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想要制定多少套治疗标准?

11 08 2019年

中医虽然经常吹嘘中医药如何走出国门扬威世界,但又声称中国人是特殊人种所以才应该用中医药。据上海《文汇报》报道,中科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也和中医一样把中国人当成特殊人种,还为此找到“科学依据”:

 

“不能再把国人的健康寄托在他国的治疗标准或指南上了。”“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拿西方人的治疗标准来医治国人,合适吗?”

 

陈院长不愧是中科院院士,一句话就证明了中国人是特殊人种,要为中国人制定不同于西方人的治疗标准。然而陈院长的思想还是不够大胆。“中国人”是政治概念、文化概念,并不是一个有相同遗传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单一群体。中国境内官方认定的民族有56个,这56个民族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拿“中国人”的治疗标准来医治他们,合适吗?是不是还要制定56套针对不同民族的治疗标准?每一个民族也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人数众多的民族。例如汉族,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

 

把汉族分成南方人和北方人还是太简单化了,还应该继续分下去。例如福建人和广东人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是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都是福建人,闽南人、闽北人、闽东人、闽西人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都是闽南人,厦门人、漳州人、泉州人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都是漳州人,各市、县乃至各乡镇、村庄的遗传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不是也要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

 

等陈院长为中国所有人群制定好了治疗标准,任务也还没完,还得想想为海外华人制定治疗标准,因为他们的遗传背景、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做完了这项工作,还得考虑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制定医疗标准。陈院长以“西方人的治疗标准”作为对比,想必以为“西方人”是一个整体。其实不是。就不说移民了,陈院长心目中的西方人应该就是欧裔吧?但欧裔中也有很多民族,遗传背景、生活方式也不同,是不是也要有不同的医疗标准?世界上除了中国人、西方人,还有很多遗传背景、生活方式的人群,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们制定不同的医疗标准?

 

陈院长也许会说,我只管中国人的治疗标准,外国人的管不着。但是在中国境内并不只有中国人,还有来中国工作、生活、旅游的外国人,他们也是会生病的。他们万一在中国生病了怎么办?用什么标准治疗?用中国人的标准,还是不管来自什么国家都统一用西方人的标准?这样做岂不是“虐待”外国友人?所以还是得给他们制定不同的治疗标准。陈院长究竟要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制定多少套治疗标准?

 

陈院长是因为上海交大医学院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关于新药、新治疗方案的论文说这番话的。但是按照陈院长的理论,中国人是特殊人种,在中国医院研究出的新药、新治疗方案只对治疗中国人有价值,对治疗其他人并无价值,研究出来的结果给中国人看就够了,陈院长为何要把论文拿到国外期刊发表呢?如果陈院长的中国人特殊论能够成立,外国研究人员就应该彻底无视上海交大医学院的这些论文,陈院长为何又吹嘘《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影响因子有多高、在上面发表论文意味着“在国际重大新药研发、新治疗方案上有话语权”呢?

 

2019.8.4.

 



从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狗血剧看中国科研怪相

9 08 2019年

最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演了一出狗血剧,其内分泌科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陆炎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前发帖揭露说三年来他给该科室的一名女博士生送车、送房、送珠宝、送硕士论文,还送了5篇SCI论文,结果还是被抛弃。陆炎自杀未遂,据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看了这则消息,我才知道中国医院现在有了专职做科研的研究员。医生的首要职责本来应该是行医,如果有兴趣、有能力再顺带做点科研。但是中国的医生要评职称、获得奖励都要求有论文,这就逼得医生都要去做科研、发论文,科研也成了医生的主要工作,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做科研的医生就只好去造假论文或买论文,这是中国学术造假泛滥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取消对医生的论文要求。那么,医院有了专职做科研的研究员之后,医生是不是就不用做科研了呢?我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网页看了一下,那里的医生从主任医生到主治医生,其介绍里都列出一大堆论文。看来有了研究员,并没有让医生从科研任务中解脱出来。医院设研究员的目的,想必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多地申请科研经费。这家医院申请到的科研经费想必不少,所以研究员的待遇也很高,一个年轻的研究员在上海那种地方居然送得起房子给情人。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陆炎说他送了这名女博士生5篇SCI论文。那名女博士生才是二年级,科研刚刚起步,做生物医学研究是有实验和发表周期的,如果没人送她论文,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就有5篇论文呢?所以陆炎所述应该是实情。所谓SCI论文,指的是被SCI这个论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的论文,中国科研机构特别强调SCI期刊论文,以表明不是在野鸡期刊上发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期刊档次有高有低,我看了一下陆炎说的那5篇论文,档次最高的,是去年在英国《自然·通讯》上发的这篇论文:

 

Proteome-wide analysis of USP14 substrates revealed its role in hepatosteatosis via stabilization of FASN

Bin Liu, Shangwen Jiang, Min Li, Xuelian Xiong, Mingrui Zhu, Duanzhuo Li, Lei Zhao, Lili Qian, Linhui Zhai, Jing Li, Han Lu, Shengnan Sun, Jiandie Lin, Yan Lu, Xiaoying Li & Minjia Tan 

Nature Communicationsvolume 9, Article number: 4770 (2018) 

 

有趣的是,这篇论文有3个第一作者,3个通讯作者。陆炎是3个通讯作者中倒数第3个,那个女博士生是3个第一作者中第3个。大家可能觉得奇怪,第一作者不就是排最前面的作者嘛,怎么冒出三个第一作者呢?生物医学论文的第一作者,本来是指主要做实验的人,该论文的实验大部分是他做的。有时候一篇论文涉及很多个实验,有多人都参与做了实验,其中有两个人很难说哪一个实验做得最多,这时候就会在论文里注明这两个人对论文的贡献相等,都作为第一作者。但是一篇论文有三个第一作者就不可思议了,难道这三个人都分不出谁做的实验多?

 

至于通讯作者,本意就是起通讯作用,让编辑、读者找得到人,一般就由课题负责人来当联系人,因此通讯作者就演变成了论文的负责人。这篇论文声明了负责人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谭敏佳,那么由他担任通讯作者就可以了,但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李小英、陆炎却也都是通讯作者,难道是怕编辑、读者联系不上谭敏佳,有两个备份?

 

当然不是。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之所以经常出现多个第一作者、多个通讯作者,与中国特殊的考核制度有关:一篇论文,只有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才算数,其他的共同作者都不算。所以论文作者都要争当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数量就膨胀了。一篇论文有3个第一作者、3个通讯作者已经不算多了,我见过有4个、5个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最夸张的有一篇论文13个作者全部都是第一作者(注明“所有的作者贡献相等”),当然这都是中国科研人员的杰作。多年前我就预言过,以后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前面一堆第一作者,后面一堆通讯作者,其他作者没了。

 

我原以为这么干只是为了对付考核,现在才知道,原来还便于送论文。以前送论文的都是送挂名作者,不实用了,要送就送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反正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想要几个就可以有几个。在这方面,中国科研人员的智慧是无穷的。

 

2019.7.26

 

 



当你听说“三峡大坝变形”

12 07 2019年

最近出了一门根据谷歌卫星地图研究大坝状况的学问:国外有华人在研究谷歌卫星地图时发现,三峡大坝严重变形,变得歪歪扭扭,还制作了一个视频来展示其研究成果。著名“口水工程师”王维洛因此对轮子功办的报纸《大妓院》侃侃而谈,“科学”地证明为什么三峡大坝会变形,即将坍塌。国内官方媒体很快辟谣,说那是谷歌卫星照片拼接导致的失真,并出示国内卫星拍摄的高清照片,以证明三峡大坝笔直得很。国内媒体其实没什么公信力,有时候越辟谣越让人相信谣言。虽然有卫星照片为证,但那并不是像谷歌卫星地图那样公开可查的,谁知道会不会是修改过了再放出来的?

 

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既然卫星图片不可信,那就去找找航拍或者站在高处拍的三峡大坝照片。网上能找出不少,都没有变形的迹象。问题是这些照片或者拍摄时间不详,或者照片来源不能让人信服,不足以让“口水工程师”接受。大概只要是国内来源的照片、资料,他们都是不会接受的。对他们来说,谷歌地图才是最权威的,不可能伪造的。

 

那好吧,我们就用谷歌地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只盯着三峡大坝不放,也不要只盯着中国的大坝——有人说,从谷歌卫星地图上看葛洲坝也变形得厉害,那只能被认为中国所有著名大坝都坍塌在即,怎么能证明谷歌卫星地图不足信呢?所以还要看看其他国家的大坝。例如美国的胡佛大坝。咦,从谷歌卫星地图上看,怎么胡佛大坝也和三峡大坝一样严重变形?世界末日要到了吗?请王维洛也用“科学”证明一下,然后赶快通知美国媒体,揭露美国政府隐瞒胡佛大坝即将坍塌的真相。

 

这些“口水工程师”也许受过一些工程方面的训练,会口吐几个术语吓唬人,但是很显然没有受过恰当的科学训练,否则在下结论之前,就应该想到会不会有对照能否定其观点。大坝变形是不是卫星图片拼接引起的失真,其他大坝的卫星照片就是一个合适的对照。然而正如对照临床试验结果说服不了迷信保健品、中医的人,再合适的对照也改变不了有成见的人。你以为他们真的在乎三峡大坝的现状吗?当然不是。最新的进展是,《大妓院》声称,国内官方专家在辟谣之后,又改口承认三峡大坝坝体变形,处于弹性状态。然而查官方专家的原话,他们说的三峡大坝坝体变形,指的是几毫米范围内的变化,如果这样的变化能用肉眼看出来,莫非“口水工程师”长着一双氪金眼?

 

2019.7.7.

 

 



四川大学魏于全院士造假比预料的还大胆

12 07 2019年

我发出《四川大学魏于全院士造假越来越大胆》后,收到一名读者来信,向我反映魏院士团队近年来发表的论文还有4篇也存在用PS代替实验的造假情形。经我核实,反映属实。这4篇论文是:

 

Cell Death Dis. 2016 Oct 20;7(10):e2428. 

ZNF32 contributes to the induction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by regulating TGF-β receptor 2 signaling in lung adenocarcinoma.

Li J, Ao J, Li K1, Zhang J, Li Y, Zhang L, Wei Y, Gong D, Gao J, Tan W, Huang L, Liu L, Lin P, Wei Y.

 

其Fig.2B b第1行第1张图和Fig.3B e第2行第1张图截取自同一张图,Fig.2B b第2行第2张图和Fig.3B e第2行第3张图是同一张图,Fig.2B b第3行第2张图和Fig.3B e第2行第4张图是同一张图。这是不同实验,不可能出现一模一样的结果图,所以是靠复制图片造假(下同)。

 

Sci Rep. 2015 Mar 19;5:9288. 

ZNF32 inhibits autophagy through the mTOR pathway and protects MCF-7 cells from stimulus-induced cell death.

Li Y, Zhang L, Li K, Li J, Xiang R, Zhang J, Li H, Xu Y, Wei Y, Gao J, Lin P, Wei Y

 

Fig.1D d第3行第1张图和Fig.2D d第4行第2张图截取自同一张图。

 

Sci Rep. 2016 Aug 10;6:31408. 

Menopause-induced uterine epithelium atrophy results from arachidonic acid/prostaglandin E2 axis inhibition-mediated autophagic cell death.

Zhou S, Zhao L, Yi T, Wei Y, Zhao X.

 

补充材料Fig.6b 第2行第2张图和第3行第2张图是同一张图。

 

Sci Rep. 2017 Sep 6;7(1):10737. 

Cholesterol-modified Hydroxychloroquine-loaded Nanocarriers in Bleomycin-induced Pulmonary Fibrosis.

Liu L, Ren J, He Z, Men K, Mao Y, Ye T, Chen H, Li L, Xu B, Wei Y, Wei X.

 

Fig.4A a的第2行第1张图和最后1张图截取自同一张图。

 

这种拙劣的造假一旦被发现,造假者的借口都是放错了图。例如魏于全团队的这篇论文:

 

Sci Rep. 2015 Sep 23;5:14421.

A whole-cell tumor vaccine modified to express 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duces antitumor immunity against both tumor cells and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hen M, Xiang R, Wen Y, Xu G, Wang C, Luo S, Yin T, Wei X, Shao B, Liu N, Guo F, Li M, Zhang S, Li M, Ren K, Wang Y, Wei Y

 

国外揭露论文造假的网站pubpeer曾在2017年揭露这篇论文的补充材料Fig. S2的第2行第3张图和第3行第3张图是同一张图。魏于全当时辩解说是放错了图片,更换了图片。但是最近pubpeer发现魏于全换上的新图片同样是靠图片造假制成的,只不过巧妙了一点,复制后做了180度翻转,不容易看出来了。不知魏于全对此又有何辩解?换错了图片?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3篇造假论文,魏于全和其妻子赵霞是共同作者,赵霞是通讯作者;第4篇造假论文,魏于全和其女儿魏霞蔚是共同通讯作者。真是造假世家,PS大法是其传家宝。

 

魏于全之所以造假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拙劣,因为十三年前的风波已让他知道即使被揭露出来也不会被追究,更有同一利益集团的人主动出来为其洗白。他们对揭假者的愤怒远远超过对造假者。我前面的文章发表后,就有一些人出来替魏于全辩护,怒斥我“外行”、“炒作”、“碰瓷”。这种洗白方式一点儿也不新鲜。十三年前我揭露魏于全造假的时候,不仅有饶毅“山上的朋友”120人联署公开信认为我们无权揭露魏于全,更有一个饶毅“山上的朋友”嘲笑我脱离科研太久所以看不懂魏于全的论文,愿意向我提供实验室空间让我学习新技术呢。难道是要我去学习PS技术?这种以PS代替实验的技术,是中国科研人员为世界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的确是我不懂的。

 

2019.7.4.

 

 



四川大学魏于全院士造假越来越大胆

7 07 2019年

13年前,时任四川大学副校长的魏于全院士被揭露多篇论文存在造假,魏院士以“原始数据属于学术秘密”为由拒绝向质疑者出示原始数据,四川大学当然为其保驾护航。此后魏院士掌握的科研资金越来越多,开公司获得的股权越来越大(据报道有3亿多元),继续着名利双收的伟大事业。魏院士当四川大学副校长一直当到2017年才因为年龄过大下台,只是继续当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此后魏院士团队发表的论文时不时又被发现有假。即使在他不当副校长之后,余威犹在,依然没有收敛。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国外揭露论文造假的著名网站pubpeer揭露出魏院士团队2018年发表在Oncotarget上的论文Betulinic acid impairs metastasis and reduces immunosuppressive cells in breast cancer models有3张图是用PS代替做实验,不同的实验结果用的是同一张图片,只不过裁剪了不同部分,甚至懒到同一张图片裁剪了几次用于显示几个实验结果,都是裁剪成圆形的伪造是培养皿图,被讽刺是用圆形模具“切饼干”。

 

魏院士团队狡辩说这是学生处理图片出错,原始数据是没问题的。我们很难想象什么样的图片处理会用到“切饼干”的裁剪方式,难道是切着玩的?至于原始数据究竟是什么样的,外人是别想看到的,“学术秘密”嘛。

 

魏院士今年60岁了,到了该把名利双收的伟大事业交给下一代的时候了。他的女儿魏霞蔚在魏院士的亲自领导下,于2015年获得四川大学博士学位,然后留校,很快升为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魏院士“肿瘤治疗”的未竟事业。最近魏霞蔚以项目第一完成人的身份获得2018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第二完成人是魏院士的妻子赵霞。为了扶持女儿,魏院士很谦虚地没有把自己列为项目完成人。

 

然而魏霞蔚不过毕业才三年,虽然以前魏院士发表论文时经常把魏霞蔚名字挂上,但作为主要完成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毕竟太少。然而这难不倒魏院士,一声命下,其学生、下属纷纷声明将自己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转让给魏霞蔚、赵霞用于报奖,自己不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

 

有人说,在国内这种做法很正常啊,报奖人数有限,论文第一作者没能参与报奖,就要声明同意让论文其他主要完成人拿去报奖。如果是魏院士本人要报奖,他是论文通讯作者,别人无话可说。但是魏霞蔚、赵霞是这些论文的主要完成人吗?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论文:

 

Liposomal quercetin efficiently suppresses growth of solid tumors in murine models.

Yuan ZP, Chen LJ, Fan LY, Tang MH, Yang GL, Yang HS, Du XB, Wang GQ, Yao WX, Zhao QM, Ye B, Wang R, Diao P, Zhang W, Wu HB, Zhao X, Wei YQ.

Clin Cancer Res. 2006 May 15;12(10):3193-9.

 

该论文魏霞蔚不是作者,赵霞是挂名的倒数第二作者。

 

Anticancer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polymer micelle-encapsulated quercetin on ovarian cancer.

Gao X, Wang B, Wei X, Men K, Zheng F, Zhou Y, Zheng Y, Gou M, Huang M, Guo G, Huang N, Qian Z, Wei Y.

Nanoscale. 2012 Nov 21;4(22):7021-30.

 

此文魏霞蔚是不能算主要完成人的第三作者,赵霞不是作者。

 

Active immunogene therapy of cancer with vaccine on the basis of chicken homologous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Su JM, Wei YQ, Tian L, Zhao X, Yang L, He QM, Wang Y, Lu Y, Wu Y, Liu F, Liu JY, Yang JL, Lou YY, Hu B, Niu T, Wen YJ, Xiao F, Deng HX, Li J, Kan B.

Cancer Res. 2003 Feb 1;63(3):600-7.

 

此文魏霞蔚不是作者,当时她还只是成都外国语学校的初中生。赵霞是挂名的第四作者。

 

所以这是把自己作为挂名作者甚至连作者也不是的论文侵吞了作为自己的成果报奖,即使论文主要完成人同意转让,也改变不了侵吞的事实,因为论文是不能转让的。

 

魏院士十几年前被揭露造假时虽然掀起很大风波,但安然无恙,自然胆子越来越大。虽然年年讲对学术造假要“零容忍”,实际上监管机构一直在忍,造假者地位越高,越容易被忍。何况已经爬到院士、校领导位置,就更有同属一个利益集团的人为其洗白。当年魏院士被揭露造假时,饶毅校长“山上的朋友”几乎倾巢而出,联署公开信为其辩护,反过来指责我们是在搞“网络文革”迫害魏院士。饶校长这些“山上的朋友”有的当时就已被证明本身就是造假者,后来又陆续被发现是造假者,我相信以后其中还会有人被发现是造假者。我始终相信,一个正直、清白的人是不会去为造假者洗白,反过来攻击揭假者的。十几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院士、校领导造假,造成的危害比一般教授造假要大得多,至少他们让学生学着以造假为荣、谋利。四川大学有魏于全这样闻名全国的造假院士、副校长,必然让其学风比一般高校更差。最近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大张旗鼓表彰2019届荣誉毕业生,动辄发表三、四十篇SCI论文,最多的一个自2016年以来发表46篇第一作者的SCI论文,平均一个月发表一两篇,数量实在吓人,不要说是还要学习的学生,专职的研究人员也难以做到。我查了一下其论文,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大数据分析,自己不做实验,而是把某一个问题的论文搜出来将数据合在一起分析,这还可以说是投机取巧灌水,还有一类则是给期刊写读者来信,登出来就当成了在该刊发表论文,这就完全是造假了。所以这些荣誉毕业生,其实是造假毕业生。有造假校长、造假院士带头,出几个造假毕业生,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都是以后当校长、院士的料。

 

2019.6.30.

 

 



医学“大招”不靠媒体来放

28 06 2019年

这几天国内媒体都在报道说,“屠呦呦团队放‘大招’了!”主要是指两个“大招”:第一个“大招”提出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法,一是适当延长用药时间,由三天疗法增至五天或七天疗法;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药物。这两种做法都是应对抗药性的常规做法,都是发现病原体有抗药性时能马上想到的,并不新奇,屠呦呦团队却经过了三年多“科研攻坚”才找到,令人不解。总之这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招”。

 

第二个“大招”是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方面取得新进展。不仅屠呦呦一辈子吃定青蒿素,中国中医科学院也吃定青蒿素,专门有一个青蒿素研究中心。为一种药专门搞一个研究中心,在世界上大概独一无二。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用药,本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但他们却要把它搞成能包治百病的“神药”,为它寻找新的用途。一种药当然有可能用于治疗别的貌似不相干的疾病,这往往是在临床上观察到病人用药后出现了某种副作用,偶然发现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实是相同的药理导致对两种病都有疗效。我不知道屠呦呦为什么会认定青蒿素能够用于治疗红斑狼疮,难道是观察到患有红斑狼疮的疟疾病人在服用青蒿素抗疟后红斑狼疮病情也缓解了?还是随便挑一种疑难杂症来试试?不是根据疾病来筛查药物,而是拿着药来筛查疾病,这是违背现代药物研发规律的。

 

红斑狼疮是自身免疫疾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不正常地攻击自身正常组织器官。青蒿素作为一种能杀死疟原虫的药物,为什么也能用于治疗与传染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自身免疫疾病?难道它也能杀死免疫细胞?如果青蒿素也能治疗红斑狼疮,那将是一件多么碰巧的事。屠呦呦也许是从奎宁用于治疗红斑狼疮得到的“灵感”,以为抗疟药就都能治疗红斑狼疮。但奎宁的抗疟机制与青蒿素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免疫抑制剂,能减少抗体的产生,所以可缓解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的症状。没有任何证据证表明青蒿素也是免疫抑制剂。

 

那么屠呦呦团队究竟取得了什么进展呢?根据报道,是启动了临床试验一期。临床试验总共分三期,一期的主要目的是找少数志愿者来试验药物有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按屠呦呦的说法,从目前情况看,志愿者没有发生非预期不良反应。青蒿素作为一种已广泛使用多年的药物,对其不良反应已有很全面的了解,在临床试验一期没有发生非预期不良反应,是预料中的。其实对这种上市多年的药物连临床试验一期也可以不做的。没有发现青蒿素有非预期不良反应,根本算不上“进展”,更算不上是“大招”。

 

绝大部分做临床试验的药物都能通过临床试验一期,但都倒在了临床试验二期、三期。药物是不是有效、安全,只有在完成了三期临床试验、经过了像FDA这样的让人信赖的监管部门的审批以后才能认定。一种药物才刚刚进入了临床试验,最多只是没有发现非预期不良反应,是否有效连初步的证据都没有,媒体就吹嘘是“放大招”,这是对药物研发的无知。所以医学“大招”是不能靠媒体来放的,因为媒体并不具有专业的辨别能力。要放只能向学术期刊、药监部门放。没有经过同行评议、药监审批就向媒体放的,不过是宣传、广告。

 

2019.6.21

 

 



膳食平衡不是“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多吃”

20 06 2019年

《知识分子》发表“食品泡泡博士”云无心的演讲,声称:

 

【真正的 “饮食健康终极指南” 还是 “平衡膳食宝塔以及居民膳食指南”。其中的要点可以总结为这三句话:1. 吃动平衡 2. 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多吃 3. 减盐、减糖、减油】

 

被云无心推崇为“饮食健康终极指南”的“平衡膳食宝塔以及居民膳食指南”,就是那个一贯为保健品站台的中国营养学会搞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山寨版的膳食指南之不靠谱,我以前已经指出过了(《不要轻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现在只来看看云无心归纳的三个要点。

 

一、“吃动平衡”。强调既要吃也要动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平衡”一词用得很奇怪,不知什么意思。难道是根据吃的多少来决定活动的多少,或根据活动的多少来决定吃的多少?

 

二、“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多吃”。这话不是云无心发明的,一说起膳食平衡,经常就有人说不就是“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多吃”嘛,只不过云无心把这种外行说法当成专家指导而已。

 

但是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的。并不是什么都要吃的,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吃,或尽量不要吃的。我们没必要用“难道毒药也要吃吗”来抬杠,只看看日常食品,就有很多是最好别吃的。例如被很多人当成美味的蕨菜之类的野菜,因为含有致癌物,最好就别吃。高盐、高糖、含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腌制的食品,也应该尽量避免,虽然无法完全避免,但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什么都吃”却让人觉得非得吃它们不可。当然我们这里谈的是健康原则,不是美食原则,有人为了美味愿意冒健康风险,那是另一回事。

 

“什么都不多吃”貌似没有问题,毕竟连水喝得太多都会中毒嘛。但是这么建议脱离了现实语境。现实是,有一些有益健康的食物人们普遍吃得太少,达不到健康膳食的要求,例如蔬菜、水果、坚果、全谷物、海鱼,这时候就要强调多吃。

 

三、“减盐、减糖、减油”。这个说法如果在二、三十年前提倡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现在还这么提倡就过时了,因为生物医学界对油(脂肪)有了新的认识,危害健康的是脂肪中的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而不饱和脂肪酸对健康是有益的。如果一味地提倡减油,可能的后果就是,人们为了满足能量的需求用碳水化合物取代,导致碳水化合物吃得太多,反而对健康不利。所以现在再泛泛地说“减油”是不对的,应该减的是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并以不饱和脂肪酸取代。

 

所以,如果把这三句话改成:“1、吃动结合。2、膳食平衡。3、减盐、减糖、减反式和饱和脂肪酸。”才比较准确。在健康饮食方面,一定要尽量掌握比较准确的知识,不要相信那些仅仅因为职业与食品加工沾边(研究怎么给食品打出泡泡)就把自己打扮成“食品健康专家”、最终目的是为了贩卖高价“健康食品”的云无心之流的伪专家。

 

2019.5.21.

 

 



向北京司法局、北京律协举报北京京宁律所主任唐宁做伪证

18 06 2019年

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

 

本人方是民(笔名方舟子),为侨居美国加州的中国公民,向你们举报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主任唐宁以中国律师身份向美国法院做伪证陷害中国公民,违背律师职业道德,影响中国律师国际声誉。

 

今年1月15日,我收到一份诉状,曾被我批评过的王志安、徐波、吴兴川、刘宇、孙延宏、史军、景涛、张科、李勇、陈涛、陶黎纳、谢Yugang、Qu Bin、李Qingjiang、肖Zhuo等中国居民,在洛杉矶找了律师,向加州圣地亚哥郡高等法院起诉我和我妻子在2014年“诈骗”他们的捐款用于2013年在加州全款买房,要求加州法院判决我们归还已由北京法院判决他人归还的捐款。对这起明显的恶意滥诉,我已聘请加州律师应诉,提出撤案(dismiss)动议。法官定于5月31日首次听取此案以决定是否撤案(补住:法官已于6月12日正式判决驳回起诉)。

 

5月23日,唐宁作为原告方的证人,以京宁律师事务所主任的身份向圣地亚哥法院提交了一份宣誓证词,并附上其北京律师证、律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在证词中(全文附后),唐宁声称:“在我作为律师起诉方是民的民事案件中,方是民在输了几起诉讼后,没有履行生效判决要求的义务。因此提交针对方是民的执行申请将没法执行。”(Among the cases over infringement or civil dispute against SHIMIN Fang for which I worked as an attorney, SHIMIN FANG didn’t perform the obligations as prescribed in the effective judgment after he lost the suits for several cases. Thus, the enforcement will be impeded after an action is filed against SHIMIN FANG)

 

首先,在所有我作为被告的中国民事案件中,只有一起(孙海峰案)唐宁是原告的律师。唐宁声称她是几起起诉我而且我还败诉的诉讼的原告律师,完全是说谎。

 

其次,在我败诉的案件中,凡是法院下达履行义务通知的,全都执行了。迄今为止,我总共输了四起民事诉讼,这些诉讼的执行情况如下:

 

一、2006年,因我在《北京科技报》发表文章指出所谓《洛杉矶时报》报道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被评为“中国最受尊敬大学校长”其实是有人花钱在该报登的一则小广告,丁祖诒在西安起诉《北京科技报》和我损害名誉权。法院判决其胜诉,但没有判决我赔偿,由《北京科技报》支付了全部赔偿金16万。

 

二、2006年,因我批评已故人物刘子华的“八卦宇宙学”是欺世盗名,刘子华家属在北京起诉我损害名誉权,一审判决赔偿2万元,二审将赔偿金改为2千元,我收到履行义务通知后交了款。

 

三、2006年,因我揭露院士候选人肖传国伪造履历,没有获得他履历中写的美国泌尿学会大奖,他向武汉法院起诉我损害名誉权,武汉法院以“在获奖者名单中没有肖传国的名字不等于他没有获奖”的理由判决我败诉,赔偿3万元。2007年,二审维持原判,但一审法院没有向我下达履行义务通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交赔偿。直到2009年8月,肖传国在网上宣称武汉法官已到北京从我妻子银行账户把款划走,我们询问银行,才得知武汉法院的确从我妻子账户划走了40754元。我们认为执行不当,向法院提出异议。2013年4月,武汉法院承认错误,向我补发了执行通知(2007)汉执字第636号。通知里虽然写着履行内容为:“一、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二、向本院缴纳执行费;三、承担迟延履行利息。”但又只要求“将第一项履行给付义务可汇入本院指定账户”,没有说明如何履行第二、三项,我们便根据一审判决书判决的金额于2013年8月28日往指定账户汇入31260元,随后武汉法院将此前划走的款退给我妻子。(顺便说一下,王志安等人此次还找了后来因雇凶袭击我和方玄昌被北京法院判刑的前罪犯肖传国向加州法院提交证词,声称该案没有执行,这也是伪证。)

 

四、2015年,因被我揭露剽窃的深圳大学副教授孙海峰长期在网上以污言秽语辱骂我和我妻子,我斥责这种行径是“下三滥”、“苍蝇”、“乌鸦”,孙海峰向北京法院起诉我损害名誉权(由唐宁代理),法院判决我赔偿他15000元。但我向同一家法院反诉孙海峰损害名誉权,法院判决孙海峰赔偿我19000元,合计孙海峰反而应该付我4000元。判决二审生效后,孙海峰没有向法院申请执行并已过了申请时效,我则向法院申请执行,目前还未执行。

 

可见,唐宁作证说由她当原告律师而我败诉的几起诉讼法院都没法执行,不仅对代理案件数量说谎,说没法执行也完全是说谎。事实是,我败诉的全部4起诉讼,一起原告没有申请执行,三起执行了,不存在没法执行的情况。

 

唐宁虽然在证词里宣誓说如果她做伪证,甘愿接受加州法律的处罚。但是唐宁在北京居住、执业,加州司法机关显然是没法追究其伪证罪的。这些人之所以敢于在美国滥诉、做伪证,就是觉得美国法律不能真把居住在中国的他们怎么样。然而,中国法律是管得到他们的。唐宁以中国律师的身份向美国法庭做伪证陷害华侨,违反了律师职业道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应该加以追究、处罚。

 

举报人:方是民(方舟子)

 

2019.5.24.

 

附:唐宁以中国律师身份提交美国法院的证词全文



用初中化学知识就可识破“水氢发动机车”是骗局

16 06 2019年

最近《南阳日报》一则报道震惊了世界:“水氢车发动机在河南南阳市正式下线,这意味着车载水可以实时制取氢气,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该报道称,南阳市市委书记、市长都到青年汽车氢能源汽车项目现场办公,为氢能源汽车项目取得的最新成果点赞。市委书记和市长还乘坐了氢能源样品公交车,“体验的感觉很好,舒适、平稳。”

 

有南阳市政府官方支持,有市领导亲自体验,其真实性似乎不容质疑。但是消息传开后,舆论还是大哗。很多人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水变油”骗局,当时有比市委书记、市长级别更高的官员的支持,甚至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这种级别的科学家支持,但最终还是被证明了是个骗局。有了这样的先例,要让人们再相信科学原理可以轻易被推翻,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在初中化学就已学到了一个知识,要用水制取氢气,需要打破氢原子和氧原子之间的共价键,是需要输入能量的,不提供能量,车辆只加水是制造不出氢气的,也就不可能行驶。据青年汽车官网的介绍,这个项目的秘诀是使用了催化剂。但是初中化学告诉我们,催化剂只能改变化学反应的速度,并不能改变化学平衡,不提供能量,用再多的催化剂也不能用水制取氢气。

 

随后,南阳官方“辟谣”,说是报道有误。南阳高新区管委会介绍说:【南阳“水氢发动机汽车”,专业名称是“车载水解即时制氢氢能源汽车”。该技术由湖北工业大学与青年汽车自2006年6月起联合研发,项目名称为“车载水解制氢用铝合金制备的关键技术基础研究”,由湖北工业大学董仕节教授为首的团队研发,2010 年被科技部“973计划”批准立项,其基本技术原理是“铝合金粉末+催化剂+水”反应制氢,目前已取得相关专利。今年5月22日,青年汽车在南阳研发基地试制了第一台样车,定型量产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

 

原来并不是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也不是再加催化剂即可制氢,还用到了铝合金粉末,而且还是科技部“973计划”项目呢。湖北工业大学更详细地说明该项目制氢原理是利用金属铝与水发生化学反应来制备氢气,并列出了铝水反应制氢的化学方程式。如此说来,“水氢发动机车”应该叫“铝水氢发动机车”才对。但是他们去掉“铝”字,在宣传材料中只突出加水、使用催化剂,是疏忽,还是欺骗?

 

通过铝水反应制氢,原理上没有问题,应用上则大有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成本问题。这种制氢方法,是要耗费金属铝或铝合金的。我们只看金属铝好了。根据铝水反应方程式,2原子铝可制造3分子氢气,铝的原子量是27,简单地算一下就可知制造1公斤氢气需要9公斤铝。我查了一下,铝的价格现在大约是每公斤14元,那么制造1公斤氢气的原料成本至少也要126元,这还不包括把铝做成合金的成本。有很多正规的企业都在研究氢能源汽车,他们当然用的是不同的制氢方法。南阳这个项目跟别人的相比如何呢?我查到国金证券研究所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各种制氢方式的成本、优劣势分析》,里面分析说:“现阶段最佳的制氢和运氢方式搭配为:氯碱工业副产氢+气氢拖车运输,其氢气成本范围在17.9~19.2元/kg。”也就是说,这种制氢方式成本至少是别人的6倍。

 

湖北工业大学董仕节教授声称,制氢后的水解产物偏铝酸有较高的利用和经济价值,成本问题可以通过回收水解产物解决。原来这个发动机的主要目的是用于生产价值据称比氢气高的偏铝酸,而不是氢气?氢气只是其副产物?这是在开车还是冶金呢?即便前景像董教授描绘的那么美好,铝水制氢的成本可以降到比别的制氢方法更低,甚至比烧石油还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永远没法解决的,那就是原料问题。

 

据青年汽车老总庞青年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的目标是加100公斤水跑100公里,加三四百公斤水,可以跑360~500公里。这个说法与庞青年2017年8月21日的说法有所出入,当时他已宣布过“全球首辆水氢燃料车在青年汽车诞生”“青年水氢燃料车不用加油,也不用充电,只加水,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轿车可达1000公里。”也许现在采用了别的制氢技术,续航里程缩短成了360~500公里。不能再缩了,再缩就没人会去开这种车了。

 

那么按庞青年的最新说法,为了达到这个续航里程,要加三四百公斤水。但是既然是靠铝水反应制氢,光有水不行,还要有铝作为反应物。根据铝水反应化学方程式可以算出,反应所需的铝和水的质量大致相等,要和三四百公斤水反应,需要三四百公斤铝,如果用的是铝合金,需要的量就更多了。所以给这种车加一次“油”,不仅要加三四百公斤水,还要加三四百公斤铝。加水很容易,据称什么样的水都可以,但是到哪去加那么多铝?给一辆车续航就要准备三四百公斤铝,加油站要准备多少铝才够?难道要货车不停地给加油站运输铝?或者沿途还要建一大堆铝厂?

 

只说加水,不说加铝,这完全是欺骗。向领导、记者演示的样车也只演示加水,不加铝,是因为铝已经预先加在车里了,样车只开几百米,不会一开四五百公里,不至于把车里的铝用完。这也完全是欺骗。所以这完全就是个不可能具有任何实用性的骗局,对科研人员来说,是为了骗国家科研经费,对企业来说,则是为了骗投资、骗新能源补贴。要识破这个骗局,只需要有初中化学知识,做个简单的计算就够了。这么简单的骗局,居然能够被科技部“973计划”批准立项,能够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说明科技部、地方政府老爷们都应该回炉去学学初中化学。

 

2019.5.26.

 

 



请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拿出检测普洱茶论文

15 06 2019年

5月16日,2018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召开。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奖金为300万,获奖理由为:在普洱茶及高原特色农业创新发展上作出突出贡献。这让我想起了一件我与普洱茶、盛军都有关的事。

 

2017年7月,我在《科学世界》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提到普洱茶的制造工艺和存储方式让其容易污染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呕吐毒素等各种真菌毒素,其中黄曲霉素是最强烈的致癌物之一。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普洱茶协会宣布要代表云南600万茶农向我索赔600万元的名誉损失费,更有两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和陈君石、中国农大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食品泡泡博士”云无心、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北京友谊医院顾中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超人阿宝”、“海外美食作家冰清”、《北京科技报》记者洪广玉、“歌手王芳”和中国政法大学吴丹红(吴法天)等真真假假的“专家”以及“科普中国”、“丁香园”、“科学公园”等几个自称是在做“科普”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出来为普洱茶洗白,攻击我“没有初中生物学常识”、“不懂医学”云云。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云南茶叶领域的教授、专家出来反击我,其中就有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霸气回复”我对普洱茶含致癌物的质疑:“科研人员要用数据说话。我们将组织国内多个科研单位专家,在全国各个普洱茶重点存茶地区仓库抽样老茶1万份,检验茶叶中到底有没有黄曲霉素,两个月后,以论文说话。”对盛校长的这个回应,我当时也是这么“霸气回复”的:“盛校长显然对数据采集和写论文的工作量没有概念,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完成1万分样本的数据采集和检验并写成论文发表,只有一个方法能做到,那就是现在就开始编造数据。”

 

两个月后,我们没有见到盛校长发表有关论文。现在快两年过去了,我搜索了一番国内外学术期刊数据库,发现盛校长还在孜孜不倦地做体外实验、动物实验证明普洱茶多么有益健康包治百病,但是还是没有找到盛校长发表过抽样检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的论文。当然有可能是我学艺不精、检索有漏,也有可能是盛校长把有关论文发表在内部期刊上,所以我在这里公开提出要求,请盛校长再次“霸气回复”我:值此你由于对普洱茶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荣获大奖之际,请你拿出在近两年前答应要在两个月后拿出的检测1万份普洱茶老茶结果的论文。

 

如果盛校长拿不出这篇论文,那么大概有三种可能。一个可能是,盛校长本来是想在两个月内编造出一篇论文出来的,被我说破,不敢了。另一种可能是,盛校长真的去检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了,结果检测出了大量的黄曲霉素,不敢造假也不敢如实发表论文,所以就压下了。最大的可能是,盛校长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做检测工作,也没有计划要写论文,当时不过是用“霸气回复”来误导舆论,指望着两个月后风波一过,大家全忘了还有这回事了。不过我都给记着呢。

 

盛校长的那番“霸气回复”大概也算是为普洱茶的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了,得300万大奖也是实至名归,虽然只是普洱茶协会要向我索赔的金额的一半。

 

2019.5.19.

 

附:当时没有留意过那场风波的读者也许会对“普洱茶含致癌物”有疑问,我把我当时全面驳斥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的文章全文附后,相信可以解答所有疑问。

 

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

 

我在《科学世界》2017年第7期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虽然读者很多,起初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到了8月底,该文关于“喝普洱茶有致癌风险”的部分被一些茶业界微信公众号摘录出来传播,用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方舟子爆料普洱茶致癌,引发了茶界轩然大波!》,让一篇科普文章变成了抨击普洱茶的檄文,引起普洱茶商的强烈反弹,成了持续多天的一大新闻事件,其高潮是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开座谈会请了一些云南茶叶领域的教授、专家反击我,会后宣布要代表云南600万茶农向我索赔600万元的名誉损失费。然后又由云南农业大学普洱茶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云南省食品安全管理学院、云南省生物大数据重点实验室联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宣布争论有了“定论”:普洱茶不含黄曲霉毒素。

 

出来为普洱茶站台的,并不止是普洱茶商和云南的教授们,还有:

 

其专业与生物医学毫无关系、本来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发言资质的网红“歌手王芳”和中国政法大学吴丹红(吴法天),却都撰写长篇文章批评我“没有初中生物学常识”、“不懂医学”。

 

以前因为别的无稽之谈多次被我批评过的一些做伪健康科普的“专业人士”,包括打着“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招牌的云无心(其实他的专业是研究怎么把食品打出泡泡,人称“食品泡泡博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中国农大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北京友谊医院顾中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超人阿宝”、“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还有《北京科技报》记者洪广玉,更是出奇的积极,接连发表了三篇攻击我的网文。

 

几个自称是在做“科普”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包括“科普中国”、“丁香园”、“科学公园”等。中国科协的科普平台“科普中国”最为卖力,以云无心的文章为依据判定《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为“不实信息”,腾讯据此将此文从《科学世界》微信公众号删除,上演了中国科协管中国科学院(《科学世界》的主管单位)的怪事。在我抗议后,才又恢复了该文的取阅。

 

两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和陈君石。陈宗懋是茶业界的院士,我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中已不点名批评过他。由于利益关系,在茶叶食用安全性问题上恰恰不能听这种院士的,就像在香烟是否有害健康问题上不能听烟草院士的。陈君石号称是中国食品安全领域唯一的院士,他会为中国所有食品站台,有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全世界最强。”不过陈君石不知道是因为年轻时功课没学好还是年纪大了健忘,在站台时经常闹出大笑话,比如闹出过把DNA当成蛋白质的笑话。这次替普洱茶站台也接连闹笑话。

 

这些反击,有的是气势汹汹地对我做大批判,例如“歌手王芳”说我是一名美籍华人,目的是要大家不要喝中国的茶,只喝美国的可乐好了。其实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一直保留中国国籍,而且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我自己就有喝茶的习惯,主要是喝乌龙茶,偶尔喝红茶和绿茶,都是中国的茶。普洱茶只是茶的一个品种,在十几年前被港台的茶骗子炒成越老越好的养生茶之前,喝普洱茶的人并不多,不能把它当成中国茶的代表,质疑普洱茶的工艺并不是在一概反对喝中国茶。至于可乐,我以前在其他场合反而建议大家尽量少喝可乐这种碳酸饮料。

 

还有人说我打假都是有利益在里头的,质疑普洱茶是为了推销什么茶叶。这是把我当成崔永元了。我只是质疑了茶叶的一个品种的工艺,对其他茶叶品种都没有质疑,甚至说自己喝乌龙茶、红茶、绿茶,难道我是为了推销除了普洱茶之外的其他所有茶叶?我这利益也太大了吧?有些人大概也觉得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利益,所以要给我缩小一下利益范围。云南省普洱茶协会的包副会长说我只放过福建的茶叶,其他地方的茶叶都攻击,意思是我攻击普洱茶的目的是要推销福建的茶叶。在包副会长发此高论之前,为了不让云南人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过不去,我还表扬了一下云南是有好茶叶的,滇红就很不错,我每次去云南都喝它。于是有人恍然大悟,原来我攻击普洱茶的动机是给滇红代言。想必普洱茶协会不至于弱智到因此到当地政府那里去告滇红协会(有这协会吗?我是现在才知道还有个普洱茶协会)的状吧。还有人想到了我曾经推荐过“方氏家茶”,于是认定我的动机是为了推销自己家的茶。这是把方玄昌家当成我家了。他们不说,有几个人还记得我推荐过“方氏家茶”?还不如说是这些人在帮着推销。

 

有人说我质疑普洱茶是为了打击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但查2016年中国茶叶出口情况,普洱茶占的份额少得可怜,只占0.89%,应该主要是出口给海外华人喝的。我如果要打击中国茶叶,不是应该去打击份额大得多的红茶、绿茶、乌龙茶才符合逻辑吗?打击一个占的份额不到1%的不是徒劳吗?

 

有不少普洱茶茶商嘲笑我没有喝过好的普洱茶,只喝过劣质发霉的普洱茶,才会说普洱茶的坏话。我去过云南很多次,喝过云南省政府招待贵宾的普洱茶,难道那也是劣质发霉的普洱茶?云南省政府会这么招待客人?

 

还有的人代表茶农要来找我算账。云南省茶科所原所长张顺高说:“这样的言辞先不说可信度有多高,但其言论对于云南的普洱茶产业所带来的影响事关重大,普洱茶产业是我省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远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依靠,这关系着600万茶农的生计。这件事一定要认真对待,依法处理。”这意思是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对600万茶农的生计造成了损失,就要追究我的责任。我说吸烟致癌,是不是也会因为对烟农的生计造成了损失要追究我的责任呢?其实通过炒作普洱茶越老越好获利最大的是普洱茶商,而不是茶农,如果因为我的言论造成损失,损失最大的也是茶商,而不是茶农。那些昂贵无比的普洱茶都是多年前的老茶,又不是茶农刚种出来的,跟现在的茶农生计能扯上什么关系?

 

有的专家还有点科研人员的样子,知道要用数据说话。云南农业大学茶学院张芳赐教授说:“我们省内相关科研院所会通过更加完备的样本数据采集工作,证实方舟子在数据上的不真实性。”也就是说,先认定了我的数据是不真实的,然后再去采集数据来证明。张教授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知不知道这是科研的大忌?同样要去采集数据的还有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他说:“科研人员要用数据说话。我们将组织国内多个科研单位专家,在全国各个普洱茶重点存茶地区仓库抽样老茶1万份,检验茶叶中到底有没有黄曲霉素,两个月后,以论文说话。”盛校长显然对数据采集和写论文的工作量没有概念,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完成1万分样本的数据采集和检验并写成论文发表,只有一个方法能做到,那就是现在就开始编造数据。

 

也有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采集数据是做无用功。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周红杰称,早在2012年,该校的研究团队就通过模拟发酵实验表明,在普洱茶的发酵过程中,虽然初期黄曲霉能在茶样中生长繁殖,但在后期黄曲霉的生长明显受到抑制,发酵终止时,不产黄曲霉毒素。原来普洱茶的发酵过程这么神奇,这么善解人意,绝不会产生黄曲霉毒素……难怪媒体反复引用周教授的神奇理论。不过周教授的说法存在一个大坑:普洱茶是所谓后发酵茶,在储存过程中还在不断发酵,一直到喝它的时候发酵才终止。难道周教授的意思就是喝普洱茶的时候热水让普洱茶发酵终止?那样当然不会再产黄曲霉素了,但是此前已经有的黄曲霉素还是会被喝下去的。

 

云无心则认为连实验都不用做,从理论上就可以证明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的“概率极低,低到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黄曲霉素的生长条件是黄曲霉作用的基础物必须是含有蛋白类、糖、脂肪为主的物质,虽然普洱茶也有极少量的蛋白、淀粉和脂类物质,但含量实在太少。并且,在发酵过程中,普洱茶中少得可怜的蛋白质被水分解成氨基酸,微量的淀粉又被转化为碳水化合物,更少的脂类物质在厌氧发酵中由于多酶体系的作用转化为醇类物质,成了芳香类物质的一种。由于缺少转化黄曲霉毒素的物质条件,因此普洱茶几乎不可能出现黄曲霉毒素。”

 

这段话几乎一模一样地出现在歌手王芳更早一些发表的文章中。其实是两人都在根据普洱茶商的宣传材料写文章。这暴露了云无心和歌手王芳一样对营养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极度无知。他说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淀粉被转化为碳水化合物,说明他不知道淀粉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云无心也许查完书后会说,这是笔误,想说的是淀粉被转化为单糖。但是单糖不是更容易被霉菌利用吗?就像氨基酸更容易被霉菌利用一样。认为蛋白质转化成氨基酸,淀粉转化成单糖后就不能被霉菌利用,就不会有黄曲霉素,这是无稽之谈。退一步说,假如普洱茶像云无心说的,由于蛋白质、淀粉、脂类含量低就几乎不可能有黄曲霉素,但是他又承认在湿仓条件下普洱茶会有黄曲霉素,难道湿仓保存的时候还往普洱茶里添加蛋白质、淀粉、脂类了?

 

既然普洱茶这么神奇,不可能产生黄曲霉素,那么怎么会有人检测出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呢?除了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引用的两篇国内期刊论文,我后来又查到了五篇国际和国内的期刊论文,现在先把这些检测到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的论文列在下面:

 

论文1:广州某茶叶市场普洱茶中多种生物毒素污染现状调查,《癌变 畸变 突变》 , 2011 , 23 (1) :68-71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了广州市场上的70份湿仓普洱茶样品,发现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论文英文版发表在Journal of Basic & Applied Sciences, 2014, 10, 349-356

 

论文2:渥堆中普洱茶品质形成及陈化中真菌毒素状况的研究,南昌大学食品工程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3

 

从南昌市场采集了60份湿仓普洱茶,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

 

论文3:Development of an HPLC-Base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Aflatoxins in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Properties, 18:842–848, 2015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徐昆龙实验室的论文,抽查了云南5个地区15家茶厂的生普和熟普各1份样品,共30份样品,用酶联免疫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用HPLC法绝大部分查出黄曲霉素。

 

论文4:A high selective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for rapid detection of aflatoxin B1,Talanta 85 (2011) 736–742

 

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抽查市场上几种食品,其中普洱茶样品共5份,用HPLC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最高达59ng/g,比花生中黄曲霉素含量都高得多。稀释10倍后用单克隆抗体法查出4份含黄曲霉素。

 

论文5:荔湾区茶叶批发市场普洱茶中黄曲霉毒素B_1污染调查,《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2014 (14) :2088-2089

 

从广州荔湾区茶叶批发市场共检测普洱茶样品140份,检出阳性8份。其中普洱熟茶82份,检出阳性6份,普洱生茶58份,检出阳性2份。

 

论文6:发酵茶中多种真菌毒素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的测定,《现代食品科技》,2016, 8:322-327

 

抽查广东中山市市场普洱茶样品10份,其中2份查出黄曲霉素B1。

 

论文7:ELISA法测定发酵茶和植物香料真菌毒素的污染,《中国热带医学》,(2011)11: 1381-03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深圳市市售湿仓发酵茶(应该就是普洱茶)60份,其中黄曲霉素B1污染水平超出标准规定限值(20μg/kg)的有10份。

 

面对这些检测出黄曲霉素的论文,为普洱茶站台的人想出了种种辩解方法。最早想出的一个说法是,这些都是湿仓存储的普洱茶,属于保存不当,才会产生黄曲霉素,如果是干仓存储的普洱茶,就不会。这些论文中,的确有三篇(1,2,7)写明是湿仓存储的普洱茶,其他的论文并没有提到普洱茶的存储条件,怎么能都视为湿仓呢?里面有的明显抽查的是干仓,例如论文3抽查的是云南5个地区15家茶厂的普洱茶,难道云南茶厂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保存普洱茶?所谓“湿仓”是人为做旧,加速普洱茶的陈化,也就是说“干仓”普洱茶时间放久了结果也一样,而普洱茶偏偏讲究的是越久越好。就像动物毒理实验,往往是大剂量的,你不能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一下子摄入那么大剂量的毒素就认为毒理实验不能说明问题。

 

在食品发酵过程中,既不严格控制发酵条件,也不接种有益菌群让其大量繁殖抑制有害菌群,靠“天然”发酵,必然容易污染有害真菌。即使是严格控制发酵条件生产出来的发酵食品,长期保存后同样会污染有害真菌。茶叶是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更容易污染。普洱茶号称越老越优质,理论上应该是越容易受真菌毒素污染。不仅是普洱茶,任何后发酵茶(所谓“黑茶”)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退一步说,就算能够找到一个完全抑制有害真菌生长的发酵条件制定出普洱茶储存标准,在茶厂里可以做到,出厂后怎么做到?普洱茶等后发酵茶和其他茶类不同,不烘培干燥、不密封低温保存、没有保质期,出厂后放在商店卖、卖出后放在消费者家里保存,都还在继续发酵,这些储存环境千变万化,怎么可能做到“标准化”保证不会污染有害真菌?顺便说一下,红茶被称为“发酵茶”,这是不准确的通俗说法,和普洱茶不同,红茶的生产过程是不经过微生物发酵的,而是由茶叶自身的茶多酚氧化酶进行氧化,是氧化茶,不是发酵茶。如果红茶在生产、保存时意外发酵了,那就是变质了,在这样的红茶中也能检测出黄曲霉素。例如2017年抽查过闽北产的红茶,大约7%含有黄曲霉素。变质发酵的红茶或其他茶叶能污染黄曲霉素,普洱茶实质都是变质茶,怎么反而冰清玉洁呢?

 

“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说这些论文能查出黄曲霉素,是因为研究人员故意找污染了黄曲霉素的普洱茶来研究检测黄曲霉素的方法,她大概以为黄曲霉素是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的,不然怎么故意去找呢?还有人举出有的论文没能从普洱茶查出黄曲霉素,来证明普洱茶都不会产生黄曲霉素。这个逻辑很奇怪。我们并没有说所有的普洱茶都含有黄曲霉素,而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和存储方式容易污染包括黄曲霉素在内的各种真菌毒素,有的研究没能发现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并不能以此就否定能检测到黄曲霉素的众多研究。普洱茶的储存环境变化很大,有的适宜黄曲霉生长,有的适宜别的霉菌生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黄曲霉素只是真菌毒素中比较出名、比较引起关注的一种,但是真菌毒素还有很多种。那些没查到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的研究,往往查出了别的真菌毒素。例如,陈君石说国外检测过普洱茶,没检测出黄曲霉素,举了一篇澳大利亚的论文。我查了一下,原来是陈君石没看清楚,那是奥地利,不是澳大利亚(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fungi andmycotoxins from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166 (2013) 316–322)。他们抽查的是奥地利市场上的普洱茶。中国出口茶叶都是要检测黄曲霉素的,超标了就不让出口,所以国外研究人员抽查普洱茶没有查出黄曲霉素是不奇怪的,中国已经给他们把过关了。但是奥地利的这次抽查虽然没有发现黄曲霉素,却发现了另一种致癌物赭曲霉素,含量高得吓人,是咖啡检测标准限值的20倍(因为茶叶检测标准不查赭曲霉素,所以用咖啡检测标准做比较)。这就说明了普洱茶的生产、储存环境很容易受各种有毒真菌的污染,即使没有黄曲霉,也很可能有其他的有毒霉菌。有人用基因序列和代谢物分析方法测过,普洱茶里的真菌至少有390种,细菌至少620种,怎能保证这些微生物都是无害的呢?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最早想到了拿检测方法做文章,声称茶叶(不止是普洱茶)不可能含有黄曲霉素,多年来他们从来就没有在茶叶中检出黄曲霉素,别人能查出来是因为使用了酶联免疫吸附法,容易把本来不含有黄曲霉素的样品判断为含有黄曲霉素,导致假阳性。陈君石、朱毅等人也都跟着这么说,看来也都是根据普洱茶商的宣传材料统一口径。但是上述论文只有2篇用到了酶联免疫检测法,而且用别的检测法做了验证,其他的论文主要是用精确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的(简称HPLC)。在我指出这一点后,云南农业大学赶快开了一个报告会宣布他们最新的发现,声称HPLC检测法也和酶联免疫吸附法一样骗人:

 

“现已证实,茶叶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严重干扰检测结果,酶联免疫吸附法和高效液相法检测茶叶(包括普洱茶)黄曲霉素误检出率100%。国际期刊和国内期刊论文以及近期媒体报道的所有检出黄曲霉毒素的样品都是使用这两种方法。最准确的液质串联法检测普洱茶黄曲霉毒素结果都是未检出。”

 

他们推荐的“液质串联法”更准确的说法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他们说用这种方法都检测不出普洱茶有黄曲霉素,举的例子是奥地利、西班牙的检测结果。我没有查到西班牙的检测结果发表过论文,奥地利的检测结果上面提到了,的确是没有检测到黄曲霉素,但是论文里写得很清楚,用的是HPLC法,而不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陈君石看错了国家名称,还可以说是没看清,而云南农大的人则是干脆连论文都不看,就在那里想入非非了。他们说茶叶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会被HPLC法当成黄曲霉素,奥地利的研究人员用HPLC法却没查出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素,难道他们检测的是不含茶多酚和茶色素的假茶叶?徐昆龙实验室用HPLC法检测,也有7份普洱茶样品没有查出黄曲霉素,难道检测的也是假茶叶?

 

云南农大的人说所有检出黄曲霉毒素的样品都是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和HPLC这两种方法,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都检测不出来,这也是不查论文就在那里乱说。上述论文4先用HPLC检测出5份普洱茶样品全都含黄曲霉素,之后将样品稀释10倍,用高度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方法检测,有4份检测出黄曲霉素,1份因为本来浓度就低、稀释后低于检测下限值。可见HPLC是相当精确的。论文7虽然研究的是酶联免疫吸附法,但是对检测结果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做了验证,结果吻合。论文6则用的就是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论文标题就写着的。可见即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也是能检测出黄曲霉素的。

 

在这次报告会上,云南农大校长盛军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改良过的酶联免疫吸附法,要用它来检测1万份普洱茶样品。这种酶联免疫吸附法经过了怎么样的改良,别人为什么就要相信它比HPLC法还精确,语焉不详。检测结果既可能有假阳性(没有显示有),也可能有假阴性(有显示没有)。假阴性比假阳性可怕,因为假阳性可以用别的方法验证来排除,而假阴性他们就会当真,不会费心再用别的方法验证。也许云南农大所谓改良酶联免疫吸附法的“优点”就是假阴性?

 

为普洱茶站台的人没法否认至少部分普洱茶含有黄曲霉素了,就说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很低,吃了没事。云无心继续高喊着他发明的“谈毒性不谈剂量都是耍流氓”的伪科学口号,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说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含量很低,往高了算也只相当于从粮食中摄入的总量的1%。“如果你担心喝普洱茶会致癌,那么吃饭导致的致癌风险比它要高100倍!”洪广玉也说,大米、玉米等粮食每天摄入的量大,它们中的真菌毒素污染才是主要风险;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国家标准中对茶叶没有限量要求,说明茶叶中的真菌毒素不是问题。

 

云无心的“往高了算”其实是往低了算,检测出的黄曲霉素含量有比他用的值高得多的,这且不说。关键是,我们不能因为黄曲霉素在发霉的粮食中含量高,而在普洱茶中含量相对较低,就认为可以放心地喝普洱茶而不用担心里面的黄曲霉素。粮食中的黄曲霉素我们当然也应该尽量避免,不要去吃发霉的粮食。市场上的粮食不可能都完全去除黄曲霉素,在一定限值内我们也只好接受,因为我们不可能因此不吃饭。但是我们是可以不喝普洱茶的,普洱茶并不是必需品,喜欢喝茶的人完全可以选择其他风险较低的茶叶品种。云无心、洪广玉将非必需的普洱茶与必需的粮食做对比,认为我们既然不能不吃饭,就没有必要担心普洱茶,这是什么样的强盗逻辑?粮食的生产过程不需要发酵,在生产和储存过程中反而要尽量防止发酵,而且有国家标准和检测部门防止黄曲霉素超标的粮食上市。而普洱茶是发酵食品,不仅不防止发酵还要创造发酵条件,这个过程就容易污染黄曲霉素,而目前并没有国家标准来规范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监管部门也不监测普洱茶中的黄曲霉素防止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上市,所以喝普洱茶摄入黄曲霉素的风险要比吃粮食的风险高得多。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国家标准中对茶叶没有限量要求,并不能说明是因为茶叶中的真菌毒素量太少,所以不必考虑摄入风险。国家标准中对调味品有真菌毒素限量要求,难道调味品的摄入量比茶叶还大?云无心、洪广玉也拿调味品中黄曲霉素摄入量算一算,肯定远远低于从粮食中摄入的黄曲霉素总量的1%,是不是也要认为从调味品中吃点黄曲霉素没事,要求取消调味品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不检测茶叶中的黄曲霉素,恐怕是因为行业利益,否则很多普洱茶都经不起查验真菌毒素,都得下架。中国出口茶叶是要求检测黄曲霉素的,国内自己喝的就没要求了,反正中国人命在这些院士、专家眼里不如外国人值钱,对吧?

 

陈君石说国内权威机构的专家算过了,即使天天喝被黄曲霉素污染的茶,全国每年也只是增加370例肝癌,他说,这个只是一个理论数字,消费者即使天天喝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会引起肝癌。陈院士拿致癌风险评估来保证天天喝受黄曲霉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会引起肝癌,这也是笑话。且不说致癌风险评估非常粗糙、各家数据不一,他的算法就大有问题。他用的是普洱茶中黄曲霉素含量8.52微克/千克来算的,说这是最高含量。其实普洱茶测出的黄曲霉素有比这高得多的,我上面举的论文4测出的黄曲霉素最高是其7倍,增加肝癌人数岂不是要变成2000多人?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除了污染黄曲霉素,还会污染其他真菌毒素,其中很多也是致癌物,这个风险陈院士怎么算?即使新增加的病例较少,怎么就可以认为不引起肝癌?就认为吃了没事?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黄曲霉素的两份文件中都明确指出,黄曲霉素作为能导致肝癌的致癌物,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摄入,检测标准中规定的限值是为了方便管理设定的,不能把它当成安全剂量。致癌物没有安全值,是个常识。请这些院士、专家回炉去学学教科书。例如李云主编《食品安全与毒理学基础》第236页:“WHO等权威机构规定,对于经流行病学确认的已知致癌物,在制定食品中最大容许量标准时不必考虑最大无作用剂量,而是容许量越小越安全,最好为零含量。”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院士、教授、专家、记者一起高喊“普洱茶黄曲霉素少,吃了没事”的怪事。

 

陈君石说:“不能因为普洱茶可能被黄曲霉毒素污染,就说‘普洱茶不能喝了’,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因为不少食品都可能含有致癌物,难道熏肉、烤鸭都不能吃了,酒也不能喝了吗?如果只要有一点风险就取消一类食品,那么最后我们就没有食品可以吃了。”我从来就没说过某类食品含有致癌物就要取消,我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含有致癌物的食品不一定就一点都不能碰,只不过需要了解其风险,在美味和健康之间做出权衡。”何况有些含致癌物的食品有别的好处,比如少量喝酒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红肉富含某些营养素。对那些对健康没有好处的,或有更安全的替代品的,尽量少碰。普洱茶就属于这一类,因为它即使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物质的话,其他茶叶品种完全可以取代它。当然,普洱茶不会因为被发现含有致癌物就没人喝了。吸烟能致癌是众所周知的,也没见中国香烟市场萎缩。但是管理部门应该规范市场、做好监管。普洱茶出厂前应该检测黄曲霉素、伏马毒素、赭曲霉素等已知致癌物,应该密封包装、应有保质期。至于消费者买了普洱茶后愿意过期保存、饮用,迷信普洱茶越老越好,那是其自由,别人管不着。

 

陈君石、洪广玉一面为奸商站台,说吃点致癌物不会让人得癌症,一面又假惺惺地做为消费者着想状,说要加强监管防止变质的普洱茶进入食品领域。但是普洱茶并没有保质期,连明显发霉长毛的普洱茶他们也引用云南农大的研究说检测不出黄曲霉素,坚决反对在茶叶中监测黄曲霉素,那么请问怎么知道普洱茶是不是变质?怎么监管?根据中国食品安全法,所有的散装和预包装食品都必须标明保质期,只有五种食品被国家标准豁免可以不标保质期:酒精度大于等于10%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味精。这是因为微生物在这类食品中无法繁殖,就不太可能变质。普洱茶既不属于这类食品也不在豁免名单中,不标保质期就是非法的。食品安全领域的院士是在为一种违反食品安全法的食品站台。

 

普洱茶涉及到巨大的行业利益,对它的质疑遭到反弹,甚至遭到封杀,都是意料中的。更会有“专家”、“检测机构”、“专业网站”或者被收买,或者是自愿,为普洱茶茶商站台、洗白。这场争论让人们更看清了那些所谓“科研人员”、“检测机构”、“科普专家”、“科普网站”是怎么无视公众健康,为了商家利益误导公众的。这样的“科研”、“科普”、“辟谣”是要害死人的。

 

2017.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