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我曾经和一位名老中医的儿子在电视上就如何验证药物的疗效做过辩论。据他说，他家祖传的绝招是治疗“不明高热”：“有不明高热的病人送到我家来，包你第二天就退烧。”中医并不知道发烧的真正原因，对他们来说发烧都属于“不明高热”。事实上，发烧本身并不是病，而是生病的症状。发烧都是有原因的，最常见的原因是病菌、病毒感染。在病原体入侵时，体温升高能加速某些免疫反应，反而有助于身体的康复。所以应该是找出发烧的病因，消除病原，而不是简单地强行退烧。很多感染，特别是病毒感染，都能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抵抗过去，发烧一两天，免疫系统把病毒杀得差不多了，体温也就降下来了。此前如果碰巧服用了某种药物，当然就觉得其退烧效果非常灵。

当然，如果体温过高对身体也是有害的，高烧（肛门温度高于41摄氏度）会很危险，必须立即采取手段让体温下降。但人们总是觉得一旦发烧就不得了，即使还没到高烧的地步也总想马上就把烧退下来。古人对发烧更是如临大敌，毕竟他们已见过太多的病人是在发烧中去世的，不知道是病菌、病毒杀人，而以为是“不明高热”杀人。所以，大概自有文明以来，人类寻找退烧药的努力就开始了。

以前只能从植物里找。找来找去，发现吃柳树皮退烧最有效，吃了以后往往烧很快就退了，真是立竿见影，用不着等第二天。这是西方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记载从柳树皮提取的苦味粉末可用来镇痛、退烧。此后柳树提取物一直被收入西方药典。到了19世纪，随着有机化学的建立，科学家们试图从植物药物中纯化出有效成分。1827年，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了出来。10年后，意大利化学家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水杨酸，药效要比水杨苷强很多。1859年，德国化学家发明合成水杨酸的廉价方法。此后，水杨酸开始被广泛使用。

但水杨酸是一种中强酸，会使口腔感到灼痛。而且口服水杨酸会导致胃痛，当时也以为这是由于其酸性引起的。因此就想到要如何避免水杨酸的酸性。为此，德国拜尔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拜尔公司是建于1863年的一家化工小公司，原来主要是生产染料。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染料业开始衰落，拜尔公司转而研究化学制药。它将乙酰水杨酸命名为阿司匹林，于1899年上市。虽然阿司匹林仍然有导致胃痛的副作用，但是退烧、镇痛、消炎的效果非常好，很快风靡全世界，成了最著名的化学药物。拜尔公司因此成功转型，演变到现在，竟成了德国第一大、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

阿司匹林在体内是怎么起作用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原来，病原体进入体内后，遇到血液中的巨噬细胞（一种白细胞），会刺激它释放白细胞介素之类的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又进而引发一系列反应，其中一个反应是环氧合酶（简称cox）催化细胞膜中的花生四烯酸生成各种前列腺素，其中一种是前列腺素E2，它能影响大脑中体温调控中心（位于一个叫视丘下部的区域），把“正常体温”的设定值给调高了，这样我们就发烧了。其他前列腺素能传递疼痛和引起炎症。阿司匹林能抑制环氧合酶的活性，阻止前列腺素的生成，相应地就起到了退烧、镇痛和消炎的作用了。领导这项研究的英国人约翰·维恩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发现环氧合酶至少有两种，分别称为cox1和cox2。cox1平时在各种细胞中就很活跃，它催化合成的是“好”前列腺素，促进胃粘膜保护层的形成。阿司匹林阻止了这些“好”前列腺素的合成，破坏了胃粘膜保护层，导致胃出血，所以才会造成胃痛。这样阿司匹林副作用的真实原因也找到了。只有cox2才在病原的刺激下合成那些与发烧、疼痛和发炎有关的“坏”前列腺素。于是人们就想，如果能找到一种药物，它只抑制cox2的活性，但不影响cox1的活性，这样不就是一种不会有胃痛副作用的理想的退烧、镇痛、消炎药吗？

其实这种药物早就有了，那就是在1953年上市的对乙酰氨基酚（又叫扑热息痛），它只抑制cox2的活性而不影响cox1的活性，所以没有胃痛的副作用，由于有这个优势，它逐渐取代了阿司匹林成为最常用的解热镇痛药。但是对乙酰氨基酚有一个缺点，在周围有过氧化物时会失效，而在发炎的组织恰恰有很多过氧化物，所以对乙酰氨基酚只能用来退烧镇痛，不能用来消炎，无法用来治疗关节炎。在1969年面世的另一种著名镇痛解热药布洛芬和阿司匹林一样可以消炎，也同时抑制cox1和cox2，只不过它抑制cox2的能力比抑制cox1强得多，所以在小剂量时没有胃痛副作用，但剂量大了就不行了。

所以人们还是希望能找到只对cox2起作用的药物，也陆续找到了一些。但是它们没有胃痛的副作用，却可能有别的副作用，甚至是更严重的副作用，例如由于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而退市的罗非昔布，以及由于有肝毒性最近在国内引起风波的尼美舒利，就都是如此。要找到一种有效而副作用小的完美药物，是一项艰难的使命。

2011.2.28

（中国青年报》2011.3.2）

蜂王浆和蜂蜜不同，它并不是用花蜜酿造的，而是工蜂的喉咙里的一种腺体分泌的。和一般人设想的不一样的是，蜂王浆并不是专供蜂王的食品。其实，所有蜜蜂幼虫一开始吃的都是蜂王浆。吃了三天之后，才有了区别：大部分雌幼虫改吃蜂蜜和花粉，它们发育成工蜂，个别的雌幼虫继续吃蜂王浆，它们发育成蜂王。一只雌蜜蜂是发育成工蜂还是蜂王并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它后天吃的东西。换句话说，同一只雌蜜蜂如果按蜂王来喂，就成为蜂王，否则就成为工蜂。“吃什么就变成什么”，这话对蜜蜂无比正确。

蜂王和工蜂的差别极大：蜂王有旺盛的生育力，产卵是它唯一的工作，一天能下几千个卵，而工蜂却丧失了生育力；蜂王能活几年，而工蜂只能活几个月。为什么蜂王和工蜂有着相同的基因，结局却如此不同呢？最近的研究表明，这和“DNA甲基化”有关。DNA是组成基因的化学物质，如果它的某个地方被加上一个甲基（叫甲基化），那个基因的功能就被抑制住了。将蜂王和工蜂的大脑细胞中的基因做比较，发现有近600个基因在工蜂中被甲基化了，而在蜂王中没有。DNA的甲基化是由一种酶来控制的，如果让蜜蜂幼虫中的这种酶失去作用，蜜蜂幼虫就发育成了蜂王，和喂它蜂王浆的效果是一样的。可见蜂王浆的作用就是让控制DNA甲基化的酶不起作用，并不神奇。

但人们总觉得能让幼虫变蜂王的蜂王浆很神奇，就会想到，如果我们也吃蜂王浆，是否也能像蜂王那样长寿、生育力旺盛？由于这样的逻辑，蜂王浆成了常见的保健品。中国人有时还结合中药的补药，做成人参蜂王浆。蜂王浆也成了一味中药，据称其功效为“滋补，强壮，益肝，健脾”，不过这是现代中医发明的。中医的典籍（例如《本草纲目》）根本就没有提到蜂王浆，似乎不知道有蜂王浆这种东西（“蜂王浆”是外来语，是对英语royal jelly的翻译），否则不会不把这种神奇的东西囊括进去。中国人第一次把蜂王浆当成药品或保健品是在1962年，这是受国外的影响。在上个世纪50年代，欧洲（特别是东欧）开始有人把蜂王浆作为滋补品推销。蜂王浆后来又陆续被赋予了各种保健、治疗功效，例如抗肿瘤、降低血脂、降血压、升血压、抗炎、抗病毒、美容等等。这些说法传到东方，与原有的滋补文化一结合，更被发扬光大了。这种“蜂王浆文化”又传回了西方，在美国曾经多次发生过由于华人经销商宣扬蜂王浆的保健功能而受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警告、处罚。

有关蜂王浆的保健、治疗功效的说法都没有确凿的科学依据，它们或者只是想当然，或者只是有一点初步的体外实验、动物实验的证据，都不足为凭。从蜂王浆的成分看，它对人体不太可能有什么神奇的作用。蜂王浆大部分是水，所以和含水量很少的蜂蜜不同，蜂王浆很容易腐败，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没法保存，传统上也就不采它。蜂王浆和蜂蜜的另一区别是，蜂蜜的成分主要是糖，而蜂王浆的蛋白质、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糖的含量则比较低。一次对蜂王浆的典型测量结果是这样的：水占67%，蛋白质占12.5%，糖占11%，脂肪酸占5%，此外还有一些矿物质、维生素。这些物质当然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它们都可以从其他食品更便宜、更大量地得到，没有必要通过吃蜂王浆来补充。

我们现在并不清楚究竟是蜂王浆中的哪种成分让蜜蜂幼虫变成蜂王的，也许是某种特殊的脂肪酸在起作用。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蜂王浆中含有很多雌激素，并以此警告儿童不要吃蜂王浆以免性早熟。事实上，蜂王浆不含有任何雌激素，只含有极其微量的雄激素，一克蜂王浆所含的雄激素的量只相当于一个男人体内一天合成的雄激素的量的几十万分之一，微不足道。

也许蜂王浆里头含有某种微量的未知物质对蜜蜂幼虫变成蜂王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那也只是对蜜蜂很重要而已。蜜蜂和人的生理构造差别这么大，对蜜蜂有效用的物质未必就能应用到人身上。即使那种物质对人体也会有作用，它在蜂王浆中的含量那么少，而我们又不是像蜜蜂那样把蜂王浆当饭吃，每次只吃一点蜂王浆，神奇物质能起到的作用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值得注意的是，蜂王浆能引起过敏反应，会出现荨麻疹、哮喘，严重的还会致命。有人吃了蜂王浆后觉得全身暖呼呼的“很补”，或“补过头了”而烦躁不安，除了心理作用，说不定也是一种过敏反应。

2011.1.24.

（《中国青年报》2011.1.26）

中国人习惯把现代医学叫做西医，以表示和中国传统医学相对立。其实现代医学是世界医学，西方国家自己也有多种形式的传统医学，有的至今作为另类医学在民间流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顺势疗法。它是18世纪德国乡村医生哈尼曼发明的。1796年，因为不满当时医学乱用药，改行当了翻译的哈尼曼在翻译一本英文医学著作时，获悉金鸡纳能够治疗疟疾。他在自己身上试验药物的作用，服用了大量的金鸡纳，出现不良反应。据他说，这些症状和疟疾相似，他因此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理论：那些能使健康人出现某种病的症状的东西，是治疗这种病的良药。他按这个理论发明了“顺势疗法”，以表示和一般的“对抗疗法”不一样。

为了避免药物的毒性，哈尼曼用水对药物进行了稀释，而且提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理论：把药物稀释得越多倍，药效就越强。哈尼曼提出，大多数药物都应该稀释10的60次方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往海洋里滴一滴水，也不过稀释了10的26次方，也就是说，顺势疗法药物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通常比沧海一粟还要低得多。有人可能觉得奇怪，配一种顺势疗法的药物，把全世界的水都用完也不够啊，怎么配的呢？其实有点初中化学常识的人就能轻易做到：你不需要一次性地稀释，只要采用连续稀释的办法，想要稀释多少倍、多少次方都可以。

以曾在国内销售的一种稀释10的23次方倍的“护肝液”为例：拿一颗护肝药（什么药其实不重要，反正最后都是水），用水溶解，取出其中一毫升（算是原液），滴到1升水中，混匀了，就稀释1000倍了。再从中取出1毫升，滴到1升水中，混匀了，就稀释10的6次方倍了。如此连续稀释下去，总共花个十几分钟，连续操作8次，最后一次只加100毫升水，就可以获得100毫升的“护肝液”，每30毫升售价1000多元！如果你对所有的稀释液都不抛弃，全都配成“护肝液”，理论上你用1毫升原液可以获得10的23次方毫升的 “护肝液”，不过那样的话全中国的水都得被你用光。这其中的成本其实就是水，最初的1颗药的费用和劳动成本是微不足道的。这还不是最惊人的。顺势疗法有一种药物，是把一小块鸭肝或鸭心组织用水稀释了10的400次方倍制成的。这种“药物”在美国的年销售额是2千万美元，而用一只鸭子就可以满足全部的原料要求了。

根据阿芙伽德罗定律，1摩尔的任何物质包含有大约10的24次方个分子，也就是说，稀释到10的24次方倍以后，已不可能含有被稀释的成分的一个分子，全都是水分子了。所以买顺势疗法“药物”，就是在高价买水，吃顺势疗法“药物”，就是在喝高价水。但是国外仍然有很多人愿意花大钱去“喝水”。比如有一位因为汉语讲得很溜、经常上中国电视节目的法国小伙子就相信顺势疗法，曾经在某个节目中对我说吃顺势疗法“药物”效果不错。顺势疗法“药物”如果能够有任何效果，也不神奇，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心理暗示作用，或者所谓“安慰剂效应”，许多疾病通过心理暗示也能治愈；二、有些疾病，患者喝水对恢复身体健康有好处。

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乱用药物会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靠“喝水”治病反而有其合理之处。因此顺势疗法在19世纪曾风靡一时，但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就渐渐衰落。在20世纪20年代，最后一所顺势疗法学校在美国关闭。目前美国正规的医学院都不开设顺序疗法的专业，正规的医院也不采用这种疗法。顺势疗法在国际医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伪疗法，甚至被当成江湖骗术。但是国外民间相信它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仅有像上述法国小伙子那样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还有大学教授，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试图为顺势疗法提供科学依据，声称在药物稀释过程中，改变了水的结构，虽然稀释到最后药物成分没有了，但是水有了药物的“记忆”，所以有了药效。这种观点不仅与物理、化学原理不符，逻辑上也说不通。用来稀释药物的水又不是凭空出现的，在其循环、流淌、运输、纯化等等过程中接触过无数杂质，该留下多少物质的“记忆”啊？凭什么只有稀释时接触的那种药物才能给水留下“记忆”？

顺势疗法也与时俱进，试图跟分子生物学结合起来。这门可称为“分子顺势疗法”的领军人物是艾滋病毒的发现者之一、法国著名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近几年来，蒙塔尼一直在声称他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在高度稀释的水溶液中的细菌DNA和艾滋病毒DNA能够诱导水分子发射电磁波信号。即使把DNA稀释10的18次方倍，理论上已不存在任何DNA分子，他仍然能检测到电磁波信号。他声称从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病人的高度稀释体液中能检测到这种电磁波信号，据此提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新观点：这些神经系统疾病都是由于肠道里的细菌跑到大脑里伤害了大脑引起的，可以用抗生素治疗，也可以用某种频率的电磁波来消灭细菌DNA产生的电磁波。

蒙塔尼在国外到处推销这些“革命性”学说，不仅得不到任何资助，还成了笑柄。在2008年他因为当年发现艾滋病毒与人分享诺贝尔奖之后，他在国外学术界的遭遇并没有改变，但是在中国却时来运转：上海交通大学聘请他担任全职教授，据说将投资三亿元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生物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这门“分子顺势疗法”。于是这位早该退休的78岁老人，由于有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头衔，能让国内高校创下聘请诺奖获得者作全职教授的先例，终于在中国焕发了青春，到中国领导医学革命来了。

2011.1.3.

（《中国青年报》2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