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虾恐慌

8 09 2010年

    近年来“麻辣小龙虾”成了风靡全国的一道名菜,有的城市甚至还出现了小龙虾一条街,坐在沿街一字摆开的大排挡,边喝着啤酒边啃“麻小”,是炎热夏天的一种享受。伴随着小龙虾风靡的,是一些关于它的谣言。其他名菜都没有享受这种待遇,不知是不是小龙虾恐怖的外形引起的联想。

    一种在网上流传甚广的说法据称来自日军解密档案,说的是中国过去并不出产小龙虾,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生化部队因为要处理大量的尸体,才从日本引进小龙虾,担任起水体清洁的工作,“靠着疯狂摄食中国人未火化完全的尸体在中国大陆生存了下来”,听上去令人恶心和愤慨。

    小龙虾(中文学名克氏原螯虾)是一种淡水螯虾,的确不是中国原产。它原产北美洲,在1918年作为牛蛙的饵料由美国引进日本,在1929年又由日本移植到中国南京地区。此时日本还未发动侵华战争,引进小龙虾当然不是用来处理尸体,而是作为食物、鱼饵引进的。

    小龙虾的生命力非常顽强,靠水中腐败的植物和小动物为食,食性广,不愁找不到吃的,在多种水生环境中都能生存,甚至在比较肮脏、受到污染的环境中也能存活下来。于是网上有传言称,环境越脏、污染越严重,小龙虾活得越好,因此小龙虾体内富集了农药、重金属等各种环境污染物,国外用小龙虾来处理城市污水,是不吃的,吃了有害健康,只有中国人才傻乎乎地大吃特吃云云。

    小龙虾的确对环境污染的耐受能力比较强,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它喜欢污染物、善于富集环境毒素。恰恰相反,很可能正是因为它不容易富集环境毒素,有一套“排毒”机制,才能在受污染的环境中生存。国内研究人员的检测发现,小龙虾肉体内虽然含有多种重金属,但是含量都低于国家标准,而且大部分重金属集中在小龙虾的外壳、鳃和内脏,肉中的含量很低。如果只吃小龙虾的肉,避免吃其内脏(包括很多人喜欢吃的虾黄),就可以大大减少重金属的摄入。

    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敢吃小龙虾,非洲、欧洲、澳洲、美洲各国都吃小龙虾,其中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是世界最主要的小龙虾产地和消费地,在当地是一个年产值上亿美元的产业。1987年的统计称,世界90%的小龙虾产自路易斯安那州,其中70%在本地消费。当时中国还没开始流行吃小龙虾,近年来小龙虾的世界格局不知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中国产的小龙虾相当一部分也是出口的,出口量大到要被美国课以反倾销关税。

    这些网络传言不管出于什么用意,似乎对小龙虾的风靡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自7月份以来从南京传出有些人在吃了小龙虾后发生肌肉溶解(医学上称“横纹肌溶解症”),才让许多人吓得不敢再吃“麻小”。最初的报道怀疑是因为商贩用“洗虾粉”清洗小龙虾,而“洗虾粉”含有有毒成分所致。有报道称“洗虾粉”的主要成分是草酸,草酸是一种强酸,酸性是醋酸的1万倍,摄入体内能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云云。

    草酸并不稳定,在189.5℃时就发生分解,耐不了“麻小”爆炒的高温。不少食物中都天然含有少量的草酸,少量的草酸进入体内并不会对身体产生明显的危害。如果小龙虾外壳还残留着高含量的草酸的话,手、嘴的皮肤、粘膜会被腐蚀,将难以入口。

    如果不是“洗虾粉”在作祟,而是小龙虾本身的问题的话,你可能会想到,在其他大量消费小龙虾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小龙虾消费量世界第一的路易斯安那州,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呢?有的,在2001年4月,在路易斯安那有9人在同一个地方吃了小龙虾后不久,患了横纹肌溶解症。有很多因素可以引起横纹肌溶解症,例如激烈运动、酗酒、吸毒、服用了某些药物、蜂叮蛇咬、患某些传染病等。但这些因素都被排除了。重金属、农药等可能因素也被排除了。

    最终,这9人被认为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哈夫病。哈夫是德文“浅潟湖”的意思,指海岸带由沙洲或珊瑚礁围成的局部海水水域。该病最早于1924年在波罗的海海岸的科尼格斯伯格浅潟湖附近发现,在10年间出现了大约1000例。之后在其他国家有零星报道。在美国自1984年首次发现,至今只发现了23例。

    哈夫病的特征是患者在吃了煮熟的水产品(鱼类、甲壳类等)后24小时内出现横纹肌溶解症,却没有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其他因素。究竟是什么毒素引起的,这种毒素是生物体自己合成的还是从环境中摄入的,现在都还不清楚。有人猜测可能是一种类似水螅毒素的毒素,但是水螅毒素只有海洋生物中才有,淡水生物没有,而哈夫病患者多数是吃了淡水水产品后发病的。

    因为哈夫病的毒素没有鉴定出来,也就无法对食物进行检测,没法知道哪些食物可能引发疾病哪些食物是安全的。如果南京的小龙虾事件也是由哈夫病引起的话(从症状和发病规律看很可能是),它的不确定性也许会让人更感到恐怖。但是哈夫病毕竟是一种很偶然发生的极为罕见的疾病,而且往往是一过性的,路易斯安那那么多人吃了那么长时间的小龙虾,也只爆发过一次让9个人中毒而已,这些人后来都康复,在当时当地并没有引起恐慌,我们现在也大可不必恐慌。如果因此怕吃小龙虾,其他水产品也能导致哈夫病,难道什么水产品都不吃吗?

2010.9.6.

(《中国青年报》2010.9.8.)



牛奶中的激素知多少?

25 08 2010年

    还没有哪种食品像牛奶这样让国人如此神经紧张,年年要折腾一回,而且涉及的还都是大品牌。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09年的蒙牛特仑苏事件,现在又冒出了圣元奶粉的“激素门”。最新的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武汉三名消费者声称其宝宝吃了圣元奶粉后出现性早熟,媒体曝光后,其他地方也有人这么声称,一时搞得人心惶惶。

    但是在目前看来,断定圣元奶粉能导致女婴性早熟的证据不足。如果圣元奶粉的成分有问题,那么就会有众多婴儿受影响,而不会只有个别案例。而且,女婴性早熟有一定发病率,病因复杂,不能因为刚好吃了某种奶粉就认定那是病因。从报道看,有的怀疑吃圣元奶粉导致性早熟的女婴其实是假性性早熟,只是乳房增大而没有别的症状,医学上叫单纯性乳房早发育,是一种自限性、良性状态,原因不明,无需治疗就会自行消失。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在女孩中的发病率是千分之二,在服用圣元奶粉的人群中肯定能找到很多人有这种情况。

    媒体对此事的炒作有的到了荒唐的地步。例如有报道称,河南安阳一名8个月大的男婴持续低烧,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就医,“经过医院检查发现,其心肌酶、转氨酶等各种激素都超出正常孩子几倍,而且有性早熟的迹象。”也怀疑是吃圣元奶粉所致。这就是笑话了,心肌酶、转氨酶是多种酶的统称,并不是激素,如果它们的量超标,可能是心肌、肝脏有炎症,和吃奶粉能有什么关系?媒体再这么炒作下去,婴幼儿出现的任何疾病都要被归咎于吃奶粉了。

    记者缺乏医学常识,见风就是雨,还可以理解。而有的人并非专业出身,缺乏生物化学常识,却也揣着糊涂装明白,以专家的身份在媒体上信口开河,误导、吓唬消费者。

    例如,有一名“食品营养专家”声称,“奶牛吃的饲料或草料含有激素的可能性最大”。其实现在用于奶牛的几种激素都是注射的,口服无效,怎么可能添加到饲料中?

    又如,一名“国内资深乳业专家”表示,即使是进口的乳品原料,也不能完全保证没有激素残留,“比如新西兰本身就有使用激素给奶牛统一发情。”一些国家的奶农的确会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给奶牛统一发情,但是GnRH在血液中的半衰期只有2~4分钟,很快就降解得难以捡出了,所以注射的GnRH在牛奶中是没有残留的。牛奶中含有微量GnRH是奶牛自己产生的。而且GnRH是一种多肽类激素,在消化道中会被降解,喝牛奶不会让GnRH直接进入人体发挥其激素作用。

    这名“国内资深乳业专家”还表示,“通常在饲养中也会使用催产素、催奶素等,那么多环节有可能用到激素,就有可能残留,而且这种残留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催产素在血液中的半衰期也只有3分钟,也不可能在牛奶中有残余。而且催产素也是多肽类激素,同样会在消化道中被降解。

    有人以为“催奶素”就是雌激素,奶农给奶牛注射雌激素催奶,因此导致奶粉中雌激素含量高。实际上,如果给奶牛注射雌激素,那将会抑制产奶。所谓催奶素应是指用来增加牛奶产量的生长激素。牛奶本身含有微量的牛生长激素,注射过牛生长激素的奶牛产下的牛奶,其生长激素的含量并未明显增加。生长激素不能耐热,用巴氏消毒灭菌后牛奶中90%的生长激素会失去活性。生长激素是一种蛋白质,口服它将会在消化道内被消化掉,难以完整地进入体内,因此必须通过注射才能发挥作用,口服无效。而且,牛生长激素和人生长激素有很大的区别,即使牛生长激素进入人体,也不会发挥生长激素的作用。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可以认定牛奶中的生长激素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如果圣元奶粉真的能导致女婴性早熟,那就是因为含有高量的雌激素。要检测牛奶中的雌激素含量并不难,做一个放射性免疫测试即可。如果从奶粉中检测到了雌激素,是否就是罪魁祸首呢?未必。还要看其含量多少。“天然”的牛奶本身就含有可检测出来的雌激素,不同样本的检测结果有所差异,但浓度大约都是每毫升几十皮克。即使一天喝一升牛奶(一般人不可能喝这么多),即使牛奶中的雌激素全部被人体吸收(实际上不可能),也不过几十纳克。但是青春期之前的儿童身体自己制造的雌激素的量每天已达到大约10微克,是牛奶的数百倍。所以牛奶中的雌激素微不足道,不会对身体产生影响。

    如果奶粉中的雌激素要导致性早熟,其含量必定是远远高于“天然”的牛奶,达到微克级的。但是在养牛业正常使用的激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奶农、厂商也不可能往牛奶里有意添加雌激素,因为这么做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只是增加了成本。所以如果圣元奶粉中真的含有高量雌激素,可能是在生产过程受到了污染,或者是人为的破坏。

    现在并无证据表明圣元奶粉与女婴性早熟有关,没有理由怀疑该奶粉含有高量雌激素。卫生部对圣元奶粉的抽检结果,未检出外源性性激素(指人工合成的),内源性性激素含量在正常范围内。虽然有很多人怀疑这个检测结果,这不过是政府公信力下降导致的惯性,并没有依据。无论如何,那些“专家”对牛奶中“激素残留”的种种说法都是危言耸听。在食品安全如此受到关注,消费者已成惊弓之鸟的今天,专家更应慎言,不要吓唬人。

2010.8.18.

(《经济观察报》2010.8.23)



“性早熟”恐慌

19 08 2010年

    婴儿配方奶粉再一次让国人的神经绷紧。武汉三名消费者声称其宝宝吃了圣元奶粉后出现性早熟,经众多媒体热炒,终于惊动卫生部组织专家调查,公布检验结果称圣元奶粉中未检出外源性性激素,内源性雌激素则在正常范围,三名女婴属于临床常见的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与圣元奶粉无关。

    卫生部的权威并没能平息事态。网上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网民都不接受卫生部的结论,认为调查组的专家被圣元公司公关。在卫生部公布调查结果的前几天,我在微博上表示过与调查结果相似的看法,很多人也认为我“被收买”、“受招安”。他们坚定地相信,既然有人吃了圣元奶粉之后出现性早熟,就证明了圣元奶粉肯定有问题。

    这些人缺乏统计概念。我们只需做一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说明他们的信念是站不住脚的。武汉人口约900万,出生率约8‰,即每年大约有7万名新生儿诞生,其中一半是女婴。那么现在武汉0~2岁的女婴大约有7万人,其中大约有65%吃配方奶粉,圣元奶粉占的市场份额为10%,也就是说,武汉有大约4500名0~2岁女婴吃了圣元奶粉。单纯性乳房早发育的发病率是千分之二,武汉这些圣元女婴中会有9人碰巧出现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其中有3人被媒体“曝光”并不算多。反之,如果圣元奶粉的成分真的有问题,就不会只有这几个病例。吃其他品牌的奶粉的女婴当然也有性早熟的,只不过没有引起联想或关注而已。

    性早熟有多种情形,原因复杂。女孩如果只有乳房发育而没有其他症状,叫做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具体原因不明。卫生部专家认为婴幼儿的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多是“微小青春期”所致。这对几乎所有中国人(包括中国医生)来说都是一个新名词,在此之前没有中文文献有此说法,对中文医学论文的检索结果是零。于是被怀疑卫生部专家是为了替圣元奶粉辩护杜撰出来的术语,网上出现了一些对此揶揄讽刺的文章,说是“神奇国度的神奇专家的神奇发现,2010年诺贝尔医学奖非他莫属”。

    这实在是高估了中国医学专家的水平了。实际上英文文献早有这种说法(写作mini-puberty或minipuberty),在一些儿科教科书、论文中都用过。国际期刊《儿科内分泌学综述》在2005年曾发文讨论这个术语是否恰当。无论如何,它描述的现象是存在的。性激素是性腺(卵巢和睾丸)分泌的,它受下丘脑和垂体分泌的激素的控制,“下丘脑-垂体-性腺”被称为生殖轴。在婴儿时期生殖轴已经相当成熟,出生后促卵泡激素(能刺激雌激素的分泌)在女孩中显著上升,在出生2~3个月时达到峰值,然到逐渐下降,直到12~18个月时降到青春期前儿童的范围,但是直到4岁时其含量仍比青春期前儿童的高。在这段时期有的女婴会出现乳房组织增大和阴道粘膜的变化。

    单纯性乳房早发育是一种良性状态,其实算不上病,无需治疗就会自己消失,只需定期检查以排除潜在的其他病因。但是国内临床医生却往往把它当成疾病治疗,例如用“滋阴泻火”、“疏肝理脾”、“行气活血”的中药治疗,效果当然都非常好(本来不治也会好嘛),这些药物有什么副作用、会对女婴健康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则是没人管的。

    医生即使不开药,也会要求患者忌口,避免吃牛奶、鸡蛋、鸡肉之类的被认为含雌激素比较高的食物。传统上有“病从口入”的说法,一生病就想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对劲的食物引起的。婴儿出现异常,马上就锁定是奶粉。国产奶粉已有过很糟糕的记录,指控起来更觉理直气壮。连男婴出现性早熟症状也有人认为是吃圣元奶粉所致,似乎圣元奶粉中的性激素有智能,能根据性别的不同发挥不同作用。

    很多食物的确都含有雌激素或类雌激素,以奶制品最为突出。不同牛奶样本的检测结果有所差异,但其中雌激素浓度大约都是每毫升几十皮克。即使一天喝一升牛奶(一般人不可能喝这么多),即使牛奶中的雌激素全部被人体吸收(实际上不可能),也不过几十纳克。但是青春期之前的儿童身体自己制造的雌激素的量每天已达到大约10微克,是牛奶的数百倍。所以牛奶中的雌激素微不足道,不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另外,母乳中的雌激素含量并不比牛奶的低。

    有人认为奶农给奶牛注射雌激素催奶,因此会导致奶粉中雌激素含量高。实际上,如果给奶牛注射雌激素,那将会抑制产奶。养牛业用来增加牛奶产量的激素是生长激素。牛奶本身含有微量的牛生长激素,注射过生长激素的奶牛产下的牛奶,其生长激素的含量并未明显增加。生长激素受热会失去活性,而且它是一种蛋白质,口服它将会在消化道内被消化掉,无法被人体吸收。

    其他食物中的雌激素量更少(德国一项调查表明食物的雌激素60~80%来自奶制品),为此忌口完全没有必要。这些食物往往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完全不让吃反而对婴儿的发育不利。

    对食品安全问题人们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何况还有多种品牌可以选择,圣元奶粉或许就此一蹶不振。我与圣元公司没有利害关系,本不值得为之惋惜,在这个事件中某些媒体、医生、“乳业专家”和普通公众表现出的知识缺乏和科学素质的低下更值得关注,这种状况不改变,类似的恐慌还是会一再出现的。

2010.8.16

(《中国青年报》2010.8.18)



科学大争论——吸烟能否致癌?

15 08 2010年

                               (上)

    “吸烟有害健康”,在今天已是常识,这个常识被印在了所有的香烟盒上。但是这只是几十年来的发现,在那之前,人们不仅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甚至还认为吸烟有益健康。

    烟草原产美洲。在欧洲殖民者抵达之前,美洲原住民种植、使用烟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他们把烟草当成圣药,在祭拜、谈判时抽烟是庄严仪式的一部分。美洲原住民也把烟草当成能治疗许多疾病的药物,并用来镇痛和敷伤口。

    1492年10月,哥伦布在巴哈马登陆时,美洲原住民可能把他们当成了神灵,向他们进贡水果和干烟叶。哥伦布把这些礼物带回了船,吃掉了水果,但不知道烟叶是干什么用的,把它们扔了。他派到古巴寻找“中国皇帝”的两名船员则首次见到了当地人是如何抽烟的。其中的一位——杰雷兹还学会了抽烟并上了瘾。

    1501年,杰雷兹回到西班牙时,也把烟草和抽烟的习惯带了回去。他不仅是第一位抽烟的欧洲人,也是第一位因为抽烟而受到处罚的:他抽烟时从鼻子和嘴里吐出的烟雾把邻居吓坏了,认为他一定是被魔鬼附身了。宗教裁判所把他抓起来投入监狱,关了七年。

    1518年,西班牙征服者科特兹应一位曾随哥伦布出航的修道士的要求,从墨西哥带回了烟草。1530年,西班牙船员带回烟草种子,自此烟草被正式引进到了欧洲,逐渐传遍了欧洲各国,之后又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手传遍了世界其他地方。很快地,抽烟成了健康时尚。1560年,法国住葡萄牙大使尼古撰文介绍烟草的药用价值,把它作为万能药。这个人因此名垂青史,他的大名与后来尽人皆知的一种化学物质联系在了一起——尼古丁。1571年,一名西班牙医生写了一本关于关于新大陆的药用植物的书,其中列举了烟草可以用于治疗36种疾病。在此基础上,其他国家的医生又时不时地给烟草增添新的用途。

    几年后(1575年,明朝万历三年),烟草从吕宋(菲律宾)传入台湾、福建。1579年,利玛窦把鼻烟带到广东,抽烟也在中国流行开去。中医同样盛赞烟草的好处,声称它能行气止痛、解毒杀虫,甚至说它是“通利九窍之药”、“一切寒凝不通之病,吸此即通”,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在十七、十八世纪,烟草已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在美洲殖民地甚至成了可替代黄金的硬通货,被称为“棕色金子”。在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中,烟叶出口是革命军的经济保障。富兰克林从法国获得的贷款,是以500万磅弗吉尼亚烟叶作为抵押的。1776年,华盛顿与英军作战失利,向同胞们求援,请他们资助自己的军队:“如果你不能送钱,就送烟叶来吧。”美国独立后,政府通过对烟草课税来偿还战争期间的债务。

    这一幕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重演。北方和南方军队都把烟作为配给的一部分发给士兵,许多北方士兵因此第一次接触到烟叶。战争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靠对烟草课税帮助战后重建。此时流行的主要是嚼烟。嚼烟丝成了西部牛仔的代表形像之一。此后抽雪茄、纸烟逐渐流行。到1917年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在士兵配给中的,已是纸烟。当时的一位将军称,要赢得战争,烟和子弹一样重要。那些反对给士兵送烟的人,被视为卖国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纸烟同样是士兵配给的一部分。

在烟草的推广过程中,也遭遇过抵制。许多国家曾经颁过禁烟令,甚至对违反者处于死刑,例如在1637年崇祯皇帝曾颁布过禁烟令,对私种私售烟草者给予斩首示众的严惩。但是这些禁烟令都是出于宗教、道德、经济或安全(为了防火)的考虑,并不是真正认识到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一种能让人上瘾、又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的东西是难以通过简单的禁止来消灭的。

也有一些人怀疑烟叶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这些最初的怀疑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1602年,一名英国医生匿名出版一部关于扫烟囱工人的疾病的著作,认为这些人的病是由于煤烟引起的,而烟草也会导致相似的疾病。他的理论依据是西方传统医学的四体液学说。一些英国医生对人们可以不经医生处方就食用烟叶这种“药物”感到不满,向国王詹姆斯一世告状。1604年,詹姆斯一世撰文抨击烟草对人的眼睛、鼻子、大脑、肺部都有危害,并吓唬读者说,经医生解剖,那些烟鬼的肺部和大脑覆盖着烟灰,显然是吸烟引起的。由于其臣民不听劝告,詹姆斯一世就对进口到英国的烟草课以重税,把烟税提高了40倍。

    第一个对烟草的危害做临床研究的可能是伦敦医生约翰·希尔。他注意到他接诊的几个鼻癌患者都嗜好鼻烟,怀疑二者之间存在联系。在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希尔在1759年发表论文警告不要过度使用鼻烟。虽然他没有说鼻烟是导致癌症的绝对因素,但是他可以肯定鼻烟至少是致癌因素之一。

    人们注意到吸烟与癌症的关系,则还要再过一百多年。在20世纪之前,肺癌极为罕见,有医学记载的不到80例。但是在1911年纽约医生艾德勒出版的肺癌专著一下子出示了近400个病例,并首先指出肺癌的发生与吸烟有关。

    但是此时医学界对吸烟的危害并未形成共识。一方面有研究人员继续发表论文论证吸烟与癌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人员否定二者的关系,甚至论证吸烟对身体的好处。权威的《默克诊疗手册》第一版在1899年发行,竟推荐吸烟作为治疗支气管炎和哮喘的方法。美国医学会虽然声称反对吸烟有益健康的说法,但是自1933年11月起,却在其刊物上刊登烟草公司为香烟做的广告,达20年之久。直到1953年,美国医学会才禁止在其刊物上刊登香烟广告,因为这时已有很强烈的证据证明吸烟能导致肺癌。

                           (中)

    在20世纪之前,肺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有医学记载的不到80例。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肺癌的病例剧增,并逐年增加,迅速成为主要的死因之一。例如,在1922年到1947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因肺癌死亡的人数从612人增加到9287人,大约增加了14倍。在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北美洲、亚洲国家也存在相似的现象。

    这个现象在1940年代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是肺癌发病率真的大大提高了呢,还是肺癌发病率其实没有太大的增加,只不过由于对肺癌的诊断技术大大进步了,所以有更多的肺癌病例被发现而出现了假象?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后者。诊断技术的进步无疑是一个因素,但是不可能是唯一的因素。在诊断技术相对较落后的乡村和诊断技术相对较进步的城市,都发现了肺癌发病率的剧增,而且是逐年地增加,显然无法完全用诊断技术的进步来解释。肺癌发病率的剧增看来是真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呢?

    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由于汽车尾气、柏油路灰尘、工业废气等原因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了肺癌的增加。另一种观点认为吸烟才是罪魁祸首。虽然人类使用烟草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在20世纪之前,主要是用鼻烟、嚼烟、烟斗和雪茄,进入20世纪之后,吸纸烟才变得极为流行,并产生了众多重度吸烟者。此前有一些临床观察发现吸烟与肺癌有关。例如,1939年德国人发现,86名肺癌男性患者中,只有3名不吸烟,有56名是重度吸烟者。但是这些临床观察的样本都很小,不足以说明问题。

    1950年美国和英国研究人员先后发表了大样本的调查结果,较为确凿地证明吸烟与肺癌存在很强的相关性。1948年,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一年级学生温德在观看对一名肺癌死者的尸体解剖时,注意到死者的肺部是黑色的。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向死者妻子询问,得知死者生前30年来每天要抽两包烟。吸烟是不是导致肺癌的病因呢?温德将这作为研究课题,在随后的两年间,与格拉汉姆合作,寻找更多的肺癌病例证明肺癌与吸烟的关系,并在1950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在605名肺癌男性患者中,只有1.3%“不吸烟”(在过去的20年每天吸烟不到1根),而重度吸烟者(在过去的20年每天吸烟超过20根)却占了51.2%。作为对照,他们调查了882名其他疾病的患者,从中估计相同年龄群的一般疾病患者中有14.6%不吸烟,只有19.1%是重度吸烟者。1950年9月,多尔和希尔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的研究开始于1947年,对20家伦敦医院的患者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与美国人的相似,在649名肺癌男性患者中,只有0.3%不吸烟,26%每天吸烟25根以上;而在非癌症患者对照组中,不吸烟男性占了4.2%,重度吸烟者占了13.%。

    这两项研究都属于马后炮式的追溯性研究,是在发现疾病之后再去调查致病因素。多尔和希尔意识到,如果能做前瞻性研究,在疾病发生之前就已掌握了患者的吸烟情况,将会更有说服力。他们决定把英国医生作为调查对象,这是因为英国医生都必须注册,容易联系和追踪,医生享受着最好的医疗,容易确认其死因,而且医生对自己的生活习惯通常也更在意,也乐于配合医学调查。1951年10月,多尔和希尔向全英国59600名医生发去问卷,询问吸烟情况,共收到了40564份较完整的答复。由于当时女性吸烟极为罕见,他们只关注其中的34439名男医生。到了1956年3月31日,这些医生中35岁以上者有1714人死亡,其中84人死于肺癌。这些肺癌死者中,不吸烟的只占1人,重度吸烟者有34人。据此多尔和希尔在1956年发表第一份统计结果,算出肺癌死亡率(每年每千人)在不吸烟者中为0.07,吸烟者为0.90,重度吸烟者为1.66。之后多尔和希尔(1971年之后由多尔和比托)继续追踪这些医生,每隔10年进行统计。到2001年该项目终止时,参与调查的男医生有25346人死亡,其中1052人死于肺癌,不吸烟者的肺癌死亡率(每年每千人)为0.17,前吸烟者(曾经吸烟后来戒了)为0.68,吸烟者为2.49,重度吸烟者为4.17。吸烟者平均比不吸烟者少活了10年。

    1950年代,当吸烟与肺癌的关系变得日益明显时,烟草业界成立了“烟草工业研究委员会”(后来更名为更有迷惑性的“烟草研究委员会”),试图从学术上加以反击,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吸烟导致肺癌,肺癌发病率的增加是其他因素引起的,例如空气污染。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证明吸烟导致肺癌的证据越来越多,烟草业界的反击也就变得越来越无力。首先,各个国家的调查都表明,吸烟与肺癌存在着明显的、强烈的相关性。吸烟者的肺癌死亡率是不吸烟者的十几倍,80~90%的肺癌死亡与吸烟有关。其次,吸烟量的多少与肺癌死亡率的高低也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吸烟越多,肺癌死亡率也越高。每天吸1~14根的吸烟者的肺癌死亡率(每年每千人)为1.31,每天吸15~24根的为2.33,每天吸25根以上的为4.17。再次,一旦戒烟,得肺癌的风险也下降。在对英国医生的追踪调查发现,随着英国医生戒烟的人数越来越多,英国医生的肺癌死亡率也随之降低了。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男子大约一半吸烟。现在,美国男子吸烟的还不到三分之一。相应地,美国男子肺癌发病率不再上升。而美国女子吸烟人数持续上升,美国女子的肺癌发病率也逐年增加,在1987年超过乳腺癌成为美国女子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此外,对不同人群的比较可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研究的都是相似的人群,例如都是生活在城市的人群,那就很难排除空气污染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为此,美国研究人员做了一项研究,研究生活在犹太州城市和乡村的男性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的肺癌发病率。生活在城市的非教徒的肺癌发病率要比生活在乡村的非教徒发病率高,这是因为城市非教徒吸烟比例比较高,还是因为城市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呢?应该是前者,因为生活在城市的摩门教徒的肺癌发病率并不比生活在乡村的摩门教徒高,而摩门教徒都不吸烟。事实上,在其他禁止吸烟的宗教派别中,都有非常低的肺癌发病率。

    不过,烟草业界的反击有一点是对的,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流行病学的调查虽然能证明吸烟与肺癌存在明显的强烈相关性,却无法证明吸烟就能导致肺癌。要证明吸烟是肺癌的致病因素,还需要发现吸烟导致肺癌的机理:是烟叶中的什么成分,以什么方式,导致了肺癌。这就必须借助于实验室的研究。

                                (下)

     自1950年代起,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肺癌的发病率与吸烟有关,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比不吸烟者高得多。烟草业界先是否认吸烟与肺癌有关,通过赞助研究和出书宣传“吸烟是安全的”。例如,195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名为《科学看待吸烟》的书如此声称,“所有那些试图证明烟草的邪恶后果的人都未能建立有效的科学基础”。随着吸烟与肺癌有关的证据越来越确凿,烟草业界改变了策略,认为即使吸烟与肺癌发病率高有关,也不能证明吸烟能致肺癌。在许多起肺癌患者或其亲属起诉烟草公司的案例中,烟草公司都取得了胜利。

    我们可以通过对照试验来证明吸烟导致肺癌。和证明药物疗效的临床试验相似,把试验对象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吸烟一组不吸烟,若干年后再对比两组的结果,看吸烟组的肺癌发病率是否高于不吸烟组。但是我们不可能拿人来做这种既不人道又很漫长的试验。退而求其次,可以做动物实验。早在1953年,就有报告说,将香烟焦油涂在老鼠的背上,会让老鼠长出肿瘤。之后又有实验表明,让老鼠吸入香烟烟雾的浓缩物,会让它得肺癌。但是,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能简单地推广到人身上。

    既然流行病学的调查证明吸烟与肺癌存在明显的强烈相关性,那么如果能够发现吸烟导致肺癌的机理,弄清楚是烟叶中的什么成分,以什么方式,导致了肺癌,就能证明吸烟是肺癌的致病因素。通过动物实验发现,香烟烟雾中有许多种致癌物。这些致癌物是如何导致癌症的呢?首先需要弄清楚癌症是怎么一回事。

    癌症是由于细胞分裂失去了控制导致的。有一系列的基因在控制着细胞分裂的速度,就像人们开车时用加速器和刹车交替控制汽车速度一样,有的基因起加速作用,有的基因起刹车作用。如果这些基因发生了突变,相当于猛踩加速器或让刹车失灵,细胞的分裂失去了控制,疯狂地生长,就变成了癌细胞。

    其中一个控制细胞分裂的基因称为p53。如果基因突变导致p53失去作用,就少了一个抑制细胞分裂的屏障。在所有肺癌患者中,大约70%的p53是失去功能的。肺癌患者癌细胞中的p53基因突变集中发生在三个位置(密码子157、248和273)中的一个。

    在香烟烟雾中有一种强烈的致癌物叫苯并芘。1996年,研究发现,苯并芘被上皮细胞吸收后转化成二氢二醇环氧苯并芘,后者能直接与p53结合,让它发生基因突变,结合的点刚好就在密码子157、248和273这三个位置。这就表明导致肺癌的基因突变是由于香烟烟雾中的致癌物引起的。

    这个实验被一些人视为吸烟导致肺癌的“最后证明”,从那以后连一些烟草公司都不好意思再否认吸烟与肺癌的因果关系。苯并芘是香烟中的焦油高温分解后产生的。为此,有的烟草公司推出了一种无燃烧汽化器技术,避免吸烟的时候产生苯并芘。但是这种产品并没能推广开去。而且苯并芘只是香烟中众多致癌物中的一种。例如,香烟烟雾中的丙烯醛和苯并芘一样能导致引起癌症的基因突变,而它在烟雾中的含量是苯并芘的一千倍。

    除了肺癌,吸烟还能导致许多种癌症,特别是肾脏、喉、口腔、乳腺、膀胱、食道、胰腺和胃等部位的癌症。除了癌症,吸烟也能对身体造成多种其他方面的损伤。长期吸入香烟烟雾中的一氧化碳、氰化物等物质能让肺泡失去弹性。吸烟增加了患心脏病、脑猝中的风险。40岁以下的人群中,吸烟者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5倍。吸烟降低了人体的免疫力,让人更容易染上传染病,例如吸烟者得肺部传染病的风险增加了4倍。吸烟还降低精子的质量,影响男子性功能,导致流产,影响胎儿的健康。

    即使不吸烟,被动地吸入二手烟同样对身体有多方面的危害,包括导致癌症、心脏病、呼吸道感染、哮喘和流产。二手烟中含有几千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有250种已知是致癌物或有毒物质。2004年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死于二手烟的妇女人数差不多和死于吸烟的一样多:有48400人死于二手烟导致的肺癌和心脏病,死于吸烟的则有47000人。

    尽管吸烟也可能对身体有某种益处,例如降低患溃疡性结肠炎的风险,但是这与吸烟造成的巨大危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根据几项不同的估计,吸烟者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0~17.9年。另一项计算指出,每吸一支烟,则预期寿命减少10.7分钟,甚至比吸一支烟的时间还长。每年全世界有490万人死于吸烟。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吸烟是第二大死亡因素,是最大的可预防的死亡因素。由于二手烟同样有害健康,所以不仅要提倡戒烟,而且应该禁烟。

    吸烟的危害性,特别是它与肺癌的关系,在现在已没有异议,连烟草业界也无法再否认。美国政府曾因吸烟造成的健康危害向烟草公司索赔,1998年达成协议,烟草公司同意年年支付偿款,25年内支付2千亿美元,主要是用于补偿政府在与吸烟相关的疾病方面的医疗资助。发达国家的吸烟人数已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吸烟人数则逐年上升3.4%。政府的纵容和经济的刺激导致禁烟令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这已与科学无关。

2010.6.16
2010.6.23.
2010.7.21.

(《经济观察报》)



廷伯根的三棘鱼

11 08 2010年

    荷兰这个小国家至今已有18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光是廷伯根一家就贡献了两个:哥哥简在1969年获得经济学奖,4年后,弟弟尼古拉斯和洛伦兹、弗里希一起由于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分享生理学或医学奖。

    尼古拉斯·廷伯根从小就喜欢观察动物,采集标本。生活在他家附近河流中的一种小鱼经常被他带回去养在鱼缸中当宠物。这种小鱼由于背上有三根用来自卫的刺,所以叫做三棘鱼。后来,廷伯根去莱顿大学读博士,毕业后留下当讲师,在洛伦兹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动物行为,想到了他儿时的宠物。三棘鱼很容易采集和饲养,而且似乎总是对刺激物做出固定的反应,是做动物行为实验的理想材料,用廷伯根的话说:“很快我就发现,选用这些以前的宠物让我中大奖了。”

    廷伯根对三棘鱼的求偶行为特别感兴趣。三棘鱼在平时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一旦进入繁殖季节,雄鱼就开始占地为王了。他们分泌出一种粘液,在水底把沙土、水草等材料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小丘,再从中挖一个隧道,就成了他的窝。如果其他雄鱼和肚里没卵的雌鱼游过来,就会被赶走。如果来的是肚里有卵的雌鱼,雄鱼则会去勾引她。如果二者情投意合,就会跳起一种之字形的求偶舞蹈,把雌鱼引进窝中产卵。然后雄鱼进入窝中给卵授精。接着,雄鱼把雌鱼赶跑,再去吸引别的雌鱼。雄鱼会一直守着卵,赶走敌人,并扇动鱼鳍给卵通气。鱼苗孵化出来后,雄鱼还会继续保护它们。

    在繁殖季节,这些雄鱼的身体颜色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腹部变成了亮丽的红色。廷伯根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红色是引发雄鱼攻击行为的刺激物。几乎任何红色的物体放在雄鱼面前都会被当成其他雄鱼加以攻击。一块一点都不像鱼的木头,只要底部有红色,就会遭到雄鱼的攻击。廷伯根甚至注意到,每次当红色邮车经过实验室窗口时,雄鱼常常也如临大敌。相反地,那些形状很像雄鱼的木头模型由于没有红色,雄鱼就置之不理。雌鱼也是通过红色来识别雄鱼的,当她们见到底部是红色的木头时,会试图和它跳求偶舞蹈。

    带卵的雌鱼则是银色的,她们的腹部由于有卵,肿了起来。廷伯根发现,肿大的腹部是吸引雄鱼的刺激物。雄鱼看到有其他的鱼靠近窝时,会勇敢地冲过去,把它们吓跑。如果是带卵的雌鱼,则会展示肿大的腹部,雄鱼马上停止攻击,跳起舞来。任何有肿大腹部的非红色的鱼对雄鱼都有吸引力。年轻的雄鱼身体没有红色,吃饱了以后肚子肿起来,也会成为其他雄鱼的求偶对象。

    因此,在廷伯根看来,貌似复杂的求偶行为,其实就是一连串简单的刺激物-反应过程,天生就已设定,可以意料的。起作用的是红色,鱼本身反而是不重要的。雄鱼主动地出击,雌鱼被动地接受,两性相互合作,和谐地进行求偶、交配,成功地完成繁殖。

    但是廷伯根是在实验室里得出这些结论的。在实验室鱼缸中,雌鱼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被动地接受任何带红色的雄鱼,甚至任何红色的物体。在野外则完全不同。在周围有很多雄鱼在等着,而雌鱼只能把卵交给其中的一条雄鱼去授精、孵化、养育。如果所托非人,就意味着她一整个生殖季节都浪费掉了。因此,雌鱼如果能够选择那些更有能力保护后代或更能躲避天敌的雄鱼,就越能传下自己的基因。

    实际上也不是每条雄鱼都能同等地获得雌鱼的青睐。有的雄鱼的窝一直是空的,有的则吸引了多条雌鱼去产卵。所以雌鱼肯定是在根据某些因素挑选雄鱼,而不是见到红色就激动。其中一个因素是雄鱼的大小。雄鱼体型较大表示他们的保护能力更强,他们的窝中通常有更多的卵。另一个因素是雄鱼窝的隐蔽程度。雄鱼窝用的水草越多,越不容易被天敌(鸟)发现,雌鱼就越放心去那里产卵。

    三棘鱼的两性关系也不像廷伯根设想的那么和谐。生活在加拿大的三棘鱼尤其不和谐。那里的雌鱼会成群结队地攻击雄鱼的窝,把里面的卵吃掉,然后产下自己的卵。这样既给自己的身体增加了营养,又逼迫雄鱼只养育自己的后代,增加了自己后代存活的几率。但是这对雄鱼是很不公平的,因为他已投资的那些卵浪费掉了。因此雄鱼遇到成群结队的雌鱼时,会试图把她们引开,以免窝被发现。

    对雄鱼来说,雌鱼是除了鸟类之外最大的敌人,对他们的威胁甚至比其他雄鱼还大。如果周围的领地出现了其他雄鱼,雄鱼一开始会感到紧张,但很快就适应了,能相互和平共处。但是周围出现的雌鱼却始终没法让雄鱼放心。在实验室里,如果在雄鱼旁边隔着玻璃养一只雌鱼,雄鱼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甚至因此大大缩短了寿命。两性是传播基因的游戏中的合作者,也是对抗者,这是三棘鱼以及其他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两难。

2010.8.9.

(《中国青年报》2010.8.11.)



你还敢喝牛奶吗?

9 08 2010年

【按:这篇文章只是综合了我以前写的几篇文章的内容,经常读我的文章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最近一直有人在微博上问我牛奶究竟还能不能喝,喝牛奶是否会致癌,我就登一下。】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和蒙牛特仑苏事件本来已让人对国内牛奶的质量几乎失去了信心,又有人干脆来个釜底抽薪,声称牛奶不管质量好坏,都是喝不得的。有人质问:“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也有人断言:“牛奶是牛吃的,不是人吃的。”虽然说这话的台湾“养生专家”已因诈骗罪在台湾被判刑,但“牛奶有害论”仍然在大陆流行开去,据说提倡喝牛奶是过时观点,美国人已经不喝了。吓得一些人不敢再喝牛奶,改喝豆浆了。

    提倡喝牛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补钙。但是有人却说,喝牛奶不仅不能补钙,反而减钙,其证据是那些有喝牛奶习惯的国家例如美国,骨质疏松症发病率高,而没有这一习惯的国家例如中国,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反而低。且不说把是否有喝牛奶的习惯与骨质疏松症发病率的高低简单地联系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实际的情形很可能恰好相反:根据美国骨质疏松症基金会的估计,美国大约有一千万名骨质疏松症患者,而根据2005年“世界骨质疏松日”时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国大约有八千八百多万名骨质疏松症患者。显然,中国人的发病率要比美国人高得多。只不过因为这种疾病在中国受关注、重视的程度远远低于美国,绝大部分中国患者都未就医,因此给人以中国骨质疏松症发病率低的错觉。
  
    调查表明这种情形可能与中国人膳食普遍缺钙有关(每日平均不到500毫克钙,低于每日1000毫克钙的推荐量)。有不少临床试验和流行病学调查都表明,通过喝牛奶来补充钙,能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在这里只举几项近年来的研究结果:
  
    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对200名绝经期华人妇女做了随机对照试验,一组每天喝用50克奶粉(含800毫克钙)冲泡的牛奶,一组不喝牛奶。试验持续了2年,发现喝牛奶能有效地防止骨质丧失。2003年,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了他们对200名绝经期华人妇女重复该试验的结果,结论相同。2007年,他们报告对试验对象随访的结果,发现在试验结束近两年后,牛奶组的骨质仍然比对照组强。2005年澳大利亚迪金大学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对167名50岁以上的男子做了类似的试验,结论相同。

    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2003年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中心报告对3251名白人女子的调查结果,发现在少儿时代喝牛奶能显著改善成年时的骨质,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例如,那些少儿时期每天喝牛奶少于一杯的人,成年后骨折的风险是少儿时期每天喝牛奶一杯或以上的人的两倍。该报告作者估计有11%的女性骨质疏松骨折是由于少儿时期喝牛奶太少导致的。

    还有人说,喝牛奶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据说这是美国人研究出来的,原因是牛奶含有多种性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这些物质都能诱发癌症、刺激肿瘤生长。

    这种说法的理由经不起推敲。性激素、IGF-1能诱发癌症是早就知道的,但是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然分泌的,不能因为牛奶或其他食品中含有性激素、IGF-1就认为牛奶能致癌,关键是它们的含量有多高?实际上,牛奶中的性激素、IGF-1含量与人体自身的分泌量相比,微不足道,其可能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例如,1.5升牛奶中的IGF-1含量,还不到人体每天分泌的胃肠分泌物中的IGF-1的2%,还不到人体每天自己生产的IGF-1总量的0.1%。因此即便每天喝1.5升牛奶,即便牛奶中的IGF-1都被完整地吸收进了体内,对人体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何况,IGF-1是一种蛋白质,在通常情况下会在消化道内被消化掉,难以完整地进入人体。

    美国医学界的主流仍认为喝牛奶有益健康,把喝牛奶做为补钙的主要方式之一。由美国政府部门发布的《美国膳食指南》还在提倡喝牛奶。在美国经常见到有关牛奶有益健康的广告,例如,电视上长期播放一则“喝牛奶了吗?”(Got Milk?)的著名广告。

    对成人来说,牛奶并非必需品,不喝也未尝不可,何况有的人患有乳糖不耐症,也不能喝牛奶,喝了容易腹泻。但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难以被其他食品取代,比如豆浆蛋白质的品质就不如牛奶蛋白质,含钙量也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所以我自己是坚持每天喝牛奶的。经常有人问我:“你自己在国内时喝什么牛奶?”我的回答都是:我一般只喝巴氏杀菌奶(国内称为“鲜牛奶”,需要冷藏)和原味酸奶。这是在美国生活时养成的习惯,但是也有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牛奶做为一种食品,基本的原则是越接近生鲜,调料和加工环节越少,则对原料质量要求越高,越不容易掺假。

    买牛奶既要避免低端产品,也要避免高端产品。牛奶的成本基本固定,利润空间小,低价、降价往往也就意味着劣质、掺假。高端产品需要密集的广告投放,广告成本占了其成本的大部分份额。高端产品宣称的种种好处,全都是骗人或不值得的。例如,所谓蛋白质含量高,其实就是添加了奶粉;所谓高钙,实际只比普通鲜牛奶高出不到10%;所谓免疫蛋白、初乳、“造骨蛋白”等等,都不具有特别的价值。

    所以,喝最简单的鲜牛奶和原味酸奶最保险也最合算。

2010.4.15

(《健康管理》2010.4)



你今天吃饭了吗?

6 08 2010年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饿得慌。”这个比喻得有点莫名其妙的谚语说的不过是一个两岁小孩也知道的常识。然而总有人想要挑战这个常识,把不吃饭(古人之所谓“辟谷”)当成修身养性乃至得道成仙的一种修炼方法。信者颇众,其中有的还是科技界名人。例如国内一所科技大学的前校长就相信活佛修炼时可以几个月不吃饭,“吃石头磨成的粉,闻周围野花的气味,就能够吸收营养。”

 

    古今中外一直有人宣称自己可以长期不食烟火而且身体健康,有的还轰动一时,成了名人,但是一旦人们开始认真追究起来,这些骗子的结局都不怎么美妙。

 

    在19世纪英国威尔士乡村,有个名叫莎拉·雅可布的女孩声称自己不吃不喝16个月而健康如常。一些抱怀疑态度的医生决定做个严密的观察。他们将其住宅从房顶到地板搜了个遍,去除所有食物,然后开始一天24小时的监视。10天后,1869年12月17日,雅可布饿死。这个悲剧有个喜剧尾巴:雅可布现在被认为是神经性厌食症的最早病例之一。

 

    在1948年中国,四川冒出了“杨妹不食”的神话。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坝村一位农家女杨妹据说“九年不吃饭,照样活着”,重庆市卫生局对之做了三周观察,确认实有此事,由国民党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发通稿“证实确属不食”,成了一大国际新闻。在科学家和医生的质疑和要求下,卫生局又对杨妹进行更严格的检验,并派人秘密监视,终于发现“杨妹凭其聪明及极为敏活之手法窃取食物”,这出闹剧匆匆收场。

 

    这些骗子的下场并没有让后人有所收敛,也没有使喜欢猎奇的媒体吸取教训。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演一出“绝食”闹剧。几年前一位“四川老中医”就做过“绝食49天”的表演,虽然号称不吃任何东西,却没有停止大便的产生,每天都要在厕所里拉上布帘子坐很长时间,成了笑谈。最近有一位道士声称他可以三个月不吃任何东西,其间只喝一点点水,还大量地活动。这位“神仙”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信徒,皈依他的“仙友”都把辟谷当成修炼的法门。

 

    人需要吃饭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生命活动需要消耗能量。生命活动的能量来源大约一半来自分解葡萄糖时释放出的热量,特别是大脑在正常情况下只能由葡萄糖供给能量,因此可以说葡萄糖就是人体的燃料。我们吃饭时,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消化、分解成了葡萄糖供人体直接使用。如果有4~8个小时没吃饭,来自食物的葡萄糖消耗光了,就必须用到人体储存的葡萄糖,它们是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的糖原。此外,体内的脂肪和蛋白质也能提供能量。但是只有肌肉和肝脏中的蛋白质是能勉强用来供给能量的,其他重要器官的蛋白质不能动用,否则其功能就会严重受损,导致死亡。

 

    一个体重70千克普通身材的人体内储存的糖原、脂肪以及可用的蛋白质的总热量大约是67万千焦。一个人每天耗费的能量与其活动状态有关,大约是6700~25000千焦。也就是说,体内储存的能量能够支撑大约1~3个月。这是理论上人能够绝食不死的极限。

 

    但是这仅仅是从能量耗费计算得出的,实际上人很难挨饿这么长时间而不影响健康。虽然减少活动可以降低身体其他部位的能量消耗,却无法降低大脑的能量消耗。大脑每天需要大约120克葡萄糖作为能源。再加上其他器官的需求,人体一天需要大约160克葡萄糖作为能源,而存储的糖原能够提供的葡萄糖只有大约190克。在绝食1天后,糖原就耗完了。

 

    其他器官可以改用脂肪酸作为能源,大脑却不可以,因为脂肪酸没法穿透血-脑屏障。肝脏能用乳酸、甘油、氨基酸等非糖类物质合成新的糖原,但是乳酸、甘油的量都很有限,而氨基酸源自蛋白质的降解。体内的蛋白质并没有富余的,任何蛋白质的降解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器官的功能,如何既尽量减少蛋白质的损失,又能保证大脑的能量供应,成了绝食时期的最大挑战。

 

    在绝食2~3天后,身体开始执行备用计划,在肝脏里把脂肪酸降解生成酮体。大脑能够用酮体作为燃料,减少了对葡萄糖的需求。绝食3天后,大脑的能量供应有三分之一来自酮体。之后酮体占的比例逐渐上升,直到占了约70%。此时,大脑一天需要的葡萄糖只有40克,一部分来自甘油,剩下的仍然需要靠分解蛋白质,每天大约要分解20克肌肉蛋白质。因此在绝食期间肌肉会逐渐萎缩。一旦脂肪酸消耗完,蛋白质成了唯一的能量来源,蛋白质的分解加速,心脏、肝脏或肾脏的功能丧失,死亡就无法避免。

 

    因此绝食存活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体内脂肪的多少。但是,不死不等于身体没有问题。实际上,在酮体成为能量的主要来源时,由于酮体呈酸性,在血液中的大量积蓄容易让血液酸碱度下降到正常值之下,导致酸中毒。绝食期间如果没有摄入钠、钾离子,几天后体内电解质失衡,身体软弱无力,不能正常活动,并有生命危险。

 

    对付那些时不时跳出来宣称自己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的最好办法,还是19世纪英国医生采取的做法:把这种奇人搜身后关到没有任何食物的院子里日夜监视起来,看其下场如何。在现在甚至可以用录像机来代替人工监视,省了许多工作量。当然,饿死他们太不人道,不过饿他们几天让他们吃点苦头,还是无可厚非的。

 

2010.8.2.

 

(《中国青年报》2010.8.4)

 

 



世上有没有“胎息”

28 07 2010年

    重庆缙云山的一名道士最近很火。最初是《世上有没有神仙》一书的隆重介绍,然后是几个电视节目的访谈,再加上刊物的封面宣传,于是乎这位道士就当了“神仙”,开班办学讲养生之道。当然,神仙也是要赚钱的,据贴在网上的招生广告,五天四夜培训费用收费标准为16800元/人。如此高昂的费用不是一般人付得起的。即便如此,皈依“神仙”的弟子(互相称为“仙友”)也已超过3万,“一半正在商界;而在另一半中,政界、演艺界、学界的精英亦不乏其人。”

    世人都道“神仙”好,因为“神仙”有法宝。《世上有没有神仙》对“神仙”神通的介绍虚虚实实,往往以虚拟的方式道出,不好与之较真。但是有两样神通是“神仙”亲口在电视上说的:一是能辟谷长达3个月,其间没有任何的进食,就喝一点点清水,每天还要大量地运动;一是曾经用“胎息”的功法,创下了在水底下闭气2小时22分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辟谷3个月,只是“神仙”自己说的,没有任何佐证。水下闭气2小时22分则有1997年在上海一家电视台的当众表演为证,还有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公证其表演“真实有效”,似乎让人不能不信。

    但是查吉尼斯世界纪录,并没有“神仙”的事迹。水下闭气吉尼斯世界记录保持者是德国潜水员汤姆·席耶塔斯(Tom Sietas),记录为10分12秒。如果在表演前先吸30分钟纯氧,则记录是19分21秒,保持者为瑞士潜水员彼得·科拉特(Peter Colat),是今年2月创造的。

    可见“神仙”的记录并没有得到承认。当众表演和公证处公证就能证明其真实性吗?魔术表演也都是当众进行的,有几个观众能看出其破绽?如果魔术师无聊,也可找公证人员证明表演“真实有效”。几年前四川“老中医”表演绝食49天,也是当众表演,有公证处公证。

    舞台表演不是科学实验,可以用很多种方法误导观众。例如,通过在水箱中装夹层,或采用特殊的光学效果,都可以造成人浸没在水中的假象。即使人真在水中,也可以通过隐藏的通气管呼吸。从在网上公布的一小段模糊视频看,“神仙”的发型整洁、衣服穿戴齐整,不像是真的在水中端坐。而且头的一部分露在水面上,要用通气管很方便。更奇怪的是,“神仙”还在水中“胎息”,表演还没结束,公证员就已在一旁宣读“已在密闭容器中时间共计为两小时22分”,好像已事先设定好的,宣读时继续表演的时间就都省略不计了。

    按“神仙”的说法,他能在水中闭气这么长时间,是采用了道教秘传“胎息”法,通过练功,逐渐使肺的功能停下来,而用皮肤、肚脐、丹田来呼吸。据说人类天生就具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只可惜在母胎时才具有,所以叫“胎息”,出生后这种先天的功能就开始在体内潜伏,要靠后天的艰苦锻炼才能重新得到云云。这是古人不懂胚胎学的无稽之谈。浸泡在羊水中的胎儿并不能用皮肤、肚脐、丹田来呼吸,他需要的氧气是通过脐带由母亲的血液供给的。所以“胎息”这种先天的功能根本就不存在,后天再怎么锻炼也得不到。

    人只能通过肺的呼吸从空气中吸取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人体只能储存很少量的氧气,一旦肺部缺氧,心脏会停止跳动,血液无法输送到大脑,脑细胞没有氧气供应就会死亡。大脑在缺氧大约6分钟后就会导致无法逆转的脑死亡。哺乳动物浸没在冷水中(低于21摄氏度)会出现保护性的“潜水反射”,心跳会减缓以减少氧气的消耗,血液会从四肢流向大脑等重要器官。因此人在水下闭气能忍受的时间比在陆地上略长一些,如果受过训练,还能多延长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创下水下闭气记录的都是潜水员。但是也只是比常人长了几分钟而已。

    即使是最善于潜水的海豹,其闭气时间也只不过大约80分钟。“神仙”的闭气记录远远超过了海豹,还真不是凡人。如果能得到证实,生理学最基本的一些常识都需要改写,得诺贝尔奖都没问题。既然能在舞台上当众表演,就没有理由不能在怀疑者的监督下、按科学实验的要求近距离重复表演。既然在1997年已能够“胎息”,现在总不至于反而功夫退化了吧?即使由于整天忙着教学赚钱,功夫荒废了,闭气2小时做不到,15分钟总可以吧?

    现在“神仙”似乎很谦虚,声称“万般神通皆小技,唯有空空是大道”,不愿再以术示人,但是却仍时时不忘以“1997年创下的记录”示人,那就没有理由不接受检验,让人看看“1997年创下的记录”是真是假。媒体也应该有起码的怀疑精神,见到违反常识、违背科学原理的惊人说法,不要被吓住、只敢敬仰了。

2010.7.26

(《中国青年报》2010.7.28)



如何科学地对待食品添加剂?

26 07 2010年

    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特仑苏事件……近年来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似乎都与食品添加剂有关,引起了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关注和担忧。从国外引进的《食品真相大揭秘》、《百年谎言》之类的“揭露”现代食品业内幕的图书,更是把所有的食品添加剂都描绘得非常恐怖,进一步引起恐慌。一些食品也乘机打起了“绝不使用防腐剂”、“不含食品添加剂”、“纯天然食品”之类的广告。不管怎样,食品添加剂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出现在大多数的食品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呢?

    首先我们应该把非法和合法的添加剂区别对待,不能因为非法添加剂事件而祸及合法添加剂,害怕所有的添加剂。像苏丹红、三聚氰胺这样的属于非法添加,并无哪个国家批准使用。

    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也不可过量添加。合法添加剂都做过实验,经过风险评估,适量添加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但是长期食用的后果未必都已明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有些已知有较大危害的食品添加剂,应该及时禁止使用,改用毒性小或无毒的新一代添加剂。例如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这些合成色素因为可能是致癌物,早已被美国禁止使用。又如,由于日落黄、喹啉黄、酸性红、诱惑红、柠檬黄、胭脂红这六种色素被发现能导致儿童活动过度,英国政府建议企业不要再用。但这些色素中国都还在合法使用。

    合法的食品添加剂种类繁多,应该区别对待。有的添加剂属于营养素,例如维生素、矿物元素,适当地添加对身体是有益无害的。有的添加剂虽然没有营养价值,但是也很有必要,例如防腐剂。虽然防腐剂这个名称让某些人听了觉得很可怕,“不含防腐剂”成了某些食品的卖点,但是对于需要长久保存的食品,使用防腐剂是有必要的。防腐剂可以抑制微生物的活动,防止食物腐败变质,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如果不使用防腐剂,食物一旦腐败变质,微生物产生的毒素反而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但是也有的添加剂并无太大的必要,例如色素。色素本身并无营养价值,也不能增加食物的味道、口感,只是用以给食品染色,让它显得艳丽好看,以吸引消费者购买。食用色素包括天然色素和合成色素。天然色素是从植物、动物、微生物中提取的色素,稳定性差,容易退色,价格较高,使用得不多。使用较多的是合成色素,大多是以煤焦油为原料制成的偶氮类染料。合成色素即使被允许当作食用色素使用,也未必就对人体无害。其中有的经动物实验发现可能是致癌物(包括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诱惑红、日落黄),有的能加重哮喘患者的病情,有的能导致过敏,有的能引起儿童的活动过度。由于色素对人体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可能有害,应该更严格地限制其使用。

    添加剂的毒性大小各不相同。例如常用的食品防腐剂包括亚硝酸钠、苯甲酸、山梨酸等,它们的毒性就很不同。亚硝酸钠一般用作肉制品和鱼制品的防腐剂和护色剂,能抑制肉毒杆菌的生长,以免肉毒杆菌毒素中毒。但是亚硝酸钠有一定的毒性,大鼠口服亚硝酸钠,半致死量大约为每千克体重180毫克(半致死量是毒理学常用指标,指能导致一半的实验对象死亡的量,越低则毒性越强。食盐的半致死量是3600毫克/千克)。在酸性和受热的条件下,亚硝酸钠能与肉中的氨基酸反应产生致癌物亚硝酸胺。苯甲酸、山梨酸能抑制霉菌、酵母菌和某些细菌的生长,它们及其盐广泛用于食品和饮料的防腐。苯甲酸的毒性较低,大鼠半致死量大约为1700毫克/千克。但饮料中的苯甲酸能与维生素C反应产生致癌物苯,特别是在受热和光照的条件下更容易反应。山梨酸的毒性最低,大鼠半致死量为7360毫克/千克。山梨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里迅速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目前未发现山梨酸有不良反应的报道。山梨酸比苯甲酸的毒性低、防腐效果好,可取代苯甲酸,但是因为山梨酸较贵,国内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仍然在普遍使用苯甲酸。

    面对国内食品添加剂使用混乱、疏于监管的局面,消费者应该自保,多掌握科学知识,理性消费。有的非法添加剂的使用,像那些用于漂白、着色的,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追求美观的心理。如果我们知道那些白净、色泽艳丽的食品很可能都是用非法添加剂处理过的或过量使用了合法添加剂,避免购买,那么这种非法添加就没了市场。消费者还应该有知情权,应要求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做明确的标明。例如,使用了色素、香料的食品应该在成分、配料表中明确地标出其成分,而不能以“食用色素、食用香料”含糊过去,因为不同的食用色素、食用香料有不同的毒性,不能一概而论。当然,消费者还应该养成在购买加工食品时仔细察看其成分、配料表的习惯,否则标得再详细也没有用。

2010.5.18.

(《健康管理》2010.5.)



让转基因技术更安全

22 07 2010年

    目前市场上的大豆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被转入了某种基因,让大豆具有了抗除草剂或抗虫害的能力,这样便于田间管理、减少农药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对环境保护和农民有好处,对消费者则没有明显的好处。这类转基因作物有时被称为第一代转基因作物。

    最近美国农业部批准了由杜邦公司研发的一种转基因大豆新品种的种植。这种转基因大豆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比现有的任何大豆品种的油酸含量都高,榨出的油很稳定。通常,人们要用化学方法对食用油进行加工,通过氢化作用产生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比较稳定,便于储存,但是对健康有害。这种新的转基因大豆油由于已经比较稳定,不必再进行化学加工,不含反式脂肪酸,而且另一种对健康有害的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降低了20%。像这样改良了食物的营养成分,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益,能让消费者直接体验到转基因的好处的作物,称为第二代转基因作物。

    抗除草剂或抗虫害转基因大豆是用“加法”研发出来的:转入一个外源的新基因。高油酸转基因大豆则是用“减法”研发出来的,让大豆种子中与脂肪酸的合成有关的一个基因不起作用,称为让基因的表达“沉默”。

    国内一家一贯在抹黑转基因技术的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在报道这则新闻时,把基因沉默技术称为“新一代转基因”,声称“美国正在对转基因技术进行第二次反思”,“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已经转向,正从挑战天然和违背自然的发展思路转变到‘尊重天然’和‘服从自然’的框架中”。更有人声称,“美国突然推出第二代转基因新技术”实际上是以此向全世界承认“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已经过时而且失败”。

    实际上,基因沉默技术并不是什么新一代或第二代转基因技术。1994年批准上市的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西红柿就是用基因沉默技术研发的。

    以前,农民要趁西红柿还没有成熟,果实还是绿色的时候就采摘下来。没有成熟的西红柿被运送到商店后,喷上乙烯将它们催熟,变成红色再摆出去卖。这种人工催熟的西红柿没有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好吃。

    为什么不等西红柿成熟、变红再采摘呢?因为西红柿成熟后,皮也软了,运输过程中容易破。能不能让成熟的西红柿皮不变软呢?西红柿的皮变软,是因为有一种叫做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的酶把细胞壁中的胶质给分解了。生物学家们把编码这种酶的基因克隆出来,测定了它的序列。然后合成一个和它相反的“反义基因”。把“反义基因”转入到西红柿细胞中去,会干扰原来基因的活动,让它再也没有办法合成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细胞壁中的胶质不会被分解掉,西红柿即使成熟了,皮也不会变软。我们就可以等到它自然成熟了再采摘,不用担心不好运输。这样,自然成熟的转基因西红柿吃起来就要比人工催熟的普通西红柿好吃,而且可以存放很长时间也不会坏。由于转入的“反义基因”只干扰聚半乳糖醛酸酶的基因,不会干扰其他基因,因此转基因西红柿的营养成分没有发生变化。

    目前市场上的木瓜大部分都是抗病毒转基因木瓜,它们在研发时也用到了基因沉默技术。采用“减法”要比“加法”的健康风险更低。人们主要担心的是,给作物转入新的基因,生产的新蛋白质会不会有毒副作用或引起过敏。而采用基因沉默技术不让某个基因表达,或者采用基因剔除技术把不想要的基因去除掉,也能改变植物的性状。有时候,只增强或降低已有基因的表达也能达到我们的要求。这些做法都没有引入新的基因,因此也就不用担心新蛋白质会有问题。

    此外还有别的方法让转基因变得更安全。例如,如果要引入新基因,可尽量转入其他可食用作物的基因,或者让转入的基因只在非食用的组织表达出来,就不用太担心它生产的新蛋白质能不能吃了。不久前获得安全证书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就是只让抗虫害基因在非食用的部位表达,在胚乳中则不表达。所以即使你对抗虫害基因的产物的安全性有疑虑,也可放心食用,因为在米饭中不含该产物。

    采用这些技术研发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并不意味着其他的转基因作物就是不安全的,只不过安全风险更低而已。国内有一位经济学教授说,不管是“基因插入”还是“基因沉默”,“后果都是不可预知的”。我不知道为何这位经济学教授自认为比生物学家更懂“真正的生命科学”。对要插入或沉默的基因的功能生物学家都有透彻的了解,转基因的结果通常是可以预知的,而且,为了避免出现未预料到的结果,还要通过生化实验和动物试验检测其安全性,采用的是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检验标准。如果对这些实验的结果也要怀疑,那是在怀疑整个食品安全检验体系,而不是转基因技术。

    任何食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安全风险,任何技术都有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转基因食品迄今为之还没有发现能被确认的对健康不利的一个例子,反倒是杂交技术曾经培育出对健康不利的品种,由于未经检测就上市,后来发现问题了再召回。不知为何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对没有受到同等的严格管理并且出过问题的传统作物反而那么放心?

2010.7.19.

(《中国青年报》201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