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每次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之后，总会有些人出来宣布，他们早就预测到了这次地震。青海玉树大地震也不例外。自称成功的预测者很不少，预测方法也五花八门，有从卫星云图看出来的，有通过月亮位置计算出来的，有在三门峡看到“地震云”的，有在西安用自己发明的仪器测出来的……
    这次还没有听说蟾蜍搬家之类的异事，倒有异人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原首席预报员对人民网记者说，在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湖南常德有一位自称身体可以接收震前次生的信息量的人给他发来短信，报告感觉到耳鸣等身体不适症状，提醒他关注近日可能发生的地震活动。更奇的是，这位地震局专家“明确认为”，此人的身体症状和“青海地震发生是有一定关系的”。
    这位地震局专家自述与民间“地震预测爱好者”很有联系，一年到头大概经常收到各种地震预测报告，那么在地震发生之后回头去找，就很容易找到某个人“预测”到了。地震局专家却不认为这是巧合，而是有“一定关系”，有何依据呢？玉树发生的地震，能让湖南常德的人耳鸣，可见这种“异常反应”不受距离的限制，那么近来的台湾花莲地震、海地地震、智利地震，他提前耳鸣了没有？世界上每年平均大约发生18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他是否也一一提前耳鸣了？在其他时候是不是就不耳鸣？还是说，那是特殊的爱国耳朵，只在中国大陆有人居住的地方要发生大地震时才会预报？每天都有很多人耳鸣，每次大地震之前都能找到很多人耳鸣，他们是不是也有预测地震发生的异常反应？
    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不一定就存在关系，要证明有关系是必须拿出证据来的。但是一些“专家”却不明白这一点。不久以前，有一篇报告称，广西在校大学生超过一半精液质量异常。又有一则网络消息称，广西自2001年至今推广了上千万亩“迪卡”系列转基因玉米。于是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将二者联系起来，断言广西大学生的精液质量异常是因为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引起的。
    且不说这两则消息都有事实错误或误导（“迪卡”系列的玉米是杂交玉米，不是转基因玉米；和国内其他地方的大学生相比，广西大学生的精液质量并不算太差），即使它们都是准确的，就能把二者联系起来吗？不能。已知有很多环境因素能导致精液质量的下降，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是其中的因素。你不能毫无根据地把什么坏事都怪到转基因食品头上，就像一位网友讽刺的：“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连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一民房昨倒塌；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一家火锅店发生爆炸；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昨日一青年女子坠楼；广西大面积种了转基因玉米，广西……”
    即使证明了两个事件之间存在关系，也不等于它们就存在因果关系。例如，调查发现，在吸烟者中，肝硬化的发病率比较高，烟瘾大的人尤其明显。能不能因此说吸烟能导致肝硬化呢？不能。肝硬化更可能是酗酒导致的。由于酗酒的人往往也烟瘾大，于是吸烟就和肝硬化联系在了一起。统计学上把类似酗酒这样的隐藏因素叫做混杂变量。
    吸烟与肺癌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证据也充分得多。即便如此，也一直有人否认吸烟能导致肺癌，试图把二者之间的联系怪罪到某个混杂变量，例如空气污染、遗传因素。烟草公司更是以“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为由为自己辩护，而且这个理由很容易被法庭接受。直到2005年，苏格兰法庭还在一起肺癌死者家属起诉烟草公司的诉讼中判决，现有的科学证据不能证明吸烟导致肺癌。
    那么为什么生物医学界主流坚定地认为吸烟导致肺癌呢？这不仅仅是因为吸烟与肺癌发病率的关系极为显著（例如，烟吸得越多的人，患肺癌的风险就越高；历史上，随着吸烟人数增多，肺癌发病率也增加，而随着吸烟人数的减少，肺癌发病率也下降），很难用某一个混杂变量来解释；而且，有很多实验能够说明吸烟是怎么引起肺癌的。在烟草烟雾中有几十种致癌物，实验动物吸了能患肺癌。关键的一个实验是在1996年完成的。这个实验发现，烟草焦油中的一种致癌物——苯并芘被肺上皮细胞吸收后，能引起细胞中一个叫p53的基因的三个位置发生突变，而大部分的肺癌都与该基因这三个位置的突变有关。这个实验结果发表后，连一些烟草公司都不好意思再否认吸烟与肺癌的因果关系。
    相关性是因果关系的前提，但是不等于因果关系。要证明两个相关的事件存在因果关系，还必须找到作用机理，解释因是如何导致果的。一个说法越是惊人，需要的证据就必须越充分。即使地震局专家有证据表明某人的耳鸣和地震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他没有充分的证据来合理地解释地震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千里之外的某个特定的人出现耳鸣的，我们仍然只能把这视为笑话乃至迷信。

2010.4.18.

（《中国青年报》2010.4.21.）

    近年来胡适在国内很时髦，虽然那些捧他的人有的并没有读过几篇他的文章。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句胡适名言，一般人都是知道的。胡适本来是用它来归纳清儒的考据方法，在1928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他进一步把它当成科学方法：“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但是科学界这么跟着这么说的人不多，倒是一些搞伪科学的人，喜欢把这作为口号为自己壮胆。比如，大胆地假设特异功能的存在，然后小心地求证。有人曾经说过，即使有99起特异功能被证明是假的，也无法证明第100起就不是真的。求证失败了99次，还要再做第100次，不可谓不小心。如果“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真的是科学的方法，这些搞伪科学的人岂不成了最有科学精神的人？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争论中，也经常见到有人喊这句口号。最近有关转基因作物的争论中，有一个法学院教授在报纸上发文《不能将反对转基因的观点视为伪科学》，也以此教育大家“在科学面前我们应保持谦卑的姿态”，“在涉及公众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农业部应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通过小规模的实验，小心求证转基因食品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科学研究当然会用到假设，但是胡适这个命题之成问题，不在“假设”，而在“大胆”。难道“小心的假设”就不科学吗？果真如此的话，绝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就都成了没有在使用科学方法，因为它们都属于所谓“常态科学”，所提出的假设只是对已有科学理论的修修补补，毫无惊人之处。有些引发科学革命的惊人假设看上去很大胆，但是那在科学史上极为罕见，不能说只有这些科学天才才在使用科学方法。搞伪科学的人之所以欣赏“大胆的假设”，正是因为他们往往以怀才不遇的科学天才自居。
    科学史上那些貌似“大胆的假设”，一旦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那么大胆。例如，200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成果——幽门螺杆菌及其在胃炎和胃溃疡中的作用——被很多人视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范例。获奖者之一马歇尔2008年到中国大学演讲时，国内媒体报道说他：“寄言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要敢于去尝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好像胡适的名言已走向世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所熟知似的。
    胃溃疡历来被视为是因为心理压力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导致、胃酸过多引起的慢性病，沃伦和马歇尔却认为其主要病因是感染了一种细菌（幽门螺杆菌），这个假设看上去很大胆。其实，早在1875年就有人提出胃溃疡是细菌引起的。此后不断地有人提出这一假设，并在人、狗、猫、鼠等动物的胃中发现螺旋菌。反倒是“胃酸过多”的假设较晚出（1905年）。这两种假设各有支持者，多年来一直相持不下。直到1954年，美国研究人员发布一项研究结果，解剖了一千多个人胃标本都未能发现细菌（现在我们知道是因为其方法有问题），把以前在胃中发现的细菌都视为是样本污染所致，“胃酸过多”的假说才占了上风。
    沃伦和马歇尔其实是把一个被认为过时的假说重新提出来。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大胆假设”，而是因为沃伦自己注意到胃粘膜组织切片中存在细菌，才开始怀疑胃病与此有关。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用一系列实验证明了这个假设的正确性，并发现、分离、培养出了幽门螺杆菌。求证的过程有时还颇为大胆：马歇尔甚至用吞服幽门螺杆菌让自己患上胃炎的极端方式来证明幽门螺杆菌和胃炎之间的因果关系。
    假设和求证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却不是科学方法的全部。胡适漏掉了假设的前提，也忽略了求证的关键。科学的假设是在已有的证据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提出来的，然后寻找新的证据证明。科学的假设不是凭空捏造、异想天开的“大胆的假设”，而是合乎证据和逻辑的“合理的假设”。同样，科学的求证和“小心”也没有必然关系，它只看证据是否确凿，而不管求证的态度是“大胆”还是“小心”。所以，如果说“合理的假设，确凿的求证”，那才有点科学方法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转基因食品的问题。“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假设一点也不大胆，而是普通得近乎废话，因为所有的食品的生产和消费都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转基因食品也不会例外。只不过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要比对传统食品更关注，所以在转基因食品上市之前都要进行风险评估，做一系列的实验。这种评估方法被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所认可，认为非常透彻，已经足够小心。在这种条件下，仍然毫无依据地要求“假设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固然很大胆，却也很无理。

2010.4.12.

（《中国青年报》2010.4.14）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比翼鸟是古书记载的一种奇鸟，据说它们不论是飞翔还是栖息，是饮水还是啄食，都不相分离。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虽然古人把它当成事实来叙述，但是世上并无这种鸟。
    古人捏造出比翼鸟，把鸟儿选做爱情的象征，并非毫无依据：90％的鸟都实行一夫一妻制，雌雄长期在一起共同承担抚养后代的责任。相反地，只有5％的哺乳动物这么做，大多数雄性哺乳动物只管交配不管养孩子，雌性哺乳动物只好当单身母亲。
    这并不是由于鸟特别有爱心，而是由它们的生殖方式决定的。鸟蛋必须经过抱窝才能孵化出来，从蛋产下的那一刻起，雌鸟就被拴住了，既不能像其他卵生动物那样把蛋产下了就可以离开，让蛋自己孵化；也不能像雌性哺乳动物那样用怀孕的方式把未出生的后代藏在肚子里带着到处跑。在鸟蛋孵化后，雏鸟无法独立生存，在一段时间内要依赖父母的喂食，直到会飞。
    因此雌鸟不仅要花很长时间抱窝孵蛋，难以外出觅食，本身就需要被照顾；而且还要喂养雏鸟，不像雌性哺乳动物那样有乳汁可用，而是必须时不时地外出带回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雄鸟留下来帮忙，比如轮流抱窝，为雌鸟和雏鸟提供食物，保护领地，抵抗入侵者或把入侵者引开，就可以显著地增加后代的存活率。
    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留下自己的后代。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雌、雄走在了一起。但是雌、雄不同的生理特征又决定了它们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对雄性来说，它们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地传播自己的基因，为此要抓住机会搞“婚外恋”，让别的雄性当冤大头为自己抚养后代。毕竟，在生殖过程中，雄性付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精子，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蛋要宝贵得多，一个鸟蛋要耗费雌鸟身体大量的能量才能生成，浪费不起。雌性的使命是尽可能地让产下的后代都能存活、长大。这并非意味着雌性对“婚外恋”都毫无兴趣。有时，雌性选中的老公并不理想，只是在“白马王子”都已被抢走之后的无奈选择，雌性就会为了让后代有好基因去搞“婚外恋”。例如，雌鸟通常会避免与亲缘关系比较近的雄鸟结合，因为近亲繁殖会降低后代的存活率。但是有时雌鸟已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找亲戚“结婚”。在这种情况下，雌鸟就会寻求与别的亲缘关系较远的雄鸟偷情。
    在那些貌似忠贞不渝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中，婚外恋的比例也相当高。虽然这种行为并不是总能被鸟类学家观察到，但是用基因检测对鸟巢做亲子鉴定透露了其中的秘密：雄鸟常常在养育着不属于自己的雏鸟。
    甚至父母与它们已有的子女的利益也并非总是一致的。为了尽可能多地留下自己的后代，父母有时反而会抛弃已有的子女。例如，父母的身体状况不佳，继续孵蛋或抚养雏鸟会危及自己的健康，为了以后还能有生殖机会就会牺牲现在的后代。又如，如果“离婚”后某一方有可能很快再婚开始新一轮的生殖，那么它就会选择离家出走另组家庭，把子女扔给前配偶照料。
    一种叫环颈鸻的小水鸟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典型。这种水鸟的雌、雄轮流抱窝，但是在雏鸟孵出后，父母的“离婚”率非常高，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往往是雌鸟另寻新欢，留下雄鸟当单身父亲。雌鸟这么做的动机很明显。由于某种原因，这种鸟的雌雄比例不平衡，雄鸟要比雌鸟多，在一一配对后还留下大量的光棍雄鸟，因此雌鸟很容易重新找到配偶。实验表明，离异的雌鸟平均用1.5天就能再婚，而雄鸟则平均要花上12天才能再婚。很显然，雌鸟是为了能够再婚繁殖更多的后代才抛夫弃子的。
    环颈鸻的雌鸟敢这么做，是因为通常光靠单身父亲就能够把后代抚养大，雌鸟的出走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否则雌鸟就不敢那么放肆了。环颈鸻一窝一般只有3只雏鸟，单身父亲能应付得了。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鸟类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把别窝的雏鸟转移过来，让一窝雏鸟的数量增加为4只或5只（只要是放在自己窝里的雏鸟，环颈鸻都会养），增加抚养的难度，这时雌鸟就不那么轻易离婚了，而在那些雏鸟数量被减少为2只、1只的家庭，雌鸟则更容易离婚。
    在自然状态下，雄鸟不可能去偷别家的雏鸟，通过增加雏鸟的数量来留住雌鸟。不过它们自有办法。它们会使苦肉计，故意让自己的体重大为减轻，显得健康状况不佳，似乎无力单独抚养雏鸟，让雌鸟不敢轻易离去。
    厮守还是分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衡量了对后代的投入和收益，“计算”之后做出的。当然，鸟类并没有一个数学头脑，这样的“计算”并非有意识的，而是自然选择而来的、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再看看人类自身，对婚姻关系的处理其实并不比环颈鸻高明多少，某些做法都很相似。人类是有意识的，但是有时貌似深思熟虑的选择其实也悄悄地受到本能的影响，人类的家庭关系也是如此，和鸟类一样有着相似的进化起源。

2010.4.5

（《中国青年报》2010.4.7）

    《科学大争论——转基因作物安全吗？》发表后，有一些读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使我觉得有必要针对现在在媒体、网上流传的一些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误解和曲解做出澄清。
    对刚刚在国内获得安全证书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常见的质疑是：“虫子都不吃，人能吃吗？”甚至一位著名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也表示了这样的担心，建议要先对此做两代人的人体试验，并表示自己愿意当第一位志愿试验者。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用的那种生物毒素（简称Bt蛋白）本身其实是没有毒的，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且毒素蛋白要和昆虫肠道细胞表面上的受体相结合，才会让昆虫中毒。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人身上。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吃食物时一般是要加热、煮熟才吃的，Bt蛋白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加热后会变性，实验表明，Bt蛋白在60摄氏度的水中煮一分钟就失去活性。即使是生吃也没有关系，Bt蛋白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人的胃环境是酸性的，并且人的肠道细胞表面不含有毒素蛋白的受体，因此不会中毒。被人吃下去的Bt蛋白，会像其他蛋白质一样被消化、分解掉。
    美国使用Bt蛋白做为生物农药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面积种植含Bt基因的抗虫害转基因作物也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迄今未发现一例人畜因吃这种作物中毒的。用老鼠和绵羊做的实验也表明吃Bt蛋白不会影响哺乳动物的身体健康。此外，获批准的这种抗虫害转基因水稻，Bt蛋白主要出现在茎、叶中，胚乳（人食用的部分）中几乎没有，即使对Bt蛋白的安全性有疑虑，也可放心食用。
    至于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像药品一样做人体试验，甚至做几十年的人体试验再上市，这是不可行的，因为食品与药品不同，我们每天都要在各种场合吃进大量的各种食品，不可能长期对试验者的进食做出严格的控制，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判定指标，因此也就不可能像在病人身上测试某种特定药品那样去测试某种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哪一个国家要求食品在上市前需要先做人体试验，更合理的要求是做生化检测和动物实验评估其安全性。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都被要求做这些检测，反而是杂交水稻等非转基因食品往往未经安全性检测就上市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基因食品也比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
    国内媒体在报道抗虫害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时，往往称之为“世界上首次批准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这个说法非常不准确。首先，获得安全证书之后还需要经过品种审批等阶段才能获得商业化种植。其次，三大主粮——玉米、小麦、大米——的转基因品种在美国都获得了安全证书，有两种进行了商业化种植：美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已有14年的历史，美国玉米的80％以上是转基因玉米。美国已批准6个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只有转基因小麦在获得安全证书后没有在美国种植，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批准，而是因为现有的抗除草剂和抗虫害转基因小麦都不具有太大的优势（对小麦而言，杂草和虫害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影响小麦产量的主要是病害、干旱、寒冷等因素），研发它的孟山都公司自己撤回了种植申请，而致力于研发抗病害、抗旱等具有更大优势的转基因小麦。
    还有人说，在美国种植的转基因玉米都是当饲料用的，不是供人吃的。这也是谣传。在美国获准上市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大部分是以可供人安全食用的标准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上市的，被大量地用来生产玉米粉、玉米片和上千种食品。只有一种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因为制造的抗虫蛋白不那么容易消化，为慎重起见，美国管理部门规定它只能用来做饲料（其他的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则能供人食用）。2000年发现它被快餐店用于制作玉米片、炸玉米卷，引起全国性回收，商家损失惨重，曾经轰动一时。有28个人声称吃了这种转基因食品出现过敏反应。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这些人抽血化验，认为他们的声称没有证据。对声称者进行有安慰剂对照的双盲试验，结果也否定了该转基因食品能引起过敏。也就是说，即使是被批准只供做饲料用的转基因品种，实际上对人体也无害。转基因食品在全球范围内已被几十亿人食用了十几年，未发现因此过敏或出现其他不良反应的案例。
    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大量地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从而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有人反驳称，“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表明种植转基因作物反而增加了农药的使用。实际上，他们引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一家反对生物技术、提倡有机食品的民间组织“有机食品中心”（Organic Food Center）在2009年11月发布的报告，而且指的是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用量。即使是这份由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发布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从1996年到2008年，由于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美国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达6400万磅。
    该报告关于“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使用”的结论，也被认为是根据不可靠的数据和不准确的假设得出的错误结论。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在2009年10月发布的报告认为，1996～2007年年间，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分别减少除草剂的使用4.6％、6.0％和15.1％。
    其实，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好处倒不在于减少除草剂的使用量，而在于可因此使用低毒广谱除草剂草甘膦，该除草剂公认对人体健康无害。而“天然”作物则往往要用几种较有针对性、毒性较强的除草剂。如果不用除草剂，靠耕耘除草，不仅费时费力，还耗费燃料，引起水土流失，反而破坏环境。
    有一种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意见是，用转基因技术抗虫害只能有暂时的效果，从长远看会适得其反，因为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害虫会逐渐产生对毒性蛋白的抵抗能力，出现所谓“超级害虫”。这的确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局规定，在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的田地周围，必须保留一块专门种植普通作物，让害虫有个避难所。这样，那些能够抵抗毒性蛋白的突变将会被稀释掉，超级害虫也就不会进化出来。大约有90％的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和棉花的种植者都遵守了这个规定。抗虫害作物已大面积推广十几年来，还没发现有超级害虫出现。但是这种局面是否能够长久保持下去？有些专家认为应该有更大、更多的“避难所”，但农民一般不愿意增加这方面的损失，在发展中国家更难以确实实施。关键还是如何通过科普教育，让农民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超级害虫”只是一种很不准确的比喻说法，只是说它能够抵抗某种特定的毒素，并不是说它是一种能够抵抗所有毒素、农药，生命力特别强、危害特别大的超级怪物。所以，即使出现了“超级害虫”，那也不过意味着本来要用来抵抗它的那种转基因作物失效而已，并不是什么大灾难。我们可以另外再转入别的毒素基因去消灭它。
    有一种说法称，种植转基因作物无法留种，是种子公司剥削农民的阴谋。其实，给作物转入抗虫害、抗除草剂、抗病害等基因是不会影响作物的繁殖能力的。当然，也可以转入某些特殊的基因让作物种子失去繁殖能力，这种所谓“终结子技术”虽然已被开发出来，但是并没有获得应用。那么为什么转基因作物的种子往往也无法留种呢？这是因为它们用了杂交的品种，没有留种是杂交导致的，和转基因没有关系。非转基因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同样也没法留种，农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可怕的事。
    总之，目前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理论论证和实验验证，都是安全的，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理由和证据可以怀疑它们的安全性。即使从长远来看，也是如此。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主要是由于不了解转基因技术。还有一个原因是不了解科学方法。例如，有人要求证明转基因食品绝对没有隐患才能上市，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证明任何食品绝对没有隐患。像一切技术，转基因技术用不好当然也可能出问题，也可能出现意外，但是我们不能由于有这种顾虑就认定它有害而否定它。
    实际上，在今天想要完全避开转基因食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市场上绝大部分大豆油和调和油、几乎所有的木瓜以及相当一部分西红柿，都是转基因的。即使你避免在市场上购买转基因产品，上餐馆用餐时也难以避免。转基因食品早已进入我们的生活，而且只会越来越多，无需为此恐慌，而应该学会接受它。

2010.3.31.

（《经济观察报》2010.4.5）

【方舟子按：虽说中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联合国提供的中文版本的文件是从英文版本翻译的，而且往往译得辞不达意。这篇《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也是如此，我只根据英文版本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译。
英文原文见：http://www.who.int/entity/foodsafety/publications/biotech/en/20questions_en.pdf
中文版见：http://www.who.int/entity/foodsafety/publications/biotech/en/20questions_ch.pdf
】

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
食品安全规划
瑞士日内瓦

2002年10月15日出版

这些问题和解答已由世界卫生组织拟定，以应对世界卫生组织一些会员国政府就转基因食品的性质和安全提出的问题和关注。

1. 何为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生物可界定为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已以非自然发生的方式改变的生物。该技术通常被称为“现代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有时候也称为“重组脱氧核糖核酸技术”或“遗传工程”。它可使选定的个体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并且还可在不相关的物种之间转移。

这些方法用以产生转基因植物——然后将它们用于培植转基因粮食作物。

2. 为什么要生产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得以开发和销售是因为对这些食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存在着某些感知的好处。这是指将其转变为一种价格较低、利益更大（在耐用或营养价值方面）或二者兼具的产品。最初，转基因种子开发者希望他们的产品获得生产者的接受，因此集中于农民（以及更广泛的食品工业）所重视的革新上。

以转基因生物为基础开发植物的最初目标是改进作物保护。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作物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增强对由昆虫或病毒引起的植物病的抗性或通过增强对除草剂的耐受性提高作物保护水平。

通过将从苏云金芽孢杆菌（BT）这种细菌中生产毒素的基因转入粮食作物，从而实现抗虫害抗性。这种毒素目前在农业中作为常规杀虫剂使用，并且供人食用是安全的。持续产生这种毒素的转基因作物已显示在特定情况下，如在虫害压力大的地方，需要较少量的杀虫剂。

通过从引起植物病的某些病毒中引入一种基因，从而实现抗病毒抗性。抗病毒抗性使植物较不易受这些病毒引起的疾病的影响，使作物产量更高。

通过从传送抗某些除草剂抗性的一种细菌中引入一种基因，从而实现抗除草剂耐受性。在杂草压力大的情况下，利用这些作物已造成减少使用除草剂数量。

3. 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是否不同于传统食品？

一般说来，消费者认为传统食品（通常已食用数千年）是安全的。当采用自然方法开发新的食品时，食品的某些现有特性可以正面或负面方式发生改变。国家食品当局可被要求审查传统食品，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的确，通过传统培植技术开发的新植物可能没有用风险评估技术做过严格的评价。

对于转基因食品，大多数国家当局认为特定评估是必要的。已建立特定系统就与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关的问题严格评价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对于传统食品，一般不开展类似评价。因此，对这两类食品，在投放市场销售之前的评价程序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规划的目标之一是协助国家当局确定应进行风险评估的食品，包括转基因食品，并建议正确的评估。
4. 如何确定对人类健康的潜在风险？

一般说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估调查：(a)直接健康影响（毒性）；(b)引起过敏反应的趋势（过敏性）；(c)被认为有营养特性或毒性的特定组成部分；(d)插入基因的稳定性；(e)与基因改良有关的营养影响；以及(f)可由基因插入产生的任何非预期影响。

5. 哪些是与人类健康有重要关系的主要问题？

虽然理论讨论已覆盖一系列广泛的方面，但是辩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是引起过敏反应的趋势（过敏性）、基因转移和异型杂交。

过敏性。作为一个原则问题，除非可以证明转入基因的蛋白产物不引起过敏，否则，不赞成从普遍引起过敏的食品转移基因。虽然对传统方法制备的食品一般并不检测过敏性，但是转基因食品测试方案已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评价。未发现与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有关的过敏影响。

基因转移。如转入的遗传物质对人类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将转基因食品的基因转移到身体细胞或胃肠道细菌会引起关注。如果与用来创造转基因生物的抗生素抗性基因被转移的话，则尤其如此。虽然转移的概率低，但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最近鼓励采用不使用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技术。

异型杂交。将基因从转基因植物转移到传统作物或相关野生物种（称为“异型杂交”）以及将传统种子与利用转基因作物培植的种子产生的作物混合，可对食品安全和粮食保障产生间接影响。正如在美利坚合众国只批准作为饲料使用的一种玉米品种的少量玉米出现在供人类食用的玉米产品中所显示的，这是一种实际风险。若干国家已采取战略以减少混合，包括明确分开种植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的田地。

对于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后监测、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持续监测的可行性和方法正在进行讨论。

6. 如何开展对环境的风险评估？

环境风险评估包括有关的转基因生物和潜在的承受环境。评估过程包括评价转基因生物的特性及其在环境中的影响和稳定性，以及将发生引入的环境的生态特性。评估还包括可由新基因的插入产生的非预期影响。

7. 哪些是对环境有重要关系的问题？

有重要关系的问题包括：转基因生物逃脱和潜在将人工基因导入野生种群的能力；在转基因生物获得之后基因的持续性；非目标生物（如非害虫类昆虫）对基因产物的敏感性；基因的稳定性；其它植物系列的减少，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在农业中增加使用化学品。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问题因地方条件而有相当大的差别。

目前的调查集中于：对有益昆虫的潜在有害影响或更快诱发具抗性的昆虫；新植物病原体的潜在产生；对植物多样性和野生生物的潜在有害后果和在某些地方情况下减少使用重要的作物轮作方法；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转移到其它植物。

8.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不同的转基因生物包括以不同方式插入的各种基因。这意味着应逐案评估个别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并且不可能就所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发表总体声明。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风险评估并且可能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险。此外，在此类食品获得批准的国家普通大众对这些食品的消费未显示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断利用以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并酌情包括上市销售后监测，应构成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基础。

9. 国家如何管理转基因食品？

各国政府管理转基因食品的方式各不相同。在一些国家，尚未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管理。已制定法规的国家主要着重于对消费者健康的风险评估。一般说来，已对转基因食品制定规定的国家通常还管理转基因生物，并顾及健康和环境风险以及与控制和贸易有关的问题（如潜在检测和标签制度）。鉴于关于转基因食品辩论的动力，立法可能会继续发展。

10. 国际市场上有哪些种类的转基因食品？

今天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所有转基因作物已利用三个基本特性之一进行设计：抗虫害损害；抗病毒感染；以及对某些除草剂耐受性。用以改良作物的所有基因均由微生物产生。

作物特性批准的地区/国家

玉米抗虫害：阿根廷，加拿大，南非，美国，欧盟
耐受除草剂：阿根廷，加拿大，美国，欧盟
大豆耐受除草剂：阿根廷，加拿大，南非，美国，欧盟（仅适用于加工）
甘兰型油菜耐受除草剂：加拿大，美国菊苣耐受除草剂欧盟（仅适用于育种目的）
南瓜属植物抗病毒：加拿大，美国
土豆抗虫害/耐受除草剂：加拿大，美国

11. 国际上进行转基因食品贸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目前尚未制定特定的国际管理制度。但是，若干国际组织正在参与对转基因生物制定协议。

食品法典委员会是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负责汇编构成食品法典：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行为守则、准则和建议的联合机构。食品法典委员会正在对转基因食品的人类健康风险分析制定原则。这些原则的前提强制规定在逐案基础上开展上市销售前评估，并包括评价（插入基因的）直接影响和（由于新基因的插入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影响。这些原则正处于制订的后期阶段并且预期于2003年7月通过。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对国家立法不产生有约束力的影响，但是特别在世界贸易组织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中提及，并可在贸易争端的情况下用作参考基准。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对其缔约方有法律约束力的一项环境条约，管制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转基因食品如果包含能够转移或复制遗传物质的改性活生物体，则属于议定书的管辖范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基石是一项要求，即出口者在有意释放到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首次发货之前征得进口者的同意。该议定书将自第50个国家批准之日后第90天起生效。鉴于自2002年6月以来登记的加快交存，可能在2003年初生效。

12. 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是否已通过风险评估？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均已通过由国家当局开展的风险评估。这些不同的评估在总体上遵循相同的基本原则，包括环境和人类健康风险评估。这些评估是透彻的，它们未表明对人类健康有任何风险。

13. 为什么在一些政治家、公众利益团体和消费者中间，尤其在欧洲，对转基因食品存在担忧？

自1990年代中期在市场上首次引入一种重要的转基因食品（抗除草剂大豆），在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消费者中，尤其在欧洲，对此类食品的担忧不断增多。这涉及若干因素。在1980年代后期 —1990年代初期，数十年分子研究的结果到了公共领域。在此之前，消费者通常并不十分了解该研究的潜力。就食品而言，由于消费者感到现代生物技术正导致产生新的物种，他们开始怀疑安全性。

消费者经常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就药品而言，许多消费者更容易接受生物技术有益于他们的健康（如改进治疗可能性的药品）。就引入欧洲市场的第一批转基因食品而言，这些产品对消费者无明显的直接好处（不更便宜，不增加保存期，味道并不更美）。转基因种子造成每一耕地面积更高产量的潜力应导致更低的价格。但是，公众的注意力已集中在风险 – 效益状况的风险一边。

在欧洲，由于1990年代后半期发生的与转基因食品无关的若干次食品恐慌，消费者对食品供应安全性的信心已显著下降。这也已对关于转基因食品可接受性的讨论产生影响。消费者已从消费者健康和环境风险方面对风险评估的有效性提出疑问，特别注重于长期影响。消费组织辩论的其它议题包括过敏性和抗微生物抗性。消费者的担忧已引起讨论对转基因食品加贴标签使能作出知情选择的可取性。同时，已证实，要测出食品中微量转基因生物是困难的：这意味着往往不能测出极低浓度。

14. 这一担忧如何影响转基因食品在欧洲联盟的上市销售？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生物的担忧已在总体上对转基因产品在欧洲联盟上市销售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它们已造成所谓暂停批准转基因产品投放市场。一般说来，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生物的上市销售是广泛立法的主题。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已制定共同体法规。

核准向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的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并且基本上需要成员国与欧洲委员会之间取得一致意见。在1991年和1998年之间，委员会的一项决定批准18种转基因生物在欧洲联盟上市销售。

自1998年10月以来，未给予进一步授权，并且目前有12项申请尚待审理。一些成员国已援引保障条款以暂时禁止转基因玉米和甘兰型油菜产品在其国家投放市场。目前有9个案例正在审查之中。其中8个案例已由植物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查，委员会认为在所有案例中，成员国提交的资料不能证明它们的禁止是合理的。

在1990年代期间，管理框架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以应对公民、消费者组织和经济从业者的合理担忧（在问题13之下描述）。一项修订的指令将于2002年10月生效。它将就向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方面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决策过程更新和加强现有规则。新的指令还预见到对与转基因生物和环境之间互相作用有关的长期影响进行强制监测。

在欧洲联盟，对现代生物技术产生的产品或含有转基因生物的产品必须履行加贴标签。立法还处理转基因物质意外污染传统食品的问题。它对由基因改良造成的脱氧核糖核酸或蛋白质推行1%的最低限值，低于这一限值，则不需要标签。

2001年，欧洲委员会就转基因生物的可追踪性通过了两项新的立法提案，强化目前的标签规则并对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生物以及对有意将它们释放到环境简化批准程序。

欧洲委员会认为，以现有法规为基础的这些新的提案旨在处理成员国的关注问题和树立消费者对批准转基因产品的信心。委员会期望，这些提案的通过将为在欧洲联盟继续批准新的转基因产品铺平道路。

15. 在世界其它地区对转基因食品公开辩论的情况如何？

将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境和转基因食品的上市销售已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公开辩论。这一辩论有可能继续，可能在生物技术的其它利用（如在人类医学）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后果这一更广泛的范畴内进行。即使正在辩论的问题通常很相似（成本效益，安全性问题），但是辩论的结果因国家而异。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标签和可追踪性等问题，作为处理消费者关注的一种方法，迄今尚未取得共识。这在过去几年食品法典委员会内讨论期间已变得明显。虽然缺乏对这些主题的共识，但是已就协调关于风险评估的观点取得重大进展。食品法典委员会即将通过关于上市销售前风险评估的原则，并且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也显示国际级日益增多的了解。

最近，南部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已引起对利用转基因食品作为紧急情况下食品援助的注意。该地区若干国家政府提出关切，涉及环境和食品安全恐惧。虽然在一些国家对去壳谷物的分配已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是其它国家已限制利用转基因食品援助和获得不含转基因生物的商品。

16. 世界各地区人们的反应是否与对食品的不同态度有关？

视世界的地区而定，人们往往对食品有着不同的态度。除营养价值之外，食品通常有着社会和历史内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具有宗教重要性。食品和粮食生产的技术改良可在消费者中间，尤其在缺乏关于风险评估工作和成本/效益评价的良好交流的情况下，引起负面反映。

17. 对农民拥有其作物的权利是否有影响？

是的，知识产权可能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辩论中的一项内容，对农民的权利有影响。对知识产权，尤其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下涉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一项协定）的专利权义务，已根据它们对进一步获得作物多样性的后果开展讨论。在医学中利用基因技术这一相关主题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已审查知识产权与平等获得遗传资源和利益共享之间的冲突。该项审查已考虑潜在的垄断问题以及对人类医学基因序列领域新的专利条例的怀疑。这些考虑可能也影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辩论。

18. 为什么某些团体担忧化学工业对农业日益增长的影响？

某些团体对它们认为的几个化学公司对种子市场不可取的控制程度感到担忧。从作物保护良好规范方面以及从整个社会的视角和依附于食品的价值观念来看，可持续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可从利用一系列丰富的作物中获得最大益处。这些团体害怕，由于化学工业在种子市场的利益，农民使用的品种范围可能缩小至主要为转基因作物。这将影响一个社会的口粮篮以及从长远影响作用保护（例如，形成抗虫害抗性和耐受某些除草剂）。专一使用耐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还会使农民依赖这些化学品。这些团体害怕化学工业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它们并不认为可以持续的趋势。

19. 在转基因生物领域可预期有哪些进一步发展？

未来转基因生物可能包括增强抗病或抗旱的植物，营养素水平增高的作物，强化生长特性的鱼类以及产生重要药用蛋白质如疫苗的植物或动物。在国际方面，在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2000年和2001年组织的专家协商会以及食品法典委员会用生物技术生产的食品特设专题小组以后的工作中可找到对新发展的反应。此项工作已造成从总体上改进和统一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的框架。诸如评价转基因食品过敏性或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安全性等特定问题已包括在内，并且由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组织的一次专家协商会将于2003年注重于转基因动物产生的食品。

20. 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开展哪些工作以改进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将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主要基于两个理由：(1)公共卫生可从生物技术的潜力，例如从增加食品的营养素成份、降低过敏性和更有效的粮食生产中获得巨大好处；以及(2)同样在全球范围内有必要审查消费通过基因改良生产的食品对人类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显然，现代技术如要构成在生产食品的方式方面一项真正改进，必须对其进行透彻评价。此类评价必须是全面的，包括一切的，不能停留在以前分散的不一致的评价系统，只孤立地注重于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开展工作以提出对评价转基因食品的更广泛观点，从而能考虑其它重要因素。对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产品的这一更为全面的评价将不仅审议安全性，而且审议食品保障、社会和伦理问题、获取以及能力建设。在这一新方向方面的国际工作以这一领域其它主要国际组织的参与为先决条件。作为第一步，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将于2003年1月讨论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涉及这一主题的报告内容。该报告正与其它主要组织合作编制，主要是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希望这份报告可构成今后行动的基础，以实现对某些转基因食品的更为系统、协调、多组织和国际评价。

    在我们体内，有一类称为抗体的蛋白质，它们就像警察一样，监控着入侵体内的“坏蛋”——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随时准备好调兵遣将将其消灭。不幸的是，正如警察有时会冤枉好人，抗体也会犯糊涂。有时候，抗体会把自身的细胞当成敌人进行攻击，让人患上“自身免疫症”。还有的时候，抗体攻击的虽然是入侵者，但是这些入侵者并不是“坏蛋”（例如没有完全消化就被吸收进体内的食物蛋白质），抗体对它们如临大敌反而对身体造成了伤害，甚至能导致死亡。这种情形，我们叫做过敏。
    抗体有5种，和过敏有关的那种叫IgE。我们还不能十分肯定IgE究竟对身体有什么益处，很可能是专门用来对付入侵体内的寄生虫的。这个作用对现代人来说微不足道，IgE的副作用——过敏才更引人注目。某些食物含有某种能招惹IgE的蛋白质成分，称为抗原。食物中的蛋白质通常在消化道内被消化成氨基酸再被吸收到体内。但是有的蛋白质抵抗胃酸和蛋白酶分解的能力很强，不容易被消化，能少量地穿过消化道的管壁进入血液中。淋巴细胞会大量地生产针对这种抗原的IgE。IgE和一种主要分布在皮肤、呼吸道、消化道的细胞——肥大细胞结合在一起，下次再碰到同一种抗原时，肥大细胞释放出许多能导致炎症的物质，引起了种种过敏症状。
    幸好，对大多数人来说，IgE的表现还算正常。那些所谓过敏体质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只有大约2～8％的人会对某种或某些食物过敏。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主要是海鲜、奶制品、蛋、花生、坚果、大豆、小麦这几类，90％的食物过敏是由这些食物引起的。
    近年来，对食物过敏的案例似乎在增加。我们不知道这是由于过敏因素真的增加了，还是由于人们对食物过敏更关注了。但是绿色和平组织之类的“环保组织”却声称，这是由于转基因食品能引起过敏。果真如此吗？
    所谓转基因食品，是用转基因粮食作物生产的。转基因作物和同类非转基因作物的区别，在于转入了某种特定的外源基因。例如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转入了一种来自土壤细菌的基因，让它具有了抗虫能力。所有的基因的化学成份都是一样的，都由核酸组成。食物中的核酸都在消化道里被消化、分解成小分子才被人体吸收，是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如果真的有人对食物中的核酸过敏的话，那他不仅会对转基因食品过敏，也会对几乎所有的食品过敏，因为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含有大量的核酸。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转基因食品中的那一点点外源基因有可能引起过敏。
    食物过敏都与食物中的某种蛋白质有关。转基因作物中的外源基因是通过制造特定的蛋白质发挥作用的，这种外源蛋白质有没有可能导致过敏呢？研究人员在研究转基因作物时，已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来自已知能引起过敏的食物的基因将不被采用。例如，为了增加大豆中的甲硫氨酸的含量以提高大豆做为饲料的营养价值，一种巴西干果的蛋白质基因曾被转入大豆，但是实验发现这种大豆可能会引起某些人过敏，虽然它本来就没打算让人吃，也未推向市场。
    已知的过敏原大约有500多种。把转基因作物制造的新蛋白质的化学成分及结构与已知的过敏原一一做比较，如果发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会被放弃。大部分的过敏原都难以消化，因此转基因产生的新的蛋白质要检测是否能够快速地被消化，如果不能，该转基因食物也不能供食用。在经过了严格的检测和管理之后，含有过敏原的转基因食物能够上市的可能性很小。目前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没有一种被发现含有新的过敏原。
    有一种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制造的蛋白质Cry9c不那么容易消化，为慎重起见，美国管理部门规定它只能用来做饲料（其他的抗虫害转基因玉米则能供人食用）。2000年发现它被快餐店用于制作玉米片、炸玉米卷，引起全国性回收，商家损失惨重，曾经轰动一时。有28个人声称吃了这种转基因食品出现过敏反应。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这些人抽血化验，没能在其体内发现针对Cry9c的IgE，认为他们的声称没有证据。对声称者进行有安慰剂对照的双盲试验，结果也否定了该转基因食品能引起过敏。
    转基因食品在全球范围内已被几十亿人食用了十几年，未发现因此过敏或出现其他不良反应的案例。相反地，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防止食物过敏。
    有一些人（主要是5岁以下的幼儿）会对大豆过敏，主要是大豆中一种称为P34的蛋白质引起的。2002年，美国科学家用转基因技术让编码P34蛋白质的基因停止作用，大豆就不再生产P34蛋白质这种过敏原了。我们不知道P34蛋白质究竟有何功能，但是看来它对大豆植株的健康无关紧要，这种转基因大豆与天然的品种长得一样好。大豆中还有两种蛋白质会引起过敏。不过，有一些大豆的天然品种缺少这两种过敏蛋白，因此只要让这些野生品种的P34基因不起作用，就可以培育出三种过敏蛋白都没有的大豆，所有对大豆过敏的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了。

2010.3.29.

（《中国青年报》2010.3.31）

    提起主粮，许多人想起的是水稻和小麦。其实玉米也是非常重要的主粮。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全世界的玉米有近一半产自美国。玉米是美国最重要的作物，不仅总产量在所有作物中排第一（2009年总产量3.34亿吨），总产值也是第一（2009年总产值486.6亿美元）。
    这么高的产量当然不可能都做食品，大部分玉米被用来做成饲料、酒精等，剩下的才供人食用：主食有用玉米粉做的各种面食以及早餐吃的玉米碎片，蔬菜有煮玉米粒、玉米棒，零食有爆米花、玉米片，烹饪用玉米油，还有更多的玉米被提炼成淀粉、油、糖浆、甜味剂加到成百上千种饮料、食品中，把这些都加起来，美国人饮食中对玉米的人均消费量超过了小麦。对那些还保留着传统饮食习惯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玉米更是重要，用玉米粉做的饼、卷、片等面食是墨西哥餐的主食。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居住在美国德州南部里奥格兰德山谷的墨西哥裔妇女进行调查时，有个意外的发现：她们生下的婴儿有非常高的神经管缺陷，是其他美国人的6倍。多数神经管缺陷的婴儿无法存活，活下来的通常也有严重的残疾。此前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孕妇饮食中缺乏B族维生素叶酸，就会显著地增加胎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那么德州的这个案例是不是和墨西哥裔妇女的饮食有关呢？
    谜底一直到10年以后才揭晓。对危地马拉、中国、南非等地的研究表明，在以玉米为主食的地方，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都比较高，大约是世界发生率的6倍。莫非在他们吃的玉米主食中含有某种有害健康的毒素？
    是的，不过这种毒素不是玉米本身含有的，而是感染玉米的微生物产生的。玉米被害虫咬了以后，在伤口处会长出一种叫镰刀霉的霉菌。玉米收割后如果存储不当，也会长这种霉菌。镰刀霉分泌一种致命的毒素叫伏马毒素。粗加工（例如把玉米粒磨成粉）和一般的加热不能破坏其毒性。其他主粮也含有伏马毒素，但是含量要比玉米低很多。在里奥格兰德山谷墨西哥裔婴儿被发现神经管缺陷发病率高的那段时间，当地玉米中伏马毒素的含量偏高，是正常含量的2～3倍。
    那么伏马毒素是怎么导致神经管缺陷的呢？前面提到，孕妇饮食中缺乏叶酸会显著地增加胎儿神经管发生率。因此医学界一直建议准备怀孕的育龄妇女和孕妇服用叶酸制剂预防神经管缺陷，而美国政府更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决定强制要求在粮食制品中添加一定量的合成叶酸。不幸的是，伏马毒素恰恰能够干扰人体细胞对叶酸的吸收，因此如果孕妇吃的玉米主食被伏马毒素污染的话，即便她们的饮食中有丰富的叶酸，也起不了什么用。
    伏马毒素对其他人也有害。伏马毒素早就被认定是致癌物质，在以玉米为主食的地区，食管癌的发病率也比较高。即便你吓得从此不敢吃玉米，也躲不过去，在以玉米为原料的早餐食品、快餐食品、啤酒等多种食品中都能检测到伏马毒素。
    也许有人会说，那好，以后我只吃用最“健康”、最“天然”的玉米原料做的食品，例如用符合“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种植标准的玉米做的食品。但是，有机玉米由于难以控制病虫害，其伏马毒素的含量反而可能高于普通玉米。2003年9月，英国食品安全局抽查了市场上6种有机玉米粉产品和20种普通玉米粉产品，发现6种有机玉米粉产品的伏马毒素含量都高得离谱，是允许量的9～40倍！这6种有机食品不得不都下架。
    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反的做法，那就是种植抗虫害转基因玉米。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转入了一个来自一种土壤细菌的基因（根据该细菌学名的拉丁文缩写简称Bt基因），能够分泌Bt蛋白质，该蛋白质能杀死玉米的主要害虫玉米螟虫和类似的害虫，却对其他昆虫、牲畜和人完全无害。因此种植Bt转基因玉米能大幅度减少农药的使用，并能增产5～15％，对农民和消费者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自1996年转基因玉米在美国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推广得非常快。目前美国种植的玉米80％以上都是转基因品种，其中大部分是Bt玉米。
    食用Bt玉米不仅安全，而且更有益健康。由于Bt玉米减少了虫害，相应地也就减少了玉米被分泌伏马毒素的镰刀霉感染的机会。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阿根廷、土耳其等国的研究都表明，Bt玉米中伏马毒素的含量很低，通常只是有机玉米或普通玉米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遗憾的是中国还未批准Bt玉米的种植。
    许多人反对转基因作物，是因为把它们当成了违反“自然”的人造怪物。这些人往往还迷信不用化学农药、化肥的“有机食品”会更健康。但是就伏马毒素的危害而言，反而是有机玉米的健康风险要比转基因玉米高得多。其实，我们今天种植的所有玉米品种，不管是有机还是转基因，没有一个是“天然”的，都是人类几千年来精心培育出来的人造品种。玉米的祖先墨西哥大刍草才是真正“天然”的，但是它结的穗只有指头大小，每穗不到10粒谷粒，崇尚天然的人士是否愿意提倡种它、吃它？

2010.3.21

（《中国青年报》2010.3.24）

【按：该文部分内容归纳自以前的有关文章。谎言重复千遍，真相也不妨重复说明。】

                              （上）

    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们，并非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疑虑（且不说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认为人类不应该种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这个改造过程发生于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种植粮食的时候。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的植株有人们想要的性状（比如产量比较高、味道比较好），于是其种子被保留下来，继续种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选择“品质”最好的往下种，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就能得到“优良”品种。达尔文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一种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时间。1719年，英国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发明了一种创造作物新品种的方法——杂交育种，把作物的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在其后代中选育具有优良品性的品种。到了20世纪初，遗传学的创立为作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植物学家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出了许多在农业生产上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自然界原先没有的。
    但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杂交很难成功。在1930年代，植物学家发现使用秋水仙碱能够有效地克服远缘杂种不育的难题。之后又发明了细胞质融合技术，把来自两个物种的细胞融合在一起，从中培育出杂交后代。有了这些技术，杂交打破了物种障碍，杂交育种不再限于物种内部。两个不同的物种之间，甚至不同的属之间的杂交成为了可能。比如，通过把属于不同属的小麦和黑麦杂交，创造出既有小麦的高产又有黑麦的抗锈病能力的新物种小黑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育种技术——诱变育种获得了广泛应用。它通过使用化学诱变剂或辐射来诱发种子产生基因突变，从中筛选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比起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更加“不自然”，因为它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创造出了新的基因。
    这些方法都属于经典育种技术，育种学家在使用这些技术时，其实是相当盲目的，并不知道他们给植物新品种引入了什么基因。从遗传学诞生日起，人们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直接而精确地改变生物体的基因，或者说，对生物体实施“遗传工程”。这只有在分子遗传学诞生以后，才成为可能。
    第一次遗传工程是197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伯格实验室完成的。他们把噬菌体λ的DNA片段插入猿猴病毒SV40的基因组，首次在体外将来自不同物种的DNA重组起来。这个重组DNA分子由于含有哺乳动物病毒序列，有可能被结合进哺乳动物细胞的染色体中；又由于含有噬菌体λ序列，有可能在细菌（例如大肠杆菌）中扩增。虽然由于许多人担心扩增含有病毒序列的大肠杆菌的危险性使得伯格中断了进一步的实验，但是伯格实验已为未来的遗传工程绘制了蓝图：用细菌扩增重组DNA，并把重组DNA引入生物体中。
    伯格在1971年6月冷泉港会议上首次报告其实验结果时，就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伯格采用的病毒SV40是一种致癌病毒，这种研究有可能培育出携带致癌基因的重组大肠杆菌，由于人体肠道内就生长着大肠杆菌，一旦重组大肠杆菌从实验室中逃逸，就有可能在人群中传播它们所携带的致癌基因。1973年1月22－24日在加州阿斯洛马举行会议讨论重组DNA技术的危险性问题。这一年的3月份，波义耳、科恩实验室大大改进了重组DNA技术，成功地进行了“分子克隆”。他们采用细菌的质粒做为重组DNA的载体。质粒是一种环形的DNA分子，携带着能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一旦进入细菌细胞中，就能自动大量地复制，并表达被重组进去的基因。这个实验进一步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美国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伯格任主席，在1974年同时给《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科学》写了一封信，建议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实验，召开一次讨论会讨论重组DNA技术潜在的危险性。会议于1975年2月24－27日在阿斯洛马举行，衡量了重组DNA技术的潜在危险，建议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应采取措施降低实验的危险性。1976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卫生院在阿斯洛马会议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则。
    阿斯洛马会议之后，科学界有关重组DNA技术的争议告一段落，但是在媒体的煽动下，在公众中却出现了恐慌。人们担心重组DNA实验会创造出新的病原体，引发致命流行病，会创造出难以控制的怪物，会被用于改变人类基因组，导致“优生学”运动，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担心会从重组DNA实验室逃逸出新的病原体。这种恐慌在1976－1977年间达到了顶峰。就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布重组DNA研究规则的同一天，麻省剑桥市长针对哈佛大学拟建一个用于重组DNA技术研究的新实验室，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后禁止哈佛大学建造实验室。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论之后，市政委员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市长的决定，同意建造该实验室。与此同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抨击科学家们想要自我管理重组DNA研究，举行国会听证会打算通过立法限制重组DNA研究。1977年，美国科学院举行大会时，示威者举着反科学牌子冲进会议室，抢夺话筒。国会又多次举行听证会，并提出多项法案严厉限制重组DNA研究。美国科学界在美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奋起抗争，没有一项这样的法案获得通过，而到了1978年底，这场媒体和立法恐慌就基本平息了。
    为什么这场恐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平息？通过举行一系列的评估会议，科学界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让公众们相信，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DNA技术就是安全的。同时，科学界也让公众们明白，以重组DNA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而且有着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应用前景。这些应用前景包括：将人的基因重组进细菌质粒，让细菌大量地生产具有重大医疗价值的生物制剂；改良农作物，使它们能抵抗虫害、疾病或具有固氮能力；检测、治疗人的遗传病。生物学家们很快用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并不是在开空头支票。1977年秋天，波义耳实验室用重组细菌合成人生长激素抑制素，证明了用细菌合成人体蛋白质是可能的。1978年，Genentech公司的科学家首先把人胰岛素基因克隆进大肠杆菌，并成功地让大肠杆菌合成人胰岛素。1979年和1980年，人生长激素和人干扰素也先后在重组细菌中合成出来。1982年，重组人胰岛素成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重组DNA药物。
    1980年，分子生物学家首次把外源DNA结合进了植物细胞中。由于从一个植物细胞就可以克隆出一株植物，因此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很快就可以培育出转基因植物。3年后，第一种转基因植物（一种携带了抵抗抗生素基因的烟草）诞生了。1985年，能抗虫害、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开始了田间试验。1992年，中国种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1994年，市场上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软化缓慢的西红柿。
    目前，转基因作物已得到广泛的推广、栽培和使用。最常见的是转入抗除草剂基因，这样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较温和的除草剂，因此农民用这类除草剂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采用那些毒性较强、较有针对性的除草剂。其次是转入抗虫害基因，用得最多的是从苏云金芽孢杆菌克隆出来的一种基因，有了这种基因的作物会制造一种毒性蛋白，对其他生物无毒，但能杀死某些特定的害虫，这样农民就可以减少喷洒杀虫剂。转基因技术也可用于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例如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降低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延长储存期限；消除虾、花生、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这样原来对虾、花生、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吃它们了。通过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变成“金大米”，制造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也可提高稻米的蛋白质含量。在研究、开发中的其他项目还包括用转基因技术让作物具有抗旱、固氮、抗病能力等。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巨大优势，推广非常快。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9年的1．34亿公顷，14年间增长了79倍。其中最常见的转基因作物是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转基因大豆已经占全球大豆种植总面积的72%，转基因棉花占全球棉花种植总面积的47%。美国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都占种植面积的80％以上。美国也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消费国，在美国市场上，大约70％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
    但是在转基因作物迅速推广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和重组DNA药物的推广不同的是，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呼声不仅没有很快平息下去，反而在“环保组织”、政客的推动下，愈演愈烈，并时不时地引起社会恐慌。

                               （中）

生物学界对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来并不存在争议。1998年情况有了变化，苏格兰一位名叫普兹太的免疫学家在英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声称，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转基因土豆对老鼠有毒，能损害老鼠的内脏和免疫系统。这个节目播出后，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舆论大哗，人们纷纷怀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普兹太的实验结果以后被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家反复提及，是反对转基因的一个“经典”研究。那么，这项研究的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普兹太用的是转入了来自雪花莲的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凝聚素是一类能够让血液中的红细胞凝聚起来的蛋白质，所以叫凝集素。许多植物都能制造凝集素，昆虫吃了它，会被杀死，所以可以用它来杀害虫。但是许多种凝集素对人和哺乳动物也有毒副作用，因此在生产上比较少使用。不过也有例外。人们发现，雪花莲的凝集素有很强的杀虫作用，但是对人和哺乳动物无毒，因此有人往土豆转入雪花莲凝集素基因，制造出能抗虫害的转基因土豆。这种转基因土豆在上市之前，必须确认它无毒。普兹太的工作就是研究它究竟有没有毒性。他向老鼠喂食这种转基因土豆，发现老鼠的消化道出现了病变的迹象（胃粘膜变厚、肠道小囊变长等），得出结论说这是转基因食物所导致的。
普兹太在电视上宣布他的实验结论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没有完成全部实验。按照科学界的惯例，他应该在完成实验之后，写成论文，经过同行审稿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然后才向大众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普兹太所在的研究所的领导见他违背学术规范，向公众提前公布未成熟的实验结果，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觉得他败坏了研究所的名声，决定给他处以停职的处罚，后来又强迫他退休。普兹太当时已经68岁，本来也该退休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强迫他退休，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因为他发表了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受到迫害。普兹太从此被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当成了敢于反抗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人物。
英国王家学会当即对普兹太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调查，指出这项实验的设计和操作都存在着问题，得出结论说，如果根据这项实验认为转基因食物会危及健康，将是错误的。许多生物学家也对普兹太实验提出了批评。普兹太的实验存在的问题包括：试验的动物太少，不足以得出有统计意义的结果；缺乏合适的空白对照，以及用于喂养老鼠的膳食营养结构不平衡，后者也可能导致观察到的病变。我们做实验应该有一个对照，一模一样的两组老鼠，一组喂转基因土豆，一组喂同一品种的非转基因土豆，结果再来比较，看看有什么差异才能说明问题。而他并没有用同一品种的土豆做对照，用的是另一品种的土豆。两种土豆的成分本来不一样，那么，吃这两种不同土豆的老鼠的身体有不同的变化，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转基因引起的，还是别的成分差异引起的。
值得指出的是，普兹太是用生土豆喂老鼠，而人们一般只食用煮熟的土豆，食物中的有毒成分在加热后往往就不再具有毒性。生土豆本来就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有毒物质，对胃肠道黏膜有较强的刺激性，还能麻痹神经和导致血细胞溶血。而且，吃生土豆很不容易消化，有可能让老鼠的胃肠出现类似的病变。因此，有很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普兹太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能归结为就是转基因引起的。
第二年，普兹太把论文提交著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发表。多数审稿人都对之提出批评，认为该论文的质量没有达到发表要求。《柳叶刀》编辑部解释之所以决定发表这篇论文，是因为它已引起了公众关注，干脆公开出来让大家看个究竟，并不意味着认同其结果。但是后来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反而说，《柳叶刀》做为权威的医学刊物都发表了这篇论文，可见它是没有问题的。
    普兹太研究的那种转基因土豆并没有上市，即使他的研究没有问题，也无法说明已上市的其他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就有问题。其他研究组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与普兹太不同的结论。有多项研究表明，转基因土豆、转基因西红柿和转基因大豆对动物的健康和生理活动都无影响。
在普兹太事件之后，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偶尔还会出现报道称转基因食品对实验动物造成损伤。但是这些报道都很有争议，未能获得权威机构的认可。例如，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披露了转基因食品巨头“孟山都”公司的一份秘密报告。据报告显示，吃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肾脏中会出现异常。这则报道引起了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心。根据孟山都公司就此事发表的声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所谓“血液变化和肾脏异常”其实指的是血液成分和肾脏大小的差异，而它们都在正常范围内，并非病变。孟山都公司虽然声称由于商业秘密问题无法公布实验结果全文，但是在申请上市时，全文已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并获得通过。
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并不存在别人无法重复的秘密实验。不管孟山都愿不愿公布结果，其他实验室都完全可以重复、验证孟山都的实验结果。对这种转基因玉米MON863，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FSANZ）在2003年做过安全性评估，结论是：“在评估MON863玉米时，未发现潜在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根据现有申请所提供的数据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源于MON863的食品可被视为与源于其他玉米品种的食品同样安全和有益健康。”该评估报告特别指出，这类抗虫害转基因作物1995年起就已在美国种植、食用。
    人们除了担心吃转基因食品会对身体健康有害之外，还担心种植转基因作物会危及生态环境。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我们给作物转入抗虫害基因是为了抗害虫，例如培育抗虫害转基因玉米是为了保护玉米的叶子不让害虫吃，但是如果这种玉米的花粉飘落到周围的杂草上，那些不算害虫的昆虫，比如说大斑蝶在吃杂草时把玉米花粉也吃进去，会不会把它们也毒死了呢？如果会的话，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就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斑蝶的幼虫，发现这些毛毛虫生长变得很缓慢，死亡率高达44％。这项研究成了反转基因技术的人士反复引用的“经典”研究，他们认为转基因玉米是大斑蝶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个研究结果也备受非议，被揭露出来的问题包括：别人无法重复其实验结果，实验用的大斑蝶幼虫被强制只喂食沾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而没有其他选择，以及实验用的转基因玉米花粉含量过高。2000年起在美国三个州和加拿大进行的田间试验都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并没有威胁到大斑蝶的生存，在实验室里用这类花粉喂大斑蝶的幼虫，也没有发现影响其生长发育。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5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1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粉不会危害大斑蝶幼虫。大斑蝶数量减少的原因，更可能是过度使用农药和破坏了它的生态环境。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恰恰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还有一项研究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根部能分泌毒性蛋白，可能会在土壤中累积起来危害其他生物。这项研究做法是，将玉米长在培养液中，从培养液提取毒性蛋白喂养天蛾幼虫。其他研究者发现，如果将玉米长在土壤中，其根部分泌的毒性蛋白会迅速被降解掉，而失去了毒性。显然，对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对其他生物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应该尽量接近自然环境，才有说服力。
    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还提出了所谓基因渗透或基因污染的问题。例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风或昆虫带到野草的花中，会不会使抗除草剂或抗虫害基因转入野草中，使得野草也有抗除草剂或抗虫害的能力？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远，是不可能杂交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极低。2001年2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在英国进行的长达十年的研究结果，发现转基因土豆、甜菜、油菜和玉米并没有将基因污染给周围的野草。
    但是如果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或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染色体数目相同），则有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因此，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2001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名研究者在《自然》杂志发表一篇论文，宣布在墨西哥的玉米中发现了转基因玉米的一段“启动子”序列和基因序列。由于墨西哥是世界玉米多样性的中心，这个发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反科学组织据此宣称墨西哥的玉米与被转基因玉米“污染”。许多专家对这篇论文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发现的“启动子”序列是他们采用的实验技术导致的人为假象，而那段“外源”基因序列在玉米中本来就有。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对全国各地采集来的玉米样本进行检测，都没有发现“基因污染”。2002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社评认为，回过头来看这篇论文的结果不能成立，本来就不该发表。

                              （下）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媒体上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际权威机构都一致认定目前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2002年，非洲南部一些国家的政府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向联合国咨询，联合国在8月27日发表声明说：“根据来自各国的信息来源和现有的科学知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组织的观点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做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因此这些食物可以吃。这些组织确认，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科学文献表明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在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问答中，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了风险评估，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会有风险。而且，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当前对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的指责和担忧，其实是在某些极端组织的有意误导之下，由于普通公众对生物学知识的缺乏，而出现的社会恐慌。围绕它的争论，并无多少的科学含量，很难再称得上是一场科学争论。
    在这些反对一切生物技术的反科学极端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绿色和平”组织。“绿色和平”的创始人之一、前主席帕特里克·摩尔在与该组织决裂后，反思说：“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的技术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们实现了斯瓦泽的预言（即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不幸的是，普通公众并不总能认识到这一点，许多人把这些极端组织视为社会正义的化身，信任它们的程度超过了信任国际权威机构。
    更不幸的是，普通公众通常缺乏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所必需的科学素质。许多人担心吃了转基因食品会把自己的基因转掉，甚至攻击转基因食品会让人“断子绝孙”。他们显然是害怕转入转基因作物中的那段外源基因在被食用后会跑进体内，把人体基因也给转了。这种担心是很荒唐的。所有的生物的所有基因的化学成份都是一样的，都是由核酸组成的。不管转的是什么基因，是从什么生物身上来的，它的化学成份也和别的基因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由核酸组成的。这个基因同样要被消化、降解成小分子，才能被人体细胞吸收。所以这个外源基因是不会被人体细胞直接吸收、利用的。
    国际上有一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重要人物对此很不以为然，曾在一本反对遗传工程的著作中声称“食物中的基因能被人体利用”。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我们不应该仅仅担心人体会吸收、利用了被用来做转基因的那个基因，也应该担心人体会吸收、利用了食物中成千上万个其他的基因。因为所有基因的化学成份完全一样，如果人体有可能吸收、利用某个外源基因，也就可能吸收、利用其他外源基因。那样的话，我们吃任何食物，都有可能被转了基因！既然我们在吃其他食品时从来就不担心里面的基因会跑到我们体内，为什么偏偏要担心转基因食品呢？
    有人要求保证转基因作物百分之百安全、绝对没有风险才能种植、供食用，这种要求是完全不合理的。转基因技术就像所有的技术，同样有可能带来风险。经常被提及的比较可能发生的风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健康方面的风险。转基因作物往往是过量地制造某种外源的蛋白质，如果该蛋白质是对人体有害的，当然不宜食用。如果它是过敏原，也可能让某些特定的人群出现过敏。另一种是生态方面的风险。例如，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
    但是风险并不等于实际的危险。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为了避免健康方面的风险，对人体有害的蛋白质和已知的过敏原不会被用于制造转基因作物。在转基因食品上市之前，都按要求做过实验检测其安全性。一般是先做生化实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然后做动物试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其实是检测食品安全性的常规做法，不只是对转基因食品才如此。如果不信任这一常规方法，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质疑其他食物的安全性？为了避免生态方面的风险，许多专家建议对转基因作物的栽种范围做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的亲缘物种的地区种植相应的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有其独特性，比如，它可以打破物种的界限，将动物、微生物基因转入植物中。但是，不同物种的基因的化学性质都是一样的，调控机理也相似，所以这种操作并不会产生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怪物。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转基因作物所面临的健康、生态问题，传统作物同样也有。例如，有的用杂交方法培育的土豆新品种，就含有高含量的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用传统方法培育的新品种的基因同样有可能“污染”其野生的亲缘物种。正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报告指出的：“FDA没有发现也不相信，正在开发中的、用于作为食品和饲料的新作物品种一般会带来安全或管理问题。”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物和食品更安全。
    的确，转基因技术在某些方面要比传统的育种方法更安全可靠。传统的育种技术无法控制某个基因在哪里和如何表达，同时改变了许多基因（对此我们往往一无所知），难以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并且可能培育出有害健康的性状（对此我们可能一时无法觉察）。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准确地控制基因的表达，只动了一个或少数几个我们已知其功能的基因，容易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人们既然并不担心传统育种技术会造成危害，为何却要对转基因技术吹毛求疵？
事实上，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不用或少用农药，因而减少或消除农药对食品的污染，而大家都知道，农药残余过高一直是现在食品安全的大问题。抗病害转基因作物能抵抗病菌的感染，从而减少了食物中病菌毒素的含量。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是当前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化学农药的使用，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2005年4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中国水稻生产和农民健康的影响》指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农药施用量减少80%，节省了相当大的开支，同时还降低了农药对农民健康的不良影响。中国每年有大约五万农民因为使用农药而中毒，其中大约有五百人死亡。
    当前已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抗除草剂和抗虫害品种，它们能减少农药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主要是对农民、环境有益，对消费者的好处还不是那么直接。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能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将会让消费者更切身地体会到其好处。就像普通公众当初由于从重组DNA药物获益而迅速消除了对重组DNA技术的恐慌一样，也许新一代转基因作物的出现，也能让人们更普遍地接受转基因食品。

2010.3.4.,3.10.,3.17.

（《经济观察报》2010.3.8.,3.15.,3.22.）

    这一段时间转基因食品的话题又变得异常火爆。在各种场合，我经常被问到转基因的问题，大家最关心的是它是不是安全。在我费尽口舌解释了为什么转基因食品并不可怕之后，听者往往将信将疑，然后盯着我问：“你自己吃转基因食品吗？”

    我当然吃，而且已不知不觉吃了十几年。美国转基因食品开始大规模地上市是在1996年，最早推广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美国人的主粮之一——玉米。现在美国市场上的玉米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主要是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虫子不吃的，人能吃吗？”这种中国式的疑问在美国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

    除了玉米，大豆、土豆、西红柿、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的转基因品种也在美国大量种植。据统计，美国市场上的食品大约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美国政府不要求转基因食品做标记，不给消费者这方面的“知情权”。所以，对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来说，根本就躲不开转基因食品，除非你只吃号称不含转基因成分的“有机食品”。我从来就不买价昂物丑的“有机食品”，当然早就不知不觉吃进了大量的转基因食品。

    不要以为我对此感到很委屈，如果让我来选，我还是会选择吃转基因食品。中国要求对某些转基因食品做出标记，比如用转基因大豆榨的油，就要求标注“含转基因成分”。虽然在中国超市里也能见到标注“不含转基因成分”的大豆油在推销，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买转基因大豆油。为什么呢？

    第一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通常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便宜，因为其生产成本比较低、产量比较高。有人说种植转基因作物其实既不能降低成本也不能增产，如果那样的话，农民种转基因作物干什么？难道是因为热爱转基因所以赔本也要种？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由于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能消灭杂草并减小劳动强度，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节省80％的农药，生产成本随之下降，产量也相应地提高了。例如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能增产5～15％，抗虫害转基因水稻能增产6％。

    第二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比较安全。和同类作物相比，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大量地减少农药的使用，也就比较不用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而且，转基因食品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风险其实要比传统作物更低。转基因食品在上市前都按要求做过实验检测其安全性。一般是先做生化实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然后做动物试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而用传统育种方法培育出的新品种很少被要求做这类安全检测，就稀里糊涂地上市了——它们并非就不存在安全问题，例如有的用杂交方法培育的土豆新品种，就含有高含量的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第三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更为环保。虽然“可能会破坏生态”常常被做为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一大理由，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为现实。相反地，种植转基因作物已经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少洒了大量的农药。这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还保护了益虫和其他生物，减少了人畜接触杀虫剂而中毒的危险。

    便宜、安全又环保，为什么不选择它呢？现在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以抗虫害和抗除草剂为主，主要是让农民获益，对消费者的好处还不是那么直接。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能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将会让消费者更切身地体会到其好处。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消除虾、花生、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这样原来对虾、花生、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享受这些美味。用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制造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

    这一切离我们并不遥远，有的已经在实验室里研发出来，有的本来已可以大规模种植，只不过受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舆论影响，一时无法推广。但是不管怎样，未来的农业必定是转基因作物的天下。不管是故意的阻挠，还是无知的恐慌，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只不过是妨碍了它早日造福人类而已。

2010.3.15

（《中国青年报》2009.3.17）

    提起动物学家，大家马上想到的是那些研究珍稀野生动物的，黑猩猩、大熊猫、狮子、老虎之类，似乎这些或漂亮或聪明或威武的动物才有意思，为之长年待在深山老林、草原荒漠才令人敬仰。但是英国动物学家尼克·戴维斯却选择在剑桥大学的植物园里观察一种毫不起眼的常见小鸟——篱雀，而且十年如一日，先后跟踪了那里427只成年篱雀的生活，在繁殖季节，几乎每天都要去拜访它们。
    篱雀样子很像麻雀，羽毛颜色黯淡，看上去很单调。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兼牧师莫里斯曾经盛赞这种小鸟，号召其教区的教徒们以它为榜样，过一种低调、谦逊而正派的生活。不过，在戴维斯的眼中，这种样子低调的小鸟的生活可是一点也不谦逊、正派。他描述道：
    “一对篱雀在一起觅食，安详地跳进树丛中。到那里以后，雄鸟跑到一边，雌鸟去了另一边。一旦出了雄鸟的视线，雌鸟立即飞进附近的矮树丛里，和藏在那里的另一只雄鸟交配。过后她立即和她的配偶汇合，做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虽然鸟类常常被当做爱情的象征，天鹅、爱情鸟、鸳鸯之类经常成为诗人讴歌的对象，但是它们的相亲相爱显然不是出于感情，而是为了传播基因。它们的生活被达尔文法则决定了：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雌、雄为此走在了一起，但是它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其生理特征导致了它们的目标有所差异：雄性是要尽可能多地播种，雌性则是要尽可能多地养育自己的后代。对雌性来说，对自己最有利的婚姻形式是一妻多夫制（多一个丈夫就是多一个养家的帮手），其次是一夫一妻制，再次是一夫多妻制。对雄性来说，则倒了过来，最好的形式是一夫多妻制（能有更多的后代），其次是一夫一妻制，再次是一妻多夫制。
    雌雄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相互博弈的结果，让大多数鸟类都采用了一夫一妻制，这样做似乎对雌雄双方都公平。但是篱雀这种外表单调的小鸟却有着最丰富的婚姻形式：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都存在着，还普遍存在多夫多妻制。甚至在剑桥大学植物园这么个小群体（一群大约只有80只）篱雀中，这四种形式全都同时存在，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多夫多妻制在雌鸟中分别占了32％、7％、23％、38％。那些采取一夫一妻制的，是在双方都没能吸引来第三者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而那些采取多夫多妻制的，则似乎是陷入了僵局。
    戴维斯发现，那些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雌鸟通常也会主动勾引第三者来交配，这么做会鼓励第三者为雌鸟的后代提供食物。而雌鸟的原配一旦发觉，会尽力把第三者赶走。根据达尔文法则，第三者应该根据是否与雌鸟成功地交配来决定要不要为雌鸟的后代服务。如果交配成功，雌鸟的后代中有可能有第三者的种，第三者去帮忙才会增加自己的基因传播的机会，不然就是在做无偿服务了。
    戴维斯的观察发现，第三者基本上是根据这一法则行事的。在第三者与雌鸟成功交配后，有80％的可能会为幼鸟提供食物。而如果交配失败，只有9％的可能会提供食物。而且第三者会根据成功的程度来调整帮忙的程度：交配的次数越多（意味着留下自己的后代的几率越高），就越努力去提供食物。
    雌鸟勾引第三者的好处非常明显。一窝由母亲和两只雄鸟养育的幼鸟（平均一窝有2.95只能成年），要比由一雌一雄养育的幼鸟（平均一窝有1.21只能成年）更容易存活，在会飞时体重也更重。甚至原配雄鸟也有可能由此获益。戴维斯的计算表明，如果一窝幼鸟中有60～70％是原配雄鸟的种，那么让第三者参与进来，对原配雄鸟也有好处。但是原配为什么通常要把第三者赶走呢？这似乎表明他很“清楚”他的后代不可能达到这个比例。戴维斯对幼鸟做亲子鉴定（对比DNA），证明的确如此。在那些由第三者参与养育的幼鸟中，平均来说只有45～55％是原配雄鸟的后代。在这种情况下，原配雄鸟当然最好防范第三者。
    篱雀多姿多彩的家庭生活，其实是两性既合作又冲突的结果，双方都想利用对方来为自己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这个适用于所有有性的生物的道理，却是由一种不起眼的小鸟如此鲜明地证明了。

2010.3.1

（《中国青年报》20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