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经济学季刊》关于杨瑞龙、刘刚被指抄袭的声明

22 05 2006年

【方舟子按:

一、《经济学季刊》编辑部和主编对“抄袭”的看法可真够奇特的,杨瑞龙、刘

刚借用他人方法和思路、采用他人的插图、照抄他人的定义而未注明出处,属于

“学术不规范”,却不叫“抄袭”,不知该刊究竟认为什么才算抄袭?莫非要从

头抄到尾才算?这不正是“窃书不能算偷”吗。想起来了,这位主编姚洋也是邓

正来手下的108将之一,联署过“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

的。不过我看他自己就应该先去学一门学术规范的基本课程,搞明白什么叫抄袭。

不妨就先从我那篇《剽窃的层次》(XYS20050801)学起。

二、姚洋如此这般贻笑大方地给詹森做了解释,没有收到回音,就推断詹森接受

了他的解释,这也是很奇怪的。詹森有义务来教你有关学术道德的基本常识,告

诉你什么是剽窃吗?他在信中已说得非常明白:“这属于盗窃,简单、明了,必

须予以纠正。”、“最低限度,《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应在贵刊郑重声明此剽窃

行为,两位作者本人应私下向我致歉。”“若不履行,我将把这一事件的细节以

及所有相关证据公诸于媒体,转给所有相关学术和专业团体、机构的负责人员。

我还将和哈佛大学相关委员会咨询,寻求所有我可以运用的其他渠道来解决此

事。”人家不理你,说不定就是正在寻求所有其他渠道。退一步说,就算詹森不

想再追究此事,也无法改变剽窃这一事实。

三、詹森的信是“国人”收到的,与《经济学季刊》编辑部毫无关系,即使没有

经过詹森同意就发表,那也是詹森和“国人”之间的事,《经济学季刊》有什么

权利要来采取法律手段?想要指控“国人”、《新语丝》什么罪名?侵犯版权?

但是信的版权属于詹森。侵犯通讯自由?但是“国人”也是收信人,并非非法取

得信件的。】

《经济学季刊》关于《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共同治理

的经济学分析》被指抄袭的声明

《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以

下简称杨文)系杨瑞龙和刘刚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3期(2002年4月)

上的文章。
2004年12月22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一个帖子,指称该文抄袭
了麦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迈克林(William Meckling)

1992年发表的著名文章“Specific and General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以下简称詹文)。《经济学季刊》对此事非常重
视,立即对杨文和詹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对比,并做出了书面鉴定。我们的鉴定

认为,杨文借用詹文中的方法,讨论了不同于詹文的问题,而借用他人方法讨论

不同问题在学术上是允许的,因此该文不能认定为抄袭;该文的问题在于,没有

将詹文列在参考文献里面,属于学术上不规范行为。我们将该鉴定寄给了杨瑞龙

和刘刚,他们表示没有异议。

   
2006年3月4日,《经济学季刊》主编姚洋收到詹森本人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和中英文各一份附件,指称杨文抄袭了他和迈克林1992年的文章。姚洋立即给詹

森回信,转述了《经济学季刊》对杨文的鉴定。杨瑞龙也收到詹森同样内容的信,

并立即给詹森回信,做了必要的解释。姚洋至今没有收到詹森的回音,杨瑞龙也

没有。因此,《经济学季刊》推断,詹森接受了《经济学季刊》和杨瑞龙本人的

解释。

   
在此之际,《新语丝》于2006年5月16日发表署名国人的帖子,不仅指称杨

文抄袭,而且将詹森给《经济学季刊》主编的信件公开。为了澄清事实,《经济

学季刊》决定公开2005年1月12日对杨文所做出的鉴定,并郑重声明如下:

1、杨文不存在抄袭;杨文的问题是没有将詹文列在参考文献里,属学术不规范。

2、杨文没有在中国经济学年会或《经济学季刊》主办的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

杨文在2001年的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宣讲过,但发表在《经济学季刊》时通过了匿

名审稿过程。

3、国人和《新语丝》公开詹森给《经济学季刊》主编的信件,没有得到主编姚

洋的同意;国人和《新语丝》是否得到詹森本人的同意,是一个需要追究的问题。

《经济学季刊》保留对此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

《经济学季刊》编辑部
主编:姚洋
2006年5月22日

《经济学季刊》关于《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共同治理

的经济学分析》的鉴定

一、该文的写作思路及其理论贡献

《双重成本》这篇文章首先分析了新古典企业理论,引出了企业的“生产”和

“契约”的双重性问题,作者批评新古典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都将企业的这两种

性质独立开来。因此,作者提出,“我们认为,从企业组织成员活动的相互依存

性出发,揭示企业本质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突破传统理论思维和股东至上主

义逻辑的关键。”在第三节“企业本质的两重性”中,作者分析了企业“生产”

和“契约”的性质及其相互联系,并引入了决策权问题,认为如何处理企业的两

重基本性质对企业组织决策权分配的要求,是企业治理问题的核心。接着,在第

四节“决策权基础的转化: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中,作者分析了最优决策权的

分配问题,主要观点是,它是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权衡。(此节就是帖子中指

出的最有抄袭嫌疑的部分,下面还有详细报告。)在第五节“企业所有权客体的

重新界定与企业所有权最优安排”中,作者引入了本文讨论的主题“所有权”,

指出,“企业的最优所有权安排是在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共同约束下剩余索取权

和控制权的对应安排”。因此本节的最后作者用类似于第四节分析决策权分配的

方法,从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权衡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的最优所有权安排。这是本

文的结论,也应该是本文的贡献。

二、该文是否有抄袭?

《双重成本》的第四节从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权衡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的决策权分

配,并不是它的创新,确实来源于Jensen &
Meckling(1992)的文章。知识成
本和代理成本的含义与Jensen &
Meckling(1992)相同。特别是,文中的图2也
的确与Jensen & Meckling(1992)的Figure
1是完全一致的;此外,关于代理
成本的定义,文字叙述与Jensen & Meckling(1992)基本相同。

但是,《经济学季刊》认为并不像帖子中所说,“杨文在讨论代理成本与信息成

本的关系时完全抄袭詹文(英文版)17页到21页内容”。首先,Jensen
&
Meckling(1992)的第5节(英文版17页到21页内容)分析的是对于一个企业的

CEO来讲,如何权衡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将原本集中于CEO的完全的决策权在企

业的不同层级间进行分配。事实上,《双重成本》一文并没有像Jensen
&
Meckling(1992)文中那样,对图1的假设条件以及影响最优控制权分配的其他

外生因素等进行详细的说明。而Jensen &
Meckling(1992)的目的也并不止于
此,而是要说明“the CEO in the typical firm cannot generally
use
alienability to solve the firm’s organizational problems.
Organizational problems within the firm must therefore be solved
by
substitute means.” 这也并不是《双重成本》所要讨论的内容。
《双重成本》一文在分析了决策权的最优分配后,提出“企业的所有权主要指剩

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通过把“所有权”的一部分定义为“控制权”,自然就可

以用分析最优决策权的方法来分析所有权的分配了。而所有权分配正是《双重成

本》所要分析的重点。

综上所述,从所要讨论的问题看,《双重成本》这篇文章借鉴了Jensen
&
Meckling(1992)分析控制权分配的方法,分析了所有权分配的问题。但是,因

为文中没有注明主要分析方法和思路的来源,而同时对于引用的方法又没有任何

的改动和创新,所以被怀疑为抄袭。但是,借用他人方法讨论不同问题在学术上

是允许的,因此该文不能认定为抄袭。该文的问题在于没有将Jensen
&
Meckling(1992)列在参考文献里面,学术上不规范。

《经济学季刊》编辑部
2005年1月12日

(XYS2006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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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剽窃的层次

22 05 2006年

   
美国《电化学学会杂志》最近发表一篇社论,对剽窃行为做出了严厉的

批评,特别提到吉林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王金忠博士等人去年在《晶体生长杂

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抄袭了《电化学学会杂志》和《应用物理通讯》上的

论文,并已将这篇文章撤销。事实上,早在去年4月初王金忠等人的论文刚

发表时,就有人向我反映过这起剽窃案,而该论文的其他作者也曾写信给我

澄清说这篇论文是王金忠一个人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写的,署名和投稿都

没有经过其他作者的同意。

   
这是今年以来国际学术期刊第三次揭露、批评中国研究人员剽窃。另两

次是:《模式识别通讯》发表撤销论文声明,指出北方交通大学袁保宗、文

富荣去年发表在该刊上的一篇论文为剽窃之作,应予撤销;《电子学通讯》

发表社论,揭露上海交通大学电子系宋阳、胡光锐去年发表在该刊上的一篇

论文几乎完全剽窃自哈穆·勾德曼(Haim
Goldman)在1988年和1990年发表的
两篇论文。

   
这些剽窃论文,有的是从文字表述到研究成果都全盘剽窃,例如宋阳、

胡光锐的论文;有的则是在引言、分析部分大段大段地抄袭别人的文字表述,

研究成果倒可能是自己得出的。后一种情形在国内研究人员中相当普遍,在

我们揭露的剽窃案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此类,而剽窃者往往来函辩解说,

他们是因为英语水平有限,所以借鉴、套用了国外论文的表述,但是实验

数据和结果是自己的,因此不算剽窃。例如最近我们披露今年院士候选人、

南开大学廖代正等人发表的论文被国际期刊揭发抄袭之后,其学生代表廖

教授发表声明理直气壮地声称:

   
“因为英文水平有限,所以我写英文文章时借鉴了那些母语为英语的同

行发表的相关文章,甚至原封不动地摘抄了一些语句,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以后我肯定会多加注意!与文科类文献不同,即使在化学专业学术论文中原

封不动地借鉴了文献中的某些语句,但只要报道的是自己的研究结果和结论,

就和抄袭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化学文献注重的是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而

不是个别单词或者语句的写法。”

   
其实,不管什么学科的论文,照抄别人的字句而没有注明出处且用引号

表示是别人的话,都构成抄袭。美国现代语言联合会《论文作者手册》对剽

窃(或抄袭)的定义是:“剽窃是指在你的写作中使用他人的观点或表述而

没有恰当地注明出处。……这包括逐字复述、复制他人的写作,或使用不属

于你自己的观点而没有给出恰当的引用。”可见,对论文而言,剽窃有两种:

一种是剽窃观点,用了他人的观点而不注明,让人误以为是你自己的观点;

一种是剽窃文字,照抄别人的文字表述而没有注明出处且用引号,让人误以

为是你自己的表述。当然,由于论文注重观点的原创性,前者要比后者严重。

至于普及性的文章却有所不同,因为并不注重观点的原创性,所以并不要求

对来自别人的观点一一注明,因此只看重文字表述是否剽窃。

   
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文件对论文剽窃区分得更为详细,

指出剽窃有5个层次,根据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惩罚:

   
一、未注明出处地全文复制一篇论文,将导致在该文章记录中注明违规,

并吊销违规者在IEEE刊物上的发表权利达5年。

   
二、未注明出处地大量复制(达一半的篇幅)一篇论文,处罚同上。

   
三、未注明出处地照搬句子、段落或插图。可能导致在该文章记录中注

明违规,并且必须提交向原始作者的书面道歉以避免被吊销发表权利达3年。

   
四、未注明出处地不恰当地复述整页或整段内容(通过改变个别单词、

词组或重排句子顺序)。要求做出书面道歉以避免被吊销发表权利和可能在

该文章记录中注明违规。

   
五、注明出处地复制一篇论文的很大一部分,而没有清楚地表明谁做了或

写了什么。要求书面道歉,并且必须修改论文以避免被吊销发表权利。

   
中国那些声称“照搬文字不算抄”的研究者事实上犯了IEEE所规定的第

三严重的剽窃。还有人以为,只要注明了出处就可以照搬文字,也是不对的,

他们犯了第五严重的剽窃。即使注明了出处,也必须对引用的内容做复述而

不能照搬,如果照搬,则必须用引号引起来表明是原文。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戴维·莱特(David
Wright)认为科学家们之
所以造假,有四个基本原因:某种心理失常;外国研究者所学到的学术标准

有所不同;监督程度不够;最常见的原因则是巨大的发表压力。

   
中国科学家的心理素质未必比国外的同行差,发表压力也未必更大,但

是剽窃之盛行却到了自己见怪不怪、国外同行群起而攻之的地步,则只能

归咎于另两个原因了。要改变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标准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相

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这只需有关部门制定出学术规范,并对学生进行学

术道德教育,改变“照抄不算剽窃”的错误观念,就可以避免因为错误的认

识而犯下的错误。

   
要防止明知故犯,却只能加大监督力度,这要困难得多。勾德曼曾写信

问我,上海交通大学校方是否对宋阳、胡光锐如此恶劣地剽窃他的论文的行

为采取了任何处罚措施,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他据我所知交大校方对此不闻不

问,宋阳将在今年年底用剽窃文章如期获得博士学位,而胡光锐则继续当他

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事实上,几年来,在被我们揭露出来的众多剽窃者中,

极少有人受到任何处罚,即使在媒体上、国际学术期刊上出尽了丑,也对他

们毫发无损。有这样的榜样,任何规范都是一纸空文,任何道德教育都成了

空话。

2005.7.18.

(《环球》半月刊2005年15期)

(XYS20050801)



美国《商务周刊》:有关中国科研造假的争议正在失控吗?

20 05 2006年

科学摩擦:有关中国科研造假的争议正在失控吗?

By Bruce Einhorn, with Catherine Arnst in New York
美国《商务周刊》2006年5月29日

  正当美国大学加紧与中国大学结成联盟,有关科研造假的指控的喧嚣正笼罩

着中国。北京政府要让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决定看来已创造出了一种类似美国西

部蛮荒时期的气氛,顶级科研人员在要求出成果的紧张压力之下,倾向于去伪造

成果或剽窃他人成果。在指控和反指控之中——其中有的似是而非——科学家们

担心一场迫害运动已经开始,会使可信的科研与可疑的科研一道蒙污。

  这一呼声在5月12日达到高潮,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开除明星教授陈进,

他被指控伪造了计算机芯片方面的研究成果。陈只是一群被控犯有从伪造或剽窃

成果到窜改履历等各种造假行为的学者中的一个。这些人中有的丢掉了工作,但

是“还有多得多的事例(被控造假的)学者仍占据高位,”香港大学教授和广东

汕头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陈婉莹说。

  生物化学学者方是民是揭露造假的主要人士之一。他主持一个非常有影响的

中文网站(www.xys.org),在上面详细列举对中国科学家中造假和不端行为的

指控。他宣称,自从其网站在2000年创建以来,已揭露了约500起非法或不道德

的行为。“不端行为在中国学者中是如此普遍,以致他们几乎已对之习惯了,”

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他们并不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胡锦涛主席来说,这个混乱场面出现在一个特别尴尬的时刻。他和其他领

导人正在兜售一个远景,中国经济将会更多地依赖高端创新而不是廉价制造业。

为了实现这一以知识为本的未来,中国领导人督促科学家们去占领纳米技术、干

细胞研究和其他新兴领域的前沿。

  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也许会刺激不道德的行为。“人人都受到压力,”印第

安纳大学医学院华人教授傅新元说。他组织了一封由120名在美国的华人学者签

署的公开信,呼吁他们的政府改革调查不端行为指控的方式。“几乎每个大学都

想要成为世界级大学,”他说。“一夜之间,你应该成为顶级科学家。”

  企业家阶层的兴起让形势变得更为复杂。教授们为了使实验室成果商品化而

与商人合伙,但是科学与中国杂乱无章的资本主义的结合并不美妙。这个国家最

丑恶的一个案件涉及到成都四川大学教授丘小庆和他以前的商业伙伴、一家名为

四川新泰克的投资公司。

  51岁的丘小庆在2002年与新泰克公司合作开发他的一个发现,想要利用大肠

杆菌杀死体内有害的微生物。丘声称双方由于对他在公司中该占有多少股份有异

议而闹翻。之后,丘的研究小组的某些成员指控他伪造实验结果。丘说,这个指

控是“荒唐的……是个大笑话。”四川大学在4月份宣布丘没有过错。但是新泰

克公司对此不服,要求学校公布其详细的调查情况。

  像这样乱糟糟的学术争端会让美国大学在试图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时三思而后

行。和丘博士合作的康耐狄格大学教授乔治·吴博士对这种危险有亲身的体会。

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匿名指控吴参与了丘的造假。“我从未听说过如此下流的事

情,”他说。在康耐狄格大学为吴做了澄清之后,他做为部门负责人的位置被人

取代了,学校说在造假指控出现之前就已经打算这么做。吴对这种说法不那么相

信:“那些受调查的人会沾上污点。”

  事态的激烈程度不太可能很快会平息。癌症专家、印第安纳大学的傅新元要

求北京政府制定如何处理不端行为指控的明确步骤,但是揭露者方怀疑人们会去

信任政府所做的调查。

(方舟子译)

Business Week, MAY 29, 2006

GLOBAL BUSINESS

Science Friction
Is the controversy over research fraud in China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Just when U.S. universities are pushing to form alliance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a, accusations of scientific fraud are
zinging
across the Middle Kingdom. Beijing’s determination to make China
a
scientific superpower seems to have created a Wild West climate
where
top researchers, under intense pressure to produce, are tempted
to
fake results or copy the works of others. Amidst charges and
countercharges — some of them spurious — scientists worry that
a
witch hunt is starting up that could besmirch the credible
research
along with the suspect.

The outcry reached a crescendo on May 12, whe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nnounced the firing of star professor Chen Jin
for
allegedly faking research on computer chips. Chen is just one in
a
crowd of academics accused of everything from falsifying or
plagiarizing results to embellishing résumés. While some have
lost
their jobs, “there are many, many known cases where the academics
are
still in senior positions,” says Yuen Ying Chan, a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and dean of the journalism program at Shantou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One of the leading Chinese whistle-blowers is biochemist Shi-min
Fang.
He runs a highly influential Chinese-language Web site
(www.xys.org)
that details charges of fraud and abuse among China’s
scientists.
Since his site launched in 2000, he claims to have exposed 500
cases
of illegal or unethical behavior. “Misconduct is so widespread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that they have almost become used to it,” Fang
said
in an e-mail exchange. “They don’t think it’s a big deal at
all.”

The turmoil comes at a particularly embarrassing time for President
Hu
Jintao. He and other leaders have been flogging their vision of
China
as an economy that relies on high-end innovation more than
low-cost
manufacturing. To realize this brains-based futur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urge scientists to seize the leading edge of
nanotechnology,
stem cell research, and other emerging fields.

Such ambitious goals may be inspiring the unethical behavior.
“Everybody is under pressure,” says Xin-Yuan Fu, a Chinese
professor
at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e helped organize an
open
letter from 120 U.S.-based Chinese academics calling on their
government to reform the way it investigates misconduct
accusations.
“Almost every university wants to be world-class,” he says.
“Overnight,
you should be a top scientist.”

The rise of an entrepreneurial class further complicates the
situation.
As professors team up with business partners to commercialize
their
lab results, the nexus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rough-and-tumble
world
of Chinese capitalism has not been pretty. One of the
country’s
seamiest cases involves Dr. Qiu Xiaoqing, a professor at
Sichuan
University in Chengdu, and his onetime business partner, an
investment
company called Sichuan NTC Holdings.

MESSY DISPUTES
Qiu, 51, teamed up with NTC in 2002 to develop his discovery
regarding
the ability of E. coli bacteria to kill harmful microbes in the
body.
The two sides had a falling out over what Qiu calls a
disagreement
about the percentage of shares he should get in the company. After
that,
some members of Qiu’s research group accused him of faking his
lab
results. The charge, says Qiu, is “ridiculous…it’s a huge
joke.”
Sichuan University announced in April that it had cleared Qiu
of
wrongdoing. But NTC, unpersuaded, has asked the university to make
the
details of its investigation public.

Such messy academic disputes could give pause to U.S.
universities
seeking to increase their collaborations with the Chinese. Dr.
George
Wu,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who collaborated
with
Dr. Qiu, has firsthand knowledge of the dangers. Early this year,
Wu
was anonymously accused of contributing to Qiu’s alleged fraud.
“I
have never heard of anything this nasty,” he says. While Wu
was
cleared by UConn, he has been replaced as head of his division, a
move
that the university says was in the works before the fraud
allegations.
Wu isn’t so sure: “There’s a stigma attached to somebody who
is
investigated.”

The level of acrimony isn’t likely to die down soon. Indiana
University’s Xin-Yuan Fu, a cancer expert, wants Beijing to
create
clear guidelines on how to handle accusations of wrongdoing,
but
whistle-blower Fang doubts that anyone would trust a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

By Bruce Einhorn, with Catherine Arnst in New York

(XYS200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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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国学术造假泛滥

19 05 2006年

中国学术造假泛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5月16日

Robert Marquand报道
(Yush翻译)

  中国一项研究发现,百分之六十的博士侯选人承认剽窃和贿赂。

  北京-中国研发业中心的欺诈伪造行为水落石出,令人震惊。这说明那些勇

于揭露中国高校的造假腐败现象而正得到支持的学者们言之不虚。

  就在几天前,权威机构透露,用来提高国产计算机技术的汉芯数字信号处理

芯片(所谓“中国的芯片”)并非原创。根据现有证据,“汉芯之父”陈进于

2003年拿一国外公司的产品来赢得了一项金额巨大的招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因此成为被大力宣传的、制造中国超级微型芯片这一爱国目标的先锋。

  对于中国的科研人员来说,陈进事件虽然令人尴尬,但也实在太平常了。还

有其他造假事件正暴露出来。中国高校剽窃、伪造和腐败现象根深蒂固、司空见

惯,虽广为人知,却普遍未得到监管和惩处。

  这次事件发生在全世界对当地企业、出口商品、以及中国科技投入的本质特

征的忧虑逐渐增强之时。盗版DVD曾经一度令人气愤、有时又滑稽可笑,现今已

演变为一件遭到全方位指控的违反高技术知识产权的问题。星期二,美国商会发

布了一份针对中国盗版侵权行为的措辞强硬的白皮书。

  上星期,近120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写了一份致科技部官员的表示关注的

公开信。公开信指出,中国的科研标准已严重下滑,国家的声誉处于危险之中。

可笑的是,提高科研声誉的渴望,以及科学家所受到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激起

了投机取巧行为。

  科技部最近对180位博士侯选人的研究发现,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认曾经剽窃,

同样比例的人承认曾经施以贿赂来换取论文发表。

  生物化学学者方舟子说:“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方舟子一部分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另一部分时间在北京。他开办的网站已经揭露

了超过500起发生在中国的严重学术造假案例。

  方先生是最勇猛的揭发者之一,在中国学术圈广为人知又令人敬畏。他真名

方是民,象是一位《旧约》中针对说谎和欺骗的惩罚天使。他的作为已导致学术

界很多高层次的欺诈行为的曝光和人员解职。

  他的调查已经揭露了:

  *
合肥工业大学杨敬安,在方舟子揭露其剽窃国外学术杂志论文后,被开除

党籍。

  *
刘辉,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在方舟子发现其冒充纽约大学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后被开除。

  *
杨杰,上海同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在他承认伪造简历后(译者注:原文

如此。有误)被解职。

  汉芯事件是陈先生的一位助手揭露的。这位助手很明显害怕卷入曾被证明无

效的行动,因此于1月17日把揭露信张贴到了新华社电子公告板上。

  5月12日,陈进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表示,汉芯(即“中国的芯片”)是摩

托罗拉的DSP
56800E。交大迅速开除了陈进。据透露,上海2003年有高层官员参
加的推出芯片的展览会上所展示的,是一块喷过漆的金属(译者注:原文如此。

应该是民工打磨的摩托罗拉芯片)。

  然而,方舟子和其他打假者说,丑闻被如此公布出来是例外而非惯例。他们

指出,学术剽窃这一现象的持续存在,主要在于学术腐败蔓延到高等学校的上层

人物、以及揭露这一现象的努力遭到压制。

  以魏于全为例。魏先生是四川大学副校长、免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魏

先生最近的一篇描述治疗肿瘤细胞的实验的论文,被宣传为重大突破。中国中部

一位相对来说不大出名的老病理学家司履生仔细阅读了这篇论文,感到如梗在喉。

司向魏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求证,但魏拒绝提供基本证据,拒绝讨论所用的方法,

甚至拒绝提供实验室购买专用白鼠的单据。可是,凭借这篇论文,魏从中国国家

生命科学与自然基金会得到了6万美元资金-对中国的教授们来说,这是一笔巨

款,有些教授每月只挣350美元。

  司深感惊诧。他告诉箴言报,临近退休,没什么可损失的了,于是他开始了

一场小型行动,揭露他所认为的论文中的欺骗之处。

  魏几次见司,劝说司不要采取行动。魏答应向司提供一项金额不菲的研究项

目,但司不为所动。于是,另一种压力施加到司身上:司接到令其困扰的电话,

他的妻子在工作上受到压力。最后,四川大学支持了它的副校长。但仍然没有坚

实证据证明医学实验确实曾经做过。

  司说:“我参与这件事,是为了警告年轻学者们科研伪造的危害。魏的论文

造假明显,人人都知道。但谁都不敢谈论它,因为川大校长宣称魏的工作是令人

满意的。川大高层领导下令停止讨论这件事,于是就停止讨论了。”

  于是,司把一组信件和事实证据发给了方舟子的网站。。

  箴言报联系到的四川大学发言人说:“对学术腐败的指控和学术争论没有明

显界限。与学术腐败斗争的人们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出名。我们应

当让学校领导作出裁定。”

  在学术欺诈方面做研究的清华大学工程教授赵南元说:“我们要做的是,真

正处罚造假者,把他们踢出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学的领导只作了口头承诺要

监管此事。问题在于,很多违犯者即使被揭露了也还在那里待着。”

  方舟子告诉箴言报:“欺诈者职位越高,他逃避调查和惩处就越容易。”

  这里的专家们说,与科技有关的造假的增加导致了对腐败现象的揭露,因为

科学趋向于是一门要出成就的学科,而举证是公认的全过程的一部分。

  司履生还说,严谨的科技审查机制一直欠缺。最初把那篇论文发表出来的科

技杂志编辑是按照资历而不是专业能力选出来的。

  在审查过程中,学校党委成员有着远比一位知识渊博却资历低的人物更有影

响力的发言权。由于资金来自国家基金,审查组成员很少愿意出头并驳回严肃的

科学主张,尤其是在资金计划是以“国家科研项目”的名义提出的情况下。

World  >  Asia Pacific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rom the May 16, 2006 edition

(Photograph)   
   
 
CHEAT: In 2003, Chen Jin held up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breakthrough Chinese chip - now exposed as a fraud.
AP/FILE

Research fraud rampant in China
A Chinese study found that 60 percent of PhD candidates admitted
to
plagiarism, bribery.
By Robert Marquand | Staff writer of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BEIJING – The stunning revelation of fraud and fakery in the heart
of
China’s R&D industry has vindicated a feisty set of scholars
who are
gaining traction in exposing a culture of fraud and corruption
in
China’s colleges.

Just days ago authorities revealed that the Hanxin digital signal
chip,
a so-called “Chinese chip” designed to enhance home-grown
computer
technology, is not an original. Chen Jin, “father of the
Chinese
chip,” evidently used a product from a foreign firm to win a
lucrative
bid in 2003 - ironically, to spearhead a much publicized
patriotic
national drive to create a Chinese super microchip.

For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in China, the Chen case, while
embarrassing, is all too typical. Other fraud cases are coming
to
light that reveal a deeply ingrained habit of plagiarism,
falsification,
and corruption - widely recognized, but not widely policed or
punishe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t also arrives in the midst of growing concerns about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native firms, of exports, and of the contributions
to
technology and scholarship by China around the world. What has been
an
irritating and somewhat comical issue about pirated DVDs - has
now
morphed into a fuller-scale complaint about high-te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violations.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Tuesday
issues a tough “white paper” on piracy violation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Last week nearly 120 Chinese scientists living in the US wrote an
open
letter of concern to Ministry of Science officials, arguing
that
standards of research in China have dipped to such lows, that
the
country’s reputation is on the line. Ironically, the desire to
boost
China’s research reputation, and the pressure that puts on
scientists,
is partly fueling the corner-cutting.

A recent Ministry of Science study of 180 PhD candidates in
China
found that 60 percent admitted plagiarizing, and the same
percentage
admitted paying bribes to get their work published.

“The actual situation might be worse than that,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social sciences,” says Fang Zhouzi, a biochemist who
splits
his time between California and Beijing, and runs a website that
has
detailed more than 500 cases of serious academic fraud in
China.

Mr. Fang is one of the feistiest whistle-blowers - wellknown and
also
feared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Fang, whose real name is
Fang
Shi-min, is an Old Testament angel of vengeance when it comes to
lying
and cheating, and his work has led to a number of high-level
fraud
exposures and dismissals in the academic world.

His investigations have exposed:

?? Yang Jingan of Hefei Industry University, who was expell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after Fang disclosed plagiarized essays from
foreign
academic journals;

?? Liu Hui, dean of the Medical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ho
was
dismissed after Fang found that Liu falsely claimed to have
been
director of medical research at New York University;

?? Yang Jie, dean of biology at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 who
was
dismissed after admitting to having a falsified résumé.

In the computer chip case, it was an assistant that exposed Mr.
Chen.
Evidently fearful of being implicated in what was proving a
fruitless
mission, the assistant posted on Jan. 17 an exposé on the
Xinhua
bulletin board.

On May 12, Shanghai’s Jiaotong University, where Chen is based,
stated
the Hanxin, or “Chinese heart chip,” was a DSP 56800E, by
Motorola.
The University promptly fired Chen. The chip on display in Shanghai
at
the festive 2003 chip launch, attended by top officials, was a
painted
piece of metal, it was revealed.

Yet Fang and other fraud-busters say such public disgracings are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They argue that the culture of
plagiarism
continues mainly because corruption runs to the upper levels of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efforts to expose it are
throttled.

Take the case of Wei Yuquan. Mr. Wei is vice presid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as well as an immunologist and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 recent article by Mr. Wei describing
an
experiment to treat cancer cells was billed as groundbreaking.
Yet
when Si Lu Sheng, a relatively obscure older pathologist from
central
China, reviewed the article, something stuck in his craw. Mr. Si
asked
Mr. Wei for simple verification. But Wei refused to present
basic
evidence, discuss methods, or even present receipts for lab
purchases
of special white mice. Yet on the basis of the article, Wei
received a
$60,000 grant from China’s National Life Science and Nature fund -
big
money for professors here, some of whom make only $350 a
month.

Si was flabbergasted. Nearing retirement, and with little to lose,
he
started a small campaign to expose what he felt was cheating, he
told
the Monitor.

Wei visited Si several times to talk him out of his campaign. Si
was
offered a lucrative research project. But Si wasn’t biting. So,
a
different kind of pressure was exerted - Si got harassing phone
calls
and his wife was pressured at her job. In the end, the
university
backed its vice president. But no substantive evidence of the
veracity
of the medical test has been forthcoming.

“I got involved to warn younger scholars of the harm of
falsifying
research,” Si says. “The faking is obvious, everyone knows it. But
no
one dares to talk about it, since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declared
the work was acceptable. When the senior leaders at the
university
ordered the discussion to be closed, it was.”

So Si sent a set of letters and the case to Fang’s website.

A Sichuan University spokesman contacted Monday said that, “There
is
no clear line between academic corruption and academic
disputes.
People who are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 are not reliable and do
so
to make a name. We should let the leaders of the university
decide.”

“What we need is to actually punish those who commit fraud, to
kick
them out,” says Tsinghua University engineering professor Zhou
Nanyuan,
who does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science fraud. “So far we only
have
an oral commitment to police this, from our university leaders.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violators remain, even after they are
exposed.”

“The higher the position a cheater occupies, the easier for him
to
avoid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Fang told the Monitor.

The increase in science-related fraud contributes to the exposure
of
corruption, since science tends to be a performance-driven
discipline
where verification is part of the accepted process, experts here
say.

Still, Si says that serious science review mechanisms are lacking.
The
science magazine editors that first published the article were
chosen
by seniority rather than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Si says.

Party members loyal to the school have far greater say in the
review
process than a more knowledgeable, but less senior, figures.
Since
grants are state funds, few on the review boards are willing to
stick
their necks out and rebut serious scientific claims - especially
for
grant proposals that appear under titles like “national
research.”

(XYS200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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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中国正在形成防止科学造假的规则

19 05 2006年

中国正在形成防止科学造假的规则

英国《经济学家》2006年5月18日

  在搭乘通往科技强盛的快速列车时,值得查查驾驶员是否够格,引擎是否在

正常运转,轨道有无障碍。不幸的是,中国对科学成功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致

会有些人铤而走险抄近路。一些独立的研究人员对此已有足够的警觉,开始对可

能的欺诈行为进行非官方的调查。要求官方进行改革的压力与日俱增。

  科学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这个国家最近公布了其规划,到2020年时用于研

究和开发方面的经费将增加到9千亿元。到那时,它要求经济增长的60%来自科

学技术。

  对该国形象最近的一次打击发生在5月5日,在那一天交通大学公布了其微电

子顶尖研究者陈进的欺诈行为。陈博士曾宣布已开发出该国首个国产芯片,能够

一秒运行2亿次指令。它看来将会为中国省下数十亿美元的进口费用并促进该国

自己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是学校的调查发现陈博士只是把摩托罗拉生产的芯

片上的标记去掉,换上他的公司的标记。难怪在宣布开发成功之后并没有像预期

的那样开始商业销售。

  这么干的并非陈博士一个人;其他人也被指控犯有科学造假。在4月14日,

四川大学宣布它会调查其副校长在两篇免疫学论文中伪造数据的说法。然而,第

二天该校就澄清了有关另一资深研究人员的指控,他也被指控伪造数据。

  这些研究人员只是一份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名单中规格最高的新成员,他们

遭到了中国非官方科学警察的质疑。在这些监督者中最富有成果的是方舟子,这

位前生物化学学者主持新语丝网站,已公布了数百起学术造假的指控。虽然许多

指控并未得到证实,但是方博士争辩说,在有一个官方体制用以报告、调查和惩

处学术不端行为之前,这个网站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

  上周有120名华人科学家,他们大部分来自美国大学,在一封送交包括中国

科技部部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内的政府官员的公开信中呼吁建立这样一个体制。

他们担心如果没有一个实行无罪推定的公正程序,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名声

有遭到损害的危险。

  陈博士的堕落与韩国的黄禹锡相似,这位克隆研究人员在被发现其研究有假

后,从民族英雄变成了贱民。和韩国一样,中国也给予了其科学明星很高的荣誉,

不仅是为了他们所声称的实验成果,也是为了他们给民族自豪感带来的光彩。两

个国家都需要学到,要防止快速列车出轨,科研规范和科研技巧一样是必不可少

的。

(方舟子译)

Chinese science
Faking it

May 18th 2006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China is developing new rules to prevent scientific fraud

WHEN taking the fast train to technical prowess, it pays to check
that
the drivers are competent, the engine is running smoothly and
the
tracks are clear. Unfortunately, China’s hunger for success in
the
sciences is such that some have been tempted to cut corners.
Some
independent researchers are sufficiently alarmed to have started
the
unofficial monitoring of possible frauds. The need for official
reform
is pressing.

Science is important to China. The country recently unveiled plans
to
increase its spend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900 billion
yuan
($112 billion) by 2020. By that time, it wants 60% of economic
growth
to come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latest blow to the country’s image came on May 5th, when
Jiaotong
University uncovered a fraud committed by one of its top
microelectronics researchers, Chen Jin. Dr Chen claimed to
have
developed the country’s first home-grown microchip, capable
of
processing 200m instructions a second. It looked set to save
China
billions of dollars in imports and advance the country’s own
high-tech
industries. But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university found that Dr
Chen
had simply removed the marking from chips made by Motorola
and
replaced them with the logo of his company. No wonder the
announcements were never followed by the sales they seemed to
deserve.

Dr Chen is not alone; others have been accused of committing
scientific fraud. On April 14th Sichuan University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investigate claims that its vice-president, Yuquan Wei,
fabricated data in two publications on immunology. However,
the
following day the university cleared another senior researcher of
any
wrongdoing following claims that he, too, had faked data.

The researchers are the highest-profile additions to a growing list
of
scientists whose work has been questioned by China’s
unofficial
science police. The most prolific of these watchdogs is Fang
Zhouzi, a
former biochemist who runs the New Threads website that has
published
hundreds of allegations of academic fraud. Although many of the
claims
are unsubstantiated, Dr Fang argues that the website will
remain
necessary until there is an official system for reporting,
investigating and punishing academic misconduct.

Last week 120 Chinese scientists, mostly from American
universities,
called for just such a system in an open letter sent to
officials,
including China’s science minister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y fear that without a fair process that
treats
people as innocent until they are proven guilty, the reputa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and Chinese science risks being damaged.

Dr Chen’s fall from grace resembles that of South Korea’s Hwang
Woo-suk,
the cloning researcher who turned from national hero to a pariah
when
his research was shown to be fraudulent. Like South Korea, China
has
feted its scientific stars, not just for their supposed
laboratory
achievements but also for the lustre they gave national pride.
Both
countries need to learn that, to prevent the fast train
derailing,
research standards are as essential as research know-how.

(XYS200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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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追究“汉芯”造假者法律责任

18 05 2006年

    5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发布《关于“汉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调查结论
与处理意见的通报 》,认定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
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以虚假科
研成果欺骗了鉴定专家、上海交大、研究团队、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委,
欺骗了媒体和公众。并决定撤销陈进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
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科技部、教育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也相应做出了中止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撤销陈进“长江
学者”称号等决定。

    这一事件最初于今年一月份有知情者在网上揭露,新浪网科技频道、
《北京科技报》等媒体率先跟踪报道,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专
家调查组进行调查,虽然一度传出陈进将会平安无事的小道消息,最终却有
了这么一个既出乎意料又令人较为满意的结局。

    这一事件的处理赢得了舆论的广泛赞扬,将会为处理类似的学术造假问
题立下范例,也让人们看到了解决中国学术腐败问题的希望。

    当前学术腐败泛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必
要的监督和处罚,造假的成本太低,获益又非常大,正所谓“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特别是对那些涉及到位高权重者的事件,几乎没有受到调查、
处理的可能,而恰恰是这些人最该受监督、打击的,因为他们一旦造假,危
害特别大,影响特别恶劣。

    陈进的最终获得处理,希望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表明政府管理部门要
对学术腐败动真格的决心,像教育部最近表示的“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要发
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科技界就
会变得干净得多,让每一位关心中国科技的健康发展的人为之感到欣慰。

    欣慰之余,仍有疑惑。《通报》提到“陈进等人的行为完全背离了科技
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基本的诚信操守和行为准则”,可见造假者并非陈进一
人,但处理决定中只对陈进一人做出处罚,而其他造假者究竟是谁,如何处
置,却语焉不详。

    陈进用拙劣的欺骗手段蒙混过关,骗取巨额科研经费达三年之久,如果
不是其合伙人良心发现站出来揭露,很可能还能继续欺骗下去。这一骗局为
何能轻易得逞而且旷日持久?管理部门、负责人员是否有渎职之嫌,也应该
承担相关的责任?至少,当年那些被轻易蒙骗,盛赞“汉芯”“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鉴定专家应该对此有
所表示吧。

    在《通报》中,只说陈进等人“严重违反了我校的校纪校规,违反了国
家的有关规章制度”,没有见到提及违反了国家法律,也没有表示将追究陈
进的法律责任。但是,以造假手段骗取国家巨额科研经费,应属严重的犯罪
行为,司法部门难道不该介入、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吗?

    据报道,在2002年11月5日陈进代表上海交通大学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
和美国Ensoc technologies公司签了一份合同,委托其做流片服务,共计支
付35080美元。之后又有50万美元汇到了Ensoc公司的帐户上。我查过这家美
国公司的注册资料,从美国地方政府网站数据库下载的注册表扫描件显示,
它是2002年5月22日由陈进本人在美国德州特拉韦斯郡注册的个人所有的公
司。像这样把经费转移到自己注册的个人公司的做法,是否有洗钱的嫌疑,
司法部门难道不该介入、追究其法律责任?

    就在上海交大发布通报的这一天,韩国黄禹锡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韩
国检察机关宣布正式立案起诉黄禹锡夸大学术成果骗取赞助款项、挪用研究
基金、违反生命伦理三大罪名。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黄禹
锡的5名合作者也分别被起诉妨碍公务、欺诈和违反生命伦理的罪名。

    看韩国,想中国,差距之大,仍然让人感叹不已。

2006.5.14.

(北京科技报2006.5.17.)

(XYS200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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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兄弟在耶鲁的时候”

18 05 2006年
    “在导师制讨论会上,部视学先讲了十分钟冠冕堂皇的话,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

    看过《围城》的人,也许不记得了钱钟书刻意雕琢的连珠妙语,却会对似乎只是顺笔涉及的这句讽刺留下深刻印象。经电视剧的渲染,连没看过小说的人也都知道了这个典故。但这句话的流行,却是因为它能很好地用于讽刺现实。许多“海龟”、“海带”的谈吐,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位挟洋自重的视学大人。有一位名叫薛涌的,随妻子去美国陪读,自知英语太差,靠考托、考G的正规途径难以在美国读研,据其自述,他跑耶鲁大学历史系旁听了一节课,却被教授破格录取为硕士生,完不成作业去找教授求情,又被破格录取为博士生,用中国民间的说法,叫撞上了狗屎运。如此撞上的“耶鲁博士生”(在中国经常就简称“耶鲁博士”)的金字招牌格外闪亮。他在《南方都市报》办的专栏,作者名字后面必注明“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不管文章是有关哪一方面的内容,也言必称“耶鲁”。“耶鲁”成了薛候选的卖点,虽然他在耶鲁的专业其实是“中国历史”,而他的专栏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净是些和中国历史“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但对许多中国编辑、读者来说,只要一句“兄弟在耶鲁的时候”就被震住了,好像人在耶鲁讲什么都是权威发言了,管他在耶鲁是研究什么的。

    挟洋自重虽然令人讨厌,但我们也没必要因此因人废言。喜欢在本专业之外发言也无可厚非,只要言之有理有据也值得听取。可惜,薛候选虽然撞进了耶鲁,博士生候选了那么多年,却没有受到美国名牌大学严谨学风的熏陶,连发言之前要先做家庭作业这点常识都不知道,还是和在国内大学读文科时那样靠信口开河混日子,只不过有了“兄弟在耶鲁的时候”更容易混日子而已。下面我就以《计划经济办不出一流大学》(登于2004年8月14日《南方都市报》)一文为例,举文中两个例子,看看这位耶鲁兄弟是个什么样的混混。

  “哈佛大学起家时,也是一所穷得丁当响的私立学校,据说因为有个叫哈佛的人捐了自己的书给学校,就把‘冠名权’给了人家。耶鲁大学也有同样的故事。靠捐这么几本书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世界一流名校的校名,可见当时学校是多么寒酸,化缘是多么迫不及待。”

    哈佛大学是在1636年由殖民地政府拨款400英镑成立的。400英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在当时,一名教师的年薪不过十余英镑,一英镑可以买一头猪。1638年,约翰·哈佛死时留下遗嘱,除了大约300本藏书,还将财产的一半赠送给哈佛大学(另一半留给其遗孀),价值800英镑,是政府拨款的两倍。这所新学校因此以哈佛为名。(参见:http://www.harvard-magazine.com/issues/jf00/vita.html)

    薛涌对自己的母校的历史也了解甚少。耶鲁大学是在1701年成立的私人教会学校。1718年,该校为了建新楼,向伊利胡·耶鲁募捐。耶鲁除了赠送该校417本书外,还送了9大包货物。学校卖掉货物后,得560英镑,用于建新楼并将其命名为耶鲁大楼,之后又以耶鲁命名整个学校。(参见:http://www.yale.edu/about/history.html,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hu_Yale)

    “撇开中美两国贫富之悬殊不说,你真要和哈佛大学比,就首先要把清华大学变成一所私立大学,不靠皇粮吃饭。哈佛大学一年经费多少,笔者没有考证,但这钱是哪里来的,却可以说说。”“人家这么谦卑,原因就是学校不靠皇粮,而靠学生吃饭。”

    哈佛大学一年经费多少,钱从哪里来的,只要到哈佛大学网站一查就知道了。2002-2003财政年度哈佛大学的经费是24亿7千万美元,其中从美国联邦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是4亿1千万美元,而从学费和奖学金获得的经费是5亿2千万美元。哈佛大学既靠学生吃饭,也吃皇粮,而其实最主要是靠投资收入吃饭(9亿1千万美元)。(参见: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

    薛候选因为在一所美国私立大学当候选,就以为全美国的名牌大学都是私立,把政府拨款办学校当成计划经济的产物。且不说像哈佛、耶鲁这样的私立大学也从政府获得大笔的科研经费,美国还有众多的公立大学的行政经费是直接依赖政府拨款的,其中也不乏可与哈佛、耶鲁相比的名牌大学,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其实,只要花点时间查一下资料,就可以知道公立大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占了主流地位。在2004年美国共有248所能授予博士学位的全国性大学,有162所是公立大学,占65%。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出的126所美国顶尖大学中,有64所是公立大学,占51%。在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所发布的2004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前100名有51所是美国大学,其中公立大学占26所,也刚好过半。世界一流大学是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创建出来的,而且也只有公立大学才能创造出快速发展的奇迹(在上海交大的排名榜中排名第13位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创建于1959年),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使用而不是像北大、清华那样糟蹋纳税人的钱。

    有人愿意把“兄弟在耶鲁的时候”当口头禅,本来也不关我事,但讲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章,总该对得起“耶鲁”这块牌子吧?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靠撞狗屎运撞出来的。

2004.8.19.

附:计划经济办不出一流大学

薛涌: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2004-08-14南方都市报

  最近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又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给炒热。在这一大跃进中获益最多的清华大学,其领导们出语最为惊人。其中一位领导说,清华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每年还缺10亿-20亿的经费。也就是说,现在国家三年给清华18个亿,还只是个小头。应该再追加经费两三倍甚至更多。

  理由是:哈佛大学每年经费有十几亿美元。另一位领导则强调另一面:钱少不怕,要有个精神。清华大学要发扬“两星一弹”的精神,在经费不如人的情况下,建设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

  头一位领导的话,当然是最有气魄的,要直接在钱上和哈佛大学比拼。可是,撇开中美两国贫富之悬殊不说,你真要和哈佛大学比,就首先要把清华大学变成一所私立大学,不靠皇粮吃饭。哈佛大学一年经费多少,笔者没有考证,但这钱是哪里来的,却可以说说。

  哈佛大学起家时,也是一所穷得丁当响的私立学校,据说因为有个叫哈佛的人捐了自己的书给学校,就把“冠名权”给了人家。耶鲁大学也有同样的故事。靠捐这么几本书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世界一流名校的校名,可见当时学校是多么寒酸,化缘是多么迫不及待。可是,人家穷日子穷过,坚持自己的学术传统,培养的学生成了社会精英,有了财富,于是回馈母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也就这么富起来了。而且,你的教育质量越出色,培养的学生越成功,校友回馈也就越多。想要钱吗?先把学校办好再说!哪里有没干事先要钱的道理?

  另一位领导要有志气一些。说钱少不可怕,要发扬当年“两星一弹”的精神,艰苦创业。不过,这位领导似乎有些天真。当年搞“两星一弹”,中国确实很穷,但成功还是离不开钱。窍门是把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仅有的一点资源集中起来。你可以说这是个成功。但这种用计划经济搞“攻关”的办法,只能在全社会付出代价的基础上换来局部的“成功”。

  笔者曾经拿冷战期间苏美的科技作过比较。前苏联有星有弹,似乎不比美国差,但最后却在军备竞争中被对手拖垮了。美国的军事工业,则不仅没有拖垮国民经济,反而用其科技上的突破,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为什么呢?

  前苏联的军工,是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在一起,与社会隔离,造就了庞大、昂贵的军事机器。这个机器越先进,要的钱就越多,社会就越穷,所以几十年下来土崩瓦解。美国则不然,军工由民间的企业经营、竞争,军工技术的每一个突破,马上就能被这些私营企业用于民用生产,回馈社会。所以,军工越先进,社会受益越多,经济越发达。最后美国在冷战后崛起为世界独霸,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这些历史,对我们办大学并非没有意义。那位清华大学的领导说得不错: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像搞“两星一弹”。但问题是怎么个搞法。是像前苏联那样集中全国的资源,一年向国家要二十几亿呢,还是像美国那样,让私人出来竞争,谁在竞争中获胜,谁就赚钱,谁就发展呢?

  笔者还要重复那句从来都没有人听的话。北大、清华大学,应该被分解为几所学校。国家不应该对这些学校进行财政拨款。钱要直接分给那些通过一定分数线的学生,让他们决定到哪所学校缴学费。如果这样,你就看吧,中国就不是学生追学校,而是学校追学生。美国的一流名校,别管多神气,普通的中学生说要来看看,学校马上提供免费导游,领着这些学生周游校园,旁听有关课程,介绍各种信息,殷勤备至。等到了录取,一个学生手里拿着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哈佛也好,耶鲁也好,也只有祷告上帝,希望学生选择来自己的学校。人家这么谦卑,原因就是学校不靠皇粮,而靠学生吃饭。

  我们这里呢?录取个博士,笔试第一,复试通知也不屑于发给人家。这副傲慢劲儿,当然只有以计划经济的模式搞“两星一弹”、集中全国的资源不通过市场竞争搞“世界一流大学”才培养得出来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学校长,目前大部分还是以计划经济的思路搞教育。据说清华大学要在2020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从现在的趋向看,这个目标比上世纪50年代“超英赶美”还不现实。(编辑:何静文)

(XYS200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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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芯事件”冲击中国科研体制

18 05 2006年

  某刊未刊稿

  “科技部不能够管项目,科技部作为一个宏观调控,让它再管项目(资金)
就不合适了。如果管项目(资金)了就会有暗箱操作,孳生许多腐败现象。”

  2006年3月23日,正在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邹承鲁院士在接受本刊
电话采访时说。

  邹承鲁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主要贡献者,一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邹承鲁
称,造成“汉芯事件”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科技管理体制不科学导致的。假
的项目、假的成果能通过专家组的鉴定的验收,就是科技管理部门和专家组既是
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造成的。

  科技部权力过大成焦点

  2004年11月,邹承鲁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
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饶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中
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在英国著名杂志《自然》上联合撰文,认为中国科技经费
分配机制出现错误,科技需应从传统人治向竞争优胜体制进行转变。

  三位专家指出,大陆在政治和科技关系处理上至少在三个方面严重错位:第
一,在国家层面,政府高级官员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即使
在必需专业知识的时候,国家和部委领导人也参与选择科技课题;第二,专家被
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
员有过度的权力。比如科技部的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科员都对科技经费分配
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立项、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等等。

  “如果科技中长期规划只简单地增加科技经费,而不解决根本体制问题,中
国将事倍功半。”邹承鲁对本刊说。

  近年中国科技资金投入不断增加,在2003年3月22日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
温家宝总理即决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以指导今后15到20年的中国科技发
展。近两年科技拨款都过千亿元人民币,2004年为1095.3亿元,2005年为1270亿
元。

  据科技部官方资料,目前大陆正在运作中的国家级科技计划有863计划、国
家科技攻关计划、973计划,开发条件建设计划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国际科
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等,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则包括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科技
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等在内的等数十项。

  邹承鲁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有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多数国家
根本就不设科技部。中国科技部的诞生最初是苏联顾问建议中国作科技规划,成
立了科学和技术两个临时工作委员会,规划完成后在争议中成为部级的国家科技
委员会,但并没有赋予其今天这样重要的日常运作权力。

  一直关注“汉芯事件”并为此给本刊积极帮助的学术反腐斗士方舟子先生也
介绍说:“美国没有类似科技部这样的机构,目前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主要是由
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这些机构提供的,其中运作方式与中
国科技部比较接近的是能源部,也因此能源部是最受科学界批评的,被认为在资
金发放、管理等方面过于官僚。但是美国能源部并没有像中国科技部那样大的权
力,也不存在索贿、受贿的腐败问题。”

  重在职能转换

  邹承鲁和饶毅、鲁白曾共同建议撤消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专事政
策和协调,经费管理转给已有的专门机构。前一功能由新的总理科技办公室行使,
而后一功能则可分到各专门部委,这样提高效率,节省国家管理层面的费用,也
避免像造假腐败事件的发生。

  不过,方舟子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科技部要不要保留,而在于科技部
的运作方式必须改变,不应该再让科技部官员拥有那么大的经费发放权力,而应
该让科技部变成一个制定科技政策、协调科研项目的部门。”

  方举例说,美国也一直有人在提议成立科技部,以便更好地协调各个科研部
门,优化政府科研资金的管理,避免项目重复。在1995年众议院还为此举行过听
证会。但是,美国科技部即使成立,也只是在名称上与中国科技部相同,在实质
上还是大不一样的。

  方舟子介绍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中国科学界的口碑就比较好,它
采取的是美国科研基金的发放方式,不是像科技部那样由官员立项目再找人来做
项目,而是由科研人员自己立项目、提出资金申请,申请报告由同行评议、打分,
再决定是否立项。这种申请方式,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腐败的问题,而且,
也比较适应科研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符合科研的规律。但是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的经费非常有限,比科技部掌握的经费少得多,只能资助一些小项目。

  方舟子认为,中国科技部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怪胎,错误地认为
基础科研也是可以计划的,让大笔科研资金掌握在不懂专业的官员手中,由他们
负责立项和发放资金。在政治比较清廉的时代,其弊端是官员瞎指挥,浪费科研
资金,而在政治比较腐败的时代,又多了一个腐败的问题。科技部的官员索取贿
赂、回扣,在中国科学界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了。

  邹、饶、鲁还共同建议“分钱”:将科技部迄今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
行科学研究的部门。科技部的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
部、信息产业部等等。这些专业部委可以更直接、有效地运用相应的经费和运作
课题。

  实行回避制,聘请华裔专家当“学术裁判”  

  对“汉芯事件”,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负责人认为并不奇怪,他告诉本刊,为
申请一个863软件项目,他曾经跑了两三年也立不下来,最后“公关”到高层,
一下子就立项了。该负责人认为,今天科技立项往往要跑关系送红包,不跑不送
很难获取项目资金。通过官员这关,还要对专家组进行“公关”,有个别专家甚
至赤裸裸地与你谈交易——如果项目通过了,资金要按一定比例分给他。

  邹承鲁提出,对参与项目评审的专家组组成,就要参照国外的回避制度来操
作,本人与对方有利益关系、利害关系的不能参加。同时,项目招标公开,评审
鉴定透明,这样暗箱操作和出现漏洞的可能性就要少一些。“汉芯”能通过专家
鉴定,就是同行评议的结果,同行评议就要增加透明度,说明是哪些同行去评议
的,专家就不敢乱说话了。现在的情况是,评过之后,外界也不知道是谁评的。

  邹还告诉本刊,他有一个想法,鉴于国内尖端项目的专家较少,在人际关系
可能回避不开的情况,可以请海外的华裔科学家,当项目评审和鉴定的“裁判
员”。

(XYS200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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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吃了我的数据”

17 05 2006年

   
近来学术造假成了中国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例如,据估计在英国每年大约有50起严重的学术造假案件,为此英国政府在上个月成
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专门处理这一问题。《英国医学杂志》前主编理查德·史密斯最近撰文指出,虚假的研究成果经常出现在全球3万多种科学期刊上,期刊编辑即
使发现了造假,也很少会撤销论文或通知造假者所在的机构。即使造假者所在机构获悉了造假,通常也不愿做出处理,甚至干脆将其掩盖下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史密斯本人曾经为了调查一起学术造假案而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1992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印度医生拉姆·辛格的一篇论文,
论文中声称在对406名心脏病患者进行试验后发现,吃纤维、水果和蔬菜能显著降低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概率。这篇论文发表后,被引用了200多次。
1994年辛格又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辛格还在《柳叶刀》等刊物上发表过几十篇论文。

   
1993年,史密斯收到了两封来信,对辛格的研究表示怀疑。第一封信指出,辛格居然在1992-1993年的18个月内发表关于5项临床试验的论文,其中
3项涉及400多名患者,这是如何做到的?另一封信则怀疑辛格是对病人采用了多种疗法,但是在写论文时则是分开来写,每篇只报告一种疗法的结果。

   
史密斯请一名统计学家分析辛格论文中的数据看是否有问题,但是该统计学家提出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才行。辛格在1994年又向《英国医学杂志》投了几篇稿
件,史密斯乘机向其索要论文的原始数据。过了8个月,辛格寄来了一箱子其中一篇论文的原始数据,史密斯转交给统计学家分析,但是因为数据是手写的,需要花
大量的时间将它输入计算机才能做分析,因此分析工作被耽搁了下来。

   
2年后,统计学家提交了初步的分析结果,认为其中充满了统计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史密斯在1999年向辛格寄去一封信,要求他对此做出解释。辛格拒绝回应
这些指控,在答复中声称,他无法提供他的其他研究的原始数据,因为记录这些数据的纸张都被白蚁给吃了!

   
之后史密斯向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报告了这一事件,后来得到答复说,辛格论文中的数据的确很可疑,但是他们无权对他进行处理。最终,《英国医学杂志》在去年
7月就此事发表了社论,指出有合理的依据怀疑辛格1992年论文的有效性,而他的1994年论文中的数据是捏造的或者是经过窜改的。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辛格承认论文数据有一些不规范和疏漏之处,但是否认有造假行为。他还让记者看了他的办公室中白蚁活动的痕迹,据称白蚁
吃掉了一个木制书架和放在上面的手写记录。辛格的印度同事也表示对辛格的同情和支持。

    但是辛格的国际声誉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辛格自称现在已无人邀请他参加国际会议。而发表过辛格论文的其他国际期刊也在调查他的论文,有的已决定撤销其论文。

   
除了辛格1994年论文有原始数据可供分析因此能够认定其有假,他的其他论文因为原始数据据称已不存在,也就难以下一个定论。那么国际学术界、学术期刊在
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辛格在其他研究中作假时如此对待辛格是否合适?是否是在对科研人员实行某些人所反对的“有罪推定”?

   
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本是法律用语,指的是在没有证据证明或证伪某个犯罪嫌疑人时,如何做出判决。在古代社会普遍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据
证明自己的清白,就会被判定有罪。而在现代社会则反过来,即使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罪,也不能判定其有罪,否则便会
被认为侵犯了人权。

   
科学研究同样注重证据,同样也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在科学研究中主张者不是检察官,而是论文发表者。科学的怀疑和实证精神把举证的责任放在了
发表者身上。发表者有责任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真实可靠的,并被要求在若干年内保存好原始数据,一旦受到质疑,就应该出示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原始数据,
来澄清自己。如果以学术秘密为借口拒绝出示原始数据,或者以没有保存原始数据、原始数据丢失了等理由无法出示原始数据,那么将会被认为其成果有假,该研究
者将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丧失信誉。

    弄虚作假是科学上的最大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研究实行的是“有罪推定”。

2006.5.15.

(中国青年报2006.5.17.)

(XYS200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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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功到雄奇即罪名

17 05 2006年

功到雄奇即罪名
——纪念民族英雄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

·方舟子·

当我写下“民族英雄”这四个字时,不由觉得有些沉重。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还提什么民族英雄,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君不见有人突发奇论,认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适”乃是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真理,因此在民族战争中,拒绝“弃暗投明”、顽抗到底的岳飞、袁崇焕之流就成了不识时务、抗拒历史潮流、祸国殃民的罪人了。此论一出,居然还很有些人赞同,所谓的民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不过是疯子、腐儒的代名词。

民主原则本来是处理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方式,现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之中,用以剥夺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权利,可算是一大发明。未来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样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项自慰的借口。但是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总会有不愿当异族奴隶的热血男儿挺身而出,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后的挣扎。虽然由于时势的缘故,这种挣扎也许是徒劳的,免不了要被聪明的后人讥之为抗拒历史潮流,但他们为人的尊严和英雄的气概,却在悲剧性的最后一搏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后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每一个血还没有冷透的后来者。

何况岳飞、袁崇焕等人所奋起抵抗的乃是落后、野蛮的异族(在当时还是异族)的掠夺性侵略,这种抵抗,在任何时候都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以明末为例,当时后金(清)的全部男丁不过二十万人,全部从军作战,生产劳动靠的是俘虏来的汉人、朝鲜人奴隶。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便是掠夺物产和俘虏人口,每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对这样的入侵之敌,难道应该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就算本民族的统治者昏庸残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卫族的战争中,英雄豪杰只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别无选择。

这种英雄气概,不是现在的某些自诩的民主斗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当时,这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痴人傻子了。请求与袁崇焕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这样的痴汉,在当时已是“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谭,也难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来作为自己骂街的靶子了。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但袁“抱心太热”,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这一仗,与宁远之役、宁锦大捷大不相同,并非据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外作战,连明军最为倚重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场,在军事形势上并无优势可言,而能击败十倍于己的敌军,靠的是誓死保卫京师的高昂士气,赢得十分侥幸。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气是不可长期依赖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袁崇焕深深知道这一点。即使是这一仗,他也并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侥幸以少胜多,他也没有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按兵不动,等待随后就会赶到的大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野战,明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袁崇焕对满兵的战略向来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赶到,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不料初一日自己被捕下狱,使历史因之改写!

对袁崇焕的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祯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他能料敌如神,说满兵要来就真地来了?为什么打败敌军后不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为什么勤王兵赶到他反而把他们驱散?而这时朝中、城中的舆论对袁崇焕也非常不利。这是满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巴不得早点把满兵赶跑;高官贵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产,现在惨遭满兵蹂躏,自然心疼得狠,见袁崇焕按兵不动要打持久战,官民们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袁崇焕头上,骂他“纵敌”。我国人民历来喜欢用顺口溜抨击时事,历代统治者对这种民谣也很重视,把他们当成预言看待,而这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条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这时的民心竟然认为要赶跑满兵,必须先逮捕(“投”)袁崇焕。这些舆论,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崇祯耳里,更加深了他的疑虑。终于,有两个被满兵俘虏的太监逃了回来,向崇祯报告了他们在敌营偷听来的重大机密:原来袁崇焕通敌,与满兵有密约,二十日满兵并非战败,而是有意退兵,以便让袁崇焕实施他的逼和计划。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在兵临城下之时,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逮捕下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袁崇焕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这一切并非背着明廷干的,而明廷对议和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怪罪。在袁崇焕给崇祯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辽战略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对此崇祯本来也很赞赏,当袁崇焕“擅主议和”之时,崇祯甚至还加了他的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时候却翻起了历史老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对于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这种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不管议和的目的何在,所谓书生误国,莫过于此,这也就是程本直所说的“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后人查阅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想除去毛文龙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但毛文龙杀敌无能,拍马有方,领来的饷银,倒有一大半没有运出京城,而是用于行贿。私开马市,用战略物资向清人换来的人参貂皮,也多拿来向朝廷大官上贡,因此朝官喜欢毛文龙的很是不少。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这些朝廷显贵断了一大财路,无不深恨袁崇焕,最恨的是毛文龙的同乡、大学士温体仁。正是这位温体仁,当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时,他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时便被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因为据说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既然被当成了秦桧,毛文龙也就被捧成了岳飞,《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主持袁案会审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梁廷栋。此人曾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合不来,终于抓住了机会公报私仇。他起初判定的处罚是夷三族。当时的兵部郎中余大成是为袁崇焕喊冤最力的一位,这时吓唬上司说:我在兵部当郎中,已换了六任尚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开了夷三族的先例,想想你自己的三族吧。梁廷栋倒真地给吓着了,便与温体仁商量,对袁崇焕减轻处罚,判处凌迟,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袁崇焕无子,《碧血剑》的袁承志自然是虚构的),籍没财产(发现袁家没有什么财产,足见袁崇焕当官之清廉)。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所谓凌迟,便是千刀万剐,是极刑中的极刑;而北京市民先是认为袁崇焕纵敌,现在又都相信袁崇焕通敌,清兵是他引来的,无不以争食袁爷的血肉泄恨为快,使这次凌迟更是空前的惨烈。把袁崇焕误为大汉奸的明末史家张岱津津乐道地记下了这个血腥的场面: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石匮书后集》)

英雄肉的价格是手指大的那么一块,银一钱。而我们的英雄,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一直在叹息,即使皮骨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明季北略》)袁爷所悲叹的,不是百姓的愚昧,那对他来说毫不意外,他所悲叹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即使身受极刑,萦绕在脑子里的依旧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始终之。”他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只觉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良臣择主而适”,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的投笔从戎,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倒悬为己任。在崇祯与袁崇焕那场著名的平台对策中,崇祯曾把袁崇焕叫到跟前,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这不过是一句套话,袁崇焕竟然大为感动,举手加额:“皇上念及四海苍生,此一语,皇天后土,实式临之。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早结此局。”(《石匮书后集》)为崇祯念及百姓,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家庭幸福了:“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然而这样一个亡命之徒,却惨死于本族人之手,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民族,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更多的人,都觉得袁崇焕该死,即使觉得袁不该死的,也只是觉得袁爷功大,并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归太监,对袁崇焕之通敌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虽然崇祯对此事也许并未加以声张,但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太监对于挖出袁崇焕这个大汉奸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为袁鸣冤的人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也多亏了这些勇士的鸣冤叫屈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冤狱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几声微弱的不平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到了南明,士大夫们,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博学鸿儒还是无耻之徒,居然都异口同声谩骂袁崇焕是祸国殃民的大汉奸,并且有声有色地编造起袁崇焕如何与清兵暗中勾结的故事来了。就算有几个见识不凡的学者觉得内有隐情,也不敢为袁崇焕辩护,金庸的先祖查继佐编写的《罪惟录》这部明史巨著,提到这桩攸关大明命运的大案,竟然只有“下狱,伏法”这四个字。难怪现代明史专家孟森愤慨而言:“此则明统一日不绝,崇焕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还有些学者根据明末的这些“记载”,认定袁氏通敌胁和的说法并非无稽,读史之人,能不慎乎!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入狱》):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袁案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最重大的一桩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马上会想起岳飞、于谦。但南宋之初,名将辈出,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张俊等人在,是以南宋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于谦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运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袁崇焕之死,却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灭亡。他死后,明廷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军与满兵交战,虽然屡战屡败,但将士或者战死,或者逃跑,还很少有向满兵投降的。袁死后,才开始有整个部队向满兵投诚的:“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将士给满兵送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第三,袁崇焕一死,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两路军马溃回家乡后竟然沦为流寇,流寇从此成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胁,并最终把它埋葬。

袁崇焕死后的十五年,崇祯吊死煤山。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崇祯死前还自称“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至死不悟,带着花岗岩脑袋,向与他一样残忍却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报到去了。

天启二年,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被朝廷冤杀,传首九边。当时还未成名的袁崇焕兔死狐悲,作诗哀悼。这两首诗,拿来哀悼袁崇焕本人,倒也相当合适。诗曰: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罄尽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用兵。

〖后记〗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