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淫者见淫
              
－－评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

   
我上次将刘晓波谩骂钱钟书的文章立此存照，有读者来函说，文学评论难有客观标准，不宜立此存照。也许吧。但是那种无视基本史实，信口开河的骂文，算哪门子的“文学评论”？比如这位可算是刘晓波第二的“评论家”朱大可这篇谩骂鲁迅的文章，以自己阴暗的性心理度鲁迅之心，信口开河，恬不知耻，就是又一例子。犹记得高一学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时，就有同学怀疑刘是鲁迅的情人，她死了才让许广平当了替代品。不料朱评论家的见识，也跟性压抑的青春期少男一般，竟将此种只可供茶余饭后谈资的无稽之谈，毫不脸红公之于众：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脚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不知朱评论家蜗居澳大利亚批评鲁迅时，手头可有一套《鲁迅全集》？若有，只需翻一翻，就可发现刘和珍牺牲于1926年3月18日，而在此一年前，即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就已开始与鲁迅通信，到当年7月底，信件往返41封（此据原件，而非公开的《两地书》），考虑到邮递时间后，可以说通信从未间断，其亲密如此。我再告诉朱评论家一点一般读者不知道的情况：1925年8月中旬，受学潮牵连，许广平曾到鲁宅住了约一周，两人于此时定情，以后常常相见，许也有时到鲁宅居住，所以信也不必再写了（两人恢复持续的通信，是南下以后的事）。10月，两人的关系进入亲昵阶段，许广平有散文诗《风子是我的爱》记其事：“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风子”即暗指鲁迅，“不合法”是因为鲁迅有原配朱安。此时距刘和珍之死，还有半年。在色情狂看来，人间情感唯有性爱可言，师生之谊全属虚妄，所以痛悼学生的文章，也非要当成是在痛悼情人不可。

   
至于朱评论家的其他“评论”，如声称鲁迅初次答复萧红（其实是同时答复萧军、萧红）的信“充满了罕见的、《两地书》所没有的挑逗性暗示”，乃至于“某些迹象表明，在儿子出世以后，鲁迅陷入严重的阳萎”，都只能让人觉得是在读一位色情妄想狂的妄想，所谓淫者见淫是也。朱评论家有一句话倒说得不错：“上海是一个诞生骗子、低劣商品（人品）和诽谤文化的摇篮。”他本人，就为这句话做了条佐证。

（2000.11.24.）

                    
对着鲁迅“叫春”

   
很偶然地，在网上读到《北京青年周刊》2003年11月24日刊载的陈黎对朱大可的采访《朱大可：这是一个文学叫春的时代》，发现这位据说“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的“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也要来打我的学术打假：

　　陈黎：你对鲁迅的评论很有意思，我看到方舟子对你的批驳，仿佛鲁迅被你妖魔化了。你怎么看待国内学界对鲁迅的研究？

　　朱大可：现在需要做的是三件事：把北京鲁迅和上海鲁迅分开；把鲁迅思想和所谓“鲁学”分开；把鲁迅本人和那些鲁学家分开。在没有做到这三点之前，任何对鲁迅的谈论都是扯淡。方舟子对科学界作假事件的揭发，是有重要社会价值的，但他所滥用的大批判话语，把学术清算推向过度的仇恨，反而自残了他的事业。他对鲁迅的维护，无非是要维护那种道德批判的“暴权”。我注意到他对上海社科院某杂志的“诽谤”起诉，那是一个荒谬的故事，因为那些对方用来攻击他的用语，正是他本人经常攻击他人的。方舟子不幸中了他自己调制的语言蛊毒。这个怪圈，就是“鲁语”带来的后果。这个“鲁语”，起源于鲁迅，经过“文革”的发酵，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盛大产物，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的学术生活。希望方舟子能够从这一事件中得到教益。我所担心的是，我自己也会一不留神掉进这个陷阱。我必须保持对话语的警醒。（引文完）

   
我起诉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不是朱大可所说的“上海社科院”）主办的《探索与争鸣》杂志连续三期刊登匿名诽谤我的文章，被告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作者“野鹤”是“模仿了方舟子经常使用的笔法和文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朱大可也说“那些对方用来攻击他的用语，正是他本人经常攻击他人的”，可见“现居上海”者，就不难所见略同。且不说法律并不承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合法性，即使“野鹤”真的是在模仿我的文风，那也是东施效颦：我在批评人时，无不尽量做到摆事实讲道理，起码决不会为了制造结论而捏造事实；而野鹤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攻击我有“政治野心”、是“江湖骗子”
和“偏执狂”而捏造了大量的事实。
   
朱大可之所以同情野鹤，也不难理解，因为他本人就是个捏造事实的高手。我那篇批驳他的文章《淫者见淫－－评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所批评的正是这一点。朱大可为了妖魔化鲁迅，竟然伪造史实说：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脚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我不过是指出了这个事实：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就已开始与鲁迅通信，到当年8月中旬，两人就已定情，而要到第二年3月18日刘和珍才牺牲。因此朱大可这段颠倒了时间顺序的论据完全不成立。这是只要翻翻《鲁迅全集》，看看所谓“鲁学”入门书就可以知道的。朱大评论家却连基本的资料寻找、查对工作都不屑去做，以自己阴暗的性心理度鲁迅之心，不正是淫者见淫吗？主题先行是评论家的大忌，不得捏造事实更是学者的道德底线，而朱大可面对这种足以让每个真正的学者汗颜的批评却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再次以己心度人腹大义凛然地攻击、训斥批评者，可知其学术道德水准低到何等程度。不过他既然把道德批判视为“暴权”，和他讲学术道德也不过是对牛弹琴。更奇怪的是，那篇已被证明是建立在捏造的论据基础上的奇文还被不做修改、不加澄清地收入多种文集中，而朱大可也继续当他的“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印证着中国批评界的堕落。

   
现在中国文学界据说已经进入了用下半身写作的时代，或者用朱大可的话说，叫做“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那么他要顺应时代，也想用下半身写评论，甚至连鲁迅也不放过，要挖掘鲁迅不可告人的性心理，乃至以鲁迅的医生自居凭空想象“在儿子出世以后，鲁迅陷入严重的阳萎”，盯着鲁迅的下半身叫春，虽然令人恶心，也是其学术自由。但是学术自由必须辅以学术道德，否则，用“朱语”来说，乃是滥用“大批判话语，把学术清算推向过度的仇恨”、“不幸中了他自己调制的语言蛊毒”。他还好意思装模作样地自勉“我所担心的是，我自己也会一不留神掉进这个陷阱。我必须保持对话语的警醒。”却不知自己早已掉进了陷阱，而且是自觉自愿、得意洋洋地掉进去的，所以我们也不必假惺惺地希望他“能够从这一事件中得到教益”，就让他一直“自残”下去好了。

（2003.11.25.）

                    
一只卑劣的苍蝇“精英”
                        
——评孙乃修《〈两地书〉中的许广平》

   
孙乃修大概是个“唯学生主义者”，所以一切学生反对校方的举动，不问其是非曲折，一定被当成正义的或者至少也是不该反对的，而压制学生的老师，不问其立场态度，也就全都是一丘之貉。因此，在他看来，发生在北洋军阀治下、为反抗校长杨荫榆黑暗残虐、得到许多老师和社会贤达支持的北京女子师大风潮，和发生在国民政府治下，因右派学生的“选举黑幕”引发、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学生针锋相对的广东女子师范风潮，也就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年许广平参与领导女师大风潮，一年多以后在广东女师担任训育主任打压右派学生，便成了“媳妇成婆、步杨后尘”，连鲁迅对待两次学潮的态度不同，也成了他的一大罪过，看来或者不能支持任何学潮，或者要支持一切学潮，否则就要让“唯学生主义者”感叹“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化和相残”，“这样在仇恨、诬陷和报复中循环，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绞尽脑汁使用心机、相互迫害中循环”了！

   
不过这位“唯学生主义者”显然当得并不彻底，因为他还是害怕读者知道学潮的是非曲折，不惜采取断章取义的卑劣手段掩盖事实真相。他自称根据“两地书”的原件，读者若无“两地书”原件可供查对，或无暇查对，很容易被其迷惑。我只举几个例子，即可见其卑劣。一开始他就说：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信，她（方按：指许广平）以炫耀口吻谈来校后参与的两件‘快意事’：‘我到此校两月就把反动生开除两个，给她们反革命的学生一个打击，在我未来以前呢？她们猖獗到目无师长，口口声声打倒校长，实行反革命而没奈何。’这态度、威风，是不是有点杨校长味道？所谓‘猖獗到目无师长，口口声声打倒校长’的女学生，不是一年前许广平们在北京女师大倒杨风潮中的行为么？许广平之开除女生，不正是两年前杨女士干的么？不同的，只是换了个名词，把杨笔下的传统道德词语‘害群之马’换成时髦政治辞藻‘反动生’。”

   
不同时间不同学校的“打倒校长”，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原因，简单化地说，可能是好学生要打倒坏校长，也可能是坏学生要打倒好校长。同样，开除女生，也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怎么能够不分青红皂白，把“打倒校长”、“开除女生”全都等量齐观、相提并论？许广平称这两名被开除的学生是“反动生”，也并不是随便给扣个时髦的政治帽子。在前面十一月四日的信中，她解释过：“我校学生会为右派把持，右派自树的派沈洪慈被逐出境，各树的派（以手杖
——粗的——为武器，以攻打敌党，有似意大利棒喝团）分子次第消灭，惟我校余孽仍存，且把持学生会，……”（据原件，下同）“树的派”是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操纵的学生组织，学习意大利法西斯组织棒喝团，以手杖殴打左派学生，说其“反动”，并不为过。这些是孙乃修不敢让读者知道的。许广平在谈论“快意事”时，已有七封信详细介绍了开除这两名学生（其中之一为学生会主席）的前因后果，要而言之，是因为该学生会主席搞选举黑幕，引起两派学生纠纷而导致的。当时右派学生发表了一个宣言抗议校方开除这两名学生，有百余名学生发表反宣言，支持校方：“同人等对于李秀梅（学生会主席）个人和发宣言的个人并无恶意，不过以违法的举动，应该纠正，树的派的反动势力，应该排除，党的意旨，应该服从，谬误诬捏的宣言，应该严词批驳，故郑重宣言如右。”对此孙乃修自然也不敢让读者知道，否则又怎么去跟北京女师大学潮相比，误导读者对许广平的反感呢？

   
孙乃修除了隐瞒，还有捏造。比如他说：
   
“许广平参与学生内斗、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的幕后行为，很快被学生揭露，遭到大家厌恶，纷纷改变对她的态度，不再对她客气。”

   
孙乃修的全部依据显然是根据“两地书”原件，但是许广平在信中只提到自己向左派学生通报右派学生搞的选举黑幕，也提到右派学生对她很反感（原因自然是因为她是负责开除两名右派学生的训育主任），并没有说是因为她参与学生内斗，被学生揭露，才遭到大家厌恶。这一切，完全是孙乃修的臆想。

   
最明显的断章取义，则见于这一段：
　　“许广平陷入荆棘中。她告诉鲁迅，被开除的女学生不服：‘被革除的反动派’‘正在酝酿着罢课’云云。这似乎是去年北京女师大风潮的广州翻版。她承认学校‘发生事情’，校长被迫辞职，教员亦纷纷辞职，学校陷于瘫痪：‘更兼反动学生，因开除二人后，总百端设法罢课等事，与其由她们罢，何如由我们自己停，于是校长打消候至本月卅再去之议，而即于十七早决然离校’。可见学生对校长势力的反抗，已成全校烈火腾起之势，校长被驱逐，许广平是校长走卒，立即陷入势单力孤境地。”

   
读者见他说“她承认学校‘发生事情’，校长被迫辞职，教员亦纷纷辞职，学校陷于瘫痪”，再联系上下文，自然以为这“事情”指的是右派学生闹学潮罢课所致，由于学潮校长、教员被迫辞职，因此也就是“北京女师大风潮的广州翻版”。事实上，许广平在信中说得明明白白，这“事情”“就是学校自暑假后扩充，见教厅答应挽留校长以后的办法，但及今将四月仍未实行，日前各教员辞职他去的有六，七，八人，每人几时或十几时功课，算起来真未少数，自然辞职还有别种原因，当以此为最要，如此校长屡次向教厅申诉而未批允，即难继续维持，……”后面大段大段地都是在叙述学校如何缺经费，政府又如何口头敷衍，“即便领到新预算之款，而八，九，十，十一月还是以旧款支新算，亏空甚多，八月以前，则还欠十一月，绝未有办法，则以后新预算仍须弥补以前欠薪，每月仍为不敷，仍非改革之法。校长认为不满意仍未回校，……”就是说，校长和教员辞职，学校瘫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政府要不来教学经费，后面还有多封信详细谈到这一“事情”，这和北京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导致学校瘫痪，又有什么可比性？如何成了其“翻版”？

   
孙乃修如此不顾学术道德地伪造历史，却反过来指责许广平伪造历史：

　　“《两地书》中许广平的信件，在出版前做了大量删改、修饰乃至整段重写，这不是一般性质的润色或纠正错别字，而是煞费苦心的自我矫饰和伪造历史，例如，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许广平信，不要鲁迅寄钱来：‘你不要以对三先生方法对我’，指鲁给周建人寄钱，发表前改为‘对少爷们的方法’，移花接木，完全改变原信意思。”

   
的确，“两地书”在出版时，做了大量的删改，篇幅不及原件的一半。这种删改，并不难理解。里面大量的情人之间的卿卿我我，被删掉了。涉及个人隐私的，也被删掉了，孙乃修举的将“三先生”改成“少爷们”，就属于此类，否则那么登出来，让“三先生”脸面往哪里搁？有的删改，是出于政治原因，孙乃修说的将“右派”改成“旧派”，就是一例，因为称对手为“右派”，无疑等于说自己是“左派”，而在《两地书》刚出版的时代，自称“左派”是有被当成政治犯的危险的。更多的删改，则是为了使叙事简略，许广平写信往往显得过于罗嗦，所以她的信件被删的尤其多。自然，删改还有其他的目的。但是说许广平是在伪造历史，是荒唐可笑的。如果她真有此心，为什么在《两地书》出版后，甚至在鲁迅将删改本重抄一遍给周海婴保存以后，却仍然煞费苦心保存原件，在建国后马上连同鲁迅其他手稿献给国家，并多次对周海婴和鲁迅博物馆的保管人员表示在其死后原件可以出版？有这样的伪造历史法吗？现在“两地书”的原件也已出版面世（《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除了孙乃修这种别有用心的无耻之尤，可还有谁发现了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孙乃修在十几年前被称为或自称“精英”，但历史已经证明，那些“精英”，多是无耻之尤。仿佛要为这一结论新添佐证似的，孙乃修走上了专门诽谤鲁迅的不归路。诽谤许广平的用意当然是为了借以诽谤鲁迅，他在“精英”刊物《民主中国》2002年3月抛出这篇《〈两地书〉中的许广平》之后，最近（9月）又在同一刊物抛出一篇《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探因》，直截了当诽谤鲁迅，重谈周氏兄弟决裂的原因是因为鲁迅调戏周作人太太、偷听周作人夫妇房事这种老调。至于这种老调早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对他来说并不碍事，因为他只需要引用周作人夫妇的一面之词，无视或隐瞒与之抵触的人证、物证，就可以误导不曾留意过这方面的研究，又有阴暗心理的读者了。在这篇文章中，他用的仍然是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手法。孙乃修认为鲁迅性变态的最主要依据是这一条：

   
“一九七五年，当年住在八道湾的章川岛（章廷谦）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

   
实际上章川岛下面马上就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也就是说，章实际上是在驳斥这种谣言，孙乃修竟割去后面驳斥部分，只引前面谣言部分，让人听上去像是章在证明鲁迅性变态似的，手段卑鄙到如此程度，可谓变态。

   
孙乃修或许不过是不甘寂寞，想通过诽谤鲁迅而引起轰动，再过一次“精英”的瘾。这个算盘打得也不高明，诽谤鲁迅代不乏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恶毒不如苏雪林，阴暗不如朱大可，只有罗织、捏造之术，庶几近之，不过都是苍蝇笑英雄，蚍蜉撼大树而已。对伟人怀着莫名其妙的仇恨，他还有脸训斥别人“有勇气革别人命，无勇气自我革新，特别是灵魂的洗涤”、“没有思想上的宽容，没有人格上的大气度，热衷身边蜗角内斗、人事纠纷，主张仇恨、杀伐、报复，教唆挑动，拨乱其间，唯恐天下不乱”，是的，这的确是“一种极大的悖谬和反讽”。

（20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