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分成两集，分别在5月1日（星期六）、2日（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播出。其发在网上的预告（有30秒片花）的标题分别是《破除“地震不可预测”的迷信》、《”请把地震预测信息告诉我！”》，倾向性极其明显。不知道是预告发布者的失误还是深圳卫视的确有此倾向，如果是后者，难怪会连在网上发布地震预报骗钱敛财的江湖骗子都请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ac6110100ilyj.html

预告：破除“地震不可预测”的迷信

灾难频发，地震能否预测再现争议，对峙双方首次电视激辩。
孙士鋐:’现阶段不能预测’
方舟子:’任何地方的科学家都不曾预测过一次大地震’
任振球:’要破除地震不可预报的迷信’
虎皮鹦鹉、天地耦合预震，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
方舟子:’都是伪科学迷信的内容’
任振球:’这是诬陷、武断’
5月1日本周六晚10点30分，《22度观察》汇聚多方意见，为您解读地震预测背后的玄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ac6110100ilyl.html

预告：”请把地震预测信息告诉我！”

安民，扰民，地震预测信息该不该公开化？
杨延超:’科学面前人人平等，无论震与不震都请告诉我’
预震，防震，轻重缓急如何选择？
孙士鋐:’非发达国家是倾向于搞地震预报’
方玄昌:’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预警和工程防控这方面去，这是明智的一种举动’
5月2日本周日晚10点30日，专家汇聚《22度观察》，探讨如何远离灾难。

见习记者张潇 本报记者张佳
2010-04-28西安日报

因为引入学术不端系统检测，毕业生们大多不敢在网上找资料，图书馆成为他们查找资料的重要场所。

看着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显示22%的重合率，接受论文检测的同学庆幸自己躲过了25%的“警戒线”。

核心提示

学术不端事件近年时有发生，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的学术道德产生了不良影响。201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主持召开了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座谈会，在会上指出，对学术不端行为要采取“零宽容”政策，严格要求，严厉约束，有一个处理一个，并公开曝光，决不让弄虚作假、剽窃抄袭行为有立足之地。去年以来，国内知名大学相继建立“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用来检测毕业生论文的“真假”。今年，西安部分高校也引入了“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新一届高校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面对这一检测系统，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心态呢？

4月，正值西安部分高校研究生毕业论文一审期间。西北大学对今年参加一审的论文启用了“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刚刚递交了论文的研究生小李心中有些忐忑：“我对这个系统不太了解，以往写论文从没接受过检测，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顺利通过。”

与小李有着同样感受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毕竟，被“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查出造假，不仅是论文通不过，重要的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颜面，丢人事大。

引入高校毕业论文接受严格检测

今年年初，包括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在内的部分高校，相继引入了“学术不端检测仪”系统，通过该软件系统检测，一旦认定论文的结果为抄袭，就直接影响授予毕业生学位。

所谓“学术不端检测仪”，是指利用全文文献为比对资源，通过软件全面检测学术不端行为的系统，该系统由CNKI（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于2009年研发成功，功能类似的还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副教授等人开发的“ROST反剽窃系统”。

“学术不端检测仪”从2009年3月起在部分高校研究生院开始使用。该系统的官方操作介绍说：到目前为止，仅对研究生学术论文的检测，其检测量已达到20万篇次。在每一次检测过程中，待检文章首先按照篇章、段落、句子等层级分层处理，然后创建指纹。指纹即语言的特征，就好像每个人说话的口头禅，之后比对数据库中的比对文献。通俗来说，就是将论文和数据库进行比对，根据其重合处的比例，判断该论文是否存在抄袭行为。通常情况下，高校将这个重合比的限度定为25%~30%。若检测发现超过这个比率，论文就会被提交至该校学术委员会来判定是否存在抄袭行为。

学术检测软件去年首先在武汉部分高校“试水”，4月25日，位于武汉市的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应届毕业研究生司帅告诉记者：“我是学理科的，理工科的学生都是在个人实验或是实践基础上做的论文，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多一些，不像文科生那样纯理论的东西多。”在顺利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检测后，司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言，只要是自己亲自做的毕业论文都能顺利通过，主要是文献综述部分管制比较严格，对不用功写论文的人影响很大。但对文科类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毕业设计一般均基于理论，比较容易和原有的文献雷同，相对受限制多些。”　　

直接效果做论文再不敢粘贴复制

对于“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应用，校方则认为这是保证学术纯洁的基本做法。西北大学学位办一位寇姓老师表示，“这个系统尚处于起步阶段，出现问题的原因我们也在分析研究。”

寇老师告诉记者，自从2009年西北大学开始启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以来，学生做论文时再也不敢粘贴、复制了事，写论文的态度明显比以前端正了很多。对于同学们的担心，她表示，学校在评定论文时发挥导师和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机构）的作用，对于检测结果，评判引用是否恰当不会单纯依赖机器检测，这一点足以规避检测系统的弊端。“我们希望同学们明白，导师都是专家级的教授，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比较熟悉，单纯的变动和改写很难蒙混过关。校方还是希望同学们认真写作。”

西北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端正学风势在必行，“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只是简单的第一关，在论文检测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导师。学生在论文中是否有抄袭行为，与老师平时的教育和训练是分不开的。“一般情况下，一篇经过认真思考、逻辑严谨的规范论文，不太可能出现学术不端问题。我们教育学生，不管是平时做作业还是做毕业论文，都要求学术规范，即使是引用一两句话，也要说明出处。平时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是不会抄袭的，毕竟，被检查出问题是一件羞耻的事。”　　

下有对策学生揣摩“反检测攻略”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从一开始就受到许多学生的质疑。西安交通大学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小马认为，论文原本就是在前辈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撰写过程中避免不了参考别人的学术成果，如果用一个“标准化”的软件来界定一篇由具备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写的文章，很可能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

在网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对这个系统也特别关心，在一片质疑声中，有人总结出了“反检测攻略”。网友“十字花剑”说，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完全改写。先找到参考资料，从中挑选出相关内容，再精心拼凑。最关键的是，最后把语句从头到尾修改一遍，用近义词、同义词重新表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小陈私下将自己的“秘笈”告诉记者：“我把那些文章（引用别人的论文）先用金山快译等翻译软件译成英文，再翻译回中文，甚至都不用仔细改写。老师用软件反抄袭，我也用软件来破解。”西北大学的研究生翟洋（化名）则表示自己的方法“令人难以察觉”：由于高校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软件所用的都是中国论文库，抄袭国外的文章是检测不出来的。英语底子不错的她在自己的论文中直接“搬上”了她翻译的国外论文。她说这样既能避免“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查杀”，又能让自己的论文显得有深度，顺利过关。

除了写作攻略，学生们在网上还发现了一个“对付”学术不端监测系统的办法。在一些购物网站上，可以为自己的论文先做个检测，根据得到的结果自行修改。记者在某知名购物网站上输入“学术不端检测”的检索词条，立刻出现了几百家提供此项服务的“店铺”，这些“店铺”的检测费用从50元到350元不等。随机点开一个店主名为“吴修修”的网络店铺，一行特别撰写的说明映入眼帘：本人为高校内部人员，保证检测质量。仅这项服务，吴修修的“店铺”30天就成交了152次。　

正本清源才能刹住学术不端之风

虽然学校方面一再表示有能力规避系统的弊端，但仍有不少毕业生担心：除了学生自身的问题，管理严格与否也与学术不端行为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很多高校，有些导师带的学生多达十几个，任务量很大，因此严格的学术要求在现实操作中会被打折扣。到了论文修改阶段，有些导师分身乏术，甚至会把修改硕士生论文的工作交给自己的博士生，这就增大了出现问题的几率。

在学术界被称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对这个检测系统存有异议，他表示，“用这种检测系统来检测学生的毕业论文是省事、懒惰的学术检测，这种量化考核不合理、很荒唐。理科实验中因为方法和步骤的原因，造成重复率高是很容易出现的，直接得出抄袭是不合理的。”他告诉记者，30%的标准也很荒唐，如果抄袭问题出现在论文的核心部分，即使重合率不到30%也是抄袭。国外也有类似的系统，多在教授做初步检查时使用，要求很严格，一两个核心句子有重复都不允许。国内制定的标准，通过也不代表没抄袭，没通过也不能代表有抄袭行为。现在高校普遍采用这个检测系统，主要还是学术不端之风盛行，老师没有精力一个个仔细看学生论文，检查出问题处罚也不严格。在国外，认定学术抄袭会有非常严厉的处罚，甚至会被开除。

方舟子认为，要端正学术之风，只能从根源抓起。目前，这个系统主要针对学生，对老师方面的学术规范很不完善，这对建立学生的学术规范认知非常不利。应该先加强对老师学术不端的处罚力度，高校学术委员会不应只在有人举报时才检查一下。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有效树立起学术规范，学术不端之风才能及时刹住。

应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是规避学术抄袭的一种手段，然而，围绕“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带来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西北政法大学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小刘表示，“其实无论怎样争论，我们都希望在某一天，学术不端的行为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中国大学未能解决剽窃问题

记者：Yojana Sharma
翻译：方舟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0年4月25日，第121期

　　中国大学未能打击剽窃，尽管教育部在一年前破天荒地发给他们一份通知，要求他们负责调查和处理泛滥的造假问题。

　　由于像方是民这样的敢说话的斗士的揭露，许多引人注目的案例才得以曝光。方是民以方舟子为笔名写作，用其受欢迎的新语丝网站揭露学术造假。

　　剽窃案例并不是由大学自己清除的，而是由个人报告给网上论坛或新语丝网站，然后由在美国受过生物化学训练的方舟子严谨地跟踪和审核。

　　但是，方舟子近年来披露的900多起学术腐败案件中，只有20起由大学做了处罚。受处罚的多数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方舟子说。

　　新近暴露的剽窃和造假案大部分是科学方面的。但是中国文化杂志《花岗斋》的读者正密切关注一起文学剽窃大案，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王彬彬指控北京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剽窃他人的作品，未注明是引用。

　　学术界人士说，这个案子有意思的是，争论是由王彬彬本人公开挑起的，而不是由互联网上的博客写手或其他揭发者。

　　据爆出这个事件的《南方都市报》的说法，难得见到有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别人。

　　这一指控涉及汪晖研究中国经典文学巨人鲁迅的论文，该论文是1985年他还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生时发表的【译按：此处有误，汪晖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生】，后来印成书出版。这个事件表明当局允许公开几十年前的旧案，试验剽窃指控能公开追溯到什么程度而不会危及大学的名声。

　　王彬彬与汪晖的争论被视为一个试验性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没有涉及到有可能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著名科研成果。

　　即便如此，对学者的剽窃指控还是很敏感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发现在互联网论坛上某些关于这个争论的帖子被删掉，代以显然是故意要误导人的消息：“学术界已澄清了此事。”——这个对报纸报道的擅自改写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王彬彬与汪晖的争论的另一个不寻常之处是，其他学者公开地站队支持两人中的一个。媒体引用政府智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赵京华的话声称，被王彬彬认为是抄袭的例子属于“引用不当”。

　　“那是技术问题，不是不道德的剽窃问题，”赵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告诉《南方都市报》它“经常遇到剽窃案”。

　　学术剽窃问题被归咎于中国在“学术规范”或什么算剽窃方面缺乏共识。有些学者甚至争论说采用西方标准将会“限制学术自由”，该报说。

　　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界缺少西方机构具有的那种正式、严格的同行评议过程。

　　在几年前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开除风波之后，近年来大学当局似乎没有胃口再对学术剽窃采取行动。

　　但是今年3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的6名教授反复地张贴致学校的公开信，并揭露该校李连生发表的论文并不属于其能量研究的专业范围之后，李连生被开除了。

　　这六名教授用实名揭露李连生剽窃他人工作的30个例子。一开始，他们遭到校方的反驳，但是在距他们首次指控两年多之后，李连生终于被开除了。

　　中国学者认为，大学难得执行制定的规章。方舟子说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严肃地对待剽窃问题。即便在学者遭到指控后，许多机构宁愿视而不见，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能够带来国际资金的著名研究人员。

　　由于特别关注中国在科学方面的国际名声，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批评中国的科研造假，以及其他西方学术界的批评之后，教育部才给大学发了第一份关于处理学术剽窃问题的通知，其中包括要采取法律行动和开除肇事者。

　　去年3月份发出的通知要求大学为教师和学生办班“提高他们对学术规范的认识”。

　　“这些措施是为了建立长期预防机制让学术界保持‘干净’，”教育部发言人许梅当时说。

　　三年前科技部设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但是方舟子说，该办公室迄今没有调查过一个案例。他相信这些部定规章不太可能被执行。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00424180813702

CHINA: Universities fail to tackle plagiarism
Yojana Sharma
25 April 2010
Issue: 121

China’s universities are failing to crack down on plagiarism despite an unprecedented education ministry circular sent to them a year ago making them responsible for investigating and dealing with rampant cheating.

A number of high-profile cases have only come to light thanks to outspoken campaigners such as Fang Shimin* with his popular literary New Threads website written under his pseudonym Fang Zhouzi and used to highlight academic fraud.

Rather than being rooted out by the universities themselves, individuals report cases of plagiarism to online forums or the New Threads blog, which are then rigorously followed up and checked by Fang, a US-educated biochemist.

But of more than 900 cases of academic corruption highlighted by Fang in recent years, just 20 have resulted in punishment by universities. Most involve students rather than academics, Fang said.

The majority of plagiarism and fraud cases recently exposed have been in the sciences. But readers of a Chinese cultural magazine Granite Studio have been avidly following a major literary plagiarism case where Nanjing University literature professor Wang Binbin accused Professor Wang Hui at the prestigious Q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of stealing from other works without citation.

Academics say that what i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case is that the spat was brought into the open by Wang Binbin himself, rather than being by bloggers and other whistleblowers on the internet.

According to the Nandu Times, a daily newspaper which broke the story, actual instances of criticising someone by name are rarely seen.

The accusation relate to Wang Hui’s dissertation on the classic Chinese literary giant Lu Xun, published while he was a doctoral student at Nanjing University in 1985 and later published as a book.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decades-old dispute is being allowed into the open by the authorities to test how far to allow plagiarism accusations to be aired without jeopardising a university’s reputation.

The Wang Binbin vs Wang Hui dispute is seen as a test case, in part because it does not relate to high-profile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undermine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Even so, in an indication of the sensitive nature of plagiarism accusations against academics, Nandu Times reporters found that some posts on the dispute in internet forums had been deleted and replaced with a message that was clearly intended to mislead: “Academic circles have already clarified this issue,” unofficial translations from the newspaper widely circulating on the internet state.

Another unusual aspect of the Wang vs Wang case is that other academics have openly weighed in to side with one or other of the two academics involved.

Zhao Zhinghua, a professor at a state-run think-tank,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s quoted as claiming that Wang Binbin’s examples of supposed plagiarism were “quotations with non-standard citations”.

“That is a problem of technique, not a moral question of plagiarism,” Zhao sai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cently told the Nandu Times that it “often encounters cases of plagiarism”.

The academic plagiarism problem was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consensus in China over ‘academic standards’, or what constituted plagiarism. Some academics even argued that adopting Western standards would “limit academic freedom”, the newspaper said.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academics lack the formal and rigorous peer review process in place in Western institutions, the Times said.

After a spate of sackings a few years ago, there appeared to be little stomach for action against academic plagiarism by university authorities in recent years.

But in March this year, Li Liansheng fro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sacked after six of his colleagues repeatedly posted letters to the university and on the internet highlighting that the area in which Li had published was not within his area of expertise of energy studies.

Using their real names, the six professors exposed some 30 examples of Li plagiarising the works of others. At first they were rebuked by the university and it was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their first complaint that Li was finally sacked.

Universities rarely enforce the rules, according to academics in China. Fang said the country has never taken plagiarism seriously. Even when academics were implicated, many institutions turned a blind eye, rather than lose a high-profile researcher who could bring in international funding.

Concerned about China’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science in particular, it was only after complaints by the British-based medical journal The Lancet about faked scientific results and complaints by other Western academics, that the education ministry issued its first circular to universities to deal with academic plagiarism, including taking legal action and sacking perpetrators.

The circular issued in March last year ordered universities to set up workshops for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awareness of academic discipline”.

“These measures are intended to build up a long-term prevention mechanism to keep the academic field ‘clean’,” said Xu Mei, a ministry spokeswoman, said at the time.

Three years ago, the Minist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tablished an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yet not a single case has been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Fang. He believes the rules drawn up by the ministries are unlikely to be enforced.

* The ‘China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Integrity Watch blog closely follows the work of Fang.

袁越（发自英国、菲律宾）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16期

导言

转基因农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还不够好。

正文

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来自达尔文，正是他提出了进化论，人类这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来自同一个祖先，使用同一套遗传密码。但是，人类直到1973年才找到了操纵遗传密码的方法。那一年，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斯坦利·柯恩（Stanley Cohen）从一种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的染色体上切下一小段DNA片段，把它塞进了大肠杆菌的环形DNA链（Plasmid，质粒）中，让这个“蒙在鼓里”的单细胞生物成为第一个被人类转了基因的物种。

柯恩采用的方法并不是他原创的，而是借鉴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化学家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1978年，波伊尔成功地把人类胰岛素基因转进了大肠杆菌，“骗”它们生产出和真品完全一样的人胰岛素。在此之前，糖尿病人只能使用从牛或者猪身上提取出来的动物胰岛素，效率不高。

自那以后，已经有多种蛋白质药物通过转基因的方式被生产了出来，其中包括人干扰素、人类生长激素、红细胞生成素和乙型肝炎疫苗等多种常用药物，都未引起争议。另外，采用转基因方式生产出来的凝乳酶也早就被应用于奶酪的生产，同样也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当转基因农作物问世后遭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弹时，科学家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欧洲反对转基因农业的第一次浪潮大概是从1999年开始的。”英国牛津大学植物学系教授廉姆·多兰（Liam Dolan）对本刊记者说：“早期的反对者都喜欢走极端，而当时的科学界对这股反对转基因的声浪缺乏准备，应答不当，也走了极端，因此那段时间双方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在争吵。这种争吵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正常讨论，而是在斗气，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作为转基因植物领域的资深研究者，多兰教授担任过数家英国主流媒体的科学顾问，亲自参与过多场电视辩论。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第一波转基因辩论的正方大都来自孟山都（Monsanto）公司这样的跨国生物技术巨头，反方则大都来自绿色和平这样的极端环保组织，以及宗教界人士。反方的动机主要来自对新技术的担忧，以及对人类“扮演上帝”的恐惧，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探讨转基因技术的优劣，而是一心要搞垮这个行业。所以，反方经常采取胡搅蛮缠的方式，散布了大量毫无科学根据的谣言，以此来迷惑公众。同样，正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也说过很多不科学的话。比如曾经有个有机农场控告孟山都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造成了基因污染，孟山都矢口否认，事实上搞研究的人都知道，基因在野外的扩散是很难避免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基因扩散是一种常见现象，并不可怕，但应该向公众解释清楚为什么不可怕，而不是含糊其辞。”多兰教授说：“孟山都这么做就会给人抓住把柄，让反方质疑他们的动机，结果适得其反。”

根据多兰教授的观察，欧洲近年来对待转基因农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消费者的态度开始软化，愿意去了解转基因技术的好处了。“我记得5年前的《卫报》一提到转基因全都是反对的，但今年开始出现了正面的评论文章。”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如今的电视辩论也发生了变化，参加辩论的双方不再是两个极端的代表，而是出现了很多持有中间立场的辩手，他们承认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大家的分歧是在技术层面，这样的辩论就有营养多了，也容易出现积极的结果。”

可惜的是，由于中国政府去年11月为两种转基因农作物颁发生物安全证书而引发的大辩论似乎又在重复欧洲走过的老路，一方气势汹汹，棍棒满天飞，另一方神神秘秘，迟迟不做回应。老百姓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的。

转基因农业的疑问与解惑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反方的立场，不难发现反对转基因农业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其中大部分观点都站不住脚，有些甚至是赤裸裸的谎言。

首先，反方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比如有人认为转基因水稻“虫子都不吃，人哪敢吃？”事实上，这个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转基因抗虫水稻转的是一种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基因，俗称Bt。只有鳞翅目昆虫（比如棉铃虫和玉米螟）的消化系统才会对Bt蛋白质起反应，哺乳动物的肠道内没有相应的受体，不可能中毒。事实上，Bt蛋白作为有机杀虫剂已经被人类使用了50年以上，从来没出过问题。

还有人说Bt蛋白会导致过敏反应，这也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台湾台中荣民医院过敏科主任蔡肇基博士曾经对本刊记者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当初台湾打算引进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委托蔡医生对Bt蛋白的致敏性进行检查。蔡医生发现Bt蛋白和尘螨表面的一种蛋白质有7个氨基酸顺序是一样的，虽然目前通常认为两种蛋白质必须有8个以上的氨基酸顺序一样才能导致同样的过敏反应，但为了保险起见，台湾有关当局还是决定暂停颁发进口许可证，委托蔡医生进行调查，直到调查结果证明Bt蛋白是安全的，才终于放行。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全世界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监督体系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因为这个行业太敏感了，一旦出现一次事故，整个行业就要遭殃。相比之下，人们对传统育种、农药和食品添加剂的警惕性远不如对转基因食品高，目前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全都出在这些领域。

其次，反方认为转基因农作物会破坏环境，比如造成基因污染，破坏生物多样性，导致昆虫灭绝或者产生抗性等等。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实证明只要处理得当，这些问题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基因确实有可能扩散，但一来几率很低，二来自然界已经存在这些基因，扩散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生物多样性破坏最大的是农业本身，转基因技术能够提高产量，减少耕地面积，反而是有益的。为了减少转基因农作物对昆虫的影响，国际上都规定必须在转基因农田里保留一定比例的非转基因“避难所”，所以迄今为止尚无一例昆虫因吃了转基因农作物而产生抗性的案例出现。比如，转Bt棉花在中国北方商业化种植已经超过10年，棉铃虫尚未对Bt蛋白产生抗性。另外，抗虫蛋白其实有很多种，即使针对一种蛋白出现了抗性，只要换一种蛋白就可以了。

第三，反方认为转基因农作物的专利都控制在发达国家或者少数大公司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支付大笔专利费才能使用这些技术，这等于把国家的粮食安全交给外国人。这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总部设在菲律宾的世界水稻研究所（IRRI）专利部门的负责人杰拉德·贝里（Gerard Barry）博士对本刊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专利都是有适用范围的，美国专利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有很多办法规避。更何况中国科学家目前正在进行的转基因研究使用的都是早已成熟的技术，原来的专利早就过期了。”贝里博士甚至认为，中国有可能从转基因技术中获益，因为中国政府最近5年加大了这方面的科研投入，试图和孟山都等跨国公司争夺市场。“中国政府意识到，农业领域最大的利润空间来自专利农产品的出口，也就是发展出拥有自主产权的农产品，再卖给其他国家。因此，中国恰恰是目前农业新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知识产权中心提供的数据，中国去年颁发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农作物的专利权都在中国手里，公众无须担心。

第四，反方认为转基因农业帮不了穷人，反而会帮助发达国家控制穷国的农业市场，挤压穷国农民的生存空间。这个论点看似合理，但也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没人认为转基因农业是万能药，所有人都同意要想解决贫困问题，必须从多方面下手。菲律宾是南亚地区转基因农业进行得最好的国家，现任总统阿罗约就曾发表讲话指出，发展转基因农业是菲律宾的国策，因为这是保障菲律宾粮食安全的有效方法之一。

必须承认，目前市场上存在的转基因农作物大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的需要而研制出来的，但这不等于发展中国家就无法有效地使用转基因技术，中国、菲律宾和印度等国的例子就是明证。事实上，任何一种新技术在刚刚起步的时候都必须过商业化这一关，转基因技术也不例外。目前该领域的科学家大都集中在跨国公司，追逐利益是他们的天性，但这恰好说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需要全社会的扶持和帮助，否则就会被跨国公司所垄断，无法发挥它的优势。

转基因农业的问题

既然转基因农业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很多欧洲国家反对这项技术呢？“欧洲人不需要转基因，我们的粮食够吃了。”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解释说：“农业不是欧洲人关心的重点，我们更希望维持现状，保护欧洲传统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很多欧洲人反对的不是转基因技术本身，而是这项技术对传统农业方式的改变。”

“转基因只是一项技术，人类对任何技术都应该有选择权，不需要它的时候就不用。”现已退休的菲律宾大学昆虫学家艾米丽娜·博纳多（Emiliana Bernardo）博士对本刊记者说：“比如有些地方没有玉米螟，就不必种植转Bt基因的玉米。有的地方习惯人工除草，就不必种植转了抗除草剂的玉米。同理，任何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国情，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

问题在于，转基因技术是否是人类必须采用的一种新技术呢？种种迹象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就拿主粮来说，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目前全世界谷物产量的年增长率大约是1.1%，而世界人口年增长率则为1.2%。饲养牛猪鸡等家禽家畜的投入和产出比大约为2-6：1，这也要消耗很多谷物。再加上近年来能源作物的飞速发展，全世界对谷物的年需求增长率实际为1.6%，仅仅依靠传统农业方式的改良（比如杂交和耕作方式的改进）不大可能实现这一增长速度。

产量还不是唯一的问题。现代农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石油工业的支持了，农业对土地和淡水资源的依赖也已趋向饱和，这就意味着留给粮食生产的资源空间已经很小，农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就在今年2月9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联合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此次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污染源为化学需氧量（COD）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这是造成中国水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农业也是总氮、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量分别为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排放总量的57.2％和67.4％。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最大来源。要想解决农业污染的问题，只有大力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减少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这同样离不开转基因技术。

可是，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转基因技术尚未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目前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农作物大都集中在3个性状上：抗虫、抗除草剂和延迟成熟。它们的获益方都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老百姓看不到转基因技术带给他们任何好处，这就是公众不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根本原因。”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总结到：“比如我身上这件棉布衫，极有可能是用转基因棉花织成的，其生产成本肯定比非转基因棉花便宜，但是这里面的好处大都被棉农和衬衫厂得到了，消费者体会不到。相比之下，转基因药品要比非转基因药品便宜很多，而且更加安全，所以消费者立刻就接受了转基因药。”

在多兰看来，要想让老百姓接受转基因农业，科学家们必须向公众展示这种新技术带来的好处，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主要原因在于转基因农业在技术上仍然存在很多难点，植物育种学家们远未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很多很好的想法没办法实现。

具体来说，转基因药品的生产只需把基因成功地转到一个细菌中去就可以了，但植物是多细胞高等生物，生长速度慢，转基因操作难度大，其新陈代谢的机理也存在很多疑问，所以植物的转基因很难做，其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转基因药品的研发。

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最热门的两个专业就是生物工程和计算机。如今计算机早已变成了支柱产业，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生物工程却仍在实验室里徘徊，其规模和影响力远远落后于计算机产业。究其原因，除了后者技术难度较大之外，私营企业参与程度不足是关键。相比于计算机产业的百花齐放，转基因农业领域目前只有孟山都、先正达（Syngenta）、杜邦（DuPont）和先锋（Pioneer）等少数几家私营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即使是它们也都因为一些非技术原因而步履维艰。

按照贝里博士的说法，转基因农业的推广面临三大障碍。第一，很多国家缺乏专门的监管机构，无法引进转基因农作物，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如此。第二，一些农产品出口国多年来一直打“有机牌”，生怕引进转基因农业后砸了牌子，泰国、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就是典型。第三，一些国家的民众因为各种原因拒绝接受转基因农业技术，这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这些国家耕地面积分散，也不缺粮食，农业的压力相对较低，对转基因技术的需要不是那么迫切。

“欧洲曾经卖过一种转基因番茄，比普通番茄含有更多的抗氧化剂，但是欧洲人对于抗氧化剂的好处不是很肯定，需求并不强烈，结果这种番茄根本卖不动。”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相比之下，黄金水稻的优点却很显著，可惜由于反对转基因的人横加阻挠，一直没有被送到最需要它的穷人手中。”

转基因农业的未来

多兰教授所说的黄金水稻是转基因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99年，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德籍植物学教授印戈·珀特里库斯（Ingo Potrykus）和他的搭档，德国弗莱堡大学细胞学教授皮特·拜尔（Peter Beyer）向世人宣布，他们成功地把两个外源基因导入水稻，生产出一种含有胡萝卜素的“黄金大米”（Golden Rice）。众所周知，胡萝卜素是合成维生素A的前体，光是亚洲每年就有约100万儿童死于因缺乏维生素A而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另有约35万亚洲儿童因缺乏维生素A导致失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不是向穷人发放维生素A药片，而是想办法提高穷人膳食中的胡萝卜素含量。大米是亚洲人的主粮，很多东南亚穷人几乎只靠大米维持生存，可惜普通大米中不含胡萝卜素，不可能依靠杂交等传统育种手段来提高大米的胡萝卜素含量，只有借助于转基因。

这个想法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两位世界顶尖科学家花了8年的时间才总算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美国《时代》周刊将珀特里库斯的头像放到了2000年7月号的封面上，并称赞黄金水稻是“第一种完全没有争议的转基因农作物”。可惜事实证明《时代》周刊太天真了，黄金水稻遭到了以绿色和平组织为首的一大批环保组织的激烈反对，绿色和平声称一个人平均每天必须吃3公斤黄金大米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非常不实用。

“绿色和平的说法误导了民众，因为第一代黄金水稻完全是概念性的产品，本来就不是为普通老百姓生产的。”英国牛津大学植物系系主任简·郎戴尔（Jane Langdale）教授向本刊记者解释说：“珀特里库斯只想证明依靠转基因来提高大米的胡萝卜素含量是可行的，他做出来的第一代黄金水稻的胡萝卜素含量只有1.2-1.8μg/g，确实太低了。但是一旦这个概念被证明是正确的，就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产量。事实上，由先正达公司开发出的第二代金水稻的胡萝卜素含量最高已经达到了36.7μg/g，普通人只要每天吃150克这种大米就可以满足身体对维生素A的需要。”

第一代黄金水稻的研发过程一共用到了70项专利，涉及到的公司有32家，包括孟山都和先正达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位列其中。但绿色和平无法指责黄金水稻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些公司全都放弃了各自拥有的专利，为这种水稻最终出口到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铺平了道路。不过，这些跨国公司这么做有些迫于压力的嫌疑，因为黄金水稻获得了空前的关注，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破坏国际人道主义行动。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过去不愿意把研究经费投给水稻研究，就是因为水稻的消费国大都在亚洲，利润空间不大。珀特里库斯教授研究黄金水稻总共花了108万美元，其中60万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24万来自瑞士政府，只有24万来自先正达（通过欧盟转交）。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人道基金会的支持，黄金水稻不可能这么早被研制出来。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要想让转基因技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跨国公司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各国政府和人道主义基金会的力量。比如，世界著名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就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60年创建的，今年正好是它的50周年大庆。这家水稻研究权威机构最早培育出了世界级高产速生稻品种IR8，将绿色革命带到了亚洲，挽救了成千上万亚洲穷人的生命。当黄金水稻遇到来自公众的阻力时，正是IRRI挺身而出，接管了后续试验。研究人员把原始的黄金水稻和亚洲本土水稻进行杂交，试图筛选出适合亚洲人口味的黄金水稻。来自孟加拉国的水稻育种专家帕沙·萨拉提·比斯瓦斯（Partha Sarathi Biswas）告诉本刊记者，杂交已经获得了成功，目前正在筛选胡萝卜素含量高的稻种，并进行安全性试验。预计菲律宾将在2012-2013年批准黄金水稻的商业化生产，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也将于2014年左右引进黄金水稻，帮助这两个国家为数众多的赤贫人口摆脱维生素A缺乏症的困扰。

黄金水稻的研究经费全部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人道机构。贝里博士向本刊记者介绍说，2009年IRRI获得的科研经费高达5400万美元，该所用这笔钱雇佣了1300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其中有相当数量来自贫穷的亚洲国家。他们在这里接受技术培训，然后把学到的先进技术带回国内，帮助这些国家的稻农提高生产技术，增加粮食产量。

除此之外，IRRI还投入了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开发新的水稻品种。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于2009年投资了1100万美元用于C4水稻的研究。C4指的是玉米等植物所采用的光合作用系统，该系统的效率比稻米等植物采用的C3系统高很多。牛津大学的郎戴尔教授正在利用这笔经费将玉米的C4基因转入水稻，从根本上提高水稻的产量。“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概念性的实验，预计今年底就能找到控制C4系统发育的基因，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C4水稻在概念上是否可行。”郎戴尔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如果真的能把C4系统转入水稻中去的话，水稻产量将增加30%以上，同时对水和肥料的需求也会减少，非常适合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同在牛津植物系工作的多兰教授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水稻根系的研究上。他本来是研究植物根系进化的，不久前刚刚取得了重大突破，找到了控制根毛长度的关键基因。他试图把这个基因转入水稻，让水稻长出发达的根系，便于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原本不易被吸收的无机磷。“如果郎戴尔教授成功了，那么新的C4水稻将需要更加发达的根系，我的研究就会派上用场。”多兰教授对本刊记者说：“我的目标是不但培育出适合干旱地区种植的水稻，而且培育出无需施用磷肥的水稻，减少磷污染。”

如果说目前已经商业化的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农作物属于第一代，那么郎戴尔和多兰教授等人研究的就是第二代转基因农作物。新的转基因农作物将把重点放在提高农产品的营养价值，扩大农作物的种植范围，以及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其直接受益者将从跨国公司和农民转为全世界广大消费者。这就是转基因农业的未来。

（感谢亚洲植保协会中国分会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方舟子按：蒋高明、郑风田只是在重复王月丹（蒋高明误为“王月明”）和直言了等的谎言，没有新的东西。】

转基因水稻该不该种？
国内转基因水稻“第一人”首次回应商业化种植问题

□本报记者 李晓芬
2010-4-19 南方农村报

2009年8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牵头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率先获得我国第一张转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证书，让中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迈出了关键一步。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100多名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随后相关媒体组织了多场辩论赛，转基因水稻深陷争议漩涡。

继2005年之后，非法转基因稻种在湖北、湖南等地规模种植的乱象今年初再次见诸报端。近日，湖南省常德市专项调查出了5个疑似转基因水稻种。各界怀疑，一些未进行任何安全评价的转基因稻米可能早已悄然端上餐桌。4月18日，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受南方都市报邀请在“小谷围科学讲坛”开讲，首次面向公众，回应转基因水稻的诸多质疑。

又曝非法转基因稻种流入市场

早在2005年，绿色和平就发布报告称，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及周边地区和松滋市。据称，2005年湖北省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面积为2-2.5万亩，可产转基因大米1-1.25万吨。

随后湖北省农业厅调查后发布声明，对绿色和平组织所称含转基因成分的稻米进行抽查，均未检测到转基因成分。但发现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试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

时隔5年，同类现象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今年3月下旬，正值湖北农户购买稻种高峰。据《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湖北等地转基因水稻已形成规模种植，而农民自己拒吃收获的转基因稻谷，却将其混在普通稻谷中进入流通市场。
4月14日，绿色和平再次发布报告显示，违法生产的转基因大米和米粉已经进入了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四省的市场；并对湖北、湖南两省8个地区市场上流通的稻种进行快速检测，将呈阳性的样本送往独立第三方试验室进行转基因成分的检测，发现转基因大米、米制品和种子的品系均为Bt汕优63。

近日，湖南常德市农业局部署专项执法检查，共查出5个疑似转基因稻种，其中涉及了武汉九环、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司、武汉敦煌等3家种业公司。

未授权任何单位生产经营转基因稻种

社会各界普遍认为，非法转基因稻种可能就来自张启发团队。

“华中农业大学作为法人单位、国家的大学，从来没有跟任何公司签任何形式协议授权任何单位生产、经营抗虫转基因水稻种子。”4月17日，张启发教授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采访时澄清，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从研发到申报安全证书是按法律法规来做的。“如果市场上有转基因稻种流通，属于违法行为，那些打着华中农大牌子或说是与我们课题有合作的公司、个人，均侵犯了学校名誉权和知识产权。”

对于华中农业大学科学家暗中推动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谋求利益的指责，张启发表示，团队进行的转基因水稻研究资金均来自国家下达的科研项目，国家没有要求学校回收研发资金，所谓通过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来收回巨额研发资金是某些舆论的凭空猜想。

“至于媒体提到的几家公司，与学校有关的公司有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和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司。”张启发说，2002年，华中农业大学在科技部的“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2002年课题”(国科农社函【2002】136号)的指导下，为由湖北省及武汉市科委、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武汉东湖高新集团等多家单位共同出资组建科尼公司提供技术支撑。“我本人从未实际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也没有从该公司领取任何酬劳。”

张启发介绍，公司成立后主要承担了学校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产性试验任务(2003-2004年)，完成后于2005年春解散。至于惠华三农公司，华中农业大学以科技入股的形式占30%的股份，但不参与经营管理，其推广的品种中，来自学校的有“华两优1206”、“华两优105”等3个杂交和常规稻品种。

“获得安全证书的两个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系目前未启动商业化步骤，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位与个人以任何名义非法从事转基因水稻的生产、销售活动。”张启发强调。

田间生产试验很难做到全封闭

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需要从上一试验阶段转入下一试验阶段时，试验单位应当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进行安全评价合格，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严格的审批制度下，转基因稻种是如何流出试验室的？

“抗虫转基因水稻开始中试后，就走出实验室进入田间。我国农业田间生产试验很难做到全封闭。从中试到安全证书获批所经历的整整10年间，不排除有人见到田里长着如此好的东西，就拿走我们的稻种材料。”张启发表示，在进行生产性试验时，按照国家管理规定，转基因稻种由课题组制种，然后由种子推广单位布点，需要给农户提供种子和一定的补偿。

“对参与生产实验的农户，我们明确要求实验稻田生产的水稻应就地封存，不能外流。”但张启发介绍，2003-2004年间转基因水稻生产性试验布点1000亩左右，按每亩单产1000斤算，总产100万斤稻谷，虽然要求“不进入流通环节”，但课题组并没有全部回收、销毁，因此也无法控制农户收获的稻谷流向。

这种现象在已获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上也很常见。国家环境保护部首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薛达元曾于2002年和2003年，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属于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政府难阻转基因作物违法种植

一旦未获批产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品种流向市场，其责任应该由谁承担？育种家还是相关安全监管单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稻种在为获准商业化种植之前流进市场，相关科学家是有责任的，毕竟流出去的转基因种子，农民是不懂的，必须有内行告诉农民，且有很大的利润才会有人出售转基因稻种。

“责任人应该是承担试验的单位，当地省农业厅科教处负有监管责任。”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基因工程与转基因安全研究室主任、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常务副主任卢长明表示，按照相关条例，转基因作物在获得生物安全证书之前，处于试验阶段的作物都要销毁，不能作为饲料原料，更不能流通到市场。

然而，南方农村报记者查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以及细则发现，对于安全等级Ⅱ、Ⅲ、Ⅳ的转基因生物，中试、环境释放以生产性试验的安全控制措施也只是规定，“试验结束后，收获部分之外的残留植株应当集中销毁，对鱼塘、畜栏和土壤等进行彻底消毒和处理，以防止转基因生物残留和存活。”对于谁来负责收购收获部分和处理措施，却没有严格要求。

“这暴露出我国转基因生物管理体系存在严重漏洞，产业化条件不成熟。”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项目主任王伟康说，违法种植事件屡被发现，首先表明目前的监管模式已被证实无法有效杜绝转基因农作物的违法种植；其次该监管体系也无法对已经发生的违法种植事件进行惩处。

对此，华中农业大学表示，转基因生物育种无论从法规层面还是操作执行层面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关键是看转基因作物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优良的。

4月17日晚，南方农村报记者采访了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张启发。为了更全面展现不同科研领域的专家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观点，本报同时采访了科普作家、留美学者方舟子以及持反对意见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

■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在可控范围内吗？

正方

张启发：转基因食品是有史以来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第三方机构的结论是：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水稻一样安全。长期的安全性试验和评价实际就是针对可能存在的长期效应中的未知问题。在多组动物灌胃试验中，按照每千克大鼠体重，每天两次用5克抗虫Bt蛋白灌食。8天后，各组动物体重和脏器重量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华恢1号”稻米中，每克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要达到动物灌胃试验的抗虫Bt蛋白摄入剂量，一个体重60千克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按照成人一天食用500克大米计算，吃完120吨稻米将需要657年。

方舟子：食品和药品不同，通常不可能做人体试验，也没有任何国际机构要求对食品做人体试验。即使有些东西的危害要过几十年才知道，我们也不能要求对所有的食品都做几十年的试验。

反方

蒋高明：8天试验，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这反应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这件事情上的浮躁心理。人不是小白鼠，对老鼠无害不能说明对人体也无害，国外许多科学家发表文章表示，转基因粮食对试验动物是有害的，对人的试验需要更长时间。瘦肉精、DDT、汽油抗震剂四乙基铅等物质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发现其危害的。

郑风田：大米为中国人的主粮，如果贸然推广转基因水稻，真的是把13亿人当小鼠了。建议可以专设一个安全岛，让那些认为转基因大米没问题者食用转基因大米，经过2代60年观察之后再决定是否大面积推广。

■小鼠吃了不中毒，人吃就安全？

正方

张启发：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16年之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数十亿之众，至今还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任何证据。我查询过媒体报道所谓的转基因安全事件，凡是有文献出处的我都做了查阅，发现这些事件都站不住脚，后来都被证明要么是试验方法设计有问题，要么是统计分析方法有问题，均未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

方舟子：美国使用Bt蛋白作为生物农药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面积种植含Bt基因的抗虫害转基因作物也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迄今未发现一例人畜因吃这种作物中毒的。用老鼠和绵羊做的试验也表明，吃Bt蛋白不会影响哺乳动物的身体健康。

反方

蒋高明：对此我没有做过相关研究。这里引用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博士王月明的观点，我国有关的食品管理部门早就知道Bt对人体是有害的，早在2007年，《食品科学》28卷第3期的357页就已经撰文，揭示出Bt其实与人体的致病菌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菌，而后者被认为是可以引起致命性呕吐和肠胃炎的病原体，其产生的热稳定性毒素可以在30分钟内引起人体发生呕吐，并曾经导致一名17岁的瑞士男孩由于呕吐引起的肝衰竭和横纹肌溶解而死亡。

郑风田：他们一直声称Bt蛋白无毒，却一直没有证明：Bt蛋白在基因大米里面还会不会产生其他新物质？这个新物质会不会对人类身体有害？

■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污染吗？

正方

张启发：水稻属于自花授粉植物，个体基因型是纯合的，个体间基因型是同质的，两株水稻发生异花授粉的概率仅1%左右，一般水稻花粉传播距离很难超过1米，且人工种植水稻的稻田没有野生稻，所以，我们并不认同所谓基因漂移的问题，这已为多年的田间试验结果所证实。

转基因水稻不会也不必要“一统天下”。作物生产中应注意品种的合理搭配，在尚有野生稻资源的少数地区，为了保护野生稻资源，可以不种植杂交稻(包括转基因水稻)。

方舟子：转基因作物不过是多了一个或少数几个外源基因而已，即使污染了野生物种，也不过是在原有的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野生品种的优良性状不会因此丧失。即使万一出现了意外的大面积“基因污染”，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反方

蒋高明：转基因作物肯定会污染环境。加拿大转基因油菜本来是具抗草甘膦、抗咪唑啉酮等三种功能中的一种，后来发现了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的油菜，说明它们之间产生了“基因交流”。品种的丧失不仅仅是依靠转基因作物的竞争，关键是农民对转基因种子产生依赖后，自己不留种，那些传统品种必然丧失，短期恢复很困难。

华北农民因转基因棉质量下降，想回过头来种植传统棉花种子，但已经找不到了，因为连续10年不留种了。转基因成分一旦释放到环境中去，就很难消除。

■农民究竟是受益者还是被害者？

正方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有巨大潜在价值，如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3年8月对湖北仙桃千桥村一季转基因中稻的调查发现，稻谷产量增加6%-12%，每亩少投入80-95元，减少打药4-6次(基本不打药)，节约农药20-25元/亩；减少用工可能带来的收入：50元/亩；节约灌水费用：10-20元/亩；减少打农药中毒、中暑的危险。一些非法转基因稻种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屡禁不绝，也反映出其抗虫效果真的不错，能够让我国的稻农享受到现代科技带来的实惠，稻农喜欢种植。这样的好东西为什么要反对呢？

方舟子：种植转基因作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大幅度地减少杀虫剂的使用，该情况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权威机构认可的。

反方

蒋高明：这些数据在试验室或试验田里是有可能的。但是，一旦到了真正的农民种植的大田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科学家为了试验有明显效果，往往是不计成本的，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满足转基因作物的优势。至于减少农药用量，国外的资料显示，在转基因作物推广的前一两年是会减少，但是七八年下来，总的农药用量反而是增加了。

郑风田：以转基因棉花种植为例，棉铃虫少了，可是蚜虫、红蜘蛛等次生害虫都上升成为主要害虫。最终没有降低农民的成本；科研机构可给转基因种子申请专利，获得高额的回报，而育种单位、经营公司可给新品种定价，经销商也可分一杯羹。

■我国为何先于发达国家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正方

方舟子：三大主粮——玉米、小麦和水稻在其他国家都已获得安全证书或商业化种植。美国自1996年起就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目前美国种植的玉米80%以上是转基因的。美国已批准6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的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小麦在2001年已在美国获得安全证书，由于目前的转基因小麦品种不具有市场优势，所以研发它的公司主动撤回了商业化种植申请，而不是美国政府不批准。

反方

蒋高明：若批准商业化种植，中国肯定是首个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

美国种植最多的转基因作物是大豆和玉米，据有关资料，美国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在美国本土主要是用于动物饲料、生物燃料，再就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国，三者分别占42.5%，32.1%，15.7%，而在美国本土消费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仅为6.2%。美国并没有转基因小麦，宣传“美国主粮是转基因作物”是对公众不负责。如果美国主粮是转基因作物，那么美国公众早就接受转基因食品了，上海世博会就没有必要将转基因和有害产品放在一起，严格监控防止进入世博会。

■转基因稻专利是否会扼住中国粮食主权喉咙？

正方

张启发：我校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这点国家知识产权局专门发表声明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与孟山都公司等外资企业合作是很正常的，这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研发能力，绝对不是引狼入室。我们一再强调不会同外资企业签订转基因稻种生产、经营协议。

方舟子：转基因技术已有二三十年历史，很多核心专利都已过期了，是否有专利也都是公开可查的，没有什么陷阱。我支持中国大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品种。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也不等于就不能使用。汽车、家电、计算机、手机产品很多都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我们不也都在用吗？不敢用也不等于就万无一失。中国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却要从美国、阿根廷大量地进口转基因大豆来榨油，油价控制在别人手里，不是更糟糕吗？

反方

蒋高明：中国必须要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在转基因作物研发方面，中国并没有拥有独立自主的核心基因和核心技术，而是大部分引进的。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农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加上常规的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种地积极性后，粮食是富裕的。冒很大风险推广转基因，以全民利益换少数专家和公司利益，是值得商榷的。

郑风田：孟山都用专利基本上垄断了阿根廷、巴西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巴西过去禁止种植转基因大豆，但在上世纪末部分土地被偷偷种上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结果在2003年孟山都开始向巴西豆农收取专利费。我国如果真是大面积推广了，向农民收专利费，怎么办？

央视《消费主张》4月20日播出。视频见：
http://jingji.cntv.cn/20100420/107585.shtml

主持人：欢迎收看消费主张，今天我们节目依然请来了北京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李可基老师。昨天李老师给大家讲了碱性水究竟是什么？所谓小分子团低电位还有那些黄色变蓝色的酸碱实验，其实都是蒙人的促销手段。李老师，我发现，碱性水为什么能大行其道，因为有一个概念支持着它，那就是酸性体质。来，咱们先认识一下有些人所说的“万恶的酸性体质”。

小片一：

调查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了这样的说法——酸性体质是导致疾病的万恶之源！在深圳市罗湖区桂园北路宝泉庄的皑康负离子水的销售点，销售人员是这样解释的。

销售人员：我们人体一般是酸性体质，受环境污染、饮食还是一些压力，各种原因，体质是呈酸性的，酸性的体质是疾病和衰老的根源。

在永衡碱性钙离子水的宣传片，董事长曾奕磁是这样介绍的。

曾奕磁：细胞长期泡在酸液里面容易发生病变，变种会导致人体生病+早上起来感觉到很疲劳，口渴或者身体感觉到不舒服，便秘、血脂高，尿酸高、肥胖等等都是由于酸性体质引起的！

而在另一款碱性水的广告中，我们也听到了几乎相同的说法：

(视频)健康血液的PH值在7.35-7.45之间，呈弱碱性状态，当血液酸化到7.1时，人就会痉挛，当酸化到6.9时，就会成为植物人，到6.8，就会死亡！

还有这个名叫《神奇的碱性水》的宣传片，则将酸的危害讲得更加地直白。

(视频)现代人最大的敌人，成人病的原因，就是酸性废物累积。

看来，酸还真是个可怕的东西？那么“酸”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一般吃的饮食大部分的全是酸性的物质，包括肉、饭、面，这些东西吃下去全是酸性的

这位销售人员说，一般初生婴儿的体液是弱碱性的，但随着体外环境污染以及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我们的体质就逐渐转变成了酸性”。

除此之外，让我们体质变酸，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用饮用的自来水。

家里的自来水肯定是呈酸性的了，+人体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出现疾病，就是因为这些酸性物质对人体，如果若人体自身免疫力不强、那些功能不强，那些酸性物质排不出去，所以造成衰老、甚至说疾病都是酸性体质，一般重症病人，有疾病的人，他的体质肯定是酸性的。

酸性体质真的存在吗？酸性废物又是怎么一回事？带着碱性水的相关资料，记者来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字版)

汪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 主任

北京大学肾脏病研究所 副所长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汪涛：

那么正常的饮食，比如说我们的蛋白摄入进去之后，它经过分解代谢，最后产生的很多的废物，是一些酸性的废物，

+ 酸性废物我们正常的人就有，+ 正常人要是有肾脏，还有正常的肺功能的话，那么这些很快就能够清除掉，它就能够让PH值正常。+ 如果说你有功能障碍了，你有疾病了，那它就会在身体里面造成堆积，

汪涛教授告诉记者，一些慢性疾病，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人体中堆积酸性废物，但并不是说，是酸性废物的堆积导致了一些疾病，这个因果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至于说到酸性体质，汪教授给予了否定。

汪涛：

从我学医的这个当中，我们没有听说过说酸性体质、碱性体质，+ 我看了看关于酸性体质的一些说法，其实是他用了我们临床上面所谓的酸血症，或者是酸中毒的这样一个概念，就PH值，比如说7、7.1、7.2，那么时候已经很低很低了，正常人，我们正常人不可能说降到这样，只有在疾病状态下面。

演播室2：

主持人：关于酸性体质和酸性废物，我们有个调查问题：有一种说法是酸性体质是致病之源，你相信吗？(相信，不相信)，结果有7成的人选择不相信，还有3成的消费者选择了相信。李老师，为什么会流行酸性体质这个概念呢？

李可基：像刚才汪教授所说，正常人的体液是偏碱的。一个人的体液如果到了酸性范围，不死也是在医院里抢救呢。但是酸性体质这个说法的流行，虽然包含一点以讹传讹的内容，主要还是歪着推理得出的谬论。

主持人：怎么推导出来的呢？

李可基：

1、      实际情况是这样，现代人吃鱼、肉、蛋、奶、大米、白面越来越多，这些食物到了人体内会产生一些酸性物质；蔬菜水果到了人体内会产生一些碱性物质。由于我们吃蔬菜和水果越来越少，这样就影响了体内酸碱调节过程。

2、      按照上面的情况歪着推理，这种食物在人体内的变化被转移到了人体本身，就出来了“酸性体质”的说法。其实，食物在体内产生的酸性或碱性的物质，并不能改变人体内的酸碱，只是使给我们身体增加了一点酸碱调节的工作。

主持人：就是说，无论吃了什么，人体本身都会有代谢产物，这些代谢物或酸或碱，但是，只要是健康的人，肝肾肺功能正常，都会把它排出体外，保持人体酸碱平衡？

李可基：人体内有一个保持酸碱平衡的稳定系统，叫做酸碱缓冲系统，它的作用就是始终保持我们人体在一个偏碱的范围内。高于或低于这个范围都不成，所以人的体液变酸或变碱都不好，并不单单是“酸性体质”有害。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缓冲体系，就是说，人体本身不会受到什么碱性水的改变？缓冲体系是怎么回事？

李可基：人体内的缓冲系统的作用调节身体酸碱平衡。就像我们蒸米饭，不软不硬才合口。有经验的主妇通过调节水和米的比例做到不软不硬，米多了，放点水，水多了，加点米，当然倒出点水更省事。缓冲系统也是这样工作的，酸多了，加点碱；碱多了，加点酸。保持体液的正常ph值。

主持人：所谓体体液PH值，指的是血液的PH值？

李可基：体液包括血液。

主持人：这个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意思？单说起来可能还是有点专业，为了形象的解释这一点，也为了还原真相，缓冲体系是怎么调节人体平衡的。

小片二：什么是人体的缓冲系统

什么是人体缓冲系统？人体缓冲系统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北京市微量学会常务理事，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谷学新教授 给我们做了一个试验。

谷学新：这是模拟人体体液的PH值的试验，找一个和人体体液相近的缓冲体系，那么这个缓冲体系是有磷酸一氢钠和磷酸二氢钠组成的

为了保证试验的准确性，在试验前，谷教授按照人体体液的化学成分组成，配制了一个模拟人体体液环境的缓冲溶液。

谷教授依照我们每人每天喝一升水的比例，往缓冲溶液中加入永衡碱性钙离子水，让我们看看，会不会产生变化呢？

谷教授：结果发现，加之前缓冲体系是7.4，加进去以后，PH值还是7.4，说明什么呢，人体的体液有一个缓冲作用，外来的一点碱它是不能改变人体PH值的。

试验表明，人喝下弱碱性水之后，模拟人体体液的缓冲溶液的pH值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相反，人如果喝下酸性水，会产生变化吗？接下来，谷教授又做了一个喝下酸性水试验。

谷教授：我们按照我们饮用水的量的比例按照35：1，取35毫升的缓冲溶液，然后加入1毫升的酸性的水，这个水pH值5.76，pH值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试验表明，无论是喝下酸性水还是碱性水，具备缓冲能力的人体体液都能够自动维持体内环境的酸碱平衡，也就是说，人体体液pH值是不会轻易被外界物质所改变的。

谷教授：我们人体的体液，它的缓冲能力要远远超出我们配的缓冲溶液的能力。因此，我们即便，你长时间的饮用这个水，碱性水或者酸性水，它也不会改变我们人体内的体液的PH值的正常范围，在7.35到7.45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对于一些碱性水、离子水宣传中提到的“能够改变酸性体质和清除酸性废物”的说法，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胡小松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胡教授：两个字，炒作，没了。+食物进入胃里，胃会大量分泌胃酸，促进它的水解，食物的分解，这个胃酸是多少呢，PH0.9—1.5，是非常非常酸的一种东西，当你喝进去一瓶水，一杯水，假设他说它是弱碱性的，到胃里边已经被彻底地酸化了，已经变化了，也是变成酸的了。

胡教授告诉我们，他曾经对全世界100种世界最知名的矿泉水，做了一个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大约40%左右的水的pH值都是7以下的，都是酸性，pH值中性占30%，pH值碱性的也占大概30%，是一个很平均的关系。

胡教授： 我调查了，非常有数据支持，有100种世界知名的矿泉水，+这100种水都是全世界公认的好的水，所以不管PH多少，都是有利于健康的，好的矿泉水。

演播室3：

主持人：李老师，也就是说，正常健康人饮用不同PH值的水后，机体会将其调节到所需要的正常PH值，从而使血液的PH值始终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人体的PH值不会因为饮用水的PH值不同而改变。是这个意思吗？

李可基：是的。碱性水这个东西，跟人体强大的缓冲系统相比，它只是沧海一粟，就像我们在做米饭时向调好米和水比例的锅里放入一粒米或是一滴水，根本改变不了米饭的软硬程度。

主持人：从碱性水的营销宣传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酸性废物导致人体产生酸性体质——酸性体质引发疾病和衰老——实验证明碱性水能中和酸 ——所以喝弱碱性水能治理酸性体质，能治病。于是，花高价，买碱性水吧。

李可基：酸性体质这里就不提了。

1、     酸性废物引起疾病也是误导。所谓酸性废物，在体内都有途径处理，在健康人不会积累致病。而且所提到的疾病也不是由于什么酸碱变化所致。

2、     外面宣传的什么心脏病、糖尿病、肿瘤与“酸性体质”的关系，最初是一些国外学者从现代人的饮食变化提出的一种理论，目标是食物，恰巧这些食物都能产生酸性物质，不是什么体质的酸碱。

3、     但是后来的医学研究证明，饮食致病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酸碱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慢性病等等是由于我们饮食不合理，吃了太多的能量、太多的坏脂肪、太多的精制淀粉和糖等，而吃含膳食纤维、植物化学成分多的蔬菜水果太少。

4、     这种饮食的不合理产生了一些酸性物质只是表面现象，吃点碱不可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调整膳食结构，也就是合理选择和搭配食物。

主持人：这样看来，碱性水的理论基础就不存在了。从昨天到今天，碱性水咱们已经明白了，根本就是炒作。其实，市场上除了碱性水，还有许多有说法的水呢。

小片三  庞杂的概念水

不知从何时起，饮用水家族迅速壮大，听听这些名字—— 深泉水、山泉水、蒸馏水、苏打水、钙离子水、负离子水、海洋碱性离子水、还有频谱水、磁化水，甚至是纳米水等等。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这些水产品中不仅有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不仅有普通工艺的水，也有号称高科技的水，不仅有普通水源地的水，还有来自高原雪山等一些特殊水源地的水。

走访中，一款包装独特的 “黄金(1142.60,6.80,0.60%)富氧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在它的瓶身上写着“独特黄金品质，富含丰富氧气”，在瓶身的背后，还专门标明了该水的独特护氧设计，包括三层瓶身、封氧内盖和专利技术硅胶阀护氧等等。

在深圳。。。，我们找到了富氧水的经销商，听说我们是来买水的，一位工作人员带我们来到了产品库房。 (女孩拉开门)

女孩：怀孕的特别喜欢找这个，对胎儿好，为什么呢，含氧气

记者：为什么呢？孕妇喝了有什么效果？

女孩：对宝宝好啊，怎么好不清楚，但是你从百度里一搜“富氧水”就发现很多好处了

为了说得更明白，女孩又给我们打开了她们这种水的网页宣传。宣传页面说，所谓的富氧水就是含氧量是普通水3-10的水。

女孩：(看网页说)富氧水具有抗疲劳的作用，它基本的功能就是氧气多，抗疲劳，怀胎的妇女喝这个好。

喝水真的能补充氧气吗？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胡小松认为，负责吸氧的器官是肺和鼻子而不是胃，通过喝水补充氧气根本说不通。

胡小松教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

我没有见到哪个人缺氧了，送到医院以后插一根氧管放到嘴里，一定是插在鼻孔上，于是是肺吸氧，把氧通过肺放进血液，+胃，不吃氧，也不吸氧，那个氧一定不会通过胃、通过肠子进到我们的人体，什么时候我们的人变成鱼了，我们需要喝富氧水。+依然是偷换概念

专家认为，“富氧水”实际上是利用了人们对于氧气作用似是而非的认知，从而制造出了水能补氧的概念。

方舟子：你喝一升的水，里面含有的氧，即使是完全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也不如你多呼吸几口空气获得的氧多！

这是一款来自国外的“萨奇苦味矿泉水”，它宣传这是“欧洲皇家贵族清除体内尿酸毒素常用饮品”，具有很多神奇的功能。

女：能清理肠道+我姥姥她岁数大了，80多岁了，她老是排不出便，我就给她买了一瓶。

记者：那你姥姥试了有什么效果吗？

女：我姥姥就是能排便，+排出你体内的肠油(音)，有的老太太大肚子，其实就是里面有长油，她吃那些油炸的食品，然后油都攒下，存着，就给她顺下来了。

除了能清洗肠胃，排解便秘，这种水还能清除体内垃圾，养颜美容。

男：一个长期服用呢，对心脑血管的垃圾，肝脏，肝脏不是身体的最重要的器官吗，肝脏里面有很多的垃圾，也可以清除，长期用的话呢，尤其对女同志，还有美容的作用，身体没垃圾了，自然就好了，而且皮肤也好，

记者注意到，在产品包装中还有一张特别附加的“使用细节温馨提示”，上面清楚地写着这种水的使用量是：“保健饮用：每日晚上睡前喝100-200毫升”，“便秘患者：早上空腹饮用200-400毫升”。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水呢？

我们将萨奇苦味矿泉水的矿物质含量和普通的矿泉水进行了对比，发现萨奇苦味矿泉水的镁含量是每1000毫升5033毫克，这比普通矿泉水的70-140毫克的镁含量，高出了71倍。

刘东莉：它是一千毫升里面要有五千多毫克的镁，所以会刺激肠蠕动，会使排便很迅速的，所以说不能当成饮用水来喝这些水。

碳酸镁是一种泻药，通常治疗便秘的用量在10到20克之间，按照萨奇苦味矿泉水的镁含量，喝100到200毫升这样的矿泉水，就相当于一次治疗便秘的剂量。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提醒消费者，摄入镁含量如此之高的水，一定要小心。

方舟子：

镁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矿物质，这没错，但是这个镁是不能吃的太多的。

其实在这款水中，除了镁含量超高之外，钠、氯、钾含量也分别是普通矿泉水钠的含量的29、23和10倍，对此，专家表示这样的水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

方舟子：必需的矿物质，如果补充的太高的话，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的，不管是维生素也好，不管是矿物质也好，那不是说可以随便乱吃，吃多的话，甚至会导致中毒的。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萨奇苦味矿泉水的出生地捷克，它在网络上是和药品放在一起销售的，而且它还有一个OTC的标志。

方舟子：OCT是非处方药的意思，但是如果是OCT的话，它是按药物来卖了，对一般的人来说，那可不是能够随便喝的，

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水产品，面对生产和销售企业不断出新的虚假概念。水的本来面目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胡教授：水就是H2O，还有什么解释吗，所以我想本细胞生命代谢的所有过程离不开水，所以必须喝水，第二个，水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营养物质的溶解物。一个载送的物质，完了，最最主要的就这两个功能，所有的水都是一个意义

胡教授表示，水的基本功能就是解渴，只要是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没有污染，不含致病菌、重金属和有害化学物质，安全、干净，能满足人们解渴这样一个基本生理需求，就是好水，就可以放心饮用。但是在很多概念水的宣传中我们发现，自来水成了不能喝的水！真的是这样吗？

胡教授：回想回想过去三十年，那么到底什么水好啊，安全的水、卫生的水是最好的水，那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来水的标准，现在2009年的时候，国标达到了各项指标的标准比我们现在瓶装水的水平还高呢，100多项指标，瓶装水才多少啊，30。

其实我们日常喝的自来水是经过市政工程处理的合格饮用水，是完全符合国际水卫生标准的，日常饮用时只需要烧开消毒即可。市面上不论哪种价位的瓶装水其实喝到人体内，起到也都是解渴、帮助代谢等水的基本作用，炒作概念让人多花钱是没有意义的，只要购买符合源自安全卫生的水源地的水即可，其实饮水的目的是为有效地补水，可是近年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概念水产生呢？经过多年的研究，胡教授发现了一个规律。

胡教授：这个规律就是，为什么在六七十年代，炒作一些概念，包括水概念，是在日本，到了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在台湾，今天在我们中国大陆，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规律，我们一讲大家就恍然大悟，因为五十年代结束以后，二战结束以后，经过发展，六十年代日本人解决了吃饱的问题，进入了要吃健康、吃安全、吃享受，吃饱了撑的，说白了，我还在预测，再过30年，可能这些风就吹到非洲去了，这就是规律，当我们吃饱了，吃好了，就开始必然走到这样一个阶段，所以理性起来，不要被偷梁换柱，迷魂大法，炒作所浪费自己的钱财。

演播室4：

主持人：这样的水，那样的水，迎合了人们渴望健康的心理，但众多的品种也让消费者有些眼晕，这位云南手机网友问：有些所谓的进口水卖到几十甚至上百一瓶才600毫升，不知道是那些外国水有什么神奇之处，还是就是外国水就是比国产水好？

李可基：

主持人：那李老师，能不能概括一下，什么样的水是好水？

李可基：洁净的水就是好水。

1.     水在医学上受到重视，首先是水与很多传染病的传播有关，例如伤寒、痢疾等肠道传染病；自来水和抽水马桶的普及，阻断了病菌的粪口传播途径，人类寿命因此大大延长，其贡献超过了所有医院的贡献。

2.     随着工业化，水的污染问题突出出来，环境恶化最终都多多少少反映到水的质量上来。包括农药、酸雨、苯系物、砷、汞等等。现实是100%没有这些东西不可能，关键是控制在安全限量以下。所以水源地成为了人们对水关注的焦点。瓶装水也应运而生。

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关注水安全问题的核心。所谓安全，就是洁净；所谓洁净，可以理解为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

此外，水中的其他有益成分也是健康的关注点，但是有点被炒过头了。其中真正具有医学和营养价值的主要是水中的矿物质成分，世界卫生组织特别强调要保持这些成分。例如，水曾是北京人重要的钙来源。当然水中多数矿物质成分含量很低，营养价值有限，从食物中同样可以获得。买高价天然矿泉水，买的也是更有保证的、洁净的水！矿物质还在其次。

主持人：其实，最普通的白水，就能起到让人健康的作用？

李：是健康缺之不可的作用。生命没有食物可以维持好多天，没有水一般也就是一两天，所以危机时刻，什么水，洁净都顾不得了，都得喝。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是“每天应足量饮水”。足量就是充分满足一个人经尿、粪、汗和呼吸丢失的水，同时还要结合考虑季节、活动量、体重、个人特点。不要拘泥于每天6杯或是8杯水。

主持人：李老师我问您一下，你平时喝什么水？怎么喝水？

李：口渴了喝水，什么水都喝；常常忘了喝水，所以有机会也多喝。

1.     口渴时人类最基本的保护功能，多数情况可以随着口渴饮水。

2.     大量出汗的极端情况，身体可以在感觉口渴之前处于缺水状态，应根据出汗量及时补水。

3.     有机会勤喝着点水，每次一两杯，有益无害。(泌尿系结石、感染，尿酸，认知……)。但是别在短时间内大量饮水，有危险。

主持人：您是口渴了才喝水，可我听说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这样的说法是否有道理？

李：

主持人：这有位。。。的观众问，我父亲七十多了，平时不爱喝水，总说不渴，还说，吃饭的时候喝汤就可以替代水。这有什么危险吗？

李：原则上讲，喝汤同时也喝了水，特别是日常已经养成习惯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老年人对身体水进出平衡的调节能力降低，更容易发生缺水的问题(脱水)，特别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更应注意补水。建议：

1.     保持日常的基本饮水量，一般在6-8杯水之间，饭中液体多可以减量(注意尿量和尿的颜色)。

2.     在出汗多的情况下，如天热、锻炼，增加饮水，饮水量应该是1.5倍的出汗量(看尿色、秤体重)。

3.     服用利尿药、腹泻等有病的情况，也应增加饮水；心功能不好等情况，饮水量需要控制，都最好有医生的指导。

主持人：

这位网友问，我平时喜欢喝茶，每天也喝一杯咖啡，这和喝水有没有矛盾？是不是先完成喝水的额再喝饮料、茶等才好呢？

李：茶、咖啡、碳酸饮料、果汁饮料、牛奶、粥和汤，以至于水果、蔬菜、米饭、面条等等，其中的水份都可以算做饮水的一部分，加起来算做饮水量，所以没有矛盾、也没有必要与饮水分开来计算。

此外，茶和咖啡的确有一些保健成分，其中的咖啡因对有些人可以提神，但是那些不能耐受的人会失眠。其他饮料和食物则需要考虑饮食的平衡，适量选择和饮用食用。

主持人：请李老师给观众提出消费主张……

李可基：上一次给观众的建议是花钱买水，不浪费钱买什么弱碱性、小分子团、氧等等，对于水中的矿物质成分，可以有，但不是非得有不可。在此之上，补充三点：

1.     买洁净的水：细菌等微生物、化学等污染物含量都在国家规定以下。关键在质控和水源地。

2.     买信得过、买得起的水：商誉高、水源地好，安全系数可能会高一点，但不是必然；关键看性价比和口袋鼓不鼓。

3.     买喝着顺口的水：口感是消费的高一层选择，别忘了保持饮食结构的平衡。喝水的底线是多喝点比喝少了强，只要别在短时间内大量饮水。

主持人：

今天的消费主张就是这些，下次节目再见。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P2DE9jbsho/

记者：柴会群
南方周末2010-04-15

关于这场号称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手术，美国临床医生PETERS给出了另一种说法，手术结果是“复杂的”，虽然事先考虑到难度，但仍然“令人失望”，他无法回答手术带来的风险与收获，哪个更大

4月5日，海南儋州蓝洋农场王亚伍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自北京的律师彭剑，前来了解王的儿子小善善的病情。

4年前，小善善曾是一场媒体发起的“爱心跨省救助”的主角。这位因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小便失禁的孩子，在媒体的帮助下，在郑州被实施了一种名为“人工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的手术。

这个手术一度是全家人的希望所在。按照相关宣传，术后，“只需挠挠大腿内侧，就可以自主控制排尿，甩掉尿袋子。”

媒体为他进行了募捐，医院则免去了医疗费，这次感人的爱心活动还促生了一笔基金，用以类似病人的治疗。

如果不是律师彭剑的介入，故事原本应该完满的结束。以手术成功实施为标志的爱心大救助结束之后，小善善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全国各地不少看到报道的类似病人，则慕名去郑州做同样的手术。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小善善的病并没有“治好”，母亲陈冠香说，他至今仍离不开尿布，而且手术后脚变形，走路“一拐一拐的”。

在找到小善善之前，彭剑已经作为两名患者的代理律师，分别将现已“解散”的手术医院告上了法庭。

两起诉讼均不可避免地涉及肖氏手术及其发明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肖因为当年与科学打假人士方舟子的一场官司而被公众所知，彭剑正是方舟子当年的代理律师。

那场历时五年多的打假风波从最初的学术争议开始，愈演愈烈，最终的焦点停留在肖传国声称“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手术的真相上。

肖传国

方舟子

手术后广西孩子的脚畸形，因缺乏照顾，孩子的脚溃烂，现面临截肢的危险 （病人家属/图）

试验：从美国动物到中国病人

在彭剑搜集相关负面病例时，“肖氏反射弧”理论和手术的发明人——肖传国正在全世界推广他的肖氏手术。

他对手术前景非常乐观：“如果运气好的话，我有可能五六年后获得诺贝尔奖。”肖传国说。

肖传国有望获诺贝尔奖的说法，还出现在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病房过道的宣传栏上。里面引用肖的老师、已故院士裘法祖及一位美国专家的话说：“人工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技术有望获诺贝尔奖。

此手术即为“肖氏反射弧”，它是由肖传国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其专业定义是：利用截瘫平面下的神经，手术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经皮肤刺激诱发的排尿反射的设想。这个设想目前已经在多所医院成为一种临床收费手术，用以解决特殊病人的排尿问题。

肖传国说，肖氏反射弧最早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开始进行动物试验。1995年，当时还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助理教授的肖传国，得益于一个偶然机会，开始在河南平顶山煤业集团总医院的截瘫矿工身上做临床试验。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之所以没有首先在美国做，是因为“在美国申请基金非常慢，最快也要等一年半到两年，而且美国对做临床研究审批很严”。

在质疑者眼中，肖氏反射弧从美国的动物试验到中国的临床试验，被解读为“从美国猫的身上直接搬到中国人的身上”。

肖传国2003年曾在国外专业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此次参与临床试验的共有15名截瘫病人，其中10人有效。成功之后，又于2000年在武汉应用于先天性脊膜膨出患者身上，用肖的话说，同样获得了成功。

肖传国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两名当年做肖氏手术的矿工，记者电话咨询时，其中一名史姓矿工表示有效，只是脚趾的功能受影响（该病人腰部有损伤，尚能行走）。另一名樊姓矿工则表示“不理想”。据他介绍，与其同批手术的其他四人也没啥效果。

1999年和2004年，卫生部先后两次组织对肖氏反射弧（人工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分别鉴定为“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并建议推广应用。

其中，2004年的成果鉴定有七位院士参与，堪称豪华阵容，一位参与鉴定的专家说，这次鉴定本来要评为“国际领先”，但因为专家的集体反对，最终评定“国际先进”。

除了两次通过卫生部鉴定外，肖氏手术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奖等多个权威奖项。

在获得多种形式的认可之后，肖氏反射弧手术在多家医院成为临床常规手术。

为小善善做手术的神源泌尿外科医院，即为肖传国、郑州大学教授高晓群等人成立的一家股份制民营医院，以做肖氏反射弧手术为专长。

该医院2006年8月开业，小善善被报道为第一例病人，由肖传国本人亲自执刀手术。据肖传国称，神源医院成立三年以来，到去年下半年停办为止，一共做了1400余例手术。

就在肖氏手术在国内成为一种常规手术的时候，在肖传国做动物试验的美国，目前却仍处在临床试验阶段。

2006年，得知肖氏手术在中国80％的有效率，美国Beaumont医院的几位医生曾到肖传国处学习，后来在本医院开展了临床试验。

被质疑的80％-85%“成功率”

肖氏手术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成为肖传国事业上的一个亮点。

据他介绍，这也是老师裘法祖的建议，因为中国的病人随访很困难，就科研价值而言，在中国做一万个病人，不如在美国做十个病人。不过，这一观点受到一泌尿学专家的质疑：中国人就那么笨？

同样在2006年，肖传国还打赢了与“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的官司。2005年9月，方舟子在接受一家网站的在线访问时，将矛头指向肖传国。称肖所谓“国际公认的”“肖氏反射弧”理论，是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称的“自吹自擂”。

彼时，肖传国参与中科院院士补选，并最终失败。他认为，正是方舟子的“污蔑”使他落选院士。

肖传国遂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方舟子告上法院，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支付名誉损失费十万元。

一场马拉松式的连环诉讼由此拉开帷幕。而本来鲜为人知的肖氏手术，也因为这场官司，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

在肖传国提交给法院的相关证据中，有一段出自一部国外著作的翻译文字，用以证明肖氏反射弧并非肖传国“自吹自擂”：肖（1999）报告了一个巧妙的人工建立的“皮肤-中枢神经-膀胱”反射弧。这个新的反射通道能在脊髓损伤后启动排尿而不伴有逼尿肌－尿道括约肌协同失调……

然而，有方舟子的支持者与原文对照后发现，中文翻译与原文严重不符：原文写明实验是肖和另一人所做，并非肖一人所为，肖传国在翻译中删去合作者的名字；原文介绍的是一个猫的实验，译文却避而不提；原文并无“巧妙的”这种用语，“巧妙的”一词系翻译时添加。

对于肖氏手术在美国开展的临床试验，也受到方舟子及支持者的质疑。

该试验于2006年12月在美国Beaumont医院开始，有9名患者参与（与中国作为常规收费手术不同，在美国做这项研究有专门的基金，病人不需要付费）。按肖传国的说法，成功率比国内还高，将近90％（国内是80％-85％）。一篇关于此次试验的论文中也提到：9个病人全部表现出膀胱反射弧的收缩能力和膀胱的排空能力。

不过，方舟子的支持者却找到一篇领导这项临床试验的医院泌科主任PETERS接受美国媒体St.Peersburg时报采访的报道，对试验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

报道引用PETERS的说法称，共有12个孩子（而不是9个）接受了手术，3个是脊髓损伤，9个是脊柱裂。3个脊髓损伤的孩子没有被手术改善。另外9个孩子中，7个有“明显的改善”。但是“9个脊柱裂的孩子中有8个腿脚变得不灵，手术前他们都能走路”。

PETERS认为，手术的结果是“复杂的”，虽然事先考虑到难度，但仍然“令人失望”。他无法回答手术带来的风险与收获哪个更大。

对于国内成功率85％的说法，肖传国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为是指就能随访到的病人而言。在记者就“成功”的标准向其询问时，他说“成功率”应为“有效率”，只要病人手术后的情况比手术前好，就算有效。据其介绍，神源医院做过的近1500例病人中，能随访到的大约为500例。

85％这个数字还出现在郑州大学泌尿外科研究中心为肖传国申报院士出具的一份证明中，该证明写道：郑州大学神经沁尿外科研究中心，自2006年1月开始应用肖传国教授发明的“人工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技术，治疗脊柱裂、脊髓脊膜膨出所致的神经原性膀胱患者117例，术后随访8个月以上60例，85％的患者大小便已恢复正常。

然而此证明却被方舟子的支持者指为造假，因为证明出具的时间是2007年2月，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即神源医院）2006年8月才做第一例手术，不可能有随访8个月的病人。更不用说有60例。

肖传国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神源医院实际成立时间早于8月，小善善也并非第一例，在小善善之前已经做过两三个病人。但此说法仍无法解释证明中“60例病人随访8个月”的提法。

仍在用尿布的“小善善”

2006年7月，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判决肖传国胜诉。令方舟子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判决一出，立即在学术圈引起强烈反响，并形成挺方派与挺肖派两个阵营。数百位海内外学者以署名公开信形式对判决表达不满，支持方舟子。这次判决还催生了一个基金，用以支持方舟子学术打假。

而被方舟子“打假”伤及的一些人则结成“反方同盟”，成为肖传国的支持者。

胜诉之后，肖传国再接再厉，又在北京将方舟子告上法院。事实上，肖传国两年内先后五次以相似案由将方舟子告上法院，甚至还以“诽谤罪”对方舟子提起刑事自诉。

不过，北京的诉讼最终以肖传国败诉告终。这意味着案由基本相同的两个官司，因为起诉地的不同，结果完全相反。

除了在法庭上的较量，挺方派与挺肖派也在网上展开激战。前者以方舟子的新语丝为阵地，不断揭发肖传国及肖氏手术的内幕；后者则以肖传国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虹桥教育论坛为阵营，对方舟子展开进攻。

经过几轮激战之后，双方2008年略有消停，在此期间，肖传国曾于2007年再度参选院士，结果仍以失败告终。

然而，到了2009年9月，因为法院对方舟子妻子的一桩“强制执行”事件，使得双方恶战再度升级。

原来，在肖传国状告方舟子的第一起案件中，虽然武汉地方法院判决肖传国胜诉，却迟迟未能执行。

然而，终审判决两年半之后，方舟子妻子发现，其工资卡上少了四万多元。原来是被武汉地方法院“强制执行”。据悉，此番举动是武汉法院“清理执行积案”的结果。据说因为方舟子身份系华侨，没有身份证，也找不到其银行账户，法院无法对其执行，故以“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从方妻账户上扣款。

不过此执行方式却引起争议，挺方派甚至直指法院“公然抢劫”。

在抗议法院的同时，挺方派将目光转向接受肖氏手术的患者。在双方论战期间，新语丝网站曾收到患者的投诉信，反映接受肖氏手术后没有效果。

律师彭剑就此展开专项调查，寻访了上百例病人，并最终找到了肖氏手术的典型病人“小善善”。

南方周末记者按照彭剑提供的名单电话咨询了几位病人，均称手术无效。

不过，按肖传国提供的一份名单，被问及的病人对南方周末记者多称恢复较好。肖传国认为，方舟子支持方提供的失败案例和他提供的成功案例均不能说明问题，他亦建议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受到质疑的“小善善”案例。

然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小善善”似乎不能视为肖氏手术的成功案例。其母亲陈冠香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手术到现在已3年多，但小善善仍“没有好”，至今离不开尿布。

陈还表示，与小善善同批手术的另外七八个类似孩子同样“没有好”。不过陈也承认，小善善手术后排尿情况比手术前好一些，至少不用再打针吃药。

陈冠香说，小善善在做神经手术时还做过一个膀胱造瘘手术。一位泌尿学专家认为，其排尿功能比先前有改善，可能是造瘘手术的结果，而小善善拔管后多年仍不能自行控制排尿，说明神经重建手术本身效果不好。

陈还向南方周末记者披露，手术半年后去医院复检时，医院曾安排他们接受采访，并事前让小善善大量喝水，以便能够当着记者的面撒尿。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泌尿外科教授金锡御说，要想真正检验肖氏手术的有效性，需将病人术前和术后的客观指标作全面对比，客观指标包括尿动力学检查、肾脏功能检查，由第三方进行评估，有改善说明是有效的，无改善说明是无效的。

金锡御同时也是2004年卫生部对“肖氏手术”鉴定的专家组成员，不过在他看来，当年的鉴定资料很有限，时间也不够，只有一个下午，而且裘老坐在那里（指裘法祖）一开始就讲：这是国际领先……

肖传国：所有攻击我的人都是污蔑

3月20日下午，围绕着与方舟子的纷争以及“肖氏反射弧”手术，肖传国在其办公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关于打官司

别的科学家不跟方舟子打官司有两个原因，主要原因，他是在抓别人的小辫子，哪个人没有个小辫子？他跟你无限放大纠缠。比如说××，报纸上登了他一篇报道，是记者以第一人称写的，报道他的先进事迹，好像叫“党指引我攀登科学高峰”，记者把他在美国工作三个月写得不准确，他抓住这个小辫子。

但是我们不同。我在美国呆了二十年，我觉得知识分子要捍卫自己的权利，要跟中国科学界讨个说法，人无完人。

科学本身就是个不断纠错不断前进的过程，不可能每一篇文章发表的都是绝对真理，一定是一点问题没有，如果你对科学家采取这种方法，无限上纲，而且匿名，你网站几百个人一起攻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为什么我敢跟他上法院，你把我放在显微镜下，全中国全世界恨我的人都在帮他挖地三尺找我的问题，找出问题没有？任何攻击我的人，一定是污蔑。

欢迎科技界同仁和全国媒体逐条核查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的对我的所有指控，查到一条属实，奖金五万。

关于“肖氏反射弧”

科学一旦形成定理，就必须有广泛的应用性。它（肖氏反射弧）先解决截瘫的问题，但既然能解决（截瘫），另外一个问题 （指先天性脊柱裂）也能解决，我们在国家支持下，的确也解决了。每一千个新生儿就有一个（脊柱裂患者），生下来大小便就不能控制，绝大多数活不到成年，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看CNN没有？所有全世界的大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统统都报道过我的事，而且不是一次，几次！CNN是专门到我们协和医院采访的！

裘教授，我老师，说我们这个工作，快五年，慢十年，应该可以得诺贝尔奖。

关于美国临床试验

在美国最大的私立医院，我们做了9个人，4个人全好了，已经根本不需要药物了，最近我们又做了4个病人，2个又能拉尿了。

现在美国政府又给了钱，因为他们的结果太好了，在大学进行推广，（记者插入：临床试验吧？）第一期临床试验，第一批病人，非常成功，基本上做一个好一个，比我们中国的还做得好，我们中国的对外讲，一般80%-85％的成功率。他们基本上做到90％了。就说明我是客观的，我的文章和美国做出的一样。

关于“成功率”

我们是1988年开始做动物试验，1995年又在美国申请基金，又到中国，当时是平顶山矿务局到美国访问，一定邀请我们把（截瘫矿工）大小便问题解决了，谢天谢地。现在在美国做起来非常不容易，管得非常严。

当时我跟裘教授商量，裘教授说，我们在中国做一万个病例，抵不上在美国做十个，为什么，中国病人做了以后不能按照你的要求做回访。好了让他回来得求爷爷告奶奶，不好了才回来。你说我们做了将近两千例了，我们以80％成功率算，不成功的有多少？你做得越多，不成功的也越多。所以他找个几例十几例来攻击你，这个太轻而易举了。像这种病都是绝症，我把他基本解决了，什么叫解决了？我20%的成功率都不得了，就像十个癌症病人，我能够完全治好两个，我这个一定是不得了。

你知道断指再植成功率多少？75%。我们这个是85%，9个，大便好了，8个小便好了。其实有一半好了就了不得了——有一个好就了不得了。你这是不治之症，治好了一个就说明肖氏反射弧能成立了。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发明的手术，被美国政府几百万几百万地拨款，我已经花了几百万，他们又要花几百万。全世界都在做起来。丹麦也开始了。

你们的污蔑攻击，对我没有用，你看看我讲的这些东西，任何人都挡不住，只会害了病人。他本来可以通过这个治疗保住生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些病人要不做手术，要么瘸，要么死。

关于院士评选：

如果没有方舟子，我应该早就是院士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从来不搞关系。

我这个部属医院的主任，是973首席科学家，我从美国拿了那么多基金，但我们不是任何一个学会的会员。我报了三次院士，你知道每次医院给我花多少钱？我们省某医院选院士，账上就花了500万。干嘛？这个没办法的。比如，把所有院士都请来当客座教授，请个人讲课，医院建楼剪彩，给个两万块。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每年每次，两万五千块。就是让院士写推荐信。这样你能评上院士吗？

猖獗的欺诈伤害了中国科研的雄心

美联社  4月11日

Gillian Wong

（clark翻译）

（中国柳州）当中国的教授们要写研究论文评用来职称的时候，很多都会求助于卢克谦这样的人。

在一间狭小简陋的卧室里，以前也是学校老师的卢克谦正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工作——给教授、学生、政府官员和任何愿意付费的人代写论文，一般300块左右一篇。

“我的观点是为其他人写论文并没有什么错，”他说，“人都有需要其他人帮助的时候，即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也需要代笔。”

代写、剽窃和结果造假在中国学术界是如此猖獗，以至于一些专家忧虑这会妨害中国为了成为科学领导所付出的努力。

共产党当局把科学视为中国现代化中的关键，而且近日要求今年用于科学技术的政府开支增长8%，达到1630亿元。

有报告表明中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国营媒体最近都在为此欢呼雀跃，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经得起检验。十一月，一份英国期刊一次性撤消了来自中国高校的七十篇论文，认定这些都出自两位主要作者的论文都属编造。

“在中国学术欺诈、学术不端行为和违反科学伦理很常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如是说。“这是个大问题。”

批评者将此归罪于无力的惩罚和基于论文数量而非质量的奖励系统。

Dan Ben-Canaan对于剽窃非常熟悉。

这位以色列教授曾在位于中国东北哈尔滨市的黑龙江大学执教九年。2008年一位同事向他索要他的一篇关于一个犹太音乐家1933年在日据哈尔滨被绑架的论文。

“他竟敢在我组织的一个会议上将这篇论文作为自己的文章提交，”Ben-Canaan说。“无耻至极！”

在另一起事件中，他把自己写的一些材料交给了一位来自鼎鼎大名的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他说当他收到一本这位研究员的著作时完全被震惊了——这本书几乎就是他所提供的材料的复制和翻译，却连一个字的感谢都没有。

发表论文的压力已经掀起了代写的高潮。来自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去年在中国论文代写的费用将近十亿，五倍于2007年的数据。

在柳州这个南方工业城市当中，卢克谦的公司就是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中的一家。他的“卢克学术中心”有其引以为豪的团队——由20到30个研究生、教授组成，所涉专业从计算机技术一直到军事领域。

58岁的中共党员卢克谦在网上通过聊天软件接洽顾客，其中大多数是急于晋升的学院教授和四处寻求帮助写论文的学生。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班级的十个学生集体请求为他们代写论文。

“自己独立地做任何事情，理论上有可能，但实际上非常难，所以一个人总需要一些帮助。”卢说。“我就是这么看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甚至在卖论文的生意中，还是存在欺骗。武汉大学的研究发现，2007年所买卖的论文当中超过70%都是剽窃来的。

去年早些时候，网民发现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在多达20篇论文中存在剽窃行为。学校将其撤职却还允许其继续执教。

同年六月份，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被指博士论文40%剽窃而来。

而今年三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一篇1997年的医学论文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被反复抄袭。该报道说，两个学生用抄袭侦测软件发现至少来自16家机构的25人从中抄袭，随着调查的继续，更多的医生将会被点名。

方是民（方舟子），一位独立的欺诈揭露者，说他和网民每年都要揭露并在“新语丝网站”上公布一百起左右的学术欺诈案件。

“最常见的就是剽窃和夸大个人学术成就，”方说。

被英国杂志撤消的论文来自于华中地区的井冈山大学的研究人员。该杂志的编辑们还在检查来自同一学校的其他论文，并说将来还有更多的撤消。给这些论文的两位主要作者钟华和刘涛打电话、发电子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与该校的其他研究人员联系，也没有得到回应。

那本杂志，《晶体学报（E）》，发表晶体结构方面的新发现，大多数来自中规中矩的中国的研究。

“中国作者已经向《晶体学报（E）》提交了数以千计的高质量的结构，这代表了对科学的重要贡献，”Peter Strickland在电子邮件中写到。他是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下属杂志的执行编辑，《学报（E）》正是其中之一。他说这是第一次在联合会所有的杂志中都发现了造假的论文。

俄勒冈大学中国科学政策方面的专家Richard P. Suttmeier说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在科研体系现代化方面的努力，当时研究的问责和评估制度还很薄弱。

在试图找到现成的成就评价标准过程中，中国模仿了西方的实践，开始注重高质量的发表，但结果好坏参半。

Suttmeier说，这些问题可能会伤害中国成为全球研究领导的雄心。

“我怀疑非华裔科学家会很少有兴趣和处于一种学术不端行为流行的文化之中的中国同事合作。”他说。

上个月，教育部发布了组建包含35名成员的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而且在一份对相关问题的传真回复中，教育部表示它已经要求各高校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北京大学的院长饶毅仍然表示怀疑。

政府各部门乐于资助研究，但都不愿意监督，他说。“当局都不愿意扮黑脸。”

美联社调查员Xi Yue对此文有贡献。

网站：
卢克学术中心：http://www.luke99.com
新语丝：http://www.xys.org

Rampant cheating hurts China’s research ambitions

By GILLIAN WONG, Associated Press Writer – Sun Apr 11, 12:49 am ET
LIUZHOU, China – When professors in China need to author research papers to get promoted, many turn to people like Lu Keqian.
Working on his laptop in a cramped spare bedroom, the former schoolteacher ghostwrites for professors, students, government offices — anyone willing to pay his fee, typically about 300 yuan ($45).
“My opinion is that writing papers for someone else is not wrong,” he said. “There will always be a time when one needs help from others. Even our great leaders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needed help writing.”
Ghostwriting, plagiarizing or faking results is so rampant in Chinese academia that some experts worry it could hinder China’s efforts to become a leader in science.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views science as critical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e latest calls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grow by 8 percent to 163 billion yuan ($24 billion) this year.
State-run media recently exulted over reports that China publishes more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han any except the U.S. But not all the research stands up to scrutiny. In December, a British journal retracted 70 papers from a Chinese university, all by the same two lead scientists, saying the work had been fabricated.
“Academic fraud, misconduct and ethical violations are very common in China,” said professor Rao Yi, dean of the life sciences school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capital. “It is a big problem.”
Critics blame weak penalties and a system that bases faculty promotions and bonuses on number, rather than quality, of papers published.
Dan Ben-Canaan is familiar with plagiarism.
The Israeli professor has been teaching for nine years a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Harbin. A colleague approached him in 2008 for a paper he wrote about the kidnapping and murder of a Jewish musician in Harbin in 1933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e had the audacity to present it as his own paper at a conference that I organized,” Ben-Canaan said. “Without any shame!”
In a separate case, he gave material he had written to a researcher at the prestigiou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said he was shocked to receive a book by the academic that was mostly a cop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aterial Ben-Canaan had provided — without any attribution.
The pressure to publish has created a ghostwriting boom. Nearly 1 billion yuan (more than $145 million) was spent on academic papers in China last year, up fivefold from 2007, a study by Wuhan University professor Shen Yang showed.
One company providing such a service is Lu’s, in Liuzhou, a southern industrial city. His Lu Ke Academic Center boasts a network of 20 to 30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whose specialties range from computer technology to military affairs.
Lu, a 58-year-old Communist Party member, is approached by clients through Internet chat programs. Most are college professors seeking promotions and students seeking help on theses. Once, 10 students from the same college class put in a collective request for him to write their papers, he said.
“Doing everything on your own, independently, should be possible in theory, but in reality it is quite difficult and one will always need some help,” Lu said. “This is how I see it. I don’t know if it is right.”
Even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research papers, there are cheats. Among the papers bought and sold in 2007, more than 70 percent were plagiarized, the Wuhan study found.
Early last year, Internet users found that the deputy princip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d committed plagiarism in as many as 20 papers. The university removed him from his post but allowed him to continue teaching.
In June, the principal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was accused of plagiarizing at least 40 percent of his doctoral thesis from another paper.
And in March, the state-run China Youth Daily reported a 1997 medical paper had been plagiarized repeatedly over the past decade. At least 25 people from 16 organizations copied from the work, and more doctors are expected to be named as the investigation by two students using plagiarism-detecting software continues, the report said.
Fang Shimin,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 of fraud, said he and his volunteers expose about a hundred cases every year, publicizing them on a Web site titled “New Threads.”
“The most common ones are plagiarism and exaggerat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Fang said.
The papers retracted by the British journal came from researchers at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editors are checking other papers from the same institution, and say more retractions are expected. Calls and e-mails sent to Zhong Hua and Liu Tao, the two researchers named as lead authors of the papers, were unanswered. Other researchers contacted at the university too did not respond.
The journal,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publishes discoveries of new crystal structures, much of it from legitimate Chinese research.
“Chinese authors have submitted thousands of high quality structures to Acta E, which represent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wrote Peter Strickland, managing editor of Jour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 which owns Acta E, in an e-mail. He said it was the first time fraudulent papers had been found in any of the journals.
Richard P. Suttmeier, an expert in Chinese science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said the problems can be traced to China’s efforts to modernize its science system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hen research accountability and evaluation were still weak.
In trying to find ready measures of achievement, China emulated Western practices and began to focus on high-quality publications, but with mixed results, he said.
The problems could hurt the country’s ambition of becoming a global leader in research, Suttmeier said.
“I suspect there will be less appetite for non-Chinese scientists to collaborate with Chinese colleagues who are operating in a culture of misconduct,” he said.
Last month the Education Ministry released guidelines for forming a 35-member watchdog committee. Also, in a faxed reply to questions, it said it has asked universities to get tough.
Rao, the Peking University dean, remains skeptical.
Government ministries are happy to fund research but not to police it, he said. “The authorities don’t want to be the bad 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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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Press researcher Xi Yue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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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et:
Lu Ke Academic Center: http://www.luke99.com
New Threads: http://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