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在我的文章后留言，那是相当地不够文明。
不过，能感觉得到，很生气很生气。
生气后会怎样，还是很清晰的，那就是智商的降低和文明程度的下滑。
生气说我不知道1957年的情形。
我没有经历过，可是我知道，可能比这位留言者知道得还清楚。正如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不见得当年有个人活了2000多岁他就一定比后面的40岁的人知道得更清楚。
不过，动气不好，当年王朗被孔明气死的前例在先，您到我地盘上来，不断动气，真要被气死，我可是不赔的，不但不赔命，连钱都不赔。
所以，敬请收拾好心情再来这里访问——
此外，留言如有不文明，立刻删除，没兴趣和一些至今还在用树叶围身的人多罗嗦。
LV似乎是个人人知道的品牌。
可是，我前年的时候还不知道呢。南方周末上有篇文章，说鄙视连ＬＶ是Luis Vuitton都不知道的人，我顿时羞愧起来，这个人在说啥?是物品还是别的?
随后就突然大悟了。
Luis Vuitton故事里面比较香艳的一个是：Luis Vuitton先生曾经给法国王后做过一个很结实的大箱子，每次王后出行都用这个箱子装她的情人。
Luis Vuitton先生的箱子质量不敢不好啊——后面估计都系着好几条人命呢，所以我想大家应该理解它能够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奢侈品牌的原因。
我们到巴黎，自然就想去看看这个牌子，而且，我的学生除了我安排的学术会议之外，还带了其他人的殷殷重托——给捎一个ＬＶ的包包，因此她们身上还多带了好几百欧元现金，让她们自己因为看了巴黎华人经常被抢的新闻而心怀忐忑。
我的学生因为这个重托而去了LV在巴黎的总店，我却没有这个幸运，毕竟自己一定不会去买这类奢侈品，所以也就在去老佛爷的时候看了下里面的ＬＶ分店。
老佛爷这个翻译很有趣，法语是Laffeyete，估计后面几个都是不发音的，所以念下来和老佛爷很像。我们住的宾馆提供免费的巴黎地图，是老佛爷送的，所以，巴黎的所有老佛爷都特别清楚且很大号地标注在上面，你想忽略都不可能。
我们开始是从音乐厅转过去的，可惜那是一个傍晚，老佛爷关门了，甚觉遗憾，只好想着次日再来。
第二天沿着同样的路径再次来得老佛爷。
好像女士们对于著名的购物场所有着朝拜般的心理，我们进入老佛爷，先狠狠地拍了不少照片，尤其是老佛爷的房顶，看上去金碧辉煌的，倒有点像巴黎圣母院花花绿绿的玻璃，更是拍了又拍。
【此处尚缺一照片，我明天加上】
购物环境还不错。看来，在法国，即便是巴黎，人也没法和我们中国的中等城市相比，所以，没有人潮涌动的感觉，也还舒适。
二楼有一家ＬＶ的服装店，我这才知道原来人家也是卖衣服的，不只是卖包（我还是比较土），进入看了会，有的衣服２０００欧元一件，在我的眼里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和人民币３０块的差不多水准。
还有Chanel，“彩脑”？
哦，不是，原来是“香奈儿”，后面这个名字俺们还是听说过的。陈热闹的妈妈取了一件2500欧元的衣服，使劲往身上比量了一阵，又毫不犹豫地搁下。
到得一楼，才发现有ＬＶ的包店，好像还排起了长队，仔细一看，都是亚洲面孔，猜测应该多数是我的同胞了。
【此处亦缺一照片，我明天加上】
据说LV到得国内，反而比巴黎的店铺还贵，因为所有包包都要到巴黎做检测，过关了才能再重新回到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的加工店直接到卖场。
俺们觉得，这个好像更像营销手段，不太像质量控制措施，反正每个包的利润大大地有，那就不在乎多跑这一趟法国到中国的长途了。
他要说每个包都坐了一回飞机的头等舱，我也觉得可以去相信。反正就一个意思：高贵——又高有贵。
看着同胞们用英文和法国的店员说话，我这个穷人有点嫉妒，偷偷地对陈热闹的妈说：操着蹩脚的英文，干嘛呢！
立刻被陈热闹的妈反讽：“你的英文也一样蹩脚，就别说人家了。”估计是有因为我的工资无法承受一个月买一个俩的LV包的缘故。
女人们就应该带男人们去逛这样的店铺，提醒他距离成功的距离还很遥远，不宜自以为是。
当然，最后我们也没敢买上一个，那怕最小的那种，虽然那边的店员在忙着给购物者填写免税单，到了机场还可以退一部分税，整体下很多人觉得还合算。
不过，学生们给别人捎带回北京的包，我们还是过了过眼瘾和手瘾的——400多欧元的包看上去挺小，至少不像照片上那么漂亮，要说它高贵，恐怕得亮出ＬＶ的牌子来才行，经过人脑的推断。如果让我看，那是即便使用最高倍的显微镜也看不出高贵来的。
也所以，中国这个年龄层次的科学家伙们，很多都还处在温饱的状态，里面肯定有水平有比我高的可以毫不犹豫买ＬＶ，不过估计也不会太多。如此的话，我国在科研上的投入还得继续增加，至少增加到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个LV拉杆箱的地步吧。
至于LV拉杆箱是多少钱?我就不告诉你了，您可以自己到网上查查去，好像ＬＶ的商品网站做得很好，这里就给做个广告吧。
在我的文章中提到钱伟长先生，是比较三钱，而不是单说钱伟长先生，给钱伟长先生排了个第三名，因此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能够和另外两钱比肩就已经是钱伟长先生的荣幸了，而这要借助于当时的领袖的一句妙语。
当然，即便是把他排成第三这样的小文章，在钱先生刚刚去世时就说也显得不够厚道，也许过段时间说比较合适，等大家因为巨星陨落而伤悲的心稍微淡一点之后。
但是，当一个人成了著名人物之后，还是需要不时面对这种来自公众的负面评价的。
正如明星，成了明星就得面对对于其生活细节的关注，而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本来应该是隐私的。
我的那篇文章其实是在“大家”之间进行比较，不是拿钱伟长先生和一个普通教授来比。
我们举一个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比坏蛋里谁更坏。拿李逵和希特勒比吧，你说谁更坏?要说，李逵根本没有资格和希特勒比较的，是希特勒的高阶无穷小。但是他们确实都算不得什么好人（李逵的事情请参考《水浒传》原文，不要看被充分美化了的电视剧角色，这里不吵架）。
相对于另外两钱，钱伟长先生的成就或贡献要小至少一个数量级。即便有媒体说到“近代力学之父”，钱学森先生以及郭永怀先生还要从钱伟长先生那里分去一些光环呢，而且是更耀眼的那一部分，这个“之父”就太勉强，说“之叔”可能更恰当些。
陈热闹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害怕她说话不利索，要知道，她爹以口才好著称，并认为口才是自己占第四的能力，如果陈热闹口才却一般，如果对得起她老爹的能力啊。
结果，随着年龄的慢慢增加，是有点让人忧心。
一岁的时候，勉强说得清楚一家子的称谓了。二岁的时候，在数字方面，能说一二五八了，我的研究生说：这小家伙，怎么老给12580做广告啊。
后来就发现念不准“哥哥”这两个字，老念成“得得”，然后就又愁了一阵。
后来，发现好像音基本上都能念了，只是个把音还有点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六”，她一概念成“No”，和英文完全一样。
她妈妈终于受不了了，于是告诉她说：“No在英语里是‘不’的意思。”
再后来，每次她又把“六”念成“No”的时候，我们嘲笑她，她还振振有词地说：“No在英语里是‘不’的意思。”好像她在说英文似的。
今天，陈热闹突然开窍，读“六”就像“六”了，我们也大喜过望——看来幼儿就是一天一个进步，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啊。
去法国，我最担心的就是巴黎的人不说英语，或者你说英语人家假装听不懂。
我在布加勒斯特那次就见识了法国人的傲慢。
还是个法国小姑娘，ＰＰＴ打上去了，纯英文，可是一张嘴，却成了法语，我就听天书一般，只好去认真看她的ＰＰＴ内文。
这个女孩下来后和我坐隔壁，咖啡时间我和她英语聊天，发现她的英语比我好多了。
要命！还和她讨论了一下法国人一定说法语的理由。
晚饭则是在吸血鬼德拉考拉饭店吃的，结果，桌上有４个法国人，４个其他国家的人（包括我），法国人大说法语，给我留下了不太友好的印象。
这次的巴黎之旅，我就有这样的担心，结果，出了地铁达到宾馆，路上还遇到了一家不知道卖什么的店，店门上写着“Ｅｎｇｌｉｓｈ is OK”。哇！惊喜——虽然最后也没进去看看是卖啥的，但是印象整个大变，看来还是有说英文的地方的嘛。
其实，语言完全与国家的强盛有着因果关系，法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没落了，所以老是强调法语，也渐渐成了没有自信的象征。
再联想我看到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里面不管是来自比利时的大侦探波罗先生还是其他人，就会不时地冒出几句法语词来。在汉语翻译过来，就用楷体表示之，页脚下面有注：该句为法语。
而托尔斯泰先生的《战争与和平》，里面的法语词更多，几乎每页都有。
其实，这不算是卖弄了，如果真是卖弄，来句希伯来语好了。就是当时世界的真实写照——法语是世界通用语言，如同今天的英语一样。
我不知道20世纪初的欧洲，有多少个国家以偶尔带上个法语词而感觉到骄傲的，反正去年我来葡萄牙的时候，这里还有很多人法语讲得很好，但就是不会说英语。我想依然是过去的流毒——法国当年曾经阔过的历史痕迹。
中国也一样，想当年日本人到我国唐朝把什么都贩去了，包括我们的语言，而今天呢，我们却要有很多人要说日语了，包括我本人就学了一年的日本语，学得痛苦不堪。
而再过一段时间，韩语又成了中国的时尚，包括机场这样的很国际化的地方，英，中，日，韩是标牌的标准配置了。而韩国那边，正热气腾腾地消除汉字的痕迹。
每每我觉得中文应该普及了，我们的GDP高了的时候，就会有类似韩国人消除汉字痕迹这样的事情来刺激我，告诉我我的国家离强盛的距离，还很远很远。
初中毕业的华罗庚先生出过一个对联的上联
三强韩魏赵
大家都对不上来，只好由华先生自己给了下联
九章勾股玄
这个上联难就难在三个全列举，你如果也对“三”个啥，则会导致和上联重复，这是对仗中比较忌讳的。
这个对联的故事当年明朝第一大才子解缙也遇到过，聪明的他所面对的是“三才天地人”，味道和华先生这个差不多，他聪明的表现在于用了“四”，四诗风雅颂。有人质疑说你说“四”怎么才列举了三个东西啊，他很骄傲地出来说：雅分《大雅》《小雅》。
关于这类小玩意儿，我自己也给过答案，我的答案也很巧妙，和解缙相比也不差，我认为可以减少，不见得非要增加，比如：
一姓铁木真
不但节约，还同时团结了蒙古族，多么和谐啊。何必非要往多里说呢?！
这个引子是来引出三钱的。
华先生的上联的三强是“三钱”中的钱三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且是居里夫妇的高足，他的夫人何泽慧院士能力也不在他本人之下。据说当年钱三强本来不想用自己老婆来攻关核物理的问题，可是架不住其他人确实不行，而何泽慧又确实行，只好内举不避亲了。也算一段佳话了，不像现在很多情况下，夫妻连对问题的商量都没有，就在论文上联合署名了。【注，我和我媳妇陈宁发表论文时也一起署名，不过我们都对文章的内容是有贡献的，所以恳请大家不要胡乱联想】
钱三强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的儿子，可谓出身名家，钱玄同的学术造诣大家也许不太清楚，可是应该知道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提到了金心异，就是暗指钱玄同先生的，可见其当年之影响。
当然，钱三强学了物理，没有继续其父亲在人文学科上的事业，也是中国的幸运了，毕竟，文字学家中国不缺，可是在当年，物理学家，我们是很缺的。
钱三强先生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何等重要，我想不必多说，连今天的政治家都不可否认这个原子弹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价值。
我父亲是位中学校长，虽然没有什么学术贡献，但是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我对于世界的认知，他就曾经这样评价原子弹的贡献：它不仅仅是一个最高端的武器，能够研制出原子弹，说明中国在武器技术的多个方面同时不弱于其他发达国家。因为原子弹不仅仅是能爆炸，而且还涉及到运载等方面的技术。所以，那次罗布泊的爆炸意义和价值都不仅仅是爆炸本身。
钱三强对于中国的原子弹的研制，是核心贡献。否则也没有“之父”的称谓。
那么，钱学森先生的贡献呢？他到底又是什么的“爹”呢？
一般地，很多地方把钱学森先生看做是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那么，可不可以说钱学森先生是“火箭之父”和“航天之父”呢？
按说，在美国的时候，钱学森先生就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比较大的学术贡献，不过，我从有些前辈这样听说过。在回到国内之后，钱先生更多还是在理念上引领大家往运载火箭和航天上走，而在具体的力学应用方面的学术贡献并不显著。他的作用是带起来一群人，这个贡献应该说也很大。这样，“之父”的名头就稍微有点勉强，也许是“之爷”更恰当吧，他领导下的人从学术意义上做了火箭和航天“之父”。
而钱学森先后后期弄系统科学，玩他的复杂巨系统，我认为就纯粹是理念方面的东西了，到他去世为止，这套东西依然只是理念，连个具体的分析工具都没有做出来。应该说，钱学森先生提出的这些内容浪费了中国很多极其聪明的学者的脑力——他们本来可以从事其他更有希望的学科，解决更多有价值的问题，可是却终生被耗在这个没用处的概念上面。这就太遗憾了！
钱学森先生带起了一群人，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之后又毁了另外一群一样聪明的人（这些人里我还认识其中的相当一批），为国家做了相当大的负贡献。
那么，最后一位去世的钱伟长先生呢？
相对于前面的两钱，钱伟长先生要水得多，这么说可能上海大学的朋友会不同意。而且这位钱先生被打成右派，一度日子过得也相当凄惨，又刚刚过世按说不应该再说些不那么好听的话，显得不够厚道。可是，事实就是事实，不会因为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还得说上两句。
钱伟长先生的主要贡献在力学方面，可是，却不明显，比如说他是什么什么之父，我们就找不到这个“什么什么”是什么。每每提及，只能说他是什么什么之一，比如力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这个就没法说详细了，因为你在那个年代回国，稍微不那么笨的学者，怎么都能成为某个学科的奠基人（或加个之一）。
有人认为，在1949年至1956年间，钱伟长有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项贡献是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还有一项贡献是他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为确定我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培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说的就相当模糊，不知道贡献究竟在哪里。
这之后他被打成右派， 没了贡献的机会（即使没有打成右派怕也不好说），打倒四人帮之后，他在上海，再后来上海大学成立，他就成了终身校长，据说这也是大家对邓小平一句含义模糊的批示错误理解的结果，否则上海大学不至于需要这样一位98岁的校长——都这把子年纪了，能对大学做什么贡献，就是做一个佛龛罢了。
钱伟长先生和他自己的弟子胡海昌院士的争斗也是中国科学界最著名的丑闻，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判断，应该是胡海昌更占理些，但是，钱伟长先生有中央的批示和之前建立起来的三钱形象，所以，在世俗的看法里，倒是占点上风。
结论：
钱三强先生的为人为学，都是一流的，且有学者风范。
钱学森先生聪明过人，玩啥啥成，学术地位崇高。稍微可惜的是，他也的确是“玩”，晚年玩的东西就不那么让人尊敬了。
钱伟长先生最为幸运，学问也还可以，不过真要说“强”怕也勉强，所以，我们看待他只是从一个幸运幸福的老人这个角度吧。
我原来给自己写英文的简历，在性别这一栏里我喜欢用“Sex”。
哇，竟然是“Sex”也！
从来没有想过合适还是不合适。后来倒是在不同的地方见过“性感的”这类词以sex为词根，也没有觉得有啥。
那回北京的汽车开始使用新牌照，有的家伙很无聊，车牌选用了“SEX 001”这样的字，猜测其意应该是想表达自己的性能力可以排名第一的吧，估计就是想玩这个把戏，记者写来那篇文章，似乎文下之义颇含鄙视。
再后来一次和韩国的学者联络，我的朋友强博士曾经提醒过我，好像用gender显得文雅些。
我顿悟了一下，也许这个用词比sex要显得不那么让人浮想联翩一些。就有时候想到的时候使用这个词作为性别的表达，似乎也在不少填过的表格里见过这个用法，想来应该也是一个惯常的用法了。
去年我不是学了葡萄牙语吗，这才对这类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其实，在拉丁语系里，很多词都是有词性的，所谓的词的“性”，就是阴性，阳性或中性，一张桌子都有这类“性”，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的，追溯其词源肯定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此时，区分这些不同词（也包括形容词，不只是名词）的性用“gender”来区分，而区分“男女”这样的性别差异，好像也可以使用这个词，可是这个词并不真准确，真准确的还是“Sex”。
仔细想想也是，人人不都得以sex来分吗，又何必写上sex一定就是猥琐的呢?!
所以，今后还请大胆使用sex，有问题就说是那个通晓“德，英，葡，日，中，世界语”六种语言的陈安博士说的好了，让他们来找我理论。
另外，我自己在高中时代学习《生理卫生》时犯过一个愚蠢的错误，老师不断讲述什么第二性征的出现，如何如何。
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课本上讲第二性征，不讲第一性征呢？
第一性征哪里去了？是啥？
到上完博士才突然明白，原来第一性征就是sex啊，唉！郁闷，为这么个东西纳闷了自己10年。
我去悉尼，在著名的歌剧院附近，遇到一个很古怪的乞讨者。
是个女孩，她拿了一个不小的方筒，外面还罩了很漂亮的布，自己还持了一个墩子，一切放好之后，她站上了墩子，摆出了一个姿势，配合她奇怪的很有雕塑感的衣服，看上去好像一个雕塑一样。
前几年，Shopping猫在里斯本，也遇到一个带了小狗的小男孩，在街边呆着，很同病相怜的样子，人狗之前也摆了一个可以放钱的容器。
这次的巴黎之行，也有类似的收获，在圣心大教堂，上不同的台阶时，在台阶边上的石墩子上，也站了埃及的法老模样的人，面前也有一个框子，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框子，我一定以为遇到了所谓行为艺术家了。
当然，也许他们正是行为艺术家，如果有人给钱，这样的行为艺术岂不就更加有实际价值了吗？！
在欧洲，乞丐中相对安静的更多一些，您路过遇到爱给你给，他总是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呆着，不妨碍你什么。所以，被骚扰的感觉也倒不明显。
当然，肯定也有主动出击的，比如我在巴黎圣母院前遇到的波斯尼亚的新“艾丝美拉达”就是，不过她神情忧郁，不多说话，倒也算是比较文明的一个。
我在布加勒斯特也遇到过一个小伙子，那次是开完会走回我住处的路上，一个小子跟了上来，说“I am hungry, please give me some money to buy a hamburg”，英文硬是要得，很流利，也许只在这句话上流利，不过，我还是抓紧跑开了。
当然，也会遇到个别恶丐，那就是追着你满街跑的那种了，嘴里还不停地喊着one euro之类的话。遇到这样的家伙，那就只能避之唯恐不及了。
我高中时代的女朋友曾经一度这样告诫我，说男人应该心肠硬一些，遇到乞丐不给钱完全应该。我在那之后2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都秉承了她老人家的这一教诲，在乞丐面前很少动心。
而她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却没有这么严厉，具体的理论依据就是“女人应该善良一些，心软一些。”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些年里，她究竟曾经偶尔这样关照过多少乞丐。
和Eva-Karin Olsson（欧夏娃）谈到2个小时，应该说还是有点充分的，毕竟，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一家咖啡馆外面的桌子边，她持了一杯葡萄酒，我则要了一杯啤酒。
谈到酣处，我拿出打印的欧夏娃的简历和发表文章列表，她拿过去看了一眼，笑笑说这个已经过时了。
我说，那应该是的，你现在那些forthcoming的作品怕已经正式印刷出来了。她说还有一些新的没列上。
我就不怀好意地问：夏娃博士你写的论文里咋就没有你们祖国的突发事件的危机与应急管理的文章呢？！莫非还真没了突发事件不成？！
她回答道：那倒也不是，前几年瑞典的总理被人杀害，到现在不也没有破案吗？警察总是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
当然，她补充到，总理遇害的事情在贵国就不太可能发生吧？
我不好意思了一下，记得好像这个遇害的瑞典总理是自己出去逛街的时候遇刺的，而在很多国家（不只我们中国），总理是很难享受到逛街的快乐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可不如人家瑞典总理啊。
不过，我补充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国家一位副总理曾经出过车祸，不过那次完全是因为警察事先的工作没做完备，一般这个级别的官员出巡，在交叉路口多少时间多少距离之内是不准有车交叉通过的，那一次应该是警察的疏忽。所以，我们的副总理和你们的总理在这个突发事件上还有的一拼。考虑到瑞典的人口才900万，也就和我们的一个城市相当，所以我们拿个副总理和她们对应一下就已经算是高抬对方了。
欧夏娃又说了一个海上灾难的例子，一趟瑞典运客的轮船曾经倾覆，约千人遇难，这个也算得一件突发事件，很大。
我点点头，心头不由又觉得骄傲起来，就你们瑞典那点灾害，和我们相比，那简直都不好意思拿出来。我估计，欧夏娃同学发表的那些论文其学术水平和我比起来那也够呛能比得过——她才见过几个事啊？！
不过，我却沉默了，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如此，是否你的眼光就比较国际化一些呢？比如我看你的论文都是关于911，关于中国的SARS，关于欧盟之间的问题等等。
她点点头，表示基本同意我的看法，眼光只好再放宽一点，盯着世界范围内的灾难吧。夏娃的硕士方向是政治科学，博士才读了传播学与危机管理，所以，她论文的角度也多为危机传播。倒是和我国新闻方向的研究人员更贴近一些，或者，换句话说，夏娃算是文科傻妞
见到瑞典的Eva-Karin博士。
就问她的名字，怎么中间有个“杠”呢？另外就是Eva怎么读？
她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和她就名字的问题聊了更多。
在第一个问题上，她说，瑞典经常会中间加一杠，后面可以认为是middle name。不过她的这个“杠‘后面的Karin还有点别的故事，那是在她上小学的时候，同班有两个Eva Olsson，这下让老师有点麻烦，于是，两个人都改了，一个就由老师改成Ev-Karina Olsson，就是她了。
明白了，就是中国的俩杨伟分别变成杨大伟和杨小伟的瑞典女子版本。
第二个问题，她回答是“伊娃”，我说我原来以为是“爱娃”呢。
当然，我没好意思说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娃”是“爱娃 布劳恩”，希特勒的那一位。同时，我也没有很恭维地说爱娃也是黑格尔的那一位。
她对我的不知读音很诧异，我的感觉是，在Eva看来，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个名字啊。
接着我才知道，原来还真应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最最一般的女人名字，因为《圣经》里出现的第一个女人就是Eva。
可是，等等——
我说，在我们中文里，把Eva翻译成“夏娃”。
她凝神了一下，是吗？
我一下子明白怎么回事了，告诉她：在英文中，耶稣独读作“姐涩死”，可是，在希伯来语里，耶稣读作“耶稣”，根本不是“姐涩死”。
那么，根据这个推断，我觉得希伯来语的Eva应该读作“夏娃”，后来随着《圣经》出现了各个语言的版本，自然就变成了“伊娃”，“爱娃”，或者天知道的什么别的“娃”。
Eva点头称是，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我就说，如果你要取一个中文名字，可以叫“欧夏娃”，很中国，同时特西方。
她笑笑，因为对欧夏娃没感觉，所以没有再说什么。
这是我和欧夏娃博士在我喝啤酒她喝葡萄酒的那两个小时里聊的一项内容。
我们还聊了7个内容，有空我就一一写出来，还是颇有些意思的，当然，里面肯定有危机与应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