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戚继光，山东莱芜人，1528年11月12日出生于将门家庭（“父子总督”）。1553年，他被派往山东担负海上防倭的重任，后又调任宁波、绍兴、台州干同一件事。而当倭寇到福建沿海骚扰时，他又率军开赴福建、广东抗倭前线。1567年，由于北边鞑靼南犯，戚继光被调到北方训练边兵，前后共有16年。戚继光一生中的30多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其中又有三分之一是在抗倭的战场上度过的。
　　
　　戚继光不只是个军事家，还是军事发明家，其中之一便是1580年发明的地雷，这比欧洲人大约要早300年左右。
　　
　　但是到了1582年，改革派内阁首辅张居正逝世后，皇帝准备对担任过自己导师的张居正的后代及朋友们下手，于是，就有张当时的政敌诬蔑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同党，而此时北方边防已经平定下来，朝廷便把戚继光调任到广东闲弃。1585年他肺病复发，1587年1月25日在老家去世。
　　
　　戚继光的地位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还存在各类问题的时候显得形象格外光辉，尤其在威海、蓬莱这些地方，至今都还有戚继光的纪念碑或纪念铜像。
　　　　
　　让我觉得颇为有意思的是，在明崇祯八年（1635年），皇帝特别地赐额“表功”给蓬莱的戚家，此时，戚已经去世近50年了，但是崇祯皇帝却正为战事发愁，而在5年前崇祯自己又把本属于忠臣良将的袁崇焕给凌迟了，身边再无可用之人，难怪会想念起自己见都没有见过的这位名将，也正应了那句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纪念一个防御型的将领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件很无奈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汉代、唐代、元代（今天你当然也可以说蒙古人和中国人并无关系）、清朝都在开阔疆域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很少去纪念那些为开阔疆域而奋战的将领们。大概在我们的文化里，还是“以自卫反击为荣，以强势侵略为耻”吧。
　　
　　而从国际大势上看，当一个国家具备外向时的侵略欲望时，往往是很强盛的，虽然当时的小日本并不强于我们，可是偏于一隅的地位和资源不算丰富的国力使他们对于侵犯其他国家很有兴趣，而明代我们就不远如小日本更有侵略意识，总想苟安于国际环境中，保持着自己的中央之国的稳定和安宁，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其实，侵略性和进取心是同义的，人如果习惯于防御，很快就会缺乏进取心了。
　　
　　当然，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尴尬，比如岳飞元帅，确实有进取心去直捣黄龙，但是高宗赵构不让，于是，只好停马于贺兰山前。不过，另外一方面，考虑一下岳飞真的实现了直捣黄龙的梦想，接下来又会怎样，我有个悲观的判断，那就是他在实现战术目的后，应该是带着俘获的人和财物回国炫耀，而不是想法把黄龙作为宋王朝的一个行省，将其彻底纳入版图。
　　
　　所以，戚继光尽管是位著名的军事将领，但是他值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象征来纪念的价值并不真的很高，反倒是纪念他要面对的尴尬更多些。

　　在中国的现代，也多次有了作战胜利后我们突然又很大度地撤回了原来分界线的情景，比如，中国对印度的战争，表现出了十足的大国风范，在很多场合下我们也乐于宣扬这些，可是，从另外的角度说，就相当于我们打赢了战争，取得了土地和胜利，进行了牺牲，结果却轻易地有放弃了到手的成果。国之为傻，大概也无过于此了吧。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更关键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实惠是未来，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光辉形象。
　　
　　而作为戚继光故里的蓬莱城，据说还专门有“表功祠”，是依据明崇祯的赐额“表功”取的名。该祠为三进院落家庙式建筑，有门房、正祠各三间，均为单檐硬山砖石木结构，内存有戚继光画像，生前著作、战刀、战袍等历史实物，基本是结合了戚成长、成才、告老还乡的历史轨迹，还有石坊两座，系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朝庭为旌表戚氏家族而建，东为“母子节孝”坊、西为“父子总督”坊。

　　有一点花絮需要说一下，据说当年戚继光为感谢张居正的支持，曾经采购过多名外国美女给他，当然，也有进一步拉拢和首辅的关系之意，据说张居正用过这些美女后大喜，对戚继光更加青眼有加。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过大家一般会忽略它，除非那些阴谋家，才会枉顾当年的历史真实而专门批判古代历史人物符合当时现实却无法迎合几百年后需要的做法。文革后期批评孔子就是用的类似的手段，把老孔同志一些缺点无限放大然后来批判，所以到今天那些批判也只留下了笑柄罢了。

　　Shopping猫同学在泰安度过了她的大学前阶段，对泰安的某些东西情有独钟，比如豆腐干、豆腐丝，比如小米煎饼。

　　为啥呢？

　　因为泰安的水好，而且水还是泰安的三好之一。

　　因为有这样的水，所以才可以出产这样的豆腐干，所以才能够做得出小米煎饼，换个地方，即便是同样的师傅来做，都是不可能原汁原味的。

　　我还听我爸爸说，原属泰安的莱芜市有一家羊汤馆，更有传奇色彩。据说，有中央和省里的高官来泰安，想吃当地的名吃，都是派了车直接到莱芜的这家小馆子用器皿盛了来，一路保温，然后到达高官的住处。

　　所以如此，而不是把厨子调来就是因为必须用那口井里的水熬出来的羊汤来出这个味道。

　　据说，莱芜为了保护这个羊汤的品牌，还在闹市区给这家羊汤馆专门送了一块地方，可是，老板说，市里想树品牌我们一定支持，这个馆可以在闹市有一家门市，可是，我们的羊汤却必须在老地方做。

　　据说，这家羊汤馆外面常停着很多名牌轿车，看来不少人就好这一口啊，汤好不怕巷子深。

　　更有趣的事，羊汤馆的羊汤却不是买的，而是送的，这个送得在您买了羊肉准备吃的情况下才送，买多少羊肉给相应的羊汤。

　　老板一般这样吆喝：给第五桌上5个人份的羊汤。里面的暗示就是他们买了够5个吃的羊肉。而实际上，人家根本就不想吃羊肉，而是冲着羊汤来的，可是，“本店规矩，羊汤只送不卖。”

　　也是很有趣的事情了。

　　山东的羊汤还有一家很有名，那就是单县的羊汤，现在北京也开了单县为抬头的羊汤制造的招牌了，哪天您不妨去尝尝。

　　今天上午，和学生们一起讨论班。

　　上午的安排开始是由亓菁晶讲了一下耦合解耦的一些进展，随后是张雪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两篇需要我们评审的论文，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最后综合大家的看法我给了最后意见：一篇直接执行死刑，一篇录用。随后，中午即将奔赴浙江杜桥调研的李季梅讲述了一下调研的基本内容设计、随后的案例分析报告以及下一本专著第十二章撰写的安排。

　　在讨论结束后，结合大家做的工作，我发表了十几分钟的感言。

　　感言的主要内容就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做什么类型的科研？”

　　物理里面最伟大的科学是谁：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等，如果说哪个更伟大，我选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我的理由是爱因斯坦颠覆了大家以往的观点，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思维方式，而这套思维方式以及相对应的问题又确实是正确的，那些被爱因斯坦揭示出来的“常识”一直深深地隐藏在不准确认知的背后。

　　如果数学家里要选择唯一最伟大的，那么我选择高斯。因为他的很多东西都是首次证明，或用1-2篇不长的小文章确定了数学的某几个新的学科方向，这也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如果说中国的数学家只选择一位最伟大的，我会选择冯康先生。因为他提出的新理论是实践中得来的，且很快就在理论上到达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随后，经过更多别人的努力，这一被称为有限元方法的理论更广泛地应用到了特别宽阔的领域。

　　如果说管理学界里面一定要选一位，和大家的意见可能比较相左的，我会选择还健在的Saaty先生，就是那位提出AHP、ANP的老先生。

　　有些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管理学界有诺贝尔奖，那么每年的获奖者都只会是一个人，那就是彼得-德鲁克。

　　这话我觉得比较荒唐。

　　其实，最伟大的科学家要改变人的思维模式，而且，作为科学家，他们给出来的新思维模式首先在数学上是自洽的，然后是可理解的，再次是可运行、可操作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

　　Saaty先生提出的AHP用在了涉及决策的几乎所有领域，另外，不仅仅是决策，很多可以划分层次的评价问题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换句话说，他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做科研的，尤其是部分研究生，整个论文就是ＡＨＰ的一个应用，除了Saaty先生的思想，论文里没有任何其他闪光的地方。

　　 彼得-德鲁克先生也不是没有做工作，可是俺们觉得，他的那些东西强调管理的艺术性更多于科学性，这就使得他讲出来的很多玩意都必须“存乎一心”，这就比起一个绝妙思想为铺垫而又在几乎任何情形下都可操作的方法要欠很多了。

　　Saaty先生提出的AHP开始也是个粗糙的东西，据说数学家都是看不上的，可是在工程界却很受青睐，这也使得一些数学家开始考虑这一方法的妙处，后来也有人参与了这一方法的完善过程中，将其在数学上不够完美的地方补充得尽量完美了。这才是今天这个简单而美妙的方法。

　　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其很不错的工程控制论提出之后，总想再提出一套适应于一切系统的方法论，也有很多的追随者做了很多工作，可是到今天，至少我还是对钱先生倡导的方法依旧稀里糊涂，觉得除了要从系统的角度看问题这一哲学论题外，没有任何我可以好好拿来用以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或（干脆是）工具。

　　而我们知道，一个哲学思想，它距离操作实在是需要以光年计的。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论及“创新”与“常识”之间的关系。说到如果一个学者能够发现大家认知范围之外的“常识”，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事实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做的科研就一定不是不断支持已经发现的常识，而是发现那些隐藏起来的、却又确属“常识”的知识。

　　在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学科上，基本可以认为科学家在发现“上帝”创造的常识。

　　而在管理科学领域，则有些认知是可以被创生的。比如决策过程，就可以如Saaty先生那样搞出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的层次决策方法出来。

　　我就跟学生说，我总是希望学生们先学会解决问题，然后再考虑能够创立一个方法的问题，最后才是一个方法论的创造问题，后者是终某些学者一生都很难做到的，有时候一个学者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就很不错了，哪怕是现实存在的一个小问题，用了加减乘除的方法去解决。

　　华罗庚先生在数论上解决了一些公开问题，随后自己也提出过一些公开问题，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听一个学术报告，就有一个俄罗斯的学者说很自豪解决了华提出的一个公开问题。

　　但是，按照丘成桐先生的说法，华老的最大贡献却不是数论，也不是统筹优选经济数学，而是多复变函数论，这是华老自己提出并在基本研究方法上有所创建的一个领域，外国人跟着华老的足迹做，而数论，即便华老做得很出色，也无非是在外国人的脚丫子后面继续走得更远而已。

　　我们做应急管理自然也希望能够提出我们自己的方法，可是这个难度我们也知道，没有十年二十年是休想的。

　　于是，我们现在只能从问题出发，比如，发现了目前应急的研究界所忽略的几个重要问题（这个我随后还会继续唠叨，之前其实已经唠叨过多次），然后，顺了别人提出的方法（如伟大的AHP）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想想是否可以有更适合于现代应急的思维方式和具体分析方法。

　　最后，总结一下最伟大的科学家做的科研类型：

　　1，发现其他人没有发现的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常识”。（如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

　　2，创造一套具备广泛适应性的分析方法（如冯康之于有限元）

　　3，给出一套符合人类思维方式，却又设计得很绝妙的可操作方法或工具（如Saaty之于AHP）。

　　其他，如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方法的多个形式化变种，由n到n+m的拓展研究等，都属于一般科学家做的科研。

　　而那些不断支持常识的科研则基本可以认为是粗陋的科学家所做的科研了。

　　前段事件看着不少人发出这样的一句欢呼：在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在拯救世界。

　　苦笑一下。

　　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提出过的一个目标：在下个世纪中叶（2050年左右），我国的经济发展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现在再来看这个目标，发现邓小平同志确实眼光远大，从那个时候就预见到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大致的一个水准。

　　在我看来，这个预见是非常理性的、科学的。

　　不少人说我们应该去拯救美国，那意思好像美国人各个都马上要去要饭了，我们再不去，他们说不准就要自杀了似的。

　　现在的这些人怎么对世界的了解还远远比不上邓小平同志呢？我真是困惑，我们远远没有到拯救别人的地步，我们每个人的平均生活质量相比一些欧洲穷国的人来说都还差很远。

　　也许我们中国人真是容易满足的一个民族，刚刚吃饱饭就开始操心世界大事，就开始表现出一副要高消费的样子，要买美国的欧洲的奢侈品。

　　您真富了吗？咋就不扪心自问一下呢？

　　我们两口子2000年去香港的时候，丈母娘特别担心，那担心稍微夸张一点说，大约是——香港黑社会这么多，你们一定得小心活命，争取活着回来。

　　这就是从香港警匪片里得到的香港印象，老人家的担心我们都心领了，可是，香港比警匪片里要安全多了，甚至……

　　同样，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担心也多属于这类，其实，事实是：一个看似ＧＤＰ比我们低很多的国家，他们的国民小日子和大日子都比我们过得好。

　　我们的现状是：我们还无法消耗奢侈品，我们必须继续积累财富，现在的太少，我们还必须提高社会的整体生活质量，不能在刚刚够吃的时候就心怀天下，我们还是先心怀还相对贫穷的我们自己比较好。

　　很难佩服谁的眼光，可是，这里我要大声地佩服一下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

　　也提醒那些正在奢侈消费国家财产（不管在物上还是在人上）的各位，要注意，我们（包括您）还是穷人哪！

　　我总是觉得，如果我们研究所从目前的思源楼上搬走，很多有趣的人就再也遇不到了。

　　比如，大约在两周前吧，从公交车里下来，看到研究所大院的北门口有一个人拿了一页A4的纸。上面打印了几个大字：我证明了1+1=2。

　　我抓紧跑了，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人拉住在院里上班的人就要讲个不停的事情，我是有点害怕了。有次还见到门卫和要进门的一位先生吵起来的情况，驻足了一会，发现也是一个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要来这里获得数学家们的意见的一位先生。

　　而这位证明了1+1=2的先生有意思之处在于，连哥德巴赫猜想是个啥意思还没弄明白呢，要说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能证明，可是这位先生却以为是简单加法运算呢。

　　无奈！

　　以前还见每年青年报或其他报纸的记者都会来采访一下数学所科研处的领导，翻炒一下哥德巴赫猜想之事，有时候觉得无聊，怎么每年都翻炒一遍呢？烦不？

　　而现在在思源楼里待时间长了，发现还真有澄清的必要，因为还是会不断有人来宣称自己的科研成果，而这位1+1=2的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不过，真离开思源楼也许还能继续见到这样的一些有趣的人，因为我们要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局在同一个楼上，很可能各类1+1+2的人物会粉墨登场，毕竟，科学不是数学这一个门类呢。

　　前年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发现他对于万历皇帝后期的倦政给出了一个比较让人震惊的理由，那就是：由于自己的一些主张居然无法获得大家的认可，所以干脆积极罢工，“老子不干了！”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不出紫禁城的“伟大”举动，应该说，这是黄仁宇的历史观的一大创新之处，一般大家都会认可“天下乃皇帝之天下，人民乃皇帝之臣民”的基本观点，用句稍微文雅一点的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王；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了。居然作为天下主人的皇帝也要罢工，真是很骇大家听闻的事情了。
　　
　　不过，从万历皇帝的做法看，黄仁宇先生的这一解释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另外，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帝王的康熙其实也在晚年开始倦政，这也是有记录可查的，清朝的伟大领袖康熙皇帝经历不可谓不坎坷，事业做的不可谓不大，可是，怎么晚年也开始积极罢工了呢？要知道，他和万历的情形并无一致之 处，他可是说什么底下的人通通都听的啊。想立哪个做太子就立了哪个，想废也就随意废掉了，想再立他又立了起来，然后又废掉了，真是握清朝的未来于一掌之间。
　　
　　原因其实简单，干一件事情干长了，无论这件事情多么权力大或者容易有成就感，都会厌倦，可是，作为皇帝的他们又没有其他的职业可以选择，每天就是看那些用小楷写得非常漂亮的奏折文章，连个意外的挫折都很难遇到（这是说的两位皇帝的后期），真是没劲的很。
　　
　　我就又佩服起美国人后来鼓捣的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法律了，除了民主的考虑，也许已经看到封建社会皇帝做到最后自己都觉得没劲的各国的事实了，于是，趁你还对这个位置有点留恋的时候不让你当了，于是，带着对这个工作无穷的眷恋离开了这个岗位，这样的感觉要比同一个工作干它几十年而从不改变强得太多了。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生活环境的改变和工作内容的不同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皇帝则完全不同，他做太子的时候就注定了对自己的工作根本无可选择，而象万历这种几岁就做太子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说前期的万历还是在母亲以及首辅张居正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话，后面在张死后自己一度开始任意而为过足了皇帝瘾，虽然如此，还是想做些根本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立后来的福王为自己的继承人，原因其实简单，无非是喜欢福王他妈而已。他最初想出来的理由居然是：“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出身只是个宫女，不如福王他妈妃子出身的地位高。”这样的可笑理由直接被万历的母亲给斥了回去，痛斥他的原因可谓充足而又撕心裂肺：“要知道，你自己的母亲也是宫女出身，如果按照你的逻辑，那么你本来就没有当皇帝的资格。”于是，这个理由彻底无法使用，其他理由又太不充分，搞的万历为此渐渐地产生了倦怠之心。

　　樊树志写的《万历传》解释万历倦政的原因是从身体方面说的，认为万历在后宫也是非常奢靡，对女人的无穷的追索造成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总是处于病态中，于是，根本没有情绪积极工作，樊树志不断地从明朝的各类历史记载和那些辅臣们的私人日记里找到万历身体不好的依据，也倒是费了不少的力气，不过，让我稍微有点不信服的是，尽管他的身体从20岁左右就不断出现因为纵欲而带来的问题，但是，却活到了60岁左右，当皇帝的时间就有接近50年，实在不应该单纯从身体不好来解释。

　　搞体育的人喜欢用“病夫治国”这本书来对身体不好的人治理国家有很大弊端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觉得不是核心原因，那些身体健康的人治国的时候照样可以把国家弄得一团糟，同时也存在一些身体似乎不那么好的人治国还算可以的情况。所以，身体的原因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

　　皇帝不可以随意而为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铁律，选接班人也好、从国家的层面开展大工程也好都是这样，对于大工程，我们的封建社会是围绕着黄河做文章的，每一代都希望做个很大的工程，但是每一代又都没有获得最后的终极性的成功，实在是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所限，万历部分地由于这个接班人的缘故而倦政无论如何都是件很有启发意义的事情，因为有那些任意而为的皇帝已经证明了那样做的下场，如隋炀帝、周幽王、商纣王之类的亡国之君基本都是。所以，万历知道不可以逾越这个界限，但是又太和自己的心意不符，于是，总不来上班，甚至连全国广泛存在的开缺官员现象而却不想任命，也就可以理解了。

　　以上的这一段基本是再次说明了黄仁宇的观点，不过，仅仅是这样的解释也还是不够的，对于万历来说，他事实上已经在自己执政的前期展现了自己把握明帝国发展方向的能力，消灭了自己讨厌的张居正痕迹，也做了不少看上去很象一个明君做的事情，于是，后期也就没有了什么需要做的东西了，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的选择就是在后宫做些可以直接获得直觉快感的事情了，也就可以理解了，康熙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

　　也就是说，“对工作的兴趣递减”其实是皇帝之所以对自己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原因其实是全世界人民在心理上十分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到了皇帝那里，大家总希图从另外的角度去分析，立足点就错了，皇帝一定是普通人，和别人的不同仅仅在于他干的工作全国只有这么一个岗位而已。

　　另外，这里介绍一个花絮，那位万历一直想立为太子的福王后来被封在洛阳，李自成的军队攻打洛阳的时候，据说他还从自己的银库里拿出来区区6千两银子来犒赏守城的军卒，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谁愿意再为这样的人卖命，洛阳很快失守。李自成的军队于是抓到了一个胖子，杀了以后想知道他的重量，还拿秤吆了吆，结果是360斤，李自成们做事也够让人咋舌，居然把这堆肉和一只鹿一起炖了一锅，取名为“福禄宴”，人人有份地分到了一碗肉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