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以严谨的态度悼念邹先生
1 12 2006年 其次，下面这话是什么意思？
“以科学界惯用的衡量标准来看，他创造的数字可算非凡：研究论文209篇，其中被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引用次数3200余次。”
什么叫“其中被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邹先生只在Science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和一篇情况介绍。是说被SCI收录？那和Science毫无关系。
另外，我还见到有记者说邹先生给无数糖尿病患者带来福音，那是误会了邹先生参与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了。那项工作是纯粹的基础研究，和后来美国人率先做出的基因工程生产胰岛素的工作毫无关系。
还有，在一些悼念文章中反复引用的话：“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戳穿假话，或者无法说出真话，或者可以选择不说话，但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不主动用假话去邀功请赏，去谋财害命。这是科学道德的最低的一条底线。”并非邹先生说的原话，而是2003年9月15日《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文章里的话，后来被央视“面对面”误以为是邹先生说的话。当然，邹先生会同意这些话的观点。
邹承鲁：一个说真话的人走了
邹承鲁几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儿拒绝了，因为他有糖尿病。最终还是给他买来了。吃完这杯甜美的冰激凌后，83岁的邹承鲁心满意足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11月23日凌晨5点22分，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北大医院安详离世。自2003年发现淋巴癌后他一直深受疾病困扰，最近一次手术因血小板过低导致肺部感染，最终去世。
女儿邹章平在给父亲友人们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一直在病痛当中，医生竭尽全力，他自己也竭尽全力，但终究无力回天。
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生化科学界的权威。
中科院讣告说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在其生平介绍中，更是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说，“他的品质是我们的楷模。”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目光投向科学界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
这种改变却引来微弱非议———研究上做不出什么名堂，只好靠学术打假出名。女儿邹章平说，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了解我爸爸，他这一生还需要名吗？
1946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邹承鲁在招考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以第一名成绩赴英，并师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Keilin教授。研究生期间，他已在Nature(英国《自然》杂志)单独署名发文。剑桥几年，他共发表论文7篇。
自1950年代以来，邹承鲁因其成就获奖无数，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以科学界惯用的衡量标准来看，他创造的数字可算非凡：研究论文209篇，其中被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引用次数3200余次。
尽管获奖无数，但邹承鲁却淡泊。他说，做研究的时候就没有想得奖的事情，为得奖而工作，不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家。他还说，国外也没有像中国这么重视诺贝尔奖，一些学校诺奖学者很多，是稀松平常的事。
2004年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的邹承鲁曾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奖那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说此番话时，他刚刚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严辞抨击人治下的中国科技体制。文章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
这是邹承鲁在晚年向中国科学界投下的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和其他两位身在海外的学者不同，邹承鲁当时在国内孤身面对看得见的赞扬与看不见的责难。
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恐怖年代，他的“错误理论”还包括：不应该歧视有海外关系的人，允许研究生和导师相互选择。
女儿邹章平说，祖父和父亲同有留英经历，同为科学家，但两人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委婉，后者张扬；一个含而不露，一个直来直去。邹章平所说的祖父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1948年邹承鲁和同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李林结合，在英国伯恩茂斯海边，李林的父亲李四光主持了二人婚礼。
这段姻缘成就了日后科学界独有的一家三口皆为院士的传奇佳话。李林是中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2002年5月先邹承鲁而去。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多年以后，邹承鲁坦言当年说这番话其实心有所指，是批评当时的三件学术腐败，而且是涉及高位的重要人物。
当年剑桥求学，邹承鲁在向《自然》杂志投的第一篇论文中习惯性地署上导师的名字，却被导师删掉。为人师后，邹承鲁打破了中国科学教育界导师署名的潜规则。他曾说：“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2001年，那场著名的“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提出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还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一位副秘书长为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
邹承鲁表现出来的焦虑远远大于他的恐惧，至少外界和身边亲人从未能窥见过他的恐惧。或许正是有这种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永恒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充满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
这个有性格的老人“不识时务”的举动，使他在公众中赢得“科学界真理斗士”的名字。科学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邹承鲁，也因此知道了科学界并非净土。
邹章平说父亲把全部时间贡献给了工作，对她的教育便是放任自流。邹承鲁和李林并不强求她子承家业。后来的邹章平确实也并未从事科学。但在邹承鲁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光，有一天他突然对女儿说，如果你搞科学多好，那我们家的墙上说不定就可以挂上四张院士像。女儿欢快地安慰父亲，没问题，过两天我就拍一张。
女儿未能从事科学并非邹承鲁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曾经尝试了一段退休的滋味，但不久又去所里上班了。他说，在我头脑清楚、身体健康的时候不让我工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邹承鲁无数次表达，他人生最大憾事是自己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光太短了。
1951年邹承鲁取得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上海生化所工作。他曾痛心地计算过，“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
邹承鲁和他的同道恰恰是在政治风云变幻、科技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但他仍不无遗憾地坦承，自己最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在1960年代做出来的。“文革”结束迎来科学春天的时候，邹承鲁已近花甲。
以邹承鲁的天资、努力以及对科学真诚的热情，或许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来，但他无法逃脱时代给他的局限。
1970年，为了结束12年的两地分居，邹承鲁由上海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当时正值‘文革’，工作条件很差，既没有分光光度计，更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创业。当时我甚至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工作。”
所幸中美建交后，邹承鲁的师兄美国E.Smith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行前他向中方要求参观邹的实验室。于是在代表团抵京前三个星期，在院领导指令下，邹承鲁获得了一间实验室。他马上四处借实验台柜、玻璃器皿等，连夜布置实验室。“在Smith教授访问当天，所有的试剂瓶，无论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幸运的是
Smith教授访问后，我被允许保留这间实验室，这才有了一个容身之地。”
邹承鲁的实验室陆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均得益于他的剑桥师兄弟们的先后来访。若干年后，邹承鲁访问美国，见到Smith教授谈及此事。教授说，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
邹承鲁一直在一种追赶时间的心态下工作。所以他拼命，所以他着急。他的痛苦在于旧时没有安定的科学环境，如今有了，人却浮躁了。所以他愤怒、所以他批判。
北京万寿寺路上有一个静谧的院落，那里便是李四光纪念馆，这个私人性质的纪念馆也是邹承鲁和李林的寓所。2002年李林去世后，邹承鲁便独居于此。
女儿邹章平说，晚年的父亲总是摔跟头，腿摔断后里面打了五个钢针。在岳父李四光和夫人李林画像中投下的目光里，在这个空旷家中，孤独的邹承鲁每天拖着拐杖踟蹰前行，仍在走路，仍在工作。而如今，他那被黑纱缠绕的遗像终于并存于他的亲人当中。
一位以“敬仰邹先生的后辈”自称的年轻人发来唁电：学术打假斗士去世了……希望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中国的学术腐败有所遏制！华人科学家饶毅曾说，在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邹承鲁这些人的存在，说明中国科学界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
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P1190021)
■邹承鲁生平
1923年5月17日 出生于山东青岛
1945年 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
1951年 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1951年－1970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所
1970年至今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1980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9年－1995年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生物学部主任
1992年 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6年11月23日 逝世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