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易中天拟文：我没有批余秋雨，也不会批
30 06 2009年【拟文二则】
易中天：我没有批余秋雨，也不会批
刚才上网，看见许多网站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易中天批余秋雨：算账不必秋后，莫待秋雨时分》。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谁贴的，只知道这事与我无关。截至目前为止，我对余秋雨先生的任何言行，都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也就是说，我从来就没有批过余秋雨，也不会批。不批的原因是：一，余秋雨先生说什么也好，做什么也好，对也好，错也好，都是他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为什么要批？奇怪！二，我和余秋雨先生，同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都履行了公民的义务，我又不高人一等，有什么资格批判他？在此国难当头之时，难道谁还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吗？笑话！三，四川受灾，世界震惊；国际社会，纷纷援手。当此之时，凡我国人，都应该同心同德，共赴国难。即便做不了什么，安安静静呆在家里，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不给灾区添乱，不给别人添堵，不给政府添麻烦，也是救灾。这点道理，我好歹还懂，又哪有闲心在网上转悠，今天批这个，明天骂那个？荒唐！至于前面提到的文章，观点是对是错，我也不会发表意见，甚至看都不会看，理由同上。因此，我恳请各网站撤下《易中天批余秋雨》的标题。文章尽可保留，但希望原作者尽快“认领”自己的“孩子”，以免让我无端背上“拐卖人口”的罪名。谢谢！
易中天：我没有批李辉，也不会批
刚才上网，看见许多网站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易中天批李辉：李辉先生，请勿“飙车”》。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谁贴的，只知道这事与我无关。截至目前为止，我对李辉先生的任何言行，都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也就是说，我从来就没有批过李辉，也不会批。不批的原因是：一，李辉先生说什么也好，做什么也好，对也好，错也好，都是他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为什么要批？奇怪！二，我和李辉先生，同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都履行了公民的义务，我又不高人一等，有什么资格批判他？在此国难当头之时，难道谁还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吗？笑话！三，四川受灾，世界震惊；国际社会，纷纷援手。当此之时，凡我国人，都应该同心同德，共赴国难。即便做不了什么，安安静静呆在家里，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不给灾区添乱，不给别人添堵，不给政府添麻烦，也是救灾。这点道理，我好歹还懂，又哪有闲心在网上转悠，今天批这个，明天骂那个？荒唐！至于前面提到的文章，观点是对是错，我也不会发表意见，甚至看都不会看，理由同上。因此，我恳请各网站撤下《易中天批李辉》的标题。文章尽可保留，但希望原作者尽快“认领”自己的“孩子”，以免让我无端背上“拐卖人口”的罪名。谢谢！
【参考文献】
易中天：我没有批王石，也不会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0958o.html
刚才上网，看见许多网站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易中天批王石：高明绝顶的纠错》。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谁贴的，只知道这事与我无关。截至目前为止，我对王石先生的任何言行，都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也就是说，我从来就没有批过王石，也不会批。不批的原因是：一，王石先生说什么也好，做什么也好，对也好，错也好，都是他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为什么要批？奇怪！二，我和王石先生，同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都履行了公民的义务，我又不高人一等，有什么资格批判他？在此国难当头之时，难道谁还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吗？笑话！三，四川受灾，世界震惊；国际社会，纷纷援手。当此之时，凡我国人，都应该同心同德，共赴国难。即便做不了什么，安安静静呆在家里，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不给灾区添乱，不给别人添堵，不给政府添麻烦，也是救灾。这点道理，我好歹还懂，又哪有闲心在网上转悠，今天批这个，明天骂那个？荒唐！至于前面提到的文章，观点是对是错，我也不会发表意见，甚至看都不会看，理由同上。因此，我恳请各网站撤下《易中天批王石》的标题。文章尽可保留，但希望原作者尽快“认领”自己的“孩子”，以免让我无端背上“拐卖人口”的罪名。谢谢！
哈哈！挺幽默的啊！
分析：
1.与易文相似度>90%，属抄袭
2.一文两投
结论：
市长水平
像极了易中天。荒唐！，笑话！，哈哈，太像了。
方先生， 写篇祭文，悼念下 micheal jackson吧，任何领域的天才都太难得了，从您对达尔文和鲁迅的崇拜情况来看，您是欣赏天才的，写篇文字吧，非常期待。
抄袭，肯定是抄袭。原创作品是易大师。
hahahahaha
这篇好。事实和逻辑的反驳才是最有力的。
易中天估计在家挖老方和余秋雨“互抬轿子”的证据呢
易先生在维护谁的尊严？跟文怀沙穿一条裤子了吗？
“易超男”“道德飙车”的来龙去脉
1. “易超男”和“文老骗” 两个家伙相互早就是抬轿子的，当然不会咬起来！搞不好当初策划和包装“文老骗”的时候，“易超男”也是一员干将哦！
2. 所以“易超男”发表攻击李辉的博文，就不奇怪了。
3. 问题在于李辉反驳“易超男”后，易的回复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易就拿余秋雨捐款说事，转移网民视线。
要不是发表在易中天博客里真的怀疑别人冒名写的，写出如此垃圾文章让人大跌眼镜
我斗胆反问一句，易老何敢言辞凿凿的一口咬定人家“诈捐”。证据呢？就靠表面现象所呈现的，加上一些推理？那只能质疑而不能肯定。
易老，你敢说，你捐的那个8万，是马上到帐的现金吗，是不是3角债。
易老说批评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那么易老就不要再回避网民质疑。
批评看事实，吹捧看动机
小小林 (17:42:19) :
像极了易中天。荒唐！，笑话！，哈哈，太像了。
方先生， 写篇祭文，悼念下 micheal jackson吧，任何领域的天才都太难得了，从您对达尔文和鲁迅的崇拜情况来看，您是欣赏天才的，写篇文字吧，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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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
老易呀，还是休息吧
俗语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林子是鸟的栖息生存之地。如果曾还以为方先生像是一只‘科学’的‘啄木鸟’的话，那么，今天也只能感叹一声：你究竟是一支什么‘鸟’？佛家讲‘悟’，‘悟’什么呢？只能看有没有‘慧根’了，好自为之吧，共勉。
易中天确实越来越让人失望.前几年我上他的博客觉得还挺开眼界的,现在觉得他的文章没什么思想深度,现在我非常同意熊万里在博客里对他的评价.我在这里想对他讲:你易中天要升级了.现在这个年代是一个不断升级更新的年代.希望这句话他能看到.
强烈同意黄瓜的 :批评看事实，吹捧看动机
上一篇文章，老有人质疑方老师的动机论，真是糊涂。
写一篇不合逻辑的吹捧文章，当然要查看动机了，因为由一个“著名”学者写出的低于一般人逻辑的文章显然不是其水平的体现，只能是屁股坐错了地方（即动机不纯）
所以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故事“。
王石的事情和余秋雨不同 ，这样拟文好像不是太有说服力 。
王石发表自己的对于捐款的观点 ， 余秋雨整个是欺骗 。 倒觉得易中天在这两件事情上没什么错 。
李辉揭文怀沙的文章没看过 。 易中天的东西倒是看了不少 ，虽然有点说书人的感觉 ，观点还是挺通透的 。
转贴 胡子暄 致余秋雨的公开信(2009-07-01 09:44:22)标签：杂谈 分类：借花献佛 余秋雨先生阁下： 读了7月22日《南方周末》上整整两版的《余秋雨有话说》以及你“质询媒体”的七问，我不能不为你颠倒黑白的勇气和厚颜无耻的谎言感到深深的震惊。二十九年前先父临终时的一幕又再次涌上我的脑海，使我强忍悲愤提起笔来给你写这封信。主要谈以下两点： 第一点，你在“质询一”中责问批评者说： 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此外，你在《余秋雨有话说》里还公然宣称： 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这两段话，听起来气壮如牛，威势十足，其实是耍了个自作聪明的花招。根据当年写作组一些老人在报上的揭露，“石一歌”只是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一个外围组织，发表文章都是用这个集体的笔名。现在时隔二十多年，不看原稿，当然无法举证哪一篇、哪一句是你余秋雨写的。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自己的主要问题不在“石一歌”，而是发生在1973年5月14日被朱永嘉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以后。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10月，你先后在“四人帮 ”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四篇篡改历史、无限上纲、乱打棍子、血口喷人的大批判文章，署名都是用的“余秋雨”。这里，为了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阁下提个醒，我根据当年先父遗留下来的旧杂志，把它们一一开列在下面： 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1月出版）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 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1月出版）发表《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8期《学习与批判》（8月出版）发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10期《学习与批判》（10月出版）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 面对这些无可否认的“历史文献”，请问阁下，你还敢不敢让人举出大作中的一篇或一句，然后把你全年的薪金奖励给他们？我想你即使脸皮再厚、胆子再大、钞票再多，也是不敢再出来拍胸悬赏的，只能三缄其口，彻底沉默。 第二点，你在《借我一生》和《余秋雨有话说》中还宣称： 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余秋雨伤害过什么人，那我就服了，我向他赔罪和道歉……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对于以上这些话，一般的读者也许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驳斥你，但我却有这个资格和条件。你说你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完全是谎言。当然，你并没有拿着刀子去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但你在当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赶写出来的几篇歪批胡适的黑文，确确实实伤害到了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精神备受摧残，过早地含恨离开了人世。这悲惨的一幕，对于你这个早已步入“大康” 生活极乐境界的“文化名人”来说，是不会也没有兴趣去顾及并写入你的“记忆文学”的，但它却像恶梦一样永远留在了我和孩子们的心中。现在，每当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你那一脸伪善做作的媚笑、指摘嘲弄青年歌手的模样，听着你那添油加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痛说家史”的腔调，都会举起手来直指荧屏，不约而同地高喊一声：“又是这个余秋雨！” 下面，我就来揭开这段历史的隐秘，让普天之下的读者都来看一看：你这个信誓旦旦、说的比唱的好听的“谦谦君子”，究竟有没有批判和伤害过别人？ 我的父亲胡念柏，祖籍安徽绩溪，上个世纪初出生于上海。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他与家乡断绝了联系。30年代初，他告别祖母去北京求学，学的是理工科，但业余爱好文学。后来经过通信，与仰慕已久的胡适先生有了联系。在一次见面时，胡适先生问起先父的家世，发现两家还有一点远亲的关系，便与先父认了同宗。先父小他一辈，从此两人以叔侄相称。先父在京期间，无论学业或生活，都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先父学成后回上海工作，在一家大企业担任工程师，仍与胡适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年，胡适先生来上海看望祖母，特地将一套《胡适文存》赠送给先父，还亲笔题辞：“念柏贤侄惠存 愚叔胡适”。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胡适先生仓促离京赴宁，第二年又去了美国。他的次子思杜却留在了北京。 1951和1954年，全国两次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政治空气十分严峻，使先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虽然通过学习，他从政治上认识到了胡适先生的错误，但从思想上仍然难以割断和叔祖的情缘。此后他对外人绝口不再谈起胡适先生，只是埋头工作，以求得心灵的安宁。 1957年，思杜叔叔在北京被划为右派，自杀身亡。先父得到消息，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幸亏单位里不知道他跟胡适先生的这层关系，加上平时工作勤奋，人缘也不错，总算逃过了“反右”一劫。 厄运的真正降临是在“文革”初期。先父刚刚退休。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几位文化学术界人士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颇有同感。其中有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先生是先父的朋友，先父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同他交流了自己的看法。李俊老很快回信，信中涉及对这篇文章发表背景的猜测，也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随着形势的发展，李俊老在报上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批判。造反派搜去了朋友给他的有关信件。先父的信被转到了单位。从此他也被责令每天去单位集中学习，反复检讨，在造反派那里挂上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表错误言论”的号。夏秋之交，全国范围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扫四旧”风暴。一天，单位里的造反派，带着一帮红卫兵闯到我家，把书架上的线装古籍和解放前出版的封面黄旧的书刊一扫而空。有个大学红卫兵发现了那套《胡适文存》和扉页上的题辞，立即责问先父：“胡适是你什么人？”在这帮人的追逼下，先父只好据实回答：“跟我同籍，有点远亲关系。我年轻时在北京读书，和他见过面，所以以叔侄相称，但解放后从未通信和来往。” 那个红卫兵说：“胡适是个反动文人，早已批倒批臭。你解放后没有和他来往，却保存着他送给你的书，说明你们思想上一脉相承，臭味相投，难怪你会攻击姚文元同志。” 当天，先父被押回单位，断断续续地批斗了近一个月。所幸胡适先生早已于1962年去世，“文革”期间不过是只“死老虎”。中央两报一刊基本上不再提到他。先父的单位又不属文化学术系统，许多职工根本不知道胡适为何人，因此风潮一过，他便被释放回家，不再引起造反派的兴趣，总算在家里过了六、七年比较平静的生活。由于受到这次冲击，他变得沉默寡言，烟抽得越来越厉害，心脏也经常发病。 1973年11月，他在刚出版的第3期《学习与批判》上看到了一篇署名“秋雨”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买回来细细阅读，越读越感到气愤。我下班回家，他就把这本杂志递给我说：“这个‘秋雨’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这样乱扣帽子、无限上纲？他说你叔祖胡适‘尊孔’，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打孔家店’的口号，就是你叔祖提出来的。他骂你叔祖是‘反动的买办文人’，甚至是‘卖国贼’、‘反革命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看了一下文章说：“‘秋雨’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大概是个笔名吧！‘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好像连汪精卫、蒋介石也没有批过，现在怎么突然又把叔祖拉出来批判了。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内幕。”我劝慰先父不要去多想，我说：“反正叔祖已经去世多年，他生前没有攻击过毛主席，也不会活过来反对‘文化大革命’。再上纲上线也牵扯不到我们的头上。”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上又发表了署名“余秋雨”的《胡适传（五四前后）》。这篇文章长达 16000多字，先父连夜读完后对我说：“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了。说你叔祖‘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全盘否定他在‘五四’期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特别是说他1904年到上海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这些话其实都是你叔祖在《四十自述》中对自己年轻时一段短暂的荒唐生活所作的反省。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却能这样自责和忏悔，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余秋雨还要把它拿出来丑化和糟蹋，实在太没有人性了。” 这两篇连续批判胡适先生的文章，对先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惶惑不安之中度过了半年。冬至那天，终于因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出院。 1975年上半年，总算太平无事。天气转暖以后，先父的身体得到进一步恢复，精神和情绪也好得多了。大概在8月末，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评《水浒》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是：“《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记得先父看了以后对我说：“毛主席确实高明，他对《水浒》的评论与众不同，别开生面。宋江后来接受朝廷招安去打方腊。方腊平定以后，梁山好汉也死得差不多了。宋江自己也被毒死。结局是个悲剧。你叔祖生前也写过《〈水浒传〉考证》，好像还有个《后考》。可惜这部《胡适文存》被抄走了。否则我倒想再看一看。”先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情相当平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悬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正在悄悄降落，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一个月后，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第10期《学习与批判》，顺手一翻，赫然入目的是一篇署名“余秋雨”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估计有五、六千字，也无心细看，立即买回来交给先父。 唉，现在想起来我真感到后悔。我本来不该把这本杂志买回来给他看的，因为他那衰弱的心脏，已经承受不起过度的刺激，而且愈到迟暮之年愈加化解不开对叔祖追忆思念的情结。记得当时我还没有走出他的房间，转眼一瞥，只见他上身猛地一颤，骂了一声：“胡说！简直岂有此理！”我上前一看，知道触怒他的是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我怕他气出病来，就夺过他手里的杂志，劝他早点休息。先父说：“没关系，你让我看！毛主席过去批过你叔祖，但也没有这样骂他嘛！我倒要看看这个姓余的还能骂出什么话来！”我给先父沏了一杯热茶，陪他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回自己房里去了，但一直没敢入睡。大约到了子夜时分，忽然听到隔壁一声巨响，马上急步赶去，只见先父蜷着身子倒在地上，手边是那本摊开的《学习与批判》。我去邻居家打电话叫救护车，和妻子一起将先父送往医院抢救。谁知没进医院大门，他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后来，我翻看《学习与批判》上的那篇文章，发现先父在几段话的下面用笔划上了横线：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也许今天一些年轻的读者会不太相信：“难道这几句话就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他的神经也太脆弱了！”也许你秋雨阁下更会站出来振振有辞地反驳：“我那篇文章批的是早已去世的胡适，没有点其他任何活人的名字。胡念柏我不但不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他自己心脏病发作死了，与我有什么相干？”然而，凡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了解“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惯用手法的过来人，都会对他们以笔杀人的伎俩有着深切的感受。其实，你这篇居心叵测的大批判黑文所伤害的，又岂止先父这样一个区区的平民百姓。其锋芒所向，表面看来对着早已作古的胡适，实际上是别有所指。谁都知道，“四人帮”一伙都是政治野心家。他们从来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借历史人物来影射现实，是他们创造的“影射史学”、“影射文学”最根本的特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彪集团覆灭以后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到后来就变成了“批周公”。只是由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深得民心，才使“四人帮 ”的阴谋没有得逞。1975年秋冬之交的批《水浒》和“投降派”宋江，其性质也是如此。这在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有着详尽的记述和分析。 197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同志被任命为党中央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立即着手对铁路、农业、军队和科技等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整顿。经过半年多时间，全国的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毛主席对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是肯定和满意的。但在政治上，他又绝不容许有人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是抓住毛主席的这种“文革”情结，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和身患绝症而又全力支持他的周总理。这一年中，“四人帮”先后制造了“批经验主义”、批电影《创业》《海霞》等事件，频频发难，但都没能掀起大浪。 8月14日，毛主席因眼病手术后不便看书，让北大中文系教师卢荻为他读《水浒》。毛主席一边听，一边随意地谈了一些自己的评论。卢荻把记录整理成文。姚文元得知后，当天就写信给毛主席请求发表，同时经过精心策划，先后在《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水浒》、批“投降主义”的文章。《人民日报》那篇的三个小标题是：一、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二、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三、一套投降主义哲学。毛毛在她的书中指出：“但凡明眼人，一看这些触目惊心的小标题，便可知道该文蛊惑人心的用意。《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由‘四人帮’一手制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 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运动。” 北京的信号弹发出以后，上海的“四人帮”御用写作组立即闻风而动。阁下作为朱永嘉的“一号种子选手”，受命于战斗的关键时刻，果然不负厚望，在9月中就写成了一篇6000字的长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发表在10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上。这篇黑文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其他许多人都是围绕着宋江大做文章，而阁下因对胡适深有研究，就创造性把他拉出来跟宋江捆在一起，作为古今两个“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狠批痛打，真可谓一帜独树，心裁别出。但也正因为如此，我那不幸的先父，便交上了华盖运，精神备受刺激，当夜就含恨去世。我想，你这种违背事实、无限上纲的恶骂，对于当时侨居海外的胡适后人，也是一种人格的侮辱和伤害。就做人的道德而言，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 除了伤及无辜以外，这场所谓“批判投降派”的运动，还对当时政治形势的逆转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记载，小平同志和周总理都曾严辞斥责过“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 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周总理说： 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最明显的是，9月20日，周总理在最后一次施行大手术进入病房以前，用他生命的全部力量，大声地喊：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以上这些实录性的话语，都从政治上对“四人帮”精心策划的所谓“批判投降派”的运动定了性。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最近，我从阁下的《借我一生》和回答记者的访谈中，发现你又在玩弄一个新的花招：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反对“批邓”的先知和英雄。你一再声称当时离开写作组是为了“抵制批邓”，说什么“刚刚听到批邓风声便立即离开上海到浙江山间，虽说养病，却是借口”，又说自己没有写过一篇批邓的文章。那么请问阁下：你这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究竟是批邓还是保邓？你在文章最后写道：“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胡适那个时代的中国，有什么“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不明明是指现实中的“文化大革命”？所谓“胡适之流”，这阻挡“文化大革命”的“之流”，在 “四人帮”眼里，不就是指正在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吗？你说自己是在1975年冬天才离开上海去“浙江山间”养病的。根据文献记载，“批判投降派”的运动，从8月下旬已经开始。而你这篇长达6000字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写成于9月中，发表在10月的《学习与批判》上。这就充分表明，你是撑着病体、争分夺秒、冲向火线，打出了这发重磅炮弹以后才抽身离开的，哪里谈得上什么“拒绝”和“抵制”！而且据你的密友胡锡涛透露，关于养病的地点，写作组头头王知常原来给你安排在北京的《红旗》招待所，更加贴近战斗前线。胡起先已经同意，后因故改变初衷，你才不得已返回浙江。至于说你的文章中没有点邓小平的名，那是由于时机未到，而不是什么“抵制”和“拒绝”。众所周知，你发表这篇黑文时，小平同志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当然不能点名。到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加大了“批邓”力度，也只是用了“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影射，仍然没有公开点名。直到“四五 ”天安门事件爆发，小平同志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报上才开始点名批判。所以阁下想用没有点名来抵赖你那篇黑文批邓和影射、攻击周总理的罪恶用心，完全是徒劳的。 今天，我在这封信里用详尽的事实，分析了你这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在当年“批邓”高潮中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并不是要跟你算历史的旧账。事情完全是由你自己引起的。如果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各种媒体，用自述、答记者问、反驳批评者、发表回忆文章、创作记忆文学等方式，企图颠倒黑白，篡改历史，推翻组织上通过清查和复查对你“文革”中表现所作出的结论，把自己刻意美化成一个受尽苦难而又圣洁无瑕的完人，那么，谁会对你家族的兴衰荣辱和你个人过去的美丑好恶引起那么大的兴趣和关注呢？什么“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你的话也说得太不像样了！完全是在混淆是非、自欺欺人。所以我要以一个被批判、被伤害过的家属的身份，出来揭穿你的谎言，给你这位走红暴富以后变得目空一切的“文化名人”提个醒。先父的不幸去世，你确实没有法律的责任，我不能也不想归罪于你。但他的突然发病暴卒，又毫无疑问是你那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引起的。就凭这一点，难道你不应该感到内疚？不需要以人类的道德和良知作一点起码的反省？希望我的质问和我在信中提供的全部事实，能够引起你的追悔和深思。祝你心态平静，不再扯谎骗人 胡子暄 二○○四年八月 （本文作者委托联系人：李青阁。住址：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佳宝三村40号501室邮编：201101 电话：021*64792866)(9/17/2004 14:4)
回到历史事实来看”余秋雨事件”
背景
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近十年来遭到少数文人围攻的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围攻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他在文革期间是否参加过一个“写作组”的怀疑，据统计，一千多篇围攻文章的依据，全都来自孙光萱一人之口，连攻击最严重的古远清、余杰也是这样。以一人之口来推翻国家机关（包括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教委、国家文化部党组）的严格审查和大量档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围攻虽猛，相关的政府部门都没有理会。
二00年年七月底，广州《南方周末》和北京《新京报》又一次以孙光萱一人之口为基本立场发表对余秋雨教授历史的大篇幅“调查”，还“公布”了一系列所谓“清查报告”、“清查结论”，这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普遍震惊。因为这些几十年前的“政治档案”绝不可能保存在个人手里，肯定是伪造的，却经过今天国家媒体的“公布”，把伪造的黑材料“漂白”了。
二00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余秋雨教授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强烈抗议有关政府部门玩忽职守，容忍个别坏人在国家媒体上伪造文革档案、颠倒历史是非达十年之久。他在信中严厉质问：“对于文革这么一场旷世灾难，我们国家至今有没有一个正规的研究部门、审核部门和档案保存部门？如果没有，那将是对历史的犯罪。”
二00四年九月十二日，余秋雨教授又致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一步提出质问：“如果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老舍、吴晗、田汉其实并没有被迫害死，而是躲藏起来成了全国造反派学生的总后台，你们能容忍吗？由于有关部门一直捂着文革的真相，不公开、不研究，已经造成一批低劣文人专做文革的虚假文章，使这段历史变成为一个永不清理的污水池，成为一个虫蛆们的乐园，这一点，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吗？”
二00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余秋雨教授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成立一个国家等级的“文革档案管理局”，负责保存、收集、鉴别、研究全国的文革资料，出版正规的档案系列，防止掩饰、曲解和伪造。他在信中指出：“事实证明，这事已经非常紧迫，如不抓紧办理，下一代对文革的解读，将置身在掩饰、曲解和伪造的包围中。”
《南方周末》和《新京报》发表的所谓“调查”和余秋雨教授投寄的这些信件，引起了相关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场兵分几路、历时一年的真正调查终于开始了。
四项故意的曲解
围攻者们指责余秋雨教授的焦点，是他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小组，而这个组又隶属于当时的上海市写作组系统。
这个思路，就是由孙光萱一人提供，后又由余杰、古远清、张育仁等人传播的。
这中间包含着四项故意的曲解。
1，“石一歌”问题。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领导全国高校复课，一九七一年秋他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来上海时，就专门召开会议，对文科教材的编写作出了指示。他说：“文科教材不能光是毛主席的诗文，对此主席本人也不会同意。也不能用太多的政治文件当作文科教材。我希望先用鲁迅先生的作品作为文科教材，以后再逐渐扩充其他内容。上海在这个问题上要带个头，因为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了十年之久嘛。可以先成立鲁迅教材编写组，也要向工农兵学员讲清楚鲁迅生平，以及他与那些反动势力的斗争。大学的文科复课，比理工科艰难，大家要一步步试验。”
根据周恩来的这个指示，组成了“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鲁迅传》编写小组）”。这个教材编写组于一九七三年成立，组长是华东师大（当时已并为上海师大）的教师陈孝全，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吴欢章，核心组成员除了组长和副组长外，还有原上海京剧院的高义龙、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共五人。一般成员有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周献明、林琴书，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一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江巨荣、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余秋雨，以及当时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孙光萱。
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工作地点是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底层的四间小房间。编出的主要教材是《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散文诗歌选》，署名均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这些教材立即用到了课堂上。编写鲁迅生平，每人一小段，余秋雨分到的是鲁迅在广州一段。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工农兵学员，还用“石一歌”的笔名编写过一本给少年儿童读的《鲁迅的故事》。
余秋雨在写完鲁迅在广州的一段之后，于一九七三年底就离开了这个教材编写组。在他之前，副组长吴欢章也离开了。
这个教材编写组于一九七四年搬迁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因为离开了大学，改变了编写教材的职能，便更名为“石一歌”小组，任务仍然是写《鲁迅传》。
查阅至今保存的“石一歌”小组的会议记录本，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曾在巨鹿路召开过 136 次“周会”，名单中均不见余秋雨的名字，孙光萱则除了两次注明“病假”外，参加了 134 次。
“两个凡是”时期，“石一歌”小组召开的会议共 93 次，名单中也找不到余秋雨的名字，孙光萱参加的有 76 次。没参加的 17 次，均注明“另有会议”。
从以上纪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余秋雨只参加过“石一歌”小组的前身“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这个教材编写组是周恩来总理直接指示成立的，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石一歌”小组在上海巨鹿路正式落户并定名后，余秋雨完全没有参加。
另外，据查，巨鹿路的“石一歌”小组也只是一个思想受到左倾影响的文学传记编写组，而不是什么政治组织，没有发现有任何政治人物对它发出过政治指令。它的问题是在 1976 年参与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但那是一个全国规模的运动，它只是跟风，并不严重。当时，余秋雨早已离开上海。
2，“写作组系统”问题。
有很多围攻文章说，“石一歌”虽然问题不多但性质严重，因为它的背景是上海的“写作组系统”。
这又是一种缺少常识的“无限上纲”。
据查，在“两个凡是”时期，上海“写作组系统”的概念曾被错误解读，把它当作与北京“梁效”差不多的“写作班子”，完全搞错了，是“顾名思义”所造成的误解。
上海的“写作组系统”，是与当时的“公检法系统”、“农业组系统”、“公交组系统”、“商业组系统”完全平列的政府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文化局、教育局、社科院、作协、文联、出版局、广播电视局的综合。据很多老人回忆，当时全国模仿中央，都喜欢用“组”来称呼各级领导机构，因为中央有“军委办事组”、“中央文革小组”等等；又由于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原来的宣传、文艺机构，说它们是“阎王殿”、“外国死人部”、“帝王将相部”，因此一时不敢再沿用原来的名称，临时性地统称为“写作组系统”。
正因为这样，上海市的“写作组系统”非常庞大。不仅余秋雨从外地军垦农场回来后归属于它门下，连巴金先生这样受尽折磨的大作家也从属于它的一个部门。
周恩来、邓小平在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全国高校复课，由此成立的大量教材编写组、古籍校点组、《辞海》编辑部、《英汉大辞典》编辑部、《汉语大词典》编辑部、《自然辩证法》编辑部，以及各大学的学报编辑部，当然也都属于上海的写作组系统的管辖范围。在这些机构里，几乎集中了当时上海百分之七十最优秀的教授、学者和专家，其中包括现在很多的科学院院士、大学校长、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以及更多的荣誉教授、终身教授……难道因为他们曾归属于某个政府部门管辖，就要他们“忏悔”吗？
余杰最早批判余秋雨先生的时候曾说，他发现现在很多大学校长都参加过文革写作组，就是指此。这是把周恩来、邓小平在文革中领导的文化重建工作当作了攻击对象，把一大批民族精英陷害成了罪人。其实，这正是当年造反派的思维。
孙光萱还揭发余秋雨曾在上海康平路工作过一段时间，并把这一点说成是他参加了“上层写作组”的证据。据查，余秋雨患肝炎前后曾在康平路 183 号三楼住过一段时间，那栋楼里当时还住着复旦大学的一些教师。写作组的办公处是康平路 141 号，搞错了地址。
在写作组系统的清查档案里，重点保存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这关键一年间写作组系统的全部会议记录，其中包括中央文件传达会、大批判动员会、选题策划会、务虚会四类，共有 271 次，参加人员 467 人（不重复计算），其中完全找不到余秋雨的名字。
3、“清查材料”问题。
“余秋雨事件”在全国范围燃烧的起点，是孙光萱以“当年同事”的身份宣称他曾“清查”过余秋雨，后来又拿出了各种“清查材料”，给全国读者造成了既有“证人”、又有“证据”的印象。
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余秋雨先生的名誉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一个突然出现的自封“证人”是否具有对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个重要的文化名人的颠覆性的阐释特权。进一步，又关系到“清查”的真伪、“档案”的真伪等等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
据上海市委组织部保存的有关历史材料证明，自一九七七年二月开始，以苏振华为首的工作组确实在上海开展过“清查”，但基本上是按“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的，有明显的方向性错误。苏振华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七日的清查动员报告上说，上海“清查”的重点是四个方面：一是清查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二是清查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人和事；三是清查反对和破坏“文革”的人和事；四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这个方针，保护了文革，保护了造反，打击了一切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错误早有异议的有识之士，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是非。就在这次“清查”中，一个曾经议论过文革的错误和毛泽东错误的工人王辛酉，遭到了枪毙。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种全会彻底否定文革，“两个凡是”的方针被否定，苏振华被撤职调离，负责上海文化系统清查的车文仪也被降职调离，“清查”也随之结束。
但是，由于当时中央的斗争十分激烈，对“两个凡是”、“清查”等问题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向前看”态度，没有回过头来追查具体责任。对于这次错误的“清查”遗留的大量颠倒是非的问题，上海市委决定在一九八 0 年四月开始“复查”，按照十一届三种全会的精神重新清理历史问题。
余秋雨曾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八日列为“说清楚对象”（不属于“清查对象”）。从所留材料看，列为“说清楚对象”的理由是：“据上海冶炼厂二分厂反映，该厂一个车间的工人曾集体写信给马天水，抱怨车间主任压制青年工人。马天水曾在这封信上作过批示。这封信是由该厂工人沈立民通过余秋雨转给马天水的，因此需要余秋雨说清楚与马天水的关系。”
5月13日，清查组作出新的决定：“据多方查证，余秋雨并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那封信是从邮局寄出的，邮寄时沈立民也在场。调查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也说完全不认识余秋雨。因此，这层关系可以不作追究，但最近连续收到同一个人的两封揭发信，揭发余秋雨在平时闲谈中有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因此仍列为说清楚对象。此事已报告车部长，询问是否应该升格为清查对象，车部长说，一个人揭发，没有旁证，暂不列入，看以后追查情况。”
核查了“清查”组成员名单，由江青的老熟人、后又被极左派疑忌的夏某任组长，是造成黑白颠倒的重要原因。孙光萱并不是文艺组的清查组长，组长是章××，副组长是王××。孙光萱只是“清查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可能担任过所谓“党小组副组长”，那是“清查”组中几个党员内的事，没有留下书面凭证。余秋雨多次公开推断两次揭发他有攻击毛主席言论的人是孙光萱，但材料中没有确证，因为揭发的信件没有被保存。
上海市委组织部离休干部黎仁玉说：“按照常识，当时余秋雨绝对不可能成为清查对象，因为当时清查的时间界限集中在 1976 年 1 月— 10 月，也就是华国锋和四人帮较劲的时期，这整个时期余秋雨都不在上海，是最干净的人，比清查组的每一个人都干净，怎么轮得到他？除此之外，当时还追究了几个打死过人的造反派头头，余秋雨又是长期对抗造反派的人，只有功劳。他突然成了‘说清楚对象’，确实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有人揭发他说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犯错误的话。当时车部长背底里曾对我说，这种话，好多人都说过，可惜余秋雨被人揭发了，我们很难帮他，但不要火上加油。”
1978 年 10 月 23 日“清查”小组最后一次开支委会，讨论如何了结余秋雨的问题。多数意见认为，现在党中央也承认毛主席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比余秋雨所说的更彻底，余秋雨应该平反。少数意见认为，清查中的事，还没有平反的先例。最后由夏某作总结，他说：“就泛泛的说他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吧，天下谁没有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我自己就说过很多错话、做过很多错事！反正不作结论、不进档案，一风吹，不就行了？”
1986 年 1 月，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根据上海戏剧学院三次民意测验，已内部决定任命余秋雨为该院院长，先做一段副院长过渡。 3 月 17 日，文化部党组发函给上海市委组织部，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周 ×× 反映，余秋雨曾经接受过“清查”，结论不清，请慎重考虑对他的提拔。文化部党组希望上海市委作进一步查证。
1986 年 4 月 9 日，上海市委组织部回复国家文化部党组：“‘两个凡是’时期的‘清查’所提出的问题，已由复查彻底否定。经过多年来的反复调查，余秋雨同志在文革中的表现是正直、清白的，完全可以提拔为局级干部。”
关于《南方周末》和《新京报》公布孙光萱提供的所谓“清查材料”和“清查结论”，并由《南方周末》编者按肯定他“参加过清查”的事，诸多国家机关作出了明确的答复。
在向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组织部、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部门作调查的时候，有关负责人都作了十分近似的说明：
一，从未向孙光萱此人提供过这种材料，也从未为《南方周末》等报刊核对过这种材料；
二，这种材料如果有，被保管在私人家里数十年而不上缴是不可想像的。连国家领导人也没有这种权利，因此是完全不可信的；
三，这些既没有任何当事人、记录人、证明人的签字，也没有任何公章的所谓“材料”，居然被《南方周末》作为正面可信的档案在几十年后公开，是一个极端严重的法律事件。
4，文章问题。
孙光萱、古远清、余杰等人一直说不明白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有什么问题，只说写过“很多错误文章”。但十年过去了，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举出来。
古远清一直咬死的《评斯坦尼体系》一文，已由该文作者胡锡涛先生反复证明，与余秋雨“一字无涉”。《走出彼得堡》的作者也是另外一个人。
《南方周末》根据孙光萱的指点，最后“确证”的是五篇。但这种“确证”并无当事人余秋雨、发稿编辑和杂志主编的认定。
我们就对这五篇进行了调查。《读朝霞一年》一文，完全是针对工总司要“砸烂”这家文艺杂志而发表的，起草者是青年工人陆某，余秋雨作了修改，在当时算是一篇有勇气的反抗文章。与那家杂志社相关的一篇散文也是如此。两篇谈胡适评水浒和尊孔的文章，也是由当时青年工人学习班中的学员朱某和周某写了初稿，余秋雨作为老师做了较大修改，后由复旦学报的主编邓德先生决定署名方式的。
五篇中，比较完整的属于余秋雨本人写的，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和《胡适传》开头部分。但是，《胡适传》的开头部分又由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交复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们轮流校核和修改，最后亲自改定的。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一篇学术论文，对此没有异议。
当初余杰开始抨击余秋雨的时候，口气虽然极大，能拿得出来的也就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和《胡适传》的开头。共一篇半。但是余杰向读者隐瞒了一个事实：这一篇半文章，余秋雨署的是自己的真名，而不是任何笔名。
上海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方一平先生说：“知识分子在文革初期受尽折磨，后来周恩来、邓小平号召重建文化秩序，大家出来编教材、搞学术，有什么错？余秋雨先生从来不写政治跟风文章，在任何情况下只研究文化，当时他还很年轻，能坚持这样，我钦佩不已。现在看来，他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人云亦云地批评了胡适，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当时全中国有哪一个知识分子是肯定胡适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研究者对胡适仍然抱批判态度，有什么不可以？年轻的余秋雨先生和各校的教师一起编了一点教材，可是到了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他一个人立即离开上海回乡，这就是气节。我比不上，那些批判者、围攻者比得上吗？”
旅美工程师赵梓煌教授说：“我作过一个调查，二十年来第一批在中国文化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们，有 56% 在 1973-1976 年就开始学术研究，有 17% 开始在当时刚刚恢复的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林彪事件后极左势力受到人民唾弃，周恩来的复课措施和邓小平的整顿方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批憋久了的人才就喷发出来了，因此才有 1976 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学术是压抑不住的，不能用政治的编年史来划分文化编年史。中国历来很多文化精英都出自于最黑暗的年代，有时到了太平盛世却反而人才寥寥。”
上海出版局退休编辑程良说：“ 1974 年到 1975 年的文化恢复和重建工作，成果巨大，应该肯定。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那是十年浩劫时期，从事写作的人一定有问题，要忏悔，完全是天真的胡话。请看，现在人人叫好的《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都是那个时期开始编的，也都归属‘写作组系统’，但质量极高；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虽然耗资巨大、声势不凡，却质量不高，现在很少有人在用了。余秋雨先生当年还很年轻，写得很少，但他从事的是纯粹的文化，与上面所说的这些文化工程属于同一性质，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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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一个问题，一个回答，一个判断
——试谈余秋雨先生的博文
在网上看到余秋雨先生的一段博文：
一位安徽警察笑眯眯地给我出了一道智力游戏题：一个盗版起家的人突然对别人的捐款账目产
生了兴趣，你猜为什么？
我回答说：据美国报纸报道，当今小偷最喜欢看得，是时装杂志。不是他们品位提高了，而是
查看新出时装的口袋缝在哪里。他们甚至认为，时装设计师的动机也十分可疑。
人的目光，因职业而异。
有一个迷惑，外加二、三感慨。余先生的博文按照学术体例，可大致概括为：一个问题，一个回答和一个判断。博文结构上看似三段论，实则不然。这当中自有余先生式的“隐秘教诲”。按照隐微写作的原则，只能说余先生“害怕”受到“迫害”，因而才会“表里”有别，即“表”非“里”，“里”非“表”。由此可得“表”是“表”，“里”是“里”，可人又会要求着“表里如一”，尤其是以文为业之人，其把捉文字之功力自然炉火纯青，“表里如一”经过一番文字修饰，自然不在话下。从而，通达“表”是“里”、“里”是“表”的情境。如此看来，我的迷惑也就显现，即始而“非”，继之“是”，终以“非”-“是”又“是非”。怎么一小文衍出如此“表里”呢？是否就是余先生所谓的“智力游戏”呢？是否能显出“智力”之高呢？还是迷惑。
二、三感慨又如何呢？其一，余先生似乎说“盗版”乃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完全“拿来”借用。这就好像学位论文一样，一定要“新”，而且还要“创新”。可哪那么多“新”可“创”啊。记得刘小枫博士在一段录音稿中谈到，我们还没有“模仿”好，谈何“创新”。窃以为“创新”害死人，尤其是在阐释经典的时候。当然，古典经典完全可经阐释以“新”的形式而“称”现代之“义”，甚至是“误解”，可“误解”恰恰就是一种“向来我属”的“理解”。难道这就是“盗版”，这就是“小偷”吗？我看不尽然。余先生如此“隐喻”似乎恰恰符合“隐喻”本身之含义，即“隐喻”意味着一种“转换”。“转换”未尝不是好事，但不能“舍本”、甚至“望本”，要不辜负了“老祖宗”的“教养”。其二，余先生具有深厚的美学功底，这自然不假，看看余先生之学术著作之题名，自然一目了然。因而，余先生对朱光潜先生的例子——艺术家、木匠、植物学家三人看待松树的例子——当不会陌生。的确，“人的目光，因职业而异”没什么错，可是，与余先生同为“教师”的以“盗版起家的人”，按照余先生的判断，却在“目光”上与余先生相异，甚至“可疑”，这怎么能够解释“目光”因“职业而异”呢？是否余先生“前言”不达“后语”呢？鄙人不敢这样揣测，毕竟余先生乃学术大家、文化名人，“我”只不过是一“小”人，甚至是“他人”眼中的“竖子”。其三，这点感慨与余先生的博文无关，纯属自己的“呢喃”。看看近期网上的“战争”，窃以为这是以“文人”为“文”而“活”之人的悲哀。鄙人曾“盗”（道）听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以“文人”“那些事”为“文”而“活”的人希望同为“教师”的两位文化人展开文笔回应。听来好像以“文人”“那些事”为“文”而“活”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似的，好似他们在“乱”中才能“活”。文笔-笔战之展开的“回应”，按西哲列维纳斯言，其实是一种“为他人的责任”，本属“自我”之事，可为什么以“文人”“那些事”为“文”而“活”的人不能客观公正的对待呢？其“责任”-“回应”难道不是社会正义而是“唯恐天下不乱”吗？鄙人才疏学浅，难以断明，更难以就此而予“他人”一“判断”，仅以此小文作为一种“责任”-“回应”，可谓“姑妄言之”，那么，看客也就将就“姑妄看之”罢了，千万别“对号入座”，要不，鄙人-小人“我”会诚惶诚恐难以招架。
新浪网近期流行一本书：《医行天下》，萧宏慈著，讲述作者”亲身经历的颇为“神奇”的行医故事，有名有姓，据说是真实的纪实，设计到包括李安等身在美国的许多名人，不知真假。请方舟子先生拨冗评论一下
萧自称用中医的方法，仅用手法、针灸而有立竿见影的奇效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