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28 01 2005年

    在一些海洋岛屿上,生活着被称为象龟的巨龟,它们的体重能达数百公
斤,活上一百多年。它们的祖先是生活在大陆的体型较小的龟,偶然漂流到
岛屿上,其后代历经几百万年的进化,逐渐进化成了巨龟。体型变大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因为它们在岛屿上没有天敌,不用怕目标太大而暴露。但是一旦
人来到这些岛屿,巨龟的厄运就降临了。

    非洲毛里求斯岛原先生活着多种巨龟,在18世纪初,遭到法国殖民
者的捕杀而灭绝了。1769年,法国探险家马利恩从2000公里外的塞舍尔群岛
带了一只象龟到了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成为当地法国驻军的吉祥物。1800
年,塞舍尔群岛上的巨龟也因为殖民者的捕食而灭绝了,马利恩龟成了其物
种的最后一员,并在1810年目睹了英国军队占领毛里求斯,也成了英军的吉
祥物。1918年,已在路易港生活了150年的马利恩龟爬到要塞的炮台上,不
幸从炮台上跌落,伤重而死。其尸体被制成标本,保存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
博物馆。它的寿命超过了150岁,是迄今为止有记载的最为长寿的动物。

    南美洲的戈拉帕格斯群岛上的巨龟更加出名。“戈拉帕格斯”在西班牙
语中的意思就是“龟”。1835年9-10月间,年轻的达尔文乘贝格尔号环球
旅行时,曾在这里观察了5周。他观察到这个群岛的一些小岛都有自己的特
有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巨龟。它们总共有十四个种(或亚种),
岛与岛之间的巨龟的形态差别非常大,以至于岛上的副总督向达尔文吹牛说,
他只要瞄一眼就知道哪只龟是哪个岛上的。这促使达尔文开始思考物种起源
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要在这小小的角落显耀他的创造才能,他真有必要专门
为这里创造出这许许多多独一无二的物种吗?

    在达尔文到来之前,戈拉帕格斯象龟就已遭到了海盗、殖民者、捕鲸者
的屠杀。它们的肉和蛋一直被当成美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们又捕杀
巨龟用于提炼“龟油”。殖民者开荒种田和饲养家畜也对巨龟的生存造成了
重大威胁。现在,达尔文所见过的14种戈拉帕格斯象龟已有3种灭绝,剩下
的11种象龟总共只有大约15000只。其中有一种只剩下了1只。这只被称为
“孤独的乔治”的巨龟被养在岛上达尔文研究站中。实际上,有几种象龟是
靠达尔文研究站的孵化、饲养才避免了灭绝的厄运。

    象龟生活在海岛上,属于陆龟。那些生活在海洋中的海龟的命运要好一
些。但是,由于人类的捕食、捕鱼时的误杀、生存环境被破坏等因素,现存
的7种海龟也全部濒临灭绝。在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尼科巴群岛,有多个
海龟研究站在实施海龟保护计划。这次印度洋海啸摧毁了这些研究站,不仅
导致多名生物学家殉职,并毁灭了正在那里孵化、饲养的龟蛋和海龟。海啸
也对海龟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除了人类,海龟是这次天灾的最大
受害者,使它们更接近灭绝。

    大约2亿年前,海龟已在地球上出现。它们凭借坚硬的甲壳,躲过了无数
灾害,见证了恐龙的兴衰和灭绝。它们能否躲过这一劫难,还是个未知数。
如果大自然真有意识的话,那么就像这次大海啸所显示的那样,他对其产物
丝毫没有怜悯之心。物种灭绝本是自然界中司空见惯的事。自地球有生命以
来,99.99%的物种已经灭绝。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象龟、海龟就能够永世长存。
但是既然人类对它们的濒临灭绝负有责任,那么还是应该竭尽所能让它们的
生命尽量延续,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只能在影像资料中才能见识到这种美
丽而无害的生物。

2005.1.19.

(中国青年报2005.1.26.)

(XYS2005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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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科学遗产

12 01 2005年

    美国有一位汉学家,对中华文化的痴迷胜过大多数中国人,却不愿
去中国旅游,唯恐中国的现实破坏了他用唐诗宋词营造起来的梦境。这
种心态,大约和我对希腊风景望而却步有些相似。唐宋风流对我来说没
有多大的吸引力,如果时间机器把我送到古代,我最乐意去古希腊当一
名自由人。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哲人,而是德谟克利特、亚里斯
多德、阿基米德式的智者,才是我心目中的圣贤。

    这个古希腊情结,在我还在上小学时从《我们爱科学》上读到古希
腊一位科学家如何巧妙而准确地测定了地球周长起,便已种下了。这位
天才人物是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埃拉托色尼。他从书中获悉在埃及南方
的色耶尼城市有一口枯井,每年只在夏至这一天的中午,阳光会直射井
底。但是他知道在同一时间,在他所在的亚历山大城太阳并不直射,而
会立竿见影。他测出了这个影子的角度,再根据两个城市的距离,计算
出的地球周长与今天测定的赤道长度非常接近。这种“视差位移”测量
法,直到现在还在天文学上使用。

    这个故事,要比尽人皆知的阿基米德用浮力法测定金冠的体积,更
令人叹服。阅读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著作,总让人不停地惊叹:“他怎么
会想到这一点?”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其源头几乎都可以追
溯到古希腊。但是古希腊留给现代科学的遗产,并不只是这些任何一个
其他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科学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所创立的科学基本
思想和方法: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的自然主义世界观、
毕达哥拉斯的规律观、德谟克利特的还原论、欧多克索斯-阿基米德的
数理方法、欧几里得-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亚里斯多德的博物
学方法……这个名单可以长长地列下去。

    如果我们把科学精神分为探索、怀疑、理性和实证四个方面的话,
那么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已把探索、怀疑和理性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创
造了古代文明的奇迹。只是他们在实证方面仍有欠缺而已。所以一旦文
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们把实验方法注入其中,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当然,
科学的进步离不开对旧知识体系的突破,所以我们今天把哥白尼突破托
勒密天文学、维萨留斯突破盖伦解剖学、伽利略突破亚里斯多德物理学
做为现代科学诞生的标志。人们一般不知道,在哥白尼《天体运行》和
维萨留斯《人体结构》出版的同一年(1543年),阿基米德的著作首次
被译成拉丁文出版,对伽利略等人的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

    这些近代科学的先驱者,正是古希腊圣贤的真正传人。人们在颂扬
这些科学先驱时,往往非常错误地把古希腊圣贤当成僵化的化身、科学
的敌人,忘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毫无科学精神、墨守成规的宗教势
力,恰恰是他们抛弃了古希腊的精神遗产。让崇尚“吾爱吾师,吾更爱
真理”、绝不盲从的古代智者为后人的盲从承担责任,是非常具有讽刺
意味也非常不幸的。

    最近中国科学院唯一一名研究科学史的院士在反驳杨振宁关于中国
传统文化妨碍近代科学的诞生的说法时,也犯了类似的偷换概念的错误。
他声称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与希腊文化无太大关系,主要理由是“近代
自然科学是在不断摆脱古希腊科学的束缚中诞生的”。如果我们用同样
的逻辑,是不是也要否认伽利略、牛顿对当代物理学的影响?当代物理
学不也是在不断摆脱经典力学的束缚中诞生的吗?

    有时候,一名当代院士的逻辑思辨能力,甚至还不如古希腊的一个
自由人,也就无法欣赏古希腊的精神财富。

2005.1.5.

(中国青年报2005.1.12.)

附:
席泽宗院士:近代科学与传统文化无太大关系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04日 17:33 新浪科技

  到目前为止,对近代科学为何产生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问题,学术界
已经有了无数次的讨论与无数场的争辩。本刊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的影响”论坛,可以看作是这场争论的延伸。回顾
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探讨,你会发现答案中大多是将原因归到文化的层面上,
这些文化原因大体可归结为一句话:西方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而我们没有。而
更深一层挖掘是:中国不仅没有古希腊文明,而且还有阻碍近代科学萌芽的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官僚制度,封建压迫,方块字,儒家文化,缺乏逻辑思维,不重视
实验,没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没有《逻辑学》……

  对此,我们采访了本刊编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前所长席泽宗,在这众多的回答中,席泽宗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
原因应该是社会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与希腊文化
无太大关系

  《科技中国》:许多人在讨论“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为何诞生在欧洲而
没有产生于中国)时,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因而产生了近代科学。您
认为是这样的吗?

  席宗泽: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12世纪开始的,他首先被经院哲学家们所
接受,以至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时,也埋怨在教会的学校里不讲《圣经》
而讲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与此相反,近代自然科学则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
斗争中诞生的。

  在科学史中,以1543年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
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的问世标志了以希
腊托勒密和盖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学和医学传统受到质疑与抨击。哥白尼的太
阳中心说出现以后,在欧洲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就连马丁·路德也反对。法国思
想家博旦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具备普通知识(希腊知识)的人或学过一点物理学
(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的人,会想象如此笨重庞大的地球竟能以太阳为中心上下
运动。”为了证实和宣传哥白尼学说,为了推翻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伽利略写
了两部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科学
(力学和弹性学)的对话》。这两本书都是以三个人的对话形式来否定亚里斯多德
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由此可见,近代自然科学是在不断摆脱古希腊科学的束缚中
诞生的。

  《几何原本》对近代科学的影响很难评估

  《科技中国》:如果希腊前期的自然科学与近代的观察、实验、推理为基础
的系统科学不属同一范畴,也不可能直接产生近代科学。但是希腊后期却产生了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这样逻辑性很强的科学著作,杨振宁先生也认为近代科学
诞生的标志——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深受《几何原本》推理方法
的影响。您怎样评价这种说法?

  席泽宗: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什么样子,很难说清楚。现在用的希腊
文本是1808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公元10世纪的一个手抄本,无法肯定它是
1400多年前的原物,人们猜测,这个手抄本就是当时的人为教欧几里得几何而编
的一个手稿。除了这个版本之外,其余阿拉伯文、拉丁文译本都是根据公元4世
纪末赛翁的一个增订本,而这本书是没有图的。一部讲几何学的书没有图,很难
想象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作为近代数学标志的微积分,也并不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出来的。
牛顿、莱布尼茨和他们的先辈们为了适应当时运动学、弹道学、光学和天文学的
需要,大胆的不顾欧几里得关于严密性的要求,而发明了微积分。在微积分建立
以后,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关于这一点,在斯
科特的《数学史》中有详细地记载。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虽然是按
《几何原本》的模式写的,但那只是形式,牛顿自己曾经说过,读了《几何原本》
对他没有多大帮助。

  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太大关系

  《科技中国》:逻辑学可以使人们的思维得以系统和精密,并成为近代科学
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没有对于推演法的重要认识,即中国
传统文化里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对此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席泽宗:在杨振宁先生的几次演讲中,杨先生都反复地提到了中国没有产生
近代科学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有关。我不是很同意杨先生把原因归结到人们的思
维和知识层面上来。

  逻辑和语法一样,是从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正如许多人没有学过
语法也会说话一样,中国古代没有写出逻辑学著作,不等于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
再者,逻辑的严密性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利斯多的
逻辑学,对上帝的存在做出了五大证明,难道上帝真的存在吗?与此相反,作为
近代科学开始的一系列新发现,却不是用逻辑推演出来的。如果说,哥白尼的
《天体运行论》还用了传统的方法,即逻辑的论证,维萨留斯则完全使用观察和
实验的方法,得出和旧观念相反的结果。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伽利略对木星
卫星的发现,都与三段论法毫无关系。伽利略认为,在物理学中,基本原理必须
来自观察和实验,逻辑和数学只是实验数据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对先验目标的
追求。这正是近代科学方法的精髓。再看看希腊人是怎么说的?柏拉图在他的
《理想国》第七卷中说:“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不必去思考昼夜长短、日月运动
以及其他天体的任何事物。在建立真理时,考虑这样多的事业是愚蠢的。天文学
和几何学一样,如果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研究问题,那就要把星空抛在一边。”
接着,他又引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话说:“声学的老师们想比较他们仅仅能听
到的声音的和谐,这种试验也和天文学观测一样,是白费力气的。”

  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没有推演法并不构成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周易》与孔孟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是不同的

  《科技中国》: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周易》、
孔孟之道,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席泽宗:李约瑟认为,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三大哲学思想体系是阴阳理
论、五行理论和《周易》,前两者对科学的发展是有益无害的,而《周易》的那
种精致化了的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
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没有一种是以任何形式为《周
易》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或是要减轻它对中国科学思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的。李
约瑟对《周易》的评价我基本是赞同的。从天文学的发展研究来看,《周易》对
中国古代科学是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对那些盲目夸大《周易》作用的观点,如
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都用《周易》来解释,我更是不
能赞同。

  我认为,《周易》的影响没有孔子的思想影响大。《周易》是一本哲学著作,
一般人很难读懂,而孔子的思想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直到
今天。孔子的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是没有坏处的。以《论语》中的孔子言行为
据,孔子的言行对科学的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已有不少。十三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孔子思想中的这些有益成分也是其中之一。 

  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

  《科技中国》: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最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席泽宗:我认为主要是社会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按照明末发展的
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为近代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
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
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
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
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出
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
的。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和英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1644年是个转
折点。这年,英国打败了封建王朝,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
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
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
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
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
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
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
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
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
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时,只是把所制成的仪
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
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
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
都未重视去研究。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我们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
在之后的统治政策中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
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

  中国科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在建国初期,由于种种
的社会原因,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
“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
工作者的研究条件就比国内好得多,在他们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外界打扰。
这种社会条件的差异,也是现在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
人的一个原因。

  从这些看来,我还是偏重把社会原因作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以至至今
中国科技仍然落后于欧美的主要原因。

  在采访结束后,席先生一再的对记者强调说: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
速的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自
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也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不必一直追着孔子、
孟子。

(XYS200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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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失误了吗?

10 01 2005年

    《南方周末》年终特刊登有朱学勤《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一文,一半的篇幅是在批评杨振宁,“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
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说的不是最近闹得沸沸扬
扬的老少恋,而是批评杨振宁一方面参与签署呼吁弘扬中华文化的《甲
申文化宣言》,另一方面又抨击源自《易经》的中国传统思维妨碍了近
代科学在中国的萌芽,感叹道:“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
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
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能够单独发现一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的思维在一个月之内就出现
自相矛盾,的确值得自豪。不过我怀疑朱学勤还没有细读《甲申文化宣
言》就大发感叹了。该《宣言》只是推崇“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
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这
些它认为是优秀的内涵,并没有涵盖中华文化的所有方面,对“思维”、
“科学”提都没提。它虽然呼吁弘扬中华文化,却并不认为中华文化是
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反而声称:“当是时也,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
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
化。”杨振宁参照西方逻辑体系对中国传统思维所做的批评,正属于
“反思”、“学习”、“吸收”、“发展”,哪里有矛盾?

    朱学勤推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对杨振宁观
点的批评“平实而中肯”,认为不应该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把欧洲产生而
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
据说有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的结果,
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
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
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

    这个论证恰恰是牛头不对马嘴。古希腊文化被视为近代科学的源头
之一,在于其思想观念、思想方法,而不在于其具体的科学体系。这个
思想方法就是理性,具体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体系。近代科学推
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却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根据爱
因斯坦的说法,近代科学正是建立在古希腊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
期发展出来的实验验证方法之上的,也正因此才能推翻旧的知识体系而
不断进步。

    《易经》是否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源泉且不论,但中国传统的说理方
式不具有逻辑性(甚至连“逻辑”一词都是舶来的音译),是中外许多
学者都早已指出了的一个事实。中国文人墨客只讲究如何以势压人、以
情感人,极少有人考虑过思维是否严密。所以虽然把文章写得如花似锦,
却往往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影响至今,在中国人文学者中仍是个普遍现
象,只不过他们比古人多知道了“逻辑”一词,会反过来说人不合逻辑
罢了,虽然自己的思维才是混乱得一塌糊涂。主要的原因倒不在于如朱
学勤所说的“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而在于还没有受过恰当
的学术训练就变成夸夸其谈的学者了。

2005.1.4.

(新京报2005.1.10)

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朱学勤

2004-12-30南方周末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
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
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一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
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
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
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
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
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
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
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
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
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
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
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
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
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
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
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
  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
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
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
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
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
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
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
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
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
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
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
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
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
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
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
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
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
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
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
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
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
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
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
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
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
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
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
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 “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
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
“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
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
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
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
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
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
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
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
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
西文明 “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
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
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
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
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
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
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
《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
“《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
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
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
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
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
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
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
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
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
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
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
《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
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
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
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
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
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
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
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
“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
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
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
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
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
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
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
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
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
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
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
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
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
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
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
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
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
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
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
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
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
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
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
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
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
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
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
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
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
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
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
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
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
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
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
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
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
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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