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两个女科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杜德纳和在德国普朗克研究所工作的法国人夏彭蒂尔。他们是因为发现了一种新的编辑基因组的技术获奖的。

基因编辑技术在以前已经有了，但是以前的基因编辑技术做起来很麻烦。这两个女科学家发现的CRISPR技术可以让基因编辑做得非常快，而且非常精准，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虽然在2012年才发现了这种基因编辑的技术，但是目前已经广泛地应用到了基础研究、医学、农业等领域，应用得非常广，给基因工程带来了一场革命。所以虽然发现还不到10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它获得诺贝尔奖是实至名归。但这是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技术，都用在生物学方面，跟化学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人非要把它扯上跟生物化学有关，但是现在的生物化学研究基本上也都是偏生物的，跟化学也没有什么关系。最近十几、二十年来，诺贝尔化学奖经常被颁发给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好像化学目前缺乏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性的发现可以获奖，就拿生物学研究的发现来凑数了。这么一直下去，我觉得还不如干脆把诺贝尔化学奖改一个名称，叫做诺贝尔生物学或化学奖。诺贝尔奖缺一个生物学奖。生物学研究往往拿的是生理学或医学奖。有很多生物的研究跟生理学或医学挂不上钩，就去拿化学奖，所以还不如就把化学奖改名叫做生物学或化学奖得了。

这个评奖结果一公布，在中文自媒体上就有人说，对该基因编辑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还有华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锋。有的自媒体说“张锋竟然没有获奖”，“整个过程令人起疑”，“最大的悬疑”就是为什么张锋没有获奖。还有人说，这个件事肯定会引起议论为什么张锋不获奖。诺贝尔奖每一个奖项一次最多可以给三个人，现在只给了两个，为什么空了一个名额不给张锋？是不是背后有什么名堂？甚至有一些人说，这是对华人的歧视。

张锋没有获诺贝尔奖我觉得不奇怪，他如果获奖才奇怪。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是这两个女科学家发现的，张锋只不过是把她们发现的技术应用到了哺乳动物，先是用到了小鼠，然后又用到了人的细胞。CRISPR技术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它应用很广泛，首创在哺乳动物细胞的应用当然也很重要，但是这在学术上并不是很有原创性的研究。而且，张锋为此申请了专利，引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诉讼，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为此争得非常丑陋。这也会让学术界很多人士反感。

但不管怎样，学术界重视的是论文，而不是专利。而论文最早就是这两个女科学家发表的，这个基因编辑系统是她们最早发现的，张锋只是拿人家的基础研究来做应用，毕竟跟原创性的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目前CRISPR技术应用得更多的可能是在农业方面，如果最早把它应用到哺乳动物细胞就要获奖，那么最早把它应用到植物细胞难道也要获奖吗？

如果非要把空着的获奖名额填满，我觉得应该给西班牙科学家莫伊卡。CRISPR系统是莫伊卡最早发现的。虽然最早发现CRISPR序列的是一个日本科学家，但是他发现这个序列以后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而莫伊卡发现CRISPR实际上是细菌里类似于人体免疫系统的保护机制，用来对付噬菌体入侵。而且他预见到，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生物技术。如果没有莫伊卡的发现，那两个女科学家也就不可能把它变成一种基因编辑的技术。所以，莫伊卡是一个铺路人。如果非要给三个人颁奖，莫伊卡最该得，他做的基础研究要比具体应用更加重要，而诺贝尔奖也是偏向于给基础研究的。

一说起基因编辑技术，大家马上就想起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他号称发现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比CRISPR还要高效、还要好，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了一篇论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北大的教授饶毅，以及他主编的网刊《知识分子》拼命地炒作这件事。韩春雨在国内末流的大学工作，那种大学本来就不具备做前沿研究的条件，但饶毅偏不信这个邪，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是国内末流大学出身，要替国内末流大学争口气，认为这件事说明中国的末流大学也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在饶毅和《知识分子》的炒作下，韩春雨暴得大名，国内有关报道铺天盖地。河北科技大学还把韩春雨这个“发现”说成是诺贝尔奖级的发现。韩春雨得到了大量的科研经费，甚至还申请到了一笔几亿元的经费，专门在河北科技大学建基因编辑研究中心。

但是这件事很快就被揭穿了。因为这个成果太重要了，如果它能够成立的话是可以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的，所以很多人马上就去做重复实验。世界上很多实验室都去重复了，根本就重复不出来，只有中科院神经研究所的研究员仇子龙宣布重复出了韩春雨的结果，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号称能够重复出来的。

韩春雨一开始说别人技术不行，意思是说他还有什么秘密没透露。在学术上本来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别人重复不出来，你不能怪别人的技术比你还不如。一个末流大学的副教授居然掌握了什么技术秘密，是别人没法做到的，这显然是很搞笑的。到最后他实在是没法再遮掩下去，被迫撤稿了。

这件事到现在完了吗？没有。我最近看到了李国杰院士关于学术造假问题的讲话。李院士不是搞生物的，而是搞计算机的，是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他当了院士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在讲话里提到韩春雨事件，替韩春雨打抱不平，声称普渡大学有一篇论文已经重复出来韩春雨的编辑技术，可见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并不是假的，不是重复不出来，是重复率太低。李院士以此说明对创新不应该打击，要更加宽容。

我不知道一个研究计算机的院士有什么资格来评价一种生物技术究竟是真是假、究竟能不能重复出来。他根本就看不懂生物技术方面的论文，包括他提到的普渡大学的那篇论文，却居然觉得也能够来评论生物技术，替一个在生物学领域已经被公认是假的东西打抱不平。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怪现象，也说明了为什么韩春雨到现在还是如鱼得水，没有因为造假受到处置。

韩春雨的成果别人重复不出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失误，另外一种是造假。只要有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仔细去研究他的那篇论文，就可以发现那篇论文有些地方很奇怪，是经不起推敲的，我曾经写文章论证过。为什么论文有明显的问题却能够在《自然·生物》这种比较权威的期刊上发表？因为一般人审论文的时候，如果不怀疑造假的话，是不会看得那么仔细的。但是，一旦人家重复不出来了，怀疑论文有假，仔细看一下还是能够看出问题的。

别人怀疑你造假，那么，要证明自己没有造假的唯一办法，就是拿出实验的原始数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韩春雨死活不拿出原始数据，号称他的原始数据是“学术秘密”，那么别人当然就认为是假的。河北科技大学迫于舆论装模作样地做了一番调查，宣布韩春雨没有造假，但不公布具体的证据和调查报告，只是发了一条公告说没有造假，这叫人怎么能够信服呢？河北科技大学跟韩春雨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韩春雨的这个“发现”已经搞到了很多钱，当然要保他了。

韩春雨最早是饶毅他们作为榜样推出来的，刚被发现有问题时我私下还跟饶毅沟通过，韩春雨是你们推出来的，为此他骗到了很多钱，你们功不可没，现在发现他有问题，你们是不是应该更正一下？饶毅当时跟我说，我们对网上的评论是不管的，如果认为韩春雨有什么问题，应该到学术期刊上争论去。等到韩春雨造假已被充分证明了，这时候饶毅忘了自己说过不管网上的言论，其主编的《知识分子》也跑去做调查，采访了韩春雨，号称发表了一篇揭露韩春雨的报道。它怎么不像饶毅说的那样，去向学术期刊反映？怎么也到网上揭露韩春雨了？

而且，当初推出韩春雨的《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揭露韩春雨的功臣，还因此得了一个新闻报道奖。他们对以前吹捧韩春雨的那些做法从来就没有道歉过，甚至当时吹捧韩春雨的那些文章也没有撤稿，根本就没有任何后悔的表示。本来韩春雨是他们推出来假货，他们又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打假斗士”，这是非常无耻的。

2020.10.8.

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奖给了三个发现丙肝病毒的科学家，有一些人觉得很奇怪，怎么发现一种病毒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呢？

其实，发现一种病原体获得诺贝尔奖在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细菌学的鼻祖科赫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是因为他发现了结核杆菌。后来，发现疟疾病原体、黄热病病毒也得过奖。更晚近一点的，发现乙肝病毒、导致胃溃疡的幽门螺杆菌、艾滋病病毒、HPV病毒也得奖了。所以，因为发现某一种病毒或者某一种病原体获得诺贝尔奖，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北大教授饶毅（我是因为这件事看到报道，才知道原来饶毅还是北大的教授，不是全职、而是兼职到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跟他的好朋友施一公一样，在清华当教授，兼职到西湖大学当校长。我们今天不说这事）是研究生物学的，按理来说应该是一个内行了，却对此感到奇怪，写了一篇文章《今年诺贝尔医学奖有奇怪之处》质疑这次诺贝尔奖。饶毅主办的网刊《赛先生》也报道、引用了他的说法。

饶毅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今年的诺贝尔奖要颁发给一个比较罕见的疾病呢？他倒是认为发现了某一种传染病的病原体是可以获奖的，但是应该是那种比较常见的、比较重要的传染病。他把丙肝拿来跟乙肝、甲肝做对比。他说，乙肝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疾病，因为它会导致肝癌，所以乙肝病毒的发现者获得了诺贝尔奖；甲肝一旦爆发数量非常的多，但是它却没有获奖。饶毅的意思是，丙肝是比较罕见的，又不像乙肝那么严重，但是为什么会获奖？

饶毅的这个说法很没常识。首先，丙肝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病，而是非常常见的。得了丙肝的人大部分都会转成慢性丙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现在全世界有7000多万人是慢性丙肝患者。有一些专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数据是比较保守的，有一项研究认为现在全世界实际上有1.4亿的丙肝患者。可见，丙肝患者非常多，虽然总数不像乙肝那么多，但在很多国家丙肝患者比乙肝患者还要多。饶毅认为甲肝好像是最流行的。我估计这是他看新闻看到哪个地方爆发了甲肝，就觉得甲肝很常见。其实不是的。就这三种病毒性肝炎而言，甲肝是最少见的，一年全世界也就几百万例。而且，甲肝是这三者中最不重要的，几乎所有被甲肝病毒传染的人自己都会好的，只有很个别的人才会病重、死亡。而丙肝不仅很常见，而且也很严重。饶毅以为丙肝跟乙肝不一样，不会导致肝癌，其实丙肝同样会导致肝癌。所以，丙肝跟乙肝是一样既常见又严重的传染病，乙肝病毒的发现者得了诺贝尔奖，丙肝病毒的发现者也得诺贝尔奖，就不奇怪了。

饶毅认为这次诺贝尔奖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他说，丙肝现在可以治愈了，这是很重大的医学成就，既然要给丙肝颁奖，为什么发明了治疗丙肝药物的人不一起得奖呢？饶毅好像忘了，诺贝尔奖每次颁奖是有名额限制的，最多只能奖给三个人。现在三个人的名额已经用完了，这三个人都在发现丙肝病毒当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个是沃尔特。他首先发现了因为输血被传染的病毒性肝炎中实际上绝大部分（80%以上）既不是甲肝也不是乙肝，有一种未知的肝炎病毒。正是因为他这个发现，接下去他的学生霍顿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把丙肝病毒的RNA片断分离出来。这样，我们才可以根据这个片断来设计怎么样去检测血液中的丙肝病毒。第三个是赖斯。他把丙肝的RNA注射到动物体内，让动物得了丙肝，这样就证明了丙肝病毒的确是丙肝的病原体。所以，这三个人在发现丙肝病毒当中都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是一个都不能缺的。这三个名额都用完了，还怎么给发现丙肝治疗药物的人呢？也许以后会把诺贝尔奖给发现治疗丙肝药物的，也许不会。诺贝尔奖一般倾向于颁发给做基础研究的，因发明药物获奖是比较少的。

饶毅的错误被指出来以后，他有一番辩解，说他根据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旧数据，才误以为丙肝很罕见。《赛先生》也替饶毅辩护，在报道中加了一说明，说现在丙肝的发病率很高，但是在几十年前丙肝的人数很少，意思是，饶毅根据的是几十年前的旧数据。

这完全是说假话文过饰非，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旧数据。上世纪七十年代，沃尔特发现因为输血导致病毒性肝炎的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甲肝和乙肝，80%-90%是被一种未知的病毒感染。所以当时就已经知道丙肝是非常常见的。到1989年，霍顿把丙肝的RNA片断分离出来，才有了检测丙肝病毒的方法，才能够去研究究竟有多少人得丙肝病毒。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怎么可能知道丙肝的发病率，而且还认为是比较低的？后来丙肝发病率不仅没上升，有可能反而下降了，因为对输血的筛查严格了。

我指出这一点以后，饶毅就对我说“因为我没有学识，我很弱智”。他说这番话纯粹就是以退为进，把自己说得很不堪，然后让人不好意思去追究他。他都已经当到大学校长、北大教授了，自以为在山上可以鄙视山下的人了，怎么又说自己“没有学识”、“很弱智”呢？他本行的专业做得也还不错，但他的专业是神经生物学，一旦出了他的专业，即使还是在生物学领域，他的确表现得很没有学识。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过群体免疫，暴露出他对免疫学是非常无知的；他曾经贬低过达尔文，暴露出他对进化论是非常无知的；他曾经吹捧过搞“先父遗传”伪科学的刘用生，暴露出他对遗传学是非常无知的。所以，饶毅对生物学基本知识、基本概念的掌握是很欠缺的，基础没打好。

我与饶毅有过很多的争论，批评过他很多次，都暴露出他的生物学基本功很差。这也许和他受的基础教育不扎实、不全面有关系。基本功差，专业也许能够做得很好，因为那是很狭窄的一个领域。但是，饶毅不是只是一门心思搞他的领域，他还喜欢跑到别的领域、特别是生物学的其他领域发表评论。比如说，他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来预测诺贝尔医学奖。这是跨领域的，要把所有的生物学的领域都掌握得很透才能做到。他曾经猜中过有那么一、两回，然后就被吹捧得神得不得了。这回没说对，他就很恼怒，说人家不靠谱，有“奇怪之处”了。

除了喜欢预测、评价诺贝尔奖，饶毅还喜欢发各种各样的评论，甚至喜欢写生物学的历史，号称在写一本普通生物学教材。但是，因为基本功不扎实，我认为他不适合研究生物学的历史，也不适合写普通生物学的教材。

这件事不仅暴露出饶毅的生物基本功不行，更重要的是，暴露出了他治学的态度有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短板，甚至连自己所在领域的基本知识也没有，但是，看到了一条新闻要去评论的时候，至少应该去做一点准备工作，关于丙肝的数据和丙肝会不会导致肝癌，只要稍微一搜就都有了。饶毅甚至连搜都懒得搜。即使不去搜，仔细看一下诺贝尔奖颁奖委员会的颁奖理由和新闻稿，里面关于丙肝的严重性和发现丙肝病毒的重要性都写得很明白。饶毅显然没看。不看第一手的新闻稿，也不做必要的搜索，不掌握基本的资料，就写文章批评，说明治学态度是很不严谨的，被人指出了错误就说假话掩饰自己的无知，更是大有问题。

2020.10.6.

这段时间网上都在嘲笑清华大学把自己评为“一流世界大学”。其实，不只是清华大学这么宣布，至少还有三所大学——南京大学、北航、人民大学——也都在这段时间宣布自己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只不过措词不太一样。

清华大学说的是“全面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用的不知道是哪一国的汉语？但不管怎么样，清华大学的这个说法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自己“已经全面地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了。另三所高校用的倒是地道的汉语，有的说“总体实力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有的说“全面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有的说“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表述虽然有所不同，都是自己认为已经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有的学校说得没那么明白，像北大只是说“全面完成了双一流早期的目标”，其实也是在暗示自己已经变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别的大学，也是有类似的表示，不敢说得很清楚。

这种不同的表示的方式可能是为了表明，虽然大家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还是有一点差距的，要表述得婉转一点，不敢和清华大学平起平坐。只有清华大学敢明明白白地表述自己已经“全面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清华大学才被大家嘲笑得最厉害。

针对大家的嘲笑，教育部的发言人要表示一下谦虚，说：“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高校的整体水平跟世界一流大学还有是差距的。”这完全就是废话。即使是高等教育最强的国家，例如美国，也不敢说自己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就已经跟世界一流大学没有差距了。世界一流大学总共也就那么一点点，即使是美国的大学，绝大部分都是跟世界一流大学有或多或少的差距，整体水平当然跟世界一流大学总会有差距。

但是，教育部这么一说，在有些人看来，显得教育部头脑比较清醒。以为号称“变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学”是国内的高校瞒着教育部自己在瞎搞。其实不是，这是这些高校在执行教育部的政策。教育部在2017年颁布过“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它的目标分成了三期：近期的是在2020年若干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批学科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科；中期的目标是到2030年，有更多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更多的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学科，还有若干的大学、一批的学科要进入世界一流的前列；最终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左右，中国大学和学科的水平和实力都要在世界一流的前列，中国从此变成高等教育强国。

可见，在2020年要有若干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完全是教育部定下的。这第一期的目标如果完不成，那不就是要追究领导的责任了？二期、三期的目标怎么办，钱还能不能搞得来？所以一期的目标是必须要完成的，即使只给三年的时间也都要纷纷宣布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自己宣布说自己成为了世界一流的大学，这当然是非常搞笑的。世界上有哪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是自己宣称的？是自己找人评估来宣布从此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的？当然没有。找一个别的机构来评又怎么样呢？这个曾经也有过。清华大学好几年前就已经被某一个国外机构排名排成了世界工科第一名，麻省理工学院屈居第二。但是，这个排名连清华大学都不好意思宣传，因为没人相信。谁会信清华大学的工科已经是世界第一，比麻省理工学院还要强呢？这种排名即使是国外的机构排出来的，也是不值得信任的。排名是根据某一些标准打分排出来的，这些标准不一定是可靠的，即使标准可靠也可以想方设法往上面去凑，让自己的分数变得高一些，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大学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可以有一些没法凑的硬指标。例如，这个大学有一批教授获得了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或者在那些没有诺贝尔奖的领域获得了那个领域的最高奖，像数学的菲尔兹奖、计算机的图灵奖。而且，必须是获奖者在这个大学做出的获奖成果，不能说等人家在国外的大学做出成果获奖了，再重金聘请到中国来。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就没有一所大学有哪一个教授在本校做出过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的成果。有的只是等这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年纪大了重金聘请让他去中国养老。一个大学有个别的教授获得诺贝尔奖、菲尔兹、图灵奖未必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连一个这些最高奖的获得者都没有，就敢声称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谁会服你？

其次，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国际人才人人向往的，争着想来做研究、当教授或访问学者、来留学的。拿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来说吧，让一般的人来选，你是愿意去清华留学，还是愿意去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你是愿意去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还是去清华去当教授？这种选择是不言而喻的。清华再吹嘘自己已经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国际人才也不愿意去清华。

清华号称招了三千名的国际学生，但是他们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中国人，入了外国国籍，然后出口转内销，利用国际学生招生条件比较低进了清华。他们如果在中国高考，是上不了清华的。有一部分是从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招来的。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发达国家来的，但是人家是来读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的，例如汉语、中国历史、中国考古。

如果清华已经全面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那应该是各个学科、特别是科学方面的学科都是世界一流，外国人应该会争相要来留学、做研究了。但显然不是。现在是清华的人挤破了头要到美国留学，不要说美国的一流大学，那些二流、三流的大学如果他们有机会也愿意去。但反过来，美国的学生如果学的不是中国特色学科，会去清华大学留学吗？美国的教授也不会争相要去清华当教授，除非是快退休了用很多钱专门把他聘请过去，或者是兼职的，脚踏两只船。

还有一点，要看大学的国际名声。如果是世界一流的大学，那么在各个国家有文化的人当中都是有好名声的，全都知道的。比如说在中国，一说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有点文化的人谁都知道那是好学校，不知道的话会被认为你没文化。反过来，到美国有文化的人当中去问清华大学，他们知道吗？一般是不知道的，更不要说北航、人民大学。北航、人民大学的英文名字还要用拼音Beihang、Renmin，更让美国人听了莫名其妙。本来中国在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可能是北京大学。那也不是因为北京大学办得好，而是北京出名，北京大学也就跟着出名。北大的那些领导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好好的“Beijing University”不用，居然要把它改成“Peking University”，这一改，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学校了。这些中国的大学在中国再出名，出了国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包括那些有文化的人知道的都不多，那怎么能说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只在家里横，在国内有名而已。

中国什么都要搞计划，认为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计划出来的，只要钱砸进去了就能够做出来，觉得办大学就跟办公司一样，有大的投资就能够出成果。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政府的支持、政府的规划、政府的投资就能够办出来的。现在世界上那些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哪一个是规划出来的？哪一个是政府想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了然后就办出来的？

一说起世界一流大学，有些人就要强调历史悠久，其实有些世界一流大学历史很短，像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比中国很多大学的历史都短多了，但它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一个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多因素，甚至包括一些偶然的因素。我觉得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不是说有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就能变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如果没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那是办不成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要办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就要有世界一流的人才、世界一流的学生。如果一个学校没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是吸引不了国际的人才、国际的好学生的。到中国来，什么都得听党的、听领导的，连做学术的自由都没有，那谁愿意来？到中国来连谷歌、YouTube、FaceBook（脸书）、推特、Gmail也不上去，相当于被关在墙内了，跟国外的亲戚朋友联系都麻烦，查一点资料发现都被都被屏蔽了，还得想方设法去翻墙，谁愿意来受虐？学中文的美国学生以前都是喜欢到中国来的，因为觉得到中国来学中文比较正宗，后来都愿意到台湾去了，就是因为在台湾上网是自由的。

所以，没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吸引不了人才，是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更何况中国现在对言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下号称要建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且号称还建成了，那只是笑话，天大的笑话。

2020.9.24.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就一直有一种阴谋论，认为新冠病毒是中国的实验室人为制造出来的；反过来，中国也有人说它是美国的实验室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在学术界公认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而来的，是从蝙蝠的冠状病毒进化而来的。有一些科学家甚至去仔细地分析过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证明它就是从蝙蝠的冠状病毒自然进化而来的，还为此发表了一篇论文，而且还是发在《自然·医学》这个档次比较高的学术期刊上。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可以说是没有争议的。

最近这个问题又热闹起来，是因为有一个在香港大学做过研究的青岛人闫丽梦逃到美国，以知情者的身份说，新冠病毒是中国武汉的实验室制造出来、释放出去的。一开始只是有一些网络媒体在采访、报道她，没有引起重视。直到最近，她号称发了一篇论文证明新冠病毒就是人为制造的，美国的一些极端保守派的媒体（主要是福克斯新闻台）采访了她，一下子这件事就热起来了。

福克斯新闻台在采访闫丽梦时为了表示她的权威性，给她加了一个头衔，说她是“顶级的病毒学家”。闫丽梦也自称她曾经工作过的香港大学实验室是“世界顶级的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这些说法的真假很容易核查。

闫丽梦以前在中国大陆受的是医学教育，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本硕连读，得了硕士学位。她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可能对当医生不感兴趣，去南方医科大学读了一个理学博士，算是受过了学术训练。但她读博士学位时的课题并不是研究病毒，而是眼科，研究的是某一种药物对老鼠受伤的视网膜的血管形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病毒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读完博士以后，到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烈文实验室去做博士后研究，研究的课题是关于流感疫苗，也不是关于冠状病毒的。潘烈文实验室最近十几、二十年来主要研究的就是流感疫苗，想搞出一种普适性的流感疫苗，并不是研究冠状病毒，更不是“世界顶尖的冠状病毒实验室”。一直等到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世界各地搞生物医学研究的都跟风去研究新冠病毒，潘烈文实验室也跟着研究新冠病毒，建了一个仓鼠的模型，也查了一下新冠病毒的病人里面病毒的含载量，都是跟其他实验室合作的。为此发了两篇论文，闫丽梦是论文的共同作者。

可见，闫丽梦真正研究冠状病毒也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以前根本就不是研究冠状病毒的，甚至不是研究病毒的，怎么能说是“世界顶级的病毒学家”呢？她只不过是在做博士后的研究，如果她是“顶级的病毒学家”，那她的老板潘烈文要怎么算呢？还有那些当了教授的、当了院士的病毒学家要怎么算呢？是不是“顶顶顶级”？所以，闫丽梦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顶级的病毒学家”，甚至连病毒学家也算不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研究病毒、冠状病毒的历史也比较短。

闫丽梦号称知道新冠病毒是中国的实验室搞出来的，那么她有没有什么别人没法掌握的内部证据呢？没有。她的实验室本来就不是研冠状病毒的，跟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本来也没有合作，闫丽梦也就不可能掌握什么内部的信息。她那篇论文根据的都是公开的信息，她只是做了一些基因序列的对比。那些数据所有人都可以去核查。

她号称证明了新冠病毒不是自然进化来的、是人为制造的，为此提出了三点理由，用她的话来说，“有三个支撑点”：

第一，她对比了新冠病毒基因组的序列和蝙蝠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发现极为相似，然后就说这是人为制造的。这个理由是非常搞笑的。新冠病毒基因组的序列跟蝙蝠的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以前有很多人都对比过，也都发现非常地相似，所以才认为是从蝙蝠的冠状病毒进化而来的。光从基因组序列非常地相似是不能说明是人为制造的，因为更可能是自然进化而来的。所以，她的第一点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

第二，她将新冠病毒表面的S蛋白上面一个与受体结合的片断，跟SARS病毒的S蛋白上面的相应片断做了对比，它们非常相似，她就认为是从SARS冠状病毒改造过来，人为加进去的。这也是非常地搞笑。SARS病毒和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的细胞针对的都是同一个受体，跟受体结合的那个部位很相似，甚至完全一样，这一点都不奇怪。这在分子生物学上叫做“高度保守片断”。

闫博士还说，在那个片断两端的基因的序列发现有限制性内切酶的位点，而限制性内切酶是基因工程用来拼接的酶，她就认为这证明是用基因工程拼接来的。这也是很搞笑的。限制性内切酶的剪切位点很短，一般只是六个碱基，有的更少，只有四个碱基。基因组序列是很长的，要找到四个或六个碱基系列刚好跟某一个限制性内切酶的剪切位点是一致的太容易了。拿新冠病毒基因组一查就可以发现，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性内切酶的位点。随便拿一个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或任何生物的基因组序列，一查都会查出很多的限制性内切酶的位点。能说它们都不是自然进化来的，都是人工制造的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只是用一些术语把外行给搞懵了。

闫博士还有第三点理由，她认为是很充分的。她发现了在新冠病毒的S蛋白上面有一个福林蛋白酶的切点，而在SARS病毒上没有福林蛋白酶的切点，只有新冠病毒有，就说明这是人为制造的。的确，在SARS病毒上面是没有这个福林酶的切点的，但是在别的冠状病毒上面是有的，并不像闫博士说的没有。比如说，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它上面就有这个福林酶的切点。有福林酶剪切的位点并不是什么独特的事，不能拿这个来证明是“人工制造的”。

闫博士提出的这三条理由，搞分子生物学的人看来都是极为荒唐的，经不起推敲的。她这篇论文是不可能通过同行评议到正规的学术期刊上面发表的，只能是放到无需经过审稿的网上去，然后在媒体上炒作。这些记者、电视主持人、普通的公众根本就不懂分子生物学，没有识别真假的能力，一听那么多的术语，那么多的数据，就给搞懵了，觉得很权威、很专业。

所以，她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要争取获得学术界的认可，而是要面向公众，把公众搞晕了混淆视听，目的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政治。那篇论文号称列了四个作者，另三个作者从名字上看也都是华人，名字后面也都标着博士，但是我没有查出来这三个人以前发表过论文。比较奇怪的是，这四个作者列的机构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写着“法治基金会”和“法治学会”。这两个是什么样的机构呢？美国媒体去查过了，是史蒂夫·班农（川普以前的首席战略官）和逃到美国的一个中国富豪一起搞的。他们是一直鼓吹说新冠病毒是中国政府搞出来的，闫博士刚好给他们提供了材料，所以支持她发了这么一篇“论文”。

这纯粹就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相信闫博士的论调，到处贴她的论文，认为她的论文很权威的，或者是川普的支持者，或者是为了反对中国政府的，都是有政治动机的。这些人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搞清事实的真相。我说她的论文经不起推敲，他们就来骂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出来的“大外宣”什么的。他们相信的就是阴谋论，对阴谋论者是不可能说服的，也没有必要去说服的。

如果你不是阴谋论者，还有开放的心态想要知道事实真相的，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没有专业的知识来辨别真假，不像我是搞分子生物学出身的，一看就知道她这篇论文是在糊弄人的，那你怎么办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判别的办法。

我刚才说了，并不是闫博士掌握了什么内部的信息，她根据的完全是公开的资料，谁都可以去查，都可以拿来做研究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研究分子生物学、病毒学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比闫博士有资格得多，受过的学术训练要好得多，具有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也要强得多，为什么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跟闫博士的研究结果是相反的呢？如果闫博士真的发现了在病毒基因组序列里头有什么样的秘密能够证明是人为制造的，别人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呢？怎么轮得到她一个学医出身的、才研究了几个月的病毒的人来发现呢？

专业人士看她的那篇论文都觉得是在胡扯，但是，非专业的人士只要用常识、常理判断一下就知道，一个根据公开的材料就能够做出的重大发现，是不可能由闫博士这样的人来发现的。你不能说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病毒学家全被中国政府给收买了。大家只要这么一想的话，就知道闫博士的“研究”是不可信的。

2020.9.18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节目视频，里面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说，他从中国疾控中心负责疫苗研发的首席专家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在紧急应用当中获得了成功，给十万人用了基本没有副作用，而且没有一例感染，最快今年年底这款疫苗就能上市。

所谓“紧急应用”，是指在疫苗获得批准前给一些必要的人员使用，这些人据说已经有十万人了，没有一例发现感染。一般的人听了，会以为这说明这款疫苗非常有效，一个都没感染，表示疫苗的有效性达到100%。其实是不能这么算的。为什么呢？

紧急应用的人在中国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医护人员，一类是外派到国外的人。国内的医护人员现在面临被新冠感染的风险已经是非常低了，因为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目前已经没有本土的新冠感染病例了，所有的零星的病例都是从国外输入的。中国的医护人员接触到新冠感染者的概率本来就非常低了，更何况他们不管是跟新冠感染的病人接触，还是跟普通的病人接触，都很注意保护自己不被感染，都是要戴N95呼吸器、护目镜，甚至穿那种把全身包裹起来的防护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没有人感染，这一点都不奇怪。即使有人被感染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因为现在中国说“没有本土的病例”。

至于外派到国外的人，例如外交官、劳务人员，外派的时候已经是经过了筛查的，查过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再外派出去的。而且，外派的这些人即使是在疫区，基本上也是在自己人的小圈子里头，跟外面的人接触本来就很少；同时，因为在疫区会特别注意跟别人保持距离、保护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感染也是不奇怪的。

所以，说“没有人感染”并不能证明疫苗是有效的，因为完全有可能这个疫苗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说疫苗“基本没有副作用”，很可疑，因为疫苗和药物一样都是会有副作用的，如果是真的注射疫苗，这么多人应该能够发现一些副作用。就算“基本没有副作用”，也不能证明这个疫苗是安全的。这些紧急使用的人员都是比较特殊的人，比如说，都是属于青壮年。但是疫苗上市了，是要给所有的人用的。青壮年、身体健康的人注射了疫苗没有出现大的副作用，给老人用是不是也能够保证没有大的副作用呢？给小孩用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没有大的副作用呢？

所以，靠统计紧急使用的人员没有被感染、基本没有副作用，不要说给十万人用过了，给二十万人、三十万人用，也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个不是临床试验。这种思维完全是老中医的思维——要证明中药、针灸有效，用的方法都是：我这种药或者这种疗法已经被多少多少人用过了好多年，都很有效，都没有副作用。这不是可信的证明方式。

那么要证明一种疫苗有效，应该怎么做呢？和证明药物的疗效一样，应该做三期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国的新冠疫苗，I期、II期已经做完了，现在再做III期的临床试验，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只有经过III期的临床试验，才能真正证明疫苗是有效的、是安全的。

为什么III期的临床试验会比较慢，而且很重要呢？III期的临床试验是要经过精心的设计的。要找几千人、甚至好几万人来做试验。这几万人并不是随便地找来就给注射，还必须对他们进行分组——随机地抽，分成两组，一组是注射疫苗的，另一组是注射已经知道不可能有免疫作用的安慰剂的，比如说注射生理盐水。然后让这些人回到生活当中去，过一段时间以后去跟踪，看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不良反应，看有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

如果发现注射了疫苗的这一组都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是不是就能证明疫苗有效呢？不能。我们还必须看对照组的情况。如果他们也都没有人被感染，那就说明不了问题了。即使他们有一少部分的人被感染，比如说有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被感染，而注射疫苗组一个都没有被感染，也不能说疫苗就有效。好几十人被感染可能完全是碰巧，刚好这几十个人属于那种能够接触新冠病毒的高危人群。

怎么样排除这种差异不是碰巧造成的，而是真的是疫苗有效呢？在统计学上可以算出来注射疫苗的这一组一个都没有被感染、对照组有多少个被感染，才能够说明这种差异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真正证明疫苗是有效的。如果疫苗有50%的有效性，对照组至少要有150个人左右被感染才能说明这种差异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这就是为什么III期的临床用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原因。现在感染的高峰已经过去了，而且大家都很注意保持社交距离，要被感染就没那么容易。比如说找了三万人来做实验，分成两组，对照组一万五千人里头要有150人被感染，那就是要1%的人被感染，就比较难了，要慢慢地等。这一等时间就很长，就要花好几个月才有可能等到有足够的人被感染，然后再来统计、比较两者的差异。

中国的疫苗在今年八月份还在国外招人做III期临床试验，要过好几个月才有可能出结果，怎么可能说到年底就能够上市呢？这还是最顺利的情况，有可能根本就结果出不来，或者结果是不好的，证明疫苗不安全，或者是无效的。

对中国疫苗的研发大家不要太乐观。中国现在研发的新冠疫苗，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灭活疫苗”，拿新冠病毒把它给杀死了然后当疫苗来用，这是最简单的设计疫苗的制备方法；另外一种是“基因重组疫苗”，拿一个对人体无害的病毒（例如腺病毒）做载体。但是中国用的腺病毒叫做Ad5，国外认为这是是比较差的、已经不用的平台，被中国拿来用。

中国这两种疫苗制备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在国外都是被认为是比较低技术的疫苗，不用的。并不是说低技术的、国外不用的疫苗的设计制备就一定不行，也有可能可以，但是，那是非常幸运的，只能是经过了临床试验证明有效才可以的。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疫苗没有在世界领先的先例，中国从来就没有在发达国家研制出来疫苗之前率先研制出来一种投入大规模使用疫苗。中国现在大规模使用的、针对各种传染病的疫苗，都是仿制国外的疫苗，而且一般认为中国仿制的疫苗质量是比较差的。在中国，小孩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医生都会问是要国产的，还是要进口的？国产的疫苗可能就免费，或者价格比较低，进口的疫苗就要自费，或者价格比较高。这就说明，中国这些搞防疫的人也都知道，中国的疫苗的质量是不如国外的疫苗的，不然就没必要给出这种选择，大家全部都用产的就好了。在美国注射疫苗是绝对不会问你，你是要美国自己生产的，还是国外进口的？用不着的，因为疫苗质量是有保证的。

对这些已经肆虐了很多年的传染病，中国都没有搞出自己的疫苗，都是仿制的，而对于新冠病毒病这种很新的传染病，中国居然能够领先世界研制出最新的疫苗，这就让人难以相信的了。这也是一种老中医思维。就像老中医对于那些已经侵害了人类好几百年、几千年的疾病都束手无策，但是，一旦出现一种新的传染病，像新冠病例一出来，老中医马上宣布：“我有药来治！”大家会信吗？

当然，对于疫苗来说，跟老中医的中药还不能完全做类比，有可能中国就真的把疫苗搞出来了，只不过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要发生这种情况是要比较运气的。而且，中国搞疫苗的那些人，比如说陈薇院士在领导疫苗，这是一个已被揭发多年的学术骗子，让这种人领导疫苗的研发，这个结果就更让人难以相信。

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中国已经在高调地宣传，说中国的疫苗研发世界领先，已经证明是有效、安全的。真的等III期的临床结果出来了，如果临床结果不好，发现是无效的，或者是安全性有问题的，但前面已经都在大肆地、高调地宣传了，最担心的是，到时候会把不好的临床试验结果隐瞒下来，不好也得说好，也得强迫大家去注射疫苗。这才是最让人担忧的。

2020.9.23.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最近建议，如果两个人要发生性行为，最好第一不要亲嘴，第二要戴口罩。这不是说通过戴口罩来增加情趣，目的是为了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染，针对的是那些不住在一起的情人，或者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对方是患有基础病或年纪比较大，也就是属于新冠感染的高危人群。

国外为什么现在也在提倡戴口罩呢？目的不是为了预防自己被别人传染，而是要预防传染给别人。你如果觉得自己被新冠病毒感染了，或者有症状了，那么预防传染给别人的最好办法，当然是不要跟别人发生性行为了。他们之所以提出戴口罩的建议，针对的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自己不知道。这个建议就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是潜在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有可能传播病毒，所以就要求大家都戴口罩，甚至建议在做爱的时候也带口罩。

口罩能够阻挡一部分的病毒传播出去，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口罩究竟能够遮挡多少病毒？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一些不同，而且也跟口罩的类型、材料很有关系。如果戴的是N95呼吸器，佩戴规范的话，公认是能够非常有效地阻挡病毒的传播，也能够防止被病毒传染的。它阻挡病毒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在95%以上，所以叫“N95”。

但是，其他的口罩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阻挡效率的，一般也就是50%，高一点能达到70%。那就是说，你如果被新冠病毒感染了，在向外传播病毒，口罩只能阻挡住其中的一部分，即使阻挡了70%，也还有30%的病毒是会散发出去的。如果是在一般的场合，两个人距离得比较远，接触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口罩是能够降低传染的风险的，因为这30%的病毒传出去以后有可能就扩散开去了，不会刚好喷到对方的脸上、呼吸道里，或者虽然进入呼吸道，但量非常少，就不会传染了。

所以，如果建议在一般的场合戴口罩，从阻挡病毒传播这个角度来说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虽然这个有效性多高，实际上能不能达到目的，另当别论，但是在理论上至少还有一点道理。但是在做爱这种场合，是非常亲密的接触，是近距离的接触，时间一般也会比较长，可能要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完事了还要一起睡。在这种情况，一般的口罩是起不到阻挡病毒的作用的。即使大部分把病毒给挡住了，但是有一部分病毒传播开去了，距离那么近、接触的时间那么长，那么对方还是能够被感染的。除非戴的是N95的口罩，那么阻隔的有效性很高，对方如果也戴N95的口罩还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戴N95口罩很难受，呼吸都会觉得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情绪要去做爱。

所以，像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的这种建议其实是很荒唐的，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但是她说了，戴口罩做爱就跟戴避孕套一样，意思是说都能够阻挡疾病的传播。的确，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把戴口罩比作是戴避孕套。其实这完全是不当的类比。避孕套一般来说是用乳胶做的，可以100%地阻隔病毒的传播，除非有漏洞、破口，使用不当，或者病毒不在被遮挡的地方。所以，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使用避孕套，的确能够降低病毒或者其他病原体传播的风险，有效性是很高的。但是，一般的口罩是做不到这一点的。N95呼吸器还能够跟避孕套做类比，但是，我刚才说，你不可能要求人们在做爱的时候戴N95呼吸器，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一般也不会建议去戴N95呼吸器。就是因为，第一很不舒服，第二一般人很难做到佩戴规范，如果佩戴不规范，那么就起不到保护和阻隔的作用。所以一般的建议都是说把N95留给医护人员去用。而一般的口罩是不能跟避孕套做类比的，要比也只能跟布做的套子比。但是如果是一个布做的避孕套，那是起不到任何的防范作用的。建议戴口罩的人经常说，不管你用什么材料的口罩，戴一个口罩遮一下脸总比不戴好。这就相当于说，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避孕套，用了总比不用好，是不是很荒唐？

现在有很多国家提倡大家在公共场合遮脸或戴口罩（但不是全部国家都如此，比如说瑞典就不提倡一般的人都要戴口罩），特别是在密闭的空间，在没法保证跟别人保持身体距离的场合要戴口罩。而且，建议戴口罩或者遮脸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保护别人，避免传播病毒。这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的病毒的携带者，自己不知道，所以都要戴，哪怕你没有症状。如果有咳嗽、打喷嚏的症状当然要戴了，咳嗽，打喷嚏是传播病毒的最有效的方式；没有症状也要带，因为你有可能在讲话、呼吸的时候就在传播病毒了。

根据这种理由，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讲话，因为新冠病毒传播的最主要的方式是飞沫，讲话时飞沫就会喷出来，要比呼吸时更容易传播病毒，这个是那些提倡戴口罩的人也承认的。但是奇怪的是，在美国，发言的人都习惯在发言前特地把口罩摘下来再发言，听众反而都戴着口罩。这很奇怪。你在发言的时候，特别是在演讲的时候，是飞沫喷出来最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容易传播病毒的，为什么反而在这个时候不戴口罩，不讲话的时候反而去戴口罩？

不只是政客这么干，包括医学专家也是这么干，例如美国防疫方面的头号专家福奇去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没轮到他发言他跟别人一样都戴着口罩坐在一起；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把口罩摘下来了，旁边跟他坐一起的人都还戴着口罩；等他发言完了，他再把口罩戴上去。如果他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了，那么在把口罩摘下发言的时候，病毒是最容易传播的，旁边的人就已经会被感染了，那么何必发言完了又把口罩戴上去呢？

可见这种做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说明现在实际上是把戴口罩当成了一种象征，表示自己很关心别人的健康。甚至把戴口罩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因为在美国连戴不戴口罩都政治化了，变成了自由派要戴口罩，保守派不戴口罩，虽然全民戴口罩的建议最初是作为保守派的前FDA局长提出的。所以这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初提倡戴口罩的本意。如果按照提倡戴口罩的本意“为了防止传播病毒”，那么，在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演讲的时候，是最应该戴口罩的。

美国现在各地纷纷恢复经济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重启”。经济一重启，人一流动起来，就有一些本来被认为防疫工作做得比较好，被感染的病例、病死的病例比较少的地方，感染的人数马上上升，病死的人数也就上升。比如说在加州，加州是美国最开始实行所谓的“封城”的做法的，就是让大家都最好尽量地待在家里，把餐馆、商店什么的都给关了。当然，加州的“封城”跟中国那种封城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说这个“封城”应该是加引号的。但不管怎么样，是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的。所以那个时候加州被认为防疫做得好，病例跟纽约相比是少了很多，病死的人要少得多。但是，等到措施一放松，经济活动恢复了，加州确诊的人数就急剧地上升，病死的人数也上升。在美国其他的地方也都出现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出现这种情况，例如西班牙是被认为在欧洲封城措施搞得最严厉，经济活动恢复后，来了第二波，感染的人数比第一波还要多。

这时候有一些专家，例如刚才提到的福奇博士，就说，这都是因为重启太早了，如果晚点重启就好了。这我就搞不明白了。在“封城”期间并没有把新冠病毒给消灭掉，那个时候病毒还在传，还是不断地报道每天有多少的病例、多少人死亡，只不过人数是比较低的。一重启，人员一流动起来，接触一多，必然病毒的传播速度会加快，那么感染的人数必然会增加，病死的人数必然也会增加。如果晚重启，那只不过是第二波来得晚一点而已，并不会说因此不会来第二波。所以，跟早重启晚重启有什么关系？怪重启得早了，难道重启晚了就不会有第二波？晚了也会有第二波，只不过时间推迟了而已。

而且我觉得这些专家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要采取限制措施。当时说要搞“封城”的目的，不是要把病毒消灭掉，因为当时包括福奇也都说，这个病毒是不可能消灭的。当时说的是，搞“封城”的目的是要“拉平曲线”，不要因为需要住院的人数太多把医疗系统给击垮。现在“拉平曲线”没人说了，为什么呢？这个曲线已经拉得够平了，不管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都没有把美国医疗系统给击垮，花巨资建的战地医院都没用上就拆了。这个曲线一直是平的，所以没有人说了。

现在怪经济重启导致疫情严重，不是怪没有把曲线拉平，而是觉得不应该让病毒传播。这就很奇怪。“封城”的目的变成了不是要“拉平曲线”，而是要把这个曲线给压没了，不是为了避免医疗系统崩溃，而是想要尽量减少感染人数，甚至想把病毒给消灭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这些专家现在都已经忘了建议“封城”的初衷，没人再提“拉平曲线”了。

我以前都是在批国内的防疫专家，特别是钟南山、张文宏、李兰娟这些国内的网红专家，是怎样的无知。国外的防疫专家当然比他们好多了，不像国内那些专家那么不学无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国外的专家就一定是对的。就像我刚才提的这几点，用科学的常识、基本的逻辑推敲一下，就发现他们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国外的专家，特别是那些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专家，很难说他们具有独立性，跟在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大学当教授的那些专家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上面是有人可以管到他们的，要听总统、总理或是州长的。像瑞典那样防疫工作由科学家负责，政客不能插手的，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这些专家首先会面临上司的压力，其次还会面临公众的压力，他们讲的话，有时候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说出来的不一定自己真的相信。所以，我们对国外的专家也不要轻信。

2020.9.15

8月25日，我第二次起诉崔永元侵犯名誉权的案子在拖了四年之后终于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开庭。崔永元的代理人当即提出延期审理，理由之一是崔永元想亲自出庭，但他因病住院了，还在ICU里头。

这间接证实了几天前网上的传言，崔永元因为服药过量中毒，昏迷不醒，被送到朝阳医院抢救。有人还把崔永元的住院病历发到了网上。据我打听，这份病历是真的。没有经过病人同意将病历公开可能侵犯了隐私，但这是崔永元与朝阳医院的问题，如果崔永元认为朝阳医院没有保护好他的隐私，可以去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病历被公开到网上，传得到处都是，就不再是隐私了，人们就可以据此评论了。例如报税表是川普的隐私，他不愿公开别人也没有办法。《纽约时报》搞到川普某一年的报税表将其公开，川普可以去起诉《纽约时报》侵犯隐私，但是别人都可以转发、评论该报税表，没有侵犯隐私。

那么崔永元的这份住院病历透露出了什么信息呢？首先，它让我们知道了崔永元是被家属发现昏迷不醒后送去医院抢救的。医院认为是使用药物过量中毒。由于崔永元身边发现利培酮针剂空瓶子，推知使用的是该药。利培酮以前是口服片剂，病人每天都要服用，很麻烦。后来发明了大剂量长效缓释针剂，打一针后在体内慢慢释放出来，在两周内都有效。如果崔永元是自己打针，是不至于过量中毒的。但是如果把针剂当成口服液喝下去，都被吸收，剂量就会高出十几倍，就会因吸收过量而中毒。根据病历，崔永元长期使用利培酮，不可能是误服。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去口服大剂量针剂？

众所周知，崔永元患有重度抑郁症，该病历也指出了这一点：“重度抑郁多年，常年使用利培酮、艾司唑仑。”但这两种药物都不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艾司唑仑是安眠药，利培酮虽然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但FDA只批准它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自闭症。有的医生会把利培酮用于治疗抑郁症，但是也只是作为辅助用药，据称能增强抑郁症药物的治疗效果。但是该病历没有列出抑郁症药物，似乎崔永元的抑郁症只靠利培酮治疗。是医生不当用药，还是崔永元实际上患的是别的精神疾病？以前有精神科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从崔永元在网上的表现看他不像患有抑郁症，而是患有躁郁症，那样的话使用利培酮倒是对症。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特征是容易出现妄想，例如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人要害他，或重金收买他。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不能做诊断。

大约4年前，崔永元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身体很不好，患有多种病，一天要吃几十种药。但是崔永元并没有说他得了什么病。从那时起崔永元出镜都要戴帽子，不再有浓密头发。有些人怀疑这是化疗的副作用。但该病历并没有说崔永元患有癌症，列举的崔永元病史包括：冠心病，4年前植入支架6枚，规律服用阿司匹林；高血压病、二型糖尿病多年，规律服用降压降糖药物。如果只是这四种病，似乎用不着一天吃几十种药。崔永元在住院前录过一期视频，说自己想去日本治病，因为以前在日本治疗的效果不错，但出不了国。如果只是病历列的这四种病，都是常见的慢性病，在哪里治疗都差不多，似乎没有去日本治疗的必要。当然，该病历是根据崔永元家属的口述写的，未必完全。

崔永元今年才57岁，却已经多年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起因都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如果饮食不健康、缺乏锻炼，都会增加患这些慢性病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均衡和锻炼身体，不要人到中年就一身慢性病。

由于最近我和崔永元都在批评钟南山、胡锡进，有的人就以为我们有了共同点，希望我与崔永元和解。其实崔永元这种人是不可原谅的。我与崔永元的争执源于对转基因的看法。如果崔永元仅仅是因为无知而发表了错误的观点，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崔永元为了坚持错误观点，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这就不可原谅。崔永元因为造谣老是被我揭露，恼羞成怒，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网上谩骂我，造我和我家人的谣言，造谣我拿了孟山都的钱推广转基因，造谣我坑蒙拐骗用骗来的钱在美国买豪宅，甚至声称我手上至少有一百条人命，应该被杀死，对我发出追杀令，这就更不可原谅。那些希望我原谅崔永元的人，将心比心，如果有人天天造谣、抹黑你和你家人，号召别人杀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崔永元虽然不可原谅，但我也不会因为他生病了就幸灾乐祸。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不管是谁，生病了总是一件不幸的事。希望崔永元早日恢复健康，尽快把官司打完。

2020.8.31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纽约时报国际版》（不是《纽约时报》，更不是饶毅主办的《赛先生》说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我在武汉的亲戚活下来了，我在纽约的亲戚没有》，文章称，他在武汉有12个亲戚，都活了下来，而他在纽约有6个亲戚，75岁的叔叔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美国防疫工作做得不好，中国做得好，借他父亲之口声称，如果叔叔在武汉，很可能不会死。以前饶毅在中国的演讲已经在讲这个故事，把这个主旨说得更明白。

饶毅作为科学家、医科大学的校长，竟然不知道个案不能说明问题，采用这种证明方式，令人惊讶。我不知道饶毅为什么认为他叔叔在武汉就不会死，难道他家在武汉有特权，可以被保护得好好的，即使不幸被新冠病毒感染，也能得到最好、最及时的救治？毕竟，武汉有很多人死于新冠，实际死亡人数要比官方公布的多得多。用饶毅的证明方式，那些有亲戚死于武汉的海外华人岂不也可以因此批评中国防疫做得不好？例如，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她在武汉的亲戚就死于新冠，她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了武汉导演常凯一家四口死于新冠的事了，他在英国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伦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

要比较中美防疫工作，不能拿个案说事，而应该有统计数据。但是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现在做数据比较还为时过早。目前美国病死人数要比中国多得多，那是因为美国被感染人数也要比中国多得多。但是在疫苗出来之前，谁也不能保证中国就能一直不惜一切代价地严防死守下去，就不会再度爆发大规模疫情。以前被认为疫情控制得好的几个国家、地区，现在都有了第二波疫情的苗头。

如果非要现在做比较，倒是有一个简单的指标，那就是看医疗系统有没有崩溃，导致多死了本来可以救治过来的人。武汉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疗系统被挤垮，我的朋友的亲戚就是因为医院不收治而死于家中，常凯一家四口也是因为医院“一床难求”没能及时救治。而美国的医疗系统虽然一度紧张，但并没有被挤垮。饶毅的纽约叔叔是得到了及时救治的，甚至也用上了当时比较短缺的呼吸机，最后没能挺过来，怪得了谁？饶毅有什么可抱怨的？反而是我的朋友、常凯的儿子更有资格批评中国防疫工作没做好，否则他们的亲戚才很可能不会死。

饶毅吹嘘他这篇文章深受好评，一些美国教授、包括几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写信给他称赞文章写得好。这又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时事评论，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必比其他人更有评价资格，何况是私下的客套。饶毅这篇文章因为不是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而是在读的人不多的国际版，没有任何读者评论。只见到与《纽约时报》有仇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推特上骂《纽约时报》发这篇文章是在替中国政府做宣传。我对科顿的其他言论大都很不以为然，但他说饶毅这篇文章是宣传文章倒是说得很准确。不过，饶毅的本意未必是要替中国政府宣传，而是为了反美，文章里也说了自己的反美心路历程。

其实这是不是反美宣传文章，看看以反美为最高目标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态度就知道了。该报公众号发表长文表扬饶毅这篇文章，可见饶毅的反美宣传很对其胃口。《环球时报》同时还骂科顿是“爱国贼”，这就比较有趣。以前有人骂《环球时报》是“爱国贼”，意思是《环球时报》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中国，现在《环球时报》反过来骂科顿是“爱国贼”，意思是科顿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美国了？害美国在《环球时报》看来应该是好事啊，为什么要骂他？

《纽约时报国际版》可以登饶毅的反美宣传文章，不怕得罪参议员，反过来，如果有亲戚死于武汉的美国华人也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的武汉亲戚没有》，《环球时报》能登吗？敢登吗？

2020.7.28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付向东举报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辉剽窃其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大概因为涉及的问题太专业，没有引起普通公众的关注。其实这事很值得深究。

这个事件涉及的课题与帕金森病有关。帕金森病的病因是大脑某个区域的神经元受损伤，而神经元是不可再生的。2011年，付向东实验室偶然发现，如果把其他细胞中的PTBP1基因的表达降低，有可能让其他细胞转变成神经元，这样可以在帕金森病受损区域重建神经回路，达到治疗帕金森病的效果。

有了这个想法后，付向东实验室用六年时间做实验来证明，于2017年写成论文，向美国《科学》投稿被拒，改向英国《自然》投稿，被审稿人要求做补充实验完善论文。这段时间，付向东去外地做学术报告时也会讲这个还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其中有一次是2018年6月应神经所所长蒲慕明邀请去该所做的报告。据付向东说，杨辉听了报告，并在报告后共进晚餐时问了付向东很多实验细节。杨辉此前对PTBP1基因一无所知，在这次报告之后就着手用别的技术研究降低PTBP1基因的表达，得到类似的结果，用半年时间完成论文，向《自然》投稿被拒，改投给《细胞》，在今年4月发表。而付向东的论文到今年6月才终于通过了审稿在《自然》发表。

付向东见到自己实验室研究了十来年的课题被杨辉抢发，很气愤，打电话给蒲慕明要求神经所做调查。但杨辉声称他没有剽窃付向东在神经所介绍的工作，在付向东去做报告的一个月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课题。蒲慕明辩解说杨辉可能是基于付向东此前已发表的论文做的进一步研究，这属于“灰色地带”。付向东见私下反映没用，就写了一封公开信把这事公之于众，不仅指控杨辉剽窃，而且怀疑杨辉为了赶进度捏造实验数据。

杨辉很快给了答复，答复写得很长，里面很多术语，一般人看不明白，但杨辉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否认剽窃付向东未发表的实验结果，说付向东是在抹黑、诽谤他。杨辉论文的实验数据是否造假，调查起来比较麻烦，但杨辉有没有剽窃付向东学术报告内容，查起来就很容易。付向东说杨辉是在听了报告之后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而杨辉说他在付向东做报告之前已经在研究这个课题，谁说真话谁说假话，把杨辉实验室的记录查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大概发现难以抵赖，杨辉很快换了嘴脸，又发表一份声明承认借鉴了付向东的报告内容，为没有向付向东及时交流通报实验进展而道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马上联系《细胞》编辑部，在论文的致谢部分加上一句感谢付向东。杨辉的这种做法，就好比偷东西被抓到，一开始矢口否认，实在抵赖不了，就承认是借用，为没有及时告知偷了你的东西而道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感谢你让他偷了东西。

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个人，因为这个事件就去查了一下，发现他是神经所重点培养的明星青年科学家，35岁就成了课题组负责人，发表过不少论文。他的论文署名有一个特点，前面一堆共同第一作者，后面一堆共同通讯作者。论文第一作者是论文中的实验做得最多的人，所以一般就一个，有时两个人做的实验差不多，就会注明他们对论文的贡献相等，也就成了共同第一作者。但是杨辉的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能多达6个，这就不正常了。通讯作者是课题负责人，一般也就一个，而杨辉的论文通讯作者能多达4个，这也不正常。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是因为中国评价科技成果算论文时只算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所以就用这种多写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方式互相分享论文，实际上就是用论文做交易和输出利益，但是像杨辉这样肆无忌惮地列这么多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还是不多见的，说明此人并非正经做科研的，干出剽窃的事也就不奇怪。

杨辉的科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像付向东那样对一个课题做长期、深入的研究，而是像施一公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不过施一公是不停地换不同的蛋白质来解析晶体结构，而杨辉是不停地换不同的基因来编辑。这种科研“风格”决定了他要到处寻找研究热点，更有动力去剽窃、抢发别人成果。

神经所不乏神人。例如神经所还有一个叫仇子龙的研究员也很神。在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遭到质疑，很多人都重复不出其结果时，仇子龙却宣布他重复出来了韩春雨的结果，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声称能重复出来韩春雨结果的。仇子龙还声称要用基因疗法治疗自闭症，让全世界的人都来找他治病，其实是他连他想要治疗的瑞特综合征不属于自闭症都不知道，而且国外已经对基因疗法治疗瑞特综合征开展临床试验，而仇子龙的基因疗法还停留在嘴上，却幻想全世界都来求他治病。

神经所神人辈出，反映了该所的学风很成问题。而一个机构的学风问题，又与机构领导很有关系。具体到杨辉的事，就与蒲慕明所长脱不了关系。付向东是他请去做报告的，他当然很清楚该所此前有没有人在做类似的课题。杨辉在论文致谢部分感谢了蒲慕明，说明蒲慕明对杨辉在付向东报告之后秘密从事相关研究的过程一清二楚，杨辉的剽窃、抢发行为是得到其支持的，所以他在付向东向他反映时要为杨辉狡辩。

这个事件还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风气。有很多人为杨辉辩护，认为他的做法无可厚非。例如《知识分子》网刊置顶了一条读者评论，就认为杨辉既没有剽窃实验材料，也没有剽窃实验数据，只是借鉴别人的实验结果，不能算剽窃，付向东不想让人借鉴未发表的成果，就不应该公开讲该成果，要怪付向东自己嘴巴不严。他们难道不知道，剽窃别人的研究思路也是剽窃？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是新的研究课题的起点，有时比用什么技术来实现它还重要。

做学术报告介绍未发表的实验结果，是重要的学术交流方式。有的报告邀请明确要求讲未发表的结果。听报告的人能提前知道最新进展，也许能促成合作或得到启发而尽快做相关研究，但是不能抢发和忽视别人已完成的工作，否则就是剽窃。如果神经所不认为这是剽窃，不对杨辉的剽窃行为做出处理，我建议大家抵制神经所，不要去神经所报告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免得再被剽窃。付向东敢去中国讲未发表的结果，其实很让我惊讶的。

2020.7.19

这几天国内媒体大肆报道，说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从去年3月的废水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比新冠病毒在武汉传播早了大半年，可见新冠病毒是从国外传到中国的。在国内做伪科普的几个人，例如松鼠会云无心、中国农大范志红，也趁机拿巴塞罗那大学的这个研究结果说事，以此证明他们有先见之明。很多人都在问，巴塞罗那大学的这个结果可信吗？

现在已经知道，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在他们的粪便中是有可能含有新冠病毒的，新冠病毒随着粪便进入下水道，可以存留一段时间。有些人就想到，如果能查一查下水道里有没有新冠病毒，就可以监测新冠病毒的传播情况。怎么查呢？用的是反向聚合酶链反应技术，简称RT-PCR，对病毒基因组片段大量地扩增，如果废水里含有微量的病毒基因组片段，也可以检测出来。

巴塞罗那大学这个研究小组一开始检测的是废水处理厂保存的今年的废水样本，发现今年1月以来每个月的废水样本都能检测到新冠病毒。巴塞罗那最早是在今年2月发现新冠病例的，1月份的废水里已经能检测到新冠病毒，说明新冠疫情被发现之前已经传播了几个星期，这个并不奇怪，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不算什么重大发现。

巴塞罗那废水处理厂还冷冻了去年1月到12月的九个废水样本，巴塞罗那大学的那个研究小组就对这些样本做了检测，发现去年3月的一个废水样本也能检测出新冠病毒，虽然病毒量很少，信号很弱，但是能检测到。这个就算是重大发现了，因为一般认为新冠病毒最早是在去年11月在武汉出现的，这相当于把病毒出现的时间提前了8个月。研究人员赶快就写了论文，等不及经过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没有经过审稿直接就放在网上，然后巴塞罗那大学校方发了新闻稿，就引起媒体注意了。

做这项研究的人并不是想证明新冠病毒是在巴塞罗那起源的。他们还是认为病毒是在中国起源的，被中国游客带到了巴塞罗那，也可能被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但是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新冠病毒早在去年3月就已经满世界传播了，新冠病毒传染性还是很强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在世界各地出现疫情呢？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是有疫情，但是被当成流感了。这个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的症状、预后还是不完全一样的，个别的病例有可能被误当成流感，但是在传播了几个月、大半年后，就会出现大量的病例，大量的不明肺炎，就不会被当成流感了。

而且即使根据巴塞罗那大学自己的检测结果，也说明新冠病毒去年并没有在巴塞罗那传播开去。他们检测了九个去年的废水样本，只有3月1个样本出现阳性，3月之后还有4个样本，都没有检测出来病毒，说明即使3月份就有人把病毒带到巴塞罗那，也没有传播开来，而是潜伏了大半年再在武汉爆发，这与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传染性的了解是不符的。巴塞罗那是不太可能在去年3月就有了新冠病毒的。所以这个研究是不可信的。

那么怎么解释在去年3月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样本被今年的样本污染了。做PCR如果操作不小心，是很容易被污染的。因为PCR要大量地扩增，只要一点点的污染就能得出假阳性结果。另外一种可能是检测到的是别的病毒基因组片段。不同的病毒的基因组在某些区域存在着相似性，有可能也被当成新冠病毒基因组片段检测出来，也就是所谓交叉反应。

要排除是样本受污染或是交叉反应出现的假阳性，就应该对样本做更进一步的详细检测，例如对检测到的病毒基因组做测序。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少，这个样本做完检测后就没了，没法重复检测了，也就没法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科研上有一条原则，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认为新冠病毒在去年3月已经出现，是不寻常的主张，但是证据却只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孤证，也就不能让人信服。至于有人迫不及待地想拿这种不可信的结果摔锅给西班牙，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只能说很无耻。

202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