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记录者：Wade Cheung

[舟子印象：听同学说舟子来天大，为了见一次活人，不辞劳苦从航大跑去。总算遂愿。舟子本人瘦而高，气质不错。可以用他早期发起的第一个中文MUD的名字来形容：侠客行。舟子好像不太会客套，感觉开场捧天大两句有些勉强。可能还是不太了解。

个人认为，舟子的口才远不及文笔犀利。不过好在表达自然，说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内容丰富，形式也就不那么重要。但是感觉天大的校友们对于舟子不是很熟，气氛没有期待的热烈。看来XYS还要再接再励。

作为一个4年级XYSer，大部分内容都听过，复习一下而已。只是舟子演示的那个南周策划书（[*]，见下文），很有价值，过瘾。

舟子讲完已过2小时，主持人做结语时，因为难得回去一趟，约了同学踢球，也就没去和舟子交流。看着舟子讲得挺长，又要坐火车回去，也觉不应烦扰。遂结束舟子之初见。]

讲座纲要
1.       学术腐败
1．1          学术腐败是社会其他腐败的延伸
1．1．1            “包装”申报院士——政治的延伸
1．1．2            产业化、学商勾结——经济的延伸
——蒙牛“特伦苏”：OMP与IGF-1(专家吹捧、公司封杀不利消息)
1．1．3            “学术上法庭”——司法的延伸
——武汉、西安的官司：恶人先告状
1．1．4            媒体包装学术——新闻的延伸
——1、对魏于全的夸张报道；2、南方人物周刊“策划书”：通过歪曲，否定方舟子[*]
1．2          学术腐败的原因
——体制的原因（高校考核看数量）
——社会风气原因（全社会浮躁，腐败盛行）
——缺乏监督（当局不作为）
——缺乏教育（学术规范教育缺位）

2.       学术规范
2．1          科研中的错误
——正常的失误（无责）
——不正常的疏漏（批评）
——不端行为（追究）
捏造数据；窜改数据；剽窃
2．2          数据的处理
——忠实记录和保存原始数据
捏造；窜改：a 改数据；b 夸大实验次数和数量；c 修改照片记录。
——向质疑者、询问者提供原始数据
2．3          论文的撰写
——剽窃
误区：观点与语句
防止过分严格
——需获得授权的引用
长篇引用；未发表的引用
——表明利益关系
2．4          论文的署名
——对论文要有实质贡献
导师不是天然的通讯作者；改“挂名”为“致谢”
——结论需全体作者同意
——署名是荣誉，也是责任
2．5          论文的发表
——有同行评议的期刊是正常的发表渠道
——发表前不宜外泄
——未发表成果有特权：编辑、审稿人不能私用
——公共资助的成果要共享
——不一稿多投或重复发表
国内发完，发国外，可接受；已有数据，可引用，不重发；国内多投可宽容（于治会：1稿30投）

2．6          不正常的发表
——新闻发布会或采访
——学术鉴定、听证会
——报纸发表、出书（大众媒体）
——现场演示
——获得专利
——获奖、声誉
——会议报告：无偏二极管
2．7          学术履历
——客观陈述、不评价
——论文清单不修饰：划线或黑体标示自己名字；作者太多加“等”、“et. al”
——著作：清楚写明自己的贡献
3.       怎么办
——政府机构要管事
——舆论监督
——重点打击高位人士
——加强学术道德教育
——人人有权维护学术规范

北川6小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方玄昌（发自北川）

5月15日，14点56分，灾难发生三天后，我作为一名记者进入北川中心灾区。

16点30分，我伫立在了北川县城的“中心广场”，此时的我心里只有两个念头：第一，这个城市已没有任何重建的必要；第二，我不想写作这篇报道。

我失去了继续采写的勇气；这里惨不忍写。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本刊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走过死亡谷

在进入北川县城之前的一段下坡土路上，我和同行的几位记者看到了先后被抬出的两位伤者和两位死者。伤者以白布蒙着眼睛，死者被蓝色塑料紧裹全身。

然后，踏着残垣断壁，我们走进县城了。“这一片石头下面，是不是就有埋着的人？”我问。在我的右边，山崩后滚落的石头覆盖了原先的道路和房屋。大的石头大约有几十吨到上百吨。

往里走，我的左边出现了东倒西歪的成排房子。隔着一条塌陷得似乎进入地缝的巷子，远处几间残破歪倒的房屋中冒出淡淡的黄烟，周围是一片废墟。

接下来是一条“巷子”：中间一条临时开辟出来的路；左边是参差不齐、摇摇欲坠的各式房屋；右边是一眼看不出头的、一块块硕大无朋的石头，残破的钢筋混凝土和汽车、摩托车的零件卧倒在这些石头下面。

然后看到了第一滩淡淡的血迹。紧接着，看到了蓝色透明裹尸袋裹着、临时放置的第一具尸体。她斜躺在道路左侧，散落的头发遮盖了她的脸，身体半裸，腋下一道口子裂开，暗红色的内脏若隐若现——但伤口是白色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血。

大约十米外是第二具，同样是半裸，半趴着，看不清致命部位，也看不出性别；其右上是第三具。然后是连续摆放的第四具、第五具……左右两堆，横七竖八铺出一二十米。

周围同行者，没人再说话。

这边一具腹部高高隆起，该是一位孕妇。看得出来，她的腹部没有明显受损。我在想：灾难来临的一瞬间，她全力保护了肚子里的孩子。

那边一具身材格外瘦小。或许，他（她）还只是一个学龄儿童吧，我想。

……

继续前行。三个军人正在往裹尸袋里装一具尸体，她的肢体已经明显残破，一个战士正用铁锹将她晃晃荡荡的一条手臂往里塞。

左手边出现了第一具没有装袋的尸体。他（她）胸腔开裂，内脏迸出……

右手边，他（她）横卧于一块巨石下，肢体残缺，脑浆迸裂……

路中心略偏右，他（她）躺在裹尸袋里，脑袋只剩下了脖子上的一小部分。

……

一群公鸡和母鸡在石头堆里一片裸露出的废墟中啄食。紧紧捂住口罩的我实在不愿意多想，但，它们主人的身体或许就散落在这四周围……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条巷子。地势开阔一点了，成队的官兵席地而坐。回头望去，才看明白，我们实际上走过的是三天前大自然刚刚造就的一个峡谷；组成峡谷一边的石头堆，掩盖了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死亡之谷。人类作为特殊物种所持有的优越感、以及生命的尊严，在这里全都被彻底粉碎。

老县城，最后一座高楼兀立不倒

这里原先是一个广场。

该是一个原本风光不错的广场。广场上面，意外地矗立着一座保留了原先大致面目的大楼，“北川大酒店”五个字赫然在目；酒店下面一个小门上方，“北川映象食府”六个字完整无损。这与周围层叠的预制板碎块、瓷砖碎块和弯弯曲曲的钢筋铁条形成对比。只是，酒店侧边的墙体已经崩塌，大楼仅剩支架支撑。

劫后余生的当地百姓说，大楼右上方的废墟，原先是一座中学。现在，成百上千的老师和学生就在那些被层层巨石覆盖的废墟下躺着。

从另一个方向放眼看去，视界开阔了：广场下方是一条河流，现在则由于上游水流被滑坡、崩塌的山体阻隔住，这条河成了死水潭；河道上，一条漂亮的索道木板桥通往对岸。只是现在，支撑索道的两根桥柱已经严重倾斜；对面，就是北川老县城。

情景再一次让我震撼。

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到老县城的全貌——全城伏倒，唯一对视线造成一点点阻挡的，是一栋几乎还直立着的一二十层高的破损大楼。

与新城因山体崩塌而被埋在石头堆下不同，老县城的靠山部分是被土质山体所埋——罪魁是滑坡。“地震一开始，半边山体坠落，依山建造的三五排房子被推着向前冲出，前面的房子被一排排推倒，一直到河岸边。”亲历这场灾难的刘卫国（音）描述，当时的情景如同多骨诺骨牌一样，“那底下至少埋了9000到10000人，我的三个家人也在那里面。”

跟老县城相比，刚才走过的、属于新县城的死亡谷已经很好了：它至少还有那么一些歪歪斜斜站立着的房子。

在满目白森森的废墟中，那硕果仅存的一栋大楼看起来意外地不协调——真该把它拿到新城这边来。记得有学者在评论红楼梦的结尾时曾经说，是千万具尸体堆砌而无一生者的景象悲惨，还是死人堆里摇晃着站起一两个生还者更悲惨？我想，走到这里的人们，在看到作为“唯一生还者”出现的这栋倔强的大楼时，应该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对比。

一边是滑坡，一边是崩塌——北川县城就这样被包了饺子。

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流泪

在广场临河的人行道上，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棵景观树。旁边，意外地存留了几条公园长椅——这恐怕是全城绝无仅有的、还具有正常使用价值的公共设施。在这里，我看到了三三两两结队返回县城寻亲的幸存者。

悲壮的叙述开始了。

“冒烟的那边，就是老县城的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旁边。我当时在绵阳……我全家6人，他们5个都失踪了……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在上面找，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喊了一天，没有听到一点应答……”

“当时我在（新城区）这边打工，做电焊，她等我回去（老城区）吃中饭。可我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也没回去……我们还没有孩子……我恨（自己）啊……”

“我家还好，只埋进去一个……我们还有4个人。我们邻居家只跑出来一个。他小孩本来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又回去带小狗，就没再出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小狗跑出来了，他回去找孩子，看到它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上面一圈圈地跑、叫……”

“我弟弟（当时）刚从绵阳回来，他先来了我家（房子在新城区，后来在余震中完全倒塌），离开时已经是两点多，（算起来）他刚到对面（地震就发生了）……我在上面扒了一圈，喊了一圈，没有找到……地震要是早五分钟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近了那具尸体……但我不敢仔细看。他身上剩下的半件衣服像是我哥哥的……他死得太惨了，我不愿意看到（证实）他就是我哥哥……”

……

一张张疲倦的脸，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但始终没有人哭泣，我甚至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以往习惯看到的那种悲痛。一个个故事，说者缓缓道来，听者惊心动魄。

在我打算尽快结束这段采访的时候，略感意外地，我遇到了一家四口：老两口，带着一个侄子、一个儿媳妇。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有20多人，现在就剩下我们4个，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年轻的李姓妇人说。她转身指着旁边的年轻人、自己的小叔子：“他刚刚结婚不久，媳妇也被埋进去了。”

她公公已经六十多岁，尽管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我孙子辈最小的只有不到三岁，都一块埋在底下……”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上有老母，临年遭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李陵与苏武书》中描述的这段千古悲情，在此黯然失色：这些刚刚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幸存者，甚至失去了控诉的情绪。

终于有人流泪了；终于有人抽泣了——是我这个不合格的记者。“你不要太难过，”老人轻轻安慰我。他突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我咬牙紧闭嘴巴，使劲盯着他的脸，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叔叔，能告诉我您和您全部家人的名字吗？”静谧了一分钟后，我问。他低下头去，约半分钟，抬起头来，轻轻地说：“不用了吧……”

……

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五分钟后，同事吴晨光不合时宜地从北京后方打来电话，让我再一次失态——在同事面前。

地方政府要道歉！我也要道歉！

采访还得继续。必须调整方向，否则我会崩溃。回到我的本行——寻找科学问题去吧，这样我或许会好受些。

“这些大缺口都是这次地震后崩塌形成的吗，以前这里有没有出现滑坡？”

仅仅一个问题，情况变了，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些许的愤怒。

“中国古代都发明地动仪了，现在还说不能预测？”

“那么多青蛙跑出来，还说不会地震？”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蛇跑出来，看到了鸭子到处乱跑……”

“政府官员肯定都知道要地震，就是欺骗我们老百姓！”

“你是北京来的记者，肯定知道真相吧？”

我无言以对，尽管我知道他们说得并不“科学”。

更细致、翔实的回答出现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边的山体就被检查出有地质灾害的危险，北川县城是在危险区，那时专家就说应该移民，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移民？”

“四五年前，这些山上就发现了裂缝，说明已经很危险，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出人命？”

“政府也知道危险，他们只在山脚下用铁丝网拦截，那怎么可能拦住这么大的崩塌？他们早就该给我们移民！”

“到现在他们还在撒谎，说北川县城只有几千人被埋；这个县城，常住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再加上临时过往的行人、商人，最起码也有两三万人！到现在，一共才跑出去几千人？”

一位出生在北川、现在全家在绵阳、灾后回来企图从废墟中寻找老朋友的刘姓中年人总结：“北川因太过危险而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早就应该知道。政府的确掩盖了很多实情。”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对他们所说的情况必须进行调查核实。但，我现在跟着他们出离了愤怒。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他们连哭泣都不会了，还会撒谎吗？眼前所见也在证明他们的结论。

突然间，我心里一阵剧痛。我想到了离开北京之前自己采写、编辑的一组稿子。我告诉了我们的读者：准确预报地震，科学还达不到；动物的异常行为，未必总是预示地震将要来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者，以及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中不该负有太多的责任。

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任，要向《中国新闻周刊》的所有受众道歉：预测是科学问题；但决策预判，却不完全需要依赖于科学。

我也要向北川的万千死难者道歉：把你们所承受的灾难，归因于科学不够发达的无奈，对你们是不公平的！

对于北川的所有生者和死者，地方政府都必须道歉！因为他们对这场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这些该负责任的人，现在也有很多埋在废墟底下。

我一瞬间的极端想法：如果政府真的不肯承担责任，那么，把所有罪责归我吧！无论如何，生者必须对死者要有一个交代！

在以上文字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泪眼模糊。

走过危桥·农民逃生路

继续前行。这时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到上游观察据说已经危险万分的枯竹坝。

又走过了一大片废墟。有幸存者介绍说，这一块原先有一个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一个税务所。“税务所里平时有二三十人，保险公司日常上班的有三四十人，银行该有更多员工。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顾客。地震时，这些建筑瞬间破裂伏倒。”

终于抵达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叫做“两桥一洞”的地方——中间一个隧道，两头各连着一座桥。这是北川通往茂县的必经之路。由于夜晚马上就要来临，这里已经快成为无人区。

我走向“两桥”中的第一座桥。走到桥头，站在引桥上，我看到主体桥梁的这一头已经整个断裂开，掉下去一米多深，断口处暴露出乱七八糟的钢筋。

我跳了下去，走向对岸。

三四百米长的桥梁，现在断成了几十截。原本是一座高速路通道的桥梁，现在变得如此崎岖不平，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处或数处又宽又深的裂缝。几十截断桥，实际上仅仅依靠暴露在外面、游丝连带的那么一点点钢筋支持。

事后，我真的怀疑，当时我只要脚底用力一跺，整座大桥将立时崩塌，我也将从一二十米高的桥上随断梁坠入下面完全干枯了的河道。或许，我的背上还将压上几十吨桥梁。

就在我将要麻木地走过对岸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几个跟我一样麻木的人，他们正从对面走上这座超级危桥。是一群难民。他们刚从农村翻山越岭十多个小时，逃到了这里。

按照刚才指路人的描述，我通过“两桥一洞”，然后右拐走两公里，就将抵达枯竹坝水库。走过危桥、走过隧道之后，我看到了第二座桥。我知道，我的计划必须改变了。

第二座桥，已经彻底断开，中间一道三四十米长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时也阻住了从这里通往茂县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现了一群人。是军人。他们在原先显然没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还真被他们走出了一条路。哦，不对，原来是一块巨石滚落压出的路，“路”两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现在才知道，刚才那群难民，就是从这条路上下来的。一个带队的军官告诉我，山的那边有灾民，由于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断，只好翻山越岭、从原先完全没有路的山上走下来。他们这群军人就是上山接应难民的。而我要看大坝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须走这条路到山顶。

从这里，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滑坡后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宽的滑坡缺口，使得这座山变得出奇的险峻。那些难民们正是从这个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过来，经历了华山一条路的考验。

“叔叔，我没痛。”

来自成都的三个年轻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企图走上山脊拍摄这条逃生路。但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我的帮助下，他们走到了第一段山坡的中段，看到上面山脊上倒塌建筑物的碎块滚落，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

我走上了山坡，路变得平坦一些了。脚下踩着的，是横卧的断垣残壁——原先这上面还有不少建筑。山脊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军人在往上走，他们一部分任务是要到上面最危险的路段去保护难民通过，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六七个小时，到山那边的漩坪镇去帮助一座学校的600多名中小学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个临时休养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难民，其中包括两个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几个大人轮流背着孩子走路，早已疲惫不堪，见到一张铺有毯子的椅子，纷纷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险了，多亏有解放军帮忙，我们才能安全地走过来。”来自漩坪镇敏溪村的难民曾福全说，他们整个漩坪镇在灾难发生后完全跟外面失去联系，甚至到现在也不很清楚北川县城的具体情况。“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们村一个平时爱听收音机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点点信号，才知道总理已经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们第一批难民经过十几个小时，才从这条路走出来。”

下面这段路依然危险。尽管我也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但体力保存得显然还是要好过这些不吃不喝翻山越岭六个多小时的难民。下面巨石滚出的那段路，必须腾出手来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只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弃继续采访。二话不说，我抱起一个小孩就走。另一个孩子，则由一个解放军负责照料——事实上，这些官兵经过连续奋战，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快，谢谢叔叔！”孩子的妈妈说。

这是我进入北川后三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听到“谢”字——此前我已经多次帮人忙，也看到了别人的相互帮忙。在这里，“感谢”两字似乎纯粹是多余的。

孩子没有吭声，双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颈。

山脊上的断垣残壁随时可能断裂、翻倒。尽管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了问题。在踩上一块裂开的预制板、往一堵横着的混凝土墙攀爬时，我脚下突然踩空：预制板整个断了。我的身体急剧倾倒，抱着小孩的左手，连同孩子一块重重地砸在混凝土墙上。

“叔叔，我没痛！”我自己和背后紧跟着的孩子母亲都没来得及出声，孩子抢着说。她的双手依然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这是这个小女孩与我相伴整个过程、近三个小时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谎话。她的腿脚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夜出北川

再次不理智。为抢时间，我带着这群难民冒死走过了这座危桥。解放军已经不再帮忙，我轮番抱、背两个小孩过桥、走路。

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来，牵着那个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让她自己走；同时，也让其他大人保留体力，让另一个小孩自己走。这时是19点50分，天已经比较黑了。

“坚持，到了县城那一头，你们就有水喝、可以吃到东西了！”我成了他们的指挥官。大家都跟着我，走得很快。我必须抢在天完全黑之前，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亡谷。

20点5分，我们走过了广场，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闭上眼睛，不要睁开，叔叔抱你走这段路。”另一个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围的大人轮番背着走。

情况还好。天还不算太黑，偶然间，还有一些救援人员的矿灯或者手电筒能帮我们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使劲摁住口罩——但这也只是聊胜于无。小孩的一只手抱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脸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进入县城之前借来的这副口罩已经被汗水浸透，没有多余的口罩给他们。整个队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这将近一公里长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安全帽。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孩子的妈妈形近崩溃。走出死亡谷之后，在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最后冲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问我名字之外，反复念叨的就是这一句话。但不行，这一段距离是山体崩塌带，有危险——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性。

21点20分，我终于将这群难民送到了接待处。看着他们拿到水喝，我如释重负。

遗憾：我忘了捐钱

23点整，我搭上了几个志愿者的车，赶回成都。

在车上，志愿者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还有两人被救出，两个人都还保持完全的清醒状态，其中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在救援人员挖开废墟后，还是自己从里面走出来的。

让我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居然丝毫没有为他们感到庆幸的喜悦，反而突然感到一阵悲凉——莫名其妙地为他们感到悲凉。

凌晨1点半，抵达新都。终于要吃今天——不，准确地说该是昨天——的第一顿饭了。在几个人争着要付饭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忘了给难民捐款。又是一种奇怪的情绪：我当时居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自责感。当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感到很遗憾：我应该给那天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难民捐钱——他们太需要我们这些幸运的人们的帮助了。

哦，差点忘了，我背出的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红，她的父亲叫李顺军，在汶川打矿石，震后音讯全无。她妈妈说，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点知道，自己和女儿，还有不愿离开家园而没有随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还平安地活着。

方舟子在云霄勉励中学生文理科不可偏废

本报记者  黄树金
厦门日报2008-03-20

3月16日，名震学界的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应云霄立人学校之邀，在校内做了演讲，与师生进行交流互动，引起热烈反响。回到云霄故乡的方舟子畅谈了人生、学习与科学，赠言学生做到“脑中有科学，心中有道义，手中有技术，脚下有实地。”强调学生读书做事既要坚持科学精神，又要勇挑社会责任。当天，本报记者专访了方舟子。

中学生文理科不可偏废

记者：你在演讲中，强调学生在学习中要始终坚持科学精神，文理科不能偏废，为什么？

方舟子：中学阶段可谓“通才教育”，学生学到的是“通才”知识。中学的每个科目，都是学生将来走向社会的基础知识，这方面在大学阶段也比不上。即使是学政治，也有利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提高学生记忆力。学好语文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大有帮助。现在出现的学术造假现象，有的是由于专家学者写作能力差，虽有研究成果但写不出来，就去抄袭他人。古人说，文以载道。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就有许多“道义”知识，包括为人处世的道理，对学理科的学生也是大有裨益。因此读理科的学生不可把文科全部放弃。

理科知识大多是自然科学范畴的，读文科的学生有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就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不相信伪科学，自觉抵御假冒伪劣产品；另外，理科知识富有条理性、逻辑性，文科的学生学些理科知识，将来做人、做事会比较规范。

多做课外兴趣活动

记者：目前，由于体制的因素，应试教育还是占主导，这就导致学生的课业负担很重。你对此有何看法？有没有办法让学生学得轻松、有趣，又能应对应试教育。

方舟子：我一贯反对给学生增加课业负担，学生的课业要科学合理。我认为要给孩子留下自由发展的空间，让孩子个性得到一定发挥。不要强迫孩子学这学那，特别是学不兴趣的东西，死板按照老师和家长设计的模式要求孩子。也没必要要求孩子非上名校不可。我的孩子长大后，我也不会强迫学这学那，除非孩子有兴趣。最近在全国“两会”中，有委员和代表提出要增加中医教育和繁体字教育，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够重了，有这个必要吗？

在学习中，我认为学生要善于培养和发现自己的兴趣。在不耽误学科学习的前提下，课外多做些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才能更好地学习。这是培养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的有效途径。读中学时，我十分兴趣制作生物标本和写朦胧诗，经常到野外采集生物标本。我也喜欢中国文学，一上中学就读了许多诗人写的朦胧诗，就学写诗歌，大学还常写，并加入科技大学的诗社，陶冶性情。但时间安排得妥当并不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课外兴趣对我学习专业帮助很大。

科学与道义二者缺一不可

记者：你勉励学生不仅做到“脑中有科学”，而且做到“心中要有道义”，二者缺一不可吗？

方舟子：青年人固然要勇挑社会责任，做个有社会责任感、有道德的合格公民。但是光有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还不够，也不算“合格”，达到“合格”还要具有科学的头脑，坚持科学精神，不然往往是好心办坏事。反过来，青年人假使掌握了科学知识，具有科学精神，但缺乏社会责任，没有远大理想，关起门来做研究，对社会也没有多大用处。

因而，我认为青年人，不管读书也好，做事也好，要坚持科学与道义。

徐荣祥“传奇”真相

2008年04月14日新民周刊

“新闻发布会”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新浪博客，这一点从博客引来的对徐荣祥质疑的帖子数量就可知一二。“科学家” 徐荣祥，从烧伤药膏起家，直到宣布“攻克癌症”，出道已经20多年，最近他又被自己的“创造”震惊了——他找到了“长生”之术。

撰稿·黄 祺(记者)

这是一个出道20多年的“科学家”，从烧伤药膏起家，直到宣布“攻克癌症”。最近，这个面貌“福相”的山东人，被自己的“创造”震惊了——他找到了“长生”的方法，世界将因此改变，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重出江湖

惊人之语，总能让人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上一次，这个叫徐荣祥的人，凭借指责日本和美国科学界抄袭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博客飞速聚集了“人气”；这一次，他说的是“5年攻克癌症”。

2007年底，日本京都大学山中伸弥博士带领的团队和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汤姆逊实验室，分别在世界著名科学杂志《细胞》和《科学》上发表论文，宣告成功利用人类皮肤细胞培养出人类干细胞。在生物领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科学》杂志随后将此评选为2007年十大科技进展，这是科学领域最为权威的一种认可。

正当中国媒体热情报道这个新闻时，12月，徐荣祥开始对日本的科研团队发起“攻击”，称日本科学家“抄袭”了他的研究。此言一出，立即招来大洋彼岸方舟子的质问，方舟子查阅了徐荣祥声称“抄袭”的证据——美国专利US6991 813，然后撰文指出：“徐荣祥用‘干细胞’一词，纯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连他自己在美国专利中也承认与学术界所说的干细胞毫无关系，怎么现在又突然跳出来指控别人的干细胞研究剽窃了他的主意？是欺负国人不会去查美国专利或看不懂英文吗？”

对专业人士来说，徐之“抄袭说”不堪一击、无需一击，但它在网络上招徕的眼球却实实在在，其博客文章的阅读人数短时间内就超出了50万。

开博不多不少正好3个月时间，一共38篇博客文章中，徐荣祥从烧伤治疗一直说到干细胞、中老年胃肠道疾病、吃肉减肥，最终以“攻克癌症”收尾，仿佛一次完美的个人演唱会。每一个话题，都像磁铁一样吸引人的注意力，要么是普通人一知半解的科学“流行语”，要么关乎大多数当代城市人常见的健康问题。

徐荣祥不是“横空出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媒体的记者，接到一个叫徐荣祥的医生发来的“新闻稿”，“新闻”是为了宣传他发明的“烧伤湿润暴露疗法及湿润烧伤膏”。那一次，徐荣祥的身份是一个“有为”医生，他在北京开办学习班，推广他的技术和药膏。

从1990年代中期后，徐荣祥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视野。2006年11月26日，徐荣祥“重现江湖”，现身之地是新浪博客。事实上，在此前的8月，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称5年以前承诺的“组织器官克隆”已经完成，这一次他的身份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和“科学家”，这家公司主要的产品还是烧伤药膏和保健食品。

“我每天早上起来写2个小时的博客。”博客背后的徐荣祥，有人形容长得像歌星刘欢。“美宝集团”会客室十分阔气，绿色地毯上印满公司的标志，端茶送水的女职员身段婀娜，着统一的套裙。沙发后的玻璃屏风上，描绘着古代美女图，公司的装潢出自徐荣祥自己的设计。美女们的脸庞辉映着他春风得意的神情，他笑得眼睛都眯缝起来，老板派头十足。

“我现在不愿意接受采访，就怕别人说我对。”徐荣祥多次说起这句话。这个从“出道”起就充满争议的医生，总是跟别人用不同的逻辑，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如他自己的评价“我跟他们在两个世界”。但接下来近4个小时里，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推介着他的经历和创举，话语密集、嗓音洪亮，始终很兴奋的样子。当然，他把自己如此旺盛的精力，归功于他研制出来的“长生”之术。

“攻克癌症”

不过，一些了解徐荣祥的人却断定，徐荣祥的“长生术”不是他的营养，而是偷换概念之道。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郭礼和，在5年前曾经受邀参加徐荣祥的一个专家听证会，那一次答辩，郭礼和说他已经领教了徐荣祥偷换概念的功力，当他看到博客上徐荣祥“攻克癌症”的宣言时，已经见惯不怪了。

徐荣祥的博客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是从其话题涉及癌症后开始的。2008年1月，徐荣祥在博客上发布“攻克癌症宣言书”，召集癌症病人加入“养生”行列。

为了避免成为“非法实验”，徐荣祥说他只接纳放弃了医院治疗的病人。“医院宣布放弃医学治疗的人，可以来报名，谁也管不着阎王爷管的人。”他说，有1000多人排号，最后200多个符合条件的病人参加了实验。

“247例，只有7例走了。”3月22日接受采访时徐荣祥公布了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癌症病人放弃医学治疗 3个月，才不到10％的存活率。”按照他提供的数据作比较，他自己的“试验”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记者就此咨询了蔡德江医生，他曾经长期担任香港玛丽医院(Queen Mary hospital)肿瘤科主任。蔡德江医生介绍说，癌症末期病人的生存时间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病情、严重的并发症和支持治疗的水平等等，“他的病人能够多活上半个月，本身毫无意义”。

不过徐荣祥不会在乎这样的批评。为了让记者理解他“攻克癌症”的这种独特方法，徐荣祥很耐心地展示幻灯片，描述他曾经做过的实验。其中一个实验是：“把肿瘤放进老鼠肚子，对比，喂再生物质的(肿瘤)不再长，不喂的长了两三倍。 ”蔡德江医生对此还是不能认可：“通常当癌细胞被植入活着的动物体内，这些癌细胞因为排异反应而不会成长，除非这动物像裸鼠那样没有免疫力。”“我不相信他的言辞。如果是这样，世界上各大企业都会来敲他的门，他不仅可以得诺贝尔奖，而且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对于徐荣祥声称“再生养生”对末期癌症病人的作用，郭礼和说，癌症病人的病情受心理影响的程度可能达到10％，被号召来“养生”的病人，显然不符合“双盲”实验规则，并不能说明问题。

“从目前徐荣祥所公布的东西来看，只给了我们一些新奇的在概念上十分模糊的名词，给了我们爆炸性的新闻，恰恰没有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科学成果。”已故的生物化学家邹承鲁是质疑徐荣祥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位，邹承鲁2002年对徐的批评，放在今天似乎仍然击中要害。

“长生”原理

如果徐荣祥的“再生物质”真的能达到他描述的效果，那么，恐怕人类积累的医学知识，都要因此失效。可是，他的 “长生”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直到采访结束，徐荣祥也没有展示他神奇的“营养物质”，但在描述怎样筛选出“营养物质”的时候，他提到实验中的“培养液”就是“胶囊”，“胶囊”全名是“美宝牌胃肠胶囊”，是一种标注“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的“保健食品 ”。“我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食品，你谁也管不着。”

要理解徐荣祥提出的“再生理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他滔滔不绝的山东话中，经常时空交错、人物繁多。听懂以后发现，他的所有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地与他当年的烧伤“发现”有关。

徐荣祥一直强调的一个结论是：他发现了让烧伤皮肤愈合的原因是干细胞，从皮肤再生受到“启发”，他做了很多实验证明其他器官也能“再生”，于是，就有了2002年“承诺5年完成克隆组织器官”的故事。

首先，关于是不是徐荣祥发现了皮肤愈合的原因是干细胞，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整形外科专家说，发现干细胞这样的重大成果，必须在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并得到验证和认可，但徐荣祥没这证据。不过，跟这个争议相比，2002年关于“克隆组织器官”的话题更加热闹，从那个时候开始，网络上开始出现质疑徐荣祥的声音。

2002年，徐荣祥宣布5年完成“克隆组织器官”，《科技日报》主持召开了专家听证会。按照徐的说法，“听证会上很多专家，没有骂我的”。

记者查看当年论证会的记录，发现专家们的话语客气，的确没有骂他，但质疑的问题并不少。“会上，有的专家质疑要直接一点，有的婉转一点，但大家都觉得他没有在科学的基础上讨论问题。”郭礼和说。

论证会之后，《科学时报》记者再次采访郭礼和对于徐荣祥的研究的看法。“组织就是组织，器官就是器官，所谓的 ‘组织器官’实际上是混淆了两者的基本概念。”郭礼和在采访中说。事实上，当时很多专家都无法接受徐荣祥自己制造和定义的“组织器官”这个词，既然连基本的定义都不能符合公认的规则，那么专家们也无法去认可或者反对“克隆组织器官”。

如果暂且抛开这些质疑不论，徐荣祥说，他的“组织器官”，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制造一个器官用来移植，而是为他筛选营养物质服务。他描述的一个实验是，从老鼠肠中切取一部分，在营养液里浸泡的长出了肠绒毛，没有营养液的坏死了。

郭礼和也谈到对此现象的解释：“根据目前徐荣祥通过不同途径所公布的实验资料来看，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切取一块组织(如心肌、肝脏)后，用培养液进行组织培养，之后获得了细胞的增殖。对此，我认为仅凭光学显微镜下所看到的细胞分裂和增殖就下结论未免太快、太简单了。”郭认为，细胞增殖可能有很多情况，比如成纤维细胞分裂非常快，但它不是干细胞。

事实上，在听证会之后，徐荣祥邀请听证专家参观他的实验室，郭礼和看了实验后发现，他的“克隆组织器官”，其实就是实验室常见的组织培养，这是一种已存在上百年的简单方法，而不是什么重大突破。

徐荣祥不管这些，他把“肠绒毛”理论推广到人身上。“像庄稼地一样，棒子都枯了，绒毛枯了以后，吃多少东西都不吸收。现在碱地里面都长庄稼了。”他很喜欢用“庄稼地”形容各种效果。

“人的细胞寿命是300年至少，你才活了三分之一。让它后面到了中年以后，就老是在平衡着，再生接力，激发起来，供养它。跟喂猪喂猫喂鸭子一样，把它(细胞)给喂活了，就这么简单，它(细胞)壮了就不生病了。”徐荣祥谈起自己的“壮举”，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由于并非药物，也非某种治疗方法，所以“营养物质”和“再生养生”都不需要经过药物或者医疗管理部门的批准，徐荣祥一口咬定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食疗”，仿佛生怕听众自己理解偏了。“我跟科学界不是争夺科学地位，是争夺人群，让更多的人相信它。怎么办呢？我走的是食品路线，符合国际食品标准，谁也管不着。”

在被徐荣祥的各种实验和眼花缭乱的专业概念弄晕之前，他终于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长生”理论：“不管西医中医都是针对病的，我们是针对好细胞的，所以我们不反对医。人之所以抗感染，就是有抵抗力，我们就是要营养这个抵抗力。”

增加抵抗力，预防疾病——这与我们从小学到的常识，非常相似。

为何不发表论文？

“我现在抛开科学层，有本事你和我竞争病人，我做历史性的科学家，让后人看。”“两个世界”理论是徐荣祥阻挡学术界各种质疑的防弹背心，当别人用科学研究的普遍规则来要求他时，他就要“抛开科学层”。

徐荣祥很喜欢讲这些年来科学家们对他的批评和质疑，他绘声绘色模仿别人对他的批评，也引用“他不是精神病就是个大骗子”这样经典的评价，然后哈哈一笑，表示不屑。

“在中国推广湿性烧伤疗法，他的确是比较早、比较卖力的一个。”徐荣祥早期工作是得到业界人士认可的，但接受采访的一位整形外科专家说，徐荣祥的一些夸张的提法，让专业人士无法接受。“如果一种治疗能够让三度、深二度烧伤不长疤，那么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带着烧伤疤痕的病人了。”

这位专家说，科学上允许任何假想，问题是，是否能证明假想是科学的，可以实现的？科学界的规则是，发表专业的论文来公布事实，然后让别人来重复和验证，才能宣告一种新方法或者新理论的成立。而对于徐荣祥的质疑，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为何拿不出权威杂志发表的论文。

“我们非常想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但学术观点不同，是不可能的，再一个，拿钱可以发表，我们国家好几个，拿钱可以。”对于这个疑问，徐荣祥先把学术杂志的公信力指责了一番。按照他的说法，世界上基本上不存在客观公正的专业杂志。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基础研究成果的发布，都是以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为途径，《科学》(《Science 》)《自然》(《Nature》)等杂志，是全世界公认最公正和权威的学术刊物，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国际上的学术杂志，并不收取发表费用。

但徐荣祥却偏偏对这些视而不见。徐荣祥过去关于烧伤治疗的科研成果，最终发表在《中国烧伤创疡杂志》上，他是这本杂志的主编，但他说，杂志采用这些论文，并不因为自己是主编。“先专利先发表，后面再说。我说《科学》(《Science 》)杂志和我的杂志，在国际上是一样的版权。他们杂志再有名声，那是别人认可，但在法律上，咱是一模一样的，我要让它认可，恐怕这辈子不可能。”

关于专业杂志不接受他的论文，他还有另一个说法。“现在理论体系(指他所说的再生养生)都是灭他们的，他们不可能签字。那怎么办？”

“我要当救世者”

虽然已是“知天命”年龄，徐荣祥却保持着年少轻狂的“野心”，他的设想是有朝一日全人类都能享用他的“长生” 营养，“我最终的理想，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像加油站一样，都可以把你的营养补充，太容易了，弄成液体，装在易拉罐里” 。

“我一心一意地要当无产者，当救世者。”徐荣祥的声音飘荡在他的会客室里。他纠正记者说是“救世者”而不是“救世主”，对词语的敏感，是他一大特点，就像2002年专家听证会上，与专家辩论“组织器官”不是“器官”也不是“组织”一样。

但目前，他还不是“无产者”，还有一项“唯一的经营”没有放下——“对大人物的直接改造。”

徐荣祥带领记者参观了位于北京朝阳区一座高档商务楼里的“经营”场所，这里的服务对象是“会员”，徐荣祥说，成为会员的条件主要是“大老板”。

在2000多平方米的楼层里，除了普通的办公区，很大的面积都被装饰得富丽堂皇。宽敞的接待大厅里摆着金色的大沙发和硕大的鱼缸，挂着职业笑容的女职员，带领记者参观四个相对独立的小房间，每一个房间里摆放几台仪器，其中一间用于激光取痣。

在另一个小房间里，徐荣祥介绍说，他们用一个仪器借助氧气将“营养物质”导入皮肤。“1平方厘米皮肤25滴，导入进去与组织融合，刺激细胞再生，有的地方马上就弹起来。”仪器与美容院的设备一样，但徐荣祥对美容院却很是不齿， “不叫美容，我们叫器官养生，改一个概念，美容都是骗人的”。这样的“皮肤细胞更新”，需要每隔十天半月做一次。

按照徐荣祥的指点，一间“研究室”才是最核心部分，之前参观的地方只不过是休息、教育的场所。“研究室”的作用是，会员在这里抽血，研究员把血细胞培养成“组织器官”，然后做营养成分的鉴定，“电脑一输，就出来食谱，吃多少羊肉、牛肉”。徐荣祥说，下一步会用穿刺的方法，从人身体上取得某个器官的细胞，然后得到某个器官的“组织器官”，分析以后针对性地分析。这样，就可以制定出针对某个器官的“菜谱”。

问题是，如果要穿刺取得细胞，一个器官由各种组织构成，该取哪部分组织的细胞来代表整个器官的生理情况呢？郭礼和觉得，这个设想也是一个空中楼阁。

关于成为会员的门槛，徐荣祥很洒脱地笑着说：“给个账号，爱给多少给多少，你这脖子，他有钱的人给多少也干啊。”他说的“脖子”，是指之前幻灯片中，几张照片显示一个人的脖子，在“养生”一两个月中从衰老变光滑的故事。

徐荣祥有很多“传奇”故事。比如，他说1990年代因为学术纷争，他逃往美国又辗转回国，在这段故事中，充满了公路逃亡等惊险情节，还出现了原中国国家领导人、前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秘书、特工等等人物，基本上就像一部好莱坞大片。

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在媒体的追踪、网络博客的聚焦中，表演着自己的概念魔术，但郭礼和认为，值得批评的是某些媒体，盲目的追捧和报道，为徐荣祥这样的人创造了舞台，他提醒，在涉及科学和人的健康的报道时，媒体更应该具备判断真伪的能力和职业操守。

李冰“后裔”真假 一次非典型炒作

天府早报 2008-4-10

拥有族谱就是李冰的后人了吗？一位网友直接发言：“假，一本族谱就能证明是李冰后人，还有没有其他旁证，不要打扮历史了。”有学者认为：李冰是何方人士，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李冰后裔，都江堰又是如何认定呢？

李冰后裔到底是真是假？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追问家谱

不完整不能作凭据

4月8日下午4点，人民西路4号成都地方志办公室。成都市志办公室总编办主任、成都市志副总编黄友良以及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历史学硕士许蓉生接受记者采访。

李冰“后裔”见面会上所展示的三本家谱和神牌、长卷是其重要证据，李冰70代后裔李保生的《李冰故里与李氏探源》一书，家谱封面及其重要页码的照片以及书中的内容，黄友良和许蓉生都进行仔细查看。黄友良曾经做过四川移民的研究，撰写湖广填四川的文献，曾大量使用家谱中的材料。

看完证据，黄友良的结论是：“证据来自当地人的口碑、照片、家谱。从专业角度，不足以认定是李冰后裔。”他解释道：首先家谱从1-51代都空缺，其称家谱造自清同治十一年，历经6次修续。“家谱在清代修，要前推到秦，不可取。”黄友良说。

“即使家谱是完整的，仍不能作为凭据。”黄友良说，所有的家谱都有惯例：攀名人。“从家谱材料中，单看‘二郎’，作为李冰之子被称为‘二郎’就不可信，《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关于李冰的早期文献，都未提到李冰有子。”

黄友良和许蓉生同时认定：家庙是从宋朝开始修，这段时间刚好有一段官方风气，涉及“李冰与李二郎”的家谱、家庙的修建，极有可能是当时附会的产物。

许蓉生在自己《成都城市水文化》书中———“李冰和以李冰为中心的水文化”中，对这段风气进行过史料考证：自宋代以后，二郎神崇拜不仅在蜀中十分广泛，在全国各地也有很大影响。朝廷的正式册封，激起了地方政府和民间对李冰、二郎祭祀的高潮。元代，对李冰的神化在继续，宋代曾封李冰为英惠王，元文宗至顺元年，当时还明文规定了祭祀李冰的规格。

黄友良认为：根据记载，秦以后，山西河东河西战乱时候，当地汉人被排挤向长江以南迁移，河东李氏和陇西李氏，在魏晋南北朝非常显赫，这2个族曾大规模向南迁移。“再往前推，有文献资料支持，也最多能推到与河东陇西李氏有关。”

追问考察

一次考察认定李冰“后裔”

1999年10月21日，四川都江堰市考察李冰生平专家组一行五人，来到运城市解州镇郊斜村，对该村李氏家谱和家庙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据当年的《运城日报》介绍，五人是中国社科汉语历史副研究员罗树凡、都江堰市文物局文博馆员钟天康、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吴敏良、四川省水利学会副秘书长张华松和电影《李冰》的编剧陈泽远。发出邀请的是罗树凡和吴敏良，两人之前的工作单位分别是都江堰市志办和都江堰管理局。

4月9日下午，记者通过电话与罗树凡联系上，70多岁的罗树凡介绍说，当时查看了家谱、实地考察家庙、拜访了老人。他们同时还去了甘肃陇西，那里曾经是李氏中心。

据当年《运城日报》的报道，他们的考察结论是：“李氏家谱记载：‘余李氏始祖讳冰，又名季冰，号称陆海，谥封金山顺泽侯，二郎其子也。’从家谱可以看出李冰至少是兄弟3人，他的儿子是二郎。”

“‘五十二世祖维渊公暨五十三世祖如岗公，自宋末时父子俱以孝廉补平阳教授，方告任归里，爰卜居是村，创立始祖家庙。’这说明五十二世李维渊的故乡是郊斜村无疑。”

“专家们详细考察了郊斜村的家庙遗址，并察看了从家庙中砍伐的柏树做成的棺木和二郎神像、牌位等实物后，认为李冰的故乡很可能就在这里。”

罗树凡称，1999年考察回来后，他立即给都江堰市政府打了报告，讲述发现经过和论证，但是没有任何反响。直到2005年，他出面邀请李冰第70代后裔李保生和第71代后裔李国栋来都江堰，才由政府接待。

追问“二郎”

严肃文献没有记载

李冰“后裔”家谱中提到“二郎”，被认定是李冰的儿子。这点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否定家谱的有利证据。

许蓉生介绍，关于李冰的最基本的背景材料十分匮乏。最早记载都江堰工程及其主持者的是《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直到《汉书·沟洫志》中，班固才把“蜀守冰”记为“蜀守李冰”。

自汉至晋，在《风俗通义》、《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中，李冰身上逐渐增加了种种神秘色彩，这位蜀郡太守一步步被衍化成了一尊神灵。1974年，在都江堰内江发现汉灵帝建宁元年造的李冰石像。石像说明，当时的地方政府已经视李冰为神，为镇水护堰之神。

“二郎形象是四川历史上出生的神仙。”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介绍，都江堰历史早就有传说，李冰作为郡守，只是负责指挥，辅佐李冰修都江堰的人，最早认为是杨磨，晋代《华阳国志》曾记载杨磨应该是当地人，部落巫师兼首领，修都江堰过程中协助了治水。

罗开玉说，这是“二郎”雏形，随后南北朝到唐代是“赵二郎”，宋至明是“杨二郎”，到清代演变成“李二郎”。“三位二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重合，这种情形，在中国神话中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罗开玉说。

“李冰有无儿子？严肃文献中没有记载，边角材料可以佐证。”四川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冯广宏说。冯广宏从1958年开始就在成都水利系统工作。

追问祭祀风

政府“疑案从有”

“有些活动是出于搞旅游、宣传需要。”罗开玉评价此次李冰“后裔”现身，是从旅游景区考虑，并没有从学术方面考虑。多年研究都江堰历史文化，罗开玉给自己定位为都江堰文化研究中比较严谨的学者。“地方政府想把节日搞的热闹点。”他说，这是政府和学者的区别：政府从形式出发，学者是考虑真假，两种不同思维，两种目的。基于这种道理，他笑称：“千万不要用学术方面去较真政府行为。”

对于李冰后裔一事，许蓉生和黄友良认为就是一个炒作，“不管赞同还是批判，只要公众关注，目的就达到了。”在许蓉生看来，都江堰有不少名片，但都不及李冰“后裔”轰动。

清明节刚过去，全国此起彼伏的祭祀风潮，从孔明到黄帝、孔子等，不一而足，揭开历史这片遮羞布，政府的公祭活动唱的到底是哪出大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学者们给予同样的解答。许蓉生说，现在的风气是“地方名人拉得越多，历史渊源越长，旅游人就越多。”他看来，眼下的政府都呈现一个奇怪的心态：“法律上讲究‘疑案从无’，法庭上只是嫌疑人，经过举证，法律判定才能认定是罪犯，但政府是‘疑案从有’，千方百计把‘疑’认定为‘有’。”

追问公信力

“别廉价变卖公信力”

李冰“后裔”的事情已经画上了尾声，但是学者们却关注到历史考证以外的事情。李冰是都江堰的灵魂人物，整个都江堰历史文化的精神支柱，也是旅游景区的精神支柱，涉及李冰和都江堰历史第一前提是慎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认为，都江堰政府没有当回事，觉得是简单的商业活动。

“政府应该慎用公信力。”黄友良认为：这件事情考验的是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如何行使公信力。对于一定的行为认定，要遵循一定调查程序和严谨的态度。“政府应慎用自己的公信力，不要把公信力廉价变卖，随意发布不经过严肃学术程序考证的信息，从而自己降低自己的公信力。”黄友良说。

方舟子：

这是在鼓励造假

知名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表达了观点。

“不管这些人是否真的是李冰的后裔，都毫无意义。即使他们真是李冰后裔，在经过六七十代的遗传之后，他们与李冰的血缘关系并不会比别人更接近，而且文化是不能通过血缘遗传的，他们不会比别人更具有‘李冰文化’。我们可以崇敬伟人，但大可不必因此爱屋及乌，连伟人的后裔，甚至是六七十代的后裔也去崇敬。伟人的后裔不应该具有任何特殊性。政府去捧伟人后裔本就不应该，何况捧的是真实性非常可疑的‘伟人后裔’。这是在鼓励祖先崇拜，更是在鼓励造假，鼓励大家都去跟历史名人攀亲。既然要弘扬的是文化，那么就应该专注于文化自身，而不要去炒作与文化无关的东西，更不要纵容、支持造假，那样反而显得很没文化。”(谭晓娟 赵霞 方炜 向宇）

《财经》记者 李虎军《财经》杂志 [2008-03-17]

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和《科学》杂志先后向学术不端行为“宣战”，无论结果如何，其过程都值得中国引以为鉴

　　2008年3月6日，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琳达·巴克（Linda Buck）及其合作者，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一则声明，将其本人以及曾在她实验室工作的华人学者邹志华推到了漩涡中心。

　　这个篇幅不足半页的声明指出，2001年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由于“发表的图表数据和原始数据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造成实验结果无法重复。所以，作为通讯作者，她决定撤销该文。而全权负责为该论文提供数据和图表的，则是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曾在其实验室做博士后的华人学者邹志华。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国际学术界，“召回”已发表论文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这通常意味着论文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或者造假行为。涉嫌论文始末

　　现年61岁的琳达巴克，目前是美国弗雷德·哈钦森（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的教授。2004年，她与当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的导师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一起分享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为这两人赢得这一荣誉的，是1991年发表在著名学术期刊《细胞》（Cell）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他们宣布从小鼠身上发现了约1000种基因组成的庞大基因家族，这些基因产生出同样数量的嗅觉受体（嗅觉感受器）。

　　这是一项在破解嗅觉奥秘方面的开创性发现，因为人类的鼻子大约能够闻到1万种不同的气味，比如食物的香气、烟花绽放之后的硫磺味等，但这些气味是怎么成为人类大脑中的记忆的，之前人们并不清楚。巴克给人们描述了人鼻子内这些专门的嗅觉受体，是怎么探测到周围环境中的气味分子，而大脑又怎么把这些信号还原成特定的气味的。

　　发表这篇历史性的论文之后，巴克结束了在阿克塞尔门下长达11年的博士后生涯，并在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谋得助理教授一职。

　　1997年，中国学者邹志华加入巴克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邹志华毕业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并在日本大阪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巴克实验室迁到巴克的出生地——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邹志华也随同前往。一直到2005年，邹志华才离开该实验室，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神经与细胞生物学系任教。

　　在“独立门户”之后，巴克和她的实验室继续推进嗅觉系统的相关研究，邹自然也投身其中。鉴于鼻子中的嗅觉受体约有1000种之多，那么单个嗅觉受体是如何感受有关气味的信息，并传递到大脑嗅觉皮层进行处理呢？2001年11月6日，巴克研究组在《自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此进行了探讨。

　　他们通过在小鼠的嗅觉相关神经元中引入外来的植物蛋白，培育出了一种转基因小鼠。由于植物蛋白可以在神经元之间穿梭，通过确定植物蛋白的位置，就可以勾画出气味信息传递的“通道”。论文发表后到正式被撤销前，已被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频繁引用达138次，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巴克在其获得诺贝尔奖的自传中，也特地提到了此项研究。

　　不幸的是，巴克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后来发现，根本无法重复该论文的结果，只好最终将其“召回”。虽然邹志华和该实验室的另一位研究员丽莎·霍洛维茨（Lisa Horowitz）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但根据论文撤销声明中的说法，“所有的图表数据均由邹志华提供”，目前仍在该实验室工作的霍洛维茨则只是“参与设计实验和提供培育转基因小鼠的试剂”。

　　这就意味着，邹是这起论文撤销风波的最主要“嫌疑人”。

　　由于这篇论文是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已经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自然》在其新闻报道中称，邹志华没有回复该杂志的询问。《财经》记者在电邮和电话录音中希望采访邹志华，截至北京时间3月14日下午5时，也未得到他的直接回应。

　　不过，他目前效力的得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新闻办公室负责人玛莎·坎莱特（Marsha Canright）告诉《财经》记者，尽管邹志华博士同意了撤销《自然》论文的要求，但他对此感到失望。

　　据悉，目前邹志华正在翻阅大量的文件和数据，以协助哈佛大学医学院开展调查。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不端行为，表示将尽快在得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启动重复实验，而且有信心重复出实验结果。

巴克教授也没有直接回应《财经》记者的采访要求。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媒体关系高级经理克里斯滕·伍德沃德（Kristen Woodward）女士告诉《财经》记者，巴克教授还要求该中心调查邹志华参与发表的其他论文。这些论文是在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完成的，相当于2001 年那篇《自然》论文的后续。

　　而巴克的个人网页显示，邹志华以第一作者身份，在2005年4月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以及2006年5月的《科学》杂志上，先后与巴克合作发表论文，进一步探讨大脑嗅觉皮层中的信息网络。

　　目前，巴克和邹志华论文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真相也仍未水落石出。不过，这一事件注定将引发人们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更多的关注。

撤销“双响炮”

　　巧合的是，几乎就在《自然》杂志刊登巴克等人撤销论文声明的同时，历史最为悠久、发行量也最大的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也吹响了撤销另外一篇论文的前奏。

　　这场风波的主角，是韩国高等理工学院(KAIST)生物科学系教授金泰国（Tae Kook Kim）。2005年和2006年，金泰国作为通讯作者，与其合作者先后在《科学》和《自然化学生物学》（《自然》姊妹刊）上发表两篇论文。

　　其中，发表于《科学》的论文，描述了如何用纳米粒子去追踪细胞内的分子活动，以最终发现新的药物作用靶点。《自然化学生物学》的论文则称，利用前述技术筛选出特定蛋白质，然后对这些蛋白质进行调控，可以拨回细胞的“年龄钟”，使细胞“返老还童”。

　　之后，金泰国参与创办了一家名为CGK的公司，打算将其研究成果商业化。但在今年2月12日，该公司与金所在的韩国高等理工学院联系，声称无法重复金泰国的实验。

　　第二天，韩国高等理工学院在系一级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立即找到金泰国，但后者无法提供实验记录本或原始数据。数天后，金泰国神秘地离开了韩国。

　　调查组还与这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元在俊（Jae Joon Won）反复交谈，后者最终在书面声明中承认，两篇论文都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2月28日，调查组将初步调查结果上报给韩国高等理工学院的校长，并在同一天知会了《科学》和《自然化学生物学》。

　　韩国高等理工学院生物科学系内部调查委员会主席李均敏（Gyun Min Lee）教授在致这两份杂志的信中说，“尽管正式调查尚未结束，但初步调查结果已经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两篇论文不具备任何科学的真实性。”

　　韩国高等理工学院校一级的内部调查委员会成员徐渊秀（Yeon Soo Seo）教授也对《科学》表示，调查组已经发现两篇论文在科学上是错误的；但如何界定论文合作者之间的责任，尚需时日。不过，待调查全部结束，肯定将公布相关细节。

　　《科学》迅速做出反应。3月3日，该杂志前任总编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和现任总编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联合发布编辑声明（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提醒其读者注意那篇《科学》论文成果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严重质疑，并呼吁作者尽快与杂志社联系论文撤销事宜。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李均敏表示，目前系一级的调查已经完成，案子已经提交到校一级的调查委员会。

　　业界普遍认为，韩国高等理工学院此次高效率的调查，大概与黄禹锡事件给韩国学术界带来的警醒不无关系。2004年，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曾在《科学》发表论文称，在世界上率先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但这一成果后来被证实为造假，令人震惊。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两起论文事件中，虽然涉及到类似诺贝尔奖得主这样具有非常高的学术地位的人员，美国和韩国的相关学术机构都没有采取“捂盖子”的做法，而是成立调查委员会，并且尽可能地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

　　无论这两起事件的最终结果如何，以学术打假而闻名的新语丝网站创始人方是民（笔名方舟子）博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像巴克这样能够自曝家丑，主动向期刊要求撤稿，并尽量降低造假造成的危害的做法，在中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去年底，上海复旦大学公布了三起学术不端行为；但从最初接到举报，到最终公布处理结果，最短的也超过了五个月的时间，而且处理过程也被指缺乏透明度。当然，这在中国已算是非常积极的处理方法。更多的情况则是即使被外人揭露出造假之后，本人也拒绝做出回应；而所在单位不是置若罔闻，就是千方百计地包庇，主管单位也无意强行介入，最终事件变得悄无声息。

　　以随后被披露的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号称“中国杂交水稻之母”的谢华安涉嫌学术造假案为例，至今其所在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以及负有相应职责的中国科学院，均未向公众披露调查结果。

方舟子、葛剑雄谈“华南虎”上两会

2008年03月08日腾讯嘉宾访谈

视频见（用IE看）：
http://news.qq.com/a/20080309/001711.htm

（文字记录不全）

主持人曹景行：“两会三人行”，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华南虎的问题。

曹景行：还有必要问我“华南虎”是真的吗？!

来自武汉点击查看武汉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的网友问我一个问题，曹先生，到今天您还相信华南虎是真的吗？我的回应是，武汉的这位网友，到今天你还需要问我这个问题吗？当然，我们今天不再谈华南虎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谈的是跟两会有关系的。

首先请来的就是跟两会直接相关的葛剑雄教授，首先我介绍一下，他的第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老师，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已经是研究生了。这位对我来说也比较熟悉了，虽然我是第一次见面，但也看到了您的努力，这位是著名学者、科普作家，新语丝网站的创始人方舟子先生。

我们今天谈的问题当然和两会有关。因为在两会期间华南虎会成为一个题目，我都没想到。我本来以为这个事情，从十月份发生，到现在，就像刚才我回答那个网友的一样，还需要再谈吗？但是这样的事在两会提出来了，提出来了也有反应。比如陕西省的省长袁纯清就提出来了，说在即将开幕的两会上，我们应该把精力主要放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上，他说陕西省政府对华南虎事件的态度是明确的，但我们现在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报告上。看来他是不大赞同在两会期间再来谈华南虎事件的。葛老师，你是两会的政协委员之一。你们在会内会谈到华南虎事件吗？

讨论“华南虎”与国计民生大事不矛盾

葛剑雄：我们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第一，在政协的会上，我没有就华南虎提什么提案。因为我也觉得华南虎这个事还不需要用提案的方式，它是个案。根据我们政协平时的章程，有些事可以通过社情民意的方法来讨论，有一些具体的事可以转到有关方面。一般提案都是比较大一点的，这是在全国的会议上提到的，所以我的确没有对这个事提出提案。第二，我们政协是分界别的，我所在的是教育界，所以我在会上也没有谈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教育界的确有非常多的问题谈。但是在会外，我写了文章，而且在两会期间发表了。这并不是因为我要写这个文章，而是我看到了相关的报道，第一，这个事居然到现在还没有做出鉴定；第二，现在还在讲这些不应该讲的话。我是对这些做出的反应。关于两会本身的议程，当然我很赞成陕西省省长的话，我们国家不应该在两会期间讨论这个事。但是两会期间，我觉得跟解决这个问题是不矛盾的。因为两会期间政府还是照样工作，不是说政府在这时候就关门了，没有事你陕西省政府在干什么？国家林业局在干什么？你们还可以照样做你们的事，所以这是不受影响的。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两会期间，我发现除了葛委员谈到过华南虎的问题，其他一些委员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也谈过了这个问题？

葛剑雄：事关政府诚信与公信力就不是小事

葛剑雄：昨天我根林嘉騋委员一起做了一个节目，我的理解，他也同意，他不是就事论事，他是通过这件事提出来，政府应该诚信，保持你的公信力。我觉得这个事就不是小事情了。而且他提的也不只是华南虎的事情，就这一系列事情，政府要保持公性，我觉得这就是和政府、跟两会有关的题目。所以我们并不是着眼在两会期间有个什么结论。严格来讲，我感到有一些遗憾，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件事对全国来讲不算大事，但对你镇坪县难道不算大事吗？镇坪镇的人在干什么？对陕西省来说，我就不相信陕西省人大和政协委员会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本来以为陕西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来没有。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提一下还是有必要？

葛剑雄：我认为有必要。

方舟子：全民关注的事代表民意者也应关注

主持人曹景行：方先生，您看呢？

方舟子：我也同意我们这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没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方面，你可以把次要的精力集中在讨论华南虎的问题上，这也未尝不可。因为华南虎的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国关注的一个焦点，甚至变成了一个国际新闻，因为国际的媒体上也都报了。所以大家可以来谈谈。因为这件事现在没有一个结果，官方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结论出来，特别是在中央政府这一层面还没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讨论一下。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不是这样的事情非要有个态度呢？

方舟子：不一定非要有个态度，但问题是，现在一般的观众都特别关心这个事。既然大家非常关心这个事，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到后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现在全国人民都关注了，那代表民意的代表和委员也应该来关注。

主持人曹景行：那陈冠希的照片也有很多人关注啊？

葛剑雄：不，这个情况不同的。我为什么写文章？有前提。第一，最近才得到消息，它根本就没有开始鉴定，如果不发这个消息我不会写文章，因为可以再等一等。就在两会开以前我看到消息，没有人做鉴定，第二，是没有人敢接受这个鉴定。第三，最近我看到司法部的副部长，他说这件事是在考验政府的公信力。接下去又是新闻发布会，国家林业局说这不归他们管。

主持人曹景行：上一次开记者会好象就是他们的事情？

葛剑雄：对，要他们去做鉴定。我知道根据我们国家的体制，的确不是垂直领导的。陕西省林业厅是陕西省政府的组成部分，国家林业局对它是起业务指导的作用，而不是领导的作用。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它上一次没有必要急着开会？

葛剑雄：没有说叫他们去鉴定，不是你的范围，你管理什么事呢？应该说，我们建议陕西省政府去鉴定，应该这样来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写这篇文章的。如果有人说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搞到两会来，那也不是我的责任。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我当然会冷却一段时间。有了这一事情，我们当然要反应了。

方舟子：“华南虎”与“艳照门”不一样

方舟子：这个事跟陈冠希那个事不一样，陈冠希那个事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主持人曹景行：陈冠希在香港引起的争议不仅仅是在照片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于香港警方处理事情上诚信的问题。这就是政府的问题了。所以事关政府就是大事。关系到政府怎么是小事呢？

葛剑雄：还有，政府态度明确了也可以，比如陕西省政府说了两会以后我们一定给你们答复，那我们当然就不要说了，或者明确我们到4月几号会有结果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并不复杂，如果非常复杂，那情有可原，现在是很清楚的事。还有，堂堂中国居然找不到一家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吗？为什么这样的事大家都不敢接或者不愿意接？不愿意接，林业局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省政府可以完成吧，省政府完成不了可以跟国务院打报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找人鉴定了，那国务院总可以找一家吧！

方舟子：他们让林业厅来找鉴定机构，这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事。

主持人曹景行：这件事看起来跟两会并不冲突，会成为两会大家关心的问题之一。

方舟子：可以做为一个问题。

葛剑雄：两会期间谈虎照没有一点问题

葛剑雄：我们说是在两会期间，不一定两会。两会期间还有这样一条，第一，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言论是不受法律追究的。所以有记者问我？我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跟我暗示或者明示我不能说这件事，我们是有充分自由的。第二，政协委员要提案不需要任何人同意，我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人，没有人指定的。那当然，如果将来审查委员会审查，你不立案，当然不立案也给你处理，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到这里面来。至于人大代表是有规定的，他的议案不能是单独的，要有联合署名，所以说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你该不该说这个，我觉得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哪一个委员认为该谈，我觉得就可以。

方舟子：这不是个问题。刚才葛老师说了，既然没有一个机构愿意接手做这个鉴定，首先是谁去找的这个鉴定机构？现在是让林业厅自己去找，本来就错了，因为林业厅是当事人之一，这里面有利益冲突，他们一开始就坚持这个虎照是真的，如果让他们再去找鉴定，他们肯定不愿意去找。所以，这个本身就是错的。

主持人曹景行：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个很简单的事，并不复杂。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那边如果找到华南虎是个很好的事情。老实说现在对周正龙这个人大家没有什么兴趣。在我看来，你这张照片在不知道真假的情况下做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又是政府行为，那政府就应该承担相关责任。至少政府应该公开说，我没有按照有确切的证据，我做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而且应该承认错误，这不就行了吗！

葛剑雄：还有个问题很奇怪。新闻发布会开了以后，作为它的上级政府，当场就已经知道这个新闻发布有没有得到授权，就应该马上表态。拖了这么长时间最后也没有表态，那你当时就不知道吗？这个省有这么大的事，它过这么长时间再来说不是废话嘛！

六成网友支持“华南虎”上两会

主持人曹景行：从十月份到现在，从网上来看，我们在网上做了一个民意调查，17000多名网友表示的态度，当中我们有个题目有代表委员将“虎照事件”提到两会上，你将会怎么样表示你的态度？强烈支持的59.72%，就是六层；反对，两会还是谈点国计民生为好，实际上这是和袁省长比较接近的一个观点，33.47%，差不多三分之一。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方舟子：你谈这件事跟国计民生不冲突。

葛剑雄：这两种观点我都支持的。我刚才也讲了，比如像我本人，我已经提了好几个议案，没有一个是讲这个的。第二，我在会上所有发言，的确我自以为都是国计民生的。但是会外我讲这些话。据我所知，我接触的委员谁都不希望多谈这个事。

主持人曹景行：第二个问题，因为这几天当中谈到要不要在两会期间讨论这个问题，包括媒体要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知道3月18号，就是两会结束这一天，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会在他的记者会上和我们媒体见面，我们都会争取提问题，要不要提有关华南虎的问题？

葛剑雄：如果让我来选择，我希望不要主动去提。因为毕竟我们社会有很多重要的问题，让总理更多地介绍、表达我们新政府一些大的事情。我也赞成这件事是个非常小的事，而且我也希望这件事最好不要惊动总理。当然，我今天可以坦率地说，如果到两会结束，最后陕西省解决不了这个事，我认为我愿意联合一些人跟国务院提出来这个事。你省政府解决不了或者你不愿意解决，为了国家的体面，我们请中央政府。我在文章里也写了，希望国务院派人督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方舟子：“华南虎”可以提到总理记者招待会上

方舟子：当然从现在看来，你在陕西省整个层面上，他们是不会自己解决的，因为他们有地方保护主义。

主持人曹景行：你如果有机会拿到提问权的时候你会提吗？

方舟子：我很有兴趣。

主持人曹景行：就是在规定的场合，就是在3月18号，一年一度的总理记者会上，有上千个国际和中国的记者，有上百台计算机，而且是全球转播的情况下，你会提吗？

方舟子：如果我是一直追究这个事件的记者，我是很有兴趣想知道新总理是怎么看这个事件的。

主持人曹景行：您认为在这个场合应不应该再提这件事？

方舟子：我觉得提不提都可以，因为这个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你说小，确实只是某一个地方的一件不太起眼的事情。

葛剑雄：我前两天写了文章，有些记者也说到了这个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为什么说大不大？就那么一点事，就是那么一个县，那么几个人。说小不小，是因为它涉及到了政府的公信力。

网友呼吁别在国际上丢人现眼

主持人曹景行：这个事你觉得可以提。因为现在网络发达，这次两会和互联网的关系也是空前的密切，当中有一个互动主题就是“我要向总理提问题”，有些网友说会提关于“华南虎”的事情，但是好多后面的意见是反对他的，反对的理由是，这样的大会应该由总理讲一些问题，尤其是新一届未来五年的大的方针，跟这个相比，华南虎的事确实小了一些。这个跟袁省长的意思也是接近的。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不要在国际上丢人现眼了。

方舟子：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讽刺。如果这个很小的事在中国都得不到解决，政府的诚信怎么保证。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个大事。记者也可以提这样的问题。

葛剑雄：假如我说我今天是记者，我不提。如果实在有人要提，我建议他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提。以您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将采取什么办法来保证政府的公信力？我们相信我们的新总理是有这样的智慧的，既能从政府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让这一类有弄虚作假嫌疑的事情得到处理。我相信我们的新总理是有这个智慧的，不会丢人现眼，也不会丢中国人民的脸。我也愿意相信，我们的省长出于公信，肯定也在想本身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两会结束，看到我们陕西省省长采取的措施。

葛剑雄：“华南虎”事件不能不了了之

主持人曹景行：另外，有一些网友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可能会不了了之。我自己也有一些感觉，我在会前也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差不多了。如果这件事从我们的视野中慢慢退掉，有什么大不了的？

葛剑雄：不行。

方舟子：刚才提到一个诚信的问题，这个事情可以说早就结束了，正常人都知道这肯定是假的。有些人也说搞鉴定没什么必要。但为什么大家还在谈这件事呢？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还在掩盖他，还在包庇他，还不愿意承认错误。

主持人曹景行：现在反正也搞不清楚，很多事情永远搞不清楚的。

葛剑雄：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都比较简单，以为有民间的鉴定出来，还有军事科学院的一个结论，还有国防大学，另外有个博士生导师，这些出来，正像你说的，大家认为已经差不多了，他下面可能会准备下台了，当然我们不要他脑袋了，但是你要认个错。但是到后来发生这么多的事，以至于最近不可思议的国家林业局的说法以及陕西省的说法，到此，善良的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就是没有办法做的事。正是因为这样，大家要追它的水落石出，如果你一开始就认错了，这个事情可能早就过去了。你说这样会不会不好呢？第一，它始终到现在没有做过证据，将来若干时间以后，他会说对不起，证据的时间长了。从法律上讲，如果它的追诉期过了；另外，证据也没有了。再根据我有限的经验，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人会出来替他打抱不平，他们会说好好的一个民间探险家就被你们这样给扼杀了，中国就丧失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就是你们这批人反对弄成这样。

主持人曹景行：所以大家就没人敢去碰华南虎了。

葛剑雄：“华南虎”事件将来会写入历史

葛剑雄：我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否则我将来修中国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志的时候，这一章怎么写呢？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现在宣传力度非常发达，不像古代，碰到什么天灾人祸会没有人知道。现在，这是大家忘不了的。我觉得牵涉到政府就没有什么小事。

主持人曹景行：从您的话中，我想起一个历史，什么事大了就要写在史上的。对不对？这件事肯定要写在历史上的？

葛剑雄：当然会写了。你们有没有统计过关于华南虎这个事，全国有多少新闻。还有一个问题，这样不利于我们国家政府、地方政府跟有关政府建立起一个公信力的形象。而且这样，今后还会鼓励第二个“王正龙”、“李正龙”一些人再出来。因为他实惠也得到了，两万块钱也拿了，在当地也不算个小数字了，风头也出了，他自己也讲了星级酒店也享受过了。那再来个更大的怎么办？

主持人曹景行：我觉得我们这次谈这个问题，不要再去谈周正龙了。这次报道当中，包括海外报道中有个说法，比如说新加坡联合早报说，陕西代表闻“虎色”，便没人愿意谈华南虎照。再加上现在有个这样的说法，说华商网的华南虎论坛关了，陕西就很紧张了。实际上我觉得不是如此。确实您采访的时候是有各种各样的场合，你不是谈华南虎，很多代表也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你随便去问一个官员，尤其在现在这种场合，还有保安在场，还有一些规矩，因为采访代表，我们是要申请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不接受的也不是怕，我觉得媒体不能一概而论。还有，确实有一些委员或者代表不愿意回答，也许是他担心。但是也有好些陕西省委员代表也是正面回答的。比如说陕西省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说，有错误可以理解，谁都会犯错误，但是陕西省政府应该澄清，政府应该出面给予说明。所以，媒体不能一概而论。还有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锦秋。

葛剑雄：张锦秋是个建筑师，我认识她。

主持人曹景行：她说陕西省政府的措施是极其果断的，但是林业厅的做法也不算严肃。

方舟子：但是你要注意到这两个人都是属于科教界的，科教界的人比较敢说话，和官员代表还是不太一样的。

陕西专家认为不应该对周正龙进行问责

主持人曹景行：最主要一个我要澄清的，有一位叫荣海的教授，是西安大学的，也是陕西省政协委员。他有个说法，说我们不要追究结果了。这句话就好象这个事情算了。实际上他的讲话内容，在我看来有更多的含义，他的意思是华南虎事件应该做深层次的反思，但是他不主张对某个人进行问责。

葛剑雄：这个可以啊，但是要看具体的结果，但是至少要表明态度。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媒体只引“他不要追究结果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偏颇了。他还说华南虎问题要深层次反思，这与我国目前行政体系有关，你想想，就是简单的一个农民造了假，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道德问题，但是上升到政府参与，包括很多工作人员一直没有表态，你也不能说政府和官员在这里面协助帮忙。可能它原来的出发点是好的，可能想通过这个事情带动生态保护，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变成了一个道德的拷问，无论是拷问政府还是拷问人性，一件小事可以折射出很多社会问题。

葛剑雄：他前半短话，我觉得说的很好。后半段我觉得不对，不管怎么样的做法，都不能说谎，不能作假。

方舟子：我对这个也不太同意。好象都把它归结为一个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没错，我们可以考虑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不能因此就放弃对个人的问责。

主持人曹景行：他提到这个问责是整体的。

葛剑雄：你不要问他是不是假，我们可以原谅他这个人，但是不能原谅这件事。另外，今天我们说这个事，今天已经涉及到国家利益的事，所以不能造假。首先它把这个问题认错了，才要原谅，这个事情如果过去了就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了。有这个前提，才可以讨论下面的问题。

曹景行：如“华南虎”带来普遍性问题就大了

主持人曹景行：刚才从荣海这个观点来看，我觉得有另外一层的问题，就是他如果带来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那问题就大了。所以他点出了这一点，在他所见到的范围里有一定的普遍性。

葛剑雄：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希望媒体的朋友，也希望网友不要给代表、委员一些压力。第一，你要让自由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愿。他愿意讲就讲，不愿意讲也有他的自由。

主持人曹景行：或者跟他根本就没关系，这也可能啊！

葛剑雄：对啊！这完全可能的。比如我比较关心媒体，不满你说，一开始我也不当一回事，我说人家肯定是网上找找茬，我以为是真的。第二，我心里也希望它是真的。另外，你不要忘记我是个新委员，可能缺少经验而且我平时也是个口味遮拦，到处说话的人。你不能要求大家都这样，政协委员要履行他的职责，他有自己的选择。还有，我也不会否认，假如我在陕西，说不定我考虑问题比现在会多一点。我们应该让他们自由，还应该相信他们。网上怎么说，我们不管。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能随便负责任。

“华南虎”引出对政府的问责问题

主持人曹景行：我们可以稍微离开一下华南虎本身的问题。这一类我们就牵扯到政府的诚信，恰恰是现在政府要改革的问题，就是问责的问题。在香港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叫“问责子官员”，后来问责下去的，我们知道有一位就是梁锦公先生，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妻子伏明霞要生孩子了，他觉得家里要换一部汽车，就买了一部新的，比较好的汽车，恰恰是因为这个汽车要加税，因为他自己是负责这个事情的，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就给媒体暴光了，在立法会议中也受到了追究，所以他就辞职了。所以对这样的问题，华南虎问题说小也不算个小问题了。作为问责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件事情大家都马马虎虎地对待，也许像刚才那位荣海教授说的，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方舟子：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造假横行，应该说引起了大家的愤怒。所以这样明显的造假都没法处理，而且变成全国的舆论中心都没办法处理，那么其他更隐蔽的造假、更大的造假是不是更没办法处理。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问题提到两会上，因为在地方是没办法处理的，只能通过中央政府，看全国人大能不能施加一些压力。所以，在总理招待会上如果有记者问这个问题，我也是很能理解记者这种心态的，想知道中央政府究竟要怎么办。

主持人曹景行：这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周正龙的问题。

方舟子：“华南虎”也反应出政府管理能力问题

方舟子：而且这不仅反应了一个政府诚信的问题，还反应了政府管理能力的问题，对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去管？

葛剑雄：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是针对国家林业局上一次记者招待会，居然一位副局长把这个事跟 “尼斯水怪”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我想请问他“尼斯水怪”的事情，英国政府开过发布会吗？影响政府有介入到其中吗？没有。没有怎么还把这个会开这么高？还办了博物馆。如果今天就是民间拍一张照片，你说是真的或者假的，也可以造假，这些我们不用多管。现在关键有政府介入到里面了。另外，我再说一点，你刚才讲到我们在政协开会，甚至我还没有来开会的时候，我就收到了民众来的信，我觉得这个信完全不该拿到政协的。但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问题，大家对于两会政协人大一种期望，因为你要解决很多事情。如果过头了，本来不属于你的，他们都寄来了，但是应该看到，这是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一个进步，大家都希望通过开会来解决。第二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地方政府该管的事没管好。有些可能是很小的事，但是这个信来了，要我们转。我甚至收到一封信，我和这个委员根本不认识，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他们说是报上抄来的，这个委员就寄给你们了，而且他还复印了很多。

主持人曹景行：您会认真地对待这些来信吗？

葛剑雄：我是采取这个办法，因为我们规定，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东西是不能干涉的，否则我们干涉司法了，这种一般是转到有关方面。同时我会回答，如果有民事信会回答，你的东西已经收到了，但是不能作为提案，我已经转给哪里了。

主持人曹景行：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做媒体的都会收到不少信，我收到以后，都转给你？

葛剑雄：我也是转，因为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因为是好事；现在开两会，全国这么关心，要是以前的话……今天有多少人关心，尽管有人提出来问题是超出了范围。

这也是好事。民主是逐步建设的。另一方面，又回到这个问题的，如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没有必要这么讲了。

主持人曹景行：现在有一个可能，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个事情，别的地方可能也有一些类似的事情。但偏偏这次撞到枪口上了，为什么？

方舟子：我觉得主要还是地方政府过早的介入。让人家觉得地方政府是支持造假的。

主持人曹景行：为什么大家会置疑呢？以前如果有这种事情也就过去了？

葛剑雄：如果没有网络“华南虎”不会闹这么大

葛剑雄：因为你自己在搞网站，如果没有这个网站，老实说，这个事情不会闹的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文章要在报纸发表，毕竟您没有媒体，但是网上上面自由发表意见，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重视。因为网上什么话都有，后来一看有道理，再一看政府开始有各种奇怪的反应。所以现在许多的造假事，包括方老兄，我们复旦上次的活动，他也有功劳。这种新媒体网络是起了以前没有的作用。

主持人曹景行：原来的传统媒体不可能？但是在网站上有你的天地。

方舟子：这次传统媒体的功劳也是挺大的。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现在一开始提出来问题的就是网站上的一些网友提出来的。以前老百姓手里没有那么多知识鉴别真假，而且老百姓的知识来源主要是来自报纸杂志，要多借书，去图书馆还要问级别，葛教授可以借的，我未必可以借到。还有一些外文资料，《科学》杂志，你能看到的可以看到，其他的封在那里根本不让你看。现在知识解放与网络解放，我们可以这里拿一块，那里拿一块东西，变成就超越了这些做事的人。做事的人永远比不上整个网络上的。

葛剑雄：现在媒体也有竞争。比如这个信息，媒体也希望多写几篇，因为这个报纸也要让让看，不像以前推荐给你。我现在订报纸也不是说上面订上来就订什么，我得选择那些报纸爱看。所以报纸也好，书也好，现在也要追求市场和读者了。所以这个消息，谁最及时，谁的言论看的人最多，就登。无论陕西省林业厅，还是其他的部门，什么也不说，大篇报道一下子就来了。

主持人曹景行：如果像两会，按照以前传统媒体讨论，就不会。现在说不提，网上一直在提，这两天又热闹起来了，你越是回应说不要谈，反而会引起更多的议论，这就是网络。

葛剑雄：我是因为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都很吃惊有这么多的媒体来。因为我们的主席台是从北门走的，我说走西门，就没有那么多媒体包围我们，谁知道结果一进门看到一帮媒体过来围着我们，用镜头对着我们巴不得你说一句话，至少中国是49年以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也算他们倒霉，要是他们早三年，五年，可能根本没有这种情况。现在怎么行，各个报纸都在报。

主持人曹景行：算他们倒霉，撞在枪口上。从这个话题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次两会，网络、媒体和大会的互动，葛委员有什么感受？其他的委员好象也在用网络的方式？

葛剑雄：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网络上得到很多资讯；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我们在政协的驻地上，除了有我自己带的电脑之外，还可以让你查各种电脑资讯，统计表资料等等，这是一个。另外，我每天要在网上，我点击我的名字看看有什么反应等等。因为委员一来，马上就要看能不能上网。所以我开始上网不大顺利，服务员说我们今天忙昏头了，一个一个房间都来看。我不敢讲这样的人有多少比例，但至少有大量人是通过网络来得知信息的。

一条消息可能一小时、两小时后就出来了。我一般睡比较晚，半夜里消息就来了。

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民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是让各种意见出来，然后来进行决策。但是决策之前你要知道各种咨询，比如我发言我要对自己负责，至少要对国家负责，我首先要有好的、多的资讯。否则，我不知道怎么办？

方舟子：网上的信息现在有很多，包括一些垃圾的信息、各种谣言等等。这还要看你怎么样去辨别。华南虎的事，我认为传统的媒体功劳也很大。传统媒体比网络舆论更有一点公信力。他们会相对慎重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纯粹是网络炒起来的，最早是网民炒起来的，但是后来有各种传统媒体的介入，有好几百个记者跑到镇坪镇去，这样就有了网上网下的互动。

主持人曹景行：特别是后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也做了一些报道。

方舟子：相当于一个总结性的报道，把各个媒体和网上舆论都归纳了一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只有网络的话，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网上的信息太多了。

主持人曹景行：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这个事情打到最后回合是差不多了，但是还没有打完。

葛剑雄：我们当然希望有个正当的结果，而且是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方舟子：希望地方政府能认错 处理造假包庇者

方舟子：我们是需要有个结果，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官方的结论出来，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来说，希望政府能够认错。第二，我们希望这些造假和包庇的人应该得到应有的处理。

葛剑雄：可以这样讲，如果这个老虎没有造假，那就有比造假更严重的问题了，否则你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个事了。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正常的智商都是有的，从逻辑科学上来看，的确已经有结论了。但是要注意，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是阿Q精神，很多坏人就是没有坏报。当然，历史不是这么简单的。现在建设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就应该通过法制和民主，使他有应该有的结果。

主持人曹景行：这样的问题我想现在已经不止是一个省的问题了。明白人应该都知道底细。我看看我们今天其他的一些投票。到今天你还相信华南虎是真的吗？

你相信不相信华南虎是真的？

葛剑雄：我早就不相信。

方舟子：我一开始就不相信。

主持人曹景行：网上说假的，连火星人都知道的是80%，我还是保持存疑的态度是14.8%左右，但是也有5.39%的认为是真的。

葛剑雄：我们尊重少数。

方舟子：不管是多么确凿的事情，总还是有一些人是不相信的。

主持人曹景行：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是真的希望陕西有华南虎。

葛剑雄：既使是将来政府公布结论，也应该允许人家有这个自由。个中有种种原因。

主持人曹景行：还有一个，你觉得虎照有没有必要去鉴定？有必要的是42.11%，就是有官方鉴定，其他鉴定不必要了。要必要去再鉴定是35.%多，没有必要去鉴定的有22.45%，也就是大家认为这个事情已经有一些荒唐了，有没有鉴定都无所谓了。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由官方来鉴定。还有一个是，作为我们讨论的背景，你对这个事今天还有兴趣吗？

还是兴趣盎然，直到官方给出明确的说法，不给出说法，像《秋菊打官司》一样，给我打了，一定要说法，没有说法，一直有兴趣的占42.02%！没有以前兴奋了，但是保持着关注有23.19%，麻木了，对新出来的新闻是随便看看，漏掉的，是 17.80%，觉得没意思，听到就觉烦的是17%。您是怎么认为的？

葛剑雄：我的态度在文章里面已经说明了，我是还有兴趣的。这个题目起的不好，什么是兴趣呢？就是关注，希望迫切的解决。

方舟子：我还是有兴趣看结果。这件事本身是很有戏剧性的，像破案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案子已经破了，现在主要是想看看当事人会不会得到处理。

葛剑雄：如果没有网络，周正龙有可能得五一劳动奖章

主持人曹景行：假如没有网络，华南虎事件会怎么样演变下去？第一个，可能镇坪县成立保护区，领导经常来视察，这种可能性的有44.35%，最大的可能性是成立保护区，领导经常来看，还拍照片。我在许多地方看，凡是领导来了都看，在墙上都挂着，这是地方常出现的情况。第二个，周正龙巡回演讲，介绍拍虎英雄事迹，这个有30%，这个也有可能，至少在省里有可能。

葛剑雄：得一个五一劳动奖章也有可能。当然了，这么大的功劳，省里当然要报了。

主持人曹景行：周正龙登上科学杂志封面？

方舟子：这个不可能。

葛剑雄：那就是你把科学世界的主编看得太差了。

主持人曹景行：我觉得如果他登上了杂志封面，这不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他来帮我们弄清楚。

方舟子：会作为丑闻，如果以为回承认他是真的，那是侮辱动物学家的智慧。

葛剑雄：个人丢眼不要紧就怕政府部门丢脸

葛剑雄：个人丢脸就算了，就怕更大的丢脸。个人丢脸，全世界那个国家没有造假，这是不要紧，就怕背后的政府部门丢脸，就麻烦了。

主持人曹景行：但是还有11.94%的人回答，我不告诉你。这可能是大家的一种心态。谁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葛剑雄：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喜欢了解已经发生的事，对可能这样，任何人都有权力去设想。再设想还有许多故事再演绎下去，可能其他地方也会请他去拍照片。

方舟子：这在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主持人曹景行：大家也应该谢谢华南虎，最近谈的很多了。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导致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提高，那更是应该谢谢他。

方舟子：或者有一些相关制度的改变，更应该谢谢他。

葛剑雄：看世界的文明发展史中间，经常有一些偶然事件引发一些争论或者变革，当然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具备了发生变革的条件。现在这件事，无论它的结果怎么样？现在正处在我们中国，这几年，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的平面媒体包括网络。

主持人曹景行：也包括政府本身。政府本身也在改变。

葛剑雄：对的，比如中央电视台是我们的主流媒体，而且它的调查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有些人本来相信，一看连中央电视台都提出质疑了，所以应该讲，我们本身通过这个事情取得什么进步，他是一个导火线。实际上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

主持人曹景行：我们可以想象1958年发生什么事。

葛剑雄：总的来说，反应出我们今天社会的一种进步。

主持人曹景行：今天的“两会三人行”我们就到这里，明天两会继续开，我们“两会三人行”也一定继续行。

问：我们在做一期关于已经过去的“金猪年”婴儿扎堆的报导，许多人被“金猪”的说法影响，认为“猪”宝宝在传统文化中比较幸运，也有许多夫妇生子后特殊年份的根据生辰八字起名，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迷信现象。因此，我们想了解一下，作为一名反伪科学斗士，您对“迷信”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答：说猪年或某一生肖年生的小孩比较幸运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是一种迷信。生肖配年份本来是主观匹配的，它的含义是想像出来的。试想，2007年全世界有几千万人出生，难道他们就比其他年份出生的人幸运？生肖每12年轮一次，难道去年12岁、24岁、36岁、48岁、60岁、72岁……的人人生就比其他岁数的人幸运？有统计证明这一点吗？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民俗的东西，做为一种娱乐，玩一玩未尝不可，没有必要去深究。但是如果真相信了它，用来指导生活，一窝蜂去生“金猪宝宝”，那就不妥了，甚至会造成社会问题。

问：您认为“金猪年”婴儿扎堆现象，是否反映出迷信思想在中国依然根深蒂固？

答：是的。

问：相信十二生肖说是否等同于迷信？根据您的经验，迷信思想在什么样的人群中影响力最大？

答：生肖说本身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文化风俗。但是如果相信生肖能影响或决定人的性格、命运，那就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思想在乡镇、农村的人群中影响比较大，比如还有许多人相信某两种生肖会相克不能结婚（例如有“龙虎必相斗”，“鸡狗不到头”的说法）。

3问：您认为为什么年轻人依然会被“算命”等思想影响？

答：许多迷信思想在现在都被当成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媒体上宣扬，甚至还被称为有科学依据。传统迷信与现代伪科学相结合，这样对年轻人就会有不小的影响。

问：您自己是什么星座和属相的？他们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答：我是天秤座和属羊的，他们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１． 中国是不是正在成为一个科技大国？在哪些领域特别突出？

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科技大国，不过近年来在某些技术领域，例如生物技术、航天技术领域，有很大的进步，正在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仍然相当落后。

２． 为什么发展得快起来了？是得到了更多的政府基金帮助？还是有了更多的好的研究员？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政府投入的科研基金的绝对数目增长了许多，虽然很多都被滥用、浪费掉了，但是由于基数比以前的大，所以用在实际科研的资金还是增加了。近年来有许多留学人员归国，其中包括一些已在国外成名，有了较高的学术地位的，他们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科研的实力，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式和理念。

３． 成为科技大国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只有成为科技大国，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再只是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完成现代化进程所必需的。

（2007年7月27日答丹麦《周末报》(Weekendavisen)记者电子邮件采访。原文为英文。下面是译文和原文）

问：在你帮助揭露的科研造假中，你认为哪一起是最重要的？为什么？

答：自2000年以来我们已揭露了大约700起科研造假，很难从中挑出一个最重要的。“核酸营养”骗局可能算得上。它是我们揭露的事例中第一起获得了媒体广泛的报道（包括国内和国际媒体。著名的美国《科学》为此发了一篇专门报道）。它涉及了十几名中国生化学家，他们举行“学术会议”和“听证会”为该骗局辩护。6年之后，这场战役还未结束。珍奥公司还在中央电视台做其“核酸营养品”的广告。

问：科研造假问题在中国是否比其他国家严重？为什么？形势是否在好转？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

答：在当今中国科研造假问题是如此泛滥，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现象，我宁愿称之为“学术腐败”。它要比其他国家或中国任何其他时期都严重。它是以下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专制主义（缺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极端资本主义（试图让所有东西都商业化，包括科研和教育）和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爱面子的文化，等等）。形势有所好转。人们已注意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与6年前相比，中国媒体更愿意报道学术不端事件、呼吁改革和批评政府，并有更多的自由——虽然还很有限——这么做。而中国政府至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已发布了几项规章（但是我们还在等着它采取真正的行动）。

问：如果伪科学被当真的话，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后果？有没有例子表明人们因为坏科学而丧生？

答：它已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金。例如，在大约10年前，一个“水变油”骗局获得了许多政府官员的支持，并得到数亿元人民币的资助。最近，有报道说一个被我们首先揭露过的“永动机”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为它申请3千万元人民币的资助。如果伪科学被商业化，它将浪费消费者的金钱，而如果是做为药品和保健品销售的话，则也会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问：你是如何获得涉嫌科研造假的事件的信息的？你是如何核实指控是否正确的？

答：这些信息通常是读者用电子邮件寄来的。1）我通常不接受匿名投稿。作者应该让我知道他或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虽然没有其允许我不会泄露出去。2）指控必须听上去合理，并有证据支持。在发表之前我通常会做一些调查。大多数指控是关于剽窃和伪造履历的，这很容易用网上搜索进行调查。在发表指控之前我有时会征询专家的意见。3）我总是欢迎并发表被指控者及其支持者的反驳。如果某项指控被发现是没有根据的，我会迅速做出澄清和道歉。这已发生过几次。至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有哪位无辜者的声誉被我们损害了。

问：科学界对你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普遍态度？中国科学家是否欢迎你的活动？总的来说，你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答：我想科学界对我的活动有着一种复杂的感情。我相信许多中国科学会愿意生活在一个更好、更干净的学术环境中，但是造假在中国学术界是如此泛滥，大多数学者对此已经习惯，而且许多人自己并不干净。他们通常会欢迎我的活动，直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虽然我们已揭露了大约700起，只有一小部分（大约2％）受到官方的处理。有一些研究生承担了责任并被开除。但是教授极少受到惩罚。官方只是简单地无视我们的指控，甚至试图去掩盖。我想这是最大的障碍。

问：以前你曾经写过关于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文章。据报道，该研究中心对基因研究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方式，要人们警惕不要让国外分享中国的DNA。中国科学界是否有许多人也持同样的观点？为什么？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

答：是的，我想这与民族主义有关，它在中国科学界也是很流行的。许多造假是打着爱国的招牌进行的。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研究她的基因多样性，因此国际合作是有必要的。民族主义能够成为科学进步的一大障碍。（孤立的小群体是遗传学研究的很好目标，这样的研究应该尽快去做，因为这种群体正在消失）

1) What would you consider the most important case of scientific fraud that you have helped unveil? Why was it important?

Since 2000 we have exposed about 700 cases of scientific fraud, an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single ou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Nucleic acid nutrition” scheme is probably the one. It was the first case that brought wide media coverag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prestigious Science magazine ran a special report about it). It involved more than a dozen of Chinese biochemists, who held “conference” and “hearing” to defend the scheme. After 6 years, the battle hasn’t finished. Zhen-Ao Company is still advertising its “nucleic acid nutrition” products on CCTV.

2) Is scientific fraud a larger problem in China than elsewhere? Why? Is the situation improving? If so, why? If not, why not?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fraud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so widely spread that it’s a unique phenomenon, which I prefer to call it “academic corruption”. It’s larger than elsewhere or any other periods of China. It’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otalitarianism (the lack of freedoms of speech, press and academic research), extreme capitalism (try to commercialize everything, includ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lack of scientific spirit, the culture of saving-face, etc). The situation is somehow improving. There is awareness that this is a serious problem. Compared to 6 years ago, Chinese media are more willing to report the misconduct cases, appeal for a reform and criticize government, and have more freedom, although still very limited, to do so. And Chinese government at least admits this is a serious problems and has issued several regulations (but we are still waiting to see it take real action).

3) What are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for China, its people and its economy, of pseudo-science being taken at face value? Are there examples of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lives because of bad science?

It has wasted a lot of public funds. For instance, about 10 years ago, a “turning water into oil” scheme gained supports from man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eceived several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MB funding. Recently, it’s reported that a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 which we first exposed, is supported by local government to apply for 30 millions of RMB funding. When the pseudo-science is commercialized, it’s a waste of consumers’ money, and can also damage consumers’ health if it’s sold as drug or dietary supplement.

4) How do you get information about suspected cases of scientific fraud? How do you check if the allegations are correct?

The information usually is sent by email from our readers. 1) I usually don’t accept anonymous submissions. The authors should let me know his or her real name and identity, although I won’t leak it without his or her permission. 2) The allegation must sound reasonable, and has supporting evidence. I usually do some investigations before publishing the allegations. Most of allegations are about plagiarism and faked resume, which are easily investigated by online search. Sometimes I asked experts’ opinions before publishing allegations. 3) I always welcome and publish the rebuttals from the accused and his or her supporters. If an allegation turns out to be unfounded, I will promptly clarify and apologize for it. This has happened several times.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 reputation of an innocent person has been damaged by us.

5) What is the general attitude towards your activities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Do Chinese scientists welcome your activities? What has, overall, been the biggest obstacle you have encountered?

I think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has a mixed feeling regarding my activities. I believe many Chinese scientists would like to live in a better and cleaner academic environment, but the fraud is so widely spread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that most of them have been used to it and many of them don’t have clean hands. They usually welcome my activities until their own interests are in danger. Although we have exposed about 700 cases, only a small portion (about 2%) has been dealt with by authorities. Some graduate students later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and were expelled. But the professors were rarely punished. The authorities just simply ignore our accusations or even try to cover it up. I think this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6) Previously, you wrote about a Beijing laboratory called the Huada Gene Research Center. According to reports, the laborary adopted a “nationalistic” approach to gene research, warning against sharing China’s DNA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s this a view held by many in the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Why?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Yes, I think thi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nationalism, which is also very popular in the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Many frauds are committed under the veil of patriotism. China doesn’t have enough resource to study her gene diversity and it’s essential to hav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Nationalism can become a big obstacl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mall isolated populations are good targets of genetic research, and the study should be done as soon as possible because this kind of populations is disappe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