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群体免疫”问题上闹了笑话，不知反省，却要找“专家”来继续妖魔化“群体免疫”，在其创办的网刊《知识分子》上发了一篇采访，标题很惊人：《哈佛公共卫生博士：没有疫苗，全球难以形成真正的群体免疫》。

他们采访的这个“哈佛公共卫生博士”宁毅，其实只是曾经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读过书，早已和哈佛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的身份是美年大健康首席科学家。美年大健康是一家从事健康体检、中医养生等业务的公司，大概《知识分子》觉得这种公司的名声不佳，所以才要打着哈佛的招牌骗人。然而这么做是可笑的，难道以后他们采访饶毅，不说他是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却要在标题里大书“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如何如何吗？

读了这个“哈佛公共卫生博士”的信口开河，让我很怀疑这个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于是查了此人的履历：1993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卫生部当了六年小官，然后到美国当访问学者，几年后转成学生身份，2009年获得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科学博士学位(Sc.D)，研究的课题是体质指数与结肠癌的关系，属于营养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总之，不论是此人的教育背景还是现在的职业，都与传染病学没有关系，其对传染病的看法并不比饶毅更专业。顺便说一下，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有一个访问学者丁亮(Eric Ding)，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就在网上一直以哈佛专家身份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以致该学院的著名流行病学家Marc Lipsitch不得不出来澄清此人既不专业也与哈佛无关，批评其利用新冠疫情无耻地推销自己。

我不知宁毅在哈佛有没有学过免疫学，如果学过的话也没学好，和饶毅一样对免疫学基本概念稀里糊涂的，没搞明白群体免疫的确切含义。群体免疫的本来意思是，一旦人群中对某种病原体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就建立了免疫屏障，该病原体没法传播，从而保护了易感人群不被或不易被传染。然而宁博士说这是骗人的：

“但是，这个群体免疫是一个保护屏障。如果随着自然的活动，只要人群中有（病毒的）星星之火，还是比较容易被感染。所以说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基本上就是谎言。现在德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死的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们平均年龄基本上都是在七八十岁。事实已经证明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就是一个谎言。”

宁博士以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死的都是老年人居多来证明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就是一个谎言，难道这些国家早已达到群体免疫了？这就好比说，我们要建立一道防火墙保护楼房，宁博士却说：“只要有星星之火，楼房还是比较容易被烧毁，所以说防火墙保护楼房基本上就是谎言。在建防火墙之前已有楼房被烧，事实已经证明防火墙保护楼房就是一个谎言。”宁博士的这种逻辑不知从哪学来的，想必不是来自哈佛。

宁博士还说：“其实群体免疫现在都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只有全球能够形成群体免疫，才能真正的实现群体免疫。因为你一个地方群体免疫，另外一个地方不群体免疫，当两股人口混合在一起，66.7%的临界点又降低了。”

原来在宁博士的心目中，当今世界已经做到了各地“人口混合在一起”，所以只有某个国家形成群体免疫是没有意义的。例如，通过疫苗接种形成群体免疫，麻疹、脊髓灰质炎在许多国家都已被消灭，但是在全球还没有消灭，在宁博士看来就没用了。当然有用。如果一个国家人群对某种传染病已形成了群体免疫，那么就不用担心输入性病例的传播，毕竟，这种外来人口数量不足以多到改变总人口具有免疫力的比例，传播链很快会被打断，不至于导致传染病爆发。反之，如果输入性病例能导致传染病爆发，说明群体免疫没能形成。例如，美国本土通过建立群体免疫已消灭麻疹，但2014年底迪斯尼乐园由于一个外国游客导致麻疹疫情爆发，美国医学界反思的结果不是本土群体免疫没用，而是近年来由于反疫苗运动导致美国麻疹疫苗接种率下降，没能建成群体免疫，所以要采取严格措施提高接种率。

宁博士、饶博士声称他们反对的是自然感染形成的群体免疫，支持通过疫苗接种形成群体免疫。但是群体免疫是一个现象，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结果是一样的。他们妖魔化群体免疫的说辞，同样可以用于疫苗接种。疫苗接种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让被接种者具有免疫力。但是并不是所有被接种者都能有免疫力，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疫苗接种，例如有的人还没到接种疫苗的年龄，或者由于对疫苗成分过敏、患有免疫缺陷疾病等原因不能接种疫苗，甚至由于家长愚昧不让小孩接种疫苗，这些人都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所以疫苗接种的另一个目的是让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后形成群体免疫，从而保护易感人群，并且防范外来病例的传播。然而，在宁博士看来，这些都是谎言。那么，为了逻辑自洽，揭露“群体免疫”的宁博士、饶博士是不是也应该贬低疫苗的作用呢？用哈佛医学院教授martin kulldorff的话说，这些对“群体免疫”不懂装懂拼命反对的人，和否认气候变暖、反疫苗的人是一样的。

2020.4.29

王蒙写过一篇小说《坚硬的稀粥》，那是以稀粥作为政治隐喻，并非真与稀粥有仇。网红医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却是真的与稀粥有仇，最近至少在五个场合呼吁中国人不要喝粥。他主要是针对三个群体：

对中国小孩：“绝不要给他吃垃圾食品，一定要吃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每天早上准备充足的牛奶，充足的鸡蛋，吃了再去上学，早上不许吃粥。”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针对病毒的抗体产生要靠什么？全部是蛋白质。”他说，新冠肺炎病人由重症转轻症，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营养和蛋白质。这时候，如果靠粥和咸菜过日子就麻烦了。

对海外中国留学生：“多吃牛排少喝粥。”

张医生的粥论引起了争议，有骂他崇洋媚外的，也有赞他敢于批评中国陋习的。能不能喝粥，竟成了爱不爱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然而，这不过是简单的逻辑和营养学问题。我不知道张医生怎么会觉得喝粥与吃高蛋白食品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喝粥和吃米饭、吃面包一样都只是吃主食，并不因此就不能吃高蛋白食品了。福建人喝粥喜欢配咸蛋、肉松、鱼干，那不是高蛋白食品？广东人喜欢喝皮蛋瘦肉粥、鱼片粥，那没有高蛋白？

有人替张医生辩解说，他指的是上海、浙江人早上喝粥只配咸菜，别的什么都不吃。且不说张医生明明是给全体中国人的建议，并非只是针对某个地区的人，即使上海、浙江人到现在还保留着贫穷年代的习俗，那也是应该建议他们不要光喝粥配咸菜，还要配鸡蛋、香干、小笼包……而不是蛮横地“不许吃粥”。

健康饮食的原则是营养均衡。一味地排斥碳水化合物、推崇高蛋白食品，是不对的。粥属于谷物食品，不应一概地排斥，关键是要与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其他类别食品适当地搭配。粥如果是用白大米煮的，吃得太多对健康不利，可以掺入糙米、小米、玉米等杂粮一起煮。福建人喜欢吃地瓜粥，就是很好的习惯。

张医生反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喝粥，主张病人吃高蛋白食品，理由是针对病毒的抗体都是蛋白质，要吃蛋白补蛋白。一个人全身的抗体不过50克左右，每天新产生的抗体才需要几克蛋白质？竟然还要受到饮食的影响，不吃高蛋白食品就没有足够蛋白质用于生产抗体了？张医生会不会算帐？

保证充分的营养当然有助于病人的康复，不管是什么疾病的病人。然而，张医生把保证营养、特别是吃高蛋白食品对新冠病毒病说得无比重要，把这作为轻症不转成重症、重症转成轻症的关键，所以新冠病毒感染者不能喝粥。西方国家的病人不喝粥吧？在张医生的心目中营养应该比中国人好吧？怎么他们的重症比例也不低呢？

张医生说他有证据，因为他发现一个病例，一个国外回来的新冠患者，病情突然加重，原因是旅途中不注意营养。一个病例就成了证据，也就中国医生敢这么说。以前有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提倡喝鸡汤抗新冠病毒，现在又有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认为轻症不转重症的关键是不喝粥，都是靠拍脑袋给医学建议。所以，还是那句话，中国的医学专家，不管中医西医，基本上都是老中医，虽然有的爱喝鸡汤，有的不爱喝粥。

2020.4.23.

一家自称“科学公园”的伪科学网站发表署名“内含子”的系列文章，声称“群体免疫”只是西方国家用于安慰民众的借口，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最后会很惨。

说“群体免疫”没有用，表明此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群体免疫”，却能接连发表文章痛批“群体免疫”，除了搞伪科学的人，还真少见这么有勇气的人。

群体免疫是指这样一种现象，由于被病原体感染后康复或通过接种疫苗，一个群体中对某种传染病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达到了一定比例，让病原体没法再在改群体中有效地传播，保护了对它没有免疫力的人不被传染。所以，就其定义而言，群体免疫必然有用，如果没有用，就不叫群体免疫了，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群体免疫。

并不是所有的传染病的传播最终都能达到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人们被病原体传染了以后能够康复，并且康复后能够对它具有免疫力。如果不能康复（终身携带病原体）、不能产生免疫力，也就不可能产生群体免疫。

“内含子”为了说明群体免疫没用，举了艾滋病的例子：

【讲起艾滋病，从来都是提倡用安全套，尽量阻断一切血液和母婴传染，而从没听说过放任HIV感染而获得群体免疫的。那些经典的传染病，在各国的群体免疫水平本来也是不同的，比如非洲有些国家HIV感染率非常高，他们的群体免疫水平肯定也比较高，那么，他们是不是就安全了，然后反攻倒算，让欧美成了大疫区？并没有。】

这段话说明此人不仅不知群体免疫为何物，而且缺乏艾滋病的常识。人体被HIV感染后会终身携带该病毒，并不能因此产生免疫力，对HIV也就不存在群体免疫，在自然状态下它会在人群中一直传播下去，不会被遏制。所谓“非洲有些国家HIV感染率非常高，他们的群体免疫水平肯定也比较高”，乃是无知透顶的呓语。

此人后来狡辩说：

【但我并没有觉得这些例子不合适。首先这些传染病都能引起群体免疫，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比如HIV就有些人天然不易感，比如被贺建奎利用的CCR5突变就是其中一个。】

人群中有个别人天生就对HIV有抵抗力，不会被HIV感染，但这不是感染后获得的免疫力，与群体免疫毫无关系，不会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就让人群对HIV具有群体免疫。以此为例胡说HIV能引起群体免疫，还要嘲笑“很多人不知道”，更说明此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群体免疫，却自信心爆棚。

痛批“群体免疫”的人，其实都是把“群体免疫”当成了消极防疫，混淆了客观现象与防疫策略（参见我此前写的《“群体免疫”不等于放任自流》）。不仅“内含子”如此，网红医生钟南山、张文宏也如此。例如张医生最近在一次发言中说：

【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一次传染病的控制是通过群体免疫的。有没有见过群体免疫？有，麻疹、天花，而水痘还没有完全建成。靠什么？靠疫苗。】

其实他想说的是，要达成群体免疫，只能靠疫苗，没有疫苗，就没法达成群体免疫。

是不是没有疫苗就没法达成群体免疫呢？当然不是。张医生虽然断言人类文明史上无此先例，但他显然对人类防疫史所知甚少。

“群体免疫”现象最早是美国医生A. W. Hedrich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发现的。当时巴尔的摩小孩中爆发了麻疹疫情，但他注意到，在许多小孩得过麻疹产生免疫力后，被麻疹病毒传染的小孩的人数就迅速下降，说明病毒的传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由于麻疹病毒传染性极强，需要大约95%的人对其有免疫力才能达到群体免疫，实际上难以完全达到群体免疫，一直到60年代有了麻疹疫苗后，人类才逐渐建立了对麻疹病毒的群体免疫。但是有很多病毒的传染性没有麻疹病毒那么强，在局部地区达成群体免疫并不难，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群体免疫都有可能。1918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就是在传播了一年、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人被传染形成了群体免疫，才消失了。（流感病毒传染性比较弱，只需要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具有免疫力就能达成群体免疫）

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传染病还没有疫苗，它们的爆发被遏制，靠的仍然是群体免疫。例如对诺洛病毒目前仍然没有疫苗，每次诺洛病毒疫情爆发后都是靠被感染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有了群体免疫才结束了。每次季节性流感也是因为群体免疫的建立才结束了。

然而诺洛病毒和流感病毒都极其容易发生突变，导致人体对它们的免疫力失效，所以诺洛病毒和流感病毒疫情年年会爆发。所以群体免疫虽然有用，但它的保护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病毒的变异程度。我们只能希望新冠病毒不会像诺洛病毒和流感病毒那样容易发生变异，否则即使有了疫苗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2020.4.18

有一家叫做“天眼查”的公司（注册名称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天眼妹”的文章《“打假斗士”方舟子开始质疑钟南山了？》，搜集了我在推特上的一些言论，说我造谣、诽谤钟南山了。其实该文是一篇“洗稿”，是把两天前密集出现的微信营销号抹黑我的文章改了改，内容都是一样的，连我的推特截屏也是从那些营销号搬过去的。营销号的文章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天眼查”号称是帮助做企业调查的公司，其创办人柳超经常在媒体上吹嘘自己如何讲诚信，我们就来看看该公司是如何“诚信”地造谣、抹黑我的。

天眼查说：

【方舟子被称为“打假斗士”，早些年时以学术打假的姿态横行于科学圈，甚至还拥有一个自己的打假基金，但该基金曾因账目明细不公开被指欺诈。】

这完全是造谣。我从来就不曾拥有过任何基金。所谓“打假基金”（应该叫打假资金）是2006年何祚庥院士等人发起成立，由彭剑律师具体管理，用于资助因揭露造假导致的诉讼费用。我只是受益人之一，并不拥有也不管理该资金，它公不公开账目明细，跟我有什么关系？

天眼查说：

【近些年有传言方舟子去了美国，总之他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跟我去了美国有什么关系？我去了美国就不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这是什么骗子逻辑？我为什么这几年来“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如果天眼查连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都不知道，还好意思声称要帮人搞商业调查，这不骗人嘛。他们当然很清楚我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所以才敢跟其他骗子一样肆无忌惮地造谣、抹黑我，以为我没法反击了。

天眼查说：

【虽然人在国外，但从疫情爆发以来，方舟子就从未停止过攻击诋毁钟南山院士。先是大放厥词称美国疾控中心都没有要求戴口罩，难道钟南山比美国疾控中心还权威吗？可显然没多久方舟子就被打脸，目前美国民众已经排队购买口罩了，而且口罩也根本不够用，价格大幅上涨。】

我说美国疾控中心不建议普通公众戴口罩，天眼查说这是造谣，说美国民众排队买口罩打了我的脸，这又是什么骗子逻辑？美国疾控中心有没有建议戴口罩，不是要看美国民众的反应，而应该去查美国疾控中心怎么说。美国疾控中心关于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指南写得很清楚：

CDC does not recommend that people who are well wear a facemask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respiratory diseases, including COVID-19.（疾控中心不建议身体健康的人戴口罩预防呼吸疾病，包括新冠病毒传染病）

天眼查CEO柳超据说是留美博士，看不懂那么浅显的英语？莫非是武小华式的博士？

天眼查说：

【接着他又在外网发布视频，公然造谣钟南山号召别人带口罩，自己去病房探望新冠肺炎患者却不戴口罩，引起了国内网友们的热议。可实际上呢？方舟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这条视频根本就不是在这次疫情期间拍的，而是四年前钟南山院士去看望一个患者时的旧视频。这招移花接木，是欺负互联网没有记忆吗？】

我根本就没发布过这条视频，视频是别人发布的，我截屏评论而已。事实上，该视频是腾讯新闻在今年2月15日发布的，作为钟南山去探望新冠肺炎患者的报道，我看到后顺手发推特讽刺一下。如果视频有误，那也是腾讯造谣，怎么变成了我发布造谣视频？

天眼查说：

【而且这已经不是方舟子第一次碰瓷钟南山了，早在2013年钟南山发表言论称“灰霾对肿瘤有影响”，但方舟子却怒批钟南山院士是在哗众取宠。后来钟南山院士在采访时也霸气反怼道：“我问心无愧，我对自己讲的话负责任，并非是哗众取宠！” 】

这也是造谣。当时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灰霾对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北京地区肺癌患病率增加2.42%。”我认为他这个说法犯了三个错误，提醒他：

“作为一个医学家，特别是一个地位崇高的医学家，说话要谨慎，不能因为雾霾现在成了舆论焦点，就拿它说事凑热闹。”（《钟南山院士应慎言》）

钟南山回应说：

“谢谢方舟子的提醒，我没有微博，我不想在他那回应。但他也是好意，我很尊重他，因此在你这解释一下。”

并对我指出的三个错误一一回应。我又写了一篇《再说钟南山院士应慎言》继续指出钟南山在回应中的错误。钟南山未再回应。

这是很正常的争论，在当时也很轰动，媒体报道非常多。天眼查却污蔑我是“碰瓷”“怒批”钟南山，捏造了钟南山“霸气反怼”，这不是造谣是什么？

总之，天眼查在这篇文章中号称要揭露我造谣，而其实它关于我的每一条信息，才全部都是谣言，证明了天眼查就是一家以造谣为业的谣言公司。一家谣言公司却号称要去帮人做商业调查，不是骗子是什么？这种谣言、骗子公司搞出来的商业信息你也敢信、敢用？

2020.3.3.

有一个自称在做科普而实际上几年来一直在做伪科普的微信公众号“科学公园”，发了一篇署名“挣脱枷锁的囚徒”的文章《COVID-19真实的致死率是多少？要出现在古代后果将会如何？》，吓唬读者说：

【基于早期表现出来的流行病学特征，有科学家认为，COVID-19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原因在于其极其强悍的传播强度和非常高的死亡率。】

那么新冠病毒的传播强度究竟是如何的“极其强悍”呢？文章如此说：

【多数人都搬出R0这个指标，并根据开始阶段有人给出的1.2到2.4的R0值说COVID-19的传播强度并不高。但是，随着资料的积累，对COVID-19传播强度的R0估值逐步走高，现在一般认为在4.5到6.5之间。事实上，人们还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资料都是在一定程度的隔离措施下的结果。……换言之，COVID-19真实的R0值应该显著高于4.5~6.5。】

R0是基本传染数，指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条件下，在一个对传染病没有免疫的人群中，一个病人平均传染的人数。关于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有十几项研究，结果不太一致，范围在1.4-6.5之间，多数估计为2-4。那么是不是“现在一般认为在4.5到6.5之间”呢？只有两项研究的估计超过了4，都是6.5，但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般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2-3，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情的联合调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2-2.5，《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今年2月28日发表的社论认为基本传染数是2.2。这与萨斯（2-5）相当，比麻疹（12-18）低得多，但比流感高，流感的基本传染数才1.3。

但“科学公园”还嫌不够高，要给再加两倍，而且意犹未尽，说“COVID-19真实的R0值应该显著高于4.5~6.5”，因为他们认为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资料都是在一定程度的隔离措施下的结果。”这真是把研究者都当成了白痴，以为他们不知道基本传染数是什么意思，在建立模型推算时不懂得排除外力干预。其实，把全世界的专家都当白痴，认为只有自己一个外行人最高明的人，才是真白痴。

我们再来看看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本来，计算一种传染病的致死率很简单，就是把病死人数除以总的病例。但是这一轮的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这两个数字都还在变化，准确的病死率目前是没法知道的。但是，这不等于没法估算。最简单的估算方法是把现有的病死人数除以已确诊的病例，这叫做粗死亡率(crude fatality rate)。这种估算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在样本足够大时，与实际结果相比不会太离谱。例如，1月26日我据此估算新冠病毒感染的致死率在3%左右，因为有大量的轻症病例没有收治，实际致死率应该更低。这一个多月来粗死亡率的确就一直在3%左右波动。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持续了三个月，很多病例已经完成了病程（痊愈或死亡），那么对某一阶段的病例做分析，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致死率。2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对截止2月11日中国44672个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的统计结果是，死亡率2.3%。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说，新冠病毒感染的致死率大约2%。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数据。

有些人不相信中国的数据，认为中国有很多死亡人数没有被统计进去，致死率应该比这高得多。疫情早期武汉当然很可能存在漏报死亡人数的情况（例如有些病人至死都没有被确诊），但应该不至于数量多到让致死率大幅上升，因为与其他地方、特别是国外相比，武汉、湖北的致死率已经高出了很多，难道国外的数据也是假的？

现在已经知道，相当一部分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都只有轻微的症状甚至没有症状，这些人不觉得自己生病或只觉得自己得了感冒，没有被收治，也就没有被算入确诊病例。那么实际的致死率应该是远低于2%。《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那篇社论认为，新冠病毒感染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远小于1%，与严重季节性流感相当（死亡率0.1%）。

但“科学公园”却认为国际医学通用的这个致死率算法“是非常错误的”，他们认为：

【由于COVID-19的结局只有两个，死亡或痊愈。因此，如果计算到目前为止COVID-19的阶段死亡率，应该是死亡人数与死亡人数和痊愈人数之和的比值。截止2月24日24时，全国累计死亡2666例，累计痊愈27323例，那么阶段性死亡率为8.89%——2666/（2666+27323）。】

如果疫情结束了，用这种方法算出的死亡率和国际通用的算法会是一样的。如果疫情还没结束，用这种方法算出的死亡率——“科学公园”发明了一个说法叫“阶段性死亡率”——就会偏高，甚至高得离谱，这是因为痊愈需要的时间普遍长于病死时间，所以痊愈人数大大滞后于病死人数，这样算出的“阶段性死亡率”一开始就会高得离谱，之后随着痊愈人数的增加才逐渐下降。例如，在1月26日我估算死亡率为3%左右，而当时死亡病例56例，痊愈病例才49例，按“科学公园”的算法，“阶段性死亡率”是惊人的53.3%。“科学公园”说2月24日“阶段性死亡率”已降到8.89%，而今天（3月3日）中国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947人，痊愈人数是47301人，“阶段性死亡率”又降到5.86%。变化如此大的“阶段性死亡率”又有什么意义呢？

即使是“阶段性死亡率8.89%”，“科学公园”也还觉得太低，不够吓人。他们又发明了一个说法“自然死亡率”，意思是不做治疗的死亡率。他们认为重症患者不做治疗就活不了，武汉的重症率就等于“自然死亡率”，等于22%。即使把重症率等于死亡率，20%的重症率也是偏高的，因为这是对确诊病例的统计，而正如我前面说的，还有大量的轻症、无症状感染者没有计入。

“科学公园”之所以如此不停地拔高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和致死率，是为了让我们相信这样一幕末日景象，如果不采取极端的防控措施和治疗的话：

【疾病所到之处，全部人口的5、6成被感染，被感染者死亡率超过30%。而且这还是极其保守的估计。】【搁在古代，一场席卷全球的COVID-19下来，可以消灭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很平常。】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消灭全球总人口超过30%甚至一半的传染病，何来的“很平常”？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传染病是1918-1919年流感，全球大约三分之一人口被感染，大约三十分之一人口死亡。当时对重症流感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死亡率也可说是“自然死亡率”。

古代没有现在发达的交通，人员流动的频率和范围都远远小于现在，也就限制了传染病的传播。即使交通再发达、人员流动再频繁，在传染病传播过程中，随着死亡人数和痊愈获得免疫的人数的增加，就必然会限制了疾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病毒的毒性也会逐渐减弱。也就不可能出现全部人口六、七成被感染，一半人口死亡这种惨状，那只会出现在无知而变态的想象当中。

那么，“科学公园”把新冠病毒渲染得极为恐怖的目的何在？为了吓唬读者去乖乖地接受极端的防控措施和过度的治疗？

2020.3.3.

每当有传染病在中国流行搞得人心惶惶，就有各种号称能预防、治疗这种传染病的秘方、偏方出现。萨斯、甲流流行时如此，现在新冠病毒流行也如此。

这些秘方、偏方并非都是老中医提供的，有的是现代医院的现代医生的杰作。例如，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不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喝热鸡汤喝到发汗作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经验之谈，而且在其执笔的《武汉协和医院处置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策略及说明》中堂而皇之地建议患者喝鸡汤，理由是：

“热鸡汤可以升高体温增加机体抗病毒，鸡汤盐分可以增加排痰。”

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的话，喝热盐水岂不也能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岂不更方便更省事？何必喝鸡汤呢？难道他家是卖鸡的？

这个理由当然很荒唐可笑。的确，有一种理论认为升高体温能增加机体抗病毒的能力，病毒感染后身体发热是一种有助于康复的适应性。所以感染后发热不一定要急着退热。但是喝热鸡汤就能升高体温吗？不能。张医生似乎忘了，人是恒温动物，人体有非常强的体温调节能力，喝再热的鸡汤也是不能升高体温的，人体会通过出汗等方式把从外界吸收来的热量散发出去，让体温保持不变。张医生强调喝鸡汤要喝到发汗，似乎以为发汗就意味着体温升高了，其实恰恰相反，发汗意味着人体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正常，热量被汗液带走了，体温仍然保持恒定。如果外界热量能让体温升高，那就说明人体体温调节出问题了，得了热射病，俗称中暑，是相当危险的。

由于中国的医学专家建议人人戴口罩来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各地政府因此要求人人必须戴口罩，导致口罩供不应求，于是民间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自制口罩。?上海长征医院感染科主任、《中华传染病杂志》总编缪晓辉也凑这个热闹，写了篇文章指导人们自己用家里棉布衣服做口罩，声称这样的口罩就能预防病毒感染。缪主任的逻辑是，吸入的病毒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感染人，自制口罩虽然不能完全挡住病毒，只要挡住了一部分，就能预防感染：“把口罩遮住口鼻，挡住两个病毒算一双，你就不输。”

戴口罩的目的是阻隔带病毒的飞沫。目前流行的外科口罩是用三层经过静电处理的合成无纺布制成的，外层有防尘防水作用，中层有过滤作用，可以阻隔90％以上的大于5微米的颗粒，内层则用以吸湿。而缪医生提倡的自制口罩，简单地用三五层棉布做成，既不能防水也不能通过静电过滤颗粒，对飞沫基本上是不起阻隔作用的，绝大部分飞沫都会透过这种口罩进入呼吸道，即使有一小部分飞沫沾在口罩上，对结果并无影响，只能挡住两个病毒，而漏过成千上万的病毒，你还是输了。当然，在非医护环境碰巧近距离接触新冠肺炎患者的概率微乎其微，没有戴口罩的必要，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被抓，那么什么样的自制口罩都是有用的。只是不要因此有了虚假的安全感，而忽视了更重要的预防传染的手段，例如勤洗手。

新冠病毒感染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轻症病人不需要治疗，靠自身免疫就能痊愈，重症病人才需要做缓解症状的对症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出了一个指南，认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果症状轻，不一定要去医院，在家隔离即可。新加坡政府也计划，如果疫情严重，就让轻症病人在家隔离，只收治重症病人，免得被轻症病人占用医疗资源。

但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却认为，自限性疾病可自愈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一部分轻症患者通过一般的支持对症治疗和中药清热解毒的治疗就可以痊愈。所谓支持对症治疗，无非是在氧饱和度低、呼吸困难时吸氧、机械通气，但轻症患者并不存在这种情形，也就不需要支持对症治疗。至于“清热解毒”的中药，更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会有助于病人的康复，反而可能因为中药中的肾毒性、肝毒性成分对病人身体造成伤害。由于中国强行要求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都要吃中药，已发现有的患者痊愈后肝功能反而出现异常。如果患者需要吃中药才能康复，那么没有中药吃的外国患者怎么办？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有特殊体质，需要吃中药才会好，但国外新冠病毒感染者一部分也是华人，包括中国游客和中国留学生，难道中国人出了国中药就失灵了？如果中药那么牛，怎么不先去说服世界卫生组织、外国疾控中心把吃中药也写入诊治指南？

这些医生都是中国顶级医院的主任医师，代表着中国医生的最高水平，却缺乏生物医学常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反映出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医的支持和推崇导致中国医生即使受了现代医学教育，也普遍具有中医式的思维。所以说，中国的医学专家，不管中医西医，基本上都是老中医，都在靠拍脑袋给医学建议、指导公共卫生，每来一次传染病流行，就都搞得一地鸡毛。

2020.2.20

这几天据说中国发生了“学术界大地震”，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实名举报一名院士两名教授造假。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饶毅最近到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该校发函，说有人举报饶毅发表的论文涉嫌造假。饶毅就写了一封答复，初稿发给一些人征求意见，内容主要是反驳造假指控，说方舟子已经查过那些论文了，不是他造假，是别的实验室的共同作者造假，举报他是对他的打击报复。最后是反戈一击，举报了三个人造假，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去查。

饶毅本来只是要跟调查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私下吵一架，被他某个幸灾乐祸的“山上的朋友”把回信征求意见稿捅出去，发到了网上。媒体不管该信的前面部分，只截取他后面举报的部分，断章取义要把他打扮成挺身而出的“打假斗士”，他想必很恼火，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关于饶毅被举报造假的论文，如饶毅在信中所说，我以前已写过三篇文章做了分析（《关于饶毅、管坤良实验室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的分析》《再说饶毅、管坤良实验室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三说饶毅、管坤良实验室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在此不赘。媒体对此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饶毅反过来举报别人造假。饶毅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本着帮助贵委的监督委员会改邪归正的精神，建议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成为中国学术不端者搅混水企图的帮凶。具体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近期:

1)有效、有胆魄地彻底调查武汉大学医学院李红良 17 年如一日明目张胆的造假;

2)严肃调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裴钢 于 1999 年，用贵委三项经费(39630130, 39625015 和 39825110)支持其发 表的论文(Ling et al., PNAS 96:7922-7927)。该篇论文的图3、图 4、图 5 是不可能真实的，只有造假才能产生(众所周知 GPCR 需要七重跨膜区域才有功能，裴钢号称只要 5 重跨膜，而且居然两个 GPCRs 都是这样的，出 了 3 个同样错误的图)。贵委 20 年不触及这一问题，现在这是实名举报， 贵委不要推卸躲避，洗刷中国科学院因这篇造假文章选出院士的耻辱;

3)今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耿美玉研究员作为通讯作者的文章(Wang et al Cell Research 29:787-803)，号称其发明的药物 GV971 能够通过肠道菌群治疗小鼠的阿尔兹海默症。这篇文章，不造假是不可能的。 现实名举报，请贵委做些好事，为中国科学界洗刷耻辱。”

关于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李红良，饶毅他们此前已在网刊《知识分子》发过长篇文章分析过其论文数据造假。饶毅他们一直反对在网上揭露学术造假，认为揭露造假应该去学术期刊，为何李红良有此特殊待遇，不得而知。虽然武汉大学校方把李红良保了下来，但李红良的确是造假惯犯，我主持的新语丝网站早在2010年、2014年、2017年已三次揭露过他造假，证据确凿，饶毅说“李红良 17 年如一日明目张胆的造假”，是有依据的。

关于耿美玉研发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虽然我不能像饶毅那样断定“不造假是不可能的”，但那项研究的确是不可信的，我此前已写文章分析过（《为何“我国原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不可信》）。

所以这里重点说说裴钢的论文。那篇论文研究的是G蛋白偶联受体（GPCR）。这是一类位于细胞膜上的蛋白质，帮助把信号从细胞外传递到细胞内，所以它一端在细胞外，另一端在细胞内，中间部分来来回回跨了七次细胞膜。饶毅信中认为裴钢那篇论文造假的理由就是：“众所周知 GPCR 需要七重跨膜区域才有功能，裴钢号称只要 5 重跨膜”，所以一定是假的。

这个理由是不足为凭的。虽然GPCR的野生型跨七次膜，但是，很多蛋白质有多余部分，去除那些部分并不影响功能。裴钢论文证明的就是去除GPCR的某些部分、只跨五次膜不影响功能。如果像饶毅说的那样，GPCR公认必须有七次跨膜才有功能，那么，裴钢这篇论文就不可能通过评审发表。它得以发表，说明饶毅所说的并非公认的定论。别的实验室后来也发现了有的GPCR只要跨五次膜甚至跨四次、二次、一次膜也有功能（文献1，2，3），并不是非要完整地跨七次膜不可，可见饶毅用以指控造假的依据并不成立。

裴钢这篇论文发表后被引用了80多次，相当一部分是自引，影响不大。但是至少有两篇论文研究了它研究的同一种蛋白质（CXCR4）的五跨膜突变，虽然用的实验材料或方法不同，但他们认为结果与裴钢论文相符（文献4, 5）。关于GPCR结构的综述文章，有的引用了裴钢这篇论文（文献6），说明其结果也是被领域同行认可的，至少我没见到有论文、综述对裴钢论文的结论表示异议。

当然，结论正确的论文不等于就没有造假，通过伪造、修改实验数据也能碰巧得出正确的结论。饶毅可能还有其他理由认为裴钢论文造假，他没具体指出来，我们不好讨论。指控别人造假，就应该把证据、理由都摆出来，才能引起重视，才有望导致调查。

如果饶毅有充分的理由认定裴钢论文造假，认定“该篇论文的图 3、图 4、图 5 是不可能真实的，只有造假才能产生”，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重复这三个图的实验，看是不是能得出那样的结果。其实该实验很简单，不难重复。至于饶毅建议由我来监督重复实验，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和认可我的“权威性”，在信中甚至认为我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权威（“如果贵委有谁看不清楚方舟子仔细的分析，如果一个专门机构工作不如业余打假的个人，应该检查自己，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我既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也不可能跑去裴钢实验室盯着他们做实验。更合适的办法是裴钢把相关材料（论文中所用的cDNA）送到第三方验证。不过，如果饶毅没有别的证据，仅靠信中说的那条理由，大概没有实验室愿接这个活儿。所以还是希望饶毅能把他认为裴钢论文造假的理由充分地展示出来，如果有的话。毕竟，指控别人学术造假，并非儿戏。

2019.12.2

文献：

1.Duran-Prado M, et al.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9) 94:2634–2643

2.Cordoba-Chacon J, et al. Cell. Mol. Life Sci. (2010) 67:1147–1163

3.Perron A, et al.  J Biol Chem (2005) 280 (11): 10219-27

4.Roland J, et al. Blood (2003) 101 (2): 399-406

5.Hamatake M, et al. Cancer Sci. (2009) 100 (1): 95-102

6.Wise H, J Mol Signal (2012) 7: 13

2019年1月15日，我收到一份诉状，王志安（第一原告）、徐波、吴兴川、刘宇、孙延宏等15人找了一家洛杉矶律所在圣地亚哥高级法院起诉我和我妻子设立基金会“诈骗”他们的捐款在加州买房、买车。

王志安曾在网上募集50到100人到美国起诉我，诉状中只列出15名原告，其他号称是“匿名1-50”。这15人在诉状中声称的捐款金额如下：

王志安（原中央电视台记者、现新京报视频记者）：0元

徐波（多益网络董事长，网名“徐宥箴”）：300万元人民币

刘宇（广东中山居民，网名“刘宇中山”）：10万元人民币

孙延宏（深圳福田居民，网名“批判性思维启蒙”）：5万元人民币

Shi Jun：1万元人民币

景涛（深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员工，网名“我爱雨果”）：9千元人民币

张科（网名“北京张胖子”）：2千元人民币

肖Zhuo：1009元人民币

李勇（乐淘网CTO，网名“西西福厮”）：1千元人民币

陈涛（上海索凡实业有限公司员工）：1千元人民币

吴兴川（北京华医网科技有限公司员工）：1千元人民币

李Qingjiang：200元人民币

陶黎纳（上海疾控中心员工，网名“疫苗与科学”）：1百元人民币

谢Yugang：62元人民币

Qu Bin：10元人民币

这是一批由于我揭露造假的行为而得罪的人为了骚扰、报复我发起的恶意诉讼。

我和我妻子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捐款，包括这些人的捐款。

我和我妻子没有设立、管理过任何基金会，包括原告所提的那个基金会。

2010年，由于我揭露肖传国医疗欺诈，遭遇肖传国雇凶袭击，侥幸逃脱，成为国际新闻。中国很多人希望捐款给我保护我的人身安全，被我拒绝。同一年，北京律师彭剑发起募集安保资金，该资金的主要用途用于提供我的人身保护，例如提供保镖。据公布的资料，有数百人捐款。该资金由彭剑管理，捐款到其个人银行账户，由另外四个人监督使用。2015年之后彭剑律师退出，改由赵南元、许志强、方玄昌三个人管理，捐款到这三个人的联名账户。根据该资金公布的信息，九年来该资金总共募集到大约600万元人民币，到2019年7月资金解散时还剩200多万元人民币。

我和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参与管理过该资金，无权也没有将该资金挪用于个人生活用途，例如原告指控的用于在美国购买住宅。实际上我们是在2013年在美国购买住宅并全款付清的，而原告的捐款几乎都在2014年，我们不可能在2013年穿越到2014年用他们的捐款买房。原告能查到我们在美国的住址，当然也知道我们购房的时间，在诉状里故意把我们买房时间说成是2014年，是有意诬陷。原告还在诉状里声称我们用捐款在美国买车、雇保姆等等，也完全是诬陷。王志安曾经在网上出示过一张彭剑律师购车的收据，那是在北京购买供安保人员使用的，难道我还把那辆车运到美国当自己的私家车了？

所有原告人都在中国，资金发起人和资金管理人也都在中国，如果他们曾经给资金捐过款，对该资金的使用有异议，那么应该是在中国起诉该资金管理人。事实上，原告中的徐波、刘宇、孙宏伟、景涛等人早已在北京起诉彭剑。在他们起诉我们的时候，北京法院已判决彭剑退回他们的捐款。所以这些原告如果认为自己利益受损，北京法院已经判决弥补他们的损失。他们却要求我们再次赔偿他们的捐款，难道他们把捐款当成了双倍回报的投资？原告中有的人，例如第一原告王志安，甚至不曾向安保资金捐款，更没有利益受损。更可笑的是，为了说明原告有资格在加州起诉，原告提交给法庭的答辩甚至谎称王志安是加州居民。

那些有捐款的都在四年以前，在四年以前王志安等人就已经威胁要起诉我，也就是说，已经过了加州法律规定的财产损失的追诉期（3年）。

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到加州起诉和他们不存在任何金钱关系的我和我妻子呢？

我自2000年以来，揭露过多起发生在中国的科学造假、医疗欺诈、伪科学、假新闻，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原告中的某些人因为我的揭露而利益或名声受损，试图以这种荒唐的诉讼报复我。

第一原告王志安原来是中国官方电视台的记者，由于被我揭露制造假新闻以及他保证绝无造假的其好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被我揭露学术造假，几年来一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诽谤我，包括诽谤我“诈骗”，被我起诉到北京法院，北京法院已判决其构成诽谤，需要赔偿我3万多元（王志安没有主动缴纳，我们已申请强制执行）。王志安多次声称其赴美起诉我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方舟子网络黑社会团伙”“方骗子这个危害网络十数载的黑社会即将遭到美国法律的制裁”，显然是对我揭露造假和网络言论的报复。

原告徐波是一家网络公司（多益网络）的董事长、亿万富翁，曾经想以年薪千万聘请我当其公司监事，被我拒绝。作为公关手段，他曾经在2014年年初主动向安保资金捐款300万元，捐款时反复声明绝不会反悔、随便怎么花都行，随后又声称被“诈骗”向武汉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调查后认为不存在犯罪事实，未立案）和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徐波发表过很多仇恨穷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言论，并计划在美国通过代孕生100个儿子（据报道已生了十几个），其言论遭到我的批评，因此对我发出各种威胁。

原告孙延宏曾经提出出钱入股参与我揭假，被我拒绝，因为我揭露造假是出于公益，并非商业活动。

原告陶黎纳曾经是上海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反对疫苗免疫计划，遭到我的批评，被免除职务。

原告李勇由于经常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歧视言论，曾经被我批评。

其他的被告，例如吴兴川、景涛、刘宇、张科，都是一家散布错误信息的伪科学网站“科学公园”的负责人或成员，经常遭到我的批评，该网站丧失了作者和读者，已经倒闭。

原告找了三名在中国的证人向法院提交证词做伪证：一、曾经雇凶袭击我的肖传国。2006年，因我揭露肖传国作为院士候选人伪造履历，没有获得他履历中写的美国泌尿学会大奖，他向武汉法院起诉我损害名誉权，武汉法院以“在获奖者名单中没有肖传国的名字不等于他没有获奖”的理由判决我败诉，赔偿3万元。经过几年上诉、申诉之后，我于2013年8月28日向法院指定账户汇入31260元。肖传国却谎称该案没有执行。二、深圳大学副教授孙海峰。2015年，被我揭露剽窃的孙海峰长期在网上以污言秽语辱骂我和我妻子，我斥责这种行径是“下三滥”、“苍蝇”、“乌鸦”，孙海峰向北京法院起诉我损害名誉权，法院判决我赔偿他15000元。但我向同一家法院反诉孙海峰损害名誉权，法院判决孙海峰赔偿我19000元，合计孙海峰反而应该付我4000元。孙海峰没有向法院申请执行并已过了申请时效，却向美国法院声称我没有履行法院判决，其实他还欠我4000元（我们申请了执行）。三、京宁律师事务所主任唐宁，作证声称她作为律师代理过几起起诉我的民事案件，我输了以后都没有履行生效判决要求的义务。实际上与我有关的诉讼中唐宁只代理过上述孙海峰案，她应该敦促孙海峰尽早支付我4000元欠款才对。

6月12日，圣地亚哥高级法院法官采纳我方律师的意见，驳回、撤销了该案。随后原告又上诉到加州上诉法院，上诉法院还未做出判决。被一审法官直接驳回的案件很少改判，因为原告需要证明一审法官在事实或引用法律方面犯了明显的低级错误，才有可能让上诉法院改判，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告之所以坚持要打这场不可能获胜的诉讼，因为这本来就是一起骚扰、报复我的滥诉，仗着土豪有钱，目的是为了耗我的律师费，而且原告人都在中国，在美国没有可执行财产，我难以反诉索赔。幸好“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OSAIC）资助了我的律师费。该基金会是在2006年一些美国网友发起成立的，以前资助过我应付中国的恶意诉讼，这次又资助了我应付美国的恶意诉讼。该基金会的经费来自捐款，详情请见其网站：http://www.osaic.org

2019.11.26.

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是我国著名的德艺双馨、又红又专的科学家，最近双喜临门：当选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是表彰其艺、专；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2019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课，这是将他作为德、红的榜样。

在上述报告会上，曹校长教育学生们“要系好学术的第一颗纽扣”，他自己当学生时这第一颗纽扣就是系得完美无暇。据报道，曹雪涛“26岁时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因硕士论文优秀被直接授予博士学位”。他硕士期间一项重大课题是研究“气功外气的抗肿瘤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用实验证明了气功外气对体内抗肿瘤转移、阻止肿瘤生长、延长荷瘤宿主存活期及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真的太优秀了，应该直接授予诺贝尔医学奖才对。

曹雪涛这第一颗纽扣系得好，以后就平步青云了。曹雪涛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就破格晋升为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医学教授，32岁晋升为博士生导师，33岁担任全军免疫与基因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36岁担任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所长、免疫学教研室主任。2001年，37岁的曹雪涛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来是有望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院士的，却被揭发他搞贿选，收买有投票权的院士。现在贿选院士已是常态，但在当时还是新鲜事，于是曹雪涛落选，让另一个学术巨骗贺福初捡了便宜，当选成为最年轻院士。

曹雪涛虽然闹出贿选丑闻，却不妨碍其继续高升，2004年成为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但要再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没希望了，在2005年改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功当选，成为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有了院士头衔，官就越做越大：2010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2015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2017年任南开大学校长。

这几天春风得意的曹校长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国外揭露论文造假的网站在一篇篇地晒曹雪涛实验室的问题论文，引起了世界性围观，到该网站因为访问量太大宕掉时，已晒了53篇。网站恢复后上升到64篇。这些论文的共同问题是用PS代替实验，实验结果图是从别的图片复制、粘贴而得，并非真实的实验结果。这个PS大法是我国生物医学界的秘密武器，无数科研人员都在使用，包括众多院士，例如我以前揭露过的原第四军医大校长樊代明院士、原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院士、华中科技大学马丁院士、海军军医大学孙颖浩院士的实验室都有多篇论文是这种造假论文，但曹校长实验室至少有53篇论文是这类造假论文，创下了世界纪录，是无可争议的PS大法世界第一高手。

这种问题一被发现，常见的辩解是放错了图片，然后换一张图蒙混过去。但曹校长实验室的这些论文图片有的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还做了旋转、反转、裁剪之类的加工试图掩盖复制粘贴的迹象，说明是有意造假，而不是放错了图。有的加工得非常粗糙，例如有一张图在裁剪-复制-粘贴之后甚至懒得抹去边缘，出现了一群细胞排起方阵的奇观。说曹校长是PS大法第一高手仅是指数量多而言的，其实其PS技术的活做得并不仔细。

另一种辩解方式是怪给学生造假，自己只是负有监督不严之责。曹校长关于此事的声明就是这么自我批评的。曹校长当然不会亲自PS，实际干活的是学生，例如这几天就有一些研究生在网上骂我把这种事捅出来增加了他们写论文的难度。但是曹雪涛实验室的这些问题论文发表时间从2003年到2019年，跨越16年，论文的主要作者除了曹雪涛之外都基本不同，说明这不是个别学生所为，而是该实验室的传统、常态，没有曹雪涛本人的“指导”，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有曹雪涛的前学生向我反映，如果实验结果不理想，曹雪涛就会暗示编造实验结果。曹雪涛在当学生时就已掌握了编造实验图的技术，例如他证明气功外气能够抗肿瘤、延长寿命的实验结果图，很明显就是编造出来的，那时候还没有PS技术，想必画图画得很辛苦。有了PS，省事多了。PS技术真是中国科研人员的福音。

前面提到，曹校长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也只是小麻烦而已。这事的结果，不过是给论文换一批图片，能撤几篇稿就算不错了，最多是再处理几个学生。至于曹校长，这不妨碍其继续官运亨通。不信，看看以前被揭露的那些校长、院士，有哪个被处理了？这样的结果，真的是“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课”。

2019.11.17

11月2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上海绿谷制药公司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九期一”（甘露特钠）的上市申请，“用于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九期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在中国大陆的上市为全球首次上市，填补了这一领域17年无新药上市的空白。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生产该药的上海绿谷是靠“抗癌保健品”灵芝宝起家的，由于做虚假宣传被揭露过了无数次。主持该药研发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耿美玉也被发现有多篇论文造假数据，擅长用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最擅长的用PS大法代替实验。这样的公司、这样的研究人员研发出的全球首款新药，让人难以相信。

这个新药的成分是寡糖化合物，中国市场上有无数的号称能治疗多种疾病的寡糖类保健品，只有这一个变成了新药。为什么它就能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呢，其研发人员不断地改变说法。一般认为阿尔茨海默病与大脑中贝塔淀粉样蛋白聚集有关，该药研究人员以前就说它的药理是能够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与贝塔淀粉样蛋白结合，抑制其聚集。后来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变得时髦，有研究称阿尔茨海默病可能与肠道菌群失调有关，尽管那不过是没有得到公认的一家之言，该药研发人员却又将其药理修改成了调节肠道菌群失调，是“国际首个靶向脑-肠轴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甚至干脆说它是多靶向的，不管以后阿尔茨海默病被发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能对其起作用。像这样药理不定，连药物发生作用的器官都不定，时而在大脑时而在大肠，跟着别人的研究“与时俱进”的新药，也让人难以相信。

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缓慢，一种试图治疗它的药物是否对其有效，需要长期服用、观察才能确定。国际上做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三期临床试验通常要让试验对象服药长达二、三年，而“九期一”的三期临床试验居然只做了9个月（36周）就认定有效了。其宣传材料声称该药“极其显著地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治疗第4周即出现显著疗效，且持续稳健地改善”，其使用的判定认知功能改善的方法是非常主观的，而且从其图表看，服用安慰剂组也是在治疗第4周即出现显著疗效，且持续稳健地改善，保持了24周，到36周时安慰剂效应突然消失，才使得服用“九期一”的效果差异刚好达到有临床意义的2.5分，然后赶快停止试验获得批号。有这么神的安慰剂，还有什么临床试验效果做不出来呢？

一种新药走优先审评审批程序，通常是因为发现它对治疗某种致命的急性病有很好的效果，为了救人缩短了程序。但是阿尔茨海默病是病程进展缓慢的慢性病，有什么必要仅仅做了9个月的临床试验就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国家药监局批准时留了一条尾巴：“国家药监局要求申请人上市后继续进行药理机制方面的研究和长期安全性有效性研究，完善寡糖的分析方法，按时提交有关试验数据。”可见国家药监局也知道该药没有完成必要的研究，仓促批准其上市，让中国患者去当其小白鼠，必然是受到了非科学因素的干扰。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中国药监局实际上并不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所以，对中国药监局批准的“全球首次上市”药物都不要信，尤其是这种临床试验连一年时间都不到、优先审评审批的药物。理由很简单，阿尔茨海默病并非中国特色病，其药物的全球市场极其庞大，如果真的有效，就会去申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走向全球市场，而不会只想着只赚国内患者的钱。

201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