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的反美宣传

4 08 2020年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纽约时报国际版》(不是《纽约时报》,更不是饶毅主办的《赛先生》说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我在武汉的亲戚活下来了,我在纽约的亲戚没有》,文章称,他在武汉有12个亲戚,都活了下来,而他在纽约有6个亲戚,75岁的叔叔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美国防疫工作做得不好,中国做得好,借他父亲之口声称,如果叔叔在武汉,很可能不会死。以前饶毅在中国的演讲已经在讲这个故事,把这个主旨说得更明白。

 

饶毅作为科学家、医科大学的校长,竟然不知道个案不能说明问题,采用这种证明方式,令人惊讶。我不知道饶毅为什么认为他叔叔在武汉就不会死,难道他家在武汉有特权,可以被保护得好好的,即使不幸被新冠病毒感染,也能得到最好、最及时的救治?毕竟,武汉有很多人死于新冠,实际死亡人数要比官方公布的多得多。用饶毅的证明方式,那些有亲戚死于武汉的海外华人岂不也可以因此批评中国防疫做得不好?例如,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她在武汉的亲戚就死于新冠,她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了武汉导演常凯一家四口死于新冠的事了,他在英国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伦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

 

要比较中美防疫工作,不能拿个案说事,而应该有统计数据。但是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现在做数据比较还为时过早。目前美国病死人数要比中国多得多,那是因为美国被感染人数也要比中国多得多。但是在疫苗出来之前,谁也不能保证中国就能一直不惜一切代价地严防死守下去,就不会再度爆发大规模疫情。以前被认为疫情控制得好的几个国家、地区,现在都有了第二波疫情的苗头。

 

如果非要现在做比较,倒是有一个简单的指标,那就是看医疗系统有没有崩溃,导致多死了本来可以救治过来的人。武汉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疗系统被挤垮,我的朋友的亲戚就是因为医院不收治而死于家中,常凯一家四口也是因为医院“一床难求”没能及时救治。而美国的医疗系统虽然一度紧张,但并没有被挤垮。饶毅的纽约叔叔是得到了及时救治的,甚至也用上了当时比较短缺的呼吸机,最后没能挺过来,怪得了谁?饶毅有什么可抱怨的?反而是我的朋友、常凯的儿子更有资格批评中国防疫工作没做好,否则他们的亲戚才很可能不会死。

 

饶毅吹嘘他这篇文章深受好评,一些美国教授、包括几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写信给他称赞文章写得好。这又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时事评论,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必比其他人更有评价资格,何况是私下的客套。饶毅这篇文章因为不是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而是在读的人不多的国际版,没有任何读者评论。只见到与《纽约时报》有仇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推特上骂《纽约时报》发这篇文章是在替中国政府做宣传。我对科顿的其他言论大都很不以为然,但他说饶毅这篇文章是宣传文章倒是说得很准确。不过,饶毅的本意未必是要替中国政府宣传,而是为了反美,文章里也说了自己的反美心路历程。

 

其实这是不是反美宣传文章,看看以反美为最高目标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态度就知道了。该报公众号发表长文表扬饶毅这篇文章,可见饶毅的反美宣传很对其胃口。《环球时报》同时还骂科顿是“爱国贼”,这就比较有趣。以前有人骂《环球时报》是“爱国贼”,意思是《环球时报》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中国,现在《环球时报》反过来骂科顿是“爱国贼”,意思是科顿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美国了?害美国在《环球时报》看来应该是好事啊,为什么要骂他?

 

《纽约时报国际版》可以登饶毅的反美宣传文章,不怕得罪参议员,反过来,如果有亲戚死于武汉的美国华人也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的武汉亲戚没有》,《环球时报》能登吗?敢登吗?

 

2020.7.28

 



中科院神经所发神经

30 07 2020年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付向东举报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辉剽窃其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大概因为涉及的问题太专业,没有引起普通公众的关注。其实这事很值得深究。

 

这个事件涉及的课题与帕金森病有关。帕金森病的病因是大脑某个区域的神经元受损伤,而神经元是不可再生的。2011年,付向东实验室偶然发现,如果把其他细胞中的PTBP1基因的表达降低,有可能让其他细胞转变成神经元,这样可以在帕金森病受损区域重建神经回路,达到治疗帕金森病的效果。

 

有了这个想法后,付向东实验室用六年时间做实验来证明,于2017年写成论文,向美国《科学》投稿被拒,改向英国《自然》投稿,被审稿人要求做补充实验完善论文。这段时间,付向东去外地做学术报告时也会讲这个还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其中有一次是2018年6月应神经所所长蒲慕明邀请去该所做的报告。据付向东说,杨辉听了报告,并在报告后共进晚餐时问了付向东很多实验细节。杨辉此前对PTBP1基因一无所知,在这次报告之后就着手用别的技术研究降低PTBP1基因的表达,得到类似的结果,用半年时间完成论文,向《自然》投稿被拒,改投给《细胞》,在今年4月发表。而付向东的论文到今年6月才终于通过了审稿在《自然》发表。

 

付向东见到自己实验室研究了十来年的课题被杨辉抢发,很气愤,打电话给蒲慕明要求神经所做调查。但杨辉声称他没有剽窃付向东在神经所介绍的工作,在付向东去做报告的一个月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课题。蒲慕明辩解说杨辉可能是基于付向东此前已发表的论文做的进一步研究,这属于“灰色地带”。付向东见私下反映没用,就写了一封公开信把这事公之于众,不仅指控杨辉剽窃,而且怀疑杨辉为了赶进度捏造实验数据。

 

杨辉很快给了答复,答复写得很长,里面很多术语,一般人看不明白,但杨辉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否认剽窃付向东未发表的实验结果,说付向东是在抹黑、诽谤他。杨辉论文的实验数据是否造假,调查起来比较麻烦,但杨辉有没有剽窃付向东学术报告内容,查起来就很容易。付向东说杨辉是在听了报告之后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而杨辉说他在付向东做报告之前已经在研究这个课题,谁说真话谁说假话,把杨辉实验室的记录查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大概发现难以抵赖,杨辉很快换了嘴脸,又发表一份声明承认借鉴了付向东的报告内容,为没有向付向东及时交流通报实验进展而道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马上联系《细胞》编辑部,在论文的致谢部分加上一句感谢付向东。杨辉的这种做法,就好比偷东西被抓到,一开始矢口否认,实在抵赖不了,就承认是借用,为没有及时告知偷了你的东西而道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感谢你让他偷了东西。

 

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个人,因为这个事件就去查了一下,发现他是神经所重点培养的明星青年科学家,35岁就成了课题组负责人,发表过不少论文。他的论文署名有一个特点,前面一堆共同第一作者,后面一堆共同通讯作者。论文第一作者是论文中的实验做得最多的人,所以一般就一个,有时两个人做的实验差不多,就会注明他们对论文的贡献相等,也就成了共同第一作者。但是杨辉的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能多达6个,这就不正常了。通讯作者是课题负责人,一般也就一个,而杨辉的论文通讯作者能多达4个,这也不正常。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是因为中国评价科技成果算论文时只算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所以就用这种多写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方式互相分享论文,实际上就是用论文做交易和输出利益,但是像杨辉这样肆无忌惮地列这么多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还是不多见的,说明此人并非正经做科研的,干出剽窃的事也就不奇怪。

 

杨辉的科研还有一个特点,不是像付向东那样对一个课题做长期、深入的研究,而是像施一公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不过施一公是不停地换不同的蛋白质来解析晶体结构,而杨辉是不停地换不同的基因来编辑。这种科研“风格”决定了他要到处寻找研究热点,更有动力去剽窃、抢发别人成果。

 

神经所不乏神人。例如神经所还有一个叫仇子龙的研究员也很神。在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遭到质疑,很多人都重复不出其结果时,仇子龙却宣布他重复出来了韩春雨的结果,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声称能重复出来韩春雨结果的。仇子龙还声称要用基因疗法治疗自闭症,让全世界的人都来找他治病,其实是他连他想要治疗的瑞特综合征不属于自闭症都不知道,而且国外已经对基因疗法治疗瑞特综合征开展临床试验,而仇子龙的基因疗法还停留在嘴上,却幻想全世界都来求他治病。

 

神经所神人辈出,反映了该所的学风很成问题。而一个机构的学风问题,又与机构领导很有关系。具体到杨辉的事,就与蒲慕明所长脱不了关系。付向东是他请去做报告的,他当然很清楚该所此前有没有人在做类似的课题。杨辉在论文致谢部分感谢了蒲慕明,说明蒲慕明对杨辉在付向东报告之后秘密从事相关研究的过程一清二楚,杨辉的剽窃、抢发行为是得到其支持的,所以他在付向东向他反映时要为杨辉狡辩。

 

这个事件还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风气。有很多人为杨辉辩护,认为他的做法无可厚非。例如《知识分子》网刊置顶了一条读者评论,就认为杨辉既没有剽窃实验材料,也没有剽窃实验数据,只是借鉴别人的实验结果,不能算剽窃,付向东不想让人借鉴未发表的成果,就不应该公开讲该成果,要怪付向东自己嘴巴不严。他们难道不知道,剽窃别人的研究思路也是剽窃?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是新的研究课题的起点,有时比用什么技术来实现它还重要。

 

做学术报告介绍未发表的实验结果,是重要的学术交流方式。有的报告邀请明确要求讲未发表的结果。听报告的人能提前知道最新进展,也许能促成合作或得到启发而尽快做相关研究,但是不能抢发和忽视别人已完成的工作,否则就是剽窃。如果神经所不认为这是剽窃,不对杨辉的剽窃行为做出处理,我建议大家抵制神经所,不要去神经所报告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免得再被剽窃。付向东敢去中国讲未发表的结果,其实很让我惊讶的。

 

2020.7.19

 



新冠病毒早在巴塞罗那出现了吗?

26 07 2020年

这几天国内媒体大肆报道,说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从去年3月的废水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比新冠病毒在武汉传播早了大半年,可见新冠病毒是从国外传到中国的。在国内做伪科普的几个人,例如松鼠会云无心、中国农大范志红,也趁机拿巴塞罗那大学的这个研究结果说事,以此证明他们有先见之明。很多人都在问,巴塞罗那大学的这个结果可信吗?

 

现在已经知道,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在他们的粪便中是有可能含有新冠病毒的,新冠病毒随着粪便进入下水道,可以存留一段时间。有些人就想到,如果能查一查下水道里有没有新冠病毒,就可以监测新冠病毒的传播情况。怎么查呢?用的是反向聚合酶链反应技术,简称RT-PCR,对病毒基因组片段大量地扩增,如果废水里含有微量的病毒基因组片段,也可以检测出来。

 

巴塞罗那大学这个研究小组一开始检测的是废水处理厂保存的今年的废水样本,发现今年1月以来每个月的废水样本都能检测到新冠病毒。巴塞罗那最早是在今年2月发现新冠病例的,1月份的废水里已经能检测到新冠病毒,说明新冠疫情被发现之前已经传播了几个星期,这个并不奇怪,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不算什么重大发现。

 

巴塞罗那废水处理厂还冷冻了去年1月到12月的九个废水样本,巴塞罗那大学的那个研究小组就对这些样本做了检测,发现去年3月的一个废水样本也能检测出新冠病毒,虽然病毒量很少,信号很弱,但是能检测到。这个就算是重大发现了,因为一般认为新冠病毒最早是在去年11月在武汉出现的,这相当于把病毒出现的时间提前了8个月。研究人员赶快就写了论文,等不及经过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没有经过审稿直接就放在网上,然后巴塞罗那大学校方发了新闻稿,就引起媒体注意了。

 

做这项研究的人并不是想证明新冠病毒是在巴塞罗那起源的。他们还是认为病毒是在中国起源的,被中国游客带到了巴塞罗那,也可能被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但是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新冠病毒早在去年3月就已经满世界传播了,新冠病毒传染性还是很强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在世界各地出现疫情呢?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是有疫情,但是被当成流感了。这个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的症状、预后还是不完全一样的,个别的病例有可能被误当成流感,但是在传播了几个月、大半年后,就会出现大量的病例,大量的不明肺炎,就不会被当成流感了。

 

而且即使根据巴塞罗那大学自己的检测结果,也说明新冠病毒去年并没有在巴塞罗那传播开去。他们检测了九个去年的废水样本,只有3月1个样本出现阳性,3月之后还有4个样本,都没有检测出来病毒,说明即使3月份就有人把病毒带到巴塞罗那,也没有传播开来,而是潜伏了大半年再在武汉爆发,这与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传染性的了解是不符的。巴塞罗那是不太可能在去年3月就有了新冠病毒的。所以这个研究是不可信的。

 

那么怎么解释在去年3月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样本被今年的样本污染了。做PCR如果操作不小心,是很容易被污染的。因为PCR要大量地扩增,只要一点点的污染就能得出假阳性结果。另外一种可能是检测到的是别的病毒基因组片段。不同的病毒的基因组在某些区域存在着相似性,有可能也被当成新冠病毒基因组片段检测出来,也就是所谓交叉反应。

 

要排除是样本受污染或是交叉反应出现的假阳性,就应该对样本做更进一步的详细检测,例如对检测到的病毒基因组做测序。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少,这个样本做完检测后就没了,没法重复检测了,也就没法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科研上有一条原则,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认为新冠病毒在去年3月已经出现,是不寻常的主张,但是证据却只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孤证,也就不能让人信服。至于有人迫不及待地想拿这种不可信的结果摔锅给西班牙,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只能说很无耻。

 

2020.6.28

 



“哈佛公共卫生博士”不懂公共卫生

23 05 2020年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群体免疫”问题上闹了笑话,不知反省,却要找“专家”来继续妖魔化“群体免疫”,在其创办的网刊《知识分子》上发了一篇采访,标题很惊人:《哈佛公共卫生博士:没有疫苗,全球难以形成真正的群体免疫》。

 

他们采访的这个“哈佛公共卫生博士”宁毅,其实只是曾经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读过书,早已和哈佛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的身份是美年大健康首席科学家。美年大健康是一家从事健康体检、中医养生等业务的公司,大概《知识分子》觉得这种公司的名声不佳,所以才要打着哈佛的招牌骗人。然而这么做是可笑的,难道以后他们采访饶毅,不说他是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却要在标题里大书“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如何如何吗?

 

读了这个“哈佛公共卫生博士”的信口开河,让我很怀疑这个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于是查了此人的履历:1993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卫生部当了六年小官,然后到美国当访问学者,几年后转成学生身份,2009年获得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科学博士学位(Sc.D),研究的课题是体质指数与结肠癌的关系,属于营养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总之,不论是此人的教育背景还是现在的职业,都与传染病学没有关系,其对传染病的看法并不比饶毅更专业。顺便说一下,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有一个访问学者丁亮(Eric Ding),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就在网上一直以哈佛专家身份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以致该学院的著名流行病学家Marc Lipsitch不得不出来澄清此人既不专业也与哈佛无关,批评其利用新冠疫情无耻地推销自己。

 

我不知宁毅在哈佛有没有学过免疫学,如果学过的话也没学好,和饶毅一样对免疫学基本概念稀里糊涂的,没搞明白群体免疫的确切含义。群体免疫的本来意思是,一旦人群中对某种病原体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就建立了免疫屏障,该病原体没法传播,从而保护了易感人群不被或不易被传染。然而宁博士说这是骗人的:

 

“但是,这个群体免疫是一个保护屏障。如果随着自然的活动,只要人群中有(病毒的)星星之火,还是比较容易被感染。所以说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基本上就是谎言。现在德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死的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们平均年龄基本上都是在七八十岁。事实已经证明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就是一个谎言。”

 

宁博士以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死的都是老年人居多来证明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就是一个谎言,难道这些国家早已达到群体免疫了?这就好比说,我们要建立一道防火墙保护楼房,宁博士却说:“只要有星星之火,楼房还是比较容易被烧毁,所以说防火墙保护楼房基本上就是谎言。在建防火墙之前已有楼房被烧,事实已经证明防火墙保护楼房就是一个谎言。”宁博士的这种逻辑不知从哪学来的,想必不是来自哈佛。

 

宁博士还说:“其实群体免疫现在都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只有全球能够形成群体免疫,才能真正的实现群体免疫。因为你一个地方群体免疫,另外一个地方不群体免疫,当两股人口混合在一起,66.7%的临界点又降低了。”

 

原来在宁博士的心目中,当今世界已经做到了各地“人口混合在一起”,所以只有某个国家形成群体免疫是没有意义的。例如,通过疫苗接种形成群体免疫,麻疹、脊髓灰质炎在许多国家都已被消灭,但是在全球还没有消灭,在宁博士看来就没用了。当然有用。如果一个国家人群对某种传染病已形成了群体免疫,那么就不用担心输入性病例的传播,毕竟,这种外来人口数量不足以多到改变总人口具有免疫力的比例,传播链很快会被打断,不至于导致传染病爆发。反之,如果输入性病例能导致传染病爆发,说明群体免疫没能形成。例如,美国本土通过建立群体免疫已消灭麻疹,但2014年底迪斯尼乐园由于一个外国游客导致麻疹疫情爆发,美国医学界反思的结果不是本土群体免疫没用,而是近年来由于反疫苗运动导致美国麻疹疫苗接种率下降,没能建成群体免疫,所以要采取严格措施提高接种率。

 

宁博士、饶博士声称他们反对的是自然感染形成的群体免疫,支持通过疫苗接种形成群体免疫。但是群体免疫是一个现象,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结果是一样的。他们妖魔化群体免疫的说辞,同样可以用于疫苗接种。疫苗接种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让被接种者具有免疫力。但是并不是所有被接种者都能有免疫力,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疫苗接种,例如有的人还没到接种疫苗的年龄,或者由于对疫苗成分过敏、患有免疫缺陷疾病等原因不能接种疫苗,甚至由于家长愚昧不让小孩接种疫苗,这些人都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所以疫苗接种的另一个目的是让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后形成群体免疫,从而保护易感人群,并且防范外来病例的传播。然而,在宁博士看来,这些都是谎言。那么,为了逻辑自洽,揭露“群体免疫”的宁博士、饶博士是不是也应该贬低疫苗的作用呢?用哈佛医学院教授martin kulldorff的话说,这些对“群体免疫”不懂装懂拼命反对的人,和否认气候变暖、反疫苗的人是一样的。

 

2020.4.29

 



可怜的稀粥——评网红医生的粥论

8 05 2020年

王蒙写过一篇小说《坚硬的稀粥》,那是以稀粥作为政治隐喻,并非真与稀粥有仇。网红医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却是真的与稀粥有仇,最近至少在五个场合呼吁中国人不要喝粥。他主要是针对三个群体:

 

对中国小孩:“绝不要给他吃垃圾食品,一定要吃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每天早上准备充足的牛奶,充足的鸡蛋,吃了再去上学,早上不许吃粥。”

 

对新冠病毒感染者:“针对病毒的抗体产生要靠什么?全部是蛋白质。”他说,新冠肺炎病人由重症转轻症,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营养和蛋白质。这时候,如果靠粥和咸菜过日子就麻烦了。

 

对海外中国留学生:“多吃牛排少喝粥。”

 

张医生的粥论引起了争议,有骂他崇洋媚外的,也有赞他敢于批评中国陋习的。能不能喝粥,竟成了爱不爱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然而,这不过是简单的逻辑和营养学问题。我不知道张医生怎么会觉得喝粥与吃高蛋白食品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喝粥和吃米饭、吃面包一样都只是吃主食,并不因此就不能吃高蛋白食品了。福建人喝粥喜欢配咸蛋、肉松、鱼干,那不是高蛋白食品?广东人喜欢喝皮蛋瘦肉粥、鱼片粥,那没有高蛋白?

 

有人替张医生辩解说,他指的是上海、浙江人早上喝粥只配咸菜,别的什么都不吃。且不说张医生明明是给全体中国人的建议,并非只是针对某个地区的人,即使上海、浙江人到现在还保留着贫穷年代的习俗,那也是应该建议他们不要光喝粥配咸菜,还要配鸡蛋、香干、小笼包……而不是蛮横地“不许吃粥”。

 

健康饮食的原则是营养均衡。一味地排斥碳水化合物、推崇高蛋白食品,是不对的。粥属于谷物食品,不应一概地排斥,关键是要与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其他类别食品适当地搭配。粥如果是用白大米煮的,吃得太多对健康不利,可以掺入糙米、小米、玉米等杂粮一起煮。福建人喜欢吃地瓜粥,就是很好的习惯。

 

张医生反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喝粥,主张病人吃高蛋白食品,理由是针对病毒的抗体都是蛋白质,要吃蛋白补蛋白。一个人全身的抗体不过50克左右,每天新产生的抗体才需要几克蛋白质?竟然还要受到饮食的影响,不吃高蛋白食品就没有足够蛋白质用于生产抗体了?张医生会不会算帐?

 

保证充分的营养当然有助于病人的康复,不管是什么疾病的病人。然而,张医生把保证营养、特别是吃高蛋白食品对新冠病毒病说得无比重要,把这作为轻症不转成重症、重症转成轻症的关键,所以新冠病毒感染者不能喝粥。西方国家的病人不喝粥吧?在张医生的心目中营养应该比中国人好吧?怎么他们的重症比例也不低呢?

 

张医生说他有证据,因为他发现一个病例,一个国外回来的新冠患者,病情突然加重,原因是旅途中不注意营养。一个病例就成了证据,也就中国医生敢这么说。以前有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提倡喝鸡汤抗新冠病毒,现在又有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认为轻症不转重症的关键是不喝粥,都是靠拍脑袋给医学建议。所以,还是那句话,中国的医学专家,不管中医西医,基本上都是老中医,虽然有的爱喝鸡汤,有的不爱喝粥。

 

2020.4.23.



群体免疫有没有用?

26 04 2020年

一家自称“科学公园”的伪科学网站发表署名“内含子”的系列文章,声称“群体免疫”只是西方国家用于安慰民众的借口,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最后会很惨。

 

说“群体免疫”没有用,表明此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群体免疫”,却能接连发表文章痛批“群体免疫”,除了搞伪科学的人,还真少见这么有勇气的人。

 

群体免疫是指这样一种现象,由于被病原体感染后康复或通过接种疫苗,一个群体中对某种传染病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达到了一定比例,让病原体没法再在改群体中有效地传播,保护了对它没有免疫力的人不被传染。所以,就其定义而言,群体免疫必然有用,如果没有用,就不叫群体免疫了,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群体免疫。

 

并不是所有的传染病的传播最终都能达到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人们被病原体传染了以后能够康复,并且康复后能够对它具有免疫力。如果不能康复(终身携带病原体)、不能产生免疫力,也就不可能产生群体免疫。

 

“内含子”为了说明群体免疫没用,举了艾滋病的例子:

 

【讲起艾滋病,从来都是提倡用安全套,尽量阻断一切血液和母婴传染,而从没听说过放任HIV感染而获得群体免疫的。那些经典的传染病,在各国的群体免疫水平本来也是不同的,比如非洲有些国家HIV感染率非常高,他们的群体免疫水平肯定也比较高,那么,他们是不是就安全了,然后反攻倒算,让欧美成了大疫区?并没有。】

 

这段话说明此人不仅不知群体免疫为何物,而且缺乏艾滋病的常识。人体被HIV感染后会终身携带该病毒,并不能因此产生免疫力,对HIV也就不存在群体免疫,在自然状态下它会在人群中一直传播下去,不会被遏制。所谓“非洲有些国家HIV感染率非常高,他们的群体免疫水平肯定也比较高”,乃是无知透顶的呓语。

 

此人后来狡辩说:

 

【但我并没有觉得这些例子不合适。首先这些传染病都能引起群体免疫,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比如HIV就有些人天然不易感,比如被贺建奎利用的CCR5突变就是其中一个。】

 

人群中有个别人天生就对HIV有抵抗力,不会被HIV感染,但这不是感染后获得的免疫力,与群体免疫毫无关系,不会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就让人群对HIV具有群体免疫。以此为例胡说HIV能引起群体免疫,还要嘲笑“很多人不知道”,更说明此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群体免疫,却自信心爆棚。

 

痛批“群体免疫”的人,其实都是把“群体免疫”当成了消极防疫,混淆了客观现象与防疫策略(参见我此前写的《“群体免疫”不等于放任自流》)。不仅“内含子”如此,网红医生钟南山、张文宏也如此。例如张医生最近在一次发言中说:

 

【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一次传染病的控制是通过群体免疫的。有没有见过群体免疫?有,麻疹、天花,而水痘还没有完全建成。靠什么?靠疫苗。】

 

其实他想说的是,要达成群体免疫,只能靠疫苗,没有疫苗,就没法达成群体免疫。

 

是不是没有疫苗就没法达成群体免疫呢?当然不是。张医生虽然断言人类文明史上无此先例,但他显然对人类防疫史所知甚少。

 

“群体免疫”现象最早是美国医生A. W. Hedrich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发现的。当时巴尔的摩小孩中爆发了麻疹疫情,但他注意到,在许多小孩得过麻疹产生免疫力后,被麻疹病毒传染的小孩的人数就迅速下降,说明病毒的传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由于麻疹病毒传染性极强,需要大约95%的人对其有免疫力才能达到群体免疫,实际上难以完全达到群体免疫,一直到60年代有了麻疹疫苗后,人类才逐渐建立了对麻疹病毒的群体免疫。但是有很多病毒的传染性没有麻疹病毒那么强,在局部地区达成群体免疫并不难,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群体免疫都有可能。1918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就是在传播了一年、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人被传染形成了群体免疫,才消失了。(流感病毒传染性比较弱,只需要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具有免疫力就能达成群体免疫)

 

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传染病还没有疫苗,它们的爆发被遏制,靠的仍然是群体免疫。例如对诺洛病毒目前仍然没有疫苗,每次诺洛病毒疫情爆发后都是靠被感染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有了群体免疫才结束了。每次季节性流感也是因为群体免疫的建立才结束了。

 

然而诺洛病毒和流感病毒都极其容易发生突变,导致人体对它们的免疫力失效,所以诺洛病毒和流感病毒疫情年年会爆发。所以群体免疫虽然有用,但它的保护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病毒的变异程度。我们只能希望新冠病毒不会像诺洛病毒和流感病毒那样容易发生变异,否则即使有了疫苗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2020.4.18

 



一家叫做“天眼查”的谣言公司

17 03 2020年

有一家叫做“天眼查”的公司(注册名称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署名“天眼妹”的文章《“打假斗士”方舟子开始质疑钟南山了?》,搜集了我在推特上的一些言论,说我造谣、诽谤钟南山了。其实该文是一篇“洗稿”,是把两天前密集出现的微信营销号抹黑我的文章改了改,内容都是一样的,连我的推特截屏也是从那些营销号搬过去的。营销号的文章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天眼查”号称是帮助做企业调查的公司,其创办人柳超经常在媒体上吹嘘自己如何讲诚信,我们就来看看该公司是如何“诚信”地造谣、抹黑我的。

 

天眼查说:

 

【方舟子被称为“打假斗士”,早些年时以学术打假的姿态横行于科学圈,甚至还拥有一个自己的打假基金,但该基金曾因账目明细不公开被指欺诈。】

 

这完全是造谣。我从来就不曾拥有过任何基金。所谓“打假基金”(应该叫打假资金)是2006年何祚庥院士等人发起成立,由彭剑律师具体管理,用于资助因揭露造假导致的诉讼费用。我只是受益人之一,并不拥有也不管理该资金,它公不公开账目明细,跟我有什么关系?

 

天眼查说:

 

【近些年有传言方舟子去了美国,总之他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跟我去了美国有什么关系?我去了美国就不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这是什么骗子逻辑?我为什么这几年来“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如果天眼查连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都不知道,还好意思声称要帮人搞商业调查,这不骗人嘛。他们当然很清楚我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了”,所以才敢跟其他骗子一样肆无忌惮地造谣、抹黑我,以为我没法反击了。

 

天眼查说:

 

【虽然人在国外,但从疫情爆发以来,方舟子就从未停止过攻击诋毁钟南山院士。先是大放厥词称美国疾控中心都没有要求戴口罩,难道钟南山比美国疾控中心还权威吗?可显然没多久方舟子就被打脸,目前美国民众已经排队购买口罩了,而且口罩也根本不够用,价格大幅上涨。】

 

我说美国疾控中心不建议普通公众戴口罩,天眼查说这是造谣,说美国民众排队买口罩打了我的脸,这又是什么骗子逻辑?美国疾控中心有没有建议戴口罩,不是要看美国民众的反应,而应该去查美国疾控中心怎么说。美国疾控中心关于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指南写得很清楚:

 

CDC does not recommend that people who are well wear a facemask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respiratory diseases, including COVID-19.(疾控中心不建议身体健康的人戴口罩预防呼吸疾病,包括新冠病毒传染病)

 

天眼查CEO柳超据说是留美博士,看不懂那么浅显的英语?莫非是武小华式的博士?

 

天眼查说:

 

【接着他又在外网发布视频,公然造谣钟南山号召别人带口罩,自己去病房探望新冠肺炎患者却不戴口罩,引起了国内网友们的热议。可实际上呢?方舟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这条视频根本就不是在这次疫情期间拍的,而是四年前钟南山院士去看望一个患者时的旧视频。这招移花接木,是欺负互联网没有记忆吗?】

 

我根本就没发布过这条视频,视频是别人发布的,我截屏评论而已。事实上,该视频是腾讯新闻在今年2月15日发布的,作为钟南山去探望新冠肺炎患者的报道,我看到后顺手发推特讽刺一下。如果视频有误,那也是腾讯造谣,怎么变成了我发布造谣视频?

 

天眼查说:

 

【而且这已经不是方舟子第一次碰瓷钟南山了,早在2013年钟南山发表言论称“灰霾对肿瘤有影响”,但方舟子却怒批钟南山院士是在哗众取宠。后来钟南山院士在采访时也霸气反怼道:“我问心无愧,我对自己讲的话负责任,并非是哗众取宠!” 】

 

这也是造谣。当时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灰霾对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北京地区肺癌患病率增加2.42%。”我认为他这个说法犯了三个错误,提醒他:

 

“作为一个医学家,特别是一个地位崇高的医学家,说话要谨慎,不能因为雾霾现在成了舆论焦点,就拿它说事凑热闹。”(《钟南山院士应慎言》)

 

钟南山回应说:

 

“谢谢方舟子的提醒,我没有微博,我不想在他那回应。但他也是好意,我很尊重他,因此在你这解释一下。”

 

并对我指出的三个错误一一回应。我又写了一篇《再说钟南山院士应慎言》继续指出钟南山在回应中的错误。钟南山未再回应。

 

这是很正常的争论,在当时也很轰动,媒体报道非常多。天眼查却污蔑我是“碰瓷”“怒批”钟南山,捏造了钟南山“霸气反怼”,这不是造谣是什么?

 

总之,天眼查在这篇文章中号称要揭露我造谣,而其实它关于我的每一条信息,才全部都是谣言,证明了天眼查就是一家以造谣为业的谣言公司。一家谣言公司却号称要去帮人做商业调查,不是骗子是什么?这种谣言、骗子公司搞出来的商业信息你也敢信、敢用?

 

2020.3.3.

 



也说说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和致死率

9 03 2020年

有一个自称在做科普而实际上几年来一直在做伪科普的微信公众号“科学公园”,发了一篇署名“挣脱枷锁的囚徒”的文章《COVID-19真实的致死率是多少?要出现在古代后果将会如何?》,吓唬读者说:

 

【基于早期表现出来的流行病学特征,有科学家认为,COVID-19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原因在于其极其强悍的传播强度和非常高的死亡率。】

 

那么新冠病毒的传播强度究竟是如何的“极其强悍”呢?文章如此说:

 

【多数人都搬出R0这个指标,并根据开始阶段有人给出的1.2到2.4的R0值说COVID-19的传播强度并不高。但是,随着资料的积累,对COVID-19传播强度的R0估值逐步走高,现在一般认为在4.5到6.5之间。事实上,人们还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资料都是在一定程度的隔离措施下的结果。……换言之,COVID-19真实的R0值应该显著高于4.5~6.5。】

 

R0是基本传染数,指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条件下,在一个对传染病没有免疫的人群中,一个病人平均传染的人数。关于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有十几项研究,结果不太一致,范围在1.4-6.5之间,多数估计为2-4。那么是不是“现在一般认为在4.5到6.5之间”呢?只有两项研究的估计超过了4,都是6.5,但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般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2-3,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情的联合调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2-2.5,《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今年2月28日发表的社论认为基本传染数是2.2。这与萨斯(2-5)相当,比麻疹(12-18)低得多,但比流感高,流感的基本传染数才1.3。

 

但“科学公园”还嫌不够高,要给再加两倍,而且意犹未尽,说“COVID-19真实的R0值应该显著高于4.5~6.5”,因为他们认为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资料都是在一定程度的隔离措施下的结果。”这真是把研究者都当成了白痴,以为他们不知道基本传染数是什么意思,在建立模型推算时不懂得排除外力干预。其实,把全世界的专家都当白痴,认为只有自己一个外行人最高明的人,才是真白痴。

 

我们再来看看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本来,计算一种传染病的致死率很简单,就是把病死人数除以总的病例。但是这一轮的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这两个数字都还在变化,准确的病死率目前是没法知道的。但是,这不等于没法估算。最简单的估算方法是把现有的病死人数除以已确诊的病例,这叫做粗死亡率(crude fatality rate)。这种估算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在样本足够大时,与实际结果相比不会太离谱。例如,1月26日我据此估算新冠病毒感染的致死率在3%左右,因为有大量的轻症病例没有收治,实际致死率应该更低。这一个多月来粗死亡率的确就一直在3%左右波动。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持续了三个月,很多病例已经完成了病程(痊愈或死亡),那么对某一阶段的病例做分析,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致死率。2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对截止2月11日中国44672个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的统计结果是,死亡率2.3%。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说,新冠病毒感染的致死率大约2%。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数据。

 

有些人不相信中国的数据,认为中国有很多死亡人数没有被统计进去,致死率应该比这高得多。疫情早期武汉当然很可能存在漏报死亡人数的情况(例如有些病人至死都没有被确诊),但应该不至于数量多到让致死率大幅上升,因为与其他地方、特别是国外相比,武汉、湖北的致死率已经高出了很多,难道国外的数据也是假的?

 

现在已经知道,相当一部分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都只有轻微的症状甚至没有症状,这些人不觉得自己生病或只觉得自己得了感冒,没有被收治,也就没有被算入确诊病例。那么实际的致死率应该是远低于2%。《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那篇社论认为,新冠病毒感染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远小于1%,与严重季节性流感相当(死亡率0.1%)。

 

但“科学公园”却认为国际医学通用的这个致死率算法“是非常错误的”,他们认为:

 

【由于COVID-19的结局只有两个,死亡或痊愈。因此,如果计算到目前为止COVID-19的阶段死亡率,应该是死亡人数与死亡人数和痊愈人数之和的比值。截止2月24日24时,全国累计死亡2666例,累计痊愈27323例,那么阶段性死亡率为8.89%——2666/(2666+27323)。】

 

如果疫情结束了,用这种方法算出的死亡率和国际通用的算法会是一样的。如果疫情还没结束,用这种方法算出的死亡率——“科学公园”发明了一个说法叫“阶段性死亡率”——就会偏高,甚至高得离谱,这是因为痊愈需要的时间普遍长于病死时间,所以痊愈人数大大滞后于病死人数,这样算出的“阶段性死亡率”一开始就会高得离谱,之后随着痊愈人数的增加才逐渐下降。例如,在1月26日我估算死亡率为3%左右,而当时死亡病例56例,痊愈病例才49例,按“科学公园”的算法,“阶段性死亡率”是惊人的53.3%。“科学公园”说2月24日“阶段性死亡率”已降到8.89%,而今天(3月3日)中国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947人,痊愈人数是47301人,“阶段性死亡率”又降到5.86%。变化如此大的“阶段性死亡率”又有什么意义呢?

 

即使是“阶段性死亡率8.89%”,“科学公园”也还觉得太低,不够吓人。他们又发明了一个说法“自然死亡率”,意思是不做治疗的死亡率。他们认为重症患者不做治疗就活不了,武汉的重症率就等于“自然死亡率”,等于22%。即使把重症率等于死亡率,20%的重症率也是偏高的,因为这是对确诊病例的统计,而正如我前面说的,还有大量的轻症、无症状感染者没有计入。

 

“科学公园”之所以如此不停地拔高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和致死率,是为了让我们相信这样一幕末日景象,如果不采取极端的防控措施和治疗的话:

 

【疾病所到之处,全部人口的5、6成被感染,被感染者死亡率超过30%。而且这还是极其保守的估计。】【搁在古代,一场席卷全球的COVID-19下来,可以消灭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很平常。】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消灭全球总人口超过30%甚至一半的传染病,何来的“很平常”?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传染病是1918-1919年流感,全球大约三分之一人口被感染,大约三十分之一人口死亡。当时对重症流感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死亡率也可说是“自然死亡率”。

 

古代没有现在发达的交通,人员流动的频率和范围都远远小于现在,也就限制了传染病的传播。即使交通再发达、人员流动再频繁,在传染病传播过程中,随着死亡人数和痊愈获得免疫的人数的增加,就必然会限制了疾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病毒的毒性也会逐渐减弱。也就不可能出现全部人口六、七成被感染,一半人口死亡这种惨状,那只会出现在无知而变态的想象当中。

 

那么,“科学公园”把新冠病毒渲染得极为恐怖的目的何在?为了吓唬读者去乖乖地接受极端的防控措施和过度的治疗?

 

2020.3.3.

 



从“喝鸡汤抗病毒”说起

29 02 2020年

每当有传染病在中国流行搞得人心惶惶,就有各种号称能预防、治疗这种传染病的秘方、偏方出现。萨斯、甲流流行时如此,现在新冠病毒流行也如此。

 

这些秘方、偏方并非都是老中医提供的,有的是现代医院的现代医生的杰作。例如,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不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喝热鸡汤喝到发汗作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经验之谈,而且在其执笔的《武汉协和医院处置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策略及说明》中堂而皇之地建议患者喝鸡汤,理由是:

 

“热鸡汤可以升高体温增加机体抗病毒,鸡汤盐分可以增加排痰。”

 

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的话,喝热盐水岂不也能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岂不更方便更省事?何必喝鸡汤呢?难道他家是卖鸡的?

 

这个理由当然很荒唐可笑。的确,有一种理论认为升高体温能增加机体抗病毒的能力,病毒感染后身体发热是一种有助于康复的适应性。所以感染后发热不一定要急着退热。但是喝热鸡汤就能升高体温吗?不能。张医生似乎忘了,人是恒温动物,人体有非常强的体温调节能力,喝再热的鸡汤也是不能升高体温的,人体会通过出汗等方式把从外界吸收来的热量散发出去,让体温保持不变。张医生强调喝鸡汤要喝到发汗,似乎以为发汗就意味着体温升高了,其实恰恰相反,发汗意味着人体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正常,热量被汗液带走了,体温仍然保持恒定。如果外界热量能让体温升高,那就说明人体体温调节出问题了,得了热射病,俗称中暑,是相当危险的。

 

由于中国的医学专家建议人人戴口罩来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各地政府因此要求人人必须戴口罩,导致口罩供不应求,于是民间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自制口罩。?上海长征医院感染科主任、《中华传染病杂志》总编缪晓辉也凑这个热闹,写了篇文章指导人们自己用家里棉布衣服做口罩,声称这样的口罩就能预防病毒感染。缪主任的逻辑是,吸入的病毒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感染人,自制口罩虽然不能完全挡住病毒,只要挡住了一部分,就能预防感染:“把口罩遮住口鼻,挡住两个病毒算一双,你就不输。”

 

戴口罩的目的是阻隔带病毒的飞沫。目前流行的外科口罩是用三层经过静电处理的合成无纺布制成的,外层有防尘防水作用,中层有过滤作用,可以阻隔90%以上的大于5微米的颗粒,内层则用以吸湿。而缪医生提倡的自制口罩,简单地用三五层棉布做成,既不能防水也不能通过静电过滤颗粒,对飞沫基本上是不起阻隔作用的,绝大部分飞沫都会透过这种口罩进入呼吸道,即使有一小部分飞沫沾在口罩上,对结果并无影响,只能挡住两个病毒,而漏过成千上万的病毒,你还是输了。当然,在非医护环境碰巧近距离接触新冠肺炎患者的概率微乎其微,没有戴口罩的必要,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被抓,那么什么样的自制口罩都是有用的。只是不要因此有了虚假的安全感,而忽视了更重要的预防传染的手段,例如勤洗手。

 

新冠病毒感染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轻症病人不需要治疗,靠自身免疫就能痊愈,重症病人才需要做缓解症状的对症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出了一个指南,认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果症状轻,不一定要去医院,在家隔离即可。新加坡政府也计划,如果疫情严重,就让轻症病人在家隔离,只收治重症病人,免得被轻症病人占用医疗资源。

 

但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却认为,自限性疾病可自愈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一部分轻症患者通过一般的支持对症治疗和中药清热解毒的治疗就可以痊愈。所谓支持对症治疗,无非是在氧饱和度低、呼吸困难时吸氧、机械通气,但轻症患者并不存在这种情形,也就不需要支持对症治疗。至于“清热解毒”的中药,更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会有助于病人的康复,反而可能因为中药中的肾毒性、肝毒性成分对病人身体造成伤害。由于中国强行要求所有新冠病毒感染者都要吃中药,已发现有的患者痊愈后肝功能反而出现异常。如果患者需要吃中药才能康复,那么没有中药吃的外国患者怎么办?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有特殊体质,需要吃中药才会好,但国外新冠病毒感染者一部分也是华人,包括中国游客和中国留学生,难道中国人出了国中药就失灵了?如果中药那么牛,怎么不先去说服世界卫生组织、外国疾控中心把吃中药也写入诊治指南?

 

这些医生都是中国顶级医院的主任医师,代表着中国医生的最高水平,却缺乏生物医学常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反映出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医的支持和推崇导致中国医生即使受了现代医学教育,也普遍具有中医式的思维。所以说,中国的医学专家,不管中医西医,基本上都是老中医,都在靠拍脑袋给医学建议、指导公共卫生,每来一次传染病流行,就都搞得一地鸡毛。

 

2020.2.20

 



举报造假应有根有据——关于饶毅举报的学术造假

9 12 2019年

这几天据说中国发生了“学术界大地震”,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实名举报一名院士两名教授造假。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饶毅最近到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该校发函,说有人举报饶毅发表的论文涉嫌造假。饶毅就写了一封答复,初稿发给一些人征求意见,内容主要是反驳造假指控,说方舟子已经查过那些论文了,不是他造假,是别的实验室的共同作者造假,举报他是对他的打击报复。最后是反戈一击,举报了三个人造假,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去查。

 

饶毅本来只是要跟调查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私下吵一架,被他某个幸灾乐祸的“山上的朋友”把回信征求意见稿捅出去,发到了网上。媒体不管该信的前面部分,只截取他后面举报的部分,断章取义要把他打扮成挺身而出的“打假斗士”,他想必很恼火,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关于饶毅被举报造假的论文,如饶毅在信中所说,我以前已写过三篇文章做了分析(《关于饶毅、管坤良实验室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的分析》《再说饶毅、管坤良实验室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三说饶毅、管坤良实验室联合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在此不赘。媒体对此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饶毅反过来举报别人造假。饶毅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本着帮助贵委的监督委员会改邪归正的精神,建议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成为中国学术不端者搅混水企图的帮凶。具体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近期:

 

1)有效、有胆魄地彻底调查武汉大学医学院李红良 17 年如一日明目张胆的造假;

 

2)严肃调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裴钢 于 1999 年,用贵委三项经费(39630130, 39625015 和 39825110)支持其发 表的论文(Ling et al., PNAS 96:7922-7927)。该篇论文的图3、图 4、图 5 是不可能真实的,只有造假才能产生(众所周知 GPCR 需要七重跨膜区域才有功能,裴钢号称只要 5 重跨膜,而且居然两个 GPCRs 都是这样的,出 了 3 个同样错误的图)。贵委 20 年不触及这一问题,现在这是实名举报, 贵委不要推卸躲避,洗刷中国科学院因这篇造假文章选出院士的耻辱;

 

3)今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耿美玉研究员作为通讯作者的文章(Wang et al Cell Research 29:787-803),号称其发明的药物 GV971 能够通过肠道菌群治疗小鼠的阿尔兹海默症。这篇文章,不造假是不可能的。 现实名举报,请贵委做些好事,为中国科学界洗刷耻辱。”

 

关于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李红良,饶毅他们此前已在网刊《知识分子》发过长篇文章分析过其论文数据造假。饶毅他们一直反对在网上揭露学术造假,认为揭露造假应该去学术期刊,为何李红良有此特殊待遇,不得而知。虽然武汉大学校方把李红良保了下来,但李红良的确是造假惯犯,我主持的新语丝网站早在2010年、2014年、2017年已三次揭露过他造假,证据确凿,饶毅说“李红良 17 年如一日明目张胆的造假”,是有依据的。

 

关于耿美玉研发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虽然我不能像饶毅那样断定“不造假是不可能的”,但那项研究的确是不可信的,我此前已写文章分析过(《为何“我国原创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不可信》)。

 

所以这里重点说说裴钢的论文。那篇论文研究的是G蛋白偶联受体(GPCR)。这是一类位于细胞膜上的蛋白质,帮助把信号从细胞外传递到细胞内,所以它一端在细胞外,另一端在细胞内,中间部分来来回回跨了七次细胞膜。饶毅信中认为裴钢那篇论文造假的理由就是:“众所周知 GPCR 需要七重跨膜区域才有功能,裴钢号称只要 5 重跨膜”,所以一定是假的。

 

这个理由是不足为凭的。虽然GPCR的野生型跨七次膜,但是,很多蛋白质有多余部分,去除那些部分并不影响功能。裴钢论文证明的就是去除GPCR的某些部分、只跨五次膜不影响功能。如果像饶毅说的那样,GPCR公认必须有七次跨膜才有功能,那么,裴钢这篇论文就不可能通过评审发表。它得以发表,说明饶毅所说的并非公认的定论。别的实验室后来也发现了有的GPCR只要跨五次膜甚至跨四次、二次、一次膜也有功能(文献1,2,3),并不是非要完整地跨七次膜不可,可见饶毅用以指控造假的依据并不成立。

 

裴钢这篇论文发表后被引用了80多次,相当一部分是自引,影响不大。但是至少有两篇论文研究了它研究的同一种蛋白质(CXCR4)的五跨膜突变,虽然用的实验材料或方法不同,但他们认为结果与裴钢论文相符(文献4, 5)。关于GPCR结构的综述文章,有的引用了裴钢这篇论文(文献6),说明其结果也是被领域同行认可的,至少我没见到有论文、综述对裴钢论文的结论表示异议。

 

当然,结论正确的论文不等于就没有造假,通过伪造、修改实验数据也能碰巧得出正确的结论。饶毅可能还有其他理由认为裴钢论文造假,他没具体指出来,我们不好讨论。指控别人造假,就应该把证据、理由都摆出来,才能引起重视,才有望导致调查。

 

如果饶毅有充分的理由认定裴钢论文造假,认定“该篇论文的图 3、图 4、图 5 是不可能真实的,只有造假才能产生”,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重复这三个图的实验,看是不是能得出那样的结果。其实该实验很简单,不难重复。至于饶毅建议由我来监督重复实验,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和认可我的“权威性”,在信中甚至认为我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权威(“如果贵委有谁看不清楚方舟子仔细的分析,如果一个专门机构工作不如业余打假的个人,应该检查自己,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我既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也不可能跑去裴钢实验室盯着他们做实验。更合适的办法是裴钢把相关材料(论文中所用的cDNA)送到第三方验证。不过,如果饶毅没有别的证据,仅靠信中说的那条理由,大概没有实验室愿接这个活儿。所以还是希望饶毅能把他认为裴钢论文造假的理由充分地展示出来,如果有的话。毕竟,指控别人学术造假,并非儿戏。

 

2019.12.2

 

文献:

 

1.Duran-Prado M, et al.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9) 94:2634–2643

2.Cordoba-Chacon J, et al. Cell. Mol. Life Sci. (2010) 67:1147–1163

3.Perron A, et al.  J Biol Chem (2005) 280 (11): 10219-27

4.Roland J, et al. Blood (2003) 101 (2): 399-406

5.Hamatake M, et al. Cancer Sci. (2009) 100 (1): 95-102

6.Wise H, J Mol Signal (2012) 7: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