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日工博客

钱学森二十五岁去美国四十五岁回中国，在美国度过二十年。那时的钱学森出类拔萃，他是美国第一流火箭专家，极富想象力，具有把数学与物理图像结合在一起的非凡智慧。钱的导师冯•卡门说，“他帮我提炼了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我所不常遇到的”。更重要的是，钱学森不但理性还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1947年因母亲去世，钱学森十二年第一次回国去安抚年迈的父亲，他在给冯•卡门的长信中详尽地叙说了他在祖国所见的人民的苦难。这种景象当然会使有同情心的人站到统治者的对立面，而当时的政权正在中国国民党人手里。据冯•卡门转述，钱在中国时曾拒绝交通大学校长职位的聘请，不管实情如何，这与钱学森的立场相符。

在后来发生的事件中也显示了钱的个性。从资料来看，钱学森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很可能直接加入过美共。入党，在共产党掌权后如1949特别是1989年后的中国可以投机谋利，但在那时的美国是惹麻烦的事，一般是不计得失又重信念的人才去干。美国在二战中就发现苏俄共产党间谍渗透，参议院议员麦卡锡乘势通过麦卡锡法案，用搞运动的方式清除共产党分子，前后牵连上万人。怀疑也落到钱学森身上，当局要钱揭发一位涉及共产党活动的朋友，钱予以拒绝，这让我们看到钱学森的品格。从此开始，麻烦接连出现，从吊销钱学森机密研究证书直到移民局发布驱逐令。面对美国政府，钱学森进行了无畏的抗争，他周围的人如冯•卡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等都公开同情他、为他说话。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象钱学森如此聪明的人怎么会相信共产主义之类东西呢？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描绘的人类美好远景，那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不平等、没有人统治人的天堂般的完美社会。正是从同情人民的苦难、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弊端出发，马克思构想出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面对人民苦难这个客观事实，一个天性热血之人与马克思理论产生共鸣就是容易理解的事了。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民主制度比之今日还有更多的不完善之处，向往一个没有剥削、没有不平等、没有人统治人的社会，可能也是来自中国的钱学森所能看到的唯一抉择。更何况共产主义建设已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全面或部分启动，请问，如果那个只有在宗教中才能有的天堂将在人间出现，谁不为之激动？

共产主义建设一开始就暴露了马克思理论的两个缺陷。一个是马克思画出“天堂”的样子却没能给出具体建造图纸，人们不知道如何去造？另一个缺陷则发生在“权力”这两个字上。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至理名言“资本来到世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改两个字，“权力来到世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应验的地方比前一句话还多。一方面，社会结构及其运转从下到上离不开适当的权力，另一方面，权力能使役人改变人，进而可以操控一切包括金钱在内，如果没有一种制度防止掌权者权力过大、防止权力滥用、防止用暴力、阴谋、思想控制或其它不正当手段攫取权力，权力就可能变成比“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和肮脏”的资本更坏的东西。马克思理论的这两个缺陷导致出一个马克思悖论：马克思画了“天堂”，由于没有具体图纸，从而引出一些声称能造“天堂”的人用暴力等手段取得建造资格，他们根据自己意志指挥人们动工造“天堂”，有俄国式、中国式、朝鲜式等各种各样的建造方式，因为只有上帝会造天堂，马克思又没有镇住权力的“法宝”，这些声称能造“天堂”的人渐渐变为会造“天堂”的“上帝”，“天堂”没建成却建成了“上帝”的权力，人们希望好“上帝”降临，可出现的都是坏“上帝”，结果带来的弊端比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更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马克思也未曾见识过的千万人饿死的人类特大灾难。这些祸患等不及共产主义“天堂”露面已经到来，使共产主义虚幻美景沦为一场真实的噩梦。

怎样一种制度能最大程度防止不当权力发生？不当权力的目的是使役人，因此关键要把人解放出来，这种制度必须全面保障人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不损及其他人的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行动自由、信仰自由、机会自由、获得信息自由……，使每个人拥有同等的尊严，这样，权力就失去了不当使用的基础。由人的自由自然而然延伸出言论、结社、组党、参政等自由，延伸出人权高于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等观念，延伸出罢工、参与企业管理、建立专门法院等权利，以消除那些可能发生的“浸透着血和肮脏”的资本，延伸出市场经济及私有财产等经济现象，让经济规律起作用促进社会共同富裕，也延伸出一人一票选择领导者、任期有限、军警武装部门属于人民等最简单易行的使社会稳定运转的规则。这，就是我们从一百年世界历史演变中看到的答案，我们不妨称之为现代民主制度。一个不能回避的难题是，这种制度是否会再选出一个希特勒？非常遗憾，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可是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制度了！我们寄希望于现代民主制度本身具有的开放性，能使社会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从而降低出希特勒的可能性，我们也寄希望于，如果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当某一个国家不幸冒出希特勒时，其它国家能通力予以制止。或许，难题本身就是一个代价——我们不愿等待一个好“上帝”的代价，与其等待，我们还不如冒一点风险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种制度下，人的天性中真诚、善良及美好的一面可以自然地尽情地流露，而虚伪、凶恶、丑陋的一面由于得不到权力庇护、助威只能寻机出击，当它们伤害到其他人自由时必然会遭到反抗，伤害程度越大反抗也越强烈。麦卡锡主义便是一个例子，麦卡锡利用人们对苏俄渗透的合理担心，在参议院成立“非美调查委员会”，超越法律大搞“追查共产党”的运动，用互相揭发，秘密听证之类不正当手段，使许多人受到冤枉或折腾。拿钱学森来说，他确实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怀疑、调查也是事出有因，可是并没有查到他做过损害美国的事，他从无泄漏研究机密给其他共产党人，他在行李打包前主动把所有资料交人看过，当局也没有在他的行李中发现重要机密文件，因此不应该在他的信仰上做文章，那毕竟是他的自由。明智的做法是，当钱提出入籍意图后，这说明钱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应该特别挽留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或学术工作。麦卡锡表面上要削弱共产势力，实际上帮倒忙，冯•卡门看得清楚，把钱学森弄出美国，“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就这样交给了共产党人”，无异于奉送给红色中国去造导弹。麦卡锡因特殊历史时期之机一度很得势，然而当他的作为伤害到越来越多人时，不可能不遇到反抗，开始可能是一个受害人的抗议，或者仅仅出自另一个人对受害者的同情，一旦有第一个声音，就有第二个、第三个、越来越多的响应，因为没有人愿意面临同样失去自由的可能，就是这种人性力量编织成的无形扫帚最终把麦卡锡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从钱学森事件中就能看到麦卡锡必然走向失败的影子。钱学森正在麦卡锡主义风头上出事。1950年6月，在钱学森表示出加入美籍的意图后，就如电影中那样，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走进钱学森的办公室，7月，由于FBI判定钱学森参加过美国共产党活动，钱的机密研究证书被军事部门吊销，从此展开钱学森在美国的最后故事。正如我们看到的，钱学森立即勇敢起身抗争，这是一个有表达自由的、有自我抗辩自由的人的自然反应。他首先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申明失去机密研究证书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研究，杜布里奇安慰钱学森并建议他提出申诉，杜布里奇的行为是一个有同情自由的、又不存在因同情而被牵连的人的自然反应。杜布里奇把钱的情况转告远在欧洲的冯•卡门，冯•卡门立即致信钱学森，表示将做他能做的一切帮助，冯•卡门的行为是一个有行动自由的、又不用害怕因为帮助钱而受打击的人的自然反应。8月，钱学森直接找他的朋友、上司、海军部次长金波尔，告知由于被指控参加共产党，打算回国。金波尔表示不相信钱是共产党员，答应帮他恢复机密研究资格，这是一个有判断自由的、又不会由于判断错误而受责任之外不当惩罚的人的自然反应。金波尔同时对钱讲明不许回中国，随后金波尔通知国务院不让钱离开美国，金波尔公私兼顾、合情合法，是有独立行使职权自由的又不越权的人的自然反应。不幸，移民局从钱的已运到海关的行李中找到了美国共产党党员登记卡，9月，以1947年再入境美国时隐瞒加入美共一事逮捕钱，根据法规犯此罪的外国人要被驱逐，钱被囚禁十五天后交保出狱候审。10月，移民局发布驱逐令，但是为了使钱学森所掌握的资讯变得过时，钱被滞留美国五年，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仼教职，直到1955年9月离开美国。钱学森一家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时间住在同事Marble家中，两家相处无间结下深厚友谊，Marble一直与回中国的钱学森通信直到收不到回信为止，1981年退休后的Marble到中国拜访钱终于把中断二十五年的友谊重新连结，这又是什么自由？一个美国家庭满怀热情收留一个被自己国家驱逐的家庭并与之交往一辈子，不用担心遇到麻烦，这不就是私人友谊大于国家的自由吗？这不就是人权高于国家的自由吗？惟有这种超越世俗的友谊自由才能给人们留下动人的故事。我们看到，在整个事件中钱的同事、朋友都挺身而出同情他、帮助他、替他出谋划策，没有人疏远他、批评他、检举他、与他划清界限、投井下石，生动地展现了自由人的真诚、善良及美好的天性。一个中国人的遭遇尚且如此，我们可以推想，受到麦卡锡法案冤枉、折腾的其他人一定也会受到同情和帮助，即使一点一丝、然而涓滴成流，终有一天会把麦卡锡淹没。至于钱学森事件，关键是被抓到证据，又无法否定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活动，才在麦卡锡的阴影下使事情搞僵，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1955年10月28日，正当壮年的钱学森到达北京，开始人生的另一篇章。他说，“……我一回来，毛主席重用我，周总理对我重视，聂帅也很信任，给我很大的权力，让我来做中国的导弹……”，权力似乎自动落到钱学森身上。在一个非民主社会中，最高统治层赐予的权力如同“钦差大臣”往往附有更大的权势，钱学森名义上是研究所所长、研究院院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得到的远远大于他在美国任超音速实验室主任或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那种仅仅“做导弹”的权力，他俨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界排名第一的人物。钱还当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政协副主席，类似意义的官职在美国也找不到、只有在封建王朝中存在，它们是统治者钦定的权力标志。钱学森本是一个淡泊权力的人，但这种可贵的行为只有在美国那样的制度中可以实行。在中国，权力首先是等级地位包括生活、居往、出行、子女成长等水平在内，不要权力意味着降低生存条件、减少生存空间。其次，权力与安全挂钩，在权力的阶梯上越往上爬安全感越大，不要权力意味着失去安全，因此，除了极少数叛逆者外，没有人会主动放弃权力。钱学森最初完全可能出于共产主义信仰接受权力，权力一开始也以人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安全感之类走近，但权力有权力的规律，一旦权力加身可能就身不由己了。毫无疑问，钱学森不会去做那些贪污腐败之类有失尊严的事，这些事在任何制度下表面上都是反对的，他要做就做大事，他也许视毛主席为榜样，至少要做毛主席称道的大事。

毛主席如此重用钱学森，当然与钱在美国“做导弹”有关。毛泽东思想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最看重枪杆子，更不必说导弹了。一则广为流传的传闻，美国军方说钱学森抵得上四、五个(美军)师的兵力，不会不使毛主席对钱刮目相看。毛大概从没遇到过如此有用又如此神奇的人物，这四、五个师的兵力是藏在钱脑袋里的就象孙悟空身上的毛，不通过钱学森连他军委主席也调动不了。毛主席可以不把刘少奇、彭德怀放在眼里，但决不会不把钱放在眼里。试想，倘若彭德怀随时能调动四、五个师，毛还敢那样对待他吗？这也可以解释发生在钱身上的一些奇怪现象，例如钱学森在1949年曾有过入美国国籍的意图，毛不可能不知道，这事放在他人身上就连写一张形式上的“悔过书”都要出事，钱却安然无恙。当然，另一个因素是时候未到，正如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的“彭大将军”，即使有点把柄甚至儿子被炸死，毛也忍着了。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毛主席实现宏图，把美国解放、把世界革命搞成功了，他将如何对待钱？他会大度地不计较钱的历史吗？他会破天荒容忍身边放着不能亲自调动的四、五个师吗？刘少奇、彭德怀等无数事例告诉我们，大概不会。

为什么毛主席权力如此之大还不安心？没有民主制度约束，权力可能变成法律，权力越大法律等级越高。毛主席权力最大，因此毛的意图往往就形成中国的王法，按林彪所言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然而问题来了，由于毛的意图、讲的话、写的书、发的指示前前后后多得谁也搞不清楚，不可能真如法律条文那么严密、不发生矛盾，人们很难遵守这样随意的法律，结果从毛主席看下去，违法乱纪现象层出不穷，有时还非常严重，根本没有办法叫他放下心来，于是毛感到话没人听了，到处都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进一步扩大权力把冒尖的独立王国摧毁，结果又使法律更加复杂、更难遵守，形成一个正反馈。对毛泽东本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悲剧，即使他本想做“天使”，在正反馈怪圈的作用下也一步步走向可恶的“上帝”了。

难道就没有任何可能打破毛主席的正反馈？一个可能实际上可以从钱学森开始。以毛主席搞的反右为例，我们不知道钱学森如何看待反右，但我们相信，他不会赞成用类似的麦卡锡手段整人折腾人，对这个如今连毛的继承者们都避之不及的运动，钱当初一定会有疑问。假如他一如在美国那样，能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思想，反右一开始就公开提出质疑，以他的声望，那一定会在中国产生巨大的缓冲作用。他这样做，毛会不会马上也把他打成右派？毛可以毫不犹豫把手无寸铁的章伯钧、罗隆基打成右派，但不会毫不犹豫把钱学森打成右派，道理很简单，手中仅有枪杆子的毛主席在右派与导弹之间极可能选择导弹，而钱不但是导弹，还是原子弹、氢弹。当然，这个可能性是百分之八十还是九十，那就要看“上帝”的情绪了。因此，假如钱学森对反右提出异议，毛主席极可能网开一面。我们这个估计有事实依据，钱学森曾在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首先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毛是国家主席，林彪是国家副主席的条款，发言被写进会议简报。不料这份简报第二天就被毛说成是“反革命简报”，开始痛批陈伯达等人，从此爆发毛与林彪的最后斗争。而第一个放炮的钱学森，毛却放他一马，直到林彪事件结束，毛也没有秋后算帐。好了，一旦毛对钱的反右异议网开一面，那自然会鼓舞人们的勇气、引起人们的共鸣、呼唤出更多的林昭式人物，从中央官员到大学生到社会各阶层就可能出现强烈的无法漠视的反对意见，滚出一个个雪球，到这个时候，毛还能把反右搞成现在看到的那个程度吗？可能不会。没有那个反右，就不会有疯狂的大跃进，也就可能避免那场令人无比痛心的千万人饿死的大惨剧了！

钱学森当然没有那么做，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他那么做，因为，万一毛主席一怒之下做出反常举动，倾刻之间就会断送钱一家人的活路。钱在美国参加共产党碰到麦卡锡主义，大不了一走了之，还能去中国，但若触犯毛，那就无处可逃了。只有极少数勇敢的反叛者或天真的不识时务的人才敢发声，与钱学森一同留学美国的老同学、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就是这么一个异数。徐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向着理想的共产主义永无止境地迈进途中”，“使人类劳动在社会的持久的和平及繁荣中发挥其最高价值”，竟大胆倡议组织劳动党，这还得了，徐立即打成右派被抓进监狱，面对诸如此类残酷的事实，我们也没有理由希望钱学森出头。实际上钱学森做得比大多数人好，他私下在经济上接济陷于困境的徐的家属，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他的同情心。可是他连这么微薄的自由也没有了，他的接济行为被人发现，为摆脱麻烦钱学森不得不写出深刻检讨。钱学森没有别的退路了，为了得到安全，他一定要保住自已的地位，他必须做出与所赐权力相配的举动，特别作为中国科技一号人物，他不能沉默，权力已经自动取消他的沉默自由，他必须为毛主席、为毛的继承者们、为中国共产党，领唱出科学的歌声。在这样一个缺乏自由缺乏民主的社会中，我们看不到冯•卡门、看不到杜布里奇、看不到金波尔、看不到Marble、看不到真诚、善良及美好的自由人的天性，而那个我们在美国看到的生气勃勃的钱学森，也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009.12.10)

高锟得诺贝尔奖、高锟有痴呆症，两个消息几乎是同时传来，让人喜悲交加，感叹不已。这使我们想起同样获诺贝尔奖的纳什，纳什正在年轻有为做出最高水平的成果时竟然突发精神分裂症，一病长达三十年。直到最后幸运才珊珊降临，在妻子的百折不挠努力下，纳什渐渐恢复，当他1994年走上诺贝尔奖演讲台时，我们听到的是一篇动人的演说。奥斯卡奖电影《美丽的心灵》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两颗相辉映的美丽心灵。现在，我们也希望奇迹能发生在高锟身上，期盼他在十二月那个万众瞩目的时刻病情有所缓解，走上领奖台感受一下人们的欢呼。奇迹是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锟与纳什同样幸运，也有一位好妻子，我们业已看到她那心灵发出的光明。

人们感叹说，如果高锟早一年获诺贝尔奖就好了！早一年得奖，他心智还比较清楚可以尽情享受那应得的荣誉。从高锟的工作来看完全没有问题。诺贝尔奖评审团提出的高锟得奖理由：他开创的光纤中光传播的工作，给世界带来宽带通讯的新时代，文字、图象、音乐、电影瞬间传遍全球，这在一年前就是公认的事实。我们相信高锟的名字早就在诺贝尔奖评审机构的档案里了。为什么去年不奖？应该是那几位评审人员权衡的结果。去年也是三人得奖，是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不可能把其中一人換为高锟。再说高锟的工作，发现光纤的特别光学性质，主要意义还在巨大应用价值上，把它与应用广泛的CCD传感器并列授奖，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我们就是当真能把历史拨回一年，也依旧是那三个日裔或日本人获奖。遐想是人之常情，我们不妨继续遐想一下，还有没有其它的“如果……”，可能使高锟在心智比较清楚的时候登上诺贝尔奖台？

这就要谈谈痴呆症了。记得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是此病患者。痴呆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尚无准确的答案。一般认为与遗传、年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其它疾病诱发等因素有关。从个人来讲，遗传、年龄无法控制，其它疾病诱发也很难预料，只有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两项可以主动改变。什么生活方式能预防或推迟痴呆症？说法很多，如忌烟酒、运动、交友、培养兴趣直到多吃水果等，这些本来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管不管痴呆症我们都应该实行。精神状态方面，人总有外界刺激，有的是正面的使人平和快乐，有的是负面的使人忧郁沮丧。如果长年经历负面刺激，心理压力很大，无论如何都会影响脑与神经系统的健康，加上遗传等因素，确有导致痴呆症的危险。因此，重要的一条，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负面刺激的伤害。

怎样避免负面刺激的伤害？简单的说，凡事看得开，保特宁静宽远的心态，退一步海阔天空……，诸如此类，都是众所周知的话，无非是想办法把负面刺激解脱，把它忘掉。办法不错，但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如里根，外界给他最多刺激的可能是在他那八年总统任内，当他一人担起领导美国的责任时，面对飞机被劫、大使馆遭恐怖袭击、美军官兵在大街上被炸死……，他能看开随它去吗？他能保特宁静宽远的心态吗？不可能的。他根本没有后退的空间，那怕一步。相反，他只能拼命向前，……出兵格林纳达、空袭利比亚，直捣卡扎菲指挥部……，在全世界掀起一场风暴。我们可以想象，面对这些事件，里根的脑海里也一样掀起风暴，给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身为总统是没有办法把这些迎面扑来的东西放在一边的，除非历史重启一遍，“如果”里根当初没有竞选总统，那就不会有那些刺激了。重启历史当然是不可能的事，甚至里根本人在心智清楚时大概也不愿历史重启，因为他可能一直为担任过美国总统感到自豪与幸福呢！这不过是我们的遐想，遐想也可以是一种“理想实验”，可能给人带来一点启示。如果一个人已知家族有遗传性痴呆疾病，又希望预防或推迟痴呆症，记住，最好莫当总统。

高锟没有当过总统，但做过校长，他在1987到1996的九年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对中大学术建设上的贡献一定极多，这是让他自豪、高兴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前有北京六四事件，军队血腥镇压学生，后有香港即将回归大陆，从殖民者手中转移到专制政权爪下。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发生了许多事件，中大也不例外，作为校长，高锟首当其冲。我们来看一个代表性的事件。

1993年3月高锟与董建华、霍英东等亲北京的“爱国商人”一起被委任为所谓的“港事顾问”。这事有点幽默，高锟父亲高老先生在大陆解放前举家离开居住多年的上海迁往香港，真是英明、毅然之举，这才使高锟得以自由发展直到收获诺贝尔奖。如果高老先生看到四十多年后儿子又“事”北京，黄鹤一去忽复返，不知作何感想？这个消息自然引起中大学生的骚动，下面是一位当事人在悉知高锟获诺贝尔奖后所作的回忆：

“当时港事顾问被视为北京为了对抗末代港督彭定康而推出的统战工具、政治花瓶，因此，消息公布之后，中大学生群情汹涌，在一个高锟应邀出席的学生公开论坛当中，出现了千人云集烽火台，把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场面，质疑他的声音此起彼落，群情鼓噪。学生会会长更递上纸制传声筒，讽刺他甘为中方传话人。翌日，50多名港顾上京接受委任，来自中大、浸会、树仁及岭南的学生到启德机场抗议，手持「反对为虎作伥」的标语在大堂内绕场游行，并演街头讽刺剧。

……但更严重的对立，还在后面。同年10月，中大30周年校庆，举办了盛大的「开放日」来庆祝。当时学生组织最恨歌舞升平，于是便执意要与校方对覑干。在开放日那天，中大不单喜气洋洋，更加冠盖云集，正当高锟校长要当众致辞的时候，冷不防被激进的学生冲上主礼台，在众多嘉宾、家长、同学，以及校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誓要抢走校长手中的「咪」(可能指话筒——笔者注)，以表达另类声音，更拉开「两日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横额，结果令台上乱作一团，扰攘达数分钟之久，令人觉得中大丢尽面子。学生又即场游行和派发内藏传单的避孕袋，讽刺大学生形象，极尽挑衅的能事。”(均引自蔡子强《高錕校長的故事——大學就是包容》)

当然，这局面比反右、文革等折磨人的运动“好”多了，人没有肌体之苦，但高锟可能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冲击，怎么会不造成极大的精神刺激？现在大家都知道，高锟的痴呆症有遗传因素，我们不清楚在中大的那些刺激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后果，然而，对一个已知先天不足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让他暴露在那些激烈的刺激中。我们想，“如果”高锟没有去做中大校长，今年他照样能拿诺贝尔奖，不当校长不就少了许多刺激！他的心智状态也许比现在好一些，甚至可能象纳什那样走上讲台，一样给我们做动人的演说。

高锟毕竟是高锟，人可统战，心难掳掠。当高锟在上述情况下被迫走下大会礼台时，一位记者问他，校方会否惩罚学生，高锟一脸诧异的说，“惩罚﹖我为什么要惩罚学生﹖”，让我们最终看到一颗光明的心灵。(2009.10.22)

杨振宁先生讲的话往往比较特别。例如他说，创新有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式四种类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后两种人，因为“中国现在的任务还是快速脱贫”。杨先生当然是指全体中国人如何脱贫致富，意图很好，但看上去还是有问题。

我们如果从“行当”看，爱因斯坦创新在科学上，杜甫创新在文化上，比尔•盖茨创新在技术与商业的结合上，任天堂创新在娱乐、技术、商业的三结合上，他们并未穷尽所有的行当。不同的行当可能有不同的创新类型，足球名将貝利是足球创新的代表，歌王杰克逊是歌唱创新的代表……。而中国脱贫事关十几亿人，涉及所有的行当，特别是社会事务管理的行当，应该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创新。

也许杨先生是用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来代表四种不同的人的风格。但风格也不止四种，打开三国演义，刘关张挑园三结义，既生瑜何生亮，五个人五种风格，每种风格都可能产生独有的创新。杨先生崇敬毛主席，毛泽东血打一片江山，属于哪种“创新”？是“比尔•盖茨”？不是。是“任天堂”？不是。是“杜甫”？也不是。是“爱因斯坦”？更不是。大概没有人会说，因为毛搞过两场革命，爱因斯坦做了两次物理学革命，所以他们有相似的风格。

杨先生的话，实际上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哪种“创新”人材能夠真正完成中国快速脱贫的任务？显然，比尔•盖茨、“任天堂”都不可能成为人选。我们知道，比尔•盖茨是在美国的已经富裕的社会环境中起步成长、从而获得巨额利润的。任天堂也是在日本比较富裕、法制健全的基础上转型成功赚了大钱。比尔•盖茨或“任天堂”能在非洲贫国产生出来吗？你就是硬把他们搬到非洲他们也不会成功。中国虽然比非洲贫国条件好，但杨先生言下之意，中国尚待解决脱贫问题，就表明中国也没有好到能生长出比尔•盖茨或“任天堂”的地步，更没有好到任由他们自由发展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出现比尔•盖茨或“任天堂”来解决“快速脱贫”等于是一个空想。

三百六十行，隔行如隔山，要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创新”，还得从具体的“行当”入手。杨先生说的“行当”为何？具体说就是实现中国快速脱贫。

此事是有人做过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经历过“快速脱贫”阶段，在这一“行当”中并不乏“创新”的代表。美国、德国、日本等举国致富的历史离我们也许比较远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故事一定记忆犹新。“四小龙”中有两个华人社会：新加坡和台湾。新加坡似乎只让我们看到一个代表人物——李光耀；而离我们最近的台湾，则可以列出一串名单：徐庆钟、陈诚、蒋经国、孙运璿……。如果我们在这些人中找一个或两个“创新”的代表，那自然比比尔•盖茨或“任天堂”要适合中国的情况。

中国尽管尚未脱贫，但也有人作出努力如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如果给他们时间和条件，其中某位也许能成就“中国快速脱贫”大业。我们宽容一点，不光看成败，不妨也把他们看成可能的“创新”的代表。

我们终于找到这么一些候选人物：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徐庆钟、陈诚、蒋经国、孙运璿、李光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他们之中选出一到两位来代替比尔•盖茨与“任天堂”呢？

这就要看我们每个人所希望所需要的“创新”风格了？这就要看他们的“创新”风格受到多少人欢迎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喜欢毛主席那种风格的人如今不会占多数了。

因为“中国快速脱贫”事关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理应让每个中国人站出来表态。最好最公平最简单的办法是一人一票从“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徐庆钟”、“陈诚”、“蒋经国”、“孙运璿”、“李光耀”……中选出受欢迎最多的人，让这种人带领全体中国人实现“快速脱贫”。

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所希望所需要的“创新”风格时，当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举手表态时，我们又何必去选外国人或已经逝去的人呢？我们为什么不让全中国人民直接选出活“赵紫阳”、新“蒋经国”、中国“李光耀”……呢？我们有权利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人们这样做！

也许在这一过程中突然涌现出一个或几个新名字、新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出乎意料的“创新”，就象杨先生在他的专业工作上做的那样，引领出各行各业的无数的创新，不但使全中国“快速脱贫”、而且“均富”、“自由”、“民主”、“文明”……，让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并肩而立。
（2009年10月1日改）

伽俐略说过，他做过多次自由落体实验。奇怪的是他没有透露试验的地点，我们不知道都是在哪里做的？这看起来象伽俐略“有意”留下的一个谜。伽俐略最后的学生维维亚尼描述的伽俐略在比萨斜塔做落体实验的情景，流传很广却没有其它记载佐证。作为实验物理的奠基人，伽俐略无疑是勤于动手的人，他一听到荷兰人发明望远镜的消息马上动手自制望远镜，接着举起镜筒对准天空，以一人之力打开现代天文学的大门，就是一个证明。然而，伽俐略写东西不愿多写一句，如果他记述落体实验时带一笔地点，相关的疑问便不存在了。

我们看一个例子，伽俐略提到，有一次落体实验是在200肘尺高处做的，不写地点也不写做的人是谁？所谓高处在意大利不外是教堂钟楼或城市市政庁塔楼，这两种楼都造得很高。落体实验做起来并不难，只要找到一个适当的高楼，上下两个人就能做，甚至通过听重物落地声(例如在地上铺一层木板加强声响又保护地面)，一个人都可以做。一般说的高楼高度是包括楼顶建筑如教堂尖顶或市政厅饰物在内，但只有在平台上才能站人去做实验，所以200肘尺应指高楼的适合进行落体实验的最高平台高度。一肘尺约43到56厘米，200肘尺合86到112米。如此高的楼台在四百多年前的意大利可不是到处有的，按照伽俐略的个性，放着如此好的地方岂能不去动手？伽俐略在介绍他的思想实验时称“无需去做落体实验”，那是讲给别人听的，无非表示对自己推理很有把握而已，有实验的机会他还是不会放过。

既然落体实验是在教堂钟楼或市政庁塔楼做的，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伽俐略不提人名及地点的原因了。因为牵涉到教堂、市政庁这类权势地方，不说思想上观念上差异的问题，光是讲明要从楼上扔下一、二百磅炮弹那样的重物，他们会允许吗？如果伽俐略找到机会或者通过一些关系登楼做了实验，自然就不去提具体人名地点之类事了。由于落体实验简单，从上落下不过四、五秒钟，伽俐略完全有可能不惊动教堂、市政庁主事者就把它做了。看热闹的人总是有的，看完也就散了。

推测好比“思想实验”，大多只能作为参考，我们再“实验”一个“行”的办法。我们能不能通过遗迹的考察看到消逝的历史？比如，四百多年前的200肘尺高的楼台应该还在，我们为何不去意大利寻找？如果我们走遍每一座200肘尺高的古楼台，察看场地，调查它们的数据及地理位置，我们就可能发现伽俐略说的是哪座高楼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件事？特别是意大利人，他们条件最好。现在，让我们先尝试一下，在网上做一个“探楼之旅”，看看能得到什么？

我们要找的那座高楼，它的最高平台高200肘尺，至少86米。高楼最高平台的高度数据可能要到现场才能取得，网上查到的都是整楼即包括顶部建筑在内的高度。意大利现有在86米以上的古代钟楼或塔楼13座。按高度排名，第一高的是112米的克雷莫纳钟楼(Torrazzo di Cremona, Cremona）：

最低的是排名十三的86米高的帕力什教区(Termeno)钟楼(Campanile della Parrocchiale，Termeno(BZ))：

我们观察帕力什钟楼，除去尖顶部分，最高层平台低于86米很多，不符合要求。因此，这座钟楼不是伽俐略说的那个实验的地点。我们可以在以下七座高楼观察到同样的情况，最高平台高度不合要求：

排名第二、106米高的圣彼得教堂钟楼(Campanile di San Pietro，Alessandria)：

排名第五、99米高的圣马可教堂钟楼(Campanile di San Marco，Venezia)：

排名第七、97高米的帕力什教区(Silandro)钟楼(Campanile della Parrocchiale，Silandro)：

排名第八、96米高的圣尼科洛钟楼(Campanile di San Nicolò，Lecco)：

排名第十、90米高的布雷冈泽钟楼(Campanile di Breganze，Breganze)：

排名第十一、87米高的圣尼科洛钟楼(Campanile del Duomo di San Nicolò，Merano)：

排名第十二、86.1米高的基兰迪纳钟楼(Ghirlandina，Modena)：

其中排名第二的圣彼得教堂钟楼可能看不清楚，我们再看另一张图：

尖顶及楼柱都造得太高，平台高度显然差200肘尺很多。

现在剩下排名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的五座高楼，我们一一考察。首先看排名第一的克雷莫纳钟楼（Torrazzo di Cremona, Cremona）：

虽然平台高度够，但钟楼墙面是个喇叭形的四面锥体，越到下面张得越大，重物掉下可能撞到墙上，不适合进行落体实验。另外，克雷莫纳教堂所在地Cremona与伽俐略活动地区佛罗伦萨、比萨一带相距200公里以上，伽俐略大概也不会跑这么远去做落体实验。

排名第四、101米高的的圣索菲亚教堂钟楼(Campanile del Duomo di Santa Sofia，Lendinara(RO))：

最高一层平台高度看上去不到86米。即便假定相差不多，还是有两点不适合。一是最高平台缩进去，放重物下去不方便(这也许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伸出去的架子加以解决)。二是底部锥面摊得很开，重物掉下去可能撞到，与最高的克雷莫纳钟楼一样，此钟楼也不适合做落体实验。

再看排名第六、97.2米高的阿西內利和葛利森达双塔(Torri degi Asinelli e Garisenda，Bologna)：

很明显，墙面及底部形状都不适合做落体实验。

还剩下两座高楼，一是排名第三、102米高的曼加塔(Torre del Mangia，Siena)：

这是意大利著名古城锡耶纳(Siena)的市政厅塔楼，楼台高度有86米，1325到1344年间建造。注意左边地面是一块空地(右边在建筑物内可能也有一块空的地面)，墙面略斜但平台突出，不影响落体实验。锡耶纳离佛罗伦萨五十公里，离伽俐略当时的活动区域也不算太远。

我们同时看最后的排名第九、高94米、1299年建造的佛罗伦萨市政厅維琪奧宫塔楼(Torre di Palazzo Vecchio，Firenze)：

楼顶有缩进的平台，估计缩进一到两米。能不能站在楼顶上直接或通过一个架子往地面放重物？可能要到现场才能判断。楼顶下一层平台与86米也相差不多，很适合进行落体实验。而且这个塔楼就在佛罗伦萨，对伽俐略十分方便。

我们小结一下“探楼之旅”的结果：那个做落体实验的200肘尺高处，不是佛罗伦萨的維琪奧宫塔楼就是锡耶纳的曼加塔。两个高楼都在伽俐略当年的活动区域内，这个巧合提示出：实验者正是伽俐略。

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伽俐略提到的另一次在100肘尺高处做的自由落体实验，那又是在哪里？

100肘尺合43到56米，这恰好符合大名鼎鼎的比萨斜塔的高度！比萨斜塔是比萨大教堂的钟楼，1173到1350年间建造，从地面到塔顶高55米，从地面到第八层平台(即塔顶下面一层的平台)高47米：

站在55米高的塔顶从倾出最大的一点伸开手放重物，重物降落时会不会受到阻挡？这要去现场测试才能知道。然而，即便从高47米的第八层平台做实验也足够100肘尺高了！

面对比萨斜塔，我们不必再去寻找意大利其它的数目甚多的100肘尺古代高楼了，不要说400多年前，就是今天，也很难找到比这个比萨斜塔更理想的做落体实验的地方了！我们可以想象，伽俐略站在斜塔上放下重物，又轻松又清楚地俯看它们几乎同时落地，会是何等的兴奋啊！
(2009.08.08)

望远镜是谁发明的？有人说是伽俐略发明的，这当然错了。今年是国际天文年，报道说，为了纪念伽利略1609年改进荷兰人的发明、制成折射式望远镜观察天空，到今年正好400周年，因此联合国将2009年定为国际天文年。可见是荷兰人而非意大利人的伽俐略发明了望远镜。

望远镜由玻璃透镜组成，玻璃何时被发现已不可考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中国老人戴眼镜看书的描述，但那眼镜是用水晶、黄玉等制成的。128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工匠打磨镜片制作眼镜，可能是用玻璃做透镜的最早记载。至迟在1608年10月，荷兰米德尔堡(Middelburg)的利扑希(Hans Lippershey，德裔荷兰人)在制作眼镜时通过两块平行的镜片去看远处教堂，突然发现教堂尖顶变近了，望远镜从此诞生，人类梦想之一的“千里眼”终于变成可能。

伽俐略大约1609年5月在意大利听到消息，他研究过光线折射问题，闻讯时大概有恍然大悟之感，便立即动手制造望远镜，到1609年10月已制成能放大30倍的望远镜。对于望远镜，伽俐略看上去失去了一次首先发明的机会，但是却做出一个更有意义的创举：把它对准天空。他从天空中看到了地球上人们从未看到的东西：月亮上的山脉、陨坑、火山口裂痕、绕木星运行的的四个卫星、太阳黑子运动……。伽俐略把望远镜轻轻一举，为我们打开了现代天文学的大门。我们今天纪念他正是缅怀他的功绩。

回头再看一下利扑希的故事，那个教堂尖顶令人注目。实际上，利扑希无论是看教堂还是看远处的行人或其它景物照样能发现望远的秘密，教堂等等在此都不是关键的东西。关键是利扑希磨制出适当的镜片，特别是如何把两块镜片排列。然而，故事既涉教堂尖项，应该有它的原因。当然，四百零一年前的事，我们只能猜测。也许是教堂尖顶造得高而美观，尖顶下的钟楼又定时传出钟声，吸引人们仰望，因此利扑希也养成习惯，测试镜片的磨制效果时总是首先对准教堂尖顶；也许因为利扑希信教，对他来讲，与其看行人看其它景物不如去看他想往的教堂……。总之，教堂尖顶在利扑希的发明中确实起了作用，假如他说，教堂尖顶引出了望远镜的发明，也没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但是，如果再夸大或推展教堂尖顶的作用就不符合事实了。有人说，欧洲教堂多，人们信上帝，所以使科学产生于欧洲。因为人们相信自然界存在上帝定下的规律，便去追寻自然界的规律，从而造就出科学。就是一个例子。

利扑希发明的望远镜虽然迅速风行欧洲，但伽俐略听到消息相对较晚，已经是半年之后的事了。其间，有没有其它欧洲人包括利扑希在内把望远镜对准天空呢？按照上述说法，会有很多人这样做。因为望远镜拉近人们与上帝的距离，可能让他们多看到一些上帝的东西甚至直接看到上帝。他们看到了吗？他们因此拚命改进望远镜，即使没有看到上帝，却看到月亮的山、太阳的黑子了吗？没有，统统没有。在历史的舞台上我们只看到伽俐略一人把望远镜对准天空。上述说法明显与此历史现象矛盾。

天上星亮晶晶，哪个小儿没有对星空发生过兴趣，可叹随着岁月流逝，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凤毛麟角只剩下几个了。伽俐略就是那几个中的一人，是他对自然的无比好奇使他举起了镜筒。当然，他同时还有刻苦的精神及非凡的才能。上帝並没有给伽俐略丝毫的鼓励与帮助，伽俐略在用望远镜观察太阳时，被烧伤眼睛几乎失明。今夜，让我们仰望上空、加倍纪念他。

图中背景为米德尔堡的教堂。不知道是不是利扑希看到的教堂？

秦陵兵马俑又开挖了。

如果把秦陵全部打开，站在兵马俑前，我们将面对秦始皇。看到现在这一切，秦始皇有何反应？有何感想？

一开始他当然很慌恐，以为百姓造反、天下大乱，来了墓盗。这是他最担心的事。秦始皇强作一下镇定，也顾不到去找他的二世、三世、四世……都在哪里？就急急乎去看他的军队。看到他的警、卫、将士个个焕然一新，秦始皇顿时转忧为喜了。此时，我们能听到秦始皇吐出的嘿嘿之声。

秦始皇眼前所见又何止于此？在地下做了两千年梦也没有想到，如今全世界竟然有这么多的的达官贵人来到他的军队面前朝拜！在中国迄今五百个帝王领袖中，谁有此风光？法国有个总统叫希拉克，代表朝拜的达官贵人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兵马俑算得上第八大奇迹！在中国五百个帝王领袖中，谁又有此伟业？于是，秦始皇咧口狂笑起来。

希拉克说的世界七大奇迹是包括埃及金字塔在内的七个古代建筑，其中并没有中国万里长城。七大奇迹是由古罗马人评出的，当时即使有长城他们也不知道。长城并非秦始皇第一个造，他不过是在统一中国后派人把楚、齐、燕、魏、赵、秦等国先后建成的长城连结起来，成为一条长城。有人评中国长城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秦始皇脸上沾光，但终究不能与兵马俑比，兵马俑真正是他独创。希拉克称颂“第八大奇迹”，其荣光，秦始皇岂容他人分享？

七大奇迹中也有两个是陵墓建筑，埃及金字塔及土耳其摩索拉斯陵墓。它们的保存情况远不如兵马俑。金字塔内藏物大部被盗，摩索拉斯陵墓被后来的侵占者拆毁用作建造城堡的材料。反观兵马俑，现在挖掘出来的八千多具陶俑保存完好，埋了两千两百年没人动过，这到真是一个奇迹！

如果探究一下缘故，一个明摆的原因是，兵马俑藏在地下而金字塔、摩索拉斯陵墓却立在地上。把偌大建筑造在地上不是分明在招盗上门吗？金字塔、摩索拉斯陵墓为何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埃及法老造金字塔是为了让灵魂通过金字塔的石梯升到天上，为了方便升天，当然要把金字塔造到高原之上。至于摩索拉斯陵墓，它的主人加里亚国王摩索拉斯自视为太阳神之子，就是一心要造一座高耸入云的陵墓让太阳照耀，怎么可以造到黑暗的地下？

很多人认为秦始皇是“天人合一”的信奉者，这就错了。真的信奉者应该是“天人合一”的实践者。埃及法老与摩索拉斯陵墓的主人摩索拉斯一往直“上”地把自己的最终归宿地指向兰天，他们才是“天人合一”的信奉者。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描写秦始皇的陵墓：“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鱼膏烛再多，终究要熄灭的，如何代替得了日月之光？秦始皇在地下搞这些名堂表明他并不真的相信“天人合一”，他不过是要别人相信“天人合一”——相信他、相信皇朝世代都是“人”中之“天”，命定任他们搞万年统治。

把坟墓建筑藏到地下只解决一半问题，另一半就是要把知道秘密的人除掉。我们现在仅看到这么一条记载，秦二世在下葬秦始皇时，把与建造墓室有关的人全部活埋在墓内。秦陵造了三、四十年，动用将近七十万人，接触到坟墓秘密的肯定不止建造墓室的人。前后共有多少人被杀？是一个谜。这个谜只有秦氏父子心中有数。如果我们现在问秦始皇，他会回答吗？他不会回答，他闭紧了双眼装死。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历史记载分析出秦氏父子杀人的情况，也许未来的数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能从中计算出杀人的数量。

《汉书》记有牧羊儿火烧地宫棺椁一事。牧羊儿放羊时有羊掉进地洞，牧羊儿打着火把到洞中去找，结果误入秦陵地宫，不小心把秦始皇的地宫棺椁烧了。历史学者认为此事纯为传说经不起推敲，因为火把下到洞中不可能不灭。但它传达出两个背景信息：一是当时的人们对秦始皇的愤恨，希望有一把火烧了他的墓！二是，在牧羊儿前没有人到过秦始皇坟墓，在牧羊儿后，由于地宫被烧一尽，也没有人能找到秦始皇的坟墓了。换句话讲，知道秦始皇坟墓秘密的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是否意味着秦氏父子当初已经把知道秘密的人杀光了呢？

秦始皇墓室的保存情况在打开秦陵前我们难以估计，且不去谈，我们仅从兵马俑来看，牧羊儿传说传达出的信息得到了其它记载的印证。诸如楚王项羽、五胡十六国后赵石虎、唐末黄巢都做过挖冢盗物、破坏陵地的勾当，他们都没有接触到现在看到的八千具兵马俑，表明他们不知道兵马俑的秘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秦氏父子当初至少已把与兵马俑建造有关的人杀光了！

还有第二个证据。兵马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民打井时偶然发现的。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在中国历代雕塑中看到过兵马俑那样写实风格的作品。艺术家惊呼兵马俑的发现填补了中国雕塑艺术的一段空白，这一艺术风格竟然失传长达两千年！在如今挖掘出的兵马俑衣襟上，我们还能看到雕塑家们刻下的名字，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完成兵马俑雕塑制作后到哪里去了？他们没有徒弟吗，他们的徒弟哪里去了？他们难道一点没有把本领传授给子孙吗，他们的子孙哪里去了？对这些问题，我们只能找到一个解释：秦氏父子把所有的雕塑者、他们的徒弟、他们的子孙以及与雕塑制作技术有关的人统统杀得净光了！如此才可能造成两千年的人材断层，才可能造成中国雕塑艺术的这一段绝对空白。为了保守兵马俑的秘密，秦氏父子究竟杀了多少人，其程度一定超过我们的想象。

从上述中国雕塑艺术“空白”，我们不妨反推一个历史考证：刻在兵马俑衣襟上的肯定都是雕塑者的“实名”，所谓“实名”就是按名字能找到人头。秦氏父子不会允许雕塑者匿名或使用查不到人的笔名、假名，因为秦氏父子不但要检查作品质量，更要“秋后算帐”，兵马俑一旦完工，秦氏父子就要按名索头，一个个取下他们的首级。这也许是当今中国统治者总是盘算在老百姓可以发声的地方搞实名制的源头吧！

……秦始皇当然不喜欢人们如此去翻历史，他希望人们忘记过去包括可能有暗示的简单数字，希望有一道悦目的绿色之坝网住人们的视野。因此他提倡与时俱进，例如这打开秦陵，他就觉得不是盗墓而是开放，向全世界开放，好得很。现在，我们似乎看到秦始皇摊开双手，开始吟唱。

秦始皇的手既白又净，这一双完全是读书人的手如何去杀人？确实，除了荆轲刺秦王的那位勇士荆轲外，我们不知道秦始皇是否还亲手杀过其他人？就是荆轲，也是因为秦始皇被刺不得不进行自卫而去杀的……

猛地，秦始皇一到，兵马俑集结的步伐声惊醒了我们！原来，秦始皇杀人是不用自己动手的，因为他有——武装！武装！武装！这个武装永远是始皇、二世、三世、四世……所独有！所有警、卫、将士都是真正的俑具：思想被淘空，血肉全石化，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象电影中那样，瞬间复活成无情的然而无比灵巧的杀人机器！

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秦始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乎去看他的武装部队。为什么听到有人称颂兵马俑是奇迹时，他笑得那么兴奋。

他开始做诗了，只是他反复吟唱的词语土音太重听不清楚，其中有句似为：

direndushi
zhilaohu
qianganzilimian
chuzhengquan……

(2009年7月1日改)

李鹏先生在总理任内做过两件大事，一是“64”，二是主导三峡工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令人悲愤的日子里，我们且谈后者。

对于三峡工程一事，李鹏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因此，可以先听一下他的发言。

就在此书的前言中，李先生交代了书名的由来：

“在这首《大江曲》里…我还写了一句‘众志绘宏图’。这就是说，三峡工程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经再三斟酌，我这本书就取名为《众志绘宏图》”

本来，书名之事有很大的自由度，不必计较。但是，经李先生这么一解释反而引发一点质疑。

所谓“三峡工程…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大家到也理解。三峡工程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的水利工程，光土石方挖填量就超过一亿立方米。你到北京看看那个巨大的毛泽东纪念堂，三峡工程要挖三万多个纪念堂那么大的坑，没有群策群力，不靠相当数量人的力量，绝对办不到。

但是，李先生又说“三峡工程…靠的是人民的意志”，就与很多人的看法不同了。哪一种看法对呢？这原本要争论，现在不必了，因为李先生在前言中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使我们能够对此加以判断。

“三峡工程”究竟靠的是谁的意志？是哪些人的意志？李先生指名道姓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先生所提及的人氏依序一一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

李先生说：“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建设长江水力发电工程的设想…”。

二，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

李先生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先生对我国三峡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来，他写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萨凡奇先生自已题为“初步报告”，李先生却称之“萨凡奇方案”，一方面是顺从了国人抬举外人的习惯，另一方面也说明李先生对这位美国人的高度评价。

三，毛泽东主席。

李先生说：“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乘坐‘长江’号军舰…，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治理长江的汇报…，毛主席说，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而毛主席的设想更为全面，他把防洪和南水北调的构想也提出来了”；“1956年6月，毛主席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陪同下畅游长江，…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四，周恩来总理。

李先生说：“1958年1月…以后，…毛主席把三峡工程的事情交给周恩来总理处理，要求周总理每年至少过问4次”。

五，李先生越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人把邓小平放在第五位。

李先生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

接下来李先生说：“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可是李先生又说：“1983年6月，我担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以后对三峡工程的重大问题…都参与了决策和组织工作。从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峡至2002年参加三峡工程的二次截流，我共到三峡工地及库区进行了15次考察。三峡工程…应归功于全体建设者，归功于…全国人民以及外国朋友们。三峡工程是中国人民的杰作。我只是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李先生在此讲了许多客气话，其实国家大事不宜谦让。如果把李先生的客气活略去，李先生领导工程早在江上任之前。论三峡之功，李居江前应当仁不让。

到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之时，李先生在前言中还提到了王任重、李富春、林一山、朱(金+容)基、邹家华、吴邦国、钱正英、李伯宁、肖秧、郭树言、陆佑楣、甘宇平等十二人。我们假定所有李先生提到的人包括李先生书中提到的其他人氏，都有搞三峡工程的意志。

现在的问题是：

第一，李先生怎么让我们从这些人的意志中來看到中国人民的意志呢？对此，我们没有看到。

第二，李先生怎么证明中国人民都具有相同的意志呢？对此，我们没有看到。

第三，存在什么公开通畅的渠道、存在什么严格透明的程序，使中国人民的意志自由地统一于上述人们的意志呢？对此，我们没有看到。

李先生在《大江曲》中写道“却惜无情风雨，滔滔洪水，万姓悲愁…，截断波涛，高峡平湖，驯服龙虬。巨轮飞转，威力无穷，功在当代利千秋”，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三峡工程的功用，又防洪又发电确是造福中国人民的事。但是李先生无法从此就推论出“三峡工程…靠的是人民的意志”。

万里长城可以抵御外族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都唱到它了。至于万里长城“利千秋”更不用谈了，它已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象征。然而，你能说秦始皇搞长城靠的是人民的意志吗？

大运河连接中国南北，可以运输可以灌溉。你能说隋炀帝搞运河靠的是人民的意志吗？

再举一个今例，北京国家大剧院可以给人民娱乐甚至给人民幽默。你能说搞这个蛋型建筑靠的是人民的意志吗？

如果说被李先生列在名单前面的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等是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那么，那个被李先生列在毛主席前面的美国人萨凡奇不也是同样先知先觉，同样能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吗？那么，何必不把话说得更大些，三峡工程不但靠了中国人民的意志，而且也靠了美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的意志呢？

如此一看，李先生的书名起得有点不妥。如何改，笔者本无资格代办。但既然把话讲到这个地步，索性不揣浅陋，出手越俎代庖一下，试替李先生改改书名。

如果改成《众手绘宏图》，比较美但欠真。

改成《众手筑大坝》，比较真但欠美。

我们再分析一下，李先生所列最重要的七个人中，孙中山提出的仅是一个“设想”，萨凡奇是“初步报告”，说他们“绘宏图”比较夸张。

周恩来是奉旨办事，周一贯如此并没有自己的笔墨。

邓小平听汇报后同意搞，这种事发生过多次。如恢复高考事、64事，据传都是邓听了某某话后做的决定。“绘宏图”、“高考元勋”、“xxxx”……之类帽子，如果当事人包括某某在内不提供证据，都很难戴到邓头上。

江泽民上任中央时三峡工程早定正如枪声响过，“宏图”已画、“风波”已起了。

现在若问谁能担当“绘宏图”之壮举？只剩下毛主席及李鹏总理二位了。

前有毛主席词“…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后有李总理诗“…展宏图，恰逢新时代，万丈潮头”，诗词如画，交相辉映，并非巧合。

因此，如果把李鹏的书名改为《双志绘宏图》，是不是既真又美呢？
（2009年6月4日改定）

不知哪来的印象，我一直以为裴多菲的诗《格言》是柔石翻译的。直到网友intron指出，我才去查资料，查到最后，还是没搞清楚译者是谁？

鲁迅认为译者是殷夫(又名白莽)。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在记述殷夫的一段中写道：

“……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文中的“他”指殷夫，鲁迅以为是译者殷夫签的实名。

但是殷夫曾用过徐祖华、徐柏庭、徐孝杰等名字就是没用过徐培根。有材料(周玉山：《寻找裴多菲》，台湾联台报，2002年12月3日)说，实际上徐培根是殷夫哥哥的名字，在德国留过学。如果签名出自徐培根之手，就出现另一个可能，也许是这位懂德文的殷夫之兄随手翻译了裴多菲的诗。所以，究竟是谁写下那二十个字(姑且称其为殷夫版本)？仍然是个谜。

殷夫版本极好，看一遍就终生难忘。但想一想还是有可改进的地方。如果我们同意，比起生命、爱情和自由，其它的东西包括金钱在内都是次要的，那么，“爱情价更高”这句话自然就矛盾了。至于“生命诚可贵”中“可贵”二字，现在一般理解为“难得”，诗句表达的正是“生命难得”之意，可以保留。因为很多词汇源头可能与金钱财富有关，如何恰当运用，确实需要酙酌。当然，如果非要把“可贵”理解成“值高价”，那“爱情价更高”也用不着改了，裴多菲的“格言”竟变成：生命、爱情、甚至自由都可用金钱买到！

这引起我的好奇，难道裴多菲原诗也是这样写的吗？推展开来，看看其它国家例如英、法、德、俄、西班牙等，各选一个流行版本，又是如何翻译裴多菲的诗？我粗识英语德语，其它的就要问人，好在短短几句容易问到。如果你懂这些国家语言或有兴趣用一下翻译工具，不妨看看我下面写的对不对？

裴多菲匈牙利文原诗是：

Szabadság, szerelem!
E kettő kell nekem.
Szerelmemért föláldozom
Az életet,
Szabadságért föláldozom
Szerelmemet.

按词直译为：

自由，爱情！
我需要两者。
为爱情我献出生命，
为自由我献出爱情。

很清楚，裴多菲表达的是心之最大响往。如果要在生命、爱情、自由中抉择，也是“比心”，比它们在心中的位置。裴多菲的诗没有一点地方可以引向“比价”的意思。

据记载，殷夫版本是由德文转译的，殷夫所根据的德文版本应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在这个时间段中我仅查到1910年出版的裴多菲德语诗集(网上可查：Petöfi, Alexander: Poetische Werke in sechs Bänden. Bd. 3, Wien, Leipzig 1910, S. 67-69)中有以下这首《Wahlspruch》的诗，德文“Wahlspruch”的词意正是鲁迅文中交代的“格言”：

Die Freiheit, die Liebe,
Tun beide mir not:
Mit Lust für die Liebe
Geh’ ich in den Tod,
Doch opfr’ ich auch sie
Wenn die Freiheit bedroht!

按词直译为：

自由、爱情，
两者为我必需：
带着爱情的快乐，
我走向死亡，
但是我也可以牺牲爱情
如果自由受到威胁！

这个德文译文非常奇特，如何去理解“带着爱情的快乐，我走向死亡”？我们因一则笑话大笑，笑到无法形容的程度惟有说：笑死我了！可见“笑死”是笑之极度。以此推想，爱情带来的快乐难以表达，大概也只能用“乐得要死”来表达了。一开头读裴多菲这句“Szerelmemért föláldozom Az életet(为爱情我献出生命)”，也许令人想到“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故事，爱情与生命可能在悲切的背景中相互噬咬。现在，这个德文译文却让我们用乐观的望远镜去看它的浪漫结局。想想也是，“带着爱情的快乐，我走向死亡”，既然爱情能够带来宁与一死的极度快乐，象祝英台那样以死殉情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如果殷夫版本是从上述德文诗翻译的(从资料看，估计如此)，那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在殷夫版本中看不到德文诗的奇特风格？看来有两个可能，一，殷夫版本是对德文诗的一种意译。二，参考了其它语言的译文。当然，上面那首德文诗也是对裴多菲原诗的一种意译，与此对照，另外一首德文译文是这样的：

Die Freiheit und die Liebe
Sind meine beiden Triebe.
Für meine Liebe opfre ich
Den letzten Hauch;
Für meine Freiheit opfre ich
Die Liebe auch.

按词直译为：

自由与爱情
是我的两个欲望。
为了我的爱情我奉献
最后一口气；
为了我的自由我同样奉献
爱情。

这个德文译文就比较忠实于原诗了。有没有直接从匈牙利文原诗翻译成中文的？有，我在网上看到兴万生的译诗：

自由与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自由，
我宁愿牺牲爱情。

与殷夫版本比较，兴的译文似乎显得比较平淡。殷夫版本采用我们熟悉的“五言”形式，悦目顺口，特别后两句“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干脆有力。但兴万生翻译的特征或者说本质是直译，尽量忠实于原诗。当然，简单的按词按句直译可能失去诗意，因此兴万生的方法是先直译，然后“诗化”即在不影响原诗词句意义的前提下用比较优美动听有韵味的词句再把直译之意表达出来。假如裴多菲是中国人，他做出的诗基本上就是兴万生译的那个样子。其它几种语言的译文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忠实于原诗的“诗化直译法”。例如，英译文：

Liberty, love!
These two I need.
For my love I will sacrifice life,
for liberty I will sacrifice my love.

如果按词直译成中文，完全可用上面裴多菲原诗的中文直译，每个词每一句都忠实于裴多菲的诗。法文译文是：

Liberté,amour,
Voici ce qu’il me faut.
Pour mon amour
Je sacrifierais ma vie.
Pour la liberté
Je sacrifierais mon amour !

按词直译为：

自由，爱情，
这是我所需。
为我的爱情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自由
我牺牲我的爱情。

西班牙译文：

Libertad, amor
Mis ansias son los dos
Por amor, sacrifico mi vida
Por libertad, sacrifico mi amor.

按词直译为：

自由, 爱情
我的所求是这两者
为了爱情, 奉献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奉献我的爱情.

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价”之类与金钱有关的字眼，然而它却在下面的俄文译文里出现了：

Любовь и свобода——
вот все, что мне надо!
Любовь ценою смерти я добыть готов!
За вольность—— пожертвую тобой. любовь!

第三句中的词“ценою”就对应了中文的“价”、英文的“price”、德文的“Preis”。按词直译为：

爱情与自由——
这是我需要的一切！
爱情以我淮备好的死为价！
为了自由——牺牲您，爱情！

这句“爱情以我淮备好的死为价”就有“爱情价更高”的影子了。我们不知道殷夫版本是否参考了这首裴多菲诗的俄文译文？

我本来还以为裴多菲的诗有一个独立的英文译文：

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

从维基百科才知道它是由殷夫版本转译成英文的，比较幽默的是，“dear”之义“昂贵”在此得到充分的运用。这是我弄错的又一件事。
(于2009年5月4日)

庞加莱猜想的话题热闹过一段时期，那时在报道中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话：

“如果在一个封闭的3维空间中，任何封闭的曲线如果都能收缩到一点的话，那么这个空间是一个3维球面。”

把这句话表述在2维空间中：

“如果在一个封闭的2维空间中，任何封闭的曲线如果都能收缩到一点的话，那么这个空间是一个2维球面，就是我们能直接看到的球面。”

直观感好的人马上看出问题。你拿一个正方体的表面来，它是“一个封闭的2维空间”，如果你在正方体表面上任意画一条封闭的曲线又在正方体表面上选一点，你看得出来，此条曲线总能不离开正方体表面逐渐收缩到你选的那一点。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明明是正方体表面，怎么说它是球面呢？这个问题在第一句话中也存在。你也许马上想指出，上面的话错了。且慢，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

原来，庞加莱猜想是拓扑学中的一个问题，拓扑学实际上是橡皮世界中的几何学。你想象一下，在一张橡皮膜上画一个正方形，你拉动这张膜总能把正方形弄成一个圆，这表明在拓扑学中正方形与圆是同一个东西，没有任何区别。同样的道理，在拓扑学中，正方体表面与球面也是没有区别的，是同一个东西。

在那个大家都谈庞加莱猜想的时期，上面那些话即使上下文不提“庞加莱猜想”，人们也是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在这五个字的大伞下谈论，知也罢不知也罢，“理论上”都是在拓扑学的背景下发言，于是，你发现的问题自动消失，上面那些话就没有错了。当然，可以做一点改进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例如把上述话中“这个空间是一个3维球面”改为“这个空间等价(或等同)于一个3维球面”，就不会把爱动脑筋的人引入歧途。

最近有件事与此相仿。方舟子写了一篇文章《科学史上著名公案——数学天才伽罗华之死》，文中介绍了数学家贝尔的英文书《数学大师》並且翻译了其中几段。其中一句英文原文是：

“under what conditions can an equation be solved?”

乍看这句英语，不免令人诧异，数学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可能去解任意一个方程例如很多微分方程。但是，贝尔是在叙述伽罗华最后一夜的故事之后讲这句话的，我们自然会在“伽罗华”的背景下理解它。在这个背景下，所谓的“方程”，就是中学学过的一元五次以上的方程，所谓“解”就是给出如一元二次、三次、四次方程那样的，用方程系数的加减乘除及开方表示的求根公式。这样，我们的“诧异”就消失了。也可以把这句话讲得很严格：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一元五次以上的方程能被解得用方程系数的加减乘除及开方表示的式子。”

这句话中的“解”是动词。或者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一元五次以上的方程有用方程系数的加减乘除及开方表示出的解。”

这句话中的“解”是名词，与根同义。伽罗华得到的结果是否定性的，即不可能解得如二次方程那样的式子，不可能有用方程系数的加减乘除及开方表示出的解。可以看到伽罗华的理论并非去研究方程的具体解法。

在伽罗华的背景下，贝尔把上面的话讲得简单点：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方程能被解。”

或者如方舟子翻译的：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方程有解。”

就不会引起误解。前一句话的“解”是动词，强调做与实现，后一句话的“解”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看作名词时就与存在性发生关系。但因为伽罗华的结果是否定性的，无论从做的角度还是从存在性的角度看，在此都有一样的意义。好比大海里本无鱼，一个人说不可能钓到鱼，另一个人说不可能看到鱼，有何区别？所以方的译文也站得住脚。

方舟子为什么不直译为被动句，我们可以猜测一下。第一，“有”这个字既主动又被动，兼存在、实现于一身，第二，直译成被动句读上去比较拗口，因此，中文的习惯似乎倾向于用第二句。

因此，说方舟子译文有错，或者联想到代数基本定理(一元n次方程在复数范围内中有且只有n个根)，是挨不上边的。当然，改进总是可以的，例如译成“在什么条件下一个方程有二次方程那样的解”，甚至提一下众所周知的规尺三等分一角能不能的事(我没有看过贝尔的书，相信他会在书中讲到这点)，那就是另外的如何写得译得更好的话题了。

我的看法，讲科学故事、做科普，大体上对就可以了。如果强调严格规范，面面俱到，搞得单调乏味，读都读不下去，不是舍本逐末吗？
(2009.04.21)

看过方舟子写的《相对论有没有用？》的同事问，GPS卫星上原子钟数据是如何算出来的？中文的，我找到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编的《GPS原理及应用》，网页见

(http://jpkc.whu.edu.cn/jpkcsite/gps/gpscourse
/UploadFiles/kejian/005.ppt#397,3,§3.1 概述)

其中第三章3节即阐述上述计算问题。我们不妨在此引用(包括原书数据) ，並一起算一下。

狭义相对论引起的效应是卫星钟频率变慢，减去原频率就变成负数，具体值为

-Vs²/2c²

其中Vs为卫星运动速度约每秒3874米(m)=3.874•(10的3次方)米。c为光速每秒299792458米=2.998•(10的8次方)米。计算结果为0.835•(10的-10次方)，乘以每天秒数86400=8.640•(10的4次方)就得到每天走慢的秒数7.2•(10的-6次方)秒(s)即7.2微秒。

再看广义相对论引起的效应，是卫星钟频率变快，减去原频率后的值为

(μ/c²)•((1/R)-1/r)

其中μ为地球引力常数3.986005•(10的14次方), 量纲为mmm/ss。R为地球半径6378公里=6.378•(10的6次方)米。r为卫星距地心距离，取26560公里=2.656•(10的7次方)米，计算结果为5.287•(10的-10次方)，乘以每天秒数86400=8.640•(10的4次方)就得到每天走快的秒数45.68•(10的-6次方)秒即45.68微秒。

有一个问题，既然广义相对论是狭义相对论的推广，为什么不直接用广义相对论一次性计算？我的理解是，为了计算简单，牵涉到运动的部分仍用狭义相对论算，牵涉到重力影响的用广义相对论中近似公式算，虽然都是近似，但够用了。
(20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