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为进化绝望【旧作】
28 09 2006年the Rainbow: Science, Delusion and the Appetite for
Wonder）一开头就说：
“我的第一本书的一位外国出版商承认说，在读完它之后，三夜不能安眠，被书中他所理解的冰冷、凄凉的信息所困扰。其他人问过我我怎么能够在早晨还有勇气起床。一个遥远国家的一名教师写信责备我说，他的一位学生在读完这同一本书后泪眼汪汪来找他，因为这本书已使她相信生活是空虚和无目的的。他劝告她不要把这本书传给她的任何朋友看，担心他们将被虚无悲观主义所感染。”
他说的外国出版商和外国老师大概不是中国人，但中国读者中也不乏有类似的感受。比如，吴国盛的《进化的故事令人绝望》（《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1日）就相当典型地表达了这种绝望感：
“尽管道金斯一开始就声明，他并不提倡以进化论为基础的道德观，但他所生动展现的生命世界的这幅自私和冷酷的景象还是叫人非常绝望。如果我们命中注定是自私的，我们的非进化论的道德观念何以可能？这是道金斯已经意识到但并未展开的问题。……听完道金斯讲述基因的故事，人类应该感到绝望。进化是偶然的、无目的的，基因是冷酷和自私的。它们聪明绝顶，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它们都已经成精了。从这里我们确实可以学会不少求生存的本领，但同时我们也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生存。生存是偶然的，也是荒谬的。生命的意义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人性的世界里那么崇高和辉煌的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在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里完全是不合情理的。近代科学制造的这种人与世界的分裂，在今天由于更加精致化、合理化，而显得更难弥合。”
面对这种责备，道金斯在《拆散彩虹》中有简略的回答：
“假设宇宙的终极命运的确没有目的，我们是不是真的都要把我们的人生希望和宇宙的终极命运绑在一块呢？当然不，如果我们精神正常的话,不会如此。我们的生活被各色各样更亲密、更温暖的事物以及人类的雄心和洞察所主宰着。指责科学剥夺了使人生值得一过的生活温馨，这个错误是如此的荒唐，如此的与我本人和大多数科学家的感受绝然相反，以至于我几乎要变得绝望，就象我被错误地怀疑过的那样。”
虽然科学事实往往能给伦理道德观提供一定的启示，乃至成为价值判断的基础，但是科学事实本身并不带有价值判断。将科学事实等同于道德价值，恰恰是极端的科学主义者的思维方式，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反过来指责科学，是自相矛盾的。宇宙的演变没有目的，因为宇宙没有意识。但是人生可以有目的，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在一个冰冷的、凄凉的宇宙中，同样可以有、也应该有温暖、亲密的人间。
如果将人生目的和宇宙的命运联系起来，未免过于多愁善感。但是人生的目的本来就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可以有多种形式，科学无法证明其必对或必错；所以如果有人非要如此多愁善感地唉声叹气，虽然道金斯暗示这属于精神失常，虽然我也觉得大可不必，但是却不能说就错。然而，如果在绝望之余，还要质疑“如果我们命中注定是自私的，我们的非进化论的道德观念何以可能？”，却是严重的混乱。基因是自私的，并不能推导出我们命中注定是自私的，因为我们的“命”有两条：生物的和文化的。
人类同时是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产物。“自私的基因”理论试图说明的仅仅是自然选择作用下的生物进化（它甚至不试图解释所有的生物进化），而文化进化有非常不同的机制。无意识的自然选择只对个体的短期利益起作用，因此它必然是对“自私”有利的。但是人类具有自我意识，有理性推理和预见能力，能够做长期的计划，因此能够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目前的利益，为了群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文化的适应性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对群体，而不是对个体进行选择的结果，真正的利他行为因之产生。道德观正是这种文化选择的结果。一个有着更“好”的价值观的文化群体能够扩张、繁衍，并吞并、灭绝其他的文化群体。因此，价值观也是进化而来的，是经过长期、持续的无数次试错、成败，而得到的最适合于某个文化群体生存的结果。如果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混为一谈，试图用生物本能解释一切文化现象，恰恰是极端的生物决定论者的思维方式，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反过来指责科学，又是自相矛盾。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文化进化论只是要说明为什么一种价值观系统会产生、传递，并不肯定那些占了优势的价值观就一定是真实、美好。那些因历史原因被认为对文化群体有利的行为，即使在我们看来是虚假的、丑陋的（比如宗教、迷信），也会在文化选择的作用下，得到保留、传播。视死如归有种种因素（甚至包括精神失常），并不都是那么崇高和辉煌的。革命烈士的视死如归固然令人肃然起敬，邪教徒的视死如归却就只有让人惋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