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精品购物指南2009-7-13

对于陷入漩涡的周森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态度，而这些视角和认知也表露着生于不同年代的人对待同一事件的不同观点，他们当中有些人对此不感兴趣，有些人谨言慎行，同样，也有些人扼腕叹息或是忧心忡忡。

周孝正

上世纪40年代生人  著名社会学家

“这件事情需要的是组织部门通过正常渠道核实，其实跟年龄没什么关系。29岁当处长怎么了？中国有几亿网民，有一些人对他感兴趣，其实也只是很小的比例。作为公众人物、干部，有人想要调查你，那也是很正常的事。”

曹景行

上世纪40年代生人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言论部总监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

“对周森锋而言，抄袭不是小事，这关系到他的学位是不是成立。现在，大学的抄袭现象确实很厉害，但这并不能成为他可以抄袭的理由。对公务员来说，诚信是根本，尤其是掌权的人必须诚信。对大众而言，将太多的关注放在年龄上，实际上是现在整个环境不利于年轻人发挥作用的表现。”

方舟子

上世纪60年代生人  学术打假人

“其实我也和一般人一样，很想知道一个29岁的人为何能当上市长，因为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这是不常见的。此外，我还很想听听周森锋对自己的抄袭行为是如何辩解的。类似的事件要是发生在国外，据我所知，如果周市长不自己辞职的话，他就会遭到弹劾。即使弹劾不成功，他也很难获得连任。”

白岩松

上世纪60年代生人  中央电视台记者、主持人

“我觉得像周市长的道路是不可以复制的，因为他有很多地方都极具偶然性。”

五岳散人

上世纪70年代生人  时事评论人

“说到底，这还是因为民众对于官员的升迁与奖惩不甚透明所导致的疑问，年龄问题不过是新闻噱头，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想释疑于大众，必须要把更多的背景说清，比如曾经的政绩如何、家庭背景怎样等。权力的授受是公众事务，接受公众全面监督是必然之举。一个青年官员的蹿升必然会引起猜想，进而产生很多未必合适的联想。这种联想有时是很伤人的，甚至也会伤害到青年官员本身。所以于公于私，这都必须注意。”

梁文道

上世纪70年代生人  凤凰卫视评论员

“今天的政府官员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每一个当官的人都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知道自己在这个网络时代、高度透明化的时代，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从政的履历如何都是会被人公开的，是会被人公开提问的。而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周森锋应该出来做正面回应，而不应该躲在背后，觉得只要自己默默做事就可以免责，这是一个不对的态度。”

韩寒

上世纪80年代生人  作家、赛车手

“我最近一直在比赛，上网不方便，对这件事也不太清楚。以后如果有什么好玩儿的事情再联系吧，不好意思。”

郭敬明

上世纪80年代生人  畅销书作家、杂志主编

长江出版集团北京中心副总编辑

“我一般从不看新闻，所以并不知道这件事，一点也不了解，而且我对这件事也没有兴趣。”

对话“×零后”

《北京》：第一次看到与周森锋相关的新闻大概是什么时间？当时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方舟子：从6月23日网上爆出周森锋论文涉嫌抄袭时我就开始关注这件事，当时也有人给《新语丝》投了稿。我知道现在国内论文抄袭很普遍，所以，发现周森锋的论文也抄袭我并不感到意外。

五岳散人：平时我的专栏写时事评论的稿子比较多。其实29岁的处级干部也并不罕见。

《北京》：为什么关注周森锋事件？您觉得周森锋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曹景行：从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29岁当县级市的市长还是比较年轻的。很多新闻也都在拿“29岁”这个标签做文章，中国现在只要有一点异常现象，都会被挖掘背景。

五岳散人：我觉得周森锋那份就职材料写得太不好了。毕业以后，他担任的一直都是副职，也没有具体的业绩，突然提拔到这个高度当然非常容易引起关注。这种怀疑几乎可以说是大众一种先天性的怀疑。

方舟子：我本人除了反伪科学，也反学术造假。周森锋在读研究生期间的论文存在抄袭，这也是学术造假，所以引起我的关注。而对于周森锋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我觉得主要在于他有一个“最年轻市长”的头衔，才29岁就当了市长，很不一般，人们也就有兴趣去挖一下他的底细。

《北京》：在整个周森锋事件中，您觉得年龄都起到了哪些作用？

五岳散人：年龄应该是他受到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他已经三十几岁，甚至假如他今年只是31岁，可能都没有人会去搭理这件事，会去调查他。

周孝正：我个人觉得因为仅仅因为年龄而关注周森锋，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中国大概有2000多个县级市，这些市长的诚实、信用记录才是关键问题。“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假如他的论文造假，当然要引咎辞职，所以，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论文是不是假的。

曹景行：毛泽东当年成为中国一大代表的时候是28岁，红军当时十几岁当团长的也很多。

《北京》：周森锋出名后深陷“背景门”“打伞门”“名烟门”“论文门”，您觉得人们对“80后市长”的“陈年旧事”穷追不舍的原因是什么？

五岳散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透明。

方舟子：周森锋出名后成了公众人物，就要受到人们的质疑，这是作为名人、公众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很正常。

曹景行：打伞、抽名烟等问题是作风问题，年轻干部不应该学一些官气十足的作风，希望他能带来清新的风气。至于他的弟弟在清华上学，涉及到他家超生的事情，那是他爸爸的事，是他干预不了的。不过，论文抄袭确实是一件非常严肃且严重的事情。

《北京》：现在，面对各种质疑和言论，周森锋一律采取了谢绝回应的态度，如何评论他的应对方式？

方舟子：周市长是政府官员，有义务回应公众的质疑。他保持缄默，一方面说明其心虚，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漠视公众的权利。这个事件涉及政府的诚信形象，涉及到官员选拔的标准问题，不是周市长自己的事情。

五岳散人：这种方式非常糟糕。虽然不是直选，但所承担的责任就决定你必须要有直面质疑的勇气，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不愿意回应，那么为什么还要让你担任一方父母官的工作呢？公职人员在这方面是毫无隐私可言的，在得到利益的情况下必须把相关的部分隐私公之于众。

周孝正：既然现在有人提出怀疑，不管是周森锋本人还是有关部门都不应该装聋作哑，必须要有回应，这是政府和政府官员该做的事情，老百姓有知情权。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尤其对出任公职的干部，当然有知情权。因此，清华大学或上级主管部门还有他本人必须作出正面回答，而且必须证据确凿。这是毫无疑问的。

曹景行：周森锋对有关抄袭一事一直不回答，这是很不好的做法，这个含糊的应对可能会使这件事成为他的污点。周森锋当选市长是市人大全票通过的，也是第一次。其实网站是很好的补充手段，起着民主监督的作用。事情弄清楚了，老百姓才能放心。

《北京》：目前，也有些网民，尤其是“80后”网民认为论文抄袭是很普遍的事情，不值得惊奇，一个本应“奇怪”的现象如今却被当成了“不奇怪”，对此，您怎么看？

方舟子：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小学、中学上作文课的时候，老师就教学生要抄范文，然后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又缺乏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方面的教育，很多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写论文，不知道合理引用和抄袭的区别，或者是知道，没有意识到抄袭的严重性。不能因为抄袭很普遍，就可以不追究责任，就像不能因为大家都在偷东西，就认为偷东西不应该受到谴责是一样的。

《北京》：论文造假是否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对于周森锋涉嫌论文抄袭这件事，您觉得可以前事不计地宽容吗？

五岳散人：论文造假的现象很普遍这不能成为任何人抄袭的理由。也许，我们对普通人的道德要求可以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一个公务人员，必然应该要求私人道德，否则人们就不可能相信他在公众道德层面上具有很高的免疫力。

方舟子：论文造假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周森锋能够一毕业就到襄樊担任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就是因为他是作为硕士、博士人才引进的。如果他当时的硕士学位是有水分的，也就是说他走上仕途的过程本来就是不对的，是利用了不正当的方法当上了副主任，随后又当选了市长。因此，周森锋论文有没有抄袭跟他现在的地位是有直接关系的。一个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能通过抄袭的方法发表两篇论文，就说明这个人不仅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品质也是有问题的，为达目的弄虚作假，不诚信。那么我们就会怀疑，他当市长，是否也会为了有政绩而弄虚作假？

《北京》：有人预测这件事最终会以不了了之告终，您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走向？它对周森锋和社会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周孝正：既然有人问了就不能不了了之，因为人民是主人，既然有人质疑，置之不理就是猖狂，必须要有明确、正面的答复。

方舟子：如果要有实质性的进展的话，就是清华大学把他的学位撤销，但从过往的事实来说，这种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就是行政上的处分，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现在比周森锋地位高的人有很多学历也是假的，他们肯定是不敢也是不愿意去处理的。所以等媒体不关注了，这件事就会不了了之了。周森锋不太可能因此受到处理，但是他的形象毕竟受损了，而且可能会对他以后的升迁造成一些影响。周森锋不受处理，则会对社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让学生以为抄袭论文是可以被接受的。

五岳散人：我觉得很可能会不了了之，因为无法深究。深究论文，就会牵涉到清华大学。虽然我们的教育几乎跟足协一样有问题存在，但毕竟还是无法让人质疑到这个程度。其他方向的质疑我觉得最终也都会是死胡同一条。

曹景行：这件事不管结果如何，对他来说都是必须跨过去的一道门槛。有还是没有？有，应该怎么办？对官员来说，必须把诚信放在非常珍贵的位置。假如上面的部门糊弄过去，那这件事将成为他终身的污点。周森锋现在不回答，可能是他需要思考，思考之后，还是需要回答。

《北京》：对于当代的社会而言，您觉得周森锋事件仅仅是个例，还是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方舟子：他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就像我上面说的，他的“背景门”反映了公众对现在的官员选拔制度的不信任；他的“抄袭门”则反映了国内学术论文造假的严重程度。

五岳散人：这绝不只是个个例而已。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于论文造假，也不仅仅在于年龄，还有更深更多的问题有待挖掘。

《北京》：那么，它对“80后”该如何登上政治舞台都具有哪些意义呢？

五岳散人：目前而言，我想信号很复杂。他会告诉老百姓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作假也可以上去，而且很可能会升得更快。

方舟子：不管是哪一代的人，不管要登上什么舞台，都应该诚实。作为政府官员，还应该知道自己的职责，不能够不把公众当回事。

曹景行：其实我一直认为将年龄作为一个参照是很不好的。29岁不算小了，已经研究生毕业并有5年工作经历，对真正有才能的人来说，这个年纪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其实80岁也是可以的，所以，关键是要有竞争机制，让市民来决定谁当选。什么年龄该做什么，这种观念本身是很荒唐的。除了结婚、上学有年龄之限以外，成年人界限过了之后，是应该没有限制的。

《北京》：对于开始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成为主流人群或中坚力量的“80后”一代，您怎么看？

周孝正：我个人认为“80后”这个说法本身就没什么意义，地球一天转一圈，并没有哆嗦，时间是连续的。只不过凑个整数出来个“80后”，80、81、82在我眼里没有任何区别。

方舟子：这一代人生长的时期，正好是国内社会处于转型期，他们应该更注意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要过于功利、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