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新冠病毒人造”的阴谋论

18 10 2020年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就一直有一种阴谋论,认为新冠病毒是中国的实验室人为制造出来的;反过来,中国也有人说它是美国的实验室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在学术界公认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而来的,是从蝙蝠的冠状病毒进化而来的。有一些科学家甚至去仔细地分析过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证明它就是从蝙蝠的冠状病毒自然进化而来的,还为此发表了一篇论文,而且还是发在《自然·医学》这个档次比较高的学术期刊上。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可以说是没有争议的。


最近这个问题又热闹起来,是因为有一个在香港大学做过研究的青岛人闫丽梦逃到美国,以知情者的身份说,新冠病毒是中国武汉的实验室制造出来、释放出去的。一开始只是有一些网络媒体在采访、报道她,没有引起重视。直到最近,她号称发了一篇论文证明新冠病毒就是人为制造的,美国的一些极端保守派的媒体(主要是福克斯新闻台)采访了她,一下子这件事就热起来了。


福克斯新闻台在采访闫丽梦时为了表示她的权威性,给她加了一个头衔,说她是“顶级的病毒学家”。闫丽梦也自称她曾经工作过的香港大学实验室是“世界顶级的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这些说法的真假很容易核查。


闫丽梦以前在中国大陆受的是医学教育,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本硕连读,得了硕士学位。她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可能对当医生不感兴趣,去南方医科大学读了一个理学博士,算是受过了学术训练。但她读博士学位时的课题并不是研究病毒,而是眼科,研究的是某一种药物对老鼠受伤的视网膜的血管形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病毒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读完博士以后,到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烈文实验室去做博士后研究,研究的课题是关于流感疫苗,也不是关于冠状病毒的。潘烈文实验室最近十几、二十年来主要研究的就是流感疫苗,想搞出一种普适性的流感疫苗,并不是研究冠状病毒,更不是“世界顶尖的冠状病毒实验室”。一直等到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世界各地搞生物医学研究的都跟风去研究新冠病毒,潘烈文实验室也跟着研究新冠病毒,建了一个仓鼠的模型,也查了一下新冠病毒的病人里面病毒的含载量,都是跟其他实验室合作的。为此发了两篇论文,闫丽梦是论文的共同作者。


可见,闫丽梦真正研究冠状病毒也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以前根本就不是研究冠状病毒的,甚至不是研究病毒的,怎么能说是“世界顶级的病毒学家”呢?她只不过是在做博士后的研究,如果她是“顶级的病毒学家”,那她的老板潘烈文要怎么算呢?还有那些当了教授的、当了院士的病毒学家要怎么算呢?是不是“顶顶顶级”?所以,闫丽梦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顶级的病毒学家”,甚至连病毒学家也算不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研究病毒、冠状病毒的历史也比较短。


闫丽梦号称知道新冠病毒是中国的实验室搞出来的,那么她有没有什么别人没法掌握的内部证据呢?没有。她的实验室本来就不是研冠状病毒的,跟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本来也没有合作,闫丽梦也就不可能掌握什么内部的信息。她那篇论文根据的都是公开的信息,她只是做了一些基因序列的对比。那些数据所有人都可以去核查。


她号称证明了新冠病毒不是自然进化来的、是人为制造的,为此提出了三点理由,用她的话来说,“有三个支撑点”:


第一,她对比了新冠病毒基因组的序列和蝙蝠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发现极为相似,然后就说这是人为制造的。这个理由是非常搞笑的。新冠病毒基因组的序列跟蝙蝠的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以前有很多人都对比过,也都发现非常地相似,所以才认为是从蝙蝠的冠状病毒进化而来的。光从基因组序列非常地相似是不能说明是人为制造的,因为更可能是自然进化而来的。所以,她的第一点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


第二,她将新冠病毒表面的S蛋白上面一个与受体结合的片断,跟SARS病毒的S蛋白上面的相应片断做了对比,它们非常相似,她就认为是从SARS冠状病毒改造过来,人为加进去的。这也是非常地搞笑。SARS病毒和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的细胞针对的都是同一个受体,跟受体结合的那个部位很相似,甚至完全一样,这一点都不奇怪。这在分子生物学上叫做“高度保守片断”。


闫博士还说,在那个片断两端的基因的序列发现有限制性内切酶的位点,而限制性内切酶是基因工程用来拼接的酶,她就认为这证明是用基因工程拼接来的。这也是很搞笑的。限制性内切酶的剪切位点很短,一般只是六个碱基,有的更少,只有四个碱基。基因组序列是很长的,要找到四个或六个碱基系列刚好跟某一个限制性内切酶的剪切位点是一致的太容易了。拿新冠病毒基因组一查就可以发现,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性内切酶的位点。随便拿一个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或任何生物的基因组序列,一查都会查出很多的限制性内切酶的位点。能说它们都不是自然进化来的,都是人工制造的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只是用一些术语把外行给搞懵了。


闫博士还有第三点理由,她认为是很充分的。她发现了在新冠病毒的S蛋白上面有一个福林蛋白酶的切点,而在SARS病毒上没有福林蛋白酶的切点,只有新冠病毒有,就说明这是人为制造的。的确,在SARS病毒上面是没有这个福林酶的切点的,但是在别的冠状病毒上面是有的,并不像闫博士说的没有。比如说,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它上面就有这个福林酶的切点。有福林酶剪切的位点并不是什么独特的事,不能拿这个来证明是“人工制造的”。


闫博士提出的这三条理由,搞分子生物学的人看来都是极为荒唐的,经不起推敲的。她这篇论文是不可能通过同行评议到正规的学术期刊上面发表的,只能是放到无需经过审稿的网上去,然后在媒体上炒作。这些记者、电视主持人、普通的公众根本就不懂分子生物学,没有识别真假的能力,一听那么多的术语,那么多的数据,就给搞懵了,觉得很权威、很专业。


所以,她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要争取获得学术界的认可,而是要面向公众,把公众搞晕了混淆视听,目的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政治。那篇论文号称列了四个作者,另三个作者从名字上看也都是华人,名字后面也都标着博士,但是我没有查出来这三个人以前发表过论文。比较奇怪的是,这四个作者列的机构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写着“法治基金会”和“法治学会”。这两个是什么样的机构呢?美国媒体去查过了,是史蒂夫·班农(川普以前的首席战略官)和逃到美国的一个中国富豪一起搞的。他们是一直鼓吹说新冠病毒是中国政府搞出来的,闫博士刚好给他们提供了材料,所以支持她发了这么一篇“论文”。


这纯粹就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相信闫博士的论调,到处贴她的论文,认为她的论文很权威的,或者是川普的支持者,或者是为了反对中国政府的,都是有政治动机的。这些人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搞清事实的真相。我说她的论文经不起推敲,他们就来骂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出来的“大外宣”什么的。他们相信的就是阴谋论,对阴谋论者是不可能说服的,也没有必要去说服的。


如果你不是阴谋论者,还有开放的心态想要知道事实真相的,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没有专业的知识来辨别真假,不像我是搞分子生物学出身的,一看就知道她这篇论文是在糊弄人的,那你怎么办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判别的办法。


我刚才说了,并不是闫博士掌握了什么内部的信息,她根据的完全是公开的资料,谁都可以去查,都可以拿来做研究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研究分子生物学、病毒学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比闫博士有资格得多,受过的学术训练要好得多,具有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也要强得多,为什么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跟闫博士的研究结果是相反的呢?如果闫博士真的发现了在病毒基因组序列里头有什么样的秘密能够证明是人为制造的,别人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呢?怎么轮得到她一个学医出身的、才研究了几个月的病毒的人来发现呢?


专业人士看她的那篇论文都觉得是在胡扯,但是,非专业的人士只要用常识、常理判断一下就知道,一个根据公开的材料就能够做出的重大发现,是不可能由闫博士这样的人来发现的。你不能说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病毒学家全被中国政府给收买了。大家只要这么一想的话,就知道闫博士的“研究”是不可信的。


2020.9.18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成功了吗?

15 10 2020年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节目视频,里面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说,他从中国疾控中心负责疫苗研发的首席专家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在紧急应用当中获得了成功,给十万人用了基本没有副作用,而且没有一例感染,最快今年年底这款疫苗就能上市。


所谓“紧急应用”,是指在疫苗获得批准前给一些必要的人员使用,这些人据说已经有十万人了,没有一例发现感染。一般的人听了,会以为这说明这款疫苗非常有效,一个都没感染,表示疫苗的有效性达到100%。其实是不能这么算的。为什么呢?


紧急应用的人在中国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医护人员,一类是外派到国外的人。国内的医护人员现在面临被新冠感染的风险已经是非常低了,因为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目前已经没有本土的新冠感染病例了,所有的零星的病例都是从国外输入的。中国的医护人员接触到新冠感染者的概率本来就非常低了,更何况他们不管是跟新冠感染的病人接触,还是跟普通的病人接触,都很注意保护自己不被感染,都是要戴N95呼吸器、护目镜,甚至穿那种把全身包裹起来的防护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没有人感染,这一点都不奇怪。即使有人被感染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因为现在中国说“没有本土的病例”。


至于外派到国外的人,例如外交官、劳务人员,外派的时候已经是经过了筛查的,查过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再外派出去的。而且,外派的这些人即使是在疫区,基本上也是在自己人的小圈子里头,跟外面的人接触本来就很少;同时,因为在疫区会特别注意跟别人保持距离、保护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感染也是不奇怪的。


所以,说“没有人感染”并不能证明疫苗是有效的,因为完全有可能这个疫苗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说疫苗“基本没有副作用”,很可疑,因为疫苗和药物一样都是会有副作用的,如果是真的注射疫苗,这么多人应该能够发现一些副作用。就算“基本没有副作用”,也不能证明这个疫苗是安全的。这些紧急使用的人员都是比较特殊的人,比如说,都是属于青壮年。但是疫苗上市了,是要给所有的人用的。青壮年、身体健康的人注射了疫苗没有出现大的副作用,给老人用是不是也能够保证没有大的副作用呢?给小孩用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没有大的副作用呢?


所以,靠统计紧急使用的人员没有被感染、基本没有副作用,不要说给十万人用过了,给二十万人、三十万人用,也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个不是临床试验。这种思维完全是老中医的思维——要证明中药、针灸有效,用的方法都是:我这种药或者这种疗法已经被多少多少人用过了好多年,都很有效,都没有副作用。这不是可信的证明方式。


那么要证明一种疫苗有效,应该怎么做呢?和证明药物的疗效一样,应该做三期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国的新冠疫苗,I期、II期已经做完了,现在再做III期的临床试验,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只有经过III期的临床试验,才能真正证明疫苗是有效的、是安全的。


为什么III期的临床试验会比较慢,而且很重要呢?III期的临床试验是要经过精心的设计的。要找几千人、甚至好几万人来做试验。这几万人并不是随便地找来就给注射,还必须对他们进行分组——随机地抽,分成两组,一组是注射疫苗的,另一组是注射已经知道不可能有免疫作用的安慰剂的,比如说注射生理盐水。然后让这些人回到生活当中去,过一段时间以后去跟踪,看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不良反应,看有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


如果发现注射了疫苗的这一组都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是不是就能证明疫苗有效呢?不能。我们还必须看对照组的情况。如果他们也都没有人被感染,那就说明不了问题了。即使他们有一少部分的人被感染,比如说有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被感染,而注射疫苗组一个都没有被感染,也不能说疫苗就有效。好几十人被感染可能完全是碰巧,刚好这几十个人属于那种能够接触新冠病毒的高危人群。


怎么样排除这种差异不是碰巧造成的,而是真的是疫苗有效呢?在统计学上可以算出来注射疫苗的这一组一个都没有被感染、对照组有多少个被感染,才能够说明这种差异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真正证明疫苗是有效的。如果疫苗有50%的有效性,对照组至少要有150个人左右被感染才能说明这种差异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这就是为什么III期的临床用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原因。现在感染的高峰已经过去了,而且大家都很注意保持社交距离,要被感染就没那么容易。比如说找了三万人来做实验,分成两组,对照组一万五千人里头要有150人被感染,那就是要1%的人被感染,就比较难了,要慢慢地等。这一等时间就很长,就要花好几个月才有可能等到有足够的人被感染,然后再来统计、比较两者的差异。


中国的疫苗在今年八月份还在国外招人做III期临床试验,要过好几个月才有可能出结果,怎么可能说到年底就能够上市呢?这还是最顺利的情况,有可能根本就结果出不来,或者结果是不好的,证明疫苗不安全,或者是无效的。


对中国疫苗的研发大家不要太乐观。中国现在研发的新冠疫苗,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灭活疫苗”,拿新冠病毒把它给杀死了然后当疫苗来用,这是最简单的设计疫苗的制备方法;另外一种是“基因重组疫苗”,拿一个对人体无害的病毒(例如腺病毒)做载体。但是中国用的腺病毒叫做Ad5,国外认为这是是比较差的、已经不用的平台,被中国拿来用。


中国这两种疫苗制备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在国外都是被认为是比较低技术的疫苗,不用的。并不是说低技术的、国外不用的疫苗的设计制备就一定不行,也有可能可以,但是,那是非常幸运的,只能是经过了临床试验证明有效才可以的。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疫苗没有在世界领先的先例,中国从来就没有在发达国家研制出来疫苗之前率先研制出来一种投入大规模使用疫苗。中国现在大规模使用的、针对各种传染病的疫苗,都是仿制国外的疫苗,而且一般认为中国仿制的疫苗质量是比较差的。在中国,小孩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医生都会问是要国产的,还是要进口的?国产的疫苗可能就免费,或者价格比较低,进口的疫苗就要自费,或者价格比较高。这就说明,中国这些搞防疫的人也都知道,中国的疫苗的质量是不如国外的疫苗的,不然就没必要给出这种选择,大家全部都用产的就好了。在美国注射疫苗是绝对不会问你,你是要美国自己生产的,还是国外进口的?用不着的,因为疫苗质量是有保证的。


对这些已经肆虐了很多年的传染病,中国都没有搞出自己的疫苗,都是仿制的,而对于新冠病毒病这种很新的传染病,中国居然能够领先世界研制出最新的疫苗,这就让人难以相信的了。这也是一种老中医思维。就像老中医对于那些已经侵害了人类好几百年、几千年的疾病都束手无策,但是,一旦出现一种新的传染病,像新冠病例一出来,老中医马上宣布:“我有药来治!”大家会信吗?


当然,对于疫苗来说,跟老中医的中药还不能完全做类比,有可能中国就真的把疫苗搞出来了,只不过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要发生这种情况是要比较运气的。而且,中国搞疫苗的那些人,比如说陈薇院士在领导疫苗,这是一个已被揭发多年的学术骗子,让这种人领导疫苗的研发,这个结果就更让人难以相信。


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中国已经在高调地宣传,说中国的疫苗研发世界领先,已经证明是有效、安全的。真的等III期的临床结果出来了,如果临床结果不好,发现是无效的,或者是安全性有问题的,但前面已经都在大肆地、高调地宣传了,最担心的是,到时候会把不好的临床试验结果隐瞒下来,不好也得说好,也得强迫大家去注射疫苗。这才是最让人担忧的。


2020.9.23.

 



从专家建议“戴口罩做爱”说起

27 09 2020年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最近建议,如果两个人要发生性行为,最好第一不要亲嘴,第二要戴口罩。这不是说通过戴口罩来增加情趣,目的是为了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染,针对的是那些不住在一起的情人,或者虽然住在一起,但是对方是患有基础病或年纪比较大,也就是属于新冠感染的高危人群。

 

国外为什么现在也在提倡戴口罩呢?目的不是为了预防自己被别人传染,而是要预防传染给别人。你如果觉得自己被新冠病毒感染了,或者有症状了,那么预防传染给别人的最好办法,当然是不要跟别人发生性行为了。他们之所以提出戴口罩的建议,针对的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自己不知道。这个建议就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是潜在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有可能传播病毒,所以就要求大家都戴口罩,甚至建议在做爱的时候也带口罩。

 

口罩能够阻挡一部分的病毒传播出去,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口罩究竟能够遮挡多少病毒?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一些不同,而且也跟口罩的类型、材料很有关系。如果戴的是N95呼吸器,佩戴规范的话,公认是能够非常有效地阻挡病毒的传播,也能够防止被病毒传染的。它阻挡病毒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在95%以上,所以叫“N95”。

 

但是,其他的口罩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阻挡效率的,一般也就是50%,高一点能达到70%。那就是说,你如果被新冠病毒感染了,在向外传播病毒,口罩只能阻挡住其中的一部分,即使阻挡了70%,也还有30%的病毒是会散发出去的。如果是在一般的场合,两个人距离得比较远,接触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口罩是能够降低传染的风险的,因为这30%的病毒传出去以后有可能就扩散开去了,不会刚好喷到对方的脸上、呼吸道里,或者虽然进入呼吸道,但量非常少,就不会传染了。

 

所以,如果建议在一般的场合戴口罩,从阻挡病毒传播这个角度来说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虽然这个有效性多高,实际上能不能达到目的,另当别论,但是在理论上至少还有一点道理。但是在做爱这种场合,是非常亲密的接触,是近距离的接触,时间一般也会比较长,可能要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完事了还要一起睡。在这种情况,一般的口罩是起不到阻挡病毒的作用的。即使大部分把病毒给挡住了,但是有一部分病毒传播开去了,距离那么近、接触的时间那么长,那么对方还是能够被感染的。除非戴的是N95的口罩,那么阻隔的有效性很高,对方如果也戴N95的口罩还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戴N95口罩很难受,呼吸都会觉得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情绪要去做爱。

 

所以,像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的这种建议其实是很荒唐的,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但是她说了,戴口罩做爱就跟戴避孕套一样,意思是说都能够阻挡疾病的传播。的确,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把戴口罩比作是戴避孕套。其实这完全是不当的类比。避孕套一般来说是用乳胶做的,可以100%地阻隔病毒的传播,除非有漏洞、破口,使用不当,或者病毒不在被遮挡的地方。所以,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使用避孕套,的确能够降低病毒或者其他病原体传播的风险,有效性是很高的。但是,一般的口罩是做不到这一点的。N95呼吸器还能够跟避孕套做类比,但是,我刚才说,你不可能要求人们在做爱的时候戴N95呼吸器,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一般也不会建议去戴N95呼吸器。就是因为,第一很不舒服,第二一般人很难做到佩戴规范,如果佩戴不规范,那么就起不到保护和阻隔的作用。所以一般的建议都是说把N95留给医护人员去用。而一般的口罩是不能跟避孕套做类比的,要比也只能跟布做的套子比。但是如果是一个布做的避孕套,那是起不到任何的防范作用的。建议戴口罩的人经常说,不管你用什么材料的口罩,戴一个口罩遮一下脸总比不戴好。这就相当于说,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避孕套,用了总比不用好,是不是很荒唐?

 

现在有很多国家提倡大家在公共场合遮脸或戴口罩(但不是全部国家都如此,比如说瑞典就不提倡一般的人都要戴口罩),特别是在密闭的空间,在没法保证跟别人保持身体距离的场合要戴口罩。而且,建议戴口罩或者遮脸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保护别人,避免传播病毒。这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的病毒的携带者,自己不知道,所以都要戴,哪怕你没有症状。如果有咳嗽、打喷嚏的症状当然要戴了,咳嗽,打喷嚏是传播病毒的最有效的方式;没有症状也要带,因为你有可能在讲话、呼吸的时候就在传播病毒了。

 

根据这种理由,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讲话,因为新冠病毒传播的最主要的方式是飞沫,讲话时飞沫就会喷出来,要比呼吸时更容易传播病毒,这个是那些提倡戴口罩的人也承认的。但是奇怪的是,在美国,发言的人都习惯在发言前特地把口罩摘下来再发言,听众反而都戴着口罩。这很奇怪。你在发言的时候,特别是在演讲的时候,是飞沫喷出来最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容易传播病毒的,为什么反而在这个时候不戴口罩,不讲话的时候反而去戴口罩?

 

不只是政客这么干,包括医学专家也是这么干,例如美国防疫方面的头号专家福奇去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没轮到他发言他跟别人一样都戴着口罩坐在一起;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把口罩摘下来了,旁边跟他坐一起的人都还戴着口罩;等他发言完了,他再把口罩戴上去。如果他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了,那么在把口罩摘下发言的时候,病毒是最容易传播的,旁边的人就已经会被感染了,那么何必发言完了又把口罩戴上去呢?

 

可见这种做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说明现在实际上是把戴口罩当成了一种象征,表示自己很关心别人的健康。甚至把戴口罩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因为在美国连戴不戴口罩都政治化了,变成了自由派要戴口罩,保守派不戴口罩,虽然全民戴口罩的建议最初是作为保守派的前FDA局长提出的。所以这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初提倡戴口罩的本意。如果按照提倡戴口罩的本意“为了防止传播病毒”,那么,在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演讲的时候,是最应该戴口罩的。

 

美国现在各地纷纷恢复经济活动,也就是所谓的“经济重启”。经济一重启,人一流动起来,就有一些本来被认为防疫工作做得比较好,被感染的病例、病死的病例比较少的地方,感染的人数马上上升,病死的人数也就上升。比如说在加州,加州是美国最开始实行所谓的“封城”的做法的,就是让大家都最好尽量地待在家里,把餐馆、商店什么的都给关了。当然,加州的“封城”跟中国那种封城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说这个“封城”应该是加引号的。但不管怎么样,是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的。所以那个时候加州被认为防疫做得好,病例跟纽约相比是少了很多,病死的人要少得多。但是,等到措施一放松,经济活动恢复了,加州确诊的人数就急剧地上升,病死的人数也上升。在美国其他的地方也都出现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出现这种情况,例如西班牙是被认为在欧洲封城措施搞得最严厉,经济活动恢复后,来了第二波,感染的人数比第一波还要多。

 

这时候有一些专家,例如刚才提到的福奇博士,就说,这都是因为重启太早了,如果晚点重启就好了。这我就搞不明白了。在“封城”期间并没有把新冠病毒给消灭掉,那个时候病毒还在传,还是不断地报道每天有多少的病例、多少人死亡,只不过人数是比较低的。一重启,人员一流动起来,接触一多,必然病毒的传播速度会加快,那么感染的人数必然会增加,病死的人数必然也会增加。如果晚重启,那只不过是第二波来得晚一点而已,并不会说因此不会来第二波。所以,跟早重启晚重启有什么关系?怪重启得早了,难道重启晚了就不会有第二波?晚了也会有第二波,只不过时间推迟了而已。

 

而且我觉得这些专家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要采取限制措施。当时说要搞“封城”的目的,不是要把病毒消灭掉,因为当时包括福奇也都说,这个病毒是不可能消灭的。当时说的是,搞“封城”的目的是要“拉平曲线”,不要因为需要住院的人数太多把医疗系统给击垮。现在“拉平曲线”没人说了,为什么呢?这个曲线已经拉得够平了,不管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都没有把美国医疗系统给击垮,花巨资建的战地医院都没用上就拆了。这个曲线一直是平的,所以没有人说了。

 

现在怪经济重启导致疫情严重,不是怪没有把曲线拉平,而是觉得不应该让病毒传播。这就很奇怪。“封城”的目的变成了不是要“拉平曲线”,而是要把这个曲线给压没了,不是为了避免医疗系统崩溃,而是想要尽量减少感染人数,甚至想把病毒给消灭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这些专家现在都已经忘了建议“封城”的初衷,没人再提“拉平曲线”了。

 

我以前都是在批国内的防疫专家,特别是钟南山、张文宏、李兰娟这些国内的网红专家,是怎样的无知。国外的防疫专家当然比他们好多了,不像国内那些专家那么不学无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国外的专家就一定是对的。就像我刚才提的这几点,用科学的常识、基本的逻辑推敲一下,就发现他们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国外的专家,特别是那些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专家,很难说他们具有独立性,跟在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大学当教授的那些专家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上面是有人可以管到他们的,要听总统、总理或是州长的。像瑞典那样防疫工作由科学家负责,政客不能插手的,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这些专家首先会面临上司的压力,其次还会面临公众的压力,他们讲的话,有时候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说出来的不一定自己真的相信。所以,我们对国外的专家也不要轻信。

 

2020.9.15

 



崔永元的病

8 09 2020年

8月25日,我第二次起诉崔永元侵犯名誉权的案子在拖了四年之后终于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开庭。崔永元的代理人当即提出延期审理,理由之一是崔永元想亲自出庭,但他因病住院了,还在ICU里头。

 

这间接证实了几天前网上的传言,崔永元因为服药过量中毒,昏迷不醒,被送到朝阳医院抢救。有人还把崔永元的住院病历发到了网上。据我打听,这份病历是真的。没有经过病人同意将病历公开可能侵犯了隐私,但这是崔永元与朝阳医院的问题,如果崔永元认为朝阳医院没有保护好他的隐私,可以去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病历被公开到网上,传得到处都是,就不再是隐私了,人们就可以据此评论了。例如报税表是川普的隐私,他不愿公开别人也没有办法。《纽约时报》搞到川普某一年的报税表将其公开,川普可以去起诉《纽约时报》侵犯隐私,但是别人都可以转发、评论该报税表,没有侵犯隐私。

 

那么崔永元的这份住院病历透露出了什么信息呢?首先,它让我们知道了崔永元是被家属发现昏迷不醒后送去医院抢救的。医院认为是使用药物过量中毒。由于崔永元身边发现利培酮针剂空瓶子,推知使用的是该药。利培酮以前是口服片剂,病人每天都要服用,很麻烦。后来发明了大剂量长效缓释针剂,打一针后在体内慢慢释放出来,在两周内都有效。如果崔永元是自己打针,是不至于过量中毒的。但是如果把针剂当成口服液喝下去,都被吸收,剂量就会高出十几倍,就会因吸收过量而中毒。根据病历,崔永元长期使用利培酮,不可能是误服。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去口服大剂量针剂?

 

众所周知,崔永元患有重度抑郁症,该病历也指出了这一点:“重度抑郁多年,常年使用利培酮、艾司唑仑。”但这两种药物都不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艾司唑仑是安眠药,利培酮虽然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但FDA只批准它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自闭症。有的医生会把利培酮用于治疗抑郁症,但是也只是作为辅助用药,据称能增强抑郁症药物的治疗效果。但是该病历没有列出抑郁症药物,似乎崔永元的抑郁症只靠利培酮治疗。是医生不当用药,还是崔永元实际上患的是别的精神疾病?以前有精神科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从崔永元在网上的表现看他不像患有抑郁症,而是患有躁郁症,那样的话使用利培酮倒是对症。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特征是容易出现妄想,例如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人要害他,或重金收买他。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不能做诊断。

 

大约4年前,崔永元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身体很不好,患有多种病,一天要吃几十种药。但是崔永元并没有说他得了什么病。从那时起崔永元出镜都要戴帽子,不再有浓密头发。有些人怀疑这是化疗的副作用。但该病历并没有说崔永元患有癌症,列举的崔永元病史包括:冠心病,4年前植入支架6枚,规律服用阿司匹林;高血压病、二型糖尿病多年,规律服用降压降糖药物。如果只是这四种病,似乎用不着一天吃几十种药。崔永元在住院前录过一期视频,说自己想去日本治病,因为以前在日本治疗的效果不错,但出不了国。如果只是病历列的这四种病,都是常见的慢性病,在哪里治疗都差不多,似乎没有去日本治疗的必要。当然,该病历是根据崔永元家属的口述写的,未必完全。

 

崔永元今年才57岁,却已经多年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起因都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如果饮食不健康、缺乏锻炼,都会增加患这些慢性病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均衡和锻炼身体,不要人到中年就一身慢性病。

 

由于最近我和崔永元都在批评钟南山、胡锡进,有的人就以为我们有了共同点,希望我与崔永元和解。其实崔永元这种人是不可原谅的。我与崔永元的争执源于对转基因的看法。如果崔永元仅仅是因为无知而发表了错误的观点,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崔永元为了坚持错误观点,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这就不可原谅。崔永元因为造谣老是被我揭露,恼羞成怒,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网上谩骂我,造我和我家人的谣言,造谣我拿了孟山都的钱推广转基因,造谣我坑蒙拐骗用骗来的钱在美国买豪宅,甚至声称我手上至少有一百条人命,应该被杀死,对我发出追杀令,这就更不可原谅。那些希望我原谅崔永元的人,将心比心,如果有人天天造谣、抹黑你和你家人,号召别人杀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崔永元虽然不可原谅,但我也不会因为他生病了就幸灾乐祸。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不管是谁,生病了总是一件不幸的事。希望崔永元早日恢复健康,尽快把官司打完。

 

2020.8.31

 



饶毅的反美宣传

4 08 2020年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纽约时报国际版》(不是《纽约时报》,更不是饶毅主办的《赛先生》说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我在武汉的亲戚活下来了,我在纽约的亲戚没有》,文章称,他在武汉有12个亲戚,都活了下来,而他在纽约有6个亲戚,75岁的叔叔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美国防疫工作做得不好,中国做得好,借他父亲之口声称,如果叔叔在武汉,很可能不会死。以前饶毅在中国的演讲已经在讲这个故事,把这个主旨说得更明白。

 

饶毅作为科学家、医科大学的校长,竟然不知道个案不能说明问题,采用这种证明方式,令人惊讶。我不知道饶毅为什么认为他叔叔在武汉就不会死,难道他家在武汉有特权,可以被保护得好好的,即使不幸被新冠病毒感染,也能得到最好、最及时的救治?毕竟,武汉有很多人死于新冠,实际死亡人数要比官方公布的多得多。用饶毅的证明方式,那些有亲戚死于武汉的海外华人岂不也可以因此批评中国防疫做得不好?例如,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她在武汉的亲戚就死于新冠,她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了武汉导演常凯一家四口死于新冠的事了,他在英国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伦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

 

要比较中美防疫工作,不能拿个案说事,而应该有统计数据。但是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现在做数据比较还为时过早。目前美国病死人数要比中国多得多,那是因为美国被感染人数也要比中国多得多。但是在疫苗出来之前,谁也不能保证中国就能一直不惜一切代价地严防死守下去,就不会再度爆发大规模疫情。以前被认为疫情控制得好的几个国家、地区,现在都有了第二波疫情的苗头。

 

如果非要现在做比较,倒是有一个简单的指标,那就是看医疗系统有没有崩溃,导致多死了本来可以救治过来的人。武汉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疗系统被挤垮,我的朋友的亲戚就是因为医院不收治而死于家中,常凯一家四口也是因为医院“一床难求”没能及时救治。而美国的医疗系统虽然一度紧张,但并没有被挤垮。饶毅的纽约叔叔是得到了及时救治的,甚至也用上了当时比较短缺的呼吸机,最后没能挺过来,怪得了谁?饶毅有什么可抱怨的?反而是我的朋友、常凯的儿子更有资格批评中国防疫工作没做好,否则他们的亲戚才很可能不会死。

 

饶毅吹嘘他这篇文章深受好评,一些美国教授、包括几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写信给他称赞文章写得好。这又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时事评论,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必比其他人更有评价资格,何况是私下的客套。饶毅这篇文章因为不是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而是在读的人不多的国际版,没有任何读者评论。只见到与《纽约时报》有仇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推特上骂《纽约时报》发这篇文章是在替中国政府做宣传。我对科顿的其他言论大都很不以为然,但他说饶毅这篇文章是宣传文章倒是说得很准确。不过,饶毅的本意未必是要替中国政府宣传,而是为了反美,文章里也说了自己的反美心路历程。

 

其实这是不是反美宣传文章,看看以反美为最高目标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态度就知道了。该报公众号发表长文表扬饶毅这篇文章,可见饶毅的反美宣传很对其胃口。《环球时报》同时还骂科顿是“爱国贼”,这就比较有趣。以前有人骂《环球时报》是“爱国贼”,意思是《环球时报》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中国,现在《环球时报》反过来骂科顿是“爱国贼”,意思是科顿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美国了?害美国在《环球时报》看来应该是好事啊,为什么要骂他?

 

《纽约时报国际版》可以登饶毅的反美宣传文章,不怕得罪参议员,反过来,如果有亲戚死于武汉的美国华人也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的武汉亲戚没有》,《环球时报》能登吗?敢登吗?

 

2020.7.28

 



中科院神经所发神经

30 07 2020年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付向东举报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辉剽窃其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大概因为涉及的问题太专业,没有引起普通公众的关注。其实这事很值得深究。

 

这个事件涉及的课题与帕金森病有关。帕金森病的病因是大脑某个区域的神经元受损伤,而神经元是不可再生的。2011年,付向东实验室偶然发现,如果把其他细胞中的PTBP1基因的表达降低,有可能让其他细胞转变成神经元,这样可以在帕金森病受损区域重建神经回路,达到治疗帕金森病的效果。

 

有了这个想法后,付向东实验室用六年时间做实验来证明,于2017年写成论文,向美国《科学》投稿被拒,改向英国《自然》投稿,被审稿人要求做补充实验完善论文。这段时间,付向东去外地做学术报告时也会讲这个还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其中有一次是2018年6月应神经所所长蒲慕明邀请去该所做的报告。据付向东说,杨辉听了报告,并在报告后共进晚餐时问了付向东很多实验细节。杨辉此前对PTBP1基因一无所知,在这次报告之后就着手用别的技术研究降低PTBP1基因的表达,得到类似的结果,用半年时间完成论文,向《自然》投稿被拒,改投给《细胞》,在今年4月发表。而付向东的论文到今年6月才终于通过了审稿在《自然》发表。

 

付向东见到自己实验室研究了十来年的课题被杨辉抢发,很气愤,打电话给蒲慕明要求神经所做调查。但杨辉声称他没有剽窃付向东在神经所介绍的工作,在付向东去做报告的一个月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课题。蒲慕明辩解说杨辉可能是基于付向东此前已发表的论文做的进一步研究,这属于“灰色地带”。付向东见私下反映没用,就写了一封公开信把这事公之于众,不仅指控杨辉剽窃,而且怀疑杨辉为了赶进度捏造实验数据。

 

杨辉很快给了答复,答复写得很长,里面很多术语,一般人看不明白,但杨辉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否认剽窃付向东未发表的实验结果,说付向东是在抹黑、诽谤他。杨辉论文的实验数据是否造假,调查起来比较麻烦,但杨辉有没有剽窃付向东学术报告内容,查起来就很容易。付向东说杨辉是在听了报告之后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而杨辉说他在付向东做报告之前已经在研究这个课题,谁说真话谁说假话,把杨辉实验室的记录查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大概发现难以抵赖,杨辉很快换了嘴脸,又发表一份声明承认借鉴了付向东的报告内容,为没有向付向东及时交流通报实验进展而道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马上联系《细胞》编辑部,在论文的致谢部分加上一句感谢付向东。杨辉的这种做法,就好比偷东西被抓到,一开始矢口否认,实在抵赖不了,就承认是借用,为没有及时告知偷了你的东西而道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感谢你让他偷了东西。

 

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个人,因为这个事件就去查了一下,发现他是神经所重点培养的明星青年科学家,35岁就成了课题组负责人,发表过不少论文。他的论文署名有一个特点,前面一堆共同第一作者,后面一堆共同通讯作者。论文第一作者是论文中的实验做得最多的人,所以一般就一个,有时两个人做的实验差不多,就会注明他们对论文的贡献相等,也就成了共同第一作者。但是杨辉的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能多达6个,这就不正常了。通讯作者是课题负责人,一般也就一个,而杨辉的论文通讯作者能多达4个,这也不正常。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是因为中国评价科技成果算论文时只算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所以就用这种多写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方式互相分享论文,实际上就是用论文做交易和输出利益,但是像杨辉这样肆无忌惮地列这么多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还是不多见的,说明此人并非正经做科研的,干出剽窃的事也就不奇怪。

 

杨辉的科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像付向东那样对一个课题做长期、深入的研究,而是像施一公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不过施一公是不停地换不同的蛋白质来解析晶体结构,而杨辉是不停地换不同的基因来编辑。这种科研“风格”决定了他要到处寻找研究热点,更有动力去剽窃、抢发别人成果。

 

神经所不乏神人。例如神经所还有一个叫仇子龙的研究员也很神。在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遭到质疑,很多人都重复不出其结果时,仇子龙却宣布他重复出来了韩春雨的结果,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声称能重复出来韩春雨结果的。仇子龙还声称要用基因疗法治疗自闭症,让全世界的人都来找他治病,其实是他连他想要治疗的瑞特综合征不属于自闭症都不知道,而且国外已经对基因疗法治疗瑞特综合征开展临床试验,而仇子龙的基因疗法还停留在嘴上,却幻想全世界都来求他治病。

 

神经所神人辈出,反映了该所的学风很成问题。而一个机构的学风问题,又与机构领导很有关系。具体到杨辉的事,就与蒲慕明所长脱不了关系。付向东是他请去做报告的,他当然很清楚该所此前有没有人在做类似的课题。杨辉在论文致谢部分感谢了蒲慕明,说明蒲慕明对杨辉在付向东报告之后秘密从事相关研究的过程一清二楚,杨辉的剽窃、抢发行为是得到其支持的,所以他在付向东向他反映时要为杨辉狡辩。

 

这个事件还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风气。有很多人为杨辉辩护,认为他的做法无可厚非。例如《知识分子》网刊置顶了一条读者评论,就认为杨辉既没有剽窃实验材料,也没有剽窃实验数据,只是借鉴别人的实验结果,不能算剽窃,付向东不想让人借鉴未发表的成果,就不应该公开讲该成果,要怪付向东自己嘴巴不严。他们难道不知道,剽窃别人的研究思路也是剽窃?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是新的研究课题的起点,有时比用什么技术来实现它还重要。

 

做学术报告介绍未发表的实验结果,是重要的学术交流方式。有的报告邀请明确要求讲未发表的结果。听报告的人能提前知道最新进展,也许能促成合作或得到启发而尽快做相关研究,但是不能抢发和忽视别人已完成的工作,否则就是剽窃。如果神经所不认为这是剽窃,不对杨辉的剽窃行为做出处理,我建议大家抵制神经所,不要去神经所报告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免得再被剽窃。付向东敢去中国讲未发表的结果,其实很让我惊讶的。

 

2020.7.19

 



新冠病毒早在巴塞罗那出现了吗?

26 07 2020年

这几天国内媒体大肆报道,说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从去年3月的废水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比新冠病毒在武汉传播早了大半年,可见新冠病毒是从国外传到中国的。在国内做伪科普的几个人,例如松鼠会云无心、中国农大范志红,也趁机拿巴塞罗那大学的这个研究结果说事,以此证明他们有先见之明。很多人都在问,巴塞罗那大学的这个结果可信吗?

 

现在已经知道,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在他们的粪便中是有可能含有新冠病毒的,新冠病毒随着粪便进入下水道,可以存留一段时间。有些人就想到,如果能查一查下水道里有没有新冠病毒,就可以监测新冠病毒的传播情况。怎么查呢?用的是反向聚合酶链反应技术,简称RT-PCR,对病毒基因组片段大量地扩增,如果废水里含有微量的病毒基因组片段,也可以检测出来。

 

巴塞罗那大学这个研究小组一开始检测的是废水处理厂保存的今年的废水样本,发现今年1月以来每个月的废水样本都能检测到新冠病毒。巴塞罗那最早是在今年2月发现新冠病例的,1月份的废水里已经能检测到新冠病毒,说明新冠疫情被发现之前已经传播了几个星期,这个并不奇怪,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不算什么重大发现。

 

巴塞罗那废水处理厂还冷冻了去年1月到12月的九个废水样本,巴塞罗那大学的那个研究小组就对这些样本做了检测,发现去年3月的一个废水样本也能检测出新冠病毒,虽然病毒量很少,信号很弱,但是能检测到。这个就算是重大发现了,因为一般认为新冠病毒最早是在去年11月在武汉出现的,这相当于把病毒出现的时间提前了8个月。研究人员赶快就写了论文,等不及经过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没有经过审稿直接就放在网上,然后巴塞罗那大学校方发了新闻稿,就引起媒体注意了。

 

做这项研究的人并不是想证明新冠病毒是在巴塞罗那起源的。他们还是认为病毒是在中国起源的,被中国游客带到了巴塞罗那,也可能被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但是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新冠病毒早在去年3月就已经满世界传播了,新冠病毒传染性还是很强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在世界各地出现疫情呢?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是有疫情,但是被当成流感了。这个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的症状、预后还是不完全一样的,个别的病例有可能被误当成流感,但是在传播了几个月、大半年后,就会出现大量的病例,大量的不明肺炎,就不会被当成流感了。

 

而且即使根据巴塞罗那大学自己的检测结果,也说明新冠病毒去年并没有在巴塞罗那传播开去。他们检测了九个去年的废水样本,只有3月1个样本出现阳性,3月之后还有4个样本,都没有检测出来病毒,说明即使3月份就有人把病毒带到巴塞罗那,也没有传播开来,而是潜伏了大半年再在武汉爆发,这与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传染性的了解是不符的。巴塞罗那是不太可能在去年3月就有了新冠病毒的。所以这个研究是不可信的。

 

那么怎么解释在去年3月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样本被今年的样本污染了。做PCR如果操作不小心,是很容易被污染的。因为PCR要大量地扩增,只要一点点的污染就能得出假阳性结果。另外一种可能是检测到的是别的病毒基因组片段。不同的病毒的基因组在某些区域存在着相似性,有可能也被当成新冠病毒基因组片段检测出来,也就是所谓交叉反应。

 

要排除是样本受污染或是交叉反应出现的假阳性,就应该对样本做更进一步的详细检测,例如对检测到的病毒基因组做测序。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少,这个样本做完检测后就没了,没法重复检测了,也就没法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科研上有一条原则,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认为新冠病毒在去年3月已经出现,是不寻常的主张,但是证据却只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孤证,也就不能让人信服。至于有人迫不及待地想拿这种不可信的结果摔锅给西班牙,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只能说很无耻。

 

2020.6.28

 



“哈佛公共卫生博士”不懂公共卫生

23 05 2020年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群体免疫”问题上闹了笑话,不知反省,却要找“专家”来继续妖魔化“群体免疫”,在其创办的网刊《知识分子》上发了一篇采访,标题很惊人:《哈佛公共卫生博士:没有疫苗,全球难以形成真正的群体免疫》。

 

他们采访的这个“哈佛公共卫生博士”宁毅,其实只是曾经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读过书,早已和哈佛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的身份是美年大健康首席科学家。美年大健康是一家从事健康体检、中医养生等业务的公司,大概《知识分子》觉得这种公司的名声不佳,所以才要打着哈佛的招牌骗人。然而这么做是可笑的,难道以后他们采访饶毅,不说他是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却要在标题里大书“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如何如何吗?

 

读了这个“哈佛公共卫生博士”的信口开河,让我很怀疑这个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于是查了此人的履历:1993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卫生部当了六年小官,然后到美国当访问学者,几年后转成学生身份,2009年获得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科学博士学位(Sc.D),研究的课题是体质指数与结肠癌的关系,属于营养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总之,不论是此人的教育背景还是现在的职业,都与传染病学没有关系,其对传染病的看法并不比饶毅更专业。顺便说一下,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有一个访问学者丁亮(Eric Ding),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就在网上一直以哈佛专家身份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以致该学院的著名流行病学家Marc Lipsitch不得不出来澄清此人既不专业也与哈佛无关,批评其利用新冠疫情无耻地推销自己。

 

我不知宁毅在哈佛有没有学过免疫学,如果学过的话也没学好,和饶毅一样对免疫学基本概念稀里糊涂的,没搞明白群体免疫的确切含义。群体免疫的本来意思是,一旦人群中对某种病原体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就建立了免疫屏障,该病原体没法传播,从而保护了易感人群不被或不易被传染。然而宁博士说这是骗人的:

 

“但是,这个群体免疫是一个保护屏障。如果随着自然的活动,只要人群中有(病毒的)星星之火,还是比较容易被感染。所以说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基本上就是谎言。现在德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死的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们平均年龄基本上都是在七八十岁。事实已经证明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就是一个谎言。”

 

宁博士以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死的都是老年人居多来证明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就是一个谎言,难道这些国家早已达到群体免疫了?这就好比说,我们要建立一道防火墙保护楼房,宁博士却说:“只要有星星之火,楼房还是比较容易被烧毁,所以说防火墙保护楼房基本上就是谎言。在建防火墙之前已有楼房被烧,事实已经证明防火墙保护楼房就是一个谎言。”宁博士的这种逻辑不知从哪学来的,想必不是来自哈佛。

 

宁博士还说:“其实群体免疫现在都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只有全球能够形成群体免疫,才能真正的实现群体免疫。因为你一个地方群体免疫,另外一个地方不群体免疫,当两股人口混合在一起,66.7%的临界点又降低了。”

 

原来在宁博士的心目中,当今世界已经做到了各地“人口混合在一起”,所以只有某个国家形成群体免疫是没有意义的。例如,通过疫苗接种形成群体免疫,麻疹、脊髓灰质炎在许多国家都已被消灭,但是在全球还没有消灭,在宁博士看来就没用了。当然有用。如果一个国家人群对某种传染病已形成了群体免疫,那么就不用担心输入性病例的传播,毕竟,这种外来人口数量不足以多到改变总人口具有免疫力的比例,传播链很快会被打断,不至于导致传染病爆发。反之,如果输入性病例能导致传染病爆发,说明群体免疫没能形成。例如,美国本土通过建立群体免疫已消灭麻疹,但2014年底迪斯尼乐园由于一个外国游客导致麻疹疫情爆发,美国医学界反思的结果不是本土群体免疫没用,而是近年来由于反疫苗运动导致美国麻疹疫苗接种率下降,没能建成群体免疫,所以要采取严格措施提高接种率。

 

宁博士、饶博士声称他们反对的是自然感染形成的群体免疫,支持通过疫苗接种形成群体免疫。但是群体免疫是一个现象,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结果是一样的。他们妖魔化群体免疫的说辞,同样可以用于疫苗接种。疫苗接种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让被接种者具有免疫力。但是并不是所有被接种者都能有免疫力,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疫苗接种,例如有的人还没到接种疫苗的年龄,或者由于对疫苗成分过敏、患有免疫缺陷疾病等原因不能接种疫苗,甚至由于家长愚昧不让小孩接种疫苗,这些人都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所以疫苗接种的另一个目的是让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后形成群体免疫,从而保护易感人群,并且防范外来病例的传播。然而,在宁博士看来,这些都是谎言。那么,为了逻辑自洽,揭露“群体免疫”的宁博士、饶博士是不是也应该贬低疫苗的作用呢?用哈佛医学院教授martin kulldorff的话说,这些对“群体免疫”不懂装懂拼命反对的人,和否认气候变暖、反疫苗的人是一样的。

 

2020.4.29

 



可怜的稀粥——评网红医生的粥论

8 05 2020年

王蒙写过一篇小说《坚硬的稀粥》,那是以稀粥作为政治隐喻,并非真与稀粥有仇。网红医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却是真的与稀粥有仇,最近至少在五个场合呼吁中国人不要喝粥。他主要是针对三个群体:

 

对中国小孩:“绝不要给他吃垃圾食品,一定要吃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每天早上准备充足的牛奶,充足的鸡蛋,吃了再去上学,早上不许吃粥。”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针对病毒的抗体产生要靠什么?全部是蛋白质。”他说,新冠肺炎病人由重症转轻症,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营养和蛋白质。这时候,如果靠粥和咸菜过日子就麻烦了。

 

对海外中国留学生:“多吃牛排少喝粥。”

 

张医生的粥论引起了争议,有骂他崇洋媚外的,也有赞他敢于批评中国陋习的。能不能喝粥,竟成了爱不爱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然而,这不过是简单的逻辑和营养学问题。我不知道张医生怎么会觉得喝粥与吃高蛋白食品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喝粥和吃米饭、吃面包一样都只是吃主食,并不因此就不能吃高蛋白食品了。福建人喝粥喜欢配咸蛋、肉松、鱼干,那不是高蛋白食品?广东人喜欢喝皮蛋瘦肉粥、鱼片粥,那没有高蛋白?

 

有人替张医生辩解说,他指的是上海、浙江人早上喝粥只配咸菜,别的什么都不吃。且不说张医生明明是给全体中国人的建议,并非只是针对某个地区的人,即使上海、浙江人到现在还保留着贫穷年代的习俗,那也是应该建议他们不要光喝粥配咸菜,还要配鸡蛋、香干、小笼包……而不是蛮横地“不许吃粥”。

 

健康饮食的原则是营养均衡。一味地排斥碳水化合物、推崇高蛋白食品,是不对的。粥属于谷物食品,不应一概地排斥,关键是要与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其他类别食品适当地搭配。粥如果是用白大米煮的,吃得太多对健康不利,可以掺入糙米、小米、玉米等杂粮一起煮。福建人喜欢吃地瓜粥,就是很好的习惯。

 

张医生反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喝粥,主张病人吃高蛋白食品,理由是针对病毒的抗体都是蛋白质,要吃蛋白补蛋白。一个人全身的抗体不过50克左右,每天新产生的抗体才需要几克蛋白质?竟然还要受到饮食的影响,不吃高蛋白食品就没有足够蛋白质用于生产抗体了?张医生会不会算帐?

 

保证充分的营养当然有助于病人的康复,不管是什么疾病的病人。然而,张医生把保证营养、特别是吃高蛋白食品对新冠病毒病说得无比重要,把这作为轻症不转成重症、重症转成轻症的关键,所以新冠病毒感染者不能喝粥。西方国家的病人不喝粥吧?在张医生的心目中营养应该比中国人好吧?怎么他们的重症比例也不低呢?

 

张医生说他有证据,因为他发现一个病例,一个国外回来的新冠患者,病情突然加重,原因是旅途中不注意营养。一个病例就成了证据,也就中国医生敢这么说。以前有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提倡喝鸡汤抗新冠病毒,现在又有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认为轻症不转重症的关键是不喝粥,都是靠拍脑袋给医学建议。所以,还是那句话,中国的医学专家,不管中医西医,基本上都是老中医,虽然有的爱喝鸡汤,有的不爱喝粥。

 

2020.4.23.



群体免疫有没有用?

26 04 2020年

一家自称“科学公园”的伪科学网站发表署名“内含子”的系列文章,声称“群体免疫”只是西方国家用于安慰民众的借口,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最后会很惨。

 

说“群体免疫”没有用,表明此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群体免疫”,却能接连发表文章痛批“群体免疫”,除了搞伪科学的人,还真少见这么有勇气的人。

 

群体免疫是指这样一种现象,由于被病原体感染后康复或通过接种疫苗,一个群体中对某种传染病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达到了一定比例,让病原体没法再在改群体中有效地传播,保护了对它没有免疫力的人不被传染。所以,就其定义而言,群体免疫必然有用,如果没有用,就不叫群体免疫了,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群体免疫。

 

并不是所有的传染病的传播最终都能达到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人们被病原体传染了以后能够康复,并且康复后能够对它具有免疫力。如果不能康复(终身携带病原体)、不能产生免疫力,也就不可能产生群体免疫。

 

“内含子”为了说明群体免疫没用,举了艾滋病的例子:

 

【讲起艾滋病,从来都是提倡用安全套,尽量阻断一切血液和母婴传染,而从没听说过放任HIV感染而获得群体免疫的。那些经典的传染病,在各国的群体免疫水平本来也是不同的,比如非洲有些国家HIV感染率非常高,他们的群体免疫水平肯定也比较高,那么,他们是不是就安全了,然后反攻倒算,让欧美成了大疫区?并没有。】

 

这段话说明此人不仅不知群体免疫为何物,而且缺乏艾滋病的常识。人体被HIV感染后会终身携带该病毒,并不能因此产生免疫力,对HIV也就不存在群体免疫,在自然状态下它会在人群中一直传播下去,不会被遏制。所谓“非洲有些国家HIV感染率非常高,他们的群体免疫水平肯定也比较高”,乃是无知透顶的呓语。

 

此人后来狡辩说:

 

【但我并没有觉得这些例子不合适。首先这些传染病都能引起群体免疫,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比如HIV就有些人天然不易感,比如被贺建奎利用的CCR5突变就是其中一个。】

 

人群中有个别人天生就对HIV有抵抗力,不会被HIV感染,但这不是感染后获得的免疫力,与群体免疫毫无关系,不会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就让人群对HIV具有群体免疫。以此为例胡说HIV能引起群体免疫,还要嘲笑“很多人不知道”,更说明此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群体免疫,却自信心爆棚。

 

痛批“群体免疫”的人,其实都是把“群体免疫”当成了消极防疫,混淆了客观现象与防疫策略(参见我此前写的《“群体免疫”不等于放任自流》)。不仅“内含子”如此,网红医生钟南山、张文宏也如此。例如张医生最近在一次发言中说:

 

【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一次传染病的控制是通过群体免疫的。有没有见过群体免疫?有,麻疹、天花,而水痘还没有完全建成。靠什么?靠疫苗。】

 

其实他想说的是,要达成群体免疫,只能靠疫苗,没有疫苗,就没法达成群体免疫。

 

是不是没有疫苗就没法达成群体免疫呢?当然不是。张医生虽然断言人类文明史上无此先例,但他显然对人类防疫史所知甚少。

 

“群体免疫”现象最早是美国医生A. W. Hedrich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发现的。当时巴尔的摩小孩中爆发了麻疹疫情,但他注意到,在许多小孩得过麻疹产生免疫力后,被麻疹病毒传染的小孩的人数就迅速下降,说明病毒的传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由于麻疹病毒传染性极强,需要大约95%的人对其有免疫力才能达到群体免疫,实际上难以完全达到群体免疫,一直到60年代有了麻疹疫苗后,人类才逐渐建立了对麻疹病毒的群体免疫。但是有很多病毒的传染性没有麻疹病毒那么强,在局部地区达成群体免疫并不难,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群体免疫都有可能。1918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就是在传播了一年、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人被传染形成了群体免疫,才消失了。(流感病毒传染性比较弱,只需要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具有免疫力就能达成群体免疫)

 

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传染病还没有疫苗,它们的爆发被遏制,靠的仍然是群体免疫。例如对诺洛病毒目前仍然没有疫苗,每次诺洛病毒疫情爆发后都是靠被感染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有了群体免疫才结束了。每次季节性流感也是因为群体免疫的建立才结束了。

 

然而诺洛病毒和流感病毒都极其容易发生突变,导致人体对它们的免疫力失效,所以诺洛病毒和流感病毒疫情年年会爆发。所以群体免疫虽然有用,但它的保护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病毒的变异程度。我们只能希望新冠病毒不会像诺洛病毒和流感病毒那样容易发生变异,否则即使有了疫苗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202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