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台湾疫情以前被认为控制得比较好，是“防疫的模范生”。曾经有机构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管控打分，台湾的排名很靠前，比中国大陆还要靠前。曾经有人总结过台湾的防疫经验介绍给全世界，说他们第一对感染者的追踪做得好，第二喜欢戴口罩。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突然口罩失灵了还是怎么回事，这段时间台湾的疫情告急，病例数直线上升，所以就需要有新的防疫手段了。那么他们采取了什么防疫手段呢？

一个做法是派出“外星部队”到公共场所进行消杀。这种做法好像是从中国大陆学来的，因为在世界各个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大陆是这么干的，哪个地方发现有新冠感染病例了，甚至根本就没有新冠感染病例，也派出“外星部队”进行消杀。好像空气当中到处都是新冠病毒，要把它们杀死，杀不死也要把它们吓死。大陆的消杀阵势比台湾更加气势磅礴，台湾还有的学呢。但是发达国家没有这么干的。以前美国如果哪个地方发现了新冠感染病例，还要在室内做做消毒。但是也只是限于表面的消毒，而不会往空气乱喷。后来美国疾控中心说，通过环境传染的概率非常低。此后发现有感染病例连表面的消毒也懒得做了。台湾到现在还在搞这种派出“外星部队”的消杀是很中国的做法。

台湾有一个做法也很中国，那就是开始让大家喝中药了。台湾卫生福利部紧急批准了一款中成药的使用，叫“清冠一号”，号称能够治疗新冠感染，而且号称有科学依据、实验证明。这款中药据说根据的是明代的处方，好像古人早就给我们留下了秘方能够防止现在才冒出来的新冠病毒。而且，那个成分据说跟大陆流行的“莲花清瘟胶囊”的成分很接近，可见也是从中国大陆学来的。中国大陆也是一直在推广用中药要治疗新冠，号称疗效非常好，也号称有科学依据、发过论文的，跟台湾的做法一样。但台湾比大陆更过分，吹嘘说这个“清冠一号”在被台湾批准之前已经在国外热销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国外”指的是哪一国。除了中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卫生监管部门批准过任何一款的中药治疗或者预防新冠，究竟“热销”到哪去了？难道热销到中国大陆，或者热销到哪一个国家的唐人街去了？台湾可以说是后来居上，比大陆更敢吹。

台湾还有一个做法也很中国。台湾疫情指挥中心的总指挥陈时中最近说，台湾自己研发了疫苗，准备上市在台湾使用。但是，这款疫苗只做过一期、二期的临床试验，还没有做三期的临床试验就要使用了。陈时中说，其实世界上大部分的知名厂牌，它们的新冠疫苗都还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就批准紧急使用了。我不知道他说的“知名厂牌”究竟指的是哪几个。我们知道的知名厂牌像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其新冠疫苗都是做过了三期临床试验，获得了有效性、不良反应的数据，才被批准紧急使用的。可以说，所有的知名厂牌，疫苗都是已经做完了三期临床的试验才被批准紧急使用的。

有一些人去查了临床试验的登记资料，说不对呀，它们还没有做完三期临床试验，到明年才完成呢。在计划里头，的确临床试验是准备要做两年的。但是，完成和结束不是一回事。我们说它们已经做完了三期临床试验，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做完了一级的试验。一级是最主要的试验，要获得的是疫苗的保护效力究竟有多高，以及会引起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这一步完成了并不是说试验就结束了，还要继续做跟踪调查，获得进一步的数据。这属于二级的数据。比如说，想知道疫苗的有效性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过了一年以后还有效？这就要继续做跟踪调查。还要调查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在短期内（几个月、一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现，要超过了一年才会发现。所以就要继续做跟踪调查，整个研究两年后才结束。可见，有没有获得了疫苗的保护效力和不良反应的数据，是很关键的。获得了，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三期临床。陈时中要拿台湾的疫苗来跟这些知名厂牌的疫苗做对比，它的保护效力有多高？不良反应的数据在哪里？根本就没有，怎么能够去跟人家做对比呢？

陈时中也知道，三期临床试验关键是要证明疫苗有效。他说了，我们证明有效不这么证明，我们要通过对比抗体滴度来证明。其实，对比抗体滴度是不能证明疫苗究竟有效没效的，它最多是作个参考。如果陈时中的这个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后疫苗都不需要做三期临床了，只要做一期、二期的临床，测测抗体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去跟知名的厂牌做对比，认为知名的厂牌也都是这么干的呢？

这么干的厂牌有，但不是那些国际知名的厂牌。中国的、俄国的、印度的疫苗的确是这么干的，做完了一期、二期的临床以后就没有做完三期临床，甚至三期临床都还没有开始做，就批准紧急使用、上市了。所以，台湾的做法其实不是跟那些知名厂牌学的，而是跟中国、印度、俄国这些比较厉害的国家学的，特别是跟中国大陆学的，因为这么干干得最出格的就是中国大陆。印度、俄国都只有一种疫苗是这么干的，中国大陆有好几种疫苗都是这么干的。只要疫苗弄出来了，做做一期、二期，中国大陆都给批准、上市了，根本就不等三期的临床结果出来。所以，台湾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跟中国大陆学的。

我查了一下台湾疫情总指挥陈时中的背景，发现他是学牙医出身的。如果说让一个牙医来指挥怎么做牙齿的保健那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牙医对疫情的认识跟普通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强，让一个牙医来指挥疫情的防控，就显得很不专业。在这点上台湾也跟中国大陆很相似。中国大陆那些最权威的、有发言权的防疫专家，像钟南山是呼吸科的临床医生，李兰娟是一个赤脚医生，高福是兽医，后来去搞结构生物学……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是防疫方面的专业人士。台湾让一个牙医来指挥防疫，要比中国大陆让兽医、临床医生来指挥防疫还要可笑，因为跟传染病离得更远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那些“防疫专家”经常闹笑话，台湾的总指挥也闹笑话，实际上都不懂行，都是外行在领导着内行。

尽管台湾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跟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文化上还是很中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碰到疫情严重了病急乱投医，采取的做法、措施也都是很中国的。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台湾会独立，因为台湾本质上还是很中国的。

2021.6.1.录制

2022.3.17.整理

中国曾经出过两个“文学天才”，一男一女，男的叫韩寒，女的叫蒋方舟。几年前我用大量的证据证明过，韩寒、蒋方舟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天才，他们小时候出的书、发表的文章是他们的父母代笔的。父母要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文学天才要有一定的条件：第一，父母是一个作家，会写文章、写书；第二，父母在文学界、出版界、媒体有关系，它们会帮你包装、炒作。

中国搞科研的人没有这些条件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文学天才”，但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科学天才”。最近，云南有一个小学生被发现就是这样的天才。云南昆明一名六年级学生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奖，但是她获奖的项目非常高大上，研究一种基因与直肠癌的关系。她不仅发现了这种基因，还用了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基因，而且还构建了一个动物模型，还不是普通的动物模型，而是剔除了那个基因的动物模型。她还做了临床的调查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科研项目，是只有博士生才能够做的。一个小学生如果已经能够做这样的研究课题，还读小学、中学、本科干什么？直接授予博士学位就好了。做这样的课题不仅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必须掌握高中、大学本科的生物学知识，而且要有很多科研经费，起码也得几十万元。还要全职地、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做实验、调查。还要跟别人合作，因为这种课题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即使是博士生来做这个课题也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个小学生号称能够做这样的课题，明显就是假的，就是父母把自己的科研项目给了子女去评奖。一查果然是这样，这个小学生的父母都是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而且做的就是这个课题。

我很奇怪，这么一个高大上的课题居然只得了三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不知道高大上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把获奖课题拿来看了一遍。有的获奖项目只是小发明，还有的是人文学科的，看不出有多高的门槛，是中小学生有可能完成的。当然也可能是父母或者是老师帮着做的，只是表面看不出来是假的。但是，有些获奖课题明显就是假的，特别是生物医学方面的课题，几乎都是假的，都不可能是中小学生能够完成的。

我举一个例子。获得一等奖的一个项目是北京人大附中的一个中学生做的，他号称在南极半岛发现了一种新的、抗辐射的微生物。他还附了一张他去南极半岛的一张照片，来证明他的确去过南极。他如果真的去了南极半岛，而且发现了这种新的微生物，这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光凭这点就应该给一等奖，甚至应该给一个特等奖。但是，他对此还不满足。他号称在发现了这种新的微生物以后，还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对它的RNA序列做了测序，对序列做了各种各样的比较来确定这种微生物在进化中的地位、跟其他的微生物的亲缘关系，还做了生理、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这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也是只有博士生、甚至是只有博士后才能够做的课题，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够完成的。所以，可以肯定，这也是他爸把自己的课题给了子女去评奖。这不妨碍他爸或者他爸的学生在评完了奖后再把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发表。

如果父母不是搞科研的，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子女包装成科学天才了？是不是就没法到这种科技创新大赛获奖了？也未必。现在中国市场上有一些培训机构就是专门帮父母把子女包装成科学天才去评奖的。这是商业化的操作，需要给这些培训机构钱。培训机构自己不做科研，它再拿钱去科研人员手里买课题，让小孩拿去评奖。把自己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卖给这些机构，对学生或者导师其实也没啥影响，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用它发论文、获得学位，相当于额外赚了一笔钱。

父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精力，冒着被揭露的危险来做这种事，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以前如果获得了科技大赛的奖，高考可以加分，可以破格录取，所以都是要参加高考了才去弄一个课题获奖。后来大概因为造假实在太多了，最近这几年据说获得科技创新大赛的奖对高考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很多地方在小学升初中、或者初中升高中如果获得了科技创新大赛的奖，也是可以加分的，甚至可以破格录取，所以家长才会花这么多的钱去弄一个奖。而且造假的参赛者的年龄越来越低。以前是高中生在造假，现在连小学生都在做很高大上的项目了。即使以后发现问题引起关注，不让加分了，还是会有人要造假去得这种全国大奖的，因为这是很大的荣誉，不仅对家长，而且对学校都很光彩，所以学校也愿意参与造假。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造假往往还有老师参与。比如，云南那个小学生的造假，指导老师就是这个小学生的老师。

要完成造假，不仅父母和老师都要参与，组委会也要参与，最后要不要给奖是由组委会来把关的。云南小学生获奖遭质疑后，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发声明说，经过调查，发现其项目是假的，违反了参赛的报告必须由参赛者自己完成的规定，撤销了奖项。因为这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才号称做了调查（其实根本不用做调查，一看就是假的），把它撤销了。我刚才说了，参赛的获奖项目里头还有很多是假的，包括北京附中学生的那个项目明显也是假的，要不要做调查，要不要撤销？如果都做调查、撤销，是不是获奖的项目就没剩几个了？

组委会的人事先知不知情呢？如果这个获奖项目不被揭露出来，他们知不知道它是假的？这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组委会的人太无知。一般的人看到这样的研究课题会知道不可能是小学生能够完成的，那是一个博士生的课题。组委会的人居然不知道，说明他们非常无知，连一般的人都不如，还有什么资格当组委呢？

第二种可能性，组委会的人还是有识别能力的，但是不管事，评奖时不对项目做评估。或者是大家来分配奖项，你北京的？给你一个一等奖；你上海的？也给你一个一等奖；你云南的？给你一个三等奖算了。评奖的结果完全是靠关系评的，跟奖项是真是假、是好是坏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这说明组委会失职。

第三种可能性，评委会还是对项目做了评估的，也知道项目是假的，但是觉得这样很正常，拿一个父母或者培训机构给的项目来评奖，大家都这么干，也就无所谓了。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都说明组委会失职，不应该发奖。给明显造假的课题发奖，没有正面的意义，反而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个由科协、教育部组织的全国性大奖，其实是可以靠造假获奖的，这不是很恶劣的社会影响吗？对于这些获奖者的成长其实也是很不好的，从小学就开始在造假，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的呢？所以，这种充满了虚假的、又有很恶劣的社会影响的“大赛”，早就该取消了。

2020.7.16.录制

2022.2.19.整理

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却突然要求中国政府交出原始数据来配合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中方在全球溯源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溯源是科学问题。各方都应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尊重科学的结论，不应政治化。”

赵立坚以及他的同事华春莹以前一直暗示，新冠是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实验室搞出来的。《环球时报》还发起签名说中国网民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实验室。想把锅甩给美国，这是不是把科学问题政治化？说是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哪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科学家说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美国军事实验室搞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不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呢？

人家怀疑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所泄露出来的，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因为武汉病毒所是研究蝙蝠新冠病毒的重镇，采集了大量的蝙蝠冠状病毒的标本，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文，而新冠疫情刚好又是首先在武汉爆发的。但是，怀疑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就一点道理都没有。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曾经采集、研究过蝙蝠冠状病毒，而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并没有爆发新冠疫情。所以，要去调查美国的实验室，完全就是在耍赖。要是胡编一个涉嫌搞生物武器的理由就要求调查它，是不是任何军事实验室包括中国的军事实验室也应该去调查呢？

现在中国官方至少退了一步，认为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要听科学家的意见，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就跳出来了。中国的官媒纷纷报道，科学家已经证明新冠病毒只能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不是人工设计制造的。他们报道的是《中国科学》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这篇论文很短，正文内容也就一页多，但是作者多达22个，其中21个是中国科学家，还有一个是在中国工作的英国科学家。这个英国科学家大概是被拉进来帮助润色英文的，工作主要还是中国科学家做的。

领头的人，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是吴仲义。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是后来在中国大陆混，曾经在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当过所长，退休后在中山大学当教授。这21个中国科学家中还有好几个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能够认出来的至少有5个：魏辅文、康乐、金力、赵国屏、张亚平，他们都是中科院院士，有的跟我打过交道。还有薛勇彪，评院士没评上，但是当过中科院遗传发育研究所所长，现在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这些院士、所长都算是中国生物界的头面人物，而且研究的主要是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在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上显得很权威。

该论文的结论用吴仲义接受采访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一句：新冠病毒是有史以来人类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所以它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可以用一个三段论来表示：大前提，根据盲目钟表匠理论，完善的结构证明了是自然演化而来的；小前提，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善的病毒；所以结论就是，新冠病毒只能是自然演化而来的。

但是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错的。我们先说大前提。它号称根据的是经典进化理论的盲目钟表匠理论。进化生物学没有这个理论，英国生物学家、科普作家道金斯在《盲目钟表匠》一书里有关于盲目钟表匠的说法，是为了反驳神创论。基督教有各种各样的论证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其中有一个论证叫做“来自设计的论证”。它最早是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提出的。他说，如果你在野外看到一块钟表，结构那么精美，你就知道它不可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由一个钟表匠制造出来的。那么，你看到一个生物体，那么复杂、完美，你就应该认为它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智慧制造出来的。这个制造者就是上帝。

道金斯那本书反驳的就是这种说法。他认为生物体复杂、完善的结构是可以通过自然选择一步一步地进化出来的，并不需要有意识的、有智慧的设计，而可以是一个无意识的、盲目的过程。自然选择就是产生生物体的钟表匠，只不过它是盲目的。可见，道金斯提出“盲目钟表匠”，说的是完善的结构证明不了不是自然起源，证明不了就是智慧设计，它完全有可能是自然演化出来的。复杂的结构跟自然演化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不能用来否定是自然演化而来。

吴仲义等人把道金斯的说法歪曲了。道金斯说的是不能用完善的结构来证明不是自然演化的，吴仲义他们把它说成是完善的结构证明了是自然演化的。这样，“完善的结构”就变成自然演化的充分条件了，这跟道金斯说的“盲目钟表匠”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我以前老是嘲笑中国的人文学者分不清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没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现在才发现，原来中国这些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没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分不清这些条件，就是一帮白痴嘛。

所以，他们论证用的大前提是不成立的，跟“盲目钟表匠”没有关系。退一步说，即使大前提是成立的，小前提也是不成立的。这个小前提说，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一个病毒完不完美，是很主观的判断。但是，不管用病毒的什么标准来看，新冠病毒都称不上完美。就说它的毒性吧，新冠病毒的病死率是很低的，比病死率高的那些病毒，比如艾博拉病毒，差远了，艾博拉病毒的病死率是新冠病毒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再说传染性，新冠病毒也不高，比麻疹病毒差多了，麻疹病毒的传染性也是新冠病毒的好几倍。再说变异性，新冠病毒也不容易变异，变异不是很大、很快，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它很快地就研究出疫苗。新冠病毒的变异能力、速度比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都差远了。正是因为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很容易变异，所以人们集中精力研究它们的疫苗这么多年也没有研究出有效的疫苗来。所以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说，新冠病毒都算不上是一个完美的病毒，更不要说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了。他们根据新冠病毒是完美的病毒，来证明它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但是其前提是不成立的，新冠病毒并不是完美的病毒，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它不一定是自然演化的呢？中国的这帮科学家是不是高级黑，在暗示新冠病毒不是自然演化而来的呢？

目前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还是自然演化而来的，从它的基因组序列看不出有人为制造的迹象。但是，即使是自然起源的，也不能排除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有可能从自然界采集去研究它的时候不小心泄露了。也可能不是实验室泄漏，而是通过中间宿主传到人身上。这两种可能性目前都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和排除，这就是为什么还要做调查。有可能永远找不到证据，变成了一个科学之谜。在没有证据之前去下定论，那就会变成笑话，就跟这帮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一样。

2021.7.18.录制

2021.12.28整理

关于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假的问题这几天又火起来了，因为最早质疑蔡英文博士学位问题的美国北卡大学教授林环墙说他又发现了破案铁证。我看了他的“铁证”，其实跟他以前晒出来的那些“证据”一样，连证据都算不上。

我早在去年年初就已经关注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人联系我，希望我帮助揭露蔡英文的博士学位造假，通过电子邮件寄来了相关的材料，主要就是林环墙收集的那些。我看了这些材料，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往好了说都是吹毛求疵，往坏了说则是有意构陷。

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没有问题，蔡英文称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伦敦政经学院也是这么说的。2019年10月该校在其网站上发表过一份声明，确认蔡英文在1984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当时有人怀疑这个声明是蔡英文通过什么关系放到学校网站上去的，不是官方的。但是，后来伦敦政经学院校方确认，那个声明就是一个正式的代表学校的声明，而且还向媒体提供了一份材料，1984年公布的该校在1983-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名单，里头就有蔡英文。林环墙去问过伦敦政经学院，人家也给了他这份名单。他作何解释呢？他认为这是伦敦政经学院在造假，为了保护蔡英文不要学校的名声，居然伪造了一份历史文献出来。

1984年，台湾教育部去查过蔡英文的博士学位，因为当时蔡英文申请当台湾政治大学的教师，根据程序要查一下她在国外的文凭是真是假。台湾教育部通过台湾在英国的一个办事处去问伦敦大学（当时伦敦政经学院的学位是由伦敦大学颁发的），伦敦大学校方回函确认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真的。1984年蔡英文只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伦敦大学没有必要包庇、保护她。台湾教育部现在公布了这封确认信，那些质疑的人当然可以说这也是假的，或者是当时的台湾驻英国办事处伪造的，或者干脆就是现在的台湾教育部伪造的。这些质疑的人早就已经陷入了阴谋论，在阴谋论者看来，只要是他们不认可的证据，就都是伪造的，不是政府伪造的就是学校伪造的，或者联手伪造的。

但是，有一个证据很难说是伪造的。蔡英文获得博士时按规定要把博士学位论文交给学校保存。她得的是法律方面的博士，其博士学位论文有一本给了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高等法律研究所在1985年出过一本书，是他们从1905年到1984年收藏的文献的记录，那上面有蔡英文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有人在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上面的确列有蔡英文博士学位论文。这个怎么伪造？难道蔡英文穿越到1985年，伪造了这么一个出版物送到世界各国的大学吗？

怀疑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在伦敦大学和现在的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都找不到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按理她既然获得了博士学位，应该有学位论文保存在学校图书馆，现在找不到了。最合理的解释是丢了，学校的图书馆没有保存好。特别是因为伦敦政经学院后来从伦敦大学独立出来，图书馆藏书经过了一番搬迁，有可能弄丢了。在1984、198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数码化管理，偶尔会丢失藏书，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高等法律研究所出的文献目录已经可以证明，当时蔡英文是把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了图书馆收藏的。

有的人说看了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后发现有很多问题，格式不对、没有附文献目录、里面缺失了几页、用手改正了一些错误，认为不像一个博士学位论文，更像是准备考试的资料。现在看到的蔡英文博士学位论文不是原版，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原版已经找不到了。在蔡英文博士学位问题起了风波以后，她复制了一份博士学位论文送给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收藏。所以现在看到的是蔡英文自己保存的版本，也可以说是论文的底稿，那么上面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地方就难免了。即使她当初送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正式的学位论文的版本也有这些问题，最多只能说明伦敦政经学院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没那么高，不能因此认为她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蔡英文晒出来的博士学位论文前面放了两封信。一封是1984年1月当时伦敦大学研究生院的秘书写的，证明蔡英文在1983年10月已经通过论文答辩，向学校推荐授予她博士学位，预计在1984年2月会给她颁发博士文凭。另外一封是伦敦大学校方在1984年2月写给蔡英文的，通知她已经决定授予她博士学位，很快就会寄出文凭。这封信寄到台湾的地址，可知蔡英文在通过论文答辩之后没有等到发文凭就回台湾了，所以文凭是后来寄给她的。这种做法很常见，有很多人论文答辩通过就离校去工作或回家了，因为论文答辩通过，就表明博士文凭肯定是会发的。我也是后来学校寄给我文凭的，并没有等收到文凭才离开学校。

台湾的总统府发布了一个文件，说是蔡英文当时（1984年）收到的博士文凭。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原件，而是影印本，很可能就是从蔡英文在教育部或者政大的档案里头找出来的影印本。当时蔡英文要到政大任教，肯定要出示她收到的文凭，影印一份存档。我估计原件找不到了。如果没有丢的话，蔡英文会拿出来，让大家看她在1984年收到的原件。搞学术的人其实没那么看重文凭，就是一张纸而已，也就是第一次求职的时候需要出示一下，后面就用不着了，是有可能搞丢的。现在让我去找学校发的那张博士文凭，我一时半会儿也是翻不出来的，都不知道塞到哪儿去了。

后来蔡英文要从政，这个文凭才变得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她向学校申请补发文凭。她后来拿文凭照相，就不是她最初在1984年收到的那张文凭，而是几年前补发的。能够补发文凭，那也是因为在学校档案有她获得博士学位的记录。文凭只是一张纸而已，这张纸是会丢掉的，甚至是可以伪造的，关键是要在学校有获得学位的记录。只要在学校有你获得学位的记录，学校证明你的确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么这个博士学位就是真的。不管别人怎么说，唯一有发言权的就是学校。台湾冒出来100多个博士联署开新闻发布会，一起证明说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那是很搞笑的事。她的博士学位是真是假，只有伦敦政经学院说了算，再多的博士来说也都不算。

你当然可以说蔡英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很低，或者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地方，也可以批评伦敦政经学院乱发文凭。但是，这些都否认不了她的文凭是真的，她的确是有博士学位的。这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一直在揭露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剽窃来的，不应该获得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应该撤销他的博士学位。但是，复旦大学不听，不撤销他的博士学位，那么我们也只好承认张文宏的博士文凭是真的。在复旦大学撤销他的学位之前，我们不能说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又如，中国很多高官利用权势从中国名牌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学位没有一点含金量，博士学位论文很可能就是秘书代写的。但是，这个文凭的确是大学发给他的，不是他找办假证的伪造的文凭，那么，我们只好承认他的博士学位是真的。只不过，他的这张文凭是没有含金量的，可以把它叫做“假的真文凭”。但是，不是那种去地摊上买来的“真的假文凭”。

2021.9.4.录制

2021.11.29.整理

国药集团的新冠灭活疫苗总算公布了在阿联酋、巴林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发了论文，声称疫苗保护效力超过70%。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那篇论文后面的附录，可以发现它的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是篡改过的，是造假。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疫苗保护效力的知识。

疫苗的保护效力是通过对比对照组的感染率和疫苗组的感染率算出来的，是把对照组的感染率减去疫苗组的感染率，再除以对照组的感染率，结果就是疫苗的保护效力。它实际上指的是接种疫苗以后能够降低的感染风险。我们说辉瑞疫苗的保护效力是95%，是因为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发现接种辉瑞疫苗的人群被新冠感染的风险降低了95%。现在辉瑞疫苗在全世界用得非常多，跟踪调查发现，在实际使用中辉瑞疫苗接种以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也是降低95%左右。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实际使用中辉瑞疫苗的有效率是95%。换一句话说，接种了辉瑞疫苗的人有95%对新冠病毒会有免疫力。

感染率是通过把感染人数再除以入组的人数算出来的。对照组的感染人数除以对照组的人数，就是对照组的感染率。疫苗组也是这样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疫苗的保护效力，就要知道在做三期临床试验过程当中总共有多少人被感染。要知道谁被感染，金标准是做核酸检测。简单的办法是定期把所有的试验对象都做一次核酸，如果阳性，就是被感染了。但是，三期临床试验的试验对象人数非常多，好几万人，每周测一次核酸，而且持续几个月甚至要更长的时间，工作量非常大，是不现实的。做三期临床试验一般采取的做法是等有了疑似病例再做核酸检测。某个实验对象觉得自己可能被新冠感染了，出现了类似被新冠感染的症状，报告上去，再把他叫来做核酸检测。

试验对象认为自己被新冠感染了，不一定真的是被感染，他出现的那些症状可能是感冒、流感引起的。做核酸检测的结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阴性，这些人不是真的被新冠感染，就要把他们排除掉。如果是阳性，那就确定是被新冠感染，就要把他算入感染人数。辉瑞、莫德纳疫苗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步骤就是这样的：某一个试验对象报告自己有了新冠的症状，再让他来做核酸检测，如果是阴性就排除，如果是阳性就把他计入感染人数。病例要不要算，根据的是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有客观的标准，没有人为操作的空间。

国药集团的临床试验前面的部分跟辉瑞、莫德纳的试验是一样的，试验对象报告自己出现了疑似新冠感染的症状，把他找来做核酸检测。如果检测的结果是阴性，就把他排除。差别在于对阳性病例的处理，国药集团临床试验的阳性并不像辉瑞、莫德纳的临床试验那样都算入感染人数，要不要算进去还要由专家来认定。如果试验对象认为自己有症状，但是专家鉴定结果认为没有症状，属于无症状感染者，那就排除；症状很轻，也排除；症状持续的时间太短，也排除。所以，即使是核酸阳性，也会有很多人被排除掉。

而且，国药疫苗的临床试验经过了两轮排除。第一轮由阿联酋的专家排除，然后还要由中国的专家来把关，再排除一次。显然是对阿联酋的专家不放心，认为他们胆子不够大，排除得不够多，所以要由中国专家来决定，再继续排除一些人。

我们具体地看一看国药集团三期临床试验的数据，究竟是怎么样做这种排除工作的，名堂在哪里呢？

国药集团有两款疫苗，国药武汉疫苗和国药北京疫苗。做三期临床试验时，国药武汉疫苗有308个试验对象报告有症状，核酸检测的结果有127个人是阳性。国药北京疫苗有265个人报告有症状，核酸检测的结果90个人阳性。对照组有389个人报告有症状，检测的结果203个人阳性。接下来就由阿联酋的专家做排除。武汉疫苗组排除掉了48个人，占阳性病例的38%；北京疫苗组排除掉了32个人，占阳性病例的36%。对照组有55个人被排除掉，占阳性病例的27%。对照组排除的比例比疫苗组少。

但是，中国的专家显然对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所以就进一步地排除，把武汉疫苗组又进一步排除掉10个人，总共排除46%的阳性病例。北京疫苗组也进一步排除掉了10个人，总共排除47%的阳性病例。疫苗组差不多一半的阳性病例都被排除掉了。对照组进一步排除的人数也是10个人，总共排除32%的阳性病例。这样对照组排除掉的阳性病例的比例就要比疫苗组少得多了。疫苗的保护效力是通过对比对照组和疫苗组的感染率算出来的，对照组感染率越高、疫苗组感染率越低，那么效力也就越高。所以，把对照组排除得越少，感染率就越高，效力也就越高。这样算出来，武汉疫苗的保护效力是73%，而北京疫苗的保护效力是78%。

如果我们按照辉瑞、莫德纳做试验的标准，只要是阳性的病例都算，把阳性病例又全部都给加回去的话，武汉疫苗的保护效力变成了只有37%，北京疫苗的效力变成了只有56%。这样，北京疫苗勉勉强强算及格吧，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定的保护效力50%的及格线，而武汉疫苗不及格，没法交代，所以就要通过篡改数据把保护效力提高。中国的科技人员干别的不行，但是篡改数据、造假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我揭露了这么多年的学术造假，主要针对的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造假，对这些造假方法是很知根知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中国做的那些临床试验从来是不轻信的。

国药疫苗是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公司负责研发的，它的董事长杨晓明最近接受采访还在吹中国的灭活疫苗，说这次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已经不是“传统的、落后的了，我们是新型灭活疫苗。**”**要搞这种新型灭活疫苗需要有“六大技术突破”，只有中国实现了，“西方不做这种新型灭活疫苗，是因为有些方面他们没突破，或者没完全突破。”所以西方国家只好搞信使RNA疫苗。这就像在吹嘘“我们造的马车不是传统的、落后的马车，而是一种新型的马车，是需要有技术突破才能造出来的马车，西方国家没有这些技术，所以它造不了马车，只好造汽车去了。”如果一个人宣称马车比汽车先进、更好，大家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骗子，如果他是一个造马车的那就是一个造马车的骗子。宣称灭活疫苗要比信使RNA疫苗先进、更好的，当然也是骗子。这种人面对媒体都敢这么公开地说假话、大话，背后对临床试验的数据进行篡改，不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吗？对于这种骗子搞出来的疫苗，你敢用吗？

不管这些骗子怎么吹嘘，国药集团疫苗的实际使用结果在国外已经暴露出来了，它的有效性是很低的。虽然巴林、阿联酋配合中国国药集团编造疫苗有效率的数据，但是实际的使用结果摆在那里，他们很清楚是没有效的。所以，现在巴林、阿联酋对于国药疫苗都要打第三针了。中国的专家不管怎么吹，也是很清楚中国疫苗的实际效果很差，所以中国现在的接种指南已经悄悄地改了，国药疫苗、科兴疫苗接种的针数本来是两针，现在都改成两到三针。就是因为知道接种两针没啥用，试一试再打一针看看，第三针不行的话再试试打第四针、第五针……以为打得越多，就越有效，其实都没有临床试验和实际使用数据的支持。当然那些当官的心里更清楚中国疫苗没有用。不管他们怎么吹嘘有多少多少的目标人群已经接种了疫苗、已经建成免疫屏障，但是一出现了病例还是封城、封小区，知道疫苗是指望不上真有用的。再怎么吹，到最后还是包不住，因为靠吹牛是吓不死病毒的。

Effect of 2 Inactivated SARS-CoV-2 Vaccines on Symptomatic COVID-19 Infection in Adult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Nawal Al Kaabi, MBBS1; Yuntao Zhang, PhD2; Shengli Xia, BSc3; et alYunkai Yang, MSc2; Manaf M. Al Qahtani, MD4; Najiba Abdulrazzaq, MBBS5; Majed Al Nusair, MD6; Mohamed Hassany, MD7; Jaleela S. Jawad, MBBS8; Jehad Abdalla, MBBS1; Salah Eldin Hussein, MBBS1; Shamma K. Al Mazrouei, MBBS1; Maysoon Al Karam, MBBS1; Xinguo Li, MSc9; Xuqin Yang, MSc2; Wei Wang, MSc10; Bonan Lai, MSc2; Wei Chen, MSc9; Shihe Huang, PhD9; Qian Wang, MSc2; Tian Yang, BSc2; Yang Liu, MSc2; Rui Ma, MSc10; Zaidoon M. Hussain, MD1; Tehmina Khan, MD1; Mohammed Saifuddin Fasihuddin, BSc1; Wangyang You, BSc3; Zhiqiang Xie, MSc3; Yuxiu Zhao, MSc10; Zhiwei Jiang, PhD11; Guoqing Zhao, PhD11; Yanbo Zhang, MSc12; Sally Mahmoud, PhD13; Islam ElTantawy, BSc13; Peng Xiao, MSc13; Ashish Koshy, MSc12; Walid Abbas Zaher, PhD13; Hui Wang, BSc10; Kai Duan, PhD9; An Pan, PhD12; Xiaoming Yang, MD2,9

JAMA. 2021;326(1):35-45. doi:10.1001/jama.2021.8565

2021.5.30.录制

2021.11.30.整理

中国科学院发明了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能够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媒体报道说这是实现了把空气变成馒头的梦想。据称这项技术的合成效率要比光合作用高得多，是它的好几倍。一旦这项技术成熟、推广了，会减少耕地、淡水的使用达到90%。它不仅能够解决粮食可持续生产的问题的，而且，由于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拿来合成淀粉，实现了二氧化碳的利用，减少了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还可以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这个消息公布以后，据说导致了农业板块的股价大跌，股民们以为从此以后农业技术就要过时了。

这事听上去好得不像是真的，很多人问我对这个技术怎么看，它究竟是真是假？是不是新时代的“水变油”？它不是“水变油”，这项技术是真的，已经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但是，技术是真的，不等于作者、媒体描绘的前景就是可以实现的。

首先要考虑成本问题。该技术号称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了淀粉。但是淀粉是碳水化合物，由三种元素组成的：碳、氧、氢。二氧化碳只含有碳和氧，淀粉中的氢从哪里来呢？如果是植物的光合作用，氢是从水那里来的，植物是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了淀粉，合成用的能量来自太阳光。该实验的氢不是从水来的，而是直接来自氢气。氢气和水不一样，自然界没有现成的，需要去制备。例如将水电离生成氧气和氢气，把氢气作为原料。电离就需要用到电，所以它用氢气作为原料要比直接用水贵得多。该实验的第一个步骤是氢和二氧化碳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反应生成了甲醇，再用甲醇生产淀粉。生成甲醇这一步也要用到电，而且该反应是低效、高耗能的，这样成本又更高了。

这项技术实际上是用甲醇作为原料合成淀粉，如果直接用甲醇合成成本更低，只不过为了跟光合作用做对比，非要扯上二氧化碳，所以才多了一个二氧化碳跟氢气反应生成甲醇的步骤，成本也就变得更高。把甲醇变成淀粉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要经过好几个步骤。这些步骤并不完全是化学合成，还用到生物合成，还要用到生物催化剂——酶。而且用到了三种酶。酶很昂贵，做实验用到一点点酶，价格已经非常高。如果要大规模地生产，用到很多的酶，成本更高得不得了。三种酶的成本再加上电的成本，要比种田的成本都不知道高到哪去了，可能是成千上万倍的成本，没有实用的价值。

有一些人说，这是新技术，刚刚起步，所以成本比较高，以后发展了是可以把成本降下去的。但是这条技术路线要耗大量的电，又要用到酶，想把成本降得非常低，低到比种田还要低，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太可能的。退一步说吧，即使以后突然又有什么“颠覆性技术”可以让合成淀粉的技术的成本降到比种田的成本还要低，那么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实现他们描绘的那个美好的前景，可以用来代替农业生产，而且还可以减排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它能不能代替农业生产粮食，或者像媒体说的，能不能把空气变成馒头？搞这项技术的科研人员说了，如果这个技术成熟了，那么用一立方的反应器生产出来的淀粉就相当于五亩玉米的淀粉产量。好吧，即使我们不考虑成本问题，是不是用这一立方米的反应器就可以代替种五亩的玉米呢？不行。我们种了五亩玉米，获得的玉米粒里头可不只是有淀粉，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以及各种各样的对人体有用的东西，成分非常复杂。同样，媒体说“把空气变成馒头”也完全是错误的，馒头里头不只是有淀粉，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我们吃馒头不只是在吃淀粉，纯淀粉只能是作为食品的原材料，是不能当主食的，我们不能靠吃淀粉为生。所以，这项技术的成本降得再低，也代替不了种田，合成的淀粉代替不了从田里长出来的玉米，因为成分不等同。

我们再来看它的另一个应用前景，号称能够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有助于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变成了淀粉，如果大规模地推广，的确是能够让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量地减少。但是，合成的淀粉并不是要储存起来的，而是要吃的。吃了以后，能量被人体利用，会产生废物。什么废物？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释放回空气里，这么一循环，最终并没有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当然，如果淀粉吃得很多，利用不了，会转化成脂肪，在人体里储存下来。大家难道为了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个个都吃成大胖子吗？为了减排牺牲身体健康吗？即使做出了这个牺牲，为了减缓气候变暖大家都变成大胖子，人死了以后尸体烧掉，又产生二氧化碳，还是要释放回空气中。所以，靠合成淀粉最终减少不了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对于解决气候变暖是没有帮助的。

这项研究并不是一无所是。它是在模拟光合作用的过程，有学术价值，不然的话也不会在《科学》杂志上面发表。对于这项工作来说，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发表一篇论文。继续研究下去在别的方面也许能够得到应用，但是它描绘的那两个吸引人的前景——用来代替生产粮食和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它的应用价值也就没有像作者吹的那么大，让人们以为以后不用种田了，用这套方法来合成淀粉就可以了，纯粹就是夸大其词。如果以此作为噱头去拉投资、办公司、上市，那么就是骗人。

2021.9.26.录制

2021.10.20.整理

中国科技部发通知向全社会征集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的建议，还要搞全国性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这种做法才是真的有颠覆性，颠覆了人们对科技研发的认知。这再一次暴露出中国科技部那帮官僚缺乏科学素养，没有科学理性的思维，反而有伪科学妄想家的思维。

这种伪科学妄想家思维，或者说科妄思维的一个特点是，相信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人。“高手在民间”在一些专业性不强的领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文学领域、工艺领域，在民间可能真的能够找到高手。但是这是不适用于搞科技研发的。科技研发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特别是很尖端的高科技，更是专业。科技部征集的那些领域，生物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等，都是目前最尖端的高科技领域。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研究人员必须受过多年的专业教育和训练，读过博士，甚至读过博士还不够，还要受过博士后的训练。也就是说，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那些非专业的人士对这些领域是不可能想出什么很好的点子来引导这些领域的研发方向的。不要说那些非专业的人士，即使是专业的人士如果已经离开这个领域一段时间，也很难提出有价值的研发建议。能够想到有价值的研发点子的都是还在做研究的专业人士。这些人都是在大学、研究所、高科技公司，他们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完全可以遵循通常的渠道，提出科研资金的申请，申请立项。科技部发这么一个通知向全社会征集，显然不是针对这些专业的人士，而是面向那些非专业的人士。这种做法表现出科技部的官僚对高科技领域的专业性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很不尊重专业人才。

科妄思维还有一个特点，动不动就想要有颠覆性的成果，做出具有颠覆性的重大发现，搞出颠覆性的技术。但是，在科技研发的领域，是很少有人去讲什么颠覆性的，因为科技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地来的，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地改进。到一定的程度有可能会出现很重大的进展，得到的成果有时候就被叫做革命性的成果。但是，这种革命性的成果也是在学术界、业界自然演变出来的，水到渠成，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且，即使出现了这种革命性的成果，也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并没有把前面的那些基础全部都推翻，然后从头再来。科技的发展是连续性的进步，并不是颠覆性的发展。只有那些搞伪科学的人才整天想着要从头再来，把以前的成果全都推翻，想出颠覆性的什么念头，像长生不老药、人体特异功能、水变油、永动机。如果真的有人提出类似的颠覆性的研发建议，难道科技部也要采纳，也要投入大笔的资金去研发吗？

这件事暴露出了中国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中国全国性的科研资金的发放有两个主要的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的。科研人员想到了要做什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课题申请，然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找专家对课题进行审核，通过了，就把钱发给资金申请者。这种做法是向美国学的，由于中国的国情，里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正常的一种做法，只不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课题的经费往往比较少。

经费比较多的课题往往由科技部掌握，科技部要搞的是大项目。科技部的做法是向以前另外一个大国苏联学来的，沿用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这种做法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做法完全相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做法是先有人然后再找课题，科技部的做法是先立一个项目再找人来做。立一个很大、很空的项目，然后让科技人员来竞标。要立什么样的项目，由科技部的官员说了算。虽然这些官员在表面上也会找那个领域的院士、权威当顾问，但最后拍板的还是科技部那些官员，司长，甚至是处长、科长，都有可能拍板。

科技部的官员并不是搞科研的，并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一个项目要怎么立呢？他们通过看科普文章、科技新闻，了解科技的发展，发现哪一个领域比较热门，就立一个项目。哪一个领域比较热门，最早不都是在发达国家首先搞起来的吗？发达国家搞哪一种新的技术、新的项目，我们也跟着搞一个，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搞跟踪式研究。

也许科技部那些官僚觉得不能老这样干，跟中国的“大国”（现在号称是已经变成“科技大国”）形象不符，应该搞有中国特色的、独创的科技项目。也有可能是某一个大领导发话，要自己搞颠覆性的项目。但是，科技部的官僚自己又没有什么点子。不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跑，自己能够想出什么样的研发的方向出来？想不出来了，所以就想了这么一招，向全社会征集。

这种做法有点像中国古代皇帝向全社会征集灵丹妙药、长生不老药，最终招来的是一帮骗子。也有点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的时候搞大炼钢铁，把科技的研发变成了群众运动。这种做法后果会很严重。往轻的说，会导致浪费大笔的科研经费。往重的说，劳民伤财，会导致灾难。

2021.8.25.录制，2021.9.22.整理

河北燕山大学有一个叫李子丰的老师声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河北教育厅推荐这个“研究成果”评选河北科学技术奖，引起了很大关注。中国有很多人都号称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推翻了相对论，李子丰只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人被叫做“民间科学家”，简称“民科”。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妥的。既然有“民间科学家”，那么跟它相对应的是不是就有“官方科学家”？给人的印象是，科学研究只有受到了官方的认可，才是对的。这种看法是错的。科学研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未必就是错的，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未必就是对的。文革时官方组织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也是号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参与的都是正而八经的科学家，能说是民间科学家吗？李子丰在大学当教师，现在又获得了河北教育厅的推荐，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是属于“官方科学家”，也不能说他是“民间科学家”。

那么应该怎么称呼这类人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有哪些共同特点。

第一个特点，这些人都号称自己做出了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推翻了某一个学术界公认的重大的科学理论，例如他们最热衷于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或达尔文进化论；或者是解决了某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著名难题，比如有无数的人号称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他们要搞的是极其重大的科学研究，一般的科学研究他们还瞧不上。

第二个特点，这些人都没有受过他们要做的那项科学研究所需的必要的教育、训练，不是内行。像李子丰，他本行是石油专业，跟属于理论物理专业的相对论离得非常远，根本就不沾边。这些人偏偏认为自己有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把自己当成了天才。而在专业人士或有一定的科学素质的人的眼中，他们是在做伪科学的研究，没法获得学术界的认可。

第三个特点，正由于他们没法获得学术界的认可，所以他们很热衷于在社会上推销自己。他们花在推销上的时间要比他们做研究的时间多得多。他们可能就花那么几天的时间，灵机一动就认为自己做出一个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接下来就用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推销自己的“发现”，孜孜不倦地就这么一直推销下去。以前他们喜欢到中国高校的门口去摆摊。现在有网络，更方便了，不用出门就可以整天在网上推销自己，在中国各个网络论坛往往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身影。

所以，对他们更恰当的称呼应该是“伪科学妄想家”，妄想自己解决了一个无比重大的科学问题，其实搞的是伪科学，简称“科妄”。科妄不是中国的专利，其他国家也有。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过一个悲剧。有一个科妄向美国物理学会投稿，要去参加美国物理年会，但是被美国物理学会的编辑拒稿。这个科妄拿枪去找那个编辑理论，没找到，把一个女秘书杀了。从那以后美国物理学会就改了规则，规定只要是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员（美国物理学会是任何人交了会费就都能够加入的），投稿参加物理年会一概接受，不再拒稿了。但是，为了不干扰物理学家们的交流，每年的美国物理年会在最后一天搞一个专门让科妄介绍自己“成果”的分会场，被叫做“妄人分会场”，让他们自己去争辩。

虽然世界各国都有科妄，但是科妄在中国是最多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我第一次遇到科妄是在中国科大读书的时候，我还是新生就碰到了。有一个外地来的工程师在科大摆摊，声称解决了13个科学难题，比如说推翻了万有引力理论，但是“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迫害”，听说科大是很自由的，要在这里宣传。学生会还真的让他做了一次讲座，实际上就是让学生跟他辩一辩，我也参加了。

我开始揭露中国的学术腐败、伪科学之后，经常看到中国媒体在炒作某一个科妄，就会写文章批评。这样我就成了中国科妄的头号敌人，说我在打压他们，甚至还说我制造了“科技打假三大冤案”。这“三大冤案”其实针对的都是科妄：一个号称发明了“全息生物学”，一个号称发明了“无偏二极管”，实际上就是一种永动机，还有一个号称“解决了所有的数学难题”。

几年前还发生了“引力波事件”。我参加过一期《非你莫属》节目的录制，他们找了一个下岗工人，自称“诺贝尔哥”，要得诺贝尔奖的。他说“发现了引力波”，受到了我的质疑。后来美国发现了引力波，获得了诺贝尔奖。有些人就把那期的节目翻出来，很多人骂我，说我打压了中国引力波的研究，让中国丢了一个诺贝尔奖。直到最近还有人把这事拿出来质问我。

我长时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科妄的头号敌人，但是也有一些科妄自作多情要来跟我拉关系，希望我替他们出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打压，而我在揭露中国学术腐败，所以我应该帮他们。因此我时不时地会收到中国科妄的来稿，向我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李子丰，他研究“推翻相对论”已经很多年了，曾经有很多年，他会时不时地把他的论文寄给我，当然我都懒得看。这些人来跟我谬托知己，自作多情，有些人还希望我把他们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向国际社会介绍。有的说，如果因为我的介绍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愿意跟我平分奖金。

中国的科妄为什么这么多呢？有这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历史的因素。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传统，科学是从从西方传进来的。中国历史上只有技术传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其实都不是科学，而是属于技术。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是分不清“科学”与“技术”，一说起来往往就是“科学技术”，合在一起说。技术和科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技术的发明有时候通过经验的积累，甚至灵机一动，就能够做出来。但科学研究需要有专业基础。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欣赏的是“全才”、“通才”，瞧不起专业人才。科学是最讲专业的，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科学家只是追求细枝末节的、类似于工匠的人。他们佩服的是那种全能的人，认为一个人只要掌握了普遍规律，“悟了道”，就会融会贯通，什么都懂了。特别是大领导、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指导科学家怎么做研究。李子丰也受到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不就是认为哲学比科学还要高一等吗？

还有一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在大跃进时，特别是文革时，中国的专家是很受鄙视的，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认为他们在科学方面还不如“革命群众”。文革结束以后，号称科学的春天来了，发动“向科学进军”，人人都可以搞科学。这样又把科学研究变成了政治运动。当时还把陈景润作为一个典型树起来，吸引了很多人都想去当第二个陈景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号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那么多的原因，直到现在，网上还有一大堆的人都号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因素。跟文革时代不一样的是，现在中国强调的是“科技产业化”，要赚钱。那帮正而八经搞科研的人整天想着的都是要怎么样找课题，怎么样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市场，那帮搞伪科学的当然也想着要赚钱了。

还有一个因素是媒体的因素。中国的媒体很喜欢炒作科妄，喜欢报道他们的“科研成果”，把他们作为“热爱科学”“创新”的人才介绍。我前面提到的《非你莫属》的那期节目，也是找来一批科妄上节目来介绍他们的“成果”，嘉宾可以表示支持，也可以表示反对，但是实际上都是在帮助这些人做宣传。

最后一种因素是社会的因素，跟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公众有科学素养的比例本来就很低，媒体一宣传，科妄就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甚至得到一些名人的支持。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号称发现引力波的“诺贝尔哥”，当时就得到不少名人的支持，女演员姚晨、凤凰台的刘春、还有编剧孔二狗，都表示支持“诺贝尔哥”继续做研究，说是“支持科学理想”。

如果科妄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影响，最好不要理睬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科妄里头相当一部分是精神有问题的，特别偏执。对于精神有问题的人，最人道的做法是不要去刺激他们。去关注他们，不管是批评还是支持，都是在刺激他们，让他们病情越来越重。

但是，如果科妄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了国家科研经费，被媒体炒起来了，就有了社会影响了，会造成社会危害，那么我们不关注不行，这个时候就要批他们，更重要的是要批那些支持、炒作他们的。像李子丰这件事，我们首先要批的是推荐他去评奖的河北教育厅，河北教育厅这么做是在鼓励、支持伪科学。

2021.6.23.录制

2021.9.20.整理

复星医药发布公告称要和德国BioNTech公司一起在中国建厂，在中国本土化生产信使RNA疫苗，复星医药公司答应出资不多于一亿美元。他们要生产的针对新冠病毒的信使RNA疫苗跟辉瑞的疫苗是同一个东西。辉瑞公司为了生产这一款信使RNA疫苗投资建厂花了十几亿美元，复星医药只花不到一亿美元也想建厂生产同款疫苗，这不是很可笑吗？

有一些人说了，这只是初步的投资，以后也许会增加投资，砸下去十几亿美元也说不定。其实，中国企业砸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也生产不出来合格的信使RNA疫苗。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非常落后，连一些最简单的产品，像大学、研究所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简单试剂，都生产不好，质量靠不住，用它们来做实验出不来结果，搞不清楚是试剂的问题还是实验本身没做好，所以好一点的中国实验室都不敢用国产的试剂，要用国外进口的，主要是从美国进口。

最简单的分子生物技术的产品都不过关，更不用说信使RNA疫苗了，因为信使RNA疫苗是集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大成。生产信使RNA疫苗用到了很多步骤，主要的步骤包括：首先要把编码新冠病毒S蛋白的DNA弄到质粒里头去，用这个质粒来转染大肠杆菌，这样大肠杆菌就会生产、不断地扩增质粒，然后培养大肠杆菌，培养完了还要把质粒纯化，把质粒里那段编码S蛋白的DNA切下来，用这段DNA作为模板去转录信使RNA，纯化转录好的信使RNA，然后还要加进去脂质体，把信使RNA包起来变成一个纳米颗粒，这样才变成一个信使RNA的疫苗。

这些步骤都涉及到非常尖端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特别是后面的几个步骤是很难的，每一个步骤都要控制得非常好，对于工艺、品质控制的要求非常高。前面那些步骤比较简单，但是即使是最简单的那些步骤的产品中国都搞不好，还想搞后面那些更难的步骤的产品？

而且，还涉及到原材料的供应问题。生产信使RNA疫苗要用到200多种原材料，其中关键的一些原材料中国自己没法生产，都要进口，主要从美国进口。其中最重要的、最贵的、最受限制的一种材料叫做“牛痘病毒加帽酶”。转录出了信使RNA，如果直接把它弄到人体细胞里面，人体细胞就认为这是外来的，马上就把它消灭掉了。为了让人体细胞以为是我们人体本身的信使RNA，要给它加一个“帽子”，就要用到牛痘病毒加帽酶。全世界只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能够生产这种加帽酶，在加州圣地亚哥。这家公司生产的量很有限，基本上都被辉瑞、莫德纳公司拿去了。所以这是限制信使RNA产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料。中国即使建了厂，能搞到这个原料吗？

除了牛痘病毒加帽酶，还有别的原料中国也自己生产不了。比如说要把DNA转录成RNA，需要用到RNA聚合酶。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原材料，全世界能够生产RNA聚合酶的就那么几家公司，也全都在美国。最后把信使RNA包起来变成疫苗的那个特殊脂质体，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公司能够生产。这些原料中国都不会、不能自己生产，全部要依赖进口，在中国建厂有什么优势？

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关于新冠疫苗的专利要不要豁免的问题。去年10月，南非、印度向WTO提出要求豁免新冠疫苗的专利，主要是印度想要自己生产信使RNA疫苗。中国、俄国当然支持，也想着能够自己生产。美国一开始反对，后来拜登政府支持。但是，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药厂都反对。理由就是我刚才说的，即使把专利豁免了，别的国家也解决不了工艺、品质控制、原材料问题，放手让他们去搞是添乱，只是弄出了一些劣质的山寨产品，对疫情的控制反而会起到负作用。

美国生物技术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世界上上档次的生物技术公司都在美国，而且主要就集中在旧金山湾区、圣地亚哥、波士顿少数几个地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为什么这么强大？因为它有50年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作为基础。

生物技术产业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美国和欧洲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欧洲的政客很害怕生物技术，觉得你们这些科学家搞DNA重组，重组来重组去是不是会搞出什么怪物？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欧洲对生物技术乃至整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有很多的限制，欧洲搞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人才往美国跑，跟美国的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俄国更不用说了，俄国由于受到李森科主义的影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俄国的生物学研究、生物技术总体上都不行，在世界上排不上号。

中国比俄国要好，主要原因是美国在替中国培养生物技术人才。中国搞生物技术搞得好的几乎全都是美国培养的，曾经在美国留学、当过访问学者，或是在美国已经功成名就又到中国办公司。所以中国搞生物技术的人才还是有的，至少比俄国、印度这些国家要好一些。但是，中国生物技术产业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比芯片产业的差距要大多了。现在大家都在讲芯片的差距，可能很快就能够赶上。但是生物技术的差距要赶上是很难的，我估计有二、三十年的差距，像现在连最简单的分子生物学的试剂都搞不出来，美国二、三十年前已经搞得非常好了。

有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官员不承认这个差距，觉得中国现在厉害得不行，生物技术领域也跟美国差不多了。钟南山不是说了嘛，其实我们疫苗的技术是跟美国一样的，不比美国差。前一段时间中国媒体不停地抹黑信使RNA疫苗，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信使RNA疫苗比中国搞的灭活疫苗好，疫情最终要过去还是要靠像信使RNA疫苗这种高效的疫苗才行。所以现在中国也一哄而上要搞自己的信使RNA疫苗了。钟南山本人号称也在研究信使RNA疫苗，虽然我敢说他对分子生物学是一窍不通的，他是个临床医生，哪里懂什么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兽医院士”高福和其他的好几家中国公司也号称都在研究信使RNA疫苗。

如果中国自己搞出来了信使RNA疫苗你敢用吗？我是不敢用的。不是因为我瞧不起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我女儿接种的疫苗能选的我都是选国产疫苗。国产疫苗是免费的，选进口的疫苗要高价买。主要还不是因为费用的考虑，而是我觉得国产疫苗跟进口疫苗不会有什么差别。小孩接种的那些疫苗都是灭活疫苗、减毒疫苗，都是比较古老的技术生产的疫苗，在这方面国产的和进口的不会有啥太大的差别。

只有乙肝疫苗，因为用到了DNA重组技术，算是有一些技术含量。但是，那是美国默克公司当年向中国提供了整套的工艺、生产设备，甚至还帮中国培训人员生产出来的，以保证在中国生产出来的乙肝疫苗跟在美国生产的在质量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中国国产的乙肝疫苗我也敢用。默克公司只是象征性地收了700万美元。中国人应该感谢默克公司，不然中国的乙肝是控制不好的。信使RNA疫苗不一样。信使RNA疫苗比乙肝疫苗的生产工艺复杂多了，需要的品质控制严格多了。中国如果真的自己搞出来了什么信使RNA疫苗，我是不敢用的。

中国为什么要搞信使RNA疫苗呢？如果只是为了控制新冠疫情，更好的办法是进口信使RNA疫苗，而不是自己去搞。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并不合算。自己搞信使RNA疫苗是要花时间的，最快也得花一年。就算很成功地搞出来吧，一年以后辉瑞、莫德纳公司的产能早就上去了，它们生产的信使RNA疫苗已经可以供应全世界了。其次从费用来说，自己生产也不合算。辉瑞的疫苗的定价策略是，如果是高收入的国家，那么一剂疫苗只收十几美元，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份外卖的钱；如果是中等收入的国家给半价；如果是贫穷的国家，给一个成本价，那就非常便宜了。中国至少也应该拿半价吧？十来美元而已，比中国自己生产的疫苗便宜多了。

在中国生产没有优势。所有的材料都是要进口的，甚至包括仪器设备也都要进口。中国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仪器都是要进口的，用于生产的当然也要进口。人工也许有一些优势，因为工资比较低。但是生产成本是不会低的。最关键的还有疫苗的质量问题，如果中国自己搞的话是靠不住的。中国与其一哄而上自己搞什么信使RNA疫苗，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从国外进口。

2021.5.10.

饶毅主办的网刊《知识分子》找了一批“专家”议论目前满世界肆虐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把它说得十分可怕，可怕之处在于传染性极强：

“在武汉最早出现疫情时，新冠病毒的R0是2.5，去年年底在英国最早出现并且迅速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Alpha突变株R0是4-5，而现在的Delta是5-8，在经典的传染病中和水痘的R0类似。”（遗传学博士、知识分子专栏作者周叶斌）“Delta毒株最引人关注的特性是其超强的传染力，其R0值为5-9，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超强传播性疾病中，仅次于麻疹（R0为12-18）和水痘（R0约为8）。”（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斌）“Delta毒株的传播系数是6~8，跟水痘一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德尔塔突变株的R0，按照美国疾控中心最新的估计，已经提升到了5-9，和水痘的传播能力类似 。在人类世界主要的传染病中，德尔塔突变株的传播能力仅次于麻疹（R0可能高达15-18）。”（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

这些“专家”异口同声，来源都是美国疾控中心，更确切地说，是被美国媒体泄漏出来的美国疾控中心一次内部讲座的ppt，里面有一张ppt提到德尔塔变异的传染性与水痘相似，并附了一张几种传染病的R0图做对比。但是美国疾控中心并没有具体说德尔塔变异的R0（基本传染数，即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一个人平均能传染多少人）是多少，这些“专家”口中的德尔塔变异的R0，是根据“和水痘的传播能力类似”和那张模糊的图自行脑补出来的，所以脑补的结果还不太一致。

说德尔塔变异与水痘的传染性相似，是很不专业的说法，因为水痘的传染性多高，R0是多少，有不同的估计。专业的说法应该是具体说明德尔塔变异的R0是多少，但是美国疾控中心对此并没有自己的研究。那是一个内部科普讲座，不是学术讲座，引用的都是别人的研究结果。德尔塔变异在英国传得比较早，英国在6月发布的《关于COVID-19共识声明》称，德尔塔变异的传染性比阿尔法变异高42%。而阿尔法变异的传染性比原始毒株高大约50%，这样德尔塔变异的传染性就是原始毒株的大约2倍。原始毒株的R0一般估计是2.5-3，所以德尔塔变异的R0大约是5-6。这是普遍接受的数据，事实上也是美国疾控中心采用的数据，这些“专家”如果细心点，就会注意到美国疾控中心那个内部讲座有一张ppt是德尔塔变异传播模型，取的R0就是5，可见美国疾控中心引用的就是英国的研究结果，而且取的是下限。

因为美国疾控中心做科普讲座的人随口一句“与水痘相似”，引来一阵恐慌，中国“专家”更是添油加醋，“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超强传播性疾病中，仅次于麻疹（R0为12-18）和水痘（R0约为8）。”“在人类世界主要的传染病中，德尔塔突变株的传播能力仅次于麻疹（R0可能高达15-18）。”这也是根据讲座ppt那张几种传染病的R0对比图浮想联翩，以为人类传染病就那么几种。实际上人类传染病传染性比德尔塔变异强的还有的是，除了麻疹和水痘，还有百日咳(R0=12-17)、腮腺炎(R0=10-12)、风疹(R0=6-7)。

周叶斌说：“疫苗怎么用，我个人认为我们先要考虑一下现在的疫情状况以及我们接种疫苗的目的。历史上的疫苗，最主要的作用还是防止疾病，能阻止感染当然很好，但在主次地位上是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

这也是无稽之谈。历史上的疫苗，绝大多数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阻止感染。以前用的天花疫苗，现在还在用的麻疹、风疹、腮腺炎、脊髓灰质炎、水痘、乙肝、白喉疫苗哪一种不是为了阻止感染？疫苗接种强调要提高接种率以形成群体免疫，就是为了阻止感染。如果疫苗的主要作用不是阻止传染，天花怎么能被消灭？脊髓灰质炎怎么能接近消灭？麻疹这种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怎么会局部消灭？那些有效性差的疫苗，例如流感疫苗，没法形成群体免疫，才会强调即使被感染也能减轻症状，但这不是疫苗的常态。

就新冠感染而言，至少信使RNA疫苗已被证明了能非常有效地阻止感染。即使是对德尔塔变异，虽然信使RNA疫苗有效率可能降低，但仍然能有效预防感染。在美国疾控中心内部讲座ppt中，有一张就列着英国、加拿大、以色列关于信使RNA疫苗对预防德尔塔变异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分别为88%、87%、64%。美国现在传的基本上都是德尔塔变异，感染者主要是未接种或未完全接种者，根据感染率对比估计疫苗有效性在80%-90%。

德尔塔变异由于传染性较强，的确让新冠防疫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让某些通过疫苗接种已接近达成群体免疫的国家又面临着重大挑战，需要重新建立免疫屏障。但也没必要因此夸大其词搞得人心惶惶，尤其是顶着“专业”“专家”光环的，更应慎言，不要胡说。

202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