手术者无一例成功，相当一部分反而术后致残。在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的资助下，一部分“肖氏手术”受害者开始起诉郑州神源医院做虚假宣传。
    六、“最年轻市长”爱抄袭。29岁的宜城市市长周森锋原为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他在清华读研期间发表的两篇论文被发现都是抄袭之作。
    七、蒙牛特仑苏OMP牛奶再起风波。2007年，蒙牛特仑苏牛奶添加的OMP被怀疑是能致癌的激素IGF-1，两年后，国家质检总局内部发函责令蒙牛公司停止在牛奶中添加OMP。该文件泄露后，卫生部立即组织“专家”论证饮用添加OMP的牛奶不会产生健康危害。
    八、海归博士自杀抗议浙大无诚信。美国西北大学博士涂序新到浙江大学任讲师，3个月后跳楼自杀，遗书抗议国内学术圈“残酷、无信、无情”。
    九、武汉法院窃取公民合法财产。武汉江汉区法院的法官替肖传国“报仇”，以执行三年前肖传国诉方舟子名誉侵权案的判决为由，上北京偷偷从方舟子妻子的银行存款中划走40763.6元。
    十、强推“绿坝”激起民愤。工业和信息化部强制推广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被发现该软件过滤频频出错，剽窃国外软件代码，而且存在重大安全漏洞，在质疑声中推迟强制安装。

    幼儿开始会说话后，最爱问的是“这是什么？”。等到再大一点，他们就会不停地改问“为什么”了。儿童虽然很有探索精神，喜欢刨根问底，但是也很轻信，不管多么刁钻古怪的问题，大人用一两句话随便给一个答案，他们也就满足了。
    等儿童再长大一些，有了怀疑的态度，学会了做思考，就不容易打发了。于是解答“为什么”的科普读物应运而生。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小时候都受过《十万个为什么》的熏陶。那是知识读物极度缺乏的时代，难得有一套科普书能稍稍满足少年儿童的求知欲。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套富有时代色彩的书籍的内容和写法都乏善可陈，没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倒是那个学自苏联、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书名成了名牌，衍生出众多模仿、跟风之作，国内各家出版社出版的以“十万个为什么”为名的图书，据说至少有一百多种。
    这些图书其实是以问答方式编写的百科知识入门读本，问题大多很抽象，解答也像考题标准答案一样的呆板、枯燥。它们被归为少儿读物，似乎人一旦长大，就没有了探究“为什么”的兴趣。只有少数成年人还继续保持童心，享受探索的乐趣。在古代他们是思想家，在现代他们是科学家。科学研究的目的，简单地说也是为了回答儿童喜欢问的那两个问题：“是什么”（对事实的描述）和“为什么”（事实背后的机理或因素）。
    在科学出现之前，人们对“为什么”的解答都是出于臆想。中国学者的解答依据是神话传说和阴阳五行之类的玄学。西方学者则多了一个神学解答，而且人们从小就被灌输。有一首传统英语儿歌《告诉我为什么》如此唱道：

    告诉我为什么星辰闪耀，
    告诉我为什么常春藤缠绕，
    告诉我为什么天空如此蔚蓝，
    那么我将告诉你为什么我爱你。

    如果你以为这是在激励儿童去做科学探索，那就错了。这首歌的第二段马上就给出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回答，要对儿童做所谓“终极关怀”：

    因为上帝创造星辰闪耀，
    因为上帝创造常春藤缠绕，
    因为上帝创造天空如此蔚蓝，
    因为上帝创造了你，那就是为什么我爱你。

    把想不明白的问题，都归为上帝（或神仙、外星人），从此不去做进一步的探索，是一种非常煽情然而也非常懒惰的做法。何况这些问题都已有了并不复杂的科学解答，并不需要抬出“上帝”来吓人。恒星会发光是由于它们有巨大的质量，在引力作用下恒星内部有很高的温度，引起核聚变，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常春藤缠绕而上是为了获得阳光进行的向性运动（植物的叶子有朝着阳光生长的向光性，而茎有朝与重力相反方向生长的负向重力性）。晴朗的天空之所以呈蔚蓝色是由于空气分子对阳光的散射引起的，阳光中的蓝光波长短，散射比较强。这种现象是英国物理学家瑞利发现的，称为瑞利散射。至于男女之爱，则离不开激素的影响。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据此给上面的儿歌改了歌词：

    核聚变让星辰闪耀，
    向性运动让常春藤缠绕，
    瑞利散射让天空如此蔚蓝，
    我之所以爱你是由于睾丸激素。

    对这些解答当然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比如，植物为什么会产生向性运动？我们可以从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解释向性运动的机理（和植物生长素或生长抑制物质的不均匀分布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机理？我们可以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解释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一步一步地追问下去，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某种自然现象，对它有更透彻的了解。现在回答不了的，也可以留待以后的研究结果。但是这种追问不可能无限地继续下去，总有必须叫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问题没有科学意义，是个伪问题。比如，如果有人继续问，为什么会有自然选择？我们只能告诉他，这是在满足一定的条件后必然会出现的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去追究为什么会出现自然规律，没有科学意义。
    有些人可能会兴奋地说，原来科学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的啊，科学回答不了的，就交给我们哲学家、神学家来进行“终极关怀”。对上面的问题，有人会说，自然规律是上帝创造的。但是这既无法让人信服，也不增加任何知识量，纯属多余。否则，我们也可以学着继续追问：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自然规律？为什么会有上帝？……如果你要说上帝是“第一因”，到了上帝这里就不能再追问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自然规律做为“第一因”，没有必要再加一个子虚乌有的“上帝”。科学回答不了的，哲学、神学的回答也只是自作聪明。

2010.1.11

（《中国青年报》2010.1.13）

有人说，凑高影响期刊论文篇数的压力很可能会助长学术不端。

英国《自然》463, 142-143 (2010)
记者：Jane Qiu
翻译：clark

在中国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学术造假案件中，最近的一起更凸显了一个过度强调发表的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批评人士这样说道。上个月，英国的《结晶学报（E）》的编辑一次性撤消了70篇已经发表的晶体结构——编辑们断言这些晶体结构是江西省井冈山大学的研究人员编造出来的。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撤消。

对于那些能吸引眼球的发表，中国大学经常给与现金奖励，住房优惠和其他外快；而发表的压力也是与日俱增。比如，武汉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估计，诸如找枪手炮制论文等买卖论文与经营非法学术期刊活动仅在2009年市值已达十亿，五倍于2007年的数字。在其他的研究中，来自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被调查研究人员有三分之一承认有过剽窃、篡改、编造数据的行为。

“学术不端已经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安阿堡的密西根大学研究伦理与诚信项目的负责人Nicholas Steneck说：“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在争取迅速地提高研究地位，试图成为科学界世界级选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研究体系当中，研究质量自然是良莠不齐的……”

作为对结晶学论文被撤消的回应，两周前井冈山大学开除了论文的两位通讯作者—钟华和刘涛。现在还不清楚他们的共同作者，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是否会被调查。

这份期刊的编辑说，在测试一款用来标识潜在错误和罕见化学结构（比如，原子间不正常的距离）的软件时，这些论文露出了马脚。这款软件确认了大量在化学上根本说不过去的晶体结构。在进一步的核实表明，编辑说，论文的作者仅仅置换了现存化合物已知结构中一两个原子的位置，就把它们作为新的结构提交了。现在无法联络到钟华和刘涛来听取他们的申诉。

期刊的编辑们正在检查其他已经发表的晶体结构的真实性，包括所有来自井冈山大学的投稿。

在这份期刊过去五年所发表的所有二十万余种晶体结构中，一半来自中国。E卷的三名编辑之一，来自英国阿伯丁大学的化学家William Harrison不愿意讨论正在进行当中的调查，但他说由一个研究团队产生出大量晶体结构并不一定有问题，因为衍射仪一天很容易就可以收集几个数据集。“就投到E卷的论文来说，从中国来的大部分都是测定正确的结构，他们对科学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又说道。

但是，武汉大学的研究表明学术不端行为在很多领域都广泛传播。计算机专家沈阳所领导的小组运用网站分析和实地调查确定了一大批非法出版活动。其中包括枪手代写的文章和凭空捏造的论文，通过贿赂逃避评审以及干脆伪造合法出版的的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

研究人员分析了干这些非法营生的最热门的800家网站——他们的点击量一天就能累积到二十一万次，发现每笔交易通常是六百到一万两千元人民币。沈阳说，其中四分之三的需求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整个出版过程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出于对这种趋势的担心，中国科技部委托进行了一项针对研究人员的调查。虽然调查结果尚未公开，但有些来源对《自然》透露：超过6000名遍及六家顶级研究机构的被调查者当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承认有过剽窃、篡改和编造行为。参与这项调查的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曾国平说，许多人将这些不端行为的首要原因归结为急功近利的文化。

第二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是，在中国学术活动受到官僚的干涉。大多数学术评估，从人员聘用、职称晋升到基金分配，都是由官僚完成的，而他们都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方是民（方舟子）这样解释。方是民是一位曾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生化专家，现在开办一个名为“新语丝”的网站，专门揭露中国的学术不端行为。“由于官僚把持，数论文的数目，而不是评价研究的质量，成了评估的常态，”方是民如是说。

曾国平在清华大学的同事曹南燕，由北京市政府委托也开展了一项相似的调查，调查了来自1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2000名研究人员。结果也发现在答复问卷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承认有过违规的学术不端行为。

在北京大学生命学院院长饶毅这样的批评者看来，缺乏对造假者严厉的制裁措施，即使在引人瞩目的案件当中也付之阙如，是学术欺诈猖獗的原因之一。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前院长陈进曾被指控谎称制造出一系列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但除了被解聘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后果。同时，卷入这件丑闻中的其他人员也是毫发未损依然如故。许多研究人员对这一事实进行了批评。

饶毅说：“这样令人侧目的丑闻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那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

Published online 12 January 2010 | Nature  463, 142-143 (2010) | doi:10.1038/463142a

Publish or perish in China

The pressure to rack up publications in high-impact journals could encourage misconduct, some say.

Jane Qiu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high-profile academic fraud cases in China underscores the problems of an academic-evaluation system that places disproportionate emphasis on publications, critics say. Editors at the UK-based journal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last month retracted 70 published crystal structures that they allege are fabrications by researchers at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in Jiangxi province. Further retractions, the editors say, are likely.

Chinese universities often award cash prizes, housing benefits or other perks on the basis of high-profile publications, and the pressure to publish seems to be growing. A new study from Wuhan University, for instance, estimates that the market for dubious science-publishing activities, such as ghostwriting papers on nonexistent research, was of the order of 1 billion renminbi (US$150 million) in 2009 — five times the amount in 2007. In other studies, one in three researchers surveyed at major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dmitted to committing plagiarism, falsification or fabrication of data.

“The extent of the misconduct is disturbing,” says Nicholas Steneck,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Ethics and Integrity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Ann Arbor. “It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China faces as it struggles to rapidly improve the research capacity of a very large system — with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quality — to be a world-class player in science.”

Two weeks ago, reacting to the retractions of the crystallography papers, Jinggangshang University fired the correspondent authors, Zhong Hua and Liu Tao.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ir co-authors, who include researchers from other institutions in China, will also be investigated.

The journal’s editors say that the discrepancies came to light during tests of software designed to flag possible errors and unusual chemical features, such as abnormal distances between atoms. The software identified a large number of crystal structures that didn’t make sense chemically; further checking, the editors say, suggests that the authors simply changed one or more atoms of an existing compound of known structure, then presented that structure as new. Zhong and Liu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Editors at the journal are now checking the authenticity of other published crystal structures, including all submissions from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Half of the 200,000-odd crystal structures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have come from China. William Harrison, a che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UK, who is one of three section editors for the journal, would not discuss the ongoing investigation but says that the generation of large numbers of structures by one group would not necessarily raise questions, because diffractometers can easily collect a couple of data sets a day. “In terms of papers submitted to Acta E, the vast majority coming from China are correctly determined structures, and they mak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he says.

Nevertheless, the Wuhan University study suggests that misconduct could be widespread in many fields. The team, led by computer scientist Shen Yang, used website analyses and onsite investigations to identify a wide range of dubious publishing activities. These include ghostwriting theses and academic papers on fictional research, bypassing peer-review for payment, and forging copies of legitimate Chinese or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he researchers analysed the most popular 800 websites involved in such activities — which together rack up 210,000 hits a day — and found that the cost of each transaction is typically 600–12,000 renminbi. Three-quarters of the demand comes from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says Shen. “There is a massive production chain for the entire publishing process,” he says.

Concerned by such trends, China’s science ministry commissioned a survey of researchers, the results of which remain under wraps. However, several sources revealed to Nature that roughly one-third of more than 6,000 surveyed across six top institutions admitted to plagiarism, falsification or fabrication. Many blamed the culture of jigong jinli — seeking quick success and short-term gain — as the top reason for such practices, says Zeng Guopi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who was involved in running the survey.

The second most-cited cause is bureaucratic interference in academic activities in China. Most academic evaluation — from staff employment and job promotion to funding allocation — is carried out by bureaucrats who are not experts in the field in question, says Fang Shimin, a US-trained biochemist who runs a website called ‘New Threads’ that exposes research misconduct in China. “When that happens, counting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rather than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becomes the norm of evaluation,” he says.

Cao Nanyan, a colleague of Zeng’s at Tsinghua, conducted a similar survey commissioned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ity, which surveyed 2,000 researchers from 10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t, too, found that roughly one-third of respondents admitted to illegitimate practices.

To critics such as Rao Yi, dean of the life-science school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the lack of severe sanctions for fraudsters, even in high-profile cases, also contributes to rampant academic fraud. Many researchers criticize the fact that Chen Jin, a former researcher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who is accused of falsely claiming to have developed a series of digital signal-processing chips, was fired with no other repercussions. Meanwhile, others involved in the scandal have gone unpunished.

“You send out a very wrong signal when such high-profile cases are not dealt with properly,” says Rao.

近日在国内时发现，自己经常用的两个资料库被挡在了中国互联网围墙之外。一个是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收集的美国电影资料最齐全。一个是英文维基，文字部分虽然能看到，插图却全部无法显示（实际上是upload.wikipedia.org被屏蔽），显示速度因此变慢，信息也打折了。

以前youtube被屏蔽时，虽然也令人不满，但那毕竟是娱乐网站，看不了也就算了。imdb和英文维基却是三天两头都要去光顾一下的，这不是在逼迫我这样的守法公民也不得不去翻墙吗？

下载（第40分钟开始）：

http://res.audio.bjradio.com.cn/xwgb/bwtx/bwtx2010011221003374.wma

在线收听（第40分钟开始）：

http://audio.rbc.cn/play.form?programId=401&start=20100112210000

《柳叶刀》发社论支招中国学术打假

2010/01/12北京青年报

最新一期的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社论，指出中国要防止学术造假，应该重振科研道德规范，健全处理学术投诉的制度。

■打假需要道德、制度“两手抓”

《柳叶刀》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并具同行评审性质的医学期刊之一。1月9日出版的《柳叶刀》发表了题为《学术造假：中国需要采取行动》的社论，称对中国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在另一个国际期刊上发表70篇造假论文感到吃惊，因为论文居然经过了同行评审程序，而且在公共数据库中那么长时间后才被发现有问题。

上个月19日，英国《晶体学报》在官方网站上发表社论称，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2007年发表在该刊物的70篇论文造假，予以撤回。

社论建议，中国有关机构应该以此为契机，重振科研道德和学术研究规范，同时建立健全透明的程序，处理学术违纪投诉，防止未来再发生学术丑闻。“中国要想实现在2020年成为科技强国的目标，必须保证在科学尊严方面更强的领导力。”

■学术造假为何屡禁不止

“这不是国际学术期刊第一次发社论谈中国学术造假问题。”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告诉本报记者，近些年中国发生过多起重大学术造假事件，涉及到工程、医学等多个领域，一些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如美国《科学》杂志和英国《自然》杂志都对此进行过新闻报道或评论。

学术造假事件为何屡屡发生？方舟子认为，学术造假之所以屡禁不止，和现行的科研评估体制和管理机制有关。据媒体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SCI论文数量成为中国很多科研机构和高效考核评价学术成果的主要标准，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钩，部分高校还用重奖鼓励教师多发表SCI论文，这种过分追求量化的机制使得部分素养不高的人走了造假的“捷径”。

“要打击学术造假，要改变现行的科研评估体制和学术官本位的状况，同时还要加强监督机制和处罚体制，”方舟子说。

■大规模造假影响中国学术声誉

《柳叶刀》在社论中指出，这种大规模的造假让人失望，不仅浪费了研究时间和金钱，而且会使得研究者、研究机构和期刊本身的声誉受损。《柳叶刀》也遭遇过“造假”事件，一名挪威癌症专家承认，他于2005年10月发表在该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列举的数据纯属编造。

井冈山大学教师造假论文被发现后，《晶体学报》称，将对来自该校的所有论文进行全面的真实性检查，但不会对来自中国的文章加以区别对待。

从数量上看，中国称得上是论文大国。据统计，2008年度中国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数总数为11.67万篇，占世界份额的9.8%，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超越了英、德等国家。但是从引用情况看，中国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5.2次，与世界平均值10.06次相比，只有一半。

方舟子认为，这种大规模的造假行为会使中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声誉受到影响。“即使国际期刊表示不会因此专门针对中国作者，但印象上会打些折扣。”方舟子说，据他了解，目前有些国际期刊的科研人员不愿意给来自中国的稿件审稿，一方面因为中国爆出的造假事件较多，另一方面是他们听说有些人写论文是为了获取高额奖金，认为有悖于科学研究的初衷。

■文/本报记者　刘一

这是本人亲历的。一个朋友新买了一台惠普上网本hp mini 2140，每隔十几二十分钟就会蓝屏死机一次，甚至不运行任何程序也会死机。我给重装了系统，仍然如此。判断是硬件（可能是硬盘）故障，拿去更换。
新上网本拿回来，轻轻一晃，可以听到里面有响动，好像是有小螺丝掉在里头。不敢开机，再拿去更换。
这第三台上网本用了几天，似乎很正常。直到几天前出差，在宾馆里没有没有无线网络，第一次用有线宽带，网线插到以太网卡插口，毫无反应。还以为可能是宾馆网络或网线有问题。出差回来再试有线宽带，本地连接还是没有反应，这回只能判断是以太网卡故障了。更奇的是，该上网本有两个USB插口，只有左边的一个能够用USB无线上网卡，另一个USB插口（和以太网卡插口紧挨着的）插入无线上网卡后检测不到网络信号，但是能检测到其他USB设备。
这么多年来我用过、试过了那么多新的台式机、笔记本，从未遇见过问题。这次遇到了，而且连续三台都有问题，不是奇遇吗？

后面这篇奇文，是从一贯挂着“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吓人的头衔在网上散布谣言的蒋高明的博客转来的，据说是一个名叫侯福龙的人发表在《世界博览》上。我检索了一下，是有一个叫侯福龙的人经常在《世界博览》上发一些“科技报道”，但没有查到这篇报道，大概是刚刚或即将出版。从北大哲学系网站查到侯福龙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专业2006级硕士生，导师就是著名的反科学文化人吴国盛。在吴国盛的博客上还有此人在2009年毕业时与其聚餐的照片。所以这是反科学文化人的党羽发的造谣文章。

几年来国内媒体发表过无数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但是姿态如此赤裸、手法如此下作的，还是很罕见的。其中有关转基因的谣言，都是重复过无数次的陈词滥调，我此前也已多次驳斥过，在这里无需再重复。此文比较新鲜的是公然造我的谣。他们无法正面回应我的驳斥，只能采用造谣抹黑的手段，两次造谣说我“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并言之凿凿：“以‘学术打架斗士’闻名的方舟子，是打着科学家的名义为美国生物转基因公司唱赞歌的典型；他的周围形成了大批的拥趸者，也在暗中结成了强大的利益链条。”

显然，其逻辑是，你是美国某生物公司的雇员，所以要为美国生物转基因公司唱赞歌，所以你的科普是不值一驳的。如果这种逻辑能成立，全世界生物技术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只能闭嘴。就算这种逻辑能成立，也不适用于我，因为说我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发表言论，根本就是谣言。我自1999年起就成为自由人，不曾受雇于任何公司。与生物公司勉强扯得上关系的，是在2001～2003年期间曾经兼职给美国加州一家生物信息公司审核、评估论文数据，美国称为“独立顾问”（Independent Consultant），但是第一那不属于公司雇员，第二那家公司的业务和转基因技术毫无关系，第三那也是六年前的事了，和我这几年的所作所为何干？我如果受雇于美国转基因公司要为其某利益，应该去妖魔化中国自己研发的转基因产品才对，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大中国转基因技术与美国的差距，让美国转基因技术一统全球。所以，我们不妨学着问一下：你们这些人拼命地诋毁中国转基因产品，是不是暗地里受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指使啊？

这篇报道还捏造了我的一些言论，什么“转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什么“对于支持转基因的人，都归为无私的、正值的和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请问我在哪篇文章里发表过这些以“严谨的科学逻辑”推测出的“确凿的科学结论”？据说是“亦明剥壳”总结的。要总结我对转基因食品的观点，不自己去看我的有关文章，反倒要给那些匿名诽谤我的网上文章当二道贩子？对“方学家”亦明躲在美国南卡罗来那大学威尔士人文大楼的某个角落数年如一日炮制出来的那些造谣传谣、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罗织罪名诽谤我的长篇大论，反科学文化人当然要吹捧其为“对当今中国的一大贡献”。不过，除了反科学文化人，大概也没有几个人会有耐心去阅读这些“表现了精深的文献考证功力，心理分析功力，逻辑推理功力，这份功力，做史学家，做记者，都是一流的”大作，虽然亦明不停地用各种各样的马甲到处为自己吆喝（愚蠢到连南卡罗来那大学威尔士人文大楼的IP都不知道掩蔽），也读者寥寥，甚至连我本人都懒得去读了——我本来对这些以“研究方舟子”为毕生事业的“方学家”的心血还有一点欣赏，可把它们当成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文章的珍稀遗物，后来眼见越来越臭越长倒了胃口。

这个欺骗读者说自己“从中国大陆获得学士、硕士学位，所学专业在生命科学领域；从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分子生物学。本人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本专业科学论文多篇，发表这些论文的杂志包括那个‘曾专文介绍’方舟子学术打假的‘美国《科学》’”，却在南卡罗来那大学人文大楼语言系上班的文傻有多“深厚的生物学背景”，我举两个例子读者就清楚了：第一，此人曾经声称核酸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第二，此人现在正在长篇累牍地为肖传国辩护、为武汉肖氏法院叫好——这大概是义务帮闲，和反科学文化人在网下为肖传国站台不同。

顺便说一下，那位被反科学文化人吹捧为“科学界内部”反转基因的另类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薛达元教授其实也是对生物技术一窍不通的文傻：“1994至1997年在南京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估的研究；1998年底至2000年底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为国家公园管理政策与经济机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绿色和平组织的科学顾问”——真正是受雇于反科学组织，大家可以明白为何此人如此偏执地反对转基因了吧。

首席造谣员蒋高明和首席骂街员傅德志都是中科院植物所的极品。在这次植物所国际评估中，傅德志被评为倒数第一，研究组被解散，这是植物所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蒋高明的评估成绩不知如何，如果这位屡屡在媒体上表现其对生物学基本知识的无知、散布谣言、让中科院植物所丢人现眼的首席造谣员也能被解职，倒算得上植物所做的第二正确的事。

从当年清华剽窃教授刘兵指使其学生柯志阳整我的黑材料可知，反科学文化人培养研究生当打手，由来已久，这次又是个证明。现把北大反科学文化人的研究生及其导师名单公布如下，提醒大家的注意。

2007硕士    许国荣    刘华杰
2007硕士    叶金洲    吴国盛
2007硕士    陈凌霄    吴国盛
2007硕士    熊姣    刘华杰
2007硕士    李墨秋    苏贤贵
2007硕士    张美丹    苏贤贵
2006硕士    侯福龙    吴国盛
2006硕士    沈萌溦    吴国盛
2006硕士    宋果    苏贤贵
2006硕士    徐保军    刘华杰
2008博士    李文靖    吴国盛
2007博士    刘胜利    吴国盛
2006博士    周奇伟    吴国盛
2006博士    姚大志    吴国盛
2006博士    肖磊    吴国盛
2005博士    张东林    吴国盛
2004博士    张卜天    吴国盛
2004博士    柯尊科    吴国盛
2005硕士    刘大炜    苏贤贵
2004硕士    陈欢    吴国盛
2004硕士    刘国琪    吴国盛
2004硕士    龙金晶    苏贤贵
2004硕士    下上    刘华杰
2003硕士    周正国    刘华杰
2003硕士    周祥    苏贤贵
2003硕士    王耀华    吴国盛
2001硕士    陈国强    刘华杰
2001硕士    张东林    吴国盛
2001硕士    王键    吴国盛

基因为谁而”转”

记者：侯福龙        来源：《世界博览》

一场并不新鲜的科技伦理争论，被一纸”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悄然唤醒。这里，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与商业利益、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知情参与、国家的粮食问题及生态环境，又一次交织在了一起。

正文

北京的冬天寒气逼人，天气状况和蒋高明教授的心情有几分相似。坐在香山脚下的办公室里，满脸愁容的他向记者娓娓道来这个冬天发生的大事件–农业部为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预示着转基因大米搬上餐桌已为时不远，此事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担忧。”转基因水稻其利在商，对于食用者和整个生态环境而言，弊大于利！”蒋高明教授言辞坚定。

蒋高明教授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生态学家。这次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在科学界内部，只有他和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薛达元教授，对该证书的获批、其商业化种植前景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此外，绿色和平组织也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媒体一片沸腾。

面对大众和媒体的呼声，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为代表的国内科学界，通过撰文对此事进行了辩驳和澄清。另外，人民网还于近期邀请了三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就转基因水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在毒理学评价方面，转基因水稻的大鼠试验结果表明，对试验动物未见不良影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以确凿的动物实验数据，推测出转基因水稻对人体没有负面影响，”长期食用也没有任何危害！”

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也指出，转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尽管迄今还没有以人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食物实验，但是方舟子以”严谨的科学逻辑”推测出了”确凿的科学结论”。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

谁动了上帝的种子

在欧洲传统中，任何生物作为上帝的作品，都是神圣的；而转基因技术则是企图干预上帝精心的设计，按科学家的意愿再”创造”和”改造”生物。

“由于基因决定蛋白质合成，水稻的基因组中’转’入一个外源基因片段，这个水稻就会生长出特定的蛋白质。吃了这种水稻的叶子，害虫就可被毒害致死。这便是转基因技术的基本原理。”蒋高明以科普式的语言给记者解释道。

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技术时代的标志之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3年，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转基因烟草，标志着转基因植物的诞生。 1994年，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转基因大豆及转基因番茄，并获得美国国家准许的推广资格，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此开始。

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生物产品商业化应用的前景下应运而生。”时至21世纪，转基因农作物产品作为生物公司的主要商品之一，已成为世界贸易竞争的主角。生物公司商业化研发并生产转基因作物，引领了植物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潮流，又为公司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从而形成了一套动力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功民研究员告诉记者。

然而，就在商业化生产的同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引发了一系列科技伦理方面的争议。抛开人类能否干预自然、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说，单是发生在1998年的”转基因马铃薯事件”就让全球民众恐慌了一把–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某种转基因的马铃薯喂养大鼠，会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

该事件是第一个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它使得人们对转基因的抵制从英国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查尔斯王储曾这样说，”人类企图插足某个神圣的领域，然而我不打算让朋友和家人食用转基因食品。”

查尔斯的言论得到了很多公司以及欧洲民众的响应，此后，关于反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实验的呼声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因此，欧洲得转基因技术一般仅限于实验室，在商业化种植方面则较为保守。而在生物技术公司大行其道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种植都较为积极。

但是，争论不曾停止。

奇妙的”科学共同体”

1998年，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的实验结果并没有获得业界科学家的认同，相反，有很多生物学家指出其实验的漏洞，并指责其结论不够严谨；当然，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该事例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反驳蒋高明教授的例证。

博文《蒋高明对转基因的质疑可以休矣》有这样的句子，”由于普斯陶伊的实验工作差错百出，其结论是不可信的。随后，其所在的研究所宣布劝退普斯陶伊，并声明不再对其言论负责。这个10年前已有定论的事件，现在还被蒋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来炒作，显然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有’忽悠’公众之嫌。”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著名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在最近发表的著作《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中写道，普斯陶伊教授被除名后，有些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一方是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利润，另一方是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争论会持续下去。”珍古道尔在无意间揭示了科学领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962年，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共同体”进行了全面的定义–有共同的探索目标、掌握着大致相同的文献并且接受相同的科学理论的一群科学家，就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如果以政治作比喻的话，科学共同体相当于党派，科学革命则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替代另一个的过程，库恩将其称为”科学的革命”。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就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因为他们对物理学的基本假设持不同观点；如果他俩能见上面，一定会吵得面红耳赤。

现代社会，以生物技术公司为背景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也形成了奇妙的”科学共同体”。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研究某领域的科学家，绝对不说该领域的坏处，只有说他好，才会拿到基金，拿到课题。而个别有道德感的科学家，即使站出来，指责自己领域的问题，也会迅速地被边缘化，被这个领域所抛弃；所以从科学共同体内部反思本领域的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悖论。”

这就解释了普斯陶伊被除名的根本原因–他的实验引起的恐慌使转基因公司损失惨重，也使受雇于生物技术公司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丧失大量资助。

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在倡导转基因方面呼声颇高。从2001年开始，方舟子就公开发文，极力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销售。有关人士指出，以”学术打架斗士”闻名的方舟子，是打着科学家的名义为美国生物转基因公司唱赞歌的典型；他的周围形成了大批的拥趸者，也在暗中结成了强大的利益链条。

方舟子对转基因植物的观点，在一个名叫”亦明剥壳”的博客中阐述得十分详尽。亦明将方舟子的观点总结如下：其一，转基因食品安全、绿色、营养全面，而且能解决世界粮食危机，对此，在国内销售转基因食品，完全可以不加标注；其二，反对转基因的人都是无知的、反科学的、制造恐慌和玩弄阴谋的分子；其三，对于支持转基因的人，都归为无私的、正值的和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而对于基因污染问题，方舟子的观点是，不能排除转基因生物对环境造成的基因污染，即使污染了，也无所谓。

“亦明是一位神秘的人物，我们谁也不知道此人的真正身份。不过从他的文章看，他有深厚的生物学背景，在专业领域内应该做得很出色。而且，此人对方舟子的研究，表现了精深的文献考证功力，心理分析功力，逻辑推理功力，这份功力，做史学家，做记者，都是一流的。他对方舟子的剥壳，是对当今中国的一大贡献。”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

从普斯陶伊与方舟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科学共同体”维护其团体利益的过程，就是剔除异己的过程。” ‘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搞转基因的科学家，很多人持有转基因专利，或正在申报专利，有些还有自己的转基因公司。在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非常少。”蒋高明阐述道。

无处安放的公众

“我们曾多次检测过超市出售的食品，其中含有大量的转基因成份，但是包装上并没有注明；或者虽有注明，但是并不显眼，对消费者有一定的误导性。”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农业项目负责人方立锋告诉记者。

绿色和平组织从2001年我国进口国外转基因玉米、大豆开始，就一直关注转基因的食品的安全问题。对于本土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木瓜等作物对环境的影响、基因污染等，该组织也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和调研。

方立锋提出的是一个公众对科学事件知情权的问题。”科学家和大众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现代社会，学科发展愈来愈精微细致，以至于同一学科不同分支的科学家之间，都难以进行交流，更别说大众和科学家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朱效民副教授告诉记者。

因此，才出现了以方舟子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认为只要是科学，就是对的、好的、毋庸置疑的，而把公众当成纯粹的科学盲，认为公众没法理解科学、科学家就可以为公众做出决定–对转基因食品不予标注的建议就是例子。

“现代的科学家和以前的科学家有根本的差别，工业文明前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仅仅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而现代科学家和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科学已然成为了资本的’帮凶’,科学家也仅仅变成了一种职业。”田松副教授这样说。

而现代的人类，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创造的生存环境，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摆置着人，并强求自然”。一般的科学家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只会赞颂科学的好处，但是却少有人言及科学的另一面。朱效民副教授说，”爱因斯坦二战时建议美国发展原子弹；但是战后又公开宣传核武器、核反应的危害。他的作风代表了科学家的良知。”他接着说，科学本身是双刃剑，但是科学家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告诉公众科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以转基因作物为例，转基因的鼻祖英国向来都遵守”潜在风险原则”。比如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在当下表现不出来，但是可能在后代中表现出来，这就叫潜在风险。也就是说，在转基因种植不能排除潜在风险的情况下，科学家和政府一般持谨慎的态度。

对于相关科技政策的决定，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一种”共识会议”的形式，对科学进行大众科普，科学家将科学知识、正面和反面的科学后果讲述给参与的公众。

“共识会议对科学议题的讨论，完全是公开、透明的。选择权最终交给公众，科学家、科学知识仅仅作为背景呈现。”朱效民副教授这样说。

而在我们国家，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只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来决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彭于发教授比喻道，”水稻转基因安全证的颁发就像结婚证一样，没必要把这个’结婚证’发布到网上，让大家都知道。”言下之意，转基因是否安全，也是科学家和农业部的事情，和公众没有关系。

“但是公众是科学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公众有权利知道转基因作物的危害；公众也有权利参与转基因水稻的审批过程中。”蒋高明教授告诉记者。

国际性转基因安全管理条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明确指出，转基因生物的决策过程，公众有绝对的参与和决策权。2000年，中国在该”议定书”上郑重签名；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议定书”。

然而，中国公众在重大的科学事件中，尤其类似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这样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是不明朗的。

“有罪”的证据

田松副教授还提出这样的观点，以往科学在中国的姿态往往是”无罪推定”式的，也就是说，只要不能证明某具体科学有害之前，则视其为无罪的；而如今，科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迫使人类不得不对科学采取”有罪推定”的态度，即在证明其无辜之前，则视其是有罪的，要谨慎对待其结果的应用和推广。《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也提出了类似的“谨慎原则”。

和三位应邀到人民网的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委员的声音不同，以蒋高明、薛达元、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呼声令人担忧。他们不是方舟子所谓的没有严谨的科学根据，他们也不是方舟子眼中不懂科学的”愚昧公众”。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国外早就争议不断，不止”转基因马铃薯事件”一个案例。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 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等于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的永久废除。

蒋高明教授介绍道，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一方面，而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即基因污染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999年的”帝王蝶事件”、 2001年备受关注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等等，都成为转基因作物实验或商业化种植过程中，基因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典型案例。

赵功民研究员说，”基因污染无异于核扩散，原因在于它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不断增殖、扩散且又无法清除的污染。”更进一步，赵功民研究员将转基因技术诞生以来所关涉的伦理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基因污染”和”基因武器”。前两者就现状而言，争论较为激烈、需谨慎对待；而基因武器则是对未来的预测而言，防患于未然。

薛达元教授在2000~2002年，针对在我国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抗虫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严谨的科学论文。

绿色和平组织的方立锋将该论文的核心内容总结为：转基因棉在短期内克服了棉铃虫，但是其它害虫成为主要害虫、并更为猖獗，因此使用农药不会减少；另外，随着种植时间增加，棉铃虫就会适应这种棉花，转基因失去了其效用。由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转基因并不能解决减少农药使用的问题，相反，转基因种子公司成了棉农的主宰者。

转基因科学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专家们，闭口不为大众”科普”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而是以科学家十足的底气，预测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对人体无任何损害。这种”科学”的态度，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

“绿色再革命”的困境

以人口大国印度为代表的 “绿色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利用杂交的方法改良种子、改善灌溉技术、使用化肥和农药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粮食产量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我国的杂交水稻，也在全球”绿色革命”的范围之内。

1990年，在全球粮食理事会部长会议中，代表们首次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概念。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全球粮食安全高级会议上重申了农业生产再次革命的迫切性。潘基文指出，时下全球粮食危机初步显现，凭借第一次”绿色革命”的相关技术及农业生产改进为增长中的人口提供粮食，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田松副教授指出，工业文明的典型特点就是向自然的无限掠夺，矿产、石油、森林、土地都成了人类榨取价值的对象，当代人实际上是在从子孙后代手里抢夺资源。第一次绿色革命就是个典型的例证，最初看起来皆大欢喜，是新的技术凭空导致了粮食增产，但是在十几年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当初的增产，可以看作是从十几年后掠夺来的。第一次绿色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转基因技术被列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技术系统”之列。生物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最大的优势在于：提高粮食产量，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粮食问题。

然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事实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蒋高明教授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转基因巨头游说下，阿根廷政府放弃传统粮食生产，改为转基因大豆(抗农达)商业化种植，该国成了开发转基因作物的最大实验室。遗憾的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转基因大豆单位面积除草剂和农药用量，不但没有像他们鼓吹的那样降低下来，反而上升了。……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阿根廷整个国家的粮食主权拱手交给了转基因巨头。”

农药污染依旧、生态环境破坏、粮食主权堪忧，这就是发展转基因作物种植的直接后果。

由此可见，解决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转基因水稻并不是唯一之计、更不是长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