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一旦造假,社会危害会更大
14 07 2010年方舟子:“成功人士”一旦造假,社会危害会更大
本报记者 陈强
中国青年报 2010-07-13
中国青年报:你指出唐骏学历有假,但是否认为他是一个成功人士?他的成功模式在社会上值得复制吗?你认为“唐骏假学历”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方舟子:如果按照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看法,发财等于成功,那他当然算是一个“成功人士”。不过,如果这种成功模式是含有虚假成分的,就不值得复制。我认为这个事件的最大的价值在于:不要轻信“成功人士”的言行,他们头上的光环可能是假的。也不要宽容“成功人士”,他们一旦造假,造成的社会危害会更大。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中信出版社的“勘误声明”与唐骏的辩解所共同提示的“作者虚假简历的刊出是由于编辑过程细节的失误,责任在出版社”的说法,有没有漏洞?如果有,漏洞在哪里?
方舟子:如果如中信出版社的“勘误声明”所言,在原稿中已有唐骏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段落,并且他曾经审过稿、要求删去该段落,那么为什么此前唐骏要一口咬定原稿中没有这个段落,是有人在故意陷害他?
如果《唐骏日记》的作者简介出版前未经唐骏确认,出版后唐骏作为第一作者会没有发现吗?要过了一年、印刷多次了才来勘误?而且这个简介的内容,和唐骏在2002年提供给《计算机世界报》的简介是一致的。
中国青年报:你对当下的励志及励志书本身怎么看?这是时代的需要,还是荒唐的误会,抑或商业的炒作?
方舟子:这类推销“成功学”、鼓吹发财的所谓“励志”没有价值。它其实是一种出版商业行为——利用市场的需求让自己发财,以此获得商业成功。
中国青年报:你是如何给成功下定义的?在成功、学历、诚信三者之间,你最看重哪一个?
方舟子:诚信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可以不成功,可以没学历,但不能丧失基本的道德,这样至少还是个健全的人。我以前给成功定义了两个标准:第一,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必追求升官发财,也不必非得成名成家。升官发财、成名成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成功的标志,但大可不必将其等同于成功。如果为此而迷失自我、丧失自尊,乃至不择手段,干出不道德、违法的勾当,是可耻的。第二,能回报社会,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当一名消遥自在、自得其乐的“隐士”并不足取。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的意义。
中国青年报:你在“唐骏假学历”事件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对事态的发展如何预测?如果唐骏一直采取回避态度,你会怎么办?
方舟子:我只是告诉公众我的调查结果,提出疑问。根据以前的经验,很可能会热闹一阵子之后不了了之。如果他一直回避,我不具有处置的权力。如何让造假者得到应有的惩处,不是我管得了的。
社会风潮在鼓噪励志还是撒谎?
本报记者 陈强 实习生 张黎姣
科普作家方舟子对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的博士学位提出质疑而引发的“唐骏假学历”事件,近期成为社会文化热点。本报记者日前联系到唐骏的秘书李欣女士,并请其转给唐骏6个问题。如:“你认为此事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对社会公众有无价值”,“除了出版社应承担相应责任外,作为作者的本人是否也该对失实部分负责”,“你在成功、学历和诚信三者间最看重哪一个”,“社会风尚推崇财富、消费传奇是否正常”等。
唐骏的秘书李欣回复“在出差,下周好吗?”后记者告知已采访方舟子,希望及时看到唐骏的说法,使报道客观均衡。李欣回复:“我能说的是他从来没有造假——现在回答有用吗?连中信的声明都被质疑为收买!流言止于智者,你会看到真相的。”7月11日,记者再次致电已结束出差回到上海的李欣,她改口称,现在不便对媒体的问题一一作出回应,因为“这个时候说了,也没有人会相信”。
“唐骏假学历”事件始于7月1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出21条记录直指唐骏“学历造假”。方舟子从中信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发现唐骏的学历疑点,并提供证据:一、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校友名单中没有此人;二、美国大学博士论文数据库中找不到此人的论文。唐骏在首次回应中表示,自己在日本攻读了5年博士,最后一刻放弃了博士论文答辩去了美国,拿到了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获得过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而唐骏所说的“西太平洋大学”现正被舆论指为是一所买卖文凭的“野鸡大学”。
此前,7月8日,中信出版社和蓝狮子财经策划中心联合发表“勘误声明”,称唐骏在审阅第二作者胡腾的原稿时,曾发邮件要求删除“拿到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表述,但由于出版方编校过程中沟通出现滞后,没有及时修改。
记者联系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的第二责编李女士。她说,自己对于唐骏事件没有任何态度,并暗示第一责编可能在休假。蓝狮子财经策划中心负责人吴晓波则表示,所有问题——对书也好,对唐骏也好,都要等一两个月之后再说。中信出版社一位知情编辑张昭在与记者通电话时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实际上是有品质的。“我调入中信之前自费买过该书。”她说,“一个错误并不能使这本书整个失去价值”。
由此引发的公众人物的诚信问题成为当下出版界、文化界及公众的关注焦点。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在接受采访时说,一般的出书过程,所有简介均由作者自己提供,别人不能瞎编。只是在宣传口径上,出版社可能会从商业角度去做。“这件事出版社怎么能负责?如果说是出版社的失误,我觉得有联合造假的嫌疑——这件事出来以后,作者和出版方其实可以保持沉默。现在开口了,不是越抹越黑吗?”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家周孝正对“勘误声明”同样提出质疑。他说,出版社说由于后期沟通不善,但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公众人物作为对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更应该讲诚信、对大众负责。”
诚信问题同样让企业家感慨良多。福建籍一位企业家曹德旺的话引人深思。他说,与其说这是唐骏个人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因为对高学历的追求、对财富的崇拜、诚信危机,正是当下浮躁社会的病症。”另一位听过唐骏演讲的学生告诉记者,唐骏的症结在于“自我造神运动”,而出版界、文化界甚至社会风潮,似乎都在鼓噪急功近利者,拿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财富神”来顶礼膜拜。
近年来,以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马云管理日志》等为代表的诸多财经励志书相继出版,使近年来的励志风潮一再升温。许多出版社以“励志”命名相关与不相关的书籍,以求市场销量。此外,图书市场中诸如《将才》、《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你能行》等持续市场走红。更早些时候面世的《人性的弱点》、《穷爸爸富爸爸》系列、《水煮三国》也持续热销。有业内人士认为,图书市场根据公众的需求生产相应图书并没有错,关键是:公众的“志”是被“励”出来的吗?怎样“励”才是健康的励志?怎样的“志”才是健康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