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扬子晚报》登了一则新闻《老汉换心后”变”小伙 老伴不满要离婚》

http://news.163.com/08/0206/03/4405J9QT00011229.html

一名读者询问我对此的看法。其实我在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记忆岂能移植？》已谈到这个现象，收入《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一书（陕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2004年11月8日－11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了“2004年北京国际科教电影电视展评研讨会”。这是我的朋友、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科技之光”主编赵致真先生组织的一个国际性活动，已举办过两届，在国际科教电影电视届深受好评。这一次共有19个国家184部作品参加了评比。我观看了几部参赛作品，也阅读了入围作品的介绍。其中有一部入围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由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选送的作品《移植记忆》，该片不久前曾在美国“发现”频道上播放过。大家可能还记得，1999年高考作文的题目叫做“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要考生由人体器官移植的成功而设想假如记忆也可以移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不过这部电视片虽然也与器官移植有关，却不是科幻作品。其简介称：

“当医学发展到新的前沿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挽救生命的移植手术。但是，在接受新的心脏、肺或肝的同时，接受者是否可能也接受了捐献者的喜好、憎恶、记忆、情感特征和性倾向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们能。《移植记忆》讲述的是一个有力的人类故事，考查了一些奇异的事例，人们在移植手术之后立即从其器官捐献者那里继承了个性特征和记忆。它介绍了几个捐献者的家人，他们发现亲人活在另一个人体之内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器官。它也介绍了科学家们的工作，他们挑战我们重新思考记忆储存在哪里，它们是否能从一个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个体，甚至在我们肉体死亡之后仍然存在。”

该片举了一些例子：一个8岁的女孩在移植了一名被谋杀的10岁女孩的心脏后，开始做噩梦，其噩梦帮助警察破了案。一个害羞、内向的妇女在做了器官移植后变得更为自信，并梦见了她从未见过的捐献者。一个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在手术后奇怪地有了和捐献者一样的音乐品味。等等。

这个“科学发现”实际上在几年前就已经被介绍到了中国。例如早在2000年，《北京青年报》上就有一篇文章，在介绍了美国女戏剧教师西尔维亚做了心脏移植手术，对食物和衣服的口味都变得与捐献者一样之后，将之与中国古代神医扁鹊给人换心改变了换心人的记忆的神话联系起来，称：

“由此看出心脏移植的确将造成人的性格和记忆的一同转移，至少是部分的转移。这也就意味着扁鹊换心故事所反映的潜在科学意义。西尔维亚的奇异性格、爱好变化传到科学界后，引起了激烈争论。有的科学家认为，心脏细胞有记忆功能。心脏转换到另一个人身上以后，储存在心脏中的某些性格、爱好的记忆也随之转移到换心人身上。我国的中医早就有‘心之官则思’理论，而且，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遇到不高兴的事时，常常不是‘头疼’，而是感到‘心里难过’。这样一想，你便会觉得心脏细胞有记忆功能的说法不一定是无稽之谈。换心人的奇迹会促使我们对心脏无思维功能的传统观念进行反思。也许，脑和心均为思之官，只不过分工不同罢了。”

移植器官后把捐献者的记忆也移植过去，这种传说在西方流传已久，甚至在移植器官的梦想变为现实之前就已有了这种幻想，例如法国幻想小说家雷纳德（Maurice Renard）在1920年出版的一本小说中，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钢琴家在一场事故中失去双手，移植了一名杀人犯手，从此这名钢琴家有了杀人的冲动，并掌握了那名杀人犯的扔刀术。类似的故事后来大量地出现在西方小说和电影中。1991年好莱坞出了一部电影《身体器官》，内容是有一名监狱心理医生在车祸中失去了一只手，被移植上一名杀人犯的手之后，对这只手失去了控制。影响所及，中文艺术作品也有类似的情节。几年前香港出了一部很叫座的电影《杀手仁心》，说的就是杀手被移植了警察的心脏之后，也移植了警察的性格与爱情。

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记忆的机制是当前神经生物学的一个热门课题，许多细节还没有研究清楚，但是人的记忆是储存在大脑皮层中的，不可能通过移植手、肾脏、心脏、肝脏之类的器官而加以改变，这是个科学定论。西方也一直有人鼓吹所谓“细胞记忆”说法，认为人的部分记忆是储存在细胞或DNA序列中，例如消化器官的细胞中储存着一个人对食物的记忆，DNA序列中储存着祖先或前生的记忆等等。这种说法在生物医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但是某些伪科学、邪教人士却大肆宣扬。美国邪教“科学教派”的教主哈伯德（L. Ron Hubbard）在其传教著作《丹尼提》（Dianetics）中就有这种说法（这本书曾经在1988年被三联书店做为科学著作引入中国）。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细胞具有记忆，那些相信细胞记忆的人经常引用的就是移植记忆这种靠不住的“证据”。一个人在被移植了器官之后，出现了与捐献者类似的行为，这种现象是否的确存在，本身就很成问题。那些很奇妙的事迹，就像见鬼的故事一样，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某些不那么奇妙的事迹，例如器官移植后口味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并非没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例如，在器官移植时或之后接受的药物治疗，手术对心理的冲击，移植之后获得新生的感觉，自我心理暗示，等等，都有可能使患者的某些行为发生改变。特别是自我心理暗示的威力更是强大，而自己又无法觉察出来（潜意识里认为既然别人的器官长在自己身上了，自己的行为就应该变得和他一样）。每年全世界有50多万人接受器官移植，在如此多的人当中，出现某些巧合，甚至是很奇妙的巧合，并不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也正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人接受器官移植，更不应该以讹传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国内外都有许多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是从被处死的犯人身上获得器官的，吓唬他们会继承了犯人的记忆，是多么不负责任！更可怕的是，由于人体器官紧缺，医学界正在试验用其他动物特别是猪的器官来取代，如果记忆能够移植，岂不意味着将来被移植了猪心脏的人也有了猪的记忆，会出现猪一样的行为？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以制作科教片闻名于世，他们选送的另一部片子《蜘蛛威力》在开幕式上放映，获得了与会者一致的好评。但是即使是享有盛誉的科教公司也难免会有宣扬伪科学的劣作，影响也会更坏。

2004.11.10.

胎儿体内是无菌的，他们在出生过程中，被母亲产道内的细菌“感染”了。就算是剖宫产的婴儿，在吃第一口母乳时也会被细菌感染——母乳中含有一百多种细菌。外界的细菌还能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婴儿体内。最终，一个人的肠道内会生存着500多种细菌。

不过不用害怕，这些细菌在通常情况下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例如肠道中的某些细菌能合成维生素K被人体吸收、利用。这些有益健康的细菌是偶然进入体内的。我们能不能有意识地从外界吸取好细菌呢？最早提出这个设想的是俄国微生物学家、19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奇尼科夫，他在1910年出了一本关于长寿的书，认为吃保加利亚乳杆菌是长寿的秘诀，自己身体力行，还影响了不少人。6年以后梅奇尼科夫就去世了，活了71岁。后来发现梅奇尼科夫青睐的保加利亚乳杆菌其实没法在人体内生存。

不过，梅奇尼科夫的观点生存了下来，保健行业对其尤感兴趣。近年来国内乳制品和保健品行业也开始大做“益生菌”的广告。其实，人类吃“益生菌”的历史极为久远，最常见的就是喝酸奶。酸奶中的乳杆菌把乳糖转化成了乳酸，比牛奶更容易消化，风味也独特。不过，现在乳制品行业人士要宣传的是酸奶中的活细菌对人体的好处，有的酸奶制品还添加了别的益生菌，价格当然也就上去了。据说补充益生菌可预防与治疗腹泻、提高人体的全身免疫能力、降低血清胆固醇、预防癌症、延缓衰老等等多种好处，就像是一种灵丹妙药。当然，所有这些好处也是其他保健食品都自称具有的。

国内还把益生菌当药物使用。例如，国内某些儿科医生经常开一种叫“妈咪爱”的药物防治小儿消化不良，其主要成分是两种益生菌。大人得了肠炎，医生则可能给开一种号称是国际首创的新药“整肠生”，其主要成分也是一种益生菌。它们的药理据说都是要以菌制菌，恢复肠道菌群平衡。

但是这些保健、医疗作用有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吗？几乎没有。它们根据的主要是一些个案、传闻、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缺乏严格的临床试验的验证。不同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往往是互相冲突的。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去年分析了13项研究益生菌对肠易激综合征的疗效的临床试验，发现这些研究大都存在缺陷，其中只有1项能够说明某种婴儿双歧杆菌制品对肠易激综合征有疗效。

即使益生菌真的有益身体健康，想要补充它也不容易，并不像保健行业的人士或某些医生设想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益生菌制品中是否真的含有活的益生菌？如果是死的细菌，那么是不会有任何用处的。要让细菌一直保持必要的活性，并非轻易可以做到，是要有良好的质量控制和储存条件的。国外研究人员曾经对市场上55种益生菌产品（包括25种乳制品和30种粉剂）做了调查，发现三分之一以上不含有活细菌，而只有13％含有标签上所说的那种益生菌。

就算你吃的益生菌制品质量可靠、储存恰当，细菌还有活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它们是否能够安然无恙地到达结肠？结肠的环境较适合细菌生存，是肠道细菌的主要栖息地。但是饮食中的细菌在抵达那里之前，要经过两关：第一关是胃，胃液的强酸性和所含的消化酶能够杀死、消化掉大多数细菌；第二关是小肠，那里的胆汁酸和消化酶也会对细菌造成破坏，而且由于小肠的环境是碱性的，那些不怕胃酸的细菌到了小肠可能就适应不了了。英国里丁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模拟胃、肠的环境，对益生菌的生存能力进行测试，发现乳杆菌能抗胃酸却难以抗小肠环境，而双歧杆菌则倒了过来。

就算益生菌顺利通过了胃和小肠的双重考验抵达了结肠，那么它们是否能对那里的菌群平衡产生影响呢？一杯酸奶或一份益生菌制剂所含的细菌数大约是几亿个，听上去似乎不少，但是肠道内的细菌总数有上百万亿个，一比就微不足道了。而且益生菌产品只含有一种或几种细菌，而肠道细菌的种类多达几百种，要让数量如此少的几种益生菌去影响数量如此巨大种类如此复杂的菌群平衡，是非常困难的。里丁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体外模拟大肠菌群环境，加入益生菌后发现它们对大肠细菌的总量毫无影响。益生菌产品中的益生菌即使能顺利抵达大肠，也不一定能在那里生存、繁衍下来。实验表明，当人们服用益生菌产品时，能在粪便中检测到该种益生菌，但是一旦停止服用，就检测不到了，说明益生菌并没能在体内繁衍，当然更不能去改变体内的菌群状况。

总之，和其他保健品一样，有关益生菌产品的保健、医疗效果的种种宣传，基本上只是出于一种美好的设想，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可靠的依据，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非要吃益生菌产品不可的话，不妨喝酸奶，那样，即使益生菌没用，酸奶本身至少还有营养价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不仅对益生菌的功效缺乏足够的研究，对其副作用也缺乏研究，这并非意味着对其副作用就可以忽视。今年1月25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医学中心发布消息说，他们在2004～2007年间对296名胰腺炎患者进行临床试验，想看看益生菌是否对胰腺炎有疗效。出乎意料的是，通过肠饲服用益生菌的患者中有24人死亡，而对照组只有9人死亡。

2008.1.28

（《经济观察报》2008.2.4）

(XYS20080204)

（2007年7月27日答丹麦《周末报》(Weekendavisen)记者电子邮件采访。原文为英文。下面是译文和原文）

问：在你帮助揭露的科研造假中，你认为哪一起是最重要的？为什么？

答：自2000年以来我们已揭露了大约700起科研造假，很难从中挑出一个最重要的。“核酸营养”骗局可能算得上。它是我们揭露的事例中第一起获得了媒体广泛的报道（包括国内和国际媒体。著名的美国《科学》为此发了一篇专门报道）。它涉及了十几名中国生化学家，他们举行“学术会议”和“听证会”为该骗局辩护。6年之后，这场战役还未结束。珍奥公司还在中央电视台做其“核酸营养品”的广告。

问：科研造假问题在中国是否比其他国家严重？为什么？形势是否在好转？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

答：在当今中国科研造假问题是如此泛滥，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现象，我宁愿称之为“学术腐败”。它要比其他国家或中国任何其他时期都严重。它是以下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专制主义（缺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极端资本主义（试图让所有东西都商业化，包括科研和教育）和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爱面子的文化，等等）。形势有所好转。人们已注意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与6年前相比，中国媒体更愿意报道学术不端事件、呼吁改革和批评政府，并有更多的自由——虽然还很有限——这么做。而中国政府至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已发布了几项规章（但是我们还在等着它采取真正的行动）。

问：如果伪科学被当真的话，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后果？有没有例子表明人们因为坏科学而丧生？

答：它已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金。例如，在大约10年前，一个“水变油”骗局获得了许多政府官员的支持，并得到数亿元人民币的资助。最近，有报道说一个被我们首先揭露过的“永动机”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为它申请3千万元人民币的资助。如果伪科学被商业化，它将浪费消费者的金钱，而如果是做为药品和保健品销售的话，则也会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问：你是如何获得涉嫌科研造假的事件的信息的？你是如何核实指控是否正确的？

答：这些信息通常是读者用电子邮件寄来的。1）我通常不接受匿名投稿。作者应该让我知道他或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虽然没有其允许我不会泄露出去。2）指控必须听上去合理，并有证据支持。在发表之前我通常会做一些调查。大多数指控是关于剽窃和伪造履历的，这很容易用网上搜索进行调查。在发表指控之前我有时会征询专家的意见。3）我总是欢迎并发表被指控者及其支持者的反驳。如果某项指控被发现是没有根据的，我会迅速做出澄清和道歉。这已发生过几次。至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有哪位无辜者的声誉被我们损害了。

问：科学界对你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普遍态度？中国科学家是否欢迎你的活动？总的来说，你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答：我想科学界对我的活动有着一种复杂的感情。我相信许多中国科学会愿意生活在一个更好、更干净的学术环境中，但是造假在中国学术界是如此泛滥，大多数学者对此已经习惯，而且许多人自己并不干净。他们通常会欢迎我的活动，直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虽然我们已揭露了大约700起，只有一小部分（大约2％）受到官方的处理。有一些研究生承担了责任并被开除。但是教授极少受到惩罚。官方只是简单地无视我们的指控，甚至试图去掩盖。我想这是最大的障碍。

问：以前你曾经写过关于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文章。据报道，该研究中心对基因研究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方式，要人们警惕不要让国外分享中国的DNA。中国科学界是否有许多人也持同样的观点？为什么？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

答：是的，我想这与民族主义有关，它在中国科学界也是很流行的。许多造假是打着爱国的招牌进行的。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研究她的基因多样性，因此国际合作是有必要的。民族主义能够成为科学进步的一大障碍。（孤立的小群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很好目标，这样的研究应该尽快去做，因为这种群体正在消失）

1) What would you consider the most important case of scientific fraud that you have helped unveil? Why was it important?

Since 2000 we have exposed about 700 cases of scientific fraud, an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single ou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Nucleic acid nutrition” scheme is probably the one. It was the first case that brought wide media coverag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prestigious Science magazine ran a special report about it). It involved more than a dozen of Chinese biochemists, who held “conference” and “hearing” to defend the scheme. After 6 years, the battle hasn’t finished. Zhen-Ao Company is still advertising its “nucleic acid nutrition” products on CCTV.

2) Is scientific fraud a larger problem in China than elsewhere? Why? Is the situation improving? If so, why? If not, why not?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fraud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so widely spread that it’s a unique phenomenon, which I prefer to call it “academic corruption”. It’s larger than elsewhere or any other periods of China. It’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otalitarianism (the lack of freedoms of speech, press and academic research), extreme capitalism (try to commercialize everything, includ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lack of scientific spirit, the culture of saving-face, etc). The situation is somehow improving. There is awareness that this is a serious problem. Compared to 6 years ago, Chinese media are more willing to report the misconduct cases, appeal for a reform and criticize government, and have more freedom, although still very limited, to do so. And Chinese government at least admits this is a serious problems and has issued several regulations (but we are still waiting to see it take real action).

3) What are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for China, its people and its economy, of pseudo-science being taken at face value? Are there examples of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lives because of bad science?

It has wasted a lot of public funds. For instance, about 10 years ago, a “turning water into oil” scheme gained supports from man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eceived several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MB funding. Recently, it’s reported that a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 which we first exposed, is supported by local government to apply for 30 millions of RMB funding. When the pseudo-science is commercialized, it’s a waste of consumers’ money, and can also damage consumers’ health if it’s sold as drug or dietary supplement.

4) How do you get information about suspected cases of scientific fraud? How do you check if the allegations are correct?

The information usually is sent by email from our readers. 1) I usually don’t accept anonymous submissions. The authors should let me know his or her real name and identity, although I won’t leak it without his or her permission. 2) The allegation must sound reasonable, and has supporting evidence. I usually do some investigations before publishing the allegations. Most of allegations are about plagiarism and faked resume, which are easily investigated by online search. Sometimes I asked experts’ opinions before publishing allegations. 3) I always welcome and publish the rebuttals from the accused and his or her supporters. If an allegation turns out to be unfounded, I will promptly clarify and apologize for it. This has happened several times.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 reputation of an innocent person has been damaged by us.

5) What is the general attitude towards your activities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Do Chinese scientists welcome your activities? What has, overall, been the biggest obstacle you have encountered?

I think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has a mixed feeling regarding my activities. I believe many Chinese scientists would like to live in a better and cleaner academic environment, but the fraud is so widely spread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that most of them have been used to it and many of them don’t have clean hands. They usually welcome my activities until their own interests are in danger. Although we have exposed about 700 cases, only a small portion (about 2%) has been dealt with by authorities. Some graduate students later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and were expelled. But the professors were rarely punished. The authorities just simply ignore our accusations or even try to cover it up. I think this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6) Previously, you wrote about a Beijing laboratory called the Huada Gene Research Center. According to reports, the laborary adopted a “nationalistic” approach to gene research, warning against sharing China’s DNA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s this a view held by many in the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Why?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Yes, I think thi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nationalism, which is also very popular in the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Many frauds are committed under the veil of patriotism. China doesn’t have enough resource to study her gene diversity and it’s essential to hav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Nationalism can become a big obstacl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mall isolated populations are good targets of genetic research, and the study should be done as soon as possible because this kind of populations is disappearing)

（为《中学生天地》“研究性学习”课题的报道而写）

同学们之所以在从事研究性学习课题时出现一些困惑，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因为不是十分清楚它的目的，把目标定得太高，抱的希望太大，在现实中就很容易失望。从事研究性学习课题的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体验科学研究的乐趣，而不是要做出重大科学发现、发明。想要在中学阶段就做出重大科学发现、发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在这项学习中，过程要比结果更重要。在做完一个课题之后，你对科学研究有了切身的体会，也许就从此对科研感兴趣而在以后以科研为职业。即使以后从事的是与科研无关的工作，你在研究过程中学到的科学方法也会对你的生活产生正面的影响。

所以在确立课题时，一定不要好高骛远，而要从小处入手。它应该是自己感兴趣的某个学科的问题，根据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就可以加以研究、解决的。它应该是自己可以用实验、观察或调查进行严格验证的，而不是只是空想。

在确定课题之前，还要对它做好计划和预算，它需要的经费应该不多，是自己承担得起的，不需要用到尖端的仪器，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也不应太长。如果是一项长期的研究项目，就容易厌倦，很难一直保持兴趣。在寻找课题时可以借鉴别的同学的经验，查阅、参考别的同学做过的课题，也许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因为这是研究性学习，要有一定的原创性，所以你还要知道是不是有别人已经做过相同的课题，如果有人做过了，其结果是不是令人满意，你有没有必要再做一遍。这就需要做文献检索的工作。在课题开始之后，你可能还需要经常查阅资料以解决碰到的难题。在网上用谷歌、百度进行搜索，也许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资料。但是这样获得的资料未必可靠，也可能不全面，还需要查阅更专业的文献，要用到论文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在家里或学校里可能没有权限使用，那么可以去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它们应该都有这些数据库。如果这些图书馆的资料不对中学生开放的话，可以找老师给你开证明提出使用申请。

最好不要一个人做课题，要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一个团队，可以相互讨论、相互支持。最好能有相关学科的老师做指导。如果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老师、同学们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尝试向大学、研究所的专家请教。可以从大学、研究所网站上找到专家们的电子邮址，发电子邮件询问。有的专家可能没有时间或兴趣回答中学生的问题，对这类邮件可能会置之不理，那就多试几个专家。如果英语好的话，甚至可以尝试与国外的专家联系。

在课题完成之后，应该做个总结，把结果写成论文，按照一般论文的格式，报告你的研究材料、方法、结果，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一一注明参考文献。也许你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你预想的，这未必就没有总结的价值。有时候，一个“失败”的研究其实预示着一个新的课题和结果。写成的论文要发表出来和“同行”交流，供大家评议。你的“同行”可能只是你的同班或同校同学，可将论文发表在班级、学校刊物上。当然也可以登在网站上与其他学校的中学生交流。如果你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说不定还可以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呢。

不管你的研究结果的结局如何，只要你在研究过程中学到了如何确定可操作的课题，体验了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假说并加以严格的检验的科学研究过程，你的学习目的就达到了。

2007.12.13.

(XYS20080202)

2007年年底，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出“2007年第1号”通告，通报对三起学术造假事件的调查审议结论与处理建议，在媒体引发了强烈反响，复旦被认为有勇气“自揭家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是在2005年才成立的。国内其他高校、研究所大多没有类似的专门委员会来接受对本机构人士学术造假的举报。即使学术造假的指控通过其他渠道（例如网络）提出，校方也基本上不予理睬，任其自身自灭。复旦大学的这一做法所赢得的普遍赞扬，也许有助于让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意识到学术造假固然丢人，但敢于处理反而能改善形象。因此，在新的一年里，可能会有更多的高校、研究所向复旦学习，也成立处理学术造假问题的专门委员会或办公室，并且也发布类似的公告，使科研机构对学术造假问题的处理至少在表面上逐步走向正规化。

但是，也正如复旦大学在通告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科研机构更热衷于处理违规的学生，而对违规的教授，特别是那些已经或能够带来较大利益的学术地位较高的著名教授、院士却是宽宏大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部门的介入是十分必要的。科技部在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并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接受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但是一年过去了，并没有见到该办公室有任何的动作。也许这一年只是在预热。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期待它会开始处理某些事件，也会发布处理公告，以应对公众的质疑。教育部也将会制定相应的条例，也可能会成立类似的委员会或办公室。如果只是制定条例、成立办公室而不具体实施，那么我们无法相信学术造假现象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学术造假现象的泛滥归根结底在于学术体制的弊端，例如在学术评估时只重视论文的数量而轻视论文的质量，在科研资金发放时权力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对于前者，已引起一些高校、研究所的注意，开始讲究发表论文的期刊的档次，但期刊档次高并不等于论文质量高。在新的一年里，可能会有个别的高校在做学术评估时开始注意对论文本身的质量要求，例如同行的评议意见或被引用次数。资金发放体制的弊端是滋生重大学术腐败的根源，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学术造假的问题，还有腐败的问题（官员收取贿赂、回扣等）。要改变它不是科研部门能做到的，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几起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资金发放丑闻的曝光，虽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但是也许会促使资金发放机制在新的一年里有所变革，会减少行政官员的权力，更注重同行评议的意见。只有把资金发放权力从行政官员手中转移到专家手中，才会缩小造假、腐败的空间。

2008.1.2

（美国《新闻周刊》中文版2008.2.1.）

(XYS2008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