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的《科学新闻》杂志登了一篇关于反坝人士的报道《反坝群像：以“敬畏自然”之名》（记者：孙滔），文章临近尾声时提到了我：
【 方舟子把蒋高明定义为“环保人士、首席造谣研究员蒋高明”，并且“从蒋高明在媒体上的言论，看不出他懂多少生态学，散布了很多违背生物学常识的言论”。而蒋高明则认为方舟子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试图对他搞政治迫害，想治他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罪”。
蒋高明说：“方舟子错了，我没有看到过最后的报告，无密可泄。”他还解释说，“对赵南元、张博庭、方舟子对我的指责，我从来没有争辩过，因为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亏心事。”】
给读者的印象似乎蒋高明对记者又发表了什么新言论，其实引的蒋高明的那些话是从蒋高明在2008年3月的一篇博客文章《向权力诉说真理》摘来的：
【 “著名人士方舟子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该环评报告无法公示纯属法律原因。那些公开信签名者应该知道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蒋高明研究员）参与了环评，手中应该有该环评报告’。捎带上了蒋高明，意思蒋泄漏了“国家机密”。如果罪状成立，我够坐牢的份了。……方舟子错了，我没有看到过最后的报告，无密可泄。”】
对蒋高明污蔑我的这个谣言，我当时已做了驳斥（《植物所首席造谣研究员蒋高明》）：
【 只要有正常智力的人都能看明白，我提到蒋首席手上应该有环评报告（因为他被列为该报告的主要参加人员），仅仅是为了说明他们明知该报告因为法律的原因被列为机密没法公开，却又装模作样发公开信要求公开，指责他们的是“试图使局势复杂化，迷惑公众”，而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且，我也赞成公开该环评报告，不认为该报告有不适宜公开的内容，并且给蒋首席等人指了一条公开它的正常途径。蒋首席从哪里看出了我有指控他泄露了“国家机密”的意思？蒋首席以“高明”为名，又是“首席研究员”，正常智力想必应该有的，那么他如此断章取义地污蔑我、做受迫害状，就只能归为有意的造谣了——这本来就是这些“环保人士”的拿手好戏。】
孙滔记者显然看过我这篇驳斥文章，因为他在报道中说“方舟子把蒋高明定义为‘环保人士、首席造谣研究员蒋高明’”，这个“定义”就是从我这篇驳斥文章摘来的，只不过做了篡改，把“环保人士”的引号去掉了，好像我承认蒋高明真的是环保人士似的。我甚至怀疑孙记者还是从我的驳斥文章中知道这个谣言的。然而，他们既然已看过我的驳斥文章，却无视我的驳斥，继续传播污蔑我的谣言，而对我的反应只字不提，让读者误以为我真的试图对“环保人士”搞政治迫害、想治他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罪”，协助“环保人士”在媒体上妖魔化我，这是什么个意思？
反坝群像：以“敬畏自然”之名
■记者 孙滔
《科学新闻》杂志
敬畏自然，这四个字于2005年年初在中国的媒体和社会中引起广泛讨论。
新浪网专门组织了双方的直接交锋。两派都是为公众所熟知的重量级人物。反坝派如汪永晨、廖晓义、梁从诫、蒋高明、刘华杰、刘兵、马军等；挺坝方则是何祚庥、方舟子、赵南元、司马南、水博（张博庭）等。其中，双方不仅有媒体人、自由职业者，亦有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科学领域的院士、学者、教授。
双方的矛盾绝不仅限于“敬畏自然”这个貌似理论化的理念，而是涉及江河水电的一系列关于环保的问题。
众生平等
汪永晨在人民网上登了一篇文章《对大自然心存畏惧》，称海啸是上帝在发怒，是来自上苍的警示，更重要的是人类要对大自然心存敬畏。之后，何祚庥写了文章《人类无需敬畏大自然》算是回应，认为人类对大自然不要敬畏、不要怕它，该防御的时候防御，该制止的时候要制止，然后方舟子“当时就站出来，替何先生说了一些公道话，写了几篇文章”。
在新语丝上，“敬畏自然”栏目的最初一篇文章是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的文章《神秘主义者为何肆无忌惮》，而汪永晨等则在《新京报》等媒体不断发表诸如《“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等文章。双方辩论呈争执不下态势。
“如果承认自然也是一个家庭的话，它不只有人类一个孩子，在这个家庭中还有其他成员……如果在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人类一个孩子，这是不公平的。”汪永晨这两句极富感性描述自然的句子，在另一方也会引起批判。而汪永晨文章中诸如“中国比较大的大坝占到世界的一半”、“水电质量不好，枯水季节，电不稳定，丰水季节电太多”、“怒江修大坝发电量是二千万度”等一系列埋下硬伤的观点也逃脱不了反方的挑剔眼光。
对于来自反对派的挑刺，汪永晨回应说：“我很感谢他们，他们帮我们挑毛病，他们帮我们提高学术水平。”
同样是自去年开始就呼吁让公众参与河流健康体检的环保NGO（非政府组织），成都的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虽然没有明确向记者提到“敬畏自然”的说法，但她认为“众生平等”。
田军评价水电工程是，“在人身上的血管弄一些疤痕，千疮百孔的话，你站在河流角度上，就没有把河流当做生命来看”。
田军认为也要尊重洪水，“人们一般认为洪水不属于河流，要把洪水赶尽杀绝，可能吗？泥沙不属于河流的说法，相当于科盲。有必要让学生、官员、居民也认识到洪水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接受其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的结论。”
田军很不喜欢人工河流，她认为人工河流是很生硬的，“自然的河流每一次摆动都是一个生命周期”。
各执“武器”
重庆的吴登明则说：“我们不是反坝派，也不是挺坝派。”他已经作好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打持久战”。他指的是公益诉讼水电公司一案。
尽管环保NGO差不多都在反坝，但只有吴登明选择了公益诉讼水电公司这一做法，甚至，他还要求环保部、发改委等部门进行行政复议，以表示其对中国水电工程中处理问题的不满。
媒体对吴登明的描述是，“一说到环境保护，那双眼睛就倏然闪亮”。这位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对自己的这次行动很得意，“这是一个开创性、革命性的法律界事件，希望最高人民法院立案来打破没有公益诉讼的坚冰。”他说。
吴登明的另一身份是重庆大学退休干部、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仅仅这个身份，就在新语丝网站上引起非议。有人好事，查到他原来是军人转业到重庆大学，而中国管理科学院则是一个皮包公司般的“骗子机构”（见本刊今年第12期报道《院士“商机”》）。对此，吴登明自己解释说：“我当年转业到重庆大学，当政治老师，做辅导员。而在中国管理科学院，我做研究员，他们说我在社会管理方面有些作为。”
国家环保部对推动公众参与环境问题很积极。但是，吴登明认为：“环保部有时候态度不鲜明，在法治观念上有些暧昧，不然鲁地拉、龙开口这样的大工程违法案件就要少得多。比如2005年的环评风暴，溪洛渡水电站虽然被叫停，但后来还是开工了。一些强势的团体利益说，‘我们是国家项目，不是环保部能够决定的’。”
虽然今年9月中国科协年会就在重庆举行，其中还有关于三峡工程的环境保护论坛，但是吴登明没能参加，他说：“他们不让我参加，我晓得很多真实情况，我要放炮。”
为吴登明很尊重的同行、于晓刚也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他由于反坝行动的原因，丢了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职员的职位，从而顺势全职做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于晓刚自己评论是“全部精力在做这个，绞尽脑汁”。
现在的于晓刚除了做拉市海的流域管理，更具有新意的一个项目则是评价银行信贷是否是绿色的活动。于晓刚认为，对流域的维护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去做，要去“倡导一种更高的理念，也许这是个新事物，是个新趋势”。此外，于晓刚做了很多对其他NGO和社区管理的培训。
反坝派中的蒋高明官方身份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这位经常在媒体以“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署名的方式也被人诟病。不仅如此，新语丝还有人揭露蒋高明分不清“千瓦”和“千瓦时”。
“我可能把水电的单位搞错，因为我毕竟不是水电专家，但在我的文章里，我谈的是生态、世界遗产、地质灾害、移民等问题。”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蒋高明称：“一些大坝总是野蛮施工，严重破坏环境，而最大的破坏，则来自利益集团。”
蒋高明表示自己只是生态学工作者，还不敢称植物学家。他认为，发展能源，要在生物能上下功夫，即“烧掉秸秆发出电来”。今年蒋高明在《发明与创新》上发表《生物质直燃发电：未来能源发展新趋势》一文称，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具有资源面广、对环境影响小等特点，在未来可持续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如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将蕴藏在生物质中的能量转化成电力，则可使生物质能这一传统能源重新发挥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这一技术就是生物质直燃发电。”蒋高明称。该文章第二作者是国能生物发电有限公司科技部总经理庄会永。
屁股与脑袋
在《科学新闻》接触的若干位反坝派人士和挺坝方人士，共用一句警句——“屁股决定脑袋”，换言之，可以解读为利益高于一切。
被挺坝方广泛质疑的是，一些中国的环境NGO组织直接接受国外的经济资助，以及国际环保组织通过邀请其参加国际会议、到国外讲学进修、颁发某项环保奖金、奖励等形式的活动来反坝，而这些国际会议更多地被挺坝方解读为“出国旅游”。
而多位环境NGO人士则告诉记者，站在水电方的人，必定要为其职位谋得话语权。用吴登明的话讲就是：那些水电学者“他们都是为了一斗米，为了乌纱帽折腰的”。
吴登明的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不过5人，记者采访吴登明之际，其官方网站已经不能打开，吴登明解释说，“最近我们没有交维护费”。
针对被挺坝方一直质疑的NGO经费来源问题，吴登明说：“现在经费相当紧张，基本上是靠我的资源，讲学、平时工作、补贴等。”他觉得基金并不好申请，“很多基金会不是真心实意搞基金，有很多利益关系，而且与政府有瓜葛”。
尽管吴登明对与政府有关联的事务很避忌，不过，最近与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司长祝兴祥在环保部见面，两人就金沙江的水电项目建设问题交流两个多小时，这让吴登明很兴奋，他说，“没想到祝司长会亲自出面”。
于晓刚承认自己有一些基金支持，不过他们这次呼吁的绿色信贷计划是否会得到商业银行的支持，恐怕也要受到质疑。
汪永晨认为，很多NGO找到钱才能做事情，“我们是just do it（行动至上）”。绿家园的“江河十年行”大部分行动都是AA制，不过汪永晨也说，“我们组织化不够，做不大”。
尽管如此，汪永晨也告诉《科学新闻》，之前的一些活动还是得到诸如佳能等公司的赞助。
混战
批评中国NGO的人士认为，NGO在被引进中国后变质了，总想尽量与政府保持亲密关系。“正如钱锺书在《围城》中提到的‘导师制’一样，中国人真是厉害，外国的好东西来到中国，来一样毁一样”。
吴登明特别敬重的于晓刚则认为，中国NGO做得很好，总的趋势很不错。他特别提到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的水污染地图，这项针对国外企业的行动很出色。
一提到方舟子、张博庭等人，于晓刚就说：“他们总说我们就是拿着国外的钱，干涉中国的发展。有的人说，科学观点代表大多数、放之四海而皆准，说这样话的人其实要掩盖一些事实。”
“张博庭对水电方很尽心。我们不太欣赏他的一些做法，他随时都是很激烈的状态，经常骂记者不懂啊，门外汉，低级错误等等，这样对他并不是很好的事。”于晓刚说。
对于挺坝方的批评，反应最强烈的是吴登明。他说，“人家对我的批评，我们不管，不去打口水仗”。但他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的过程中，谈到张博庭、方舟子等人时，语气越来越激愤，“他们敢倾家荡产为公益事业做事情吗？他们敢把自己退休金积蓄献给公益事业吗？他们没有这个人格，不用跟他们计较。”
而反坝派中处于地震与水库之争漩涡中心的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则痛骂张博庭和方舟子是“下三滥的龌龊货色”、“如丧考妣般地急火攻心、嗷嗷乱叫”、“像疯狗一样地胡言乱语”、“泼皮耍横”、“小丑跳梁”，等等。
方舟子把蒋高明定义为“环保人士、首席造谣研究员蒋高明”，并且“从蒋高明在媒体上的言论，看不出他懂多少生态学，散布了很多违背生物学常识的言论”。而蒋高明则认为方舟子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试图对他搞政治迫害，想治他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罪”。
蒋高明说：“方舟子错了，我没有看到过最后的报告，无密可泄。”他还解释说，“对赵南元、张博庭、方舟子对我的指责，我从来没有争辩过，因为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亏心事。”
沸沸扬扬的“水博案”起因于张博庭的“造谣污蔑”，类似案例他不止一宗。他曾在一篇《说说我所了解的马军》的文章中称，马军已经变成了一个“制造反坝谣言的专家”。马军回应说：“我们都是平常人，看到这样的文字心理上接受不了，而且他们的攻击像炮火一样，很集中，现在我已经无法安心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