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先生：

　　在下一直关注新语丝关于中医问题的讨论，对于维护中医者打着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反对批判中医的言行也深不以为然。许多批判中医的近代名人，如俞樾、鲁迅（被引用得最多）等人，关于中医的言论都是批判中医的思想武器。但鲁迅等新文化人士对中医的批判，可能被指为“本来就是一伙的”，对维护中医者缺乏说服力。因此想到了一位特殊人物：陈寅恪先生。陈先生的文化立场毫无疑问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甚至被称为“中国文化的守护神”，而且陈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三世为医。这样一位深爱中国文化的国学大师（与之相较，现在的所谓“国学大师”，不知算什么东东），恰恰不信中医，而且陈先生对中医的评价，才真正体现出了大师的真知卓见和思想深度。

　　为避免让人指为断章取义，现将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节《吾家先世中医之学》全部抄入附录（仅仅将原繁体字改为简体，并将著作名称加上书名号。如果理解陈先生的文言时，发生“《论语》中所有的女=汝”这类的“新解”，那所谓的热爱中国文化就非常可疑了。）并附管见，以求教于主张维护中医之人士。

　　从陈先生此文可明显看出以下几点（非黎氏“公理”式的明显看出）：

　　1.陈氏三代为医：曾祖（陈伟琳，字琢如）—祖（陈宝箴，字右铭）—父（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

　　2.陈氏传统医术水平不低，尤其是右铭先生，看来是很不错的。
　　3.陈先生本人对传统医学是有研究的（所谓“一知半解”云云，实为谦词，不像现在的“大师”，动辄作惊人语，检陈氏著作，从来不说自己“精通”这类的话，立论也多言“假说”，“聊博一哂”之类）。

　　4.陈先生本人是从小就吃中药的（没有证据表明是由于“少年时代这么一次让他伤身伤心又伤神的‘喝中药’经历”造成的“心魔”导致陈先生否定中医）。

　　5.陈先生改看西医是出自家长的决策（光绪二十六年陈先生是11岁，不太可能自己决定）。可见散原先生（可能还得包括右铭先生）是非常明白的，对中西医学的高下有非常理智的认识。

　　致于陈先生对中医的评价，更是非常明确。尤其有意思的是，按陈先生的意见，哪些将中医“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是谁数典忘祖，不是很清楚了。

　　陈先生以他的博学通识，指出中医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大量吸收外来医学知识的，而今天的中医信徒反而要拼命排斥现代西方医学，被指为“数典忘祖”是一点也不冤枉的。

　　顺便想到“文科傻妞”的问题。据我所读到的一些国学著作，被视为国学领域神人的人物，如陈寅恪、钱钟书、梁漱溟、吴宓等，都不排斥西方思想，尤其对西方科学都有过相当高的评价。他们的治学都以融会中西为目标，积极将西方思想成就引入中国文化。而竭力鼓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者（以南怀瑾“大师”为代表），大多连基本文言文知识都不过关。所以，严格来说，是否“傻妞”不是取决于文科还是理科，而是看其本人的智商、所受的教育、治学的严谨程度等因素。可惜的是，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学人，“五百年才出一个”，在中国太少了。

　　如果按文科学人喜欢的“有高度”的“精神”层次，则更令人感慨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数当今的所谓“国学大师”，有乎？维护中医之人中，有乎？吾未之见矣！

　　附：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节《吾家先世中医之学》

　　吾家素寒贱，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虚所谓读书种子者。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曾撰《三国志中印度故事》、《崔浩与寇谦之》及《元白诗笺证稿》第伍章《法曲篇》等文，略申鄙见，兹不赘论。《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然则寅恪不敢以中医治人病，岂不异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是孟子之言信矣。郭筠仙嵩焘《养知书屋文集》贰壹《陈府君墓碑铭》略云：

　　陈琢如先生讳伟琳。祖鲲池由闽迁江西之义宁州，再传而生先生。考克绳，生子四人，先生其季也。先生以太淑人体羸多病，究心医家言，穷极《灵枢》、《素问》之精蕴，遂以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诊无倦。配李淑人。子三人，树年某官，观瑞殇，宝箴{咸丰}辛亥举。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二十日”条云：
　　晚访陈右铭，未见。灯后右铭来辞行，长谈。为余诊云，肝旺而虚，名肾皆不足。牛精汁、白术皆补脾要药，可常服。（自注：“脉以表上十五杪得十九至，为平。余脉十八至，故知是虚”）

　　据此，中医之学乃吾家学，今转不信，世所谓不肖之子孙，岂寅恪之谓耶？

　　寅恪少时多病，大抵服用先祖先君所处方药。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移家江宁，始得延西医治病。自后吾家渐不用中医。盖时势使然也。犹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先祖擢任直隶布政使，先君侍先祖母留寓武昌（先祖母事迹见马通伯丈（其昶）所撰“陈母黄夫人墓志铭”。）一日忽见佣工携鱼翅一榼，酒一瓮并一纸封，启先祖母曰，此礼物皆谭抚台所赠者。纸封内有银票伍佰两，请查收。先祖母曰，银票万不敢受，鱼翅与酒可以敬领也。佣工从命而去。谭抚台者，谭复生嗣同丈之父继洵，时任湖北巡抚。曾患疾甚剧，服用先祖所处方药，病遂痊愈。谭公夙知吾家境不丰，先祖又远任保定，恐有必需，特馈以重金。寅恪侍先祖母侧，时方五六岁，颇讶为人治病，尚得如此酬报。在童稚心中，固为前所未知，遂至今不忘也。

　　又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先祖寓南昌，一日褚孙侍侧，闲话旧事，略言昔年自京师返义宁乡居，先曾祖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购服之即痊。先祖诧曰，吾家素贫，人参价贵，售者肯以贱价出卖，此必非真人参，乃荠苨也。盖荠苨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载甚名。（见《本草纲目》壹贰“荠苨”
条。）特世人未尝注意及之耳。寅恪自是知有本草之书，时先母所卧疾，案头常置《本草纲目》节本一部，取便翻阅。寅恪即检荠苨一药，果与先祖之言符应。是后见有旧刻医药诸书，皆略加披阅，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书中所言为人处方治病，唯藉作考证古史之资料，如论《胡臭与狐臭》一文，即是其例也。

　　原载《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一八八—一九○页。

(XYS200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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