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初中化学知识就可识破“水氢发动机车”是骗局

16 06 2019年

最近《南阳日报》一则报道震惊了世界:“水氢车发动机在河南南阳市正式下线,这意味着车载水可以实时制取氢气,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该报道称,南阳市市委书记、市长都到青年汽车氢能源汽车项目现场办公,为氢能源汽车项目取得的最新成果点赞。市委书记和市长还乘坐了氢能源样品公交车,“体验的感觉很好,舒适、平稳。”

 

有南阳市政府官方支持,有市领导亲自体验,其真实性似乎不容质疑。但是消息传开后,舆论还是大哗。很多人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水变油”骗局,当时有比市委书记、市长级别更高的官员的支持,甚至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这种级别的科学家支持,但最终还是被证明了是个骗局。有了这样的先例,要让人们再相信科学原理可以轻易被推翻,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在初中化学就已学到了一个知识,要用水制取氢气,需要打破氢原子和氧原子之间的共价键,是需要输入能量的,不提供能量,车辆只加水是制造不出氢气的,也就不可能行驶。据青年汽车官网的介绍,这个项目的秘诀是使用了催化剂。但是初中化学告诉我们,催化剂只能改变化学反应的速度,并不能改变化学平衡,不提供能量,用再多的催化剂也不能用水制取氢气。

 

随后,南阳官方“辟谣”,说是报道有误。南阳高新区管委会介绍说:【南阳“水氢发动机汽车”,专业名称是“车载水解即时制氢氢能源汽车”。该技术由湖北工业大学与青年汽车自2006年6月起联合研发,项目名称为“车载水解制氢用铝合金制备的关键技术基础研究”,由湖北工业大学董仕节教授为首的团队研发,2010 年被科技部“973计划”批准立项,其基本技术原理是“铝合金粉末+催化剂+水”反应制氢,目前已取得相关专利。今年5月22日,青年汽车在南阳研发基地试制了第一台样车,定型量产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

 

原来并不是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也不是再加催化剂即可制氢,还用到了铝合金粉末,而且还是科技部“973计划”项目呢。湖北工业大学更详细地说明该项目制氢原理是利用金属铝与水发生化学反应来制备氢气,并列出了铝水反应制氢的化学方程式。如此说来,“水氢发动机车”应该叫“铝水氢发动机车”才对。但是他们去掉“铝”字,在宣传材料中只突出加水、使用催化剂,是疏忽,还是欺骗?

 

通过铝水反应制氢,原理上没有问题,应用上则大有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成本问题。这种制氢方法,是要耗费金属铝或铝合金的。我们只看金属铝好了。根据铝水反应方程式,2原子铝可制造3分子氢气,铝的原子量是27,简单地算一下就可知制造1公斤氢气需要9公斤铝。我查了一下,铝的价格现在大约是每公斤14元,那么制造1公斤氢气的原料成本至少也要126元,这还不包括把铝做成合金的成本。有很多正规的企业都在研究氢能源汽车,他们当然用的是不同的制氢方法。南阳这个项目跟别人的相比如何呢?我查到国金证券研究所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各种制氢方式的成本、优劣势分析》,里面分析说:“现阶段最佳的制氢和运氢方式搭配为:氯碱工业副产氢+气氢拖车运输,其氢气成本范围在17.9~19.2元/kg。”也就是说,这种制氢方式成本至少是别人的6倍。

 

湖北工业大学董仕节教授声称,制氢后的水解产物偏铝酸有较高的利用和经济价值,成本问题可以通过回收水解产物解决。原来这个发动机的主要目的是用于生产价值据称比氢气高的偏铝酸,而不是氢气?氢气只是其副产物?这是在开车还是冶金呢?即便前景像董教授描绘的那么美好,铝水制氢的成本可以降到比别的制氢方法更低,甚至比烧石油还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永远没法解决的,那就是原料问题。

 

据青年汽车老总庞青年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的目标是加100公斤水跑100公里,加三四百公斤水,可以跑360~500公里。这个说法与庞青年2017年8月21日的说法有所出入,当时他已宣布过“全球首辆水氢燃料车在青年汽车诞生”“青年水氢燃料车不用加油,也不用充电,只加水,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轿车可达1000公里。”也许现在采用了别的制氢技术,续航里程缩短成了360~500公里。不能再缩了,再缩就没人会去开这种车了。

 

那么按庞青年的最新说法,为了达到这个续航里程,要加三四百公斤水。但是既然是靠铝水反应制氢,光有水不行,还要有铝作为反应物。根据铝水反应化学方程式可以算出,反应所需的铝和水的质量大致相等,要和三四百公斤水反应,需要三四百公斤铝,如果用的是铝合金,需要的量就更多了。所以给这种车加一次“油”,不仅要加三四百公斤水,还要加三四百公斤铝。加水很容易,据称什么样的水都可以,但是到哪去加那么多铝?给一辆车续航就要准备三四百公斤铝,加油站要准备多少铝才够?难道要货车不停地给加油站运输铝?或者沿途还要建一大堆铝厂?

 

只说加水,不说加铝,这完全是欺骗。向领导、记者演示的样车也只演示加水,不加铝,是因为铝已经预先加在车里了,样车只开几百米,不会一开四五百公里,不至于把车里的铝用完。这也完全是欺骗。所以这完全就是个不可能具有任何实用性的骗局,对科研人员来说,是为了骗国家科研经费,对企业来说,则是为了骗投资、骗新能源补贴。要识破这个骗局,只需要有初中化学知识,做个简单的计算就够了。这么简单的骗局,居然能够被科技部“973计划”批准立项,能够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说明科技部、地方政府老爷们都应该回炉去学学初中化学。

 

2019.5.26.

 

 



请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拿出检测普洱茶论文

15 06 2019年

5月16日,2018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召开。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奖金为300万,获奖理由为:在普洱茶及高原特色农业创新发展上作出突出贡献。这让我想起了一件我与普洱茶、盛军都有关的事。

 

2017年7月,我在《科学世界》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提到普洱茶的制造工艺和存储方式让其容易污染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呕吐毒素等各种真菌毒素,其中黄曲霉素是最强烈的致癌物之一。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普洱茶协会宣布要代表云南600万茶农向我索赔600万元的名誉损失费,更有两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和陈君石、中国农大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食品泡泡博士”云无心、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北京友谊医院顾中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超人阿宝”、“海外美食作家冰清”、《北京科技报》记者洪广玉、“歌手王芳”和中国政法大学吴丹红(吴法天)等真真假假的“专家”以及“科普中国”、“丁香园”、“科学公园”等几个自称是在做“科普”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出来为普洱茶洗白,攻击我“没有初中生物学常识”、“不懂医学”云云。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云南茶叶领域的教授、专家出来反击我,其中就有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霸气回复”我对普洱茶含致癌物的质疑:“科研人员要用数据说话。我们将组织国内多个科研单位专家,在全国各个普洱茶重点存茶地区仓库抽样老茶1万份,检验茶叶中到底有没有黄曲霉素,两个月后,以论文说话。”对盛校长的这个回应,我当时也是这么“霸气回复”的:“盛校长显然对数据采集和写论文的工作量没有概念,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完成1万分样本的数据采集和检验并写成论文发表,只有一个方法能做到,那就是现在就开始编造数据。”

 

两个月后,我们没有见到盛校长发表有关论文。现在快两年过去了,我搜索了一番国内外学术期刊数据库,发现盛校长还在孜孜不倦地做体外实验、动物实验证明普洱茶多么有益健康包治百病,但是还是没有找到盛校长发表过抽样检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的论文。当然有可能是我学艺不精、检索有漏,也有可能是盛校长把有关论文发表在内部期刊上,所以我在这里公开提出要求,请盛校长再次“霸气回复”我:值此你由于对普洱茶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荣获大奖之际,请你拿出在近两年前答应要在两个月后拿出的检测1万份普洱茶老茶结果的论文。

 

如果盛校长拿不出这篇论文,那么大概有三种可能。一个可能是,盛校长本来是想在两个月内编造出一篇论文出来的,被我说破,不敢了。另一种可能是,盛校长真的去检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了,结果检测出了大量的黄曲霉素,不敢造假也不敢如实发表论文,所以就压下了。最大的可能是,盛校长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做检测工作,也没有计划要写论文,当时不过是用“霸气回复”来误导舆论,指望着两个月后风波一过,大家全忘了还有这回事了。不过我都给记着呢。

 

盛校长的那番“霸气回复”大概也算是为普洱茶的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了,得300万大奖也是实至名归,虽然只是普洱茶协会要向我索赔的金额的一半。

 

2019.5.19.

 

附:当时没有留意过那场风波的读者也许会对“普洱茶含致癌物”有疑问,我把我当时全面驳斥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的文章全文附后,相信可以解答所有疑问。

 

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

 

我在《科学世界》2017年第7期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虽然读者很多,起初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到了8月底,该文关于“喝普洱茶有致癌风险”的部分被一些茶业界微信公众号摘录出来传播,用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方舟子爆料普洱茶致癌,引发了茶界轩然大波!》,让一篇科普文章变成了抨击普洱茶的檄文,引起普洱茶商的强烈反弹,成了持续多天的一大新闻事件,其高潮是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开座谈会请了一些云南茶叶领域的教授、专家反击我,会后宣布要代表云南600万茶农向我索赔600万元的名誉损失费。然后又由云南农业大学普洱茶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云南省食品安全管理学院、云南省生物大数据重点实验室联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宣布争论有了“定论”:普洱茶不含黄曲霉毒素。

 

出来为普洱茶站台的,并不止是普洱茶商和云南的教授们,还有:

 

其专业与生物医学毫无关系、本来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发言资质的网红“歌手王芳”和中国政法大学吴丹红(吴法天),却都撰写长篇文章批评我“没有初中生物学常识”、“不懂医学”。

 

以前因为别的无稽之谈多次被我批评过的一些做伪健康科普的“专业人士”,包括打着“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招牌的云无心(其实他的专业是研究怎么把食品打出泡泡,人称“食品泡泡博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中国农大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北京友谊医院顾中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超人阿宝”、“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还有《北京科技报》记者洪广玉,更是出奇的积极,接连发表了三篇攻击我的网文。

 

几个自称是在做“科普”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包括“科普中国”、“丁香园”、“科学公园”等。中国科协的科普平台“科普中国”最为卖力,以云无心的文章为依据判定《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为“不实信息”,腾讯据此将此文从《科学世界》微信公众号删除,上演了中国科协管中国科学院(《科学世界》的主管单位)的怪事。在我抗议后,才又恢复了该文的取阅。

 

两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和陈君石。陈宗懋是茶业界的院士,我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中已不点名批评过他。由于利益关系,在茶叶食用安全性问题上恰恰不能听这种院士的,就像在香烟是否有害健康问题上不能听烟草院士的。陈君石号称是中国食品安全领域唯一的院士,他会为中国所有食品站台,有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全世界最强。”不过陈君石不知道是因为年轻时功课没学好还是年纪大了健忘,在站台时经常闹出大笑话,比如闹出过把DNA当成蛋白质的笑话。这次替普洱茶站台也接连闹笑话。

 

这些反击,有的是气势汹汹地对我做大批判,例如“歌手王芳”说我是一名美籍华人,目的是要大家不要喝中国的茶,只喝美国的可乐好了。其实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一直保留中国国籍,而且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我自己就有喝茶的习惯,主要是喝乌龙茶,偶尔喝红茶和绿茶,都是中国的茶。普洱茶只是茶的一个品种,在十几年前被港台的茶骗子炒成越老越好的养生茶之前,喝普洱茶的人并不多,不能把它当成中国茶的代表,质疑普洱茶的工艺并不是在一概反对喝中国茶。至于可乐,我以前在其他场合反而建议大家尽量少喝可乐这种碳酸饮料。

 

还有人说我打假都是有利益在里头的,质疑普洱茶是为了推销什么茶叶。这是把我当成崔永元了。我只是质疑了茶叶的一个品种的工艺,对其他茶叶品种都没有质疑,甚至说自己喝乌龙茶、红茶、绿茶,难道我是为了推销除了普洱茶之外的其他所有茶叶?我这利益也太大了吧?有些人大概也觉得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利益,所以要给我缩小一下利益范围。云南省普洱茶协会的包副会长说我只放过福建的茶叶,其他地方的茶叶都攻击,意思是我攻击普洱茶的目的是要推销福建的茶叶。在包副会长发此高论之前,为了不让云南人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过不去,我还表扬了一下云南是有好茶叶的,滇红就很不错,我每次去云南都喝它。于是有人恍然大悟,原来我攻击普洱茶的动机是给滇红代言。想必普洱茶协会不至于弱智到因此到当地政府那里去告滇红协会(有这协会吗?我是现在才知道还有个普洱茶协会)的状吧。还有人想到了我曾经推荐过“方氏家茶”,于是认定我的动机是为了推销自己家的茶。这是把方玄昌家当成我家了。他们不说,有几个人还记得我推荐过“方氏家茶”?还不如说是这些人在帮着推销。

 

有人说我质疑普洱茶是为了打击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但查2016年中国茶叶出口情况,普洱茶占的份额少得可怜,只占0.89%,应该主要是出口给海外华人喝的。我如果要打击中国茶叶,不是应该去打击份额大得多的红茶、绿茶、乌龙茶才符合逻辑吗?打击一个占的份额不到1%的不是徒劳吗?

 

有不少普洱茶茶商嘲笑我没有喝过好的普洱茶,只喝过劣质发霉的普洱茶,才会说普洱茶的坏话。我去过云南很多次,喝过云南省政府招待贵宾的普洱茶,难道那也是劣质发霉的普洱茶?云南省政府会这么招待客人?

 

还有的人代表茶农要来找我算账。云南省茶科所原所长张顺高说:“这样的言辞先不说可信度有多高,但其言论对于云南的普洱茶产业所带来的影响事关重大,普洱茶产业是我省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远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依靠,这关系着600万茶农的生计。这件事一定要认真对待,依法处理。”这意思是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对600万茶农的生计造成了损失,就要追究我的责任。我说吸烟致癌,是不是也会因为对烟农的生计造成了损失要追究我的责任呢?其实通过炒作普洱茶越老越好获利最大的是普洱茶商,而不是茶农,如果因为我的言论造成损失,损失最大的也是茶商,而不是茶农。那些昂贵无比的普洱茶都是多年前的老茶,又不是茶农刚种出来的,跟现在的茶农生计能扯上什么关系?

 

有的专家还有点科研人员的样子,知道要用数据说话。云南农业大学茶学院张芳赐教授说:“我们省内相关科研院所会通过更加完备的样本数据采集工作,证实方舟子在数据上的不真实性。”也就是说,先认定了我的数据是不真实的,然后再去采集数据来证明。张教授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知不知道这是科研的大忌?同样要去采集数据的还有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他说:“科研人员要用数据说话。我们将组织国内多个科研单位专家,在全国各个普洱茶重点存茶地区仓库抽样老茶1万份,检验茶叶中到底有没有黄曲霉素,两个月后,以论文说话。”盛校长显然对数据采集和写论文的工作量没有概念,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完成1万分样本的数据采集和检验并写成论文发表,只有一个方法能做到,那就是现在就开始编造数据。

 

也有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采集数据是做无用功。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周红杰称,早在2012年,该校的研究团队就通过模拟发酵实验表明,在普洱茶的发酵过程中,虽然初期黄曲霉能在茶样中生长繁殖,但在后期黄曲霉的生长明显受到抑制,发酵终止时,不产黄曲霉毒素。原来普洱茶的发酵过程这么神奇,这么善解人意,绝不会产生黄曲霉毒素……难怪媒体反复引用周教授的神奇理论。不过周教授的说法存在一个大坑:普洱茶是所谓后发酵茶,在储存过程中还在不断发酵,一直到喝它的时候发酵才终止。难道周教授的意思就是喝普洱茶的时候热水让普洱茶发酵终止?那样当然不会再产黄曲霉素了,但是此前已经有的黄曲霉素还是会被喝下去的。

 

云无心则认为连实验都不用做,从理论上就可以证明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的“概率极低,低到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黄曲霉素的生长条件是黄曲霉作用的基础物必须是含有蛋白类、糖、脂肪为主的物质,虽然普洱茶也有极少量的蛋白、淀粉和脂类物质,但含量实在太少。并且,在发酵过程中,普洱茶中少得可怜的蛋白质被水分解成氨基酸,微量的淀粉又被转化为碳水化合物,更少的脂类物质在厌氧发酵中由于多酶体系的作用转化为醇类物质,成了芳香类物质的一种。由于缺少转化黄曲霉毒素的物质条件,因此普洱茶几乎不可能出现黄曲霉毒素。”

 

这段话几乎一模一样地出现在歌手王芳更早一些发表的文章中。其实是两人都在根据普洱茶商的宣传材料写文章。这暴露了云无心和歌手王芳一样对营养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极度无知。他说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淀粉被转化为碳水化合物,说明他不知道淀粉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云无心也许查完书后会说,这是笔误,想说的是淀粉被转化为单糖。但是单糖不是更容易被霉菌利用吗?就像氨基酸更容易被霉菌利用一样。认为蛋白质转化成氨基酸,淀粉转化成单糖后就不能被霉菌利用,就不会有黄曲霉素,这是无稽之谈。退一步说,假如普洱茶像云无心说的,由于蛋白质、淀粉、脂类含量低就几乎不可能有黄曲霉素,但是他又承认在湿仓条件下普洱茶会有黄曲霉素,难道湿仓保存的时候还往普洱茶里添加蛋白质、淀粉、脂类了?

 

既然普洱茶这么神奇,不可能产生黄曲霉素,那么怎么会有人检测出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呢?除了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引用的两篇国内期刊论文,我后来又查到了五篇国际和国内的期刊论文,现在先把这些检测到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的论文列在下面:

 

论文1:广州某茶叶市场普洱茶中多种生物毒素污染现状调查,《癌变 畸变 突变》 , 2011 , 23 (1) :68-71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了广州市场上的70份湿仓普洱茶样品,发现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论文英文版发表在Journal of Basic & Applied Sciences, 2014, 10, 349-356

 

论文2:渥堆中普洱茶品质形成及陈化中真菌毒素状况的研究,南昌大学食品工程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3

 

从南昌市场采集了60份湿仓普洱茶,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

 

论文3:Development of an HPLC-Base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Aflatoxins in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Properties, 18:842–848, 2015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徐昆龙实验室的论文,抽查了云南5个地区15家茶厂的生普和熟普各1份样品,共30份样品,用酶联免疫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用HPLC法绝大部分查出黄曲霉素。

 

论文4:A high selective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for rapid detection of aflatoxin B1,Talanta 85 (2011) 736–742

 

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抽查市场上几种食品,其中普洱茶样品共5份,用HPLC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最高达59ng/g,比花生中黄曲霉素含量都高得多。稀释10倍后用单克隆抗体法查出4份含黄曲霉素。

 

论文5:荔湾区茶叶批发市场普洱茶中黄曲霉毒素B_1污染调查,《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2014 (14) :2088-2089

 

从广州荔湾区茶叶批发市场共检测普洱茶样品140份,检出阳性8份。其中普洱熟茶82份,检出阳性6份,普洱生茶58份,检出阳性2份。

 

论文6:发酵茶中多种真菌毒素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的测定,《现代食品科技》,2016, 8:322-327

 

抽查广东中山市市场普洱茶样品10份,其中2份查出黄曲霉素B1。

 

论文7:ELISA法测定发酵茶和植物香料真菌毒素的污染,《中国热带医学》,(2011)11: 1381-03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深圳市市售湿仓发酵茶(应该就是普洱茶)60份,其中黄曲霉素B1污染水平超出标准规定限值(20μg/kg)的有10份。

 

面对这些检测出黄曲霉素的论文,为普洱茶站台的人想出了种种辩解方法。最早想出的一个说法是,这些都是湿仓存储的普洱茶,属于保存不当,才会产生黄曲霉素,如果是干仓存储的普洱茶,就不会。这些论文中,的确有三篇(1,2,7)写明是湿仓存储的普洱茶,其他的论文并没有提到普洱茶的存储条件,怎么能都视为湿仓呢?里面有的明显抽查的是干仓,例如论文3抽查的是云南5个地区15家茶厂的普洱茶,难道云南茶厂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保存普洱茶?所谓“湿仓”是人为做旧,加速普洱茶的陈化,也就是说“干仓”普洱茶时间放久了结果也一样,而普洱茶偏偏讲究的是越久越好。就像动物毒理实验,往往是大剂量的,你不能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一下子摄入那么大剂量的毒素就认为毒理实验不能说明问题。

 

在食品发酵过程中,既不严格控制发酵条件,也不接种有益菌群让其大量繁殖抑制有害菌群,靠“天然”发酵,必然容易污染有害真菌。即使是严格控制发酵条件生产出来的发酵食品,长期保存后同样会污染有害真菌。茶叶是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更容易污染。普洱茶号称越老越优质,理论上应该是越容易受真菌毒素污染。不仅是普洱茶,任何后发酵茶(所谓“黑茶”)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退一步说,就算能够找到一个完全抑制有害真菌生长的发酵条件制定出普洱茶储存标准,在茶厂里可以做到,出厂后怎么做到?普洱茶等后发酵茶和其他茶类不同,不烘培干燥、不密封低温保存、没有保质期,出厂后放在商店卖、卖出后放在消费者家里保存,都还在继续发酵,这些储存环境千变万化,怎么可能做到“标准化”保证不会污染有害真菌?顺便说一下,红茶被称为“发酵茶”,这是不准确的通俗说法,和普洱茶不同,红茶的生产过程是不经过微生物发酵的,而是由茶叶自身的茶多酚氧化酶进行氧化,是氧化茶,不是发酵茶。如果红茶在生产、保存时意外发酵了,那就是变质了,在这样的红茶中也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例如2017年抽查过闽北产的红茶,大约7%含有黄曲霉素。变质发酵的红茶或其他茶叶能污染黄曲霉素,普洱茶实质都是变质茶,怎么反而冰清玉洁呢?

 

“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说这些论文能查出黄曲霉素,是因为研究人员故意找污染了黄曲霉素的普洱茶来研究检测黄曲霉素的方法,她大概以为黄曲霉素是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的,不然怎么故意去找呢?还有人举出有的论文没能从普洱茶查出黄曲霉素,来证明普洱茶都不会产生黄曲霉素。这个逻辑很奇怪。我们并没有说所有的普洱茶都含有黄曲霉素,而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和存储方式容易污染包括黄曲霉素在内的各种真菌毒素,有的研究没能发现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并不能以此就否定能检测到黄曲霉素的众多研究。普洱茶的储存环境变化很大,有的适宜黄曲霉生长,有的适宜别的霉菌生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黄曲霉素只是真菌毒素中比较出名、比较引起关注的一种,但是真菌毒素还有很多种。那些没查到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的研究,往往查出了别的真菌毒素。例如,陈君石说国外检测过普洱茶,没检测出黄曲霉素,举了一篇澳大利亚的论文。我查了一下,原来是陈君石没看清楚,那是奥地利,不是澳大利亚(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fungi andmycotoxins from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166 (2013) 316–322)。他们抽查的是奥地利市场上的普洱茶。中国出口茶叶都是要检测黄曲霉素的,超标了就不让出口,所以国外研究人员抽查普洱茶没有查出黄曲霉素是不奇怪的,中国已经给他们把过关了。但是奥地利的这次抽查虽然没有发现黄曲霉素,却发现了另一种致癌物赭曲霉素,含量高得吓人,是咖啡检测标准限值的20倍(因为茶叶检测标准不查赭曲霉素,所以用咖啡检测标准做比较)。这就说明了普洱茶的生产、储存环境很容易受各种有毒真菌的污染,即使没有黄曲霉,也很可能有其他的有毒霉菌。有人用基因序列和代谢物分析方法测过,普洱茶里的真菌至少有390种,细菌至少620种,怎能保证这些微生物都是无害的呢?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最早想到了拿检测方法做文章,声称茶叶(不止是普洱茶)不可能含有黄曲霉素,多年来他们从来就没有在茶叶中检出黄曲霉素,别人能查出来是因为使用了酶联免疫吸附法,容易把本来不含有黄曲霉素的样品判断为含有黄曲霉素,导致假阳性。陈君石、朱毅等人也都跟着这么说,看来也都是根据普洱茶商的宣传材料统一口径。但是上述论文只有2篇用到了酶联免疫检测法,而且用别的检测法做了验证,其他的论文主要是用精确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的(简称HPLC)。在我指出这一点后,云南农业大学赶快开了一个报告会宣布他们最新的发现,声称HPLC检测法也和酶联免疫吸附法一样骗人:

 

“现已证实,茶叶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严重干扰检测结果,酶联免疫吸附法和高效液相法检测茶叶(包括普洱茶)黄曲霉素误检出率100%。国际期刊和国内期刊论文以及近期媒体报道的所有检出黄曲霉毒素的样品都是使用这两种方法。最准确的液质串联法检测普洱茶黄曲霉毒素结果都是未检出。”

 

他们推荐的“液质串联法”更准确的说法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他们说用这种方法都检测不出普洱茶有黄曲霉素,举的例子是奥地利、西班牙的检测结果。我没有查到西班牙的检测结果发表过论文,奥地利的检测结果上面提到了,的确是没有检测到黄曲霉素,但是论文里写得很清楚,用的是HPLC法,而不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陈君石看错了国家名称,还可以说是没看清,而云南农大的人则是干脆连论文都不看,就在那里想入非非了。他们说茶叶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会被HPLC法当成黄曲霉素,奥地利的研究人员用HPLC法却没查出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难道他们检测的是不含茶多酚和茶色素的假茶叶?徐昆龙实验室用HPLC法检测,也有7份普洱茶样品没有查出黄曲霉素,难道检测的也是假茶叶?

 

云南农大的人说所有检出黄曲霉毒素的样品都是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和HPLC这两种方法,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都检测不出来,这也是不查论文就在那里乱说。上述论文4先用HPLC检测出5份普洱茶样品全都含黄曲霉素,之后将样品稀释10倍,用高度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方法检测,有4份检测出黄曲霉素,1份因为本来浓度就低、稀释后低于检测下限值。可见HPLC是相当精确的。论文7虽然研究的是酶联免疫吸附法,但是对检测结果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做了验证,结果吻合。论文6则用的就是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论文标题就写着的。可见即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也是能检测出黄曲霉素的。

 

在这次报告会上,云南农大校长盛军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改良过的酶联免疫吸附法,要用它来检测1万份普洱茶样品。这种酶联免疫吸附法经过了怎么样的改良,别人为什么就要相信它比HPLC法还精确,语焉不详。检测结果既可能有假阳性(没有显示有),也可能有假阴性(有显示没有)。假阴性比假阳性可怕,因为假阳性可以用别的方法验证来排除,而假阴性他们就会当真,不会费心再用别的方法验证。也许云南农大所谓改良酶联免疫吸附法的“优点”就是假阴性?

 

为普洱茶站台的人没法否认至少部分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了,就说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很低,吃了没事。云无心继续高喊着他发明的“谈毒性不谈剂量都是耍流氓”的伪科学口号,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说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很低,往高了算也只相当于从粮食中摄入的总量的1%。“如果你担心喝普洱茶会致癌,那么吃饭导致的致癌风险比它要高100倍!”洪广玉也说,大米、玉米等粮食每天摄入的量大,它们中的真菌毒素污染才是主要风险;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国家标准中对茶叶没有限量要求,说明茶叶中的真菌毒素不是问题。

 

云无心的“往高了算”其实是往低了算,检测出的黄曲霉素含量有比他用的值高得多的,这且不说。关键是,我们不能因为黄曲霉素在发霉的粮食中含量高,而在普洱茶中含量相对较低,就认为可以放心地喝普洱茶而不用担心里面的黄曲霉素。粮食中的黄曲霉素我们当然也应该尽量避免,不要去吃发霉的粮食。市场上的粮食不可能都完全去除黄曲霉素,在一定限值内我们也只好接受,因为我们不可能因此不吃饭。但是我们是可以不喝普洱茶的,普洱茶并不是必需品,喜欢喝茶的人完全可以选择其他风险较低的茶叶品种。云无心、洪广玉将非必需的普洱茶与必需的粮食做对比,认为我们既然不能不吃饭,就没有必要担心普洱茶,这是什么样的强盗逻辑?粮食的生产过程不需要发酵,在生产和储存过程中反而要尽量防止发酵,而且有国家标准和检测部门防止黄曲霉素超标的粮食上市。而普洱茶是发酵食品,不仅不防止发酵还要创造发酵条件,这个过程就容易污染黄曲霉素,而目前并没有国家标准来规范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监管部门也不监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防止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上市,所以喝普洱茶摄入黄曲霉素的风险要比吃粮食的风险高得多。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国家标准中对茶叶没有限量要求,并不能说明是因为茶叶中的真菌毒素量太少,所以不必考虑摄入风险。国家标准中对调味品有真菌毒素限量要求,难道调味品的摄入量比茶叶还大?云无心、洪广玉也拿调味品中黄曲霉素摄入量算一算,肯定远远低于从粮食中摄入的黄曲霉素总量的1%,是不是也要认为从调味品中吃点黄曲霉素没事,要求取消调味品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不检测茶叶中的黄曲霉素,恐怕是因为行业利益,否则很多普洱茶都经不起查验真菌毒素,都得下架。中国出口茶叶是要求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内自己喝的就没要求了,反正中国人命在这些院士、专家眼里不如外国人值钱,对吧?

 

陈君石说国内权威机构的专家算过了,即使天天喝被黄曲霉素污染的茶,全国每年也只是增加370例肝癌,他说,这个只是一个理论数字,消费者即使天天喝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会引起肝癌。陈院士拿致癌风险评估来保证天天喝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会引起肝癌,这也是笑话。且不说致癌风险评估非常粗糙、各家数据不一,他的算法就大有问题。他用的是普洱茶中黄曲霉素含量8.52微克/千克来算的,说这是最高含量。其实普洱茶测出的黄曲霉素有比这高得多的,我上面举的论文4测出的黄曲霉素最高是其7倍,增加肝癌人数岂不是要变成2000多人?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除了污染黄曲霉素,还会污染其他真菌毒素,其中很多也是致癌物,这个风险陈院士怎么算?即使新增加的病例较少,怎么就可以认为不引起肝癌?就认为吃了没事?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黄曲霉素的两份文件中都明确指出,黄曲霉素作为能导致肝癌的致癌物,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摄入,检测标准中规定的限值是为了方便管理设定的,不能把它当成安全剂量。致癌物没有安全值,是个常识。请这些院士、专家回炉去学学教科书。例如李云主编《食品安全与毒理学基础》第236页:“WHO等权威机构规定,对于经流行病学确认的已知致癌物,在制定食品中最大容许量标准时不必考虑最大无作用剂量,而是容许量越小越安全,最好为零含量。”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院士、教授、专家、记者一起高喊“普洱茶黄曲霉素少,吃了没事”的怪事。

 

陈君石说:“不能因为普洱茶可能被黄曲霉毒素污染,就说‘普洱茶不能喝了’,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因为不少食品都可能含有致癌物,难道熏肉、烤鸭都不能吃了,酒也不能喝了吗?如果只要有一点风险就取消一类食品,那么最后我们就没有食品可以吃了。”我从来就没说过某类食品含有致癌物就要取消,我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含有致癌物的食品不一定就一点都不能碰,只不过需要了解其风险,在美味和健康之间做出权衡。”何况有些含致癌物的食品有别的好处,比如少量喝酒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红肉富含某些营养素。对那些对健康没有好处的,或有更安全的替代品的,尽量少碰。普洱茶就属于这一类,因为它即使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物质的话,其他茶叶品种完全可以取代它。当然,普洱茶不会因为被发现含有致癌物就没人喝了。吸烟能致癌是众所周知的,也没见中国香烟市场萎缩。但是管理部门应该规范市场、做好监管。普洱茶出厂前应该检测黄曲霉素、伏马毒素、赭曲霉素等已知致癌物,应该密封包装、应有保质期。至于消费者买了普洱茶后愿意过期保存、饮用,迷信普洱茶越老越好,那是其自由,别人管不着。

 

陈君石、洪广玉一面为奸商站台,说吃点致癌物不会让人得癌症,一面又假惺惺地做为消费者着想状,说要加强监管防止变质的普洱茶进入食品领域。但是普洱茶并没有保质期,连明显发霉长毛的普洱茶他们也引用云南农大的研究说检测不出黄曲霉素,坚决反对在茶叶中监测黄曲霉素,那么请问怎么知道普洱茶是不是变质?怎么监管?根据中国食品安全法,所有的散装和预包装食品都必须标明保质期,只有五种食品被国家标准豁免可以不标保质期:酒精度大于等于10%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味精。这是因为微生物在这类食品中无法繁殖,就不太可能变质。普洱茶既不属于这类食品也不在豁免名单中,不标保质期就是非法的。食品安全领域的院士是在为一种违反食品安全法的食品站台。

 

普洱茶涉及到巨大的行业利益,对它的质疑遭到反弹,甚至遭到封杀,都是意料中的。更会有“专家”、“检测机构”、“专业网站”或者被收买,或者是自愿,为普洱茶茶商站台、洗白。这场争论让人们更看清了那些所谓“科研人员”、“检测机构”、“科普专家”、“科普网站”是怎么无视公众健康,为了商家利益误导公众的。这样的“科研”、“科普”、“辟谣”是要害死人的。

 

2017.9.24.

 

 



对《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张进冒用他人《自然》论文》的澄清和其他

11 06 2019年

昨天发出《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张进冒用他人《自然》论文入选“千人计划”》后,有朋友转来上海药物所赵强研究员的一封邮件,证明南昌大学张进教授在2012-2014年间曾经在该所做博士后研究,那两篇《自然》论文是他在上海药物所做研究的成果,没有冒用他人的论文。既然赵教授做了证明,那就是我搞错了,特此澄清,并向张进教授道歉。

 

我之所以搞错,有几个原因。

 

一是关于张进的报道没有提他曾经在上海药物所做博士后,只提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后。没有料到他在上海药物所的博士后研究才是其最重要的学历。

 

二是当时上海药物所还有一个女张进在读博士。几年前我有过一次失误也是因为没料到匹兹堡大学有过两个都叫李勇的生物医学教授,幸而两个小时后发现、澄清了。

 

三是最重要的,没有料到会有人拿国内博士后的研究作为主要成果去申请“千人计划”。“千人计划”的目的是从国外引进高级科技人才,那么按常理就应该是根据申请者在国外做研究期间的成果来评估。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言,张进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没有做出值得一提的成果,发的论文全都是挂名论文,据此是不太可能评上“千人计划”的,所以才拿在国内时发表的论文去评,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误以为张进是冒用别人的论文,没有想到他其实是拿国内的成果充当国外的成果。如果这样的操作也可以,那么那些曾经在国内发过比较好的论文的人,出国转一圈,不管在国外有没有做出成果,是不是都可以变成“千人”?

 

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件事让我想起了2012年的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冒用论文事件,有些先入为主了。现在把我当时写的文章附后,供不了解那个事件的读者参考。

 

最后,《知识分子》说我是在诽谤张进,显然他们搞不清楚失误与有意诽谤的区别。像《知识分子》那样为韩春雨诈骗国家巨额经费立下汗马功劳而至今无一字道歉,被人指出了无数错误从不更正,对别人揭露造假从不支持,偶有失误就跟捡到宝似的,才是对知识分子的诽谤。

 

2019.6.7.

 

 

附:

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张进冒用他人《自然》论文入选“千人计划”?

 

根据人民网2018年8月30日的报道《南昌大学“80后”特聘教授张进:回母校是想为家乡研发新药》,张进2004年自南昌大学本科毕业,2008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学习生物物理学专业,并于2012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2014年,他又赴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17年5月,张进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当年7月,张进回国正式担任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的特聘教授。该报道称:

 

“张进教授科研成果丰硕。主要成果发表于Nature、Developmental Cell、 Cell Cycle、 Proteins 等国际重要期刊, 其中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上发表论文2篇。”

 

南昌大学新闻网在2018年8月10日发的报道《Nature子刊发表我校张进教授团队重要研究成果》,里面对张进的介绍也说:

 

“近年来先后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ure(2篇)、Nature Communications、PNAS(2篇)、 Proteins(2篇)上发表论文;以共同作者在Nature Communications、Developmental Cell 、Cell Cycle等国际重要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在《自然》发论文,要比在其子刊发论文困难得多,能够在读博士或做博士后期间“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上发表论文2篇”,是非常难得的。以国内高校对CNS(《细胞》《自然》《科学》)的推崇,有这样的发表记录,去国内名牌大学当教授不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却回生物医学研究并非强项的母校南昌大学当教授呢?张进真的在《自然》发表过2篇论文吗?于是我到《自然》网站搜了一下,2005年有一篇Jin Zhang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不过那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Jin Zhang,而当时张进在国内,不可能是他。2006年以来有两篇(也只有这两篇)是Jin Zhang作为第一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

 

Agonist-bound structure of the human P2Y12 receptor

Jin Zhang, Kaihua Zhang, Zhan-Guo Gao, Silvia Paoletta, Dandan Zhang, Gye Won Han, Tingting Li, Limin Ma, Wenru Zhang, Christa E. Müller, Huaiyu Yang, Hualiang Jiang, Vadim Cherezov, Vsevolod Katritch, Kenneth A. Jacobson, Raymond C. Stevens, Beili Wu & Qiang Zhao

Nature volume 509, pages 119–122 (01 May 2014) 

 

Structure of the human P2Y12 receptor in complex with an antithrombotic drug

Kaihua Zhang, Jin Zhang, Zhan-Guo Gao, Dandan Zhang, Lan Zhu, Gye Won Han, Steven M. Moss, Silvia Paoletta, Evgeny Kiselev, Weizhen Lu, Gustavo Fenalti, Wenru Zhang, Christa E. Müller, Huaiyu Yang, Hualiang Jiang, Vadim Cherezov, Vsevolod Katritch, Kenneth A. Jacobson, Raymond C. Stevens, Beili Wu & Qiang Zhao

Nature volume 509, pages 115–118 (01 May 2014)

 

网上查到的张进的英文简历也列出了这两篇论文,而且排在其论文发表记录的最前面,是其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这应该就是那两篇新闻报道提到的“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上发表论文2篇”。但是此张进非彼张进。这两篇论文的作者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张进,是女的,而南昌大学的张进是男的。

 

实际上,南昌大学的张进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的发表纪录非常糟糕,没有发表过任何第一作者的论文,只发表过三篇作为很不重要的中间挂名作者的论文,一篇是第6作者(PNAS,2017),一篇是第9作者(Developmental Cell,2016),一篇是第15作者(Nature Communications,2017)。此外,他在名古屋大学读博士时在Proteins上发表过两篇第一作者论文。

 

以这样的发表记录,不要说入选“千人计划”,连去国内普通大学当普通教授都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去冒用同名同姓的别人的论文:除了两篇《自然》论文是冒用药物所张进的,报道中提到的Cell Cycle论文也是冒用药物所张进的。这样的玩法,在名牌大学很难糊弄过去,所以他就只能拿着辉煌的“论文发表记录”去蒙骗南昌大学。

 

敢这样骗的学术骗子不止张进一个。2012年7月27日,我揭露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冒用耶鲁大学助理教授卢俊的七篇高档次论文入选“青年千人计划”,当天,陆骏就被“千人计划”办公室除名,北京化工大学很快也将陆骏开除。有此先例,张进还敢这么骗,可谓胆大包天,“千人计划”办公室、南昌大学会如何处理,我们拭目以待。

 

2019.6.6.

 

一次快速学术打假纪录——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冒用论文事件

 

昨天下午2点半,我一上网就收到一大堆电子邮件、微博私信向我反映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陆骏冒用耶鲁大学遗传学助理教授卢俊的论文。这件事最早是有人在国外“未名空间”BBS网站上捅出来。陆骏知道后把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院网站上的简历中的论文列表给删了,但是在北京化工大学网站的其他简历中还能找到。陆骏在其简历中共列出七篇论文:

 

Nature 2005, 435:834-82

Nature 2005, 434:338-45

Nat Genet, 2007,39:673-7

Dev Cell, 2008, 14:843-53

PNAS, 2007, 104:19971-6

PNAS, 2008, 105:15535-40

PNAS, 2010, 107:14229-34

 

对生物学界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生物学领域高档次期刊的论文,如此集中在一名国内大学教授身上是很罕见的,令人难以置信。我把这些论文一一查出来核对,可知论文作者中的Jun Lu现在在耶鲁大学当助理教授。两个人的学历、工作经历、长相都不一样,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以很容易确定是北京化工大学陆骏利用姓名拼音相同之便,盗用了耶鲁大学卢俊的论文。我们以前也发现过类似的情况。例如2006年我发现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盗用我的同班同学刘宏的一篇论文(因为两人在论文中的署名都可简写为Liu H.),后来刘辉被清华大学悄悄开除。但是冒用这么多的论文,而且都是高质量的论文的,还是第一次遇见。而且陆骏能入选“青年千人计划”,显然靠的是这些盗用论文,性质就更加严重了,应该即时制止。

 

所以我在核实后,在下午3点16分发了一条微博公布了此事。为确保这起严重造假事件能及时引起管理部门的注意减少国家损失,我又给负责千人计划的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反映情况。他们非常重视,马上调查,查出结果后又立即找部长批示,在5点22分就在千人计划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取消陆骏“青年千人计划”的告示。

 

中组部处理速度那么快,北京化工大学也不敢怠慢了,在晚上9点39分在网站上发了一则声明,开始调查陆骏。学校要走程序,到今天下午4点37分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经调查核实,陆骏在求职应聘及申请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人选的过程中,盗用他人(姓名拼音字母相同)学术文章,伪造经历,属于严重学术不端行为。陆骏本人已承认上述造假事实。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经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教职工行政纪律处分委员会讨论,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给予陆骏开除处分,解除聘用合同。”

 

中组部、北京化工大学处理速度这么快,前所未有,我也有点意外。与其他高校对学术不端的举报能拖就拖,迟迟不予调查、处理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如果没有中组部快速取消陆骏青年千人计划的资格,北京化工大学也未必能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所以在中国能否处理学术不端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政府主管部门是否作为。

 

这个事件也再次暴露了国内在聘用海外人才方面存在着把关不严的漏洞,低级的骗术都可以糊弄过去。其实这件事有些学界常识就应该起疑才对。以陆骏出示的论文发表记录,他可以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当教授(被他冒用的卢俊就去了耶鲁),即使回国也可在国内生物研究最强的大学当教授,怎么可能去北京化工大学?不管北京化工大学在其他领域的声望如何,它毕竟不是国内生物研究的重镇。为什么决定聘用陆骏的专家、评委不觉得蹊跷?

 

像厦门大学傅瑾使用假文凭、北京化工大学陆骏冒用别人论文获得高待遇、国家资助的,应该是涉嫌犯罪了,是否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2005年一个名叫刘志刚的自考生冒充北大博士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当成高级人才引进,获得4万元安家费、一套住房,事发后被以诈骗罪判刑3年零6个月。对获益这么小的底层人员处罚严厉,为何对靠诈骗获益大得多的海外人才反而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不是现代版的“刑不上大夫”?

 

2012.7.28

 

 

 



再说“科学组织有祖国”

5 06 2019年

我前几天在文章中谈到,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简称IEEE)是在美国纽约州注册的美国非赢利性组织,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它限制华为员工参与其旗下期刊的审稿、编辑,是作为美国组织对美国政府把华为列入黑名单而做出的相应举动。昨天IEEE发表声明,取消了对华为员工参与审稿、编辑的限制。有人说我被打脸了。其实这些人没有仔细去读IEEE的声明。IEEE的声明说得很清楚,他们请示了美国商务部之后,才取消了对华为员工的限制。也就是说,IEEE一开始限制华为员工,是出于对美国商务部对华为禁令的理解,之后取消对华为员工的限制,也是向美国商务部请示的结果,自始至终都表明IEEE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禁令,正说明它是一个美国组织。

 

饶毅说IEEE是分支出问题,总部现在纠偏,称赞IEEE领导有骨气,敢于抵制川普及其代表的种族主义。这实在是莫名其妙。一开始关于限制华为员工的声明就是IEEE总部发出的,并不是分支出问题。如果IEEE领导有骨气,怎么会先去请示美国商务部,得到澄清后再“纠偏”呢?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IEEE至今还把伊朗等5个国家列入受全盘制裁的名单,把15个国家或地区列入有机构或个人受制裁的名单,指出在与他们打交道之前要联系法务部门,这算不算有“骨气”呢?饶毅认为一个科学机构的领导要有骨气对抗法律、法令,不知如果中国政府把国外某个机构列入黑名单的话,饶毅自己是否有骨气让北京大学理学部继续和该机构合作呢?

 

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周志华教授声称,IEEE不是美国组织,而是在美国注册的国际组织,提议IEEE改到瑞士之类去注册。周院长据说还是IEEE的会士,原来连IEEE是什么性质的组织都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地加入了。IEEE是什么性质的组织,IEEE的法律顾问Claire H. Topp今年3月给IEEE标准委员会的新成员做培训时讲得很清楚:“IEEE是一个受纽约法律管辖的纽约非赢利机构”、“是一个受美国法律管辖的美国机构”(IEEE is: – A NY not-for-profit corporation – governed by NY law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issues (Articles,Constitution, Bylaws, policies, resolutions of theBoard, Operations Manual) – A U.S. corporation governed by U.S. law)。2018年IEEE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佳中型雇主之一(IEEE was rated one of America’s Best Midsize Employers in Forbes in 2018),这条消息现在还挂在IEEE网站首页。IEEE虽然在全球活动,但改变不了其作为美国机构的实质。很多中国人之所以误会IEEE是国际组织,是把其名称缩写的I误以为是Internatioanl(国际),其实是Institute(协会)。即使名称中有“国际”,也只是个表明其国际视野的名称而已,并不真的就成了国际组织。

 

有人说,周志华是人工智能大牛啊,能不比你了解IEEE?我搜了一下,周志华因为涉嫌剽窃、造假几年来多次在新语丝挂号,是不是真的牛本来就有疑问。即使真是大牛,就可以信口胡说改变IEEE的性质?就敢要求把IEEE搬去瑞士?他知不知道,IEEE作为非赢利组织如果在美国解散,财产是要被清算的?即使IEEE发了疯搬去瑞士,难道就不用遵守瑞士的法律?周志华如果真的牛,还不如自己去瑞士成立一个山寨版IEEE,让那些认清了IEEE实质的中国会员退会后有个去处。不过,现在IEEE取消了对华为的限制,这些义愤填膺的中国会员估计就放过IEEE继续当会员了,假装不知道IEEE是美国组织,更假装伊朗等国还在受IEEE制裁不是“政治干预学术自由”。那个曾经发表“郑重声明”准备退出IEEE的北京大学教授张海霞现在不就改口了嘛:“赞赏IEEE的勇气,很高兴学术界回归常识。今后我会继续支持IEEE的各项工作……”难道饶毅这些“山上的朋友”的学术界常识就是听美国政府部门的?继续支持IEEE在美国法律管辖下的各项工作?

 

中国电子学会等十个中国学会联合发表抗议IEEE的声明,宣布“对学术交流政治化的逆流坚决反对,对挑战自由平等学术交流准则的企图坚决反对,对破坏公平公正学术环境的行径坚决反对”、呼吁“确保科学研究无政治化”,说得很好,不过怎么只是针对国外学术组织才这么说呢?对内难道敢不公开“讲政治”?它们的领导显然忘了照照镜子,只有对外宾才表现出饶毅所谓“骨气”。

 

2019.6.3.

 

 



科学无国界,科学组织有祖国

4 06 2019年

近日国内网上流传一封信,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简称IEEE)旗下期刊发函给各位编辑,信中说由于华为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黑名单,期刊不能再找华为员工审稿。这封信据称震惊国内学术界。有说美国政治干预学术自由的,有说科学没有国界从此成了笑话的,还有中国大学教授为抗议,宣布退出IEEE期刊的编委会,例如北京大学张海霞、清华大学刘奕群,刘奕群甚至禁止学生给IEEE期刊投稿。杜克大学华人教授陈怡然称,以后估计还要禁止华为员工投稿、担任协会职务、赞助会议了,建议欧洲、亚洲另搞一个IEEE。

 

这些人似乎都没有去看此前IEEE的声明。IEEE的声明里说得很清楚,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机构人员可以投稿,可以组织、参加、赞助活动,可以担任编辑、协会职务,但是不能参与与技术有关的非公开会议,不能接触未被接受发表的来稿,来稿被接受后才可以参与编辑和审稿。这是作为美国机构遵守美国法规出于保密要求有所限制。虽然来稿的内容是准备公开的,但是期刊决定发表之前是保密的,审稿人不能公开来稿、不能利用来稿中未公开的内容,有的不道德的审稿人正是利用审稿的机会窃取投稿者的成果。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就不能接触保密资料,被美国政府制裁的国家的人甚至不能与IEEE有关系,以前一直是这样,不是现在才有。只不过这次有著名中国公司也被列入,国人才如梦初醒。

 

虽然IEEE在中国被称为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但它并不是根据国际公约成立的国际组织(英文名称里的I是Institute“协会”,不是International“国际”),而是在纽约州注册登记的美国非盈利机构,是1963年由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和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合并而成的,只不过也接纳外国会员。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组织有祖国。IEEE作为美国机构,就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就像中国机构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一样。试想,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敢不遵守中国法律吗?敢以“科学无国界”为由与被中国政府制裁的机构、个人有联系吗?以前有很多中国教授以成为IEEE会员、编委、会议组织者为荣,也许有的人误以为IEEE是国际组织,现在知道了它是要受美国法律管辖的美国组织,是不是应该退出?光是退出编委会,还是不够的。为了抗议,应该彻底退出IEEE,像陈怡然建议的那样,山寨一个CIEEE嘛,那比搞技术“备胎”容易多了。不要只是在网上做爱国状,却连个会员都舍不得退。前一阵有中国科学家成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国内媒体大大吹嘘了一通,其实美国科学院也是要受美国法律管的,是不是也该退出?

 

至于学术自由,那也是有边界的,是受到法律、道德约束的自由。对此中国科学家应该比美国科学家更有体会,就不要把自己当外宾了。倒是刘奕群教授禁止学生给IEEE期刊投稿,那才是侵害了学生的学术自由。

 

2019.5.29.

 

 



中国药监和美国药监谁更靠谱?

24 05 2019年

发生过无数丑闻的中国药监和美国药监相比谁更靠谱,本来不是个问题,却有人把它变成了问题。有一个学怎么给食品打出泡泡出身、现在在中国推销“云式健康奶茶”的“食品泡泡博士”云无心,几年前曾经因为给胶原蛋白保健品站台,被我痛批过。今天在《知识分子》上见到他的一篇演讲稿,发现他摇身一变也要批保健品了,但其演讲中不懂装懂、信口开河之处依旧比比皆是。例如,其演讲之中有个部分,专门讲“中国保健品监管思路比美国的靠谱”。他是怎么得出这个惊人的结论的呢?按他的说法,FDA不监管膳食补充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只需要厂家自己保证,向FDA备案,就可以上市销售,有效无效都是厂家说的,消费者相不相信你们自己决定。而中国的保健品需要经过审批,也就是商家提交资料、食药监审查、批准之后,厂家才可以宣称特定的功效。所以云无心就认为中国药监要比美国药监靠谱了。

 

由于保健品利益集团对美国国会立法的影响,的确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保健品的监管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么是不是FDA对保健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完全不做监管,有效无效都是厂家说了算呢?绝对不是。FDA对保健品的监管和对药品的监管不同,它不审核、批准保健品的上市,但是保健品上市后就要受到FDA的监管。有效无效绝不是厂家说了算的,恰恰相反,保健品被允许不经过审批就在美国上市的前提是,不能宣称有效,必须声明不用于诊断、预防和治疗疾病。如果一种美国保健品敢像中国保健品那样吹嘘能够预防、治疗疾病,那么就有可能受到FDA的警告、处罚。例如今年2月,FDA向多家保健品公司发去警告信,因为他们宣称其保健品能够治疗阿尔茨海默症。保健品如果宣称其保健品有疗效,还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当成是做虚假广告而加以处罚,这在以前多次发生过。

 

FDA也不是不管保健品的安全性。如果一种保健品成分被发现安全性存在问题,FDA就会命令其下架、退市。例如中药在美国都是作为保健品上市的,但是FDA不允许含有马兜铃酸成分的中药上市。今年2月FDA局长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总结了FDA对保健品的监管:“对膳食补充剂我们的第一要务是确保其安全。毕竟,FDA的职责是保护消费者免受有害产品的危害。我们的第二要务是维护产品的完整性:我们要确保膳食补充剂含有其标识含有的成分,没有别的成分,而且那些产品是根据质量标准始终一致地生产的。我们的第三要务是帮助做出知情决定。我们要造就这样一种环境,消费者和医疗健康专业人士在推荐、购买或使用膳食补充剂之前能够做知情决定。”(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statement-fda-commissioner-scott-gottlieb-md-agencys-new-efforts-strengthen-regulation-dietary )可见,FDA并非对保健品撒手不管,那是云无心对FDA的无知和污蔑。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药监对保健品的监管是否靠谱。中国药监对保健品的监管和美国不同,保健品上市前需要经过审批、获得批号。表面上似乎和对药品的监管一样严格,而实际上食健字批号非常容易获得,申请了就会给。对保健品的审批本来也很难像药品那样严格,否则就可以作为药品而不是保健品上市了。一种东西之所以作为药品而不是保健品来卖,往往就是因为其功效是没有被证实的,甚至是已知无效的。但是中国药监给保健品批号,允许保健品宣称有功效,却让保健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误导消费者以为这些保健品真的有效。例如,虽然云无心曾经为胶原蛋白保健品站台,但只要有生物化学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胶原蛋白保健品是不可能有任何功效的,然而中国药监不仅大量地批准胶原蛋白保健品上市,而且批准胶原蛋白保健品具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这不是和保健品厂家一起欺骗消费者吗?这种欺骗行为,在云无心口中居然认为比美国药监更靠谱,看来云无心虽然改打了批保健品的招牌,却不改为保健品站台的本性。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云无心会认为中国药监更靠谱,因为他在中国推销的“云式健康奶茶”在美国是不可能擅自贴着“健康”标签的,因为FDA不允许,而中国药监就不会管了。

 

2019.5.15

 



要“赛先生”还是要“古先生”?

20 05 2019年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饶毅主办、潘建伟主编的《赛先生》发表台湾“科学文化人”江才健的文章《五四一百年,科学启蒙再评价》。《赛先生》及其姐妹刊《知识分子》一向就喜欢发表“科学文化人”唱衰科学的文章,以前是发表大陆“科学文化人”的,现在发表台湾“科学文化人”的,倒也一以贯之。按饶毅的看法,吴国盛等大陆“科学文化人”比我更懂科学,因为已经上山当了哲学教授了嘛。江才健不知是不是饶毅“山上的朋友”,但《赛先生》能重磅推出其大作,即使不在山上,想必也已在山腰,非我等在山下的可比。

 

江才健的文章用语“古雅”(例如他一再说“我人”如何如何,不知具体何指),论证颠三倒四,我努力看了三遍,才大致搞明白他的论证思路。别以为这是台湾文化人的文风,台湾文人写文章写得通顺晓畅的多得是。不管怎样,这篇文章的结论倒是很清楚,那就是:反对科学启蒙,呼吁走出对“科学的迷思”,倡议“文化的复古更新”,以中国古代的“格致”代替科学。

 

江才健声称科学在现在危机四伏,列了两条理由。第一条说科学虽然讲实证,其实并不客观;第二条说科学只能解决“线性简明”的问题,不能解决“复杂多因”的问题,“只见表征,未识症结”。江文为此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物理科学的例子,说“公认二十世纪物理科学最辉煌成就的量子力学”“难谓完备”,成就有限,物理学家不可能发现物理学终极答案。据说这是杨振宁说的。然而江才健又说费曼并不同意杨振宁的看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听杨振宁的而不听费曼的?就因为江才健认为杨振宁比费曼伟大?对科学的看法谁更正确难道要来比谁更伟大?江文举的第二个例子更为奇怪,是生命科学的,说“临床前研究”的生物医学实验结果经常不能重复,可见不客观。实验不能重复有很多原因,例如实验具体方法存在问题,甚至实验人员有问题(韩春雨式的不能重复),也正因为不能重复,所以才被认为不客观,就不会得到承认,怎么江才健反而因此认为整个科学都“不客观”呢?如果科学“不客观”,还要重复实验干什么?之所以强调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不就是为了消除主观偏差,不就是为了客观性吗?

 

退一步说,即便科学不够客观,不能解决“复杂多因”的问题,难道江才健推崇的古代“格致”就更客观,就能解决“复杂多因”的问题?难道“格致”能让量子力学变得完备,能够让物理学家发现物理学终极答案?难道“格致”能让生物医学实验从此都能重复出结果?否则江才健为什么要“我人”放弃科学,回归“格致”呢?

 

江才健说:“合乎科学的也许好,也许不好,不合乎科学的未必不好,也许更好。”那么,怎么算“好”,怎么算“不好”,“好”与“不好”、“更好”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江才健说了算?饶毅说了算?还是潘建伟说了算?

 

科学当然不是万能的。然而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我们之所以要欢迎“赛先生”,是因为科学是人类能够掌握的最可靠的认识方法。科学做不到的,没有理由相信用其他方法能够做到。科学有不足、有极限,推不出不合乎科学的反而“也许更好”。如果有人因为嫌汽车开得不够快,就认为坐牛车“也许更好”,这种人大概要被怀疑其脑子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科学文化人”最擅长的就是这种“牛车思维”,还觉得自己很“牛”,可以站在高处给科学指点迷津,虽然他们其实对科学不过是无知无畏。

 

如果饶毅、潘建伟也是这种“牛车思维”,也认为科学已经危机四伏,回归古代的“格致”“也许更好”,那么希望他们以身作则,从此放弃科学研究,改而从事“格致”研究,不要糟蹋几千万乃至几亿元的科研经费。也请他们给《赛先生》换个名字,改成《古先生》更恰如其分。在“五四”之际,以“赛先生”的名义发表提倡反科学的长篇大论,是对“赛先生”的侮辱。

 

2019.5.6.

 

 



假“海归”就该被处理

3 05 2019年

最近美国得州大学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处理了三名华人教授,其中两名被迫辞职,一名被开除。此外该校还有一名华人教授在接受调查。这些华人教授原先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当教授,后来又同时在中国大学当教授。网刊《知识分子》对这些华人教授被处理很不满,认为是华人在美国受歧视,理由是美国也有非华人教授在中国大学兼职,但是并没有被处理。

 

大概我算不上“知识分子”吧,实在想不明白这事怎么能扯上歧视华人。如果美国大学歧视华人,怎么会让这些中国来的留学生当教授呢?怎么会让那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当教授呢?有无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当教授(即《知识分子》主编饶毅所谓“爬到了山上”),有个别被处理了,就说是歧视?难道为了不歧视华人,无论华人教授干了什么勾当,都不能处理了?非华人美国教授在中国大学兼职的非常少,和华人美国教授在中国大学兼职的相比,少得根本就不成比例。《知识分子》认为凡是在中国大学兼职的美国教授都该处理,否则就是不公,那么是嫌在中国大学兼职的华人教授被处理得还不够多?毕竟,绝大多数在中国大学兼职的华人教授都没有受到处理,受处理的也就这么几个。

 

这几个人被处理,并不只是因为在中国大学兼职,而是因为没有向美国大学告知自己在中国大学兼职,是偷偷在中国大学兼职,这是违反规定的,因为他们是美国大学的全职员工,在其他地方兼职是必须得到校方许可的。而且这些人还有别的违规行为,例如把由其审阅的美国科研资金申请报告提供给了中国方面的人,这些资金申请报告本来应该保密的。

 

《知识分子》有一点说得不错,该受处理的华人美国教授绝对不应该只有这几个,恐怕几十个上百个都不止。这是因为,华人美国教授在中美之间脚踏两只船,两头捞好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一方面在美国大学当着全职的教授,一方面也以“海归”的身份在中国当着全职的教授,而实际上主要时间还是在美国,属于假“海归”,以“海归”的名义获得全职的待遇,拿需要全职投入的中国科研项目,骗取中国纳税人的钱。中国大学当然知道这些人没有真正“海归”,但是也乐于用他们的名义申请国家科研经费,能够学校带来好处,是合谋诈骗。

 

这种现象很早就有了。最早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在2003年年初。当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姚雪彪因为破坏另一个教授实验室做的实验,被学校开除,却被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招去当特聘教授,用他的名义申请了大笔的科研经费,按规定这些经费都是全职回国的人才能申请的,而实际上姚雪彪大部分时间仍然在美国,每年只是去中国一两个月。此事被我曝光后,当时中国科大校方还狡辩说,姚雪彪虽然一年回国只有一两个月,但是回国期间没日没夜地上班,所以可以算是达到全职回国的要求。像姚雪彪这种把一两个月当一年用的假“海归”还多得是,十几年来我们揭露过很多。例如现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潘建伟院士,自2001年起就一再宣布“全职回国”:2002年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时说自己已全职回国,到2009年评“千人计划”时,因为要求是国外教授才能申请,又说自己从没有全职回国,所以又获得了“千人计划”再次宣布全职回国。而实际上潘建伟一直在奥地利上班,直到2012年才真正全职回国。

 

像潘建伟这样曾经多次“全职回国”的华人教授还不少,他十年后终于真的全职回国了还算是好的,很多人是至今还在国外当着中国大学全职教授。我们多次呼吁过中国应该处理这种骗取中国纳税人钱的假“海归”,却从未被采纳。现在由美国方面来处理,逼迫这些假“海归”不得不“毅然回国”成为真“海归”,好得很,应该多处理一些。《知识分子》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其主编饶毅的“山上的朋友”有很多就是这种两头骗的假“海归”,心慌了吧。

 

2019.4.26



做科普岂能害怕对抗

19 04 2019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廖侃教授在杭州做了一个关于转基因争议的演讲,被称为“关于转基因各种问题的一次权威解答”。但是其演讲内容有知识性错误,例如把嫁接说成是杂交育种;有观念性错误,例如说转基因玉米已经吃了二十多年,再坚持吃几年,也许就可以认定它没事了,听上去像是说吃转基因玉米有没有事现在还不知道,大家吃它是在做人体试验;有事实性错误,例如说中国从孟山都公司买了转基因大豆种子,而且还得买他的草甘膦,让孟山都赚了大钱,而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的种植,不从孟山都公司买转基因大豆种子,也不用从孟山都公司买草甘膦,因为草甘膦的专利早已过期,中国是草甘膦最大的生产国,使用的草甘膦都是中国自己生产的。

 

不过这些错误都可以说是小错误,他关于转基因的主要内容还是准确的,也算是在科普转基因,只是反映出这个教授很不严谨。既然是要做科普,又是涉及一个在社会上很有争议的问题,那就应该认真一些,不要想当然,免得传播了错误信息,被反对转基因的人抓住把柄。

 

我在这里不想具体谈科普转基因的问题。关于转基因我已经出了两本科普书,写过大量的科普文章,即使不比廖教授更权威,也比他做得更早、更全面。然而廖教授对我科普转基因的方式颇为不屑。他在演讲中专门用了相当的篇幅评论崔永元与我的争论。他恭维崔永元:“崔永元是一个实话实说的好人,他会去自己挖掘很多问题。一个批评者的存在,可以让行业发展得更好更完善。”在他看来,崔永元的最大问题不过是:“他不是专业人士,他不懂。”廖教授可能没有看过多少崔永元关于转基因的言论,就在那里想当然了。崔永元有意造了那么多关于转基因的谣言,岂止是因为不懂?不止是在转基因方面,在其他方面,崔永元也一贯是谎话连篇,例如针对我和我家人,他就散布了无数谣言。当年我之所以起诉崔永元,就是因为他造谣说我骗钱在美国买豪宅。在北京法院做了和稀泥判决之后,崔永元更肆无忌惮,几乎天天在散布我的谣言,例如说我拿了孟山都一亿元,说我害死了上百条人命必须得死。难道以我的校友自居的廖教授认为这些谣言都是“实话实说”?把崔永元说成是“一个实话实说的好人”,是由于当年他主持过一个叫“实话实说”的电视节目而引起的天大误会。

 

反过来,廖教授认为我虽然懂转基因,但也有问题:“但方舟子的问题在于,他总以对抗的形式来传播科学知识,搞得大家很不舒服。”听上去好像转基因在中国不被接受,我也要承担责任似的。我怎么以对抗的形式来传播科学知识的,廖教授没有举转基因的例子,而是举了我反对坐月子的例子:

 

“比如方舟子说中国人坐月子是扯淡,老外是不坐月子的。大家一听,不坐月子,产假都要搞没了,恨不得一起跳出来反对他。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传统的演变过程,坐月子在现在可能是不必要的,但在以前很有必要。比如中国人说,妇女在月子里不能洗澡,但老外顺产生完孩子第二天就能洗澡。这是为什么?你要考虑一下中国古代洗澡是怎么洗的——没有淋浴,只能在浴盆里坐着。洗澡的水,就算是最干净的井水吧,也不可能水烧开了以后等它凉了再洗,肯定是要往开水里掺凉的井水。凉的井水一倒,细菌又进去了,容易感染,那问题就多了。所以现在条件好了,月子里可以洗澡是对的,古代卫生条件不好,月子里不洗澡也是对的。但方舟子掐头去尾,只讲一半,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攻击。”

 

关于坐月子,我只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坐月子是陋习?》,正是因为担心读者误以为我反对坐月子是在反对产假,在文章中特地说明:

 

“坐月子是受中医文化影响的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陋习。这并不是说产妇不需要休产假。产妇在分娩后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适当的休息辅以合理的饮食和锻炼,是有助于身体的复原的。更重要的是,产假有助于带好新生儿。如果因为迷信坐月子,把自己搞得全身脏兮兮、臭烘烘的,对宝宝也不好。”

 

写得这么明白,廖教授是根本就没有读过我关于坐月子的文章纯属想当然呢,还是有阅读障碍读过了还认为我反对坐月子会让人以为是反对产假?难道为了不让人误解我反对产假,就只好不反对坐月子了?廖教授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先告诉大家坐月子在古代很有必要,再来反对在现在坐月子,大家听着舒服了,就不会有误解了。不知这是什么逻辑?何况廖教授所谓坐月子在古代很有必要,也完全是无稽之谈。廖教授说古代用掺了凉水的洗澡水洗澡容易感染,不如不洗澡,这是缺乏医学常识的不懂装懂。哪怕是用凉水洗澡,也要比长期不洗澡更卫生,更会降低细菌感染的风险。廖教授是不是会因为担心用凉水洗手不卫生,宁愿一直用脏手吃饭?坐月子不洗澡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习俗,国外从来没有这样的习俗,难道古代外国人产妇感染死亡率比中国高很多?还是廖教授以为外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卫生的淋浴洗澡条件?

 

科学思维、科学知识有时会与人们的直觉、固有观念相冲突,所以科普就难免会有对抗。例如,在传统习惯要坐月子、整个社会都在对转基因喊打喊杀时,却要告诉人们坐月子不应该、转基因不可怕,不就是在对抗吗?不对抗还怎么做这方面的科普?不敢对抗、怕挨骂就别做科普,更不要为了讨好公众,打着科普的名义,却散布虚假信息,攻击不怕对抗不怕挨骂的科普者——那不是真科普,而是伪善的伪科普。

 

2019.4.13.

 

 



为什么饶毅没有水平和能力识别学术骗子

18 04 2019年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潘建伟院士又获“国际大奖”了》,想起与潘建伟齐名的中国明星科学家施一公也有收集这种没几个人知道的“国际大奖”的癖好,在我的公众号上重发了我写于2009年1月4日的旧文《施一公的“极高荣誉”》。于是乎惹恼了施一公的朋友饶毅,在其公众号上发了篇文章《为什么方舟子不能准确评论施一公的成就》声讨我,大意是说我只在博士后就离开科学研究,没有当过教授,因此没有能力和资格评价施一公的成就。饶毅嘲笑我说:

 

“在科学的山下,看得见山下的问题,看不见山上的高低。

 

直白地讲:评价科学成就的高度非方舟子力所能及。

 

这二十年左右,方舟子在科学的山下,做了保持科学之山清洁的重要和宝贵的作用。但施一公超过二十年奔向科学的高峰。在科学上,方舟子看不清山上的差别,就如小学同班同学失去进一步教育的机遇后无法胜任博士研究生的评价是一样的。

 

小学教育程度的人也就不会被请来评选优秀博士论文。”

 

看了饶毅这篇文章,倒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能力读懂一篇浅显短文,莫非其阅读理解能力连小学教育程度都不到?我那篇文章有哪一个字评价过施一公的科学成就?我不过是在嘲笑央视新闻联播把施一公获得生物学界多如牛毛的奖项之一“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吹嘘成“生物学界极高荣誉”。既然饶毅也说那只是个“小奖”,对此的看法与我完全一致,他怎么咽不下这口气呢?

 

饶毅指责我“专挑尽可能小的奖项来批评,而不提施一公获得过其他奖项,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瑞典国王颁发的国际结晶学界的Gregori Aminoff奖。”然而施一公获得阿米诺夫奖是在2014年,而我是在2009年写的文章,批评的是央视2009年的报道,连央视都没法穿越到2014年预先吹捧施一公获得这个据说比“极高荣誉”还高的荣誉,我当然更不能。这个“极极高荣誉”究竟有多高呢?饶毅说是“国际结晶学界”的最高荣誉。结晶学是一个很小的领域,类似这样的科学领域至少有几百个,每个都发最高荣誉,那得有几百个“最高荣誉”,比“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又高到哪去?饶毅说那是瑞典国王颁发的,所以就了不得了。当年陈章良获得的“侯赛因奖”还是联合国颁发的呢,按饶毅的逻辑,岂不比阿米诺夫奖更了不得?饶毅当年为什么又说陈章良是“老中青三代学术骗子”的青年代表呢?

 

饶毅说央视吹捧施一公,“错误在于记者。方舟子可以因此批评记者,而不能批评被报道人。”然而,如果不是施一公或其代理人提供信息,央视记者哪知道什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假如错误是记者造成的,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施一公澄清过?对媒体的吹捧坦然受之,被人揭了底就归咎于记者,迁怒于揭露者,这是学术骗子及其帮凶、帮闲的惯用伎俩,二十年来我见得太多也驳斥得太多了,饶毅到现在还把这当成理由来反驳我,这是哪门子的水平和能力?

 

这并不是饶毅第一次斥责我没有批评的资格和能力。这几年来,只要我批了施一公、潘建伟或其他与饶毅在同一个圈子的“明星科学家”,饶毅总忍不住要斥责我没有批评的资格和能力,甚至把我的批评比做崔永元批转基因。

 

但是,我对这些明星科学家的批评,基本不涉及专业评价问题,涉及的是事实和逻辑,与资格和能力无关。我在2008年举报施一公谎称全职回国申请国家杰出青年资金,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参见方舟子《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施一公涉嫌造假》)我批评施一公在美国当教授时反对中国搞经费几千万元的“生物大科学”,回国后却自己拿上亿元经费,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我批评施一公一方面和饶毅一起在美国《科学》杂志发文抨击中国科研经费发放靠长官意志,一方面自己通过私人关系找科技长官要了三亿元科研经费,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我批评施一公迷信人体特异功能,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评施一公院士迷信人体特异功能》)我批评施一公迷信中医,批评施一公做大师状要用“量子纠缠”指导生物学研究,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评施一公“大师”忽悠“生命科学”》)我嘲笑施一公宣称在五年内让西湖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招了一个“佛学大师”当讲席教授,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施一公是骗子的严密证明》《施一公还是不是骗子?》《施一公赶超世界名校的秘密武器》)我揭露潘建伟独吞自己并非负责人或主要完成人的论文,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的论文入选《自然》杂志物理学百年经典了吗?》)我揭露潘建伟剽窃美国物理学家的科学幻想说成是其本人已经实现的技术,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是骗子的严密证明》)我批评潘建伟在央视胡吹墨子的发现启发了量子通信,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墨子的发现启发了量子通信了吗?》)我嘲笑潘建伟的“量子之父”称号,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不是“量子之父”,而是“放量子卫星之父”》)我指出潘建伟得的两个“国际大奖”就是饶毅说的那种“小奖”,需要什么资格和能力?(《潘建伟院士又获“国际大奖”了》)

 

套用饶毅的比喻,我虽然人在山下,但是当饶毅在山上的朋友们吹嘘他们已经满世界飞行时,我也能清楚地看到并指出他们仍然在地面上,又何必跑到山上去才能看个明白?

 

当然,我揭露学术造假,有时的确要用到专业的知识,这时就需要资格和能力。例如15年前我揭露过饶毅的朋友贺福初院士的成名成果是把国外已发现的蛋白质换个名字当成自己的成果,就需要非常专业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知识,而我有这方面的资格和能力。不久前饶毅写了篇文章吹捧贺福初早期做了很重要的研究时,我提醒他那项研究是假的,他却同样认为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评价贺福初。我建议他先去看看我早年揭露贺福初的文章,饶毅却表示他没有兴趣看。也许在他看来,他的资格和能力已经高超到不用看别人的揭露文章,也知道是错的。

 

饶毅和施一公、潘建伟一样很喜欢发明学术规则,这不,他又发明了一条:一个人即使获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后训练,也还只是小学生,没有评价别人的科学成就的资格和能力,要像饶毅一样当上了教授,才有资格和能力。看到饶毅这条高论,我非常同情饶毅手下的博士生、博士后,在饶毅评点科学人物时——这是饶毅一贯喜欢干的——他们是只有洗耳恭听的份的,绝对不敢表示任何不同意见,没有资格和能力嘛。饶毅觉得自己当了神经科学的教授,就相当于成了生物学所有领域的专家,不仅有资格有能力评价施一公做的结构生物学研究,而且有资格有能力评价生物学所有领域的成就:他曾经几次预测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罗列了生物学各个领域他认为值得获奖的成果,名单极长,没有自以为对生物学所有领域了如指掌的自信,谁有这样的胆量?这么说还小瞧了饶毅了,他显然认为自己当上了神经科学的教授,就成了科学所有领域的专家,比如他自认为很了解潘建伟的工作,虽然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学过量子力学的入门课。他甚至曾经当着他的朋友田刚的面当众吹捧田刚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显然也自认为有资格有能力评价数学成就了(参见方舟子《谁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数学家?》)。没当教授,就没有评价资格和能力,当上教授,就什么评价资格和能力全有了,难道教授聘书是个评价执照?

 

    饶毅不过是一名神经科学的教授,对神经科学领域的了解当然比一般人强,但是出了神经科学领域,就未必有超过一般人的资格和能力。他对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了解,就不如我。例如在我批评韩春雨做分子生物学实验不戴手套时,饶毅曾经为韩春雨狡辩,说他自己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就从不戴手套,摆拍了一张不戴手套做实验的照片以示对韩春雨的支持,还说美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做分子生物学实验都不戴手套。他显然不懂为什么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必须要戴手套。

 

    饶毅对自己能当上教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认为从此才有了评价科学成就的资格和能力,然而事实一再表明,他经常在评价别人的科学成就时看走了眼,还不如二十年不做科研的我。例如饶毅及其主编的《知识分子》曾经大肆吹捧过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为韩春雨骗取巨额经费和众多荣誉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我和其他人开始质疑、揭露韩春雨时,很长时间饶毅公开、私下都表示过不屑,认为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评价韩春雨的科学成就,还邀请我去北大生命科学院和他公开辩论韩春雨事件,在我答应下来并安排了日程之后,他又变卦了,因为那时候韩春雨造假已铁证如山了。这时候饶毅及其主编的《知识分子》摇身一变又成了揭露韩春雨的英雄,《知识分子》还因此得了一个“代表媒体界极高荣誉”的年度奖。又如,饶毅曾经称赞全世界唯一一个研究“先父遗传”这一伪科学的河南科技学院刘用生是“中国罕见的有学术精神的学者”,表明他甚至连识别生物学领域的伪科学的能力都没有(参见方舟子《荒谬的“先父遗传”》)。相反地,饶毅却在讲课时一再贬低达尔文的科学成就,甚至嘲笑达尔文没能发现遗传规律是因为智商太低,其实是因为饶毅自己没有看懂达尔文做杂交实验的目的(参见方舟子《达尔文为什么没能发现遗传规律》)。

 

    饶毅为什么会堕落到以当学术骗子的帮闲为荣呢?我想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圈子利益。如果我批评、揭露的是饶毅圈子之外的人,他就认为我有资格和能力,而一旦批评、揭露到饶毅圈子之内的人,我马上就丧失了资格和能力。这个圈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当年学生物的中国留学生中较早当上美国大学教授因此不可一世的“吴瑞学会”圈,一个是现在在中国一起要经费、办大学、上讲坛、互相吹捧的明星科学家圈。不幸的是,这两个圈子的人经常被我批到,每次被批,饶毅就认为我没了资格和能力。第二个原因是饶毅识别和思辨能力都不高,在知人论世时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科学家该有的严密思维。也因此,饶毅在反击别人的批评时不会就事论事,更不会有根有据有逻辑有条理地做具体反驳,只会要来跟人摆资格。饶毅嘲笑我只有“美国高中生、中国大一学生的辩论水平”,却不知他连这种辩论水平都没有,因为他欠缺的,正是基本的逻辑思维训练。他应该放下教授的架子,多去跟学生辩论辩论。

 

201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