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钱学森——兼论马克思和毛泽东
钱学森二十五岁去美国四十五岁回中国，在美国度过二十年。那时的钱学森出类拔萃，他是美国第一流火箭专家，极富想象力，具有把数学与物理图像结合在一起的非凡智慧。钱的导师冯•卡门说，“他帮我提炼了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我所不常遇到的”。更重要的是，钱学森不但理性还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1947年因母亲去世，钱学森十二年第一次回国去安抚年迈的父亲，他在给冯•卡门的长信中详尽地叙说了他在祖国所见的人民的苦难。这种景象当然会使有同情心的人站到统治者的对立面，而当时的政权正在中国国民党人手里。据冯•卡门转述，钱在中国时曾拒绝交通大学校长职位的聘请，不管实情如何，这与钱学森的立场相符。
在后来发生的事件中也显示了钱的个性。从资料来看，钱学森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很可能直接加入过美共。入党，在共产党掌权后如1949特别是1989年后的中国可以投机谋利，但在那时的美国是惹麻烦的事，一般是不计得失又重信念的人才去干。美国在二战中就发现苏俄共产党间谍渗透，参议院议员麦卡锡乘势通过麦卡锡法案，用搞运动的方式清除共产党分子，前后牵连上万人。怀疑也落到钱学森身上，当局要钱揭发一位涉及共产党活动的朋友，钱予以拒绝，这让我们看到钱学森的品格。从此开始，麻烦接连出现，从吊销钱学森机密研究证书直到移民局发布驱逐令。面对美国政府，钱学森进行了无畏的抗争，他周围的人如冯•卡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等都公开同情他、为他说话。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象钱学森如此聪明的人怎么会相信共产主义之类东西呢？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描绘的人类美好远景，那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不平等、没有人统治人的天堂般的完美社会。正是从同情人民的苦难、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弊端出发，马克思构想出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面对人民苦难这个客观事实，一个天性热血之人与马克思理论产生共鸣就是容易理解的事了。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民主制度比之今日还有更多的不完善之处，向往一个没有剥削、没有不平等、没有人统治人的社会，可能也是来自中国的钱学森所能看到的唯一抉择。更何况共产主义建设已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全面或部分启动，请问，如果那个只有在宗教中才能有的天堂将在人间出现，谁不为之激动？
共产主义建设一开始就暴露了马克思理论的两个缺陷。一个是马克思画出“天堂”的样子却没能给出具体建造图纸，人们不知道如何去造？另一个缺陷则发生在“权力”这两个字上。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至理名言“资本来到世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改两个字，“权力来到世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应验的地方比前一句话还多。一方面，社会结构及其运转从下到上离不开适当的权力，另一方面，权力能使役人改变人，进而可以操控一切包括金钱在内，如果没有一种制度防止掌权者权力过大、防止权力滥用、防止用暴力、阴谋、思想控制或其它不正当手段攫取权力，权力就可能变成比“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和肮脏”的资本更坏的东西。马克思理论的这两个缺陷导致出一个马克思悖论：马克思画了“天堂”，由于没有具体图纸，从而引出一些声称能造“天堂”的人用暴力等手段取得建造资格，他们根据自己意志指挥人们动工造“天堂”，有俄国式、中国式、朝鲜式等各种各样的建造方式，因为只有上帝会造天堂，马克思又没有镇住权力的“法宝”，这些声称能造“天堂”的人渐渐变为会造“天堂”的“上帝”，“天堂”没建成却建成了“上帝”的权力，人们希望好“上帝”降临，可出现的都是坏“上帝”，结果带来的弊端比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更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马克思也未曾见识过的千万人饿死的人类特大灾难。这些祸患等不及共产主义“天堂”露面已经到来，使共产主义虚幻美景沦为一场真实的噩梦。
怎样一种制度能最大程度防止不当权力发生？不当权力的目的是使役人，因此关键要把人解放出来，这种制度必须全面保障人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不损及其他人的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行动自由、信仰自由、机会自由、获得信息自由……，使每个人拥有同等的尊严，这样，权力就失去了不当使用的基础。由人的自由自然而然延伸出言论、结社、组党、参政等自由，延伸出人权高于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等观念，延伸出罢工、参与企业管理、建立专门法院等权利，以消除那些可能发生的“浸透着血和肮脏”的资本，延伸出市场经济及私有财产等经济现象，让经济规律起作用促进社会共同富裕，也延伸出一人一票选择领导者、任期有限、军警武装部门属于人民等最简单易行的使社会稳定运转的规则。这，就是我们从一百年世界历史演变中看到的答案，我们不妨称之为现代民主制度。一个不能回避的难题是，这种制度是否会再选出一个希特勒？非常遗憾，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可是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制度了！我们寄希望于现代民主制度本身具有的开放性，能使社会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从而降低出希特勒的可能性，我们也寄希望于，如果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当某一个国家不幸冒出希特勒时，其它国家能通力予以制止。或许，难题本身就是一个代价——我们不愿等待一个好“上帝”的代价，与其等待，我们还不如冒一点风险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种制度下，人的天性中真诚、善良及美好的一面可以自然地尽情地流露，而虚伪、凶恶、丑陋的一面由于得不到权力庇护、助威只能寻机出击，当它们伤害到其他人自由时必然会遭到反抗，伤害程度越大反抗也越强烈。麦卡锡主义便是一个例子，麦卡锡利用人们对苏俄渗透的合理担心，在参议院成立“非美调查委员会”，超越法律大搞“追查共产党”的运动，用互相揭发，秘密听证之类不正当手段，使许多人受到冤枉或折腾。拿钱学森来说，他确实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怀疑、调查也是事出有因，可是并没有查到他做过损害美国的事，他从无泄漏研究机密给其他共产党人，他在行李打包前主动把所有资料交人看过，当局也没有在他的行李中发现重要机密文件，因此不应该在他的信仰上做文章，那毕竟是他的自由。明智的做法是，当钱提出入籍意图后，这说明钱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应该特别挽留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或学术工作。麦卡锡表面上要削弱共产势力，实际上帮倒忙，冯•卡门看得清楚，把钱学森弄出美国，“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就这样交给了共产党人”，无异于奉送给红色中国去造导弹。麦卡锡因特殊历史时期之机一度很得势，然而当他的作为伤害到越来越多人时，不可能不遇到反抗，开始可能是一个受害人的抗议，或者仅仅出自另一个人对受害者的同情，一旦有第一个声音，就有第二个、第三个、越来越多的响应，因为没有人愿意面临同样失去自由的可能，就是这种人性力量编织成的无形扫帚最终把麦卡锡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从钱学森事件中就能看到麦卡锡必然走向失败的影子。钱学森正在麦卡锡主义风头上出事。1950年6月，在钱学森表示出加入美籍的意图后，就如电影中那样，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走进钱学森的办公室，7月，由于FBI判定钱学森参加过美国共产党活动，钱的机密研究证书被军事部门吊销，从此展开钱学森在美国的最后故事。正如我们看到的，钱学森立即勇敢起身抗争，这是一个有表达自由的、有自我抗辩自由的人的自然反应。他首先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申明失去机密研究证书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研究，杜布里奇安慰钱学森并建议他提出申诉，杜布里奇的行为是一个有同情自由的、又不存在因同情而被牵连的人的自然反应。杜布里奇把钱的情况转告远在欧洲的冯•卡门，冯•卡门立即致信钱学森，表示将做他能做的一切帮助，冯•卡门的行为是一个有行动自由的、又不用害怕因为帮助钱而受打击的人的自然反应。8月，钱学森直接找他的朋友、上司、海军部次长金波尔，告知由于被指控参加共产党，打算回国。金波尔表示不相信钱是共产党员，答应帮他恢复机密研究资格，这是一个有判断自由的、又不会由于判断错误而受责任之外不当惩罚的人的自然反应。金波尔同时对钱讲明不许回中国，随后金波尔通知国务院不让钱离开美国，金波尔公私兼顾、合情合法，是有独立行使职权自由的又不越权的人的自然反应。不幸，移民局从钱的已运到海关的行李中找到了美国共产党党员登记卡，9月，以1947年再入境美国时隐瞒加入美共一事逮捕钱，根据法规犯此罪的外国人要被驱逐，钱被囚禁十五天后交保出狱候审。10月，移民局发布驱逐令，但是为了使钱学森所掌握的资讯变得过时，钱被滞留美国五年，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仼教职，直到1955年9月离开美国。钱学森一家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时间住在同事Marble家中，两家相处无间结下深厚友谊，Marble一直与回中国的钱学森通信直到收不到回信为止，1981年退休后的Marble到中国拜访钱终于把中断二十五年的友谊重新连结，这又是什么自由？一个美国家庭满怀热情收留一个被自己国家驱逐的家庭并与之交往一辈子，不用担心遇到麻烦，这不就是私人友谊大于国家的自由吗？这不就是人权高于国家的自由吗？惟有这种超越世俗的友谊自由才能给人们留下动人的故事。我们看到，在整个事件中钱的同事、朋友都挺身而出同情他、帮助他、替他出谋划策，没有人疏远他、批评他、检举他、与他划清界限、投井下石，生动地展现了自由人的真诚、善良及美好的天性。一个中国人的遭遇尚且如此，我们可以推想，受到麦卡锡法案冤枉、折腾的其他人一定也会受到同情和帮助，即使一点一丝、然而涓滴成流，终有一天会把麦卡锡淹没。至于钱学森事件，关键是被抓到证据，又无法否定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活动，才在麦卡锡的阴影下使事情搞僵，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1955年10月28日，正当壮年的钱学森到达北京，开始人生的另一篇章。他说，“……我一回来，毛主席重用我，周总理对我重视，聂帅也很信任，给我很大的权力，让我来做中国的导弹……”，权力似乎自动落到钱学森身上。在一个非民主社会中，最高统治层赐予的权力如同“钦差大臣”往往附有更大的权势，钱学森名义上是研究所所长、研究院院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得到的远远大于他在美国任超音速实验室主任或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那种仅仅“做导弹”的权力，他俨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界排名第一的人物。钱还当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政协副主席，类似意义的官职在美国也找不到、只有在封建王朝中存在，它们是统治者钦定的权力标志。钱学森本是一个淡泊权力的人，但这种可贵的行为只有在美国那样的制度中可以实行。在中国，权力首先是等级地位包括生活、居往、出行、子女成长等水平在内，不要权力意味着降低生存条件、减少生存空间。其次，权力与安全挂钩，在权力的阶梯上越往上爬安全感越大，不要权力意味着失去安全，因此，除了极少数叛逆者外，没有人会主动放弃权力。钱学森最初完全可能出于共产主义信仰接受权力，权力一开始也以人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安全感之类走近，但权力有权力的规律，一旦权力加身可能就身不由己了。毫无疑问，钱学森不会去做那些贪污腐败之类有失尊严的事，这些事在任何制度下表面上都是反对的，他要做就做大事，他也许视毛主席为榜样，至少要做毛主席称道的大事。
毛主席如此重用钱学森，当然与钱在美国“做导弹”有关。毛泽东思想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最看重枪杆子，更不必说导弹了。一则广为流传的传闻，美国军方说钱学森抵得上四、五个(美军)师的兵力，不会不使毛主席对钱刮目相看。毛大概从没遇到过如此有用又如此神奇的人物，这四、五个师的兵力是藏在钱脑袋里的就象孙悟空身上的毛，不通过钱学森连他军委主席也调动不了。毛主席可以不把刘少奇、彭德怀放在眼里，但决不会不把钱放在眼里。试想，倘若彭德怀随时能调动四、五个师，毛还敢那样对待他吗？这也可以解释发生在钱身上的一些奇怪现象，例如钱学森在1949年曾有过入美国国籍的意图，毛不可能不知道，这事放在他人身上就连写一张形式上的“悔过书”都要出事，钱却安然无恙。当然，另一个因素是时候未到，正如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的“彭大将军”，即使有点把柄甚至儿子被炸死，毛也忍着了。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毛主席实现宏图，把美国解放、把世界革命搞成功了，他将如何对待钱？他会大度地不计较钱的历史吗？他会破天荒容忍身边放着不能亲自调动的四、五个师吗？刘少奇、彭德怀等无数事例告诉我们，大概不会。
为什么毛主席权力如此之大还不安心？没有民主制度约束，权力可能变成法律，权力越大法律等级越高。毛主席权力最大，因此毛的意图往往就形成中国的王法，按林彪所言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然而问题来了，由于毛的意图、讲的话、写的书、发的指示前前后后多得谁也搞不清楚，不可能真如法律条文那么严密、不发生矛盾，人们很难遵守这样随意的法律，结果从毛主席看下去，违法乱纪现象层出不穷，有时还非常严重，根本没有办法叫他放下心来，于是毛感到话没人听了，到处都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进一步扩大权力把冒尖的独立王国摧毁，结果又使法律更加复杂、更难遵守，形成一个正反馈。对毛泽东本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悲剧，即使他本想做“天使”，在正反馈怪圈的作用下也一步步走向可恶的“上帝”了。
难道就没有任何可能打破毛主席的正反馈？一个可能实际上可以从钱学森开始。以毛主席搞的反右为例，我们不知道钱学森如何看待反右，但我们相信，他不会赞成用类似的麦卡锡手段整人折腾人，对这个如今连毛的继承者们都避之不及的运动，钱当初一定会有疑问。假如他一如在美国那样，能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思想，反右一开始就公开提出质疑，以他的声望，那一定会在中国产生巨大的缓冲作用。他这样做，毛会不会马上也把他打成右派？毛可以毫不犹豫把手无寸铁的章伯钧、罗隆基打成右派，但不会毫不犹豫把钱学森打成右派，道理很简单，手中仅有枪杆子的毛主席在右派与导弹之间极可能选择导弹，而钱不但是导弹，还是原子弹、氢弹。当然，这个可能性是百分之八十还是九十，那就要看“上帝”的情绪了。因此，假如钱学森对反右提出异议，毛主席极可能网开一面。我们这个估计有事实依据，钱学森曾在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首先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毛是国家主席，林彪是国家副主席的条款，发言被写进会议简报。不料这份简报第二天就被毛说成是“反革命简报”，开始痛批陈伯达等人，从此爆发毛与林彪的最后斗争。而第一个放炮的钱学森，毛却放他一马，直到林彪事件结束，毛也没有秋后算帐。好了，一旦毛对钱的反右异议网开一面，那自然会鼓舞人们的勇气、引起人们的共鸣、呼唤出更多的林昭式人物，从中央官员到大学生到社会各阶层就可能出现强烈的无法漠视的反对意见，滚出一个个雪球，到这个时候，毛还能把反右搞成现在看到的那个程度吗？可能不会。没有那个反右，就不会有疯狂的大跃进，也就可能避免那场令人无比痛心的千万人饿死的大惨剧了！
钱学森当然没有那么做，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他那么做，因为，万一毛主席一怒之下做出反常举动，倾刻之间就会断送钱一家人的活路。钱在美国参加共产党碰到麦卡锡主义，大不了一走了之，还能去中国，但若触犯毛，那就无处可逃了。只有极少数勇敢的反叛者或天真的不识时务的人才敢发声，与钱学森一同留学美国的老同学、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就是这么一个异数。徐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向着理想的共产主义永无止境地迈进途中”，“使人类劳动在社会的持久的和平及繁荣中发挥其最高价值”，竟大胆倡议组织劳动党，这还得了，徐立即打成右派被抓进监狱，面对诸如此类残酷的事实，我们也没有理由希望钱学森出头。实际上钱学森做得比大多数人好，他私下在经济上接济陷于困境的徐的家属，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他的同情心。可是他连这么微薄的自由也没有了，他的接济行为被人发现，为摆脱麻烦钱学森不得不写出深刻检讨。钱学森没有别的退路了，为了得到安全，他一定要保住自已的地位，他必须做出与所赐权力相配的举动，特别作为中国科技一号人物，他不能沉默，权力已经自动取消他的沉默自由，他必须为毛主席、为毛的继承者们、为中国共产党，领唱出科学的歌声。在这样一个缺乏自由缺乏民主的社会中，我们看不到冯•卡门、看不到杜布里奇、看不到金波尔、看不到Marble、看不到真诚、善良及美好的自由人的天性，而那个我们在美国看到的生气勃勃的钱学森，也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009.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