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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猫王的女儿是迈克尔-杰克逊从小的志向吗?
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和日本的战争
2010年8月30日星期一继续我们就梁启超先生写的《李鸿章传》一书进行读后讨论。
在该书第六章最后一段话里,梁启超先生写道: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随后的第七章就是《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甲午战争都比较熟悉了,邓世昌,方伯谦,丁汝昌等都是栩栩如生,所以我们不说这些战争过程中具体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在本章的结束段,梁启超先生介绍道——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然后,梁接着论道: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啊?!
这个这个——
但是,梁后面是有证据的——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划疆自守,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
后面,梁又介绍了一件让日本和西方都觉得颇为可笑之事。
在刘公岛投降的舰艇中,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而理由呢,则是这艘舰属于广东,而这次甲午战争与广东没有什么关系。
一切都是李鸿章的事。
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中很多一向不负责任的一个小例子而已,我之前讲过左宗棠因为曾国藩败绩后有人立刻拿出折子要参曾国藩而大骂那群清朝大官的故事,大意是:你们这群王八蛋!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说曾国藩是不是确实败了,弹劾老曾的折子就早写好了,都他妈什么玩意儿啊!
清末所谓几大名臣,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基本上都是敢于负责,尤其是敢于负失败之责的人。而其他人虽然有些许的名气,但是相比这几位,都差了成色了。
也所以,梁启超赞道: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当然,梁启超先生也并没有因为虽败犹荣而放弃对李鸿章决策失误的指责,书中给出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12个决策失误,这里简单列举几个吧:
第一个失误是: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这是战争的起始因素。
第五个失误是: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主为客,敌做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
第八个失误是:枪或苦(后面还有一个字我不认识,也打不出来,唉),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
等等——
而这些错误的根本还是在于不了解世界大势,且不遵守战争练兵的一般规则,随心所欲,真到了枪上膛的时候,自然拉不开栓了。
还记得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甲午海战》(名字不确切了),里面一个镜头就是一发炮弹发到了日方指挥旗舰的弹药库,但是竟然没有爆炸,其质量如此。
当然,在看李默然出演邓世昌的那部著名的《甲午风云》电影里,我军发现炮弹和大炮有型号不符合的情况,炮弹稍微大了点,然后一群清兵猛在那儿用锉刀挫炮弹。
我的老天爷!临战的时候竟然会有这样的局面。
您老别惊讶,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局面。
甚至到了对越战争中,在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一书中,小北京(雷军长的儿子)就是因为炮弹是哑弹而最终死在了这上面,当然,好像小说里说这是因为文革期间大家都没心思造枪炮,专心文攻武斗造成的结果。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许从来都没有追究过精确精致,也因此才会有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
我为啥一定要痛扁某人——再谈爱国问题
2010年1月7日星期四网络上说话口无遮拦,自然会引起很多口舌之争。
口舌之争很有意思,不少人都能够从中锻炼了文字能力和反应能力,而我们中国人又喜欢围观吵架,平白地还能招来些看热闹的人,娱乐大众,更添趣味性。
不过,架是不能老吵的,吵得太多也就会很累。
虽然我们近代的吵架高手梁启超先生曾经教导我们说——即便全国所有人口(设为N)中的N-1个都与我为敌,我也要坚决地和这所有N-1个吵到底。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而且原话也是有背景的,那就是袁世凯称帝。他从袁身边逃跑后,在报刊上发狂言如下。
不过,梁启超先生描述了吵架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假想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吵架对象,这就不是一般的吵架牛人能够达到的境界。而且在梁先生本人原本是帝制的鼓吹者的前提下,这样的架更加吵得有声有色,有历史意义,康有为相比梁先生差别很大,其中一个原因也就在这里了。
科学家伙们之间的架也是如此!
其实,大多数架都不是没有来由的架。科学家伙们(即便是中国的,或者说尤其是中国的)都是很聪明的人,基本都会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革命原则来选择吵架对象。
当然,也有些科学家伙有心中的所谓正义感在,那么,吵架就不见得非要选择那些和自己有过节的人了。
那么,贬斥哪些人呢?和那些实在的或虚拟的人吵呢?
一般情况下,会和那些品质很差,且其恶劣品质会更加恶化中国环境的那个或那几个特定的科学家伙。
我想,行笔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这样的人究竟是哪位或哪些了。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中国人其实不太有爱国的传统,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素质不好,而是说中国人想爱国有时候却不一定能爱得上,甚至你都不一定有那资格,就如我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填“无党派”,可是,每次无党派的代表都还是程思远先生一个,永远轮不到我,我这样填也是白填,也没有人真认为我是中国最大的党派——无党派——人士之一。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说单个说爱国,要说就要说全体、大家,这有点类似人民,人民包括大家,可是自己本身却不能真被当“人民”看。
那么,谁有资格爱国呢?
最有资格的就是“非”中国人,他们是最有资格爱国的一群人。
当然,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团结全体中国人(也要团结外国人),不管他有没有中国国籍,只要在中国待过就是我们的团结对象,可是,再怎么说,也总说不到他们反而拥有更强的资格了吧?至少大家应该均权吧。
而某些媒体就糟糕在这里了,一到国内的人爱国,到了报纸上就是“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大家是谁?不知道,也许有你有我,也许没有。而国外的人一开始爱国,那就是“某某某放弃了什么什么,回来爱国。”他都成美国人了,依然是爱国志士,这世界咋这么不公平呢?
“非”中国人爱中国也无可厚非,可是,他们教育中国人怎么爱国就错了。你也许在国外受过委屈,更加希望祖国强大,那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莫非会反而天天盼着中国衰落?!除了当年的龚自珍先生之外,我想应该很少人公开表达过希望中国孱弱的心思。而且,内心里也不会如此希望,只不过因为海外中国人更能亲身体会到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外国的区别,更加希望自己背后有个强大的政权和国家罢了。
某些当年发誓效忠美国的人一回过脸来就说爱中国,可是却拿着比中国的普通科研人员多几十倍的个人收入,被中国科学家伙们吐一脸唾沫是理所应当。
也许他会说,当年他宣誓效忠美国是假的,是没办法,是逼良为娼。
那么,彼时彼地的发誓是假,此时此地的宣称就是真的了?我不知道真实与虚假之间,究竟应该用什么来划分。用他自己的说法还是用其他客观标准?
在语言之外,我们看的更多的应该是行为。
不是说你一回国就是行为了,那远远不够,谁都知道在国外无法体会“被人仰视”的伪快感,可是我们的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会给人这样的氛围,不少人所以回国正是觉得在外国钱也赚够了,该弄些“群氓”来敬仰敬仰自己了,而已!更何况,中国会给他们差不多接近海外工资的收入,至少购买力比不差甚至更强。
一回国就是爱国??!!您骗谁呢?
真要产生自己期待的“爱国”效果,就要有非常的行为。不能说你因为到过外国更加爱知道爱国重要,那就够了,你得有具体行动。从来不可能有一方面拿祖国的高薪,一方面你反而要获得比其他拿很低薪的人更爱国的荣耀。
对于这类人,我的看法就是让他彻底闭嘴,直到他不得不在舆论的压力下拿出让大家认可的爱国行为,即使这个做法完全是被大家逼的而非志愿也没有关系。
大家都是科学家伙,不至于看到某科研上的牛人(那也是给外国的贡献)出来喊两嗓子——我今儿爱这里了,明儿我又是那儿的人了——就激动万分,而且这样的激动还一点回应都没有。全成了大家跟人家打招呼,人家理都不理的情况。
我总想着这样的场景:某牛人昂着脖子说爱国爱省,众人一番敬仰,鼓掌连连,可是,牛人头也不扭。他究竟是牛还是人?
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对着红卫兵们挥挥手呢——
前段时间谈科学精神,有人说是“实事求是”,这个来概括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里面一定要加上一句,或者强调一句——批判精神和质疑精神是科学精神不可或缺的方面!
有了质疑,我们才不会别人说啥我们信啥,才不会人家手一挥往前,你就跟上去当炮灰。程咬金可以这样,科学家伙不能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假冒“爱国”的科学家伙一出来说话,我就觉得恶心,已经上升成了心理上的恶感。
这样的人什么时候说话我不恶心呢?那就是得有我认可的爱国行为,而这个所谓行为其实非常简单,多得的钱吐回给依然贫穷的中国的父老乡亲就够了。
不过,估计他老人家不会有这种行为的,发表文章,获得荣誉,那更多意义上是他个人的事情,我想大家也不至于愚蠢到看到某人发表了牛杂志的文章,立刻高呼——作者又爱国了!而且因为杂志牛,所以这次爱得更加强烈!
今后,只要这人还好意思腆着脸出来,那就出来一次痛扁一次,莫谓言之不预也。
李小文先生,你改悔吧!
2009年11月20日星期五一个在科研上有些能力或已经小有成就的小伙子因为身体或心灵的原因而落难了,从美国到中国都在有些时候处于不正常的状态,看到这样的情形,所有的人都应该觉得可惜。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惜也就是可惜了,放在心里就是,不会有人操闲心真去帮帮什么的。
可是,天底下就确实有很傻很傻的中国知识分子,会真的去用自己的能力帮,哪怕仅仅是找个温暖的房子和落难博士聊聊天呢,看凭自己的能力从哪个方面能够帮上一点忙。
于是,在报纸上,记者说:那是面试,而且还言之凿凿地把双方关于薪水的具体数额报道出来了,使得这个本来就有些荒谬的世界更加荒谬得无以复加。
可是,有些中国人的那份恶意,总是能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看客问:工资是不是准备用国家的钱啊,你这样做是不是沽名钓誉啊,等等等等——只能让人齿冷!
此事我本来也是不想说一句话的,因为我自以为自己帮不上人家任何忙,说来说去无非是同情而已,而同情又有何用?!
可是,当某些中国人的恶意上升到了让人怀疑我们呼吸的这个地方还是不是人间时,我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忍不住,只能用自己最严厉的方式,用文字去指责李小文先生——
1,经历了如此多的世事,你怎么还不知晓世事!
你为什么不能象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明哲保身,不管闲事!你难道不知道只要出来帮忙,就会有人出来用更加高尚的道德指责你,而这样的指责即使比例很小,可是因为中国人基数太多,依然可以用他们肮脏的吐沫淹死人!你难道就没有想到怀揣最坏的恶意的中国人的心要比孙博士卖菜的地方那些肮脏的雪更加肮脏!
2,你想帮的人并不会感谢你,说不定收获的还是抱怨!如此不为GDP做贡献的行为,您怎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还要做!
你想帮的人在这样的状态下,也许觉得你的约见完全是在浪费他的时间,认为你的善意蔑视了他的智力。
3,上网如此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认识到有些网民为了一句不知来源的话就能激动万分,千夫所指。更不要说还有记者凭自己的理解写出来的与真实毫无关系的新闻佐证。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我是不惮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
那时候,鲁迅先生所指也许是几乎全部中国人,也许是中国人里的渣滓,也许是中国人中的带了看客心态的闲人。
这样的人看来永远存在。
这几天,正看关于明末著名“杂家”方以智先生的小说,在明朝崇祯年代过后,南明一堆小朝廷你起我灭,热闹不休,明明知道明天清兵就要来,谁的命都保不住,可是今天依然要窝里斗,而且都是往死里斗,花的功夫比对付清兵要多得多。
最后,复社那些带了理想主义的公子们或战死、或投降(侯方域),或隐没于民间,而方以智自己,则彻底离开凡尘,成了佛教界著名的“无可大师”。
到了清末,历史继续重演,外有西方的坚船利炮,里面依然内斗不休。
而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些转眼就重现了——
李小文先生比我要大不少岁,也是见多识广的人了,却竟然对这样的话不知晓,或者道理知道而实际做起来又犯糊涂!
如何不在此严厉指责一番,并厉声道——
你改悔吧!
一谈我国应急机制为何总不能奏效
2009年11月20日星期五会照相的老李在坐飞机过程中的遭遇让他有点记忆深刻,写了特别长的文章,还没忘了他的摄影。
另外一边,在即便算不得多么北方的合肥骆岗机场,刘晓塘老师也是百年遇到一次类似情况,一南一北,全被这场半个国家范围的降雪给降住了。
所以,基于此,我想继续科普一下我所理解的应急管理。尤其是,我们国家讲应急管理可是讲了不少年了,怎么还是不行呢?
这里先讲不行的第一个原因。
不行首先体现在老百姓感到的不便上,所以,首先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操作层面的问题。
那么,操作层咋没弄好呢?已经遭遇了N个突发事件了,应该说,教训有了一箩筐了,咋就不能弄出点经验来呢?
其实,糟糕的就在这里了,每次我们只看到教训,可是,在主管应急管理的官方人士那里,最后全是经验,全是“我们又战胜了——”这类口吻的总结报告。
以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官老爷们为甚,自从机构成立以来,所有的大型突发事件,没有见他们做过一次漂亮的应急,可是每次事件一结束,却不是好好总结教训,而是一个又一个报告来说明他们干得如何好。
我的天,活了快半辈子了,以前见过那不要X的,可是却没见过这么不要X的(X为身体上比较重要一部位,忘了怎么写那个字了)。
然后,他们会全国各地既去指挥下属机构,比如各省各市的应急办,还会去其他行业部门去做指挥状,我是和不少机构的人聊过,他们对这些官爷们的作态很无奈,但是人家是领导,纵然官的级别不高,可是待的地方高级。
于是,全国各地都在做“应急平台”,据我了解,这些平台可是肥了不少软件公司,抢到一个就是至少几百万,再高当然还有不少是几千万的干活。
这个平台的作用现在就起到一个电子政务平台的作用,无非是一个专用平台,连上公安局、医院、安全生产监督,当然还有应急办这些部门而已。
在对应急管理还没弄清楚是个啥的情况下,就去贸然地开发平台,就相当于还不知道结婚的目的是啥就到处托媒人找老婆。而现在全国大多数应急的钱多数花在这些无用的东西上面。
这些官爷们的瞎指挥还体现在一遇到事件就立刻缩头的乌龟作风,原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应该是应急办发挥作用的时候,可惜,是地震局冲锋在前,本来协调的工作应该由应急办去做,糟糕的是每次都得找总理副总理去代替他们工作,如果出个啥突发事都找总理,要你们应急办的人干什么吃?吃干饭啊?!而更糟糕的是,这个机构最初被设计的目的就是协调各个部门。于是,在最应该具备的功能上作了哑巴,你还指望他们能作更多?本职工作从哪里开始还找不着北呢——
另外,当三鹿奶粉出事的时候,因为事涉农业部门(奶牛喂养环节),工商部门(销售环节),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质量控制环节)、卫生部门(得病孩子的医治环节),一看就不是那一个部委能下得了手的,此时,应急办插手来协调刚好合适。
又没了踪影。于是——
每当需要它在的时候,它一定不在那里。就成了该部门自从成立以来就始终找不着北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实,我真是一直想找理由夸夸它来着,他们为了故意气我,就是坚决不给我这个理由。
如此持续下去,明年,后年,大后年,我国的应急能力还没戏。
【东游记】韩国大学里的“三高”
2009年11月5日星期四韩国的大学让我觉得有点序列上的糊涂。
因为有不少是冠以National University的,就是所谓的国立大学,但是见到的大学里国立的确是不少,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呢?
就问了下李在恩教授,韩国如何管理这个系列的呢?
李教授就大致介绍了一下韩国大学的基本情况,并说国立大学相比于私立大学,确实有更多的资源和美誉度。当然,这些国立大学之间,也有个层次上的差距,比如前三名,前20名等等,他所在的忠北国立大学则属于第二层次的立大学,还是相当不错的。
当时的我也没有去细问到底哪些大学属于第一层次,后来从忠北国立大学回到首尔,再次入住延世大学的管理学院(应该是校内的一个宾馆,不过外面贴了XX管理学院的牌子),我的韩国忘年交——安钟允博士——来宾馆看我,已经70多岁的他由于在美国和韩国各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所以英文很棒,就向我解释了一下韩国大学中的“三高”。
这三高的英文首字母加在一起是Sky,S就是Seoul University(首尔大学),而K则是Korea University(韩国大学或者叫高丽大学也许音更合适些),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入住的Yongsei University(延世大学)了。
有趣的是,我的朋友李在恩教授现在供职于忠北国立大学,但是他的博士却是在延世大学读的。
评审专家们的默契是怎样形成的?
2009年8月20日星期四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认知:几乎每次被评审的时候都特别不爽,而几乎每次评审的时候都特别爽。
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简单地说一个原因。
因为评委们会在张口评议的过程中会形成默契,而这样的默契的形成有一些规律。其中一个规律是批评的默契——
当了评委,环顾四周,或正襟危坐的评委,或认真谦恭的被评者。都是行内人士,如果不说点“哪里尚有不足、需要继续努力”的话,那评委还有啥水平?!而在批评的侧重点上,大家会各有看法,翻查评审材料找毛病的过程就是,而且找毛病也会相互启发,我说一个缺点,那边也许就会有评委跟着佐证这个缺点的存在,或者重复这个缺点:“刚才某专家说的我赞成,你这个地方的问题还真挺严重”,云云——
尤其是,当第一个说话的评委连篇累牍地说起这个东西的坏处来,而且容易句句到位的时候,也许对这个玩意有点好印象的评委也是印象大坏——“我原来还真没看出来呢?听老王这么一说,再回头仔细一看,做得还真差!”
所以,开头的这个人很重要,这也是很多评审过程必须买通其中一个专家开始做定性论定的原因。一旦第一个专家开始说:“这个项目虽然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可是整体上说,还是很好的,让我比较感动的有:工作量很大,看得出,研究者查找文献时‘上穷碧落下黄泉’,很费了些功夫,即便从文献的搜集这个角度看,这个项目已经做得很好了。”等等等等——
但是,啥都挡不住愣头青,在评委会主席左顾右盼请大家自由发言时,还是会有愣头青冒出来,把一些看不惯或者干脆就是项目弱势的地方指摘出来,且一列就是21条,这样的调子一定,后面的人再说好话都不好意思了,21条都出来了,您还说好?你是专家吗?
如果一定硬着头皮去说好话,那就得冒让人视作“伪”专家的风险了,或者冒“一看就是被买通了”的职业声誉风险了。
所以,您要想说好话,一定要趁早。就如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一样,道理如上所论。如果在您列举了21条优点之后,还竟然有人指出另外的21条缺点,那人不是存心和被评审者作对就是和专家作对了。
毕竟,有些东西即便是鲜花也可以说我花粉过敏,比如冯康先生的有限元,如此得个国家自然科学特等奖都嫌不够级别的成就一样,硬是给了个二等奖。
再比如,陈景润先生的1+2,明明哥德巴赫猜想没有证明完毕嘛!怎么能评奖呢?做完1+1再来吧。
如此等等——
而如果您想把排泄物说成鲜花,至少狗一定是同意的,因为那还是它的粮食呢。所以,在评审的过程和结果中,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而这样的分歧也是正常的。
这也是所以很多评委敢于红着脸说好话,或者黑着脸说坏话的原因。
如此,再加上评委会上很难出现争执这样的不合和谐氛围的事件,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评委默契。
至于是默契成“优”还是默契成“差”,怕就得看您和评委们的交情了。
这也是很多项目多请朋友少请非朋友的一个原因。
要解决“评委默契”这个大问题,可能还是需要甲方多请监理式评委,且这个监理式评委和做项目方是不常在一个战壕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