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汉代整体来说对于知识分子还算环境宽松。

　　汉末就有点不好说了，尤其是东汉末年，军阀并起，搞得民不聊生，知识分子的尊严也就随着降低了不少。

　　不知道王允相对于董卓算不算得一个大知识分子，也许应该算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为了解决问题，只好去做了所谓连环计，牺牲了貂蝉（王允和貂蝉有私密关系没？）但是解决了一个大军阀，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断收到挑战，以至于曹操上门表达蔑视。

　　而实际上，相对于王允，蔡邕更加象个知识分子样。王允也许只是考试一步一步成功登上了高位，而蔡邕则是以作品传世的，更知识分子一些。

　　在《三国演义》里，古怪的蔡邕先生在董卓死后选择了去哭，结果，小知识分子的王允无法容纳大知识分子的蔡邕，把他的小命给灭了。

　　随后，不同的军阀谋士众多，应该算得是知识分子吧，包括诸葛之亮先生。

　　要说，那个时代大家可以择主而伺，还算幸福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可是，其实，这些在不同的主子间不断选择的知识分子们依然处于一个可怜的地步。

　　如祢衡这般的狂生腐儒最后终于死在刀剑之下，而孔融这个以四岁时知道让梨而闻名的老孔家后人，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而孔融刚好是祢衡比较看得上的人，说明至少他在知识上还是有些地位的。

　　所以，看上去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们都能找到个吃饭的地方，包括无能的蒋干先生，可是，其实他们的小命都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想要随时就要去了，田丰被袁绍毫不犹豫地杀掉了，沮授似乎还不错，可是，曹操不也看着他逃跑被箭追上而没有做什么阻拦的动作吗。

　　三国的实用主义人才观也影响到了两晋，我们看两晋觉得是名士辈出的时代，可是，这些人的小命其实都很脆弱着。

　　有一句话问：有“宗教情怀”这个东西单独存在吗？

　　如果我说宽容和善良不是宗教情怀，您觉得我这么说正确吗？

　　或者换个说法，不宗教的人是不是一旦拥有宽容和善良这样的基本品质，他接着就宗教情怀了？还是依然可以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全世界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情怀，而不是特定的“宗教”情怀呢？

　　可爱的，请你告诉我，哪种情怀是宗教人具备而非宗教人一定不具备的呢？请给我一个判据！

　　现在看耶稣们（不只包括耶稣，也包括我们的土特产老子孔子们），觉得他们在当年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年代能够去思考人类的大问题，也确实够不容易的。他们的理论或言辞，不管最后是成了宗教还是没有成为宗教，一些原则性的话倒是现在依然适用，其中也包括以辩术著称的公孙龙类似的话到今天也一样适用。但是，涉及到对世界的理解，他们当年的绝大多数认知可以认为基本是错误的，列子嘲讽孔子的《两小儿辩日》就是一例，尽管列子本人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其实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至少他知道就凭孔子的智力和知识能力一定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

　　即使耶稣们很不容易，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身为同性恋的王尔德先生有句话更深刻，“不要因为一个人为一件事死了，而那件事就是真理”。

　　那个时代留下的话很多都是正确的，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能说错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基本理念能说不对吗？肯定是对的！另外，耶稣的很多话我们今天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正确与否并不代表就是先知，当年的王二麻子的话也有很多正确的，也许比耶稣说的正确的话还多两筐呢！类似地，耶稣说过的错话比王二麻子还多三筐呢。

　　我个人一直这样相信：世界是向前而不是向后发展的，我们不可能老是端着2500年前的老文章当真理使用，那个时代的人无法清晰地认知世界规律，对于人心的规律他们也许一样无法清晰认知。今天的人们认知到的世界以及世界运行的规律一定超过以前。世界大势，总是滔滔向前，顺之则传，逆之则隐，即便有个别的回流逆流，总趋势却依旧是向前的。

　　如果孜孜于以往的所谓圣人之言，甚至竟然会顶礼膜拜之，我看至少不是科学的态度。好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宽容，宗教也都有其各自存在的理由，不过，科学和宗教之间如果一定只有一个选择，那么，我相信前者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我宁肯相信当代的宗教更象一个召集大家一起来扭秧歌的村民小组，而大家奔了教堂去其实是去赶集呢，即便不买两把芹菜，也总还是可能遇到熟人的吧？

　　有朋友认为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对中医的不断检验，是科学的。对此我不敢苟同，其实，近代现代统计科学的出现才为真正的有效检验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本人大学学的就是概率统计专业。

　　以前用病人做实验，或者干脆如神农一般用自己做实验，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们没法说那个时代的实验是科学实验，连统计的基本知识都还不了解呢（简单算术统计不计），拿了自己的例子或身边的例子或诊断的例子来说事，如何让人信服。

　　统计里面有实验设计的专门章节，有关于假设检验的专门方法，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验证的基础，现在看来并不难，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突发奇想用它们，而是完全按照自己对于疗效的看法进行整理和说明。

　　另外，我们所说的西医和中医，其实准确的说法是现代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西方（包括南方和北方）也有很多特色传统医学（也许这个才应该叫做西医），那些也不是现代医学，而且现在依然还在某些人群中有市场，包括非洲的，亚洲的（比如印度），美洲也有，据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就是用传统的西医放血疗法治死的。

　　所以，我们说现代化要全方位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中医中药中存在N年的很多东西都应该首先符合现代科学检验才能够真正进入现代医学的行列。至少老是来回翻腾那几本《黄帝内经》之类的古书是万万不行的。

　　我们见到过历史上很多中医的故事，扁鹊且不说，稍微近代一点的不少名医如叶天士，李时珍等，他们确实可能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成果（传说里更是多次救人于死亡线上），但是这样的成果只有能够不断重复，且为更多人掌握才能算是好的成果。

　　一个东西，只有满足可重复，可逻辑化，可检验，可对比这些条件，方能够作为人类的知识成果不断传承下去，否则，太多个例（即便成千上万），无法满足以上条件，在实践中又能有何意义？我们每每只能把这些传奇传承下去吗?这些传奇故事对于后人的作用又在哪里？

　　让中医里的传奇成为正常现象，成为所有人都能掌握的东西，而不是某些悟性很高的极个别人（几百年出一个的名医）方能掌握的知识，这应该是中医中药未来发展需要走的路子。

　　由于中国医疗资源的不够充足，我本人小时候也受益于中医中药，但是我父亲也总是困惑于怎么一得病就得看N多的中医才能出现某个人突然管用这样的现象。

　　要使任何一个经过过医学训练的人都能用差多不的水平进行诊断和医治，不同仪器检测出来的结果都能够为所有人看懂并采用，而不是依赖于某个人看过突然“行”了，才是中医中药之光明大道。

　　我们古代的传奇多了，华佗时代甚至就有“麻沸散”，如果华佗这个人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那么，全国人民动手术如果不是由他老人家（或他的个别优秀学生）亲自主刀，那就都得在手术过程中咬牙坚持，这样的名医术又能如此持续下去？我们还得期待下一个天才超过华佗，也许200年后才能再有这么一位？

　　所以，可重复，可检验，可对比，方可持续。

　　中医不应该这样发展吗？

　　记得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中西医在中华大地上比拼的时候，某名中医夸下海口，说任意选择2M个病人，随机分给西医Ｍ个，给他也分Ｍ个，大家比比，看谁能治得快治得好。

　　这个故事听上去非常长中医的志气。

　　不过，即便有一回这样了，而且中医胜利了，还是无法说明中医就优于西医。看上去似乎样本都随机了，分配也随机了，怎么还不能说明我们中医厉害呢？

　　这个这个，我需要从零开始给大家普及统计学常识吗？

　　或者，您去买本统计学的书翻到假设检验那章看看？

　　当然，如果您觉得统计学不算科学或者中医不需要用西方的科学（有东方的独特科学吗？）来验证，这篇文章就算我没写。

　　继续我们就梁启超先生写的《李鸿章传》一书进行读后讨论。

　　在该书第六章最后一段话里，梁启超先生写道：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随后的第七章就是《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甲午战争都比较熟悉了，邓世昌，方伯谦，丁汝昌等都是栩栩如生，所以我们不说这些战争过程中具体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在本章的结束段，梁启超先生介绍道——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然后，梁接着论道：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啊？！

　　这个这个——

　　但是，梁后面是有证据的——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划疆自守，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

　　后面，梁又介绍了一件让日本和西方都觉得颇为可笑之事。

　　在刘公岛投降的舰艇中，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而理由呢，则是这艘舰属于广东，而这次甲午战争与广东没有什么关系。

　　一切都是李鸿章的事。

　　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中很多一向不负责任的一个小例子而已，我之前讲过左宗棠因为曾国藩败绩后有人立刻拿出折子要参曾国藩而大骂那群清朝大官的故事，大意是：你们这群王八蛋！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说曾国藩是不是确实败了，弹劾老曾的折子就早写好了，都他妈什么玩意儿啊！

　　清末所谓几大名臣，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基本上都是敢于负责，尤其是敢于负失败之责的人。而其他人虽然有些许的名气，但是相比这几位，都差了成色了。

　　也所以，梁启超赞道：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当然，梁启超先生也并没有因为虽败犹荣而放弃对李鸿章决策失误的指责，书中给出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12个决策失误，这里简单列举几个吧：

　　第一个失误是：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这是战争的起始因素。

　　第五个失误是：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主为客，敌做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

　　第八个失误是：枪或苦(后面还有一个字我不认识，也打不出来，唉)，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

　　等等——

　　而这些错误的根本还是在于不了解世界大势，且不遵守战争练兵的一般规则，随心所欲，真到了枪上膛的时候，自然拉不开栓了。

　　还记得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甲午海战》（名字不确切了），里面一个镜头就是一发炮弹发到了日方指挥旗舰的弹药库，但是竟然没有爆炸，其质量如此。

　　当然，在看李默然出演邓世昌的那部著名的《甲午风云》电影里，我军发现炮弹和大炮有型号不符合的情况，炮弹稍微大了点，然后一群清兵猛在那儿用锉刀挫炮弹。

　　我的老天爷！临战的时候竟然会有这样的局面。

　　您老别惊讶，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局面。

　　甚至到了对越战争中，在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一书中，小北京（雷军长的儿子）就是因为炮弹是哑弹而最终死在了这上面，当然，好像小说里说这是因为文革期间大家都没心思造枪炮，专心文攻武斗造成的结果。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许从来都没有追究过精确精致，也因此才会有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

　　乱悠悠的春秋战国其实对于知识分子们都是幸福的时代，道理是知识分子们的“知识”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都可以有选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感觉很好。（事见《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哪一段曾经有过尊严？【1】》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5613）

　　可是，《三国演义》第一回说了，分久必合。

　　秦王朝就在秦始皇同学的强力之下，实现了对天下的大一统。

　　而此时却是知识分子们的末日。

　　（我的进一步总结是：每当中国完成统一之后，基本就是知识分子的末日来临的时刻，因为此时已经不需要这些人的知识了。）

　　非但要把他们赖以成名赖以忽悠的工具——书籍——彻底焚毁，同时也要把他们（不听话的一些）从肉体上消灭。

　　知识分子们迎来了历史上最可怜恐怖的时期——坑儒。

　　好在嬴政用如此手段打下的专政底子并不牢靠，很快，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出场了，几乎同时，乡镇级的小流氓刘邦也开始出场了。

　　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春天就此来到。

　　项羽由于自身就是一员猛将，而战争期间更为重视的还是猛将，所以，他除了范增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谋士外，其他倒不算很多。

　　但是，刘邦就不同了，平时他就喜欢冒充知识分子，更愿意一头扎进高级知识分子的堆里，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样的机会自然是不多，所以刘邦也就是和萧何一块混混，而对更高级的知识分子圈充满着向往。张良就属于比萧何稍微高级一点的知识分子，因为萧何更多属于注册会计师这类实用知识分子，而张良则喜欢说点哲学啥的话题，明显比萧何高出一头。

　　不知道刘邦的知识分子情节从何而来，这个可以专门去讨论，不管怎样，在屠杀韩信这般人的时候，他的主导思想还是防备带枪的，拉拢带笔的。

　　在最后确定太子的时候，刘邦也还尊重了一下知识分子，吕后算是跟着刘邦打出来的，所以看着戚夫人的儿子似乎有当太子的可能，非常不高兴，大家也都跟着不高兴，毕竟和风里来雨里去的吕后关系更密切不是，所以，张良就给吕后出了一个主意：你请苍山四皓出山，估计能搞定这事。

　　不知道吕后用没用美人计，总是这事成了——四个中科院资深院士出来了，开始表现出一幅要围绕在以吕后儿子为中心的中央周围的模样。

　　刘邦尊重知识分子的本质就表现出来了，充分在继承人的选择方面尊重了这一现状——因为这四个资深院士原来连刘邦的面子都不尿的。

　　在这样一个乱世，充分体现了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项羽那里只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范增，还被他给气跑了；而刘邦，要杀都只杀将军，尊重知识，所以，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刘邦的另外一句流氓话也体现了他尊重知识的特点：萧何是功人，诸位为功狗。这里的“诸位”就是指那些战场上冒死拼杀的各位将领。

　　不好意思，还是梁启超先生《李鸿章传》的读后感。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评价李鸿章时，认为他平捻有功，而对外国老是议和则是罪。这是不对的（两失其当）。

　　这里引用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对李鸿章说的话：

　　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

　　俾斯麦的语录啥意思？俺们给再翻译一下。

　　鸿章兄弟啊，在我们欧洲，你得对外族人格外铁血，把他们赶得到处跑才叫真本事，够爷们。如果只在自己国家那块地方上，把一国人只是不一姓的人赶得跟撵鸭子一般，那叫孬种！

　　这话似乎说得很扎中国人的心窝子啊，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里，几乎全是这类扎心窝子的事情。

　　不过，在本书的开始，作者又说：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在中国尤其如此，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梁启超先生在做《李鸿章传》的时候，大约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名声要大于李鸿章，而且是作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而皓月长存。

　　当时看到这本书的人不知道做何感想？是觉得28岁的小伙子胆大妄为，还是什么其他。里面对于李鸿章的评论到处都是，有褒奖有嘲讽，有时候嘲讽起来还相当厉害，真是佩服梁启超先生的勇气。

　　不过，梁启超先生还是自信自己评述得当的，他在该书的序中最后一节写道（红字部分）：

　　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忧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明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 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梁启超先生的自信我认为应该是来自他自己的国际眼光，看待李鸿章可谓俯视，从历史现在未来，从西欧东洋美国等多个侧面观察李的行为，心理和影响。

　　梁启超先生不讳言自己看不上李鸿章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因为李鸿章后面有庞大的中国国情而稍假辞色。烂人就是烂人，不因为是宰辅就不言其差；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也是影响，不因为自己看不上李鸿章而故意贬低其国际影响。

　　他自己也说“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对于写史者的角色认知非常清楚。

　　红字中的“合肥”即指李鸿章，因为李是合肥人。

　　这部传记在李鸿章去世2个月内完成，可谓神速，估计作者积累相关材料已经有段时间，再加上写书文不加点，自然也就很快了。

　　书里还提到以前的史书，多以记录史实为主，最后作者可能来个一段评述，很少夹叙夹议的传记，作者认为是史书作者没有能力驾驭这种写法的缘故。当然，他提到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有这种问题，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但是也不多。

　　而这本《李鸿章传》却颠覆了以往的传统，作者说夹叙夹议，但事实上却是以议为主，在我的知识结构里，这是完全的创新了。

　　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能有大师般的手笔。看《李鸿章传》看得我血脉贲张，难以释卷，有段时间没看这类书了。

　　特此为记。接下来有兴趣我还将继续就这本书里的内容进行再评述。

　　胡克1676年主动给牛顿写信，做出一副施与恩惠的模样，他写到：

　　我以公正的态度评估你那精彩的论文，十分高兴看到文中将我很久以前就提出却没有时间完成的观念改良和推广了。我确认你在这方面所下的工夫比我深得多，也确信无法找到比你更适合，更能干的人才来研究这些题材。你把我尚不成熟的工作在各方面都做到完善，有条有理，极具改革精神。如果我从事的职务容许的话，这都是我想自己完成的事，尽管我很清楚这只需要具有比你稍微低劣的才能就可以完成。

　　接下来牛顿开始了他那最著名的讽刺：

　　笛卡尔踏出了很好的一步，而你则推进了许多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将薄片间的色彩也引入哲学的考虑范围。假如我看得比较远，那是因为我是站在你们这些巨人的肩膀上。

　　牛顿骂人如尖刀一般锋利。因为胡克曾经被人称为骗子和撒谎不脸红的人，也曾被称为“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大话连篇，最没信用的人”。

　　此外，胡克还是个驼背和体型扭曲的矮子。所以，站在你们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云云看上去是恭维，其实完全是在嘲讽。

　　而他们所争执的问题则是关于光的基本性质的理论，填过三棱镜可以将白光分为多种颜色，以及对粒子性的假设。当时的牛顿造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反射式望远镜，解决了以往折射式望远镜的色相差的特性干扰。

　　请各位注意一个问题，这是天才间的斗争，胡克有一本伟大的著作《显微制图》，里面包含了很多关于光的原始理论，牛顿曾经详读该书，私底下十分钦佩。

　　所以，并不因为此事就说明胡克没有任何价值，而我们中国人更应该从辩证的角度看它。当然，胡克再有价值，也没有牛顿的价值大，这也是事实。

　　看《李鸿章传》，看出点意思来了。

　　俺们在中学历史中，学过这么一段，华尔率长枪队支持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对抗，最后被击毙，好像算是太平天国的一大胜利。

　　而梁启超先生认为西方列强原本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想和太平天国联合来着，以后也好在中国这片地方推行他们推崇的政治形态。毕竟，洪秀全是耶稣的弟弟嘛。可是后来发现这些家伙太不靠谱，还不如清政府呢，才重新进行了战略伙伴的选择。

　　华尔就是和清政府合作的洋人中比较有个性的一位。这小子原来在他的祖国——美国陆军学校肄业，当了一阵子带兵将领，“以小罪去过，潜匿上海”，后来我国布政使吴煦看着这小子打仗是一把好手，就特别和美国交涉，赦了他的罪，从此带了一支雇佣兵在我国打仗挣钱，最后竟然打出了“常胜军”的名头，说明专业人士还是厉害。

　　不过，可能华尔太投入了，一次攻坚战中，中弹贯胸，一命归西，而且看在他的贡献上，我国给他穿了中国人的葬殓的衣服（长袍马褂？）埋葬了，随后美国人白齐文接过了前辈的这杆枪。

　　糟糕的是，白齐文同学却不是个具有职业道德的人，是一个和我中国人（至少达到李鸿章的水平）一样狡猾的人，这人领着清廷的工资，却和李秀成暗通款曲，在一起要军费不给的事件中，打人抢钱而去。李鸿章大怒，和美方交涉将白撤掉（我国外交少有的强硬个案），换了英国人戈登。

　　戈登的职业道德和华尔差不多，和我们山东半岛那边的人个性很象，那就是只要承诺了就绝对不会赖账，信誉那是绝对的响当当。

　　于是，就出现了戈登拿着枪找李鸿章算账的事情。

　　这事当然是李鸿章的不对，他诱使李秀成部下多人投降，有：

　　四个“王”，包括纳王郜云官，宁王周文佳等人。

　　还有五个“天将军”，包括汪有为等。

　　可是，在人家投降之后，李鸿章却做了《投名状》里的大哥（李连杰饰），或者干脆那位大哥就是拿李鸿章做的母本，喝完酒后摔杯为号把这些王啊天将军以及1000多部下全给宰了。

　　中国人杀降的历史还是很久的，《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要杀魏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周瑜杀蔡瑁的弟弟们是另外一个例子，虽然后者是诈降。

　　可是，这次杀降却有点问题，因为英国人戈登在里面做的保人。

　　这下就看出来人家英国鬼子的契约意识很强了，戈登大怒，马上就提了他的盒子炮到处找李鸿章，要杀了李捍卫诺言。

　　此时的李鸿章倒也知道羞耻，四处躲，连营房都不敢回了。好几天之后，戈登怒火熄了熄，李鸿章才敢重新回来。

　　随后，梁启超评论到：

　　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手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而文忠（李鸿章后来从朝廷那里得到的谥号）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

　　梁启超先生看问题还是有先见性和国际化的眼光，他老人家所以能是中国近代最深邃的思想家，是完全当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