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最近四川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网络作家代表”周小平荣升“网络作协主席”。他在网上发了一篇《为中华文明平反（周小平担任四川省网络作协主席现场致辞未删节版）》，被发现里面充斥着历史常识错误，于是他把这篇文章删了，国内各网站的转载也都被删（“正能量”真大），另发了一篇《关于文明的话语权，文化的虚无与平反（周小平担任四川省网协主席致辞完整版）》——其实应该叫“修改版”，他悄悄地修改了“未删节版”中被指出的一些明显错误，但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反过来却指责给他纠错的人是“歪曲”、“断章取义”、“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偷偷修改再倒打一耙的伎俩，在“带鱼养殖”、“梦游美利坚”事件中我们都见识过了。但是即使是这个修改过的“完整版”，仍然充斥着事实错误。

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中的“火药”问题。在“未删节版”，周主席是这么说的：

【在这种中西方文化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影响下，中国人的科技和创新能力几千年来一直遥遥领先。中国人发明火药后，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研制火器并投入战场，唐朝时的飞机发火等装备更是被成规模地使用。到明朝时，满族数十万大军几十年攻不下一个山海关，就是因为明军的火枪大炮威力太强。西方没有发明火枪大炮，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进口枪炮后，才开始山寨。中国人使用铁炮的时候，西方人才刚学会制造青铜炮。】

在被指出这是缺乏历史常识后，周主席在《“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行为从来都是被人唾弃的》一文中如此辩解：

【至于战国时期有没有使用火器的历史，我想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火器”的词义和基本的历史常识。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器，墨家、兵家都有对火器作为武器的研究历史和记载。】

“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器”引起了一番嘲笑，在“完整版”中，周主席对此也做了修改：

【而中国人发明火药后，绝不可能只做烟花爆竹而不做枪炮，因为中国人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研制火器并投入战场，墨家、兵家都有研制火器的记载，火箭、溅射火团、喷火装置等都有实战使用，还有记载认为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箭（另有记载为自刎）。到唐朝时，由于火药配方的完善，更是制造出了以火药为推进力的火器，飞火、飞机发火装置（发射飞行火箭的机关）等装备更是被成规模地使用。宋朝则开始出现有记录的管状火器（枪、铳、炮）等等。即便到了明末，西方科技开始逐渐反超我们以后，中国依然保持了很强了热武器制造能力。满族大军几十年攻不进山海关，就是因为明军的火枪大炮威力太强。

全世界都公认火药、火铳、大炮等武器是由中国人率先发明后，才流传至西方的。至于流传路径，一种观点认为是通过丝绸之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通过更早的行商流传西方。但无论怎样，这就证明在热武器科技史上是西方先山寨中国，也证明了中国人绝非只懂做烟花爆竹，不懂做火枪大炮。要知道，中国人能制造铁炮的时候，西方人才刚学会制造青铜炮。已草拟中国文明并不天然劣于西方文明。】

并有补记特地说明：

【第二：关于战国时期有没有使用火器的历史，我想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火器”的词义。当时的墨家、兵家都有研究非管状火器记载(抛射火团，火箭、油脂喷射机关等)。也有记载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箭（最早的非管状火器）（另有记载庞涓在部下被火箭射死后自刎。），

第三：还有一些人把我原文写的唐朝发明的飞机发火装置（发射飞行火箭的机关），解读为，周小平称唐朝就发明了飞机！就更令人感到恶心了。】

周主席在“未删节版”中把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间从公认的公元9世纪（唐朝）提前到战国时期，成为笑柄。他在“完整版”中做了修改，但仍然坚持战国时期有火器，并要大家去查一下“火器”的词义。那我们就来查一下“火器”的词义：

《汉语大词典》：“火器：用火药爆炸性能来发挥杀伤和破坏威力的武器。如枪、炮、手榴弹等。”

《现代汉语词典》：“火器：利用炸药等的爆炸或燃烧性能起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如枪、炮、火箭筒、手榴弹等。”

《军事大辞海》：“火器：利用火炸药爆炸作用或发射弹丸进行杀伤和破坏的兵器。”

《中国历史大辞典》：“火器：用火药作为主要杀伤力的兵器。”

《中国古代名物大典》：“火器：即火药兵器。”

不管是普通词语词典还是专业词典，都把火器定义为使用火药的武器。周主席称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已研制火器，要么是新发现了战国时期已发明火药，要么是发明定义，把用到火的武器都称为火器，那样的话“火器”岂止在战国时期就有，在原始人时期就有了。

中国人使用火器的最早记载，一般认为是北宋路振著《九国志》：“（唐哀宗时期郑）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以功授检校司徒。”周主席把“发机飞火”说成“飞机发火”，活该被嘲笑唐朝就发明了飞机，他有什么恶心的？“发机飞火”并非“以火药为推进力的火器”，不过是投掷火药而已。以火药为推进力的火器（火箭）的出现，是宋朝时候的事。

周主席说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器”，后来改口说“著名的庞涓就是死于火箭（最早的非管状火器）（另有记载庞涓在部下被火箭射死后自刎。）”。关于“著名的庞涓”的下场，史料记载有三种说法。《孙膑兵法》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被擒，《史记·魏世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六国年表》都说庞涓在马陵之战时被杀，但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提到“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则说庞涓是自刎而死，这个说法对经过的描述比较详细，也是最“著名”的，里面的确有“火”：

【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

但里面的“火”是指庞涓举火把看字，引来敌军万弩俱发，何曾说他或他的部下死于“火箭”？周主席说的那种原始“火箭”，指的是在箭头上包裹可燃物，点燃了射出去。只要对“弩”的结构有点了解，就明白它是不能用来发射这种“火箭”的，因为弩上的箭是要放在一个木制的箭槽上才发射的。夜间伏击也不能用“火箭”，一则发射前要先点火，一点火就把埋伏全暴露了，二则“火箭”射不远、射不准，用来烧粮草、烧建筑还行，用来射人没什么用。所以周主席说“著名的庞涓死于火器”，才是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的无稽之谈。

周主席也大大夸大了明朝火器的威力。实际上到明朝时中国的火器已全面落后于欧洲，明军使用的火器两次大的改进，都是从葡萄牙人那里引进的。第一次是正德十六年屯门海战时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策反为葡萄牙殖民者服务的华人，仿制葡萄牙人的佛朗机铳（打败葡萄牙殖民者后又缴获了一些样品），以及嘉靖年间从葡萄牙人走私船那里缴获鸟铳（鸟铳即火神枪，鸟铳也有从倭寇那里缴获的，而倭寇又是从葡萄牙人走私船那里缴获的），并从嘉靖年间开始大量地山寨，佛朗机和鸟铳成为明军的标准装备。但这些山寨货在与满军作战时都不中用，在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会战中十万明军全军覆没，被满军缴获火器一万三千余具。明朝官员痛定思痛，承认是中国火器不行，要依赖西洋火炮（例如官应震在万历四十八年的奏疏称：“若火炮，则中朝虽有，而制造失传，击杀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善造、善放，皆精妙有法。”李之藻在天启元年奏疏中则盛赞西洋大炮是“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如果在现在，这些都会被周主席当成汉奸卖国言论了。）

徐光启、李之藻在天启元年筹资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购得四门红夷大炮，因资金不足，只有两门运到北京，其中一门运到宁远，在天启六年袁崇焕指挥下取得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仅仅一门红夷大炮就能扭转战局（宁远城还有十门威力较小的铁炮也是从葡萄牙沉船打捞的），此时中西火器差距之大，由此可见。此后明军大量购买、仿制红夷大炮，作为守城利器，直到孔有德叛变给满军带去红夷大炮和制作技术，明军才不具有火器优势。但明军与满军从未在山海关打过仗，说“满族数十万大军几十年攻不下一个山海关，就是因为明军的火枪大炮威力太强”，不过是周主席的梦游胡话。至于把满军人数最多时只有十余万说成“数十万”，把从满军反叛到入主中原不过26年说成“几十年”，这种小错，就不必计较了。

周主席梦游的不仅有中国火药，还有中国香料。在致辞中周主席如此说（“未删节版”与“完整版”相同）：

【1840年之前的400年，也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前夜，一个重要的地缘事件发生了。那就是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是什么地方呢?它就是古丝绸之路联通中西方的唯一交通枢纽，是必经之路!在此之前，欧洲由于经纬度偏北，农业生产力不发达，人口数量一直都不高。直到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大量的物资才从中国销往欧洲。尤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香料防腐剂之后，欧洲人对肉类的储存时间大为延长，食物储备保障有了本质的提升。基于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欧洲人口开始了逐步的提升过程。
然而奥斯曼帝国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垄断了和中国的商贸往来，独享了这份利润。这件事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商人而言把商品卖给奥斯曼帝国或北欧国家并没有任何区别。但对北欧而言，这几乎就是灭顶之灾。由于丝路的突然断绝，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欧洲一些国家的香料和粮食的价格就连着翻了十几倍。因为欧洲的自身资源，根本无法养活依靠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人口，所以他们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危险。因此他们才被迫向海上逃离，试图通绕开陆上的奥斯曼帝国，从海上找到商路以便重新与中国人展开贸易。由于非洲西海岸漫长的阻隔，原始的木船和火枪不能满足航线和征服的需求，因此西方人才不得不开始拼命研究改进船只和火器技术，从而逐步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因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几千年来西方人从不探索海洋只在近海活动，但却在1453年之后突然开始大规模航海的真实原因。并不是由于西方更有探索精神，更不是因为他们文化体制更优秀，而只不过是生活所迫下不得已的选择罢了。】

周主席说中世纪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依靠“从中国进口量大量香料防腐剂”，这犯了两个历史常识错误。第一，当时西方从东方进口的香料，并不是用来做防腐剂的。当时用的食品防腐剂主要是食盐和食糖，虽然某些东方香料有抗菌功能（因而也能防腐），但极其昂贵，堪比黄金，怎么舍得用来当防腐剂？当时香料的用途一是用来当名贵药材，人们迷信这些香料是灵丹妙药，可以用来治疗黑死病之类的绝症；二是用来作为高档调味品。东方香料是奢侈品，只有王公贵族用得起，平民百姓没法享用，其使用，对人口增长没有任何影响。丝绸之路并不用来运送粮食，怎么可能其中断导致粮食价格连着翻了十几倍？

第二，当时西方从东方进口的香料，最重要的是胡椒，还有锡兰肉桂（与较廉价的中国肉桂不是同一种）、肉豆蔻、丁香、孜然、姜黄、姜等。这些东方香料除了姜和中国肉桂都原产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并非来自中国（当时西方人进口的姜也来自印度）。相反地，中国反而要进口这些香料。中国通过香料之路（丝绸之路）出口的物资主要是丝绸、陶瓷、漆器、五金、茶叶等，而进口的物资主要是香料，特别是胡椒。胡椒在中国也曾经是昂贵的舶来品，是财富的象征，以前有一个典故叫“胡椒八百斛”，用来比喻贪官污吏敛财之巨。明朝前期胡椒在其原产地苏门答腊每百斤值银1两，卖到中国后每百斤300贯折银20两，翻了20倍（分别见《瀛涯胜览·苏门答腊》和《明会典·番货价值》）。直到明末在中国南方自己也种植胡椒后，才变成普通人家也能享用的调味品。

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寻找新的香料之路是为了与印度人展开贸易，而不是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哥伦布把美洲土著称为印度人（印第安人）而不是中国人，因为他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印度。

周主席文中类似的历史常识错误还有的是，而他却指责别人“对基本历史事实的不尊重”，真是缺什么，偏要标榜什么。其无知，其造谣，其死不认错倒打一耙，都不妨碍其高升，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肆意编造历史，大搞历史虚假主义，就有了免受批评的特权，梦游完美利坚再梦游中华文明，可以一直梦游下去，也可以一直高升上去。

2015.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