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原创】我看到了螳螂交配不是100％吃夫（文/图）
  
本文已参加“我的2008-我记录”活动

陈刚 http://blog.sina.com.cn/chinachengan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d8a3f01000bhy.html

作者简介
陈刚/电台记者、编辑，留学于俄罗斯；8岁从事田径体育110米栏运动，12岁从事高山滑雪运动，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目前是国家级跳台滑雪裁判员，曾参加全国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冬季运动会跳台滑雪姿势打分裁判工作和2007年亚冬会的宣传报道；参加了中国.长春首届、第二届东北亚国际贸易博览会采访；目前还兼职于人民日报社的《中国视点》杂志社作记者工作,个人爱好：各类体育、旅游、听歌、写作、上网等

    
我要说的不是这座城市，而是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的，也可以说是被我发现的一件事情，是有点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却不一定看到的事情，那就是“螳螂交配”。

   
这是在我们采访之余，我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一个小河旁边休息，突然间，我在草丛间发现了一只螳螂，我马上拿起相机，上前进行拍摄，令我兴奋和不解的是，这只螳螂非常配合我，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管你离它有多近，就好像看什么东西，看呆了一样，我带着疑惑向它所注视的方向看去，这下子我惊呆了，可不是么！在一米以外的墙上趴着一只螳螂，这只螳螂正在吃着什么，我走上前看“啊…….!”原来墙上这只螳螂用前边的两只镰刀似的前爪，正紧紧抓着一个黑色东西，我仔细观察，原来是一只蟋蟀，正在我看着入迷，忙于拍摄的时候，那只草丛里的螳螂一下子飞了过来，把我吓了一跳，它落在距离这只螳螂半米左右的墙上，我想真好！一只在吃东西，一只在看，一会一定会打起来，我拿起相机开始拍摄，可恨的是这个相机不是我理想的相机，不能连拍，还要手动调焦，对付吧！

     
我继续拍摄，拍着拍着，我想象的结果发生了，后来的那只螳螂，一下子很准确的落在了那只吃蟋蟀的螳螂身上，令我更加疑惑的是，它俩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而是后飞来的螳螂在那只螳螂的身上一颠一倒，一动不动，下边的螳螂也并没有反抗的动作，仍然在吃蟋蟀。怎么回事？我边拍边想，突然上边那只螳螂在吃东西那只螳螂的身上转了180度，并用两只镰刀似的前爪紧紧扣住下边螳螂的肩膀上，这个动作让我大吃一惊，后来它们的动作更令我吃惊！就像是在交配，不是像，就是在交配！我拍摄到了它们交配的全过程。这时我悄悄的离开了它们，不想打扰这对螳螂情人。

   
回到车上，我把照片翻给朋友们看，有个朋友说，据了解，螳螂每当交配完之后，当晚雌螳螂会把雄螳螂吃掉。但是，当时我只看到它们交配过程，而是很安静的一个过程。我走之后，它们交配完雄螳螂一定会被吃掉么！真的很可怜！我想那只已经吃了蟋蟀的螳螂吃饱之后不会再吃它的老公了吧！我到家里后，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发现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说法不一。

    
199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性与死：生物学哲学导论》的高级教科书。这本书介绍、讨论的都是关于“进化”、“基因”这些很专业化的生物学哲学问题，与性和死都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了这么个题目呢？作者解释说“因为这个题目很有趣”、“生物界是奇妙和古怪的，至少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古怪。”其实作者完全可以更明白地说：因为性和死是生物界的永恒主题，就像爱和死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一样。

   
无性的生物可以靠不断的分裂而永世长存，有性的生物却必死无疑。性是对死亡的抗拒，是新生命的开端。这两个相对的力量，有时却能古怪地结合。例如，在蜘蛛纲和昆虫纲动物中，有时能观察到所谓“性食同类”（sexual
cannibalism），即在交尾前后甚至交尾过程中，雌性吃掉与之交尾的雄性。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螳螂了。对雌螳螂杀夫的首次描述，出现于1658年出版的德语著作中。在1886年，一位美国昆虫学家向《科学》杂志报告了他在实验室看到的雌螳螂在交配前吃掉雄螳螂的头，而无头雄螳螂仍设法完成交配的奇怪情景，大概是关于这一现象的第一篇科学文献。稍后，法布尔在《昆虫记》中也描述了螳螂杀夫：

   
“然而在事实上，螳螂甚至还具有食用它丈夫的习性。这可真让人吃惊！在吃它的丈夫的时候，雌性的螳螂会咬住它丈夫的头颈，然后一口一口地吃下去。最后，剩余下来的只是它丈夫的两片薄薄的翅膀而已。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从这段描述看我们不知道法布尔是亲眼所见，还是只是在转述一个公认的事实。不管怎样，随着《昆虫记》风靡世界，雌螳螂“杀夫”（或者更确切地说，“吃夫”）的恶名和雄螳螂“殉情”的美名也就尽人皆知了。生物学家们甚至试图论证“吃夫”的合理性。有的说，雌螳螂产卵需要大量的能量，雄螳螂的肉正是极好的能量来源。断头的雄螳螂能完成交配，这是已被实验证实的，因为控制交配的神经不在头部，而在腹部，而且，由于某些神经抑制中枢位于头部，头被吃掉反而还有助于增强雄性的性能力呢。雄螳螂不死，真是天理难容了。

   
不过，很少有人在野外观察到雌螳螂吃夫。我们说的螳螂，乃是一大类昆虫的总称（是昆虫纲下的一个目——螳螂目），包括形态、生态各不相同的1500多种螳螂。绝大多数螳螂物种都没有被观察到吃夫现象，这个名声，主要归咎于两种分布较广的螳螂：中国大刀螳螂（Tenodera
aridifolia sinensis）和欧洲螳螂（Mantis
religiosa）。但是，研究者报告的吃夫现象都是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在这种条件下，担惊受怕的动物往往会有异常的举动，在自然状态下，是否果真如此呢？这是真的与生殖有关的自相残杀，还是纯粹为了喂饱肚子的自相残杀？没人否认螳螂的确会自相残杀，而个子要小得多的雄螳螂也很容易成为雌螳螂的牺牲品，问题在于这是否有生殖意义？

   
在1984年，两名科学家里斯克（E.Liske）和戴维斯（W.J.Davis）虽然同样在实验室里观察大刀螳螂交尾，但是做了一些改进：他们事先把螳螂喂饱吃足，把灯光调暗，而且让螳螂自得其乐，人不在一边观看，而改用摄像机纪录。结果出乎意料：在三十场交配中，没有一场出现了吃夫。相反地，他们首次纪录了螳螂复杂的求偶仪式：雌雄双方翩翩起舞，整个过程短的10分钟，长的达两个小时。里斯克和戴维斯认为，以前人们之所以频频在实验室观察到螳螂吃夫，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直接观察的条件下，失去“隐私”的螳螂没有机会举行求偶仪式，而这个仪式能消除雌螳螂的恶意，是雄螳螂能成功地交配所必需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实验室喂养的螳螂经常处于饥饿状态，雌螳螂饥不择食，把丈夫当美味。为了证明这个原因，里斯克和戴维斯在1987年又做了一系列实验。他们发现，那些处于高度饥饿状态（已被饿了5到11天）的雌螳螂一见雄螳螂就扑上去抓来吃，根本无心交媾。处于中度饥饿状态（饿了3到5天）的雌螳螂会进行交媾，但在交媾过程中或在交媾之后，会试图吃掉配偶。而那些没有饿着肚子的雌螳螂则并不想吃配偶。

   
在这里我可以放心了，那只雌螳螂已经吃了蟋蟀，这就说明它会饱的，它们也是有感情的，它也不想吃它的老公，是在交配之前现吃饱了在进行交配，或是吃个半饱，再边吃边交配。所以我看到的那只雄螳螂不会死。

   
可见雌螳螂吃夫的主要动机是因为肚子饿。但是在野外，雌螳螂并不是都能吃饱肚子的，那么，吃夫就还是可能发生的。在1992年，劳伦斯（S.E.Lawrence）在葡萄牙对欧洲螳螂的交配行为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野外研究。在他观察到的螳螂交尾现象中，大约31％发生了吃夫行为。在野外，雌螳螂大概处于中度饥饿。吃掉雄螳螂，对螳螂后代也的确有益。198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吃掉了配偶的雌螳螂，其后代数目比没有吃掉配偶的要多
20％。里斯克和戴维斯也承认，欧洲螳螂发生的吃夫现象可能比其他螳螂远为普遍，是他们给螳螂带来恶名。但是，雄螳螂很显然不是心甘情愿地被吃的。他们在交配前，小心翼翼地悄悄接近雌螳螂，避免被发觉。交配时从雌螳螂背后跃上，交配完了之后迅速地逃离，没有为了后代牺牲自己的迹象。雄螳螂可以多次交媾，没有必要做一锤子买卖。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雄螳螂应该与尽可能多的雌螳螂交配，在最后一次交配中再被吃掉；而雌螳螂也应该与尽可能多的雄螳螂交配，而且应该每次都把雄螳螂吃掉。

   
我想至少我看到的那只雄螳螂不会被吃掉，因为雌螳螂已经吃饱了。

   
如果说，对螳螂吃夫的普遍性至今在学术界还有异议，对某些蜘蛛种类的吃夫行为，却是少有争议的。被研究得比较透彻的是澳大利亚红背蛛（学名哈氏寇蛛，
Latrodectus
hasselti。与著名的黑寡妇同属，主要特征是背上有红条）。这项工作，主要是加拿大生物学家安德拉德（M.Andrade）在近年来做的。与螳螂相似，红背蛛的吃夫现象也与雌蜘蛛的饥饿状态有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吃夫现象并不总是发生的。安德拉德在1998年报告说，在实验室条件下，多达50％的交配没有发生吃夫，而在野外，也有35％的交配没有吃夫。在交配前，个头比雌蜘蛛小的雄蜘蛛要小心翼翼地与雌蜘蛛进行交流，确信她有意交配，避免被当成猎物。然而，一旦交配开始，与雄螳螂截然不同的是，雄蜘蛛不仅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而且简直就是在引诱雌蜘蛛吃自己：这种雄蜘蛛有两根交配器，交配时，先插入一根，倒转身体，把腹部送到了雌蜘蛛的嘴巴前面邀请她吃他！雌蜘蛛如果有食欲，就会喷上消化液开始吃。在被吃的时候，雄蜘蛛如果不是太虚弱的话，会设法拔出第一根交配器，插入第二根交配器，进行第二轮交配，而雌蜘蛛会继续享受她的美餐。

   
雄蜘蛛做出牺牲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与雄螳螂不同，很难再有第二次交配的机会。在寻找配偶的过程中，80％以上的雄蜘蛛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死亡。历尽千辛万苦找到雌蜘蛛，就不要指望还有第二次机会，而应该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在被吃时，雄蜘蛛因此延长了交配时间，可以注入更多的精液，让更多的卵被自己的精子受精。而且，雌蜘蛛在吃了雄蜘蛛后，就较不愿意再接受第二只雄蜘蛛的求偶。这样，被吃的雄蜘蛛就有可能留下更多的后代。研究表明，他们的后代，比那些没有被吃掉的雄蜘蛛的后代，大约多了40％。

   
生物现象有时的确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古怪。但是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却不奇怪。正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性和死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备注：次文章和图片属于本博主，不得复制，一旦发现后果自负。不管是科研还是个人所需必须经本博主书面同意后才可以使用，谢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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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阳德主任当主编的“国际英文学术刊物”Nanoscience（纳米科学）共有1名主编、8名副主编、5名名誉主编、88名编委，阵容不可谓不强大。按国外学术期刊的惯例，编委应注明其所在机构，一则以免重名混淆，二则也可知其学术地位，但是Nanoscience的编委却没有一个注明所在机构，倒是注明了所在国家，涵盖中国、美国、德国、墨西哥、日本、韩国、英国、印度、澳大利亚，真是“国际化”得很。里面以华人为主，属于“假洋鬼子”，当不得真的，比如张阳德主任，就被派到了美国。但是也有一些从名字上看，的确是洋人。那么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洋人被张主任给收编了呢？

   
为了便于查证，我只查那些标注为美国人的洋人。先看副主编中唯一的洋人：

Reinhard Tomsik, M.D. (U.S.A.)

    google共有 8
项符合”Reinhard
Tomsik”的查询结果，都出现在介绍Nanoscience和“美国纳米科技协会”的网页，还有就是张阳德主任编的《纳米药物学》一书的致谢中。看来能查到的这位美国人的唯一踪迹就是与张主任的合作，不知他在美国究竟是干什么的，或者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个美国人。

   
再看名誉主编中的唯一美国人（中方的名誉主编为卫生部王陇德副部长、卫生部黄洁夫副部长和钟南山院士）：

Jonathan Sackier (U.S.A.)

   
此人是华盛顿（DC）的一名解剖、临床病理医生，当过乔治·华盛顿大学外科教授，创办“华盛顿外科内窥镜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of Surgical
Endoscopy），是张主任的同行——外科内窥镜的同行，并非研究纳米技术的。

   
再看看编委中的美国洋人：

Larry Persaud (USA)

   
Google的结果主要是加拿大的一位房地产商，不像。有一个网页说此人是华盛顿的资深网络安全工程师。张阳德当主席的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的网站（也已关闭）曾报道此人在2005年6月26日到中国参加张阳德主持的中国第十四届内镜医师学术大会，做过题为“医学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报告。搞IT的，不是搞纳米的。

Paulo Hoff (USA)

   
此人曾经当过德州大学M. D.
Anderson癌症中心胃肠肿瘤学的副教授，现在已离开美国，在巴西圣保罗一家医院的肿瘤中心工作。

Barry Feig (USA)

   
此人是德州休斯顿的一名外科医生。

Michael Gagner (USA)

   
此人是纽约Mount Sinai医学中心的腹腔镜检查外科医生。

Patrick Lynch (USA)

   
这个姓和名字都太常见，重名的太多，没法查。

Pamela F. Mariti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Robert G. Parsons (USA)

   
有关此人的最近的消息的是1993年曾经申请过一个免疫学检测的专利，当时他是Abbott
Laboratories公司的工作人员。

Stephen Evans (USA)

   
这个姓和名字也都太常见，重名的太多，没法查。

Philip E. Domco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Martin Helsin (USA)

   
查到两个相关网页，一个是Nanoscience的网页，一个说此人是纽约的一名律师。

Stuart A. Heerde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James Luketich (USA)

   
此人是匹兹堡的心肺外科医生。

Douglas R. Peteli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两个网页，分别是Nanoscience和“美国纳米科技协会”的网页。

Steven Libutti (USA)

   
此人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外科部的研究员。

John F. Williams (USA)

   
重名的很多，可能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教务长、麻醉学教授。

Bret M. Reber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MichaeI K. Sarr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但名字Michael明显拼错了，改用正确的拼法再搜索，反而一个网页都没有了。

Andre B. Lipsett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Alejandro Burgos (USA)

   
重名的很多（常见拉丁名字），可能是德州San Antonio的麻醉师。

Michael C. Hill (USA)

   
此人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放射科教授。

Machael Huat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但名字Michael也明显拼错了，改用正确的拼法再搜索，出来3个网页都是博客或论坛的无关张贴。

Margo M. Nguye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Clark K. Lum (USA)

   
google有6个网页，4个在中国，2个在美国。从美国的网页判断，此人在1990年曾经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当过staff（行政人员），现在不详。中文网页有一则关于他的报道：

   
“中国生物医药界的布局太乱。”这是美国NIH基金的CLARK
K.LUM博士的最大担忧。他呼吁，在看好前途的同时，中国首先要从国家层面形成战略统一。

   
美国NIH的人在美国默默无闻，反而跑中国来指导中国生物医药的发展，这很有意思。

Bruce Orkin (USA)

   
此人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外科副教授，主管结肠、直肠外科手术。

Joseph Shrager (USA)

   
此人是费城心肺外科医生。

Jeffrey P. Metzger (USA)

   
此人似乎是一名诉讼律师。

Maclellan Walther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但可能是把名字McClellan拼错了，改用正确的拼法搜索，发现此人曾经当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员，今年年初因为收藏600多张儿童淫秽照片而被判处4年监禁。

Ashok E. Konski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Willis C. Markman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Juliana H.J. Brooks (USA)

   
此人是一家生产另类医疗仪器Berkshire
Laboratories公司的工作人员。

   
再来看“美国纳米科技协会”中的美国洋人。名誉主席（中方名誉主席为钟南山）：

Jonathan M. Sackier, Ph.D., U.S.A.

   
此人前面已提到，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外科教授。

   
副主席：

David L. Bartlett, M.D., U.S.A.

   
此人是匹兹堡大学的外科教授，主要是搞肿瘤外科。

    常委：

Paulo Hoff, Ph.D., U.S.A.

   
此人前面已提到，是巴西医院的肿瘤中心的医生。

   
科学委员会成员：

Barry Feig, M.D., U.S.A.
Patrick Lynch, M.D., U.S.A.
Douglas R. Petelin, Ph.D., U.S.A.
Reinhard Tomsik, M.D., U.S.A.

   
这些人也都是Nanoscience的编委，前面已介绍。
   
结论：“纳米科学”杂志和“美国纳米科技协会”罗列的这些美国人，或者查无此人，或者是美国外科医生（以从事内窥镜工作的医生为主）、IT人员，前者可能是捏造的，后者可能是张阳德在开内窥镜学术会议时或其他场合认识的。总之，这些美国人没有一个能让人相信他们是纳米技术方面的专家。那么，拉这么一批或者查无此人或者不从事纳米研究的医生办“纳米科学”学术杂志、成立“美国纳米科技协会”的目的何在？是不是就是为了获得1.2亿元的中国863纳米医学项目而虚张声势？如果是的话，无疑是大功告成了。

附：Nanoscience编委名单和“美国纳米科技协会”成员名单

EDITOR-IN-CHIEF

 
    Yangde
ZHANG, M.D. (U.S.A.) 
    　

ASSOCIATE EDITORS
   

Boyun HUANG, Ph.D. (china)
Haowei ZHANG, M.D. (U.S.A.)
Xiaoming JIN, Ph.D. (China)
Yanfei LIU, M.D. (China)
Futao CHEN, Ph.D. (China)
Xingming DENG, M.D., Ph.D. (U.S.A.)
Reinhard Tomsik, M.D. (U.S.A.)
Yubao LI, Ph.D. (China)

HONORARY
EDITOR-IN-CHIEF
   

Joachim Spatz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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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fu HUANG (China)
Jonathan Sackier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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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Persau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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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o Hoff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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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Lynch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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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I Veith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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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ter Rolf Fuhr (Germany)
Kaitai YAO (China)
Yubao LI (China)
Jiaju TAN (China)
Minggang ZHAO (China)
Wu-shun Felix Wong (Australian)
Yuquan WEI (China)
Manson Fok (Hong Kong, China)
Jiahua LI (Hong Kong, China)
Weijie LI (Hong Kong, China)
Zhiqiang HU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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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uyoshi Hayashi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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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 Gr??ter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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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owan ZHO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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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ela F. Mariti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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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G. Parsons (USA)
Stephen Evans (USA)
Changsheng LIU (China)
Philip E. Domco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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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ge ZH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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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Luketich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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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 R. Peteli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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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ing L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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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I K. Sarr (USA)
Xinhua XU (China)
Andre B. Lipsett (USA)
Alejandro Burgos (USA)
Xueqing XU (China)
Michael C. Hill (USA)
Machael Huat (USA)
Minbo LAN (China)
Margo M. Nguyen (USA)
Mike Bramhall (UK)
Chunhai FAN (China)
Clark K. Lum (USA)
Bruce Orkin (USA)
Xinxia CAI (China)
David Bouchier-Hayes (UK)
Deidre Larvin (UK)
Mingyuan GAO (China)
Powered Bianzhou (Singapore)
Joseph Shrager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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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P. Metzger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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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sen CH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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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ok E. Konski (USA)
Willis C. Markman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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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na H.J. Brooks (USA)
Xingming DENG (USA)
Jinfeng ZHAO (China)
Weihong TAN (USA)
Yongjun TAN (USA)

ORGANIZATION OF A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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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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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 Bartlett, M.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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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hang, M.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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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Michael Lehr, Ph.D., Germany
Wu-shun Felix Wong, Ph.D.,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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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uyoshi Hayashi, Ph.D., Japan
Gyu-seog Choi, Ph.D., Korea
Nageshwar Reddy, Ph.D., India
Nelly Sahel, Ph.D., France
Powered Bianzhou, Ph.D., Singapore
Flora Botton, Ph.D.,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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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Lynch, M.D., U.S.A.
Carmen Friedrichsen, Ph.D., Germany
David Bouchier-Hayes, M.D., U.K.
Douglas R. Petelin, Ph.D., U.S.A.
Stefan Grater, Ph.D., Germany
Kristina Rieheman, Ph.D., Germany
Zhiqiang Huang, Academician, P.R.C.
Lei Jiang, Ph.D., P.R.C.
Mike Bramhall, Ph.D., U.K.
Robin M. Johnson, Ph.D., U.K.
Reinhard Tomsik, M.D., U.S.A.

(XYS20070914)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

　　作者：Soldier King

　　近读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翻译的《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一书，感到非常不舒服。以前也看过《新语丝》上“揭发”刘华杰翻译错误的文章，总是有所保留。试想一个处于如此重要位置的人，何以犯如此低下的错误。看过刘译的《科学哲学》后，我开始相信《新语丝》上所言不虚了。

　　下面是我发现的一些错误，不当之处，请读者们指正。

　　(美)亚历克斯·罗森堡(Alex
Rosenberg)著：《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Philosophy of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0),
刘华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年初版，2006年再版.

　　（1） （原著p.9） If humans are nothing but complex collections
of molecules, i.e. of matter, and if these collections beh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lfsame laws……

　　（译文第10-11页）如果人类只是分子——即物质——的集合体，如果这些集合体服从自我同一的定律…… 

　　译文漏译了“complex”，更重要的是，“the selfsame
laws”译为“自我同一的定律”，大错，“自我同一的定律”到底是什么意思？何物不是自我同一的？应译为“完全同样的定律”等等。所有的现象都服从完全一样的规律，这是科学常识或科学预设。译者偷懒不查字典。

　　（2） （原著p14）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astronomical
almanacs are not science; the predictive powers that accompanied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not harnessed to an institutional drive to
explain and improve discursiv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western science……

　　（译文第18页）技术进步和天文历书并不是科学。伴随这些成就的预测能力并没有转化成一种制度性的驱动力，来说明和改进散漫的理性理解，而理性理解才是……西方科学的特征

　　他将“discursive”译成“散漫的”，这样“散漫的理性理解”
就成了西方科学的特征。其实人们一般都知道，西方科学的特征是“推论的”、“推理的”或“讨论的”，这正是作者在这里用“discursive”一词的意思。“discursive
rational understanding”应为“推理的理性理解”等。

　　(3) （原著p.15）the reason that these people and peoples have
taken on western science lock, stock and laboratory, seem obvious
and unarguable……

　　（译文第18页）这些人和更多的人接受西方科学之锅碗瓢盆和实验室等东西的理由，似乎显然易见又无可争议。

　　“Lock,stock and
barrel”为习语，“统统、全部”之义，那三个单词分别指枪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枪栓、枪托、枪筒。我估计作者将该习语做了点变化，用“laboratory”替换了“barrel”，因为“laboratory”是科学的实质部分，而
barrel”却非也。译者完全捉瞎，竟译成“西方科学之锅碗瓢盆和实验室等东西”，搞笑之至。原文实际的意思应为“那些民族之全盘接受西方科学的理由……”【方舟子按：刘不懂“peoples”这一初中英语就学到的单词，将它译为“更多的人”也很搞笑。不知“更多”在哪里？】

　　（4） （原著p.28）Hempel’s fundamental idea was the
requirement mentioned above, that the explanans give good grounds
to suppose that the explanandum phenomenon actually occurred.

　　（译文第36页）当时亨普尔的基本思想就是上面提到的要求，即说明句给出很好的理由，使得被说明句的现象能够实际上发生。

　　该译文从中文上讲都不通。而且说明句的理由怎么可能使得被说明的现象实际发生！理由只能说明事实，而不可能使得事实发生。（严格地讲，使事实发生的是与之相关的客观原因，理由可能出错，而客观原因不可能出错，故理由只能说明而不能使得事实产生）

　　原文的实际意思可译为：亨普尔的基本观点是上面提到的那个要求，即说明项应给出被说明的现象实际发生的充分理由。 

　　（5）（原著p.88）We can identify 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the
term “electron ”or“gene”or“charge”or any other term in our
corpus of theories which names an unobservable thing or property in
the same way.

　　（译文第117页）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在命名一种不可观察事物或性质的理论条款中，识别“电子”、“基因”、“电荷”或其他任何术语的经验内容。

　　此段译文有多处错误，“our corpus of
theories”指理论体系，却译成“理论条款”。“理论条款”是何物？理论不可能命名，可以命名的只能是“term”即名称或术词。此段内容试译如下。

　　我们能够识别我们理论体系中的，以同样方式命名不可能观察物的“电子”、“基因”、“电荷”及其他术语的经验内容。

　　（6）（原著p.92）One classical example is eighteenth-century
phlogiston theory, which embodie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improvements over prior theories of combustion,……

　　（译文第123页）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十八世纪的燃素说，在燃烧理论之前它曾经在预测能力上有过重大的改进……

　　该译文纯粹是语言没有看懂。“improvements
over”是前者对后者的改进。“prior theories of
combustion”义为“各种前燃烧理论”，指燃素说之前的各种关于燃烧的理论，比如热质说等等。看该译文好像“燃烧理论”是一种像燃素说一样的独立学说，但theories
of combustion为复数，显然指各种燃烧理论。 

　　试译为：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8世纪的燃素说，它在预测能力方面大大超过了在它之前的各种燃烧理论。

　　（7）（原著p.93）Galileo’s theory required that we disregard
the evidence of observation, or heavily reinterpret it.

　　（译文第124页）伽利略的理论要求我们不要理会观察上的证据，也不要花大力气重新解释它。

　　“也不要花大力气重新解释它”？？？不知如何此译。“or heavily
reinterpret it”的实际意思为“否则就要完全重新解释它”

　　（8）（原著p.95）It’s not that science is an instrument. It’s
just that we cannot tell whether it is more than an
instrument.

　　（译文第126页）这不同于“科学是一种工具”。……

　　译文将“It’s just that we cannot tell whether it is more than
an
instrument.”这句话漏译了。估计译者感觉到这句话言简意深，故不敢碰它。我觉得这段耐人寻味的话表达了作者关于科学本性之高度复杂的看法。

　　试译如下：并非科学是一种工具。问题恰恰是，我们不能确定是否科学高于工具。

　　意即，科学就其本性而言，既像又不像工具。

　　只是随性挑选的几小段，但足以表明一部高水平的科学哲学原著被糟蹋了。一想到不幸阅读并相信该译著的学子们，有可能被误导，心里就不是滋味。

　　希望那些像刘华杰一样处于如此重要的学术岗位的人，一定要自重，不要为了赶时间，粗制滥造，不负责任。浪费学术资源不说，还让学界受害。另外，像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这样一个以科技哲学、科技史为出版重点的出版社，为什么不好好把关呢？像这样一个有问题的译稿，居然还一版再版，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在这份履历中，有一个栏目叫“Untaken Key Research
Programs”，翻译过来就是“没有从事的关键研究项目”。张主任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谦虚，把自己没做的研究也都列出来，而且列出了12项之多？想必是张主任笔误，把undertaken（承担）写成untaken了。不过弗洛伊德说过，笔误、口误有时候倒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张主任自己当然很清楚，他列出的这些研究项目，究竟是“承担”还是“没有从事”。比如其中有这么一项号称是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项目：

Program of NIH, U.S.A.: Sequencing research of 1 Kb DNA compounded
by heat circulation method

   
这个项目名称的英文不通，让美国人来看，应该是看不懂的。我是中国人，能猜出它的意思是“热循环法合成1kb
DNA的测序研究”，不过还是看不明白。到美国国家卫生院资助项目的数据库查一下，自然是没有这个课题或类似的课题，也没有查到张阳德曾经从美国国家卫生院承担过任何项目。所以这个明显就是属于张阳德认为他“承担”而实际上“没有从事”的研究项目。

   
在张阳德获得的荣誉中，有一项特别奇怪：

Switzerland Ambitious Great Person  Dec,
1989

   
翻译过来就是：1989年12月，获得“瑞士雄心勃勃伟人”称号。这是什么玩意儿？中国的外科医生跑瑞士当“雄心勃勃伟人”？什么机构评的？他们是如何知道张阳德这号人的？如何在18年前就预知了张阳德雄心勃勃会成为1.2亿的中国863项目的伟人？

   
张阳德在中国医院当外科医生，当着中国卫生部研究中心的主任，现在又要主持中国重大科研项目，却自认为是美国人。就在“Nanoscience”（《纳米科学》）这份杂志的网站上（http://www.nscis.net/JournalInf/editors.htm），赫然写着：

EDITOR-IN-CHIEF
    Yangde
ZHANG, M.D. (U.S.A.)

EDITORIAL BOARD
Yangde ZHANG (USA)

   
主编：张阳德，医学博士（美国）。编委：张阳德（美国）。

   
这份杂志是美国纳米科技协会办的，张阳德除了任刊物主编，还是该协会的主席，在该协会的网站上（http://www.aanst.org/research.html），也写着主席张阳德“医学博士”是美国人：

CHAIRMAN
Yangde Zhang, M.D., U.S.A.

   
这个协会名称听上去很吓人，我查了一下，这是一个叫”Hongbo
Chen”的华人在2005年8月7日在华盛顿州注册的组织。美国由于结社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去注册一个名称吓人的组织，就是注册个“世界纳米科技协会”、“宇宙纳米科技协会”自任主席，也都没人管，只要还没有人用过该名称即可。

   
这个名称吓人的协会的主要工作，似乎除了把中国外科医生张阳德请去当主席并让他变成美国人之外，就是出版“Nanoscience”这个“英文国际刊物”。我翻了一下最新出的一期（今年第1期），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作者都是华人，工作单位除了一位中间作者写着日本的大学，全都是中国大陆。在总共10篇文章中，有两篇署着张主任的名字，分别是第一、第二作者。看来张主任是不愁没有地方发表他的863成果的。

   
这份期刊是季刊，现在能找到的也就总共出了5期，去年出了4期，第1期是去年3月出的，然而去年的卷数编号却是“第11卷”，这份期刊是1年算1卷（今年是第12卷），如此说来，它一面世，就有了10年的悠久历史，小孩刚落地，就是11岁，这也是只有像张阳德这样的“雄心勃勃伟人”才干得出来的大手笔。

2007.09.12

(XYS2007091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

   
例如，以钱钟书的生花妙笔，也写不出会有这样的怪事：一名年仅24岁的国内师范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生，虽然学业成绩平平且从未出过国门，却因为自称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与剑桥大学霍金教授合作研究”，就纷纷被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请去做宇宙学的学术报告，甚至在浙江大学当了近一个月的访问学者，如果不是网上有人怀疑起其身份，还能继续蒙骗下去。更妙的是，在骗局暴露后，受骗机构还有人出来为其辩护，说他骗人固然不应该，但是也的确是有学问的，只是少了个教授头衔云云。

   
更不可思议的是，此人的学术报告内容和提交的论文乃是从网上一篇中文科普文章抄来的。宇宙学虽然号称高深，但是国内也有不少物理学家在研究，比如，邀请他的名牌大学就就有该领域的专家，甚至要和他合作发表论文。这些专家的专业水平难道如此低下，竟然会把剽窃来的科普文章当成独创的学术见解？此人出示的“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的评语”一见而知是一位英语水平很差的中国人写的洋泾滨，每一句都有低级语法错误，这些专家竟然会信以为真？

   
即使专业和英语能力不强，但是只要不被“哈佛大学教授”的招牌吓倒，有起码的常识和负责任的态度，做一点基本的核实工作，甚至只需像最初的怀疑者那样花几分钟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简单的骗局就可以轻易揭穿。

   
然而没有哪一个邀请方有这样的责任心。即使在丑闻被好事之徒挖出后，也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反正受损的又不是某个人的钱包，而是国家科研经费，活该被糟蹋。以这样的专业能力和责任心，如果哪一天爆出一个十几岁中学生用一篇少儿科普骗遍各个中国名牌大学的丑闻，也不会是小说。

2007.5.10.

（《同舟共进》2007年第9期）

(XYS20070906)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

　　方先生：

　　你好！

　　很喜欢读你的作品，也很佩服你的为人。你最近出的这几本书我都买了，感谢你提供了这么好的作品。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几乎完全照抄了你在中国青年报8月22日登载的那篇《不可能的怪物》。登载的报纸是济南时报，9月4日，24版，科技新知专栏，作者署名钟青，编者还加了按语。除了题目改掉了，开头加了个韩国的类似的怪物电影作为例子，后面完全照抄，也没有注明文章的出处。

　　我对这种行为也是深恶痛绝，特别揭露一下。
　　祝你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你的一个fans

   
“方舟子的打假和批判的问题也在这里，他自己集审判、判决、执行于一身……”

   
我一介民间人士，不过利用我的言论自由和掌握的资料揭露了刘教授剽窃国外资料，什么时候掌握了“集审判、判决、执行于一身”的大权？虽然刘教授剽窃一事铁证如山，还不是照样在清华大学当教授，还不是时不时地跳出来在媒体上造我的谣言、攻击我，何时被“执行”了？刘教授在这里对我的“定性”，他们对我的这些谩骂、攻击，是不是也是“集审判、判决、执行于一身”？

   
刘教授还很委屈地说：

   
“方舟子在网上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进行许多所谓的‘批判’，甚至很多谩骂。但我们这些朋友有一个三不政策：即我们不吵架、不骂人、不停步，我们不理睬他。”

   
号称“我们不吵架、不骂人、不停步，我们不理睬他”，这几大段又是什么呢？我有段时间不理睬他们，他们就皮痒痒地忍不住又要来找打。我对刘教授及其朋友们的剽窃、骗人等行径的“批判”都是有根有据的，参见：

　　南大学弟《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教授也抄袭》(XYS20061113)

　　方舟子《清华剽窃教授刘兵又造谣了》(XYS20060406)
　　方舟子指斥清华大学刘兵教授造谣：“我从来不认为科学不可质疑绝对正确”(XYS20040606)

　　方舟子《反科学文化人剽窃又一例乎？》(XYS20040220)
　　方舟子《“不打架、不骂人、不停步”之反科学文化人与剽窃》(XYS20031122)

　　方舟子《刘华杰副教授的翻译和学术腐败》(XYS20030824)
　　方舟子《一再剽窃到了我的头上》(XYS20030822)
　　方舟子《评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对新语丝的漫骂》(XYS20030715)
　　方舟子《也来给清华大学刘兵教授批改英译汉作业》(XYS20030715)

　　方舟子《岂能拿翻译凑文章——刘兵〈剑桥流水〉有剽窃之作》(XYS20030724)

　　白开水《这是印象记述还是抄袭？——评刘兵教授的《穿行在科学发现的历史丛林中——伦敦科学博物馆撷英》》(XYS20030718)）

　　方舟子《硬伤累累的“科普名著”〈科学的历程（第二版）〉》(XYS20030531)

　　方舟子《吴国盛乱译〈哥白尼革命〉举例》(XYS20030218)
　　方舟子《吴国盛教授“学术”之研究》(XYS20030122)

　　倒是刘教授及其朋友们被打到了痛处，无力具体反驳，为此恼羞成怒，一边立着“三不政策”的牌坊，一边利用种种机会或明或暗地对我进行“批判”、谩骂，比如说我是“文化特务”、“攫取情报”、“泼皮行径”、“三无人员”、“学术扔货”、“疯狗上街咬人”、“烂人”、“信誉死”、“方狗子”、“网路无赖”、“学术阉驴”、“美国流浪汗（汉）”、“炸麻子（指何祚庥）、方啥子（指我）、清华半大老头子（指赵南元）”等等，就都是刘教授及其朋友们的发明。北大哲学系反科学传播中心还曾经在2003年初开了个论坛专门谩骂我们，由刘教授及其朋友们担任版主，亲自上阵，骂了一阵子，据说是其上司实在看不下去，命令该论坛关门，但在这个北大拿纳税人的钱建的网站上一直高悬着许多篇攻击、谩骂我的文章。装什么纯洁嘛。

   
我当然是“自认掌握了真理”，知道了事实真相，才敢于揭露刘教授及其朋友们的剽窃、骗人行径，不然不就会和他们一样明知真理不在自己一边，所以只好靠不停地重复谎言混日子了吗？也只有像《新京报》这种烂报才会不断地给剽窃教授提供造谣平台。

附：
刘兵教授阐述环境危机、国学热及国人科学精神
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新京报2007年8月29日

（前面的长篇垃圾删掉）

　　方舟子有成绩也有缺陷

　　听众：在大众眼里，环保分子比较另类，批判环保分子比较猛烈的就是方舟子。我对方舟子的印象是，他好像自认是掌握了绝对真理的，如何评价方舟子的科学观与“批伪”“打假”？

　　刘兵：方舟子在网上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进行许多所谓的“批判”，甚至很多谩骂。但我们这些朋友有一个三不政策：即我们不吵架、不骂人、不停步，我们不理睬他。

　　打假和批伪科学都有类似相同之处。个人的努力，总会有有益的一面，被时这种努力对于老百姓来说似乎是非常解气的。比如说，你看到街上有人抓住一个小偷，有人痛打一顿，一般的人会非常的痛快。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种缺乏冷静思考的表现。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社会，允许这种让你一时看着解气的事，像抓住小偷一顿痛打，这个社会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不安全的。因为你也有可能被打，尽管你没有偷，但是你有可能被误认为偷了，这对你来说是潜在的不安全，人们往往忽视了在这背后的体制性问题。

　　真正的法制社会，文明的社会，谁有权抓小偷？要有合法的人员，再根据证据给出一个判决。而不是在大街上抓住就打，在这方面，有时我们在看其他国家的法律和审判时，会觉得特可笑，觉得他们的法律很啰嗦，一个案子审了好几年，觉得有问题的最后居然都没有判罪。其实，这里面都是人们为了避免错案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方舟子的打假和批判的问题也在这里，他自己集审判、判决、执行于一身，没有纠正的机制，这个时候他的代价就是，在个别的事例中，他也许是打对了，揭示了伪科学的危害，但同时，带来了一种更深层的更大的代价。因为这种观念和做法的传播，会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没有法制、没有约束、没有规则的社会，而背后的支撑就是自认为掌握真理。

   
这篇文章，据称是刘兵教授在伦敦用半天时间，“极为粗略地、走马观花式地匆匆在科学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走上一圈”后，对伦敦科学博物馆中“若干给我留下较深刻印象的东西”的介绍。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在如此匆忙的参观之后，何以能对其中某些展品记得这么牢，甚至连年月都记得清清楚楚？感谢互联网，让我们不必亲到伦敦，也能在网上参观伦敦科学博物馆（http://www.sciencemuseum.org.uk/on-line/mmw/index.asp）。刘兵声称给他留下较深刻印象的东西，其实就是该网站重点介绍的展品，而他那些“印象记述”，大部分是该网站对展品所做的介绍的翻译，由于英语水平有限，有的地方还翻译错了。我们用该网站的资料，也可以写出一篇类似的“印象记”，而且如果英语水平胜过刘兵教授，效果只会更好。

   
下面从刘兵文章中摘录几个例子做为证明。
   
“就在伦琴发现X射线的第二年，1896年，英国就有了第一篇关于X射线的报告。这些发现引起了一个名叫雷诺兹（Russell
Reynolds）的人的兴趣。在他的父亲，以及朋友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也是阴极射线现象的开创性研究者）的参与下，他于同年制成了在这里展出的那套X射线装置。1938年，他将此装置捐给了科学博物馆。雷诺兹也是放射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后来一直都在从事这一领域的专业研究。”

   
这是对伦敦科学博物馆网站如下介绍的翻译：
    “Russell
Reynolds was enthused by the first British report of the discovery
of X-rays in January 1896, and set out to build his own X-ray
apparatus. While still at school and working with his father, John,
a general practitioner and a friend of William Crookes (also a
pioneer investigator of cathode-ray phenomena), he completed the
apparatus within a year. …By donating this set to the Science
Museum in 1938, Reynolds made a claim to be considered a pioneer of
radiology, the profession to which he had devoted his life.”
   
由于对英语语法结构不熟悉，刘兵译错了几个地方。原文说的是：在1896年1月，英国首次报道了（伦琴）对X射线的发现；刘兵给看成了英国在这一年有第一篇关于X射线的报告。原文说的是：雷诺兹与其父一起工作，其父是克鲁克斯的朋友；刘兵给译成了克鲁克斯是雷诺兹的朋友，并参与该项工作。

   
“这里展出的一件体积比较庞大的装置，就是在1937年制造的百万伏粒子加速器。按照说明，它可以产生加速粒子所需的125万伏的高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被用来研究铀和钋的性质，为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做出了贡献。”

   
这是对下文的翻译：
    “The machine
here is the cascade generator, built by Philips of Eindhoven and
designed to produce the high voltage (up to 1.25 million volts)
required to accelerate the particl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machin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perties of uranium and
plutonium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Manhattan Project which
manufactured the first atomic bombs.”
   
有一处译错：原文说的是“产生加速粒子所需的高压（可达125万伏）”，而不是非要125万伏不可。

   
“1901年12月12日，马可尼成功地将一系列无线电信号传过了大西洋。在此试验中传输的信号，是由一个被称为‘意大利海军’探测器的小装置收到的。这里展出的，就是在那个著名的日子里所用的两个小装置之一，而且很可能是实际探测到了历史性信号的那一个装置。”

   
这是对下文的翻译：
    “On 12
December 1901 Guglielmo Marconi successfully transmitted a series
of signals across the Atlantic, from Poldhu in Cornwall to Signal
Hill, Newfoundland, heralding the birth of transatlantic
radiocommunication. The signals (a succession of three morse dots,
forming the letter ‘S’) were picked up by a tiny device known as
the ‘Italian Navy’ detector. This is one of two in use on that
famous day, and might well be the actual one that detected the
historic signals.”
   
有一处望文生义，译错了：那次发射的是一组由3个莫斯点组成字母“S”的信号，而不是“一系列”信号。

   
这种文章，只要读得懂英文就可以写，又何必是“科学史的研究者”、“物理学史的教学研究者”（刘兵在文中的自谓）？像这样翻译外文资料，拼凑起来就当成自己的文章的，在当前中国学界，是并不罕见的现象。诚然，写普及性文章，不必像学术论文那么严格，可以参考、引用别人的资料，甚至也不必一一注明资料的出处。但是应该用自己的话加以归纳、复述，而不能够照抄、照翻。如果是翻译，不仅应该说明出处，而且应该把翻译的部分用引号括起来。把整段整段的翻译当成自己的创作，与抄袭无异。

2003.7.20.

   
四川大学新闻网在报道“丘小庆教授新成果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发表”（http://news.scu.edu.cn/news2007/2007-8/2007824154018.htm）时更离谱：

   
“该论文被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放在其网页的首页作为‘本月度最重要的生物技术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展示。”

   
我特地去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网站看了一下，其首页并无该论文，也没有“本月度最重要的生物技术研究成果”这么个栏目。网站首页上重点推荐的三篇本期论文都不是该论文。

   
“‘这是中国人超越世界水平的原始创新发明’，《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主编Andrew
Marshall博士这样认为，‘这个发明将会动摇免疫学的基础理念’。论文发表后，来自美国、韩国、俄罗斯等国的科学家纷纷致函丘小庆，希望能和他进行合作研究。”

   
这个很具有中国特色的评论很像是捏造的，我很怀疑Andrew
Marshall博士会用中国人的口吻说这么弱智的话，于是去函向他求证。他回答说：“亲爱的方博士：不，我没有说过这些评论。该论文报道了一个有意思的抗体模拟。和任何论文一样，这些发现的意义有待于其他研究小组的重复。”（Dear
Dr Fang, No I did not make those comments. The paper reports an
interesting antibody mimetic. As with any pap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ndings awaits reproduction of the findings by other
groups.）那么这些话是谁捏造出来的？是丘小庆本人，还是四川大学新闻办？

   
一个“将会动摇免疫学的基础理念”的发明是要得诺贝尔奖的。看来中国本土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要在四川产生的，不过可能是诺贝尔吹牛奖。

   
“在近两年多的实验里，他试验用过300多只小白鼠”

    
这算什么，贵校的副校长魏于全据说试验过几万只小白鼠呢。】

发现抗癌新途径 丘小庆:用成绩平息造假风波

2007-08-29成都商报

   
生物分子都是通过遗传产生的，如果能用人工方式改变其特性，就能攻克包括癌症在内的难题。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教授丘小庆就在做着这样的梦，并逐渐“美梦成真”。美国一家专做生物技术专利申报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这样评价：丘小庆的发明价值20亿美金。

   
“原理很简单，但只有我想到了”

   
昨日，在丘小庆的实验室，他给记者上了一堂课，说的就是怎样改造生物分子。

   
丘教授说，原始抗体的简单结构像“Y”形，上面的两个枝丫各有6个“手指”，可抓住抗原。但“手指”太多，接触“敌人”———抗原的能力太强，自身消耗过大，还没杀进肿瘤内部就已消耗完毕。原始抗体的分子量也太大，它“敌我不分”，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连正常细胞也一起杀死，大家知道的化疗就是这么回事。

   
可见，要想改造生物分子，主要有两道“手术”。首先将“Y”下面的部分“割”掉，减小分子量；二是将6个“手指”最好减少为两个。分子量减小后，原始抗体不再见谁都灭，而是专灭抗原最多的肿瘤细胞。

   
“原理很简单，只是大家都没想到，而让我想到了。”丘教授谦虚地说。

    要转化为成果
至少还要几年

   
2004年，丘小庆在美国波士顿一家专做生物技术专利的律师事务所做客时，一名律师对他说：“你知道吗，波士顿有几千人，每年花大笔的钱想做这件事，但只有你做到了。”

   
“人造生物分子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攻克癌症。”丘小庆表示，最重要的是，如果人类能够根据需要改造分子，那么就可像对待工程机械那样，随时去修复坏掉的零件，使生物分子不仅可以捍卫人类健康，还可以制造出无任何毒副作用的生物农药。

   
“虽然我现在做的生物分子改造才刚刚起步，还是最简单的方式，但既然实验证明能走得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生物分子改造将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一发明何时能转化为成果，投入到治疗中，为癌症病人解除痛苦？丘教授说，目前还只是完成了理论研究，要转化为成果，乐观估计也要几年时间。
　

　　丘小庆：我用成绩平息“造假”风波

   
高新区科园四路1号，推开川大华西临床医学院实验楼二楼大门，偌大的实验室里，左边是一排排书架，右边是一排排烧杯、试管等实验设备。书架尽头，丘小庆正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往稀饭里倒白糖。由于养小白鼠、做实验往往需要夜间观察，不能按正常作息时间上下班，所以他就干脆在实验室住下了。

   
丘小庆曾在自己的伤口上试验自己研制的蛋白质。提及此事，他不好意思起来，说当时所有人都不信他研制的蛋白质的功效，他就在自己身上做了个实验。“后来，国外同行欣赏我的勇气，但正告我这是违背法律的，所以现在我不敢这样了。”

   
丘小庆的妻子也跟他住进了实验室。丘妻曾表示：“他就是爱拼命，为了论证自己的设想，日夜不分地做实验，还让我提醒他别错过观察时间。在两年多的实验里，他用过300多只小白鼠，做分子生物学图片30多次……”

   
1974年，在雅安下乡的丘小庆买到一本美国出版的1973年《科学年鉴》，书中有一篇《人癌病毒的探索》，讲述了人类对致癌病毒的认识和推测，当时他在该书的空白处写下“或许，这就是我的方向？1974年7月18日”。30年后，他终于独自设想出了理想的结构模型，构建了精妙的人造分子机器。在实验的动物身上，这些分子机器真的杀灭了疯狂生长的恶性肿瘤。

   
提到去年关于他的“造假”风波，丘小庆平静地说：“官司判我赢，还有人不认。我只好拼命在实验室工作，再发一篇论文，这样他们就没话说了。”
（完）（记者 马天帅 王冕）
 
 丘小庆教授新成果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发表

时间：2007年8月24日15:40 阅读7001次 四川大学新闻网
来源：来德辉 编辑：付玉杰

                          
三十载梦想的腾飞——记我校华西临床医学院教授丘小庆

“这个发明将会动摇免疫学的基础理念”

    2007年8
月，全世界132种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杂志中排名第一，影响因子22.7的国际学术刊物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发表了我校华西临床医学院丘小庆教授的论文《Small
antibody mimetics comprising two complementarity-determining
regions and a framework region for tumor
targeting》。该论文被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放在其网页的首页作为“本月度最重要的生物技术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展示。

   
在该论文中，丘小庆跳出传统的抗体改造和设计理念，独创性的提出一种抗体模拟物的构建理论。据此理论将分子量十五万的原始抗体改造成了只有三千分子量的多肽模拟物；该模拟物具有优于原始抗体的靶向性，具有原始抗体无法比拟的实体肿瘤穿透性，与原始抗体相比，该模拟物大大降低了免疫原性。

   
以上述抗体模拟物和细菌毒素为蓝本，丘小庆构建出了一系列新型抗肿瘤物质。在动物模型中有效地杀灭了恶性淋巴肉瘤、肺癌等危害人类的恶性肿瘤。其效力比现有化疗药物强数十倍至上百倍且无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对人类攻克癌症病毒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是中国人超越世界水平的原始创新发明”，《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主编Andrew
Marshall博士这样认为，“这个发明将会动摇免疫学的基础理念”。论文发表后，来自美国、韩国、俄罗斯等国的科学家纷纷致函丘小庆，希望能和他进行合作研究。 

“或许，这就是我的方向”

   
面对论文成果引起的强烈反响，丘小庆显得十分平静，也许是因为这个梦想的种子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丘小庆也加入了知青下乡的洪流中。然而，整日的劳作丝毫没有减少他求知的欲望。1974年，丘小庆买到了一本美国出版的1973年《科学年鉴》，如获至宝，每日夜阑人静之时，他便在昏暗的油灯下畅游科学的殿堂。书中有一篇《人癌病毒的探索》，讲述了人类对致癌病毒的认识和推测，给丘小庆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和遐想。他在该书的空白处写下“或许，这就是我的方向？1974年7月18日”。

   
三十年来，书渐泛黄，字已褪色，梦想却越来越清晰。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丘小庆手捧那本《科学年鉴》感慨万千：“难道三十年前就已注定了今天？可是谁又能料到，为实现这个理想，我经历了三十年千回百转的碰壁？”今天，他终于独自设想出了理想的结构模型，把分子量十五万的抗体“化简”为分子量三千的肽链模拟物；再以该模拟物为蓝本，构建了精妙的人造分子机器。在实验动物身上，这些分子机器真的杀灭了疯狂生长的恶性肿瘤。三十载梦想终于腾飞了！

“书，就像是一位无声的老师”

   
在丘小庆的实验室里，书架上琳琅满目，有许多英文原著，也不乏科学幻想小说集《世界上最高峰上的奇迹》、《世界美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书桌上那本购于1983年的苏联作家波列伏伊《真正的人》。丘小庆介绍说，文中的主人公是一名飞行员，在失去双腿后，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终于战胜了自己，重返蓝天。这几乎成了丘小庆的精神食粮。他在一篇随笔中写到，如果不是靠定期阅读这本小说来鼓舞自己的斗志，我恐怕在三十余年来的几度逆境和困难中早已被打垮。书，就像是一位无声的老师，伴我度过艰难与快乐的岁月。

   
为了方便实验，节约时间，丘小庆把家都搬进了实验室。丘小庆的爱人说，他就是爱拼命，为了论证自己的设想，日夜不分地做实验，累了就看会儿电视，让我提醒他别睡着了错过观察实验的时间。这么多年来，他从来都是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在近两年多的实验里，他试验用过300多只小白鼠，做分子生物学图片
30多次，提取20多种蛋白……

   
乐观豁达的丘小庆说，在实验室过的是“最幸福的生活”，这里安静，做实验方便，又节约时间，还可以享受美术、文学、摄影带来的乐趣。正如他一次在课堂上所讲的：我现在是一个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我曾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内科医生，我正在努力争取做一个生态学家，画家和摄影家。我一直在饲养动物、制作模型，并且大量的阅读，这样我就没有时间去摆龙门阵、打麻将……我个人认为，这是十分幸福的生活，因为我一直在接受自然、社会和自己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