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创新？
杨振宁先生讲的话往往比较特别。例如他说，创新有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式四种类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后两种人，因为“中国现在的任务还是快速脱贫”。杨先生当然是指全体中国人如何脱贫致富，意图很好，但看上去还是有问题。
我们如果从“行当”看，爱因斯坦创新在科学上，杜甫创新在文化上，比尔•盖茨创新在技术与商业的结合上，任天堂创新在娱乐、技术、商业的三结合上，他们并未穷尽所有的行当。不同的行当可能有不同的创新类型，足球名将貝利是足球创新的代表，歌王杰克逊是歌唱创新的代表……。而中国脱贫事关十几亿人，涉及所有的行当，特别是社会事务管理的行当，应该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创新。
也许杨先生是用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来代表四种不同的人的风格。但风格也不止四种，打开三国演义，刘关张挑园三结义，既生瑜何生亮，五个人五种风格，每种风格都可能产生独有的创新。杨先生崇敬毛主席，毛泽东血打一片江山，属于哪种“创新”？是“比尔•盖茨”？不是。是“任天堂”？不是。是“杜甫”？也不是。是“爱因斯坦”？更不是。大概没有人会说，因为毛搞过两场革命，爱因斯坦做了两次物理学革命，所以他们有相似的风格。
杨先生的话，实际上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哪种“创新”人材能夠真正完成中国快速脱贫的任务？显然，比尔•盖茨、“任天堂”都不可能成为人选。我们知道，比尔•盖茨是在美国的已经富裕的社会环境中起步成长、从而获得巨额利润的。任天堂也是在日本比较富裕、法制健全的基础上转型成功赚了大钱。比尔•盖茨或“任天堂”能在非洲贫国产生出来吗？你就是硬把他们搬到非洲他们也不会成功。中国虽然比非洲贫国条件好，但杨先生言下之意，中国尚待解决脱贫问题，就表明中国也没有好到能生长出比尔•盖茨或“任天堂”的地步，更没有好到任由他们自由发展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出现比尔•盖茨或“任天堂”来解决“快速脱贫”等于是一个空想。
三百六十行，隔行如隔山，要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创新”，还得从具体的“行当”入手。杨先生说的“行当”为何？具体说就是实现中国快速脱贫。
此事是有人做过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经历过“快速脱贫”阶段，在这一“行当”中并不乏“创新”的代表。美国、德国、日本等举国致富的历史离我们也许比较远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故事一定记忆犹新。“四小龙”中有两个华人社会：新加坡和台湾。新加坡似乎只让我们看到一个代表人物——李光耀；而离我们最近的台湾，则可以列出一串名单：徐庆钟、陈诚、蒋经国、孙运璿……。如果我们在这些人中找一个或两个“创新”的代表，那自然比比尔•盖茨或“任天堂”要适合中国的情况。
中国尽管尚未脱贫，但也有人作出努力如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如果给他们时间和条件，其中某位也许能成就“中国快速脱贫”大业。我们宽容一点，不光看成败，不妨也把他们看成可能的“创新”的代表。
我们终于找到这么一些候选人物：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徐庆钟、陈诚、蒋经国、孙运璿、李光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他们之中选出一到两位来代替比尔•盖茨与“任天堂”呢？
这就要看我们每个人所希望所需要的“创新”风格了？这就要看他们的“创新”风格受到多少人欢迎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喜欢毛主席那种风格的人如今不会占多数了。
因为“中国快速脱贫”事关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理应让每个中国人站出来表态。最好最公平最简单的办法是一人一票从“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徐庆钟”、“陈诚”、“蒋经国”、“孙运璿”、“李光耀”……中选出受欢迎最多的人，让这种人带领全体中国人实现“快速脱贫”。
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所希望所需要的“创新”风格时，当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举手表态时，我们又何必去选外国人或已经逝去的人呢？我们为什么不让全中国人民直接选出活“赵紫阳”、新“蒋经国”、中国“李光耀”……呢？我们有权利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人们这样做！
也许在这一过程中突然涌现出一个或几个新名字、新人，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出乎意料的“创新”，就象杨先生在他的专业工作上做的那样，引领出各行各业的无数的创新，不但使全中国“快速脱贫”、而且“均富”、“自由”、“民主”、“文明”……，让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并肩而立。
（2009年10月1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