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宏的Blog

载今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老人与海》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余光中译
译林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一版
231 页，25.00元

作为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历来极受欢迎，在中国大陆也不例外。这位失落一代的标杆 人物作品甚多，最广为人知和最畅销的，当然是《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老人与海》，每年光在卓越和当当这两家网络书店就能卖出上万册。对比绝大多数新书总销量三四千册的现状，这个数字足够让 某些出版商垂涎欲滴。事实亦是如此：尽管获得海明威外国版权基金会授权的国内出版社仅有两家，但如果您去卓越上检索，会发现有库存、可销售的版本多达三十 种左右。最近《老人与海》人丁兴旺的译本家族又增添了一员，也就是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余光中译本。

说是新出，但据译序所说，译文早在 1953年初便已完稿，1957年由重光文艺出了繁体字版；这次由译林推出简体字版，余光中先生“大加修正……全书所改，当在一千处以上”（第4页）。余 先生似乎较为谦逊，自称他最初的译本“能得七十分”，至于这个改过“一千处以上”的译本能得多少分，倒是没有提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新译本知所取舍，读 来就顺畅多了”。考虑到余先生在海峡两岸文名素著，其代表诗作《乡愁》近乎家喻户晓，兼且著有《余光中谈翻译》，与蔡濯堂（思果）先生遥相唱和，俨然有译 界指路明灯之状，他这个译本应该是准确优雅兼而有之，如他在谈翻译的书中所期许的，成为英汉文学翻译的典范。但可惜的是，就业已付梓的译文来看，读者恐怕 难免会产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慨。

这个改过“一千处以上”的译本第2页就出现了明显的纰漏。在小说的开头，男孩打算请老人 去喝酒，于是说：“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引文出自Scribner’s Sons在1965年出版的原著，第11页，以下仅注明页码。）余先生给出的译文是：“我请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过了，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 去。”

书中的Terrace其实是一个酒吧，它的原型是哈瓦那柯希玛尔湾的La Terraza酒吧。这个地方如今已成为当地名胜，许多热爱《老人与海》的游客都喜欢去那里缅怀海明威。此处余先生似乎将首字母大写的专有名词 Terrace看成一般名词terrace，所以译错。张爱玲的译本（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1月版，以下简称张译）和吴劳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 社，2006年8月版，以下简称吴译）各是“露台酒店”和“露台饭店”，虽然有些出入，但也都算译对了。

这个露台酒吧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具体地点，余先生这个无心的疏忽导致了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后面就出现了这样让人费解的译文：

男孩把这些食品盛在一个双层的金属盒子里，从平台上带来。他袋里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用纸做的餐巾包好。

“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第10页）

由于余先生将露台酒吧误译成“平台上”，后面这个“马丁老板”显得特别突兀。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都将最后一句译为：“马丁。那老板。”这样读者 就能知道马丁是露台酒吧的老板，而不会感到摸不着头脑。

如果说上面这个错误是疏忽所致，那么另外一个错误应该归咎于余先生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不熟悉。老人和男孩在酒吧喝过啤酒，便把渔具搬回老人住的棚 屋，随后男孩问老人晚饭吃什么，老人回答说：“A pot of yellow rice with fish.”（原著第16页）余先生将其译成：“一罐糙米拌鱼。”（第7页）

Rice诚然有大米的义项，但米拌鱼怎能下咽呢？而且Yellow Rice并非糙米，它是加勒比海地区常见的菜肴，跟东南亚菜的咖喱炒饭或者长三角地区的扬州炒饭差不多，主要原料也是大米，只不过添加的作料是藏红花或者 胭脂树籽榨的油，所以是黄色的。为了增加营养和改善口味，当地人往往给黄米饭添加鸡肉、鱼肉等配料。吴译作：“有锅鱼煮黄米饭。”张译作：“一锅黄米饭， 就着鱼吃。”它们虽然和原文有点出入，但并没有余光中先生的译文离谱，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令人意外的是，同一页的最后一行又出现了一处明显误译。我们先来看看原文是怎么写的：“I’ll be back when I have the sardines. I will keep yours and mine together on the ice and we can share them in the morning.”（原著，第17页）余先生译为：“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来，明早就可以一同吃。”（第7页）

无论是前文还是后面的叙述，海明威都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些沙丁鱼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当鱼饵的。原文的share也并无一起吃的含义，余先生 曾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长达十五年之久，以他的英文造诣，绝对没有可能看不明白这层意思，他何以会这样译，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半句吴译作： “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第10页）张译为：“我们早上可以一人一半。”（第8页）他们就都没有误将鱼饵当作口粮。

在余先生翻译的这本《老人与海》中，此类错误并不少见。比如第18页有这么一句话：“他划过渔人所谓巨流的洋面，看到水里‘湾草’磷磷闪光；该 处海床陡降七百英寻，湾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涡，所以各种鱼类都在此汇集。”就算撇开“洋面”这种奇怪的表达方式（汉语常用的说法是“海面”）和 “湾草”这个奇怪的词语，读者也很难理解分号前后的文字到底有什么联系，对用字极其在意的海明威为什么要写这个奇怪的句子呢？还是先来看看原文吧：

He saw 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Gulf weed in the water as he rowed over 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 fishman called the great well because there was a sudden deep of seven hundred fathoms where all sorts of fish congregated because of the swirl the current made against the steep walls of the floor of the ocean. （原著，第28页）

为了便于讨论，我先把这个句子译成中文：“他看见磷光闪闪，那是水中的马尾藻，此时他划到的这片海面，被渔夫称为‘大井’，因为这里突然变得很 深，有七百英寻，各种各样的鱼儿因为水流冲击海底陡峭的岩壁形成的漩涡而聚集在这里。”

余先生将“大井”误作“巨流”，后面那些解释这个名称的文字当然显得很突兀，于是这个由双重原因状语从句构成的复合句不再层次分明、环环相扣， 而是变成两个前后看不出有任何联系的分句。相较之下，将Gulf weed错误地（抑或应该称为“创造性地”？）译成“湾草”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余先生的译本还有不少类似的错误，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论述了。如果仅有这些疏忽或者误读引起的错误，或许也可以称得上瑕不掩瑜，因为译著要做到完 全没有差错是很难的。毕竟译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比如说接一通电话，或者被太太喊到楼下喝茶，都有可能影响对正在翻译的字句的理解。但 这个译本的问题在于，它对原著文体的再现几乎完全是失败的，吴劳和张爱玲的译本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的这类错误相对少一些。这恰恰是翻译经典文学作品的难处 所在：并不是说把原文的每个单词都看懂了，就能准确地将其翻译出来。

就以刚才提到那个句子为例，吴劳的译文是：

他划到海里的某一片水域，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大井”，因为那儿水深突 然达到七百英寻，海流冲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 上，激起了旋涡，种种鱼儿都聚集在那儿。（吴译，第21页）

张爱玲的译文是：

他看见墨西哥湾的海草在水中发出磷光，那时候他正划到海上，渔夫们称为“大井”的地方，因为那里突然深至七百寻，各种鱼类都聚集在那里，因为潮 流冲到海底的峭壁上，激起了漩涡。（张译，第18页）

表面上看，两者的译文似乎都没有明显的错误，虽然译法各有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它们能够被称为好的翻译吗？答案是不能。

文学大师和寻常作家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无不是仔细推敲的结果，译者往往必须经过殚精竭虑的思考才能彻底理解他或她的写作意 图。老人出海时天尚未亮，所以他不可能看到Gulf weed（马尾藻），只能看到phosphorescence（磷光）。身为当地久经风浪的渔夫，老人看到磷光，当然知道是马尾藻发出来的，而马尾藻的出 现，则意味着他把船划到了“大井”这片海域。老人知道“大井”有许多鱼，但他却决意到远海去抓大鱼，这强化了全书的悲剧色彩。简单来 说，phosphorescence、 Gulf weed、 great well（大井）和all sorts of fish（各种各样的鱼儿）这四个关键词的次序是不容更改的，否则就会与书中构建的现实相悖。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是吴劳还是张爱玲的译文，都是失实的， 哪怕原文的每个单词他们都没有误解。就好比给人画像，把鼻子画到了眼睛上面，虽然鼻子和眼睛都画对了，但这不能称为好的肖像。

但文学翻译的艰苦之处在于，哪怕译者完全明白作者的意图，也总有些难关是跨不过去的。还是以刚才这个句子为例，是不是把上述四个关键词的次序都 处理对了，就可以称得上完美的译文呢？显然不可以。

也许细心的读者早已发现，这个句子很长，明显不符海明威标志性的“电报体”风格。事实上，《老人与海》原著每个句子的平均长度为约十四点七个单 词，而它长达六十个单词，足足是平均长度的四倍。原书中典型的句子是这样的：“The old man went out the door and the boy came after him.”（原著，第26页）这个长句所处那一段开头两个句子则更短：“Sometimes someone would speak in a boat. But most of the boats were silent except for the dip of the oars.”（原著，第28页）这种写作技巧在文体学上被称为“局部变异”（internal deviation），它的功能是通过文体的突变来强化作品中的某种氛围或者人物的情绪。比如说在这里，海明威虽然没有描写老人的心情，但这个复杂的、信 息密集的句子如同一阵急促的战鼓，成功地传达出大战在即的紧张氛围，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由于语言结构的本体差异，现代汉语缺乏相同的表达形 式，译者很难找到恰当的长句来传达这种文体上的微妙之处，所以读者可以看到，无论是余光中、吴劳还是张爱玲，都不得不用若干断开的短句来转换原文这个没有 标点的长句，虽然他们是久负盛名的诗人、翻译家和作家，虽然他们的汉语写作能力毫无疑问应该处于中上水平。

但话又说回来，正是由于 文学翻译中有这种不可翻译的层面，译者才应该更加用心地去解读原文，力求把那些可翻译的含义完整地传达出来。遗憾的是，余光 中先生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可以从一个简单然而并非不重要的例子看出来。

在小说的开头，海明威这样形容老人的船帆：“… it looked like the flag of permanent defeat.”（原著，第9页）紧接着，他又如此描绘老人的双眼：“… 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l and undefeated.”（原著，第10页）这两个句子虽然很简单，但它们用一对反义词（defeat和undefeated）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老人尽 管一贫如洗，关于他的外表的一切（由船帆象征），无不表明他是个失败者，但他的精神（由眼睛象征）却是永不言败、不可战胜的。实际上，海明威能够获得 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人与海》；而《老人与海》能够得到斯德哥尔摩那些评委的青睐，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它一扫二战后欧美文坛衰 糜颓唐的悲观主义风气，用雄壮阳刚的音调发出乐观主义的呼声：“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原著，第103页，意思是“但好汉不是为失败而生的。好汉可以被毁灭，但不会被打败。”）正如瑞典学院的安德斯·奥斯特灵在当年颁 奖典礼的演讲中所说：“这个故事是一曲颂歌，它提倡哪怕结果一无所得也永不屈服的奋斗精神，赞扬失败之中的道德凯旋。”上述两个反义词体现的二元对立在书 中无处不在，它是海明威在构建这种乐观主义倾向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最明显的是老人在海上捕鱼时似乎化为两个分身，他自言自语说出的话和心里默默的思 考完全是相反的。但余光中先生对这两个句子的翻译分别是这样的：

就像是一面长败之旗。（第1页）

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颜色，活泼而坚定。（第1页）

 读者可以看到，原文那种强烈的对比被余先生消解得无影无踪。吴劳将后面一句译成：“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吴译，第 4页）也再现不了 原文的深意。张爱玲对这句话的翻译倒是差强人意：“眼睛和海一个颜色，很愉快，没有战败过。”（张译，第2页）不过用“没有战败过”来形容眼睛，多少显得 有点怪异。

在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中，读者随处可以看到一种初学翻译的新手容易犯的毛病：时刻不忘将不定冠词翻译出来。比如小说的第一句，原文如下：

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原著，第9页）

以中文写作在海内外文学爱好者中享有教母般声望的张爱玲居然译为：“他是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墨西哥湾大海流打鱼，而他已经有 八十四天没有捕 到一条鱼了。”（张译，第1页）

海明威向来惜字如金，对赘词深恶痛绝，假如他是中国人，很难想象他会这样写小说。张爱玲译文中的“一个”、“一个”、“一只”和“一条”完 全可以删掉，其 实译成这样就可以了：“他是个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湾流中捕鱼，八十四天来，他没打到鱼。”至于余光中先生的译文，则全然看不出译者的诗人风采，读者甚 至会看到“阳光晴好”（第3页）这样叠床架屋、不知所云的词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文中，海明威以代词指称大鱼时，总是用拟人化的人称代词he（他）及其变体（包括him和his）。海明威这么写的 意图很明显，因 为书中老人屡次将大鱼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兄弟”。但是余光中、吴劳和张爱玲不约而同地将这个人称代词译成了“它”。这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实在是煞费思 量。

总而言之，无论是最新出的译林版，市面上最畅销的译文版，还是绝版多年的今日世界版，都不是《老人与海》的理想译本。由于海 明威在其爱达荷州寓所饮 弹自尽的事情发生在1961年，按照伯尔尼国际版权公约，从2011年开始，国内的出版社可以不经海明威外国版权基金会的授权而名正言顺地翻译出版这位二 十世纪文学大师的作品，我相信《老人与海》陆续还将有不同的新译本问世。多一种译本终归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读者多一个选择。普通读者唯一的希望也许是， 新译者能够认真参考原有的译本，尽可能避免前人犯过的差错；又或者新译者不屑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那么至少责任编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就拿余光中先生的译本 来说，编辑要是在审稿的时候比照其他译本，诸如“平台上”、“糙米拌鱼”、“巨流”之类低级的错误肯定是可以避免的。倘使这个小小的希望能够成真，则庶几 是那些将来看到新译本的读者之幸。■

延伸阅读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Ernest Hemingway著，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5年版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著，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版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著，张爱玲译，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1月版

美国9月出版的新书很多，比如尼古拉斯·斯帕克斯的《安全避风港》（Safe Haven，9月14日——出版日期，下同）。作为美国当代最炙 手可热的爱情小说天王，斯帕克斯的《亲爱的约翰》（Dear John）、《最后的歌》（The Last Song）等作品曾让许多读者洒下伤感的热 泪。他的新作同样感人：凯蒂带着伤心的往事到异乡开始新生活，两个男人闯进了她的生活。她逐渐对带着两个孩子鳏居的亚历克斯产生了感情，却忘不了从前的点 点滴滴。单身的乔越挫越勇，锲而不舍地追求凯蒂，凯蒂渐渐知道，她必须在安全却单调的日子和危险但有可能丰富的生活之间作出选择；她还终于明白，在人生最 低潮的时分，爱是唯一的安全避风港。

喜欢爱情小说的美国读者，在今年11月还将能看到诺拉·罗伯兹的《以后永远幸福》（Happy Ever After，11月2日）。该国读者 对爱情小说的热衷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罗伯兹的新书离出版尚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迫不及待的拥趸已经将它的销量推到亚马逊网站图书畅销榜第23名的高位。本 报8月22日介绍过的《大国的衰亡》（Fall of Giants，9月28日）也已挤进了该排行榜前列。

而雄踞该网站畅销榜前两位的分别是斯蒂芬·霍金的《伟大的设计》（The Grand Design，9月7日）和乔纳森·弗兰岑的《自 由》（Freedom，8月31日）。前者是霍金在《时间简史》之后的又一科普作品；作者在书中最重要的观点恐怕是，宇宙的起源真的和上帝无关。后者是美 国出版界近年罕见的人造卫星，作者弗兰岑诚然得过九年前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但这部得到媒体大肆吹捧的“杰作”其实跟《安全避风港》一样，也是个一女两男的 三角恋故事，所不同的是，它被赋予了严肃文学的光环。斯帕克斯能够收获许多版税和读者的感动，但他平白易读的行文不会赢得崇高的文学声望，没有哪个书评人 会承认他高超的叙事技巧。弗兰岑能够收获许多版税和评论界的赞美，但他装腔作势的文风不会赢得大众的由衷喜爱，已经有普通读者看完之后将其贬成垃圾读物。

英国近期的头号畅销书则是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自传《旅程》（A Journey，9月1日）。伊拉克战争让布莱尔成为二战后最不受欢迎的首 相，原定9月4日举行的签售会因大量伦敦居民抗议而被迫取消。抗议者认为《旅程》中谎话连篇，建议书店最好将其归入虚构类作品。电影《女王》的编剧彼得· 摩根更是在9月9日站出来指责布莱尔的新书抄袭了他的台词。不过现在最烦的估计不是布莱尔，而是兰登集团的老板，他该为如何收回四百六十万英镑的预付版税 发愁了。

霍金是英国最具知名度的理论物理学家，他的新作当然会受到同胞的热捧，《伟大的设计》目前也跻身顶级的畅销书之列。受到英国读者欢迎的新书还有 《死亡本能》（The Death Instinct，9月16日），作者贾德·鲁本菲尔德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宪法学专家，2007年，他的处女作《谋杀 的解析》在英国狂销八十一万九千四百二十六册，是仅次于《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的第二畅销书。《死亡本能》是其处女作的续集，主角依然是利托莫尔和扬 格。

其实英国读者并不总是买美国图书的账，尤其是对所谓的严肃文学而言。弗兰岑的《自由》在英国的销售就没有在美国那么火爆，甚至还比不上苏菲·金 赛拉的谐趣时尚小说《小小购物狂》（Mini Shopaholic，9月2日）。

法国目前最畅销的书是米歇尔·维勒贝克的新作《地图与领土》（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9月3日）。在《一座岛的 可能性》出版五年之后，维勒贝克携带这部新作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讲述了三个男性主角（马丁、奥尔加、杰西林）的故事。维勒贝克回归了其先前作品《斗争 领域的延伸》和《基本粒子》的路子，在这本备受欢迎的新作中探讨了艺术、爱情、父子关系、死亡等主题。

法国人的阅读趣味似乎比较守旧和排外，该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上罕有外国作品的踪迹。横扫各国书市的瑞典小说千禧年三部曲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要排到三 十名开外。法文译本保留了瑞典文的书名，直译为《讨厌女人的男 人》（Les hommes qui n’aimaient pas les femmes，9月1日），而非像英文和中文那样改成《龙文身的女 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是亚马逊法国站的第 九畅销书。

相比之下，德国人就开放多了。连诺拉·罗伯兹的《珍惜此刻》（Savor the Moment）的德文译本也能排在亚马逊德国站图书畅销榜的 第五名，只不过书名被改成《神奇的秋天》（Herbstmagie，9月13日）。当然，最畅销的图书是关于德国本土题材的《自寻死路的德国：我们如何陷 祖国于绝 境》（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9月8 日）。该书作者泰罗·萨哈臣（Thilo Sarrazin）是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理事，他认为过低的出生率、汹涌而来的移民潮和逐渐壮大的下层阶级使得德 国的前途不太光明；德国人不但会变得更衰老、更弱小，而且还会变得更愚蠢、更依赖政府的救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由于此书有关移民和犹太人的言论被认为失 当，萨哈臣已经在本月10日提出辞职，他在联邦银行的生涯将会持续到9月30日为止。这本书给作者带来的版税，也许能够弥补作者的薪酬损失。

德国本月第二畅销书是《3096天》（3096 Tage，9月8日）。读者也许还会记得2006年轰动全球的新闻：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 什在被绑架八年多之后，终于觅机逃出生天，结束了非人的地牢生活。现年二十二岁的卡姆普什早已走出被绑架的阴影，现在是奥地利某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在 《3096天》中，她回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企鹅出版社同步推出此书的英译本（3096 Days，9月2日），在英国的销量也非常可观。

西班牙的情况和上面几个国家又不尽相同。该国最近流行心灵小说，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旧作《瓦尔姬丽》（Valquirias，9月1日）老 树逢春，焕发出新的活力。这部新时代思潮小说的杰作讲述了两个主角（克里斯和保罗）在莫哈韦沙漠修行的心得。瓦尔姬丽是北欧神话中的人物，是奥丁女神的婢 女，专门负责引领战死的英雄前往英灵殿。近期在上海公演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就涉及瓦尔姬丽的故事。在科埃略的隐喻中，瓦尔姬丽是人们拥有的意志和选 择，她决定着人的命运。其实这本书的结论无甚新意，不过是重弹新时代思潮的老调：“我们要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凭借强大的爱和意志，我们能够改变 我们和其他许多人的命运。”

意大利近日最畅销的新书是美国作家苏菲·金赛拉的《小小购物狂》（I Love Mini Shopping，8月24日），其他畅销的基本上 都是旧书，比如侦探小说《嘴巴里的水》（Acqua in bocca）和《国王的游戏》（Il re dei giochi）都是6月出版的，青年作家 西尔维亚·阿瓦隆的社会小说《盗窃》（Acciaio）更是早在今年1月就已面世。

欧美各国9月的畅销书单有相同的地方，这说明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比较频繁和及时。也有独特之处，这也许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和各国经济日益一体 化不同，文化仍然处在多样化的阶段。

在文学史上，乌托邦小说源远流长，虽然utopia这个单词要到1516年才由托马斯·莫尔爵士杜撰出来，但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却早在古希腊 时代的作品中就露出了端倪。柏拉图、犹希迈罗斯（Euhemerus）、普鲁塔克（Plutarck）等人的相关描述启发了从莫尔、培根、哈林顿到威廉· 莫里斯到赫尔伯特·乔治·威尔斯等众多乌托邦小说作者。大体而言，乌托邦小说——无论是《新大西岛》还是《乌有乡消息》——的主要功能在于讽刺地批判不尽 如人意的社会现实，而非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乌托邦小说不知何故日趋稀少，而敌托邦（dystopia）小说或者反乌托邦（anti-utopia）小说则逐渐增多，最 著名的当然是杰克·伦敦的《铁鞋跟》（Iron Heel）、阿尔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雷 伊·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热衷于写乌托邦或敌托邦小说的，大多为男性作家，女性作家似乎比较稀少，就我个人浅狭的见识所知，英文世界只有写过 《阿特拉斯抖肩膀》（Atlas Shrugged）的安·兰德，写过《使女的传说》（The Handmaid’s Tale）、《末世男 女》（Oryx and Crake）和《洪灾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少数几个。而在东亚文学界就 更少了，似乎只有写过《斎藤家の核弾頭》和《仮想儀礼》的筱田节子，本文要评论的是前者，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已推出陆求实先生的译本，也就是《斋藤家的核 弹头》。

乌托邦小说和敌托邦小说一个常见的手法是将叙事的时间背景设定在未来，《斋藤家的核弹头》也不例外。筱田节子的这部小说描写的就是发生在 2075年的事情。

在筱田节子的构想中，2075年的日本实行“国民综合分类制度”（第5页），根据社会的和基因的标准将国民划分为许多高低不同的等级。至于这些 等级的待遇都有哪些差异，作者语焉不详，只重点指出，“B级市民最多可生育四胎，C级市民是三胎，D级市民是两胎，D级以下的市民则是一胎都不允许生育， 而且被强制绝育。”（第10页）

主角斋藤总一郎原在日本最高法院担任法官，是特A级市民。但尽管贵为特A级市民，总一郎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似乎并不比其他市民好多少：全家有 十口人，居住的却是只有三十坪（大约一百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后来由于技术的发展，电脑彻底取代了法官，总一郎变成了失业的无用之人。丢失工作后的总一郎 可谓祸不单行，日本政府盯上他的小房子，想要将其改建为“一幢一百八十层的高楼，起码可以住一千人”（第１４页）。渴望宽敞居住空间的太太美和子想要迁居 到政府为他们安排的新家——围填东京湾而造起来的海港城，但总一郎却认为那块地是他的先辈历尽千辛万苦而传承下来的，不能毁在他手里。

随后斋藤总一郎和建设省斗智斗勇，展开了一场拆迁和反拆迁的斗争。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筱田节子虽然刻意要写一部敌托邦小说，但在她构造的敌托邦 世界中，建设省居然并不使用暴力拆迁的手段来对付业已下岗、徒有特A级市民身份的总一郎，而是不断地上门劝说，晓之以理，诱之以利。总一郎当然也不用往自 己身上浇汽油，以自焚来作绝望的抗争，他只需像祥林嫂般喋喋不休地说“这是文明年间太田道灌赐给先祖斋藤正堂的……假如在我这一代的手里毁了它……我没脸 面对我的祖先”（第14-15页）就足以成功地让拆迁人员知难而退。

2075年的日本建设省官员虽然没有精研中国历史，并不懂得“或是停水、断电；或是放狗、放蛇；或是风高月黑之夜，如鬼子进村一样，强行入户将 酣睡的居民抬出并控制住，瞬间就将人房屋夷为平地；或是光天化日之下，‘大侠’突现，冲进‘钉子户’的家中，抡起大锤、铁锹，一通乱砸，威逼其乖乖就范” （这是百度百科对“暴力拆迁”词条的介绍），但到最后，他们还是巧妙地设置了圈套，如愿将总一郎全家骗到了海港城。

日本政府为总一郎安排的新家并非那种交通不便、环境糟糕的老公房或者筒子楼，而是“带有花园的独栋小楼”（第38页），住进这座小楼的美和子 “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令人头晕目眩的幸福感”。总一郎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事已至此，也只好认命，和全家人慢慢习惯海港城的新生活——尽管在此期间他的父 亲润一郎因病身故，大女儿阿步去了德岛县山村念书，二儿子阿健则由于超常的音乐潜能被选拔到筑波的“日本超优秀儿童能力开发中心”（第48页）。

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建设省官员宣布，海港城下方发现了钒，当地全部居民必须迁往千叶县，以便开采这种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贵重金属。以特A 级市民身份自豪的总一郎起初是支持政府的，但后来发现千叶县的迁居地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适合生活，尤其不适合儿童的成长，于是他慢慢转变了态度。 建设省的步步紧逼使得总一郎无路可退，挺身率领不肯搬走的海港城居民再次展开了拆迁和反拆迁的斗争。

一次又一次的谈判宣告破裂，一次又一次的抗议遭遇失败，总一郎忍无可忍，充分利用特A级市民的高智商，在其他几个人的帮助之下，制造了一枚核弹 头。日本政府假意和他们进行最后的谈判，却派来直升飞机投下病毒，要将负隅顽抗的最后四十余名钉子户统统毒死。总一郎全家碰巧逃过死劫，愤怒而绝望的他准 备和政府决一死战，将核弹头发射到东京市中心。然而总一郎的女儿小夜子悄悄做了手脚，发射出去的核弹头居然变成烟花，射出“祝东京海港城建成！”的金色文 字（第291页）。小说以日本政府拆迁成功、总一郎全家被放逐告终。

《斋藤家的核弹头》谈不上是多么优秀的小说。筱田节子是个高产的作 家，从1991年的《绢的变容》到2009年的《薄暮》，她总共出版了三十八 部小说。作为作者的第十五部作品，《斋藤家的核弹头》体现了一名合格作家应该拥有的写作技巧。筱田女士在讲述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的过程中，合情合理地展示 了斋藤总一郎从忠诚地拥护政府体制和决定到不惜向政府宣战的心理转变，游刃有余地兼顾到总一郎的妻子美和子、母亲孝子、情人高村丽莎，以及有贺大介、三等 陆曹等人的角色塑造。然而小夜子这个怪异角色的出现却是叙事的缺陷：她原先是个体重足以压塌楼板的巨婴，然后在几个月内迅速长大，打退了试图前来暴力拆迁 的政府官员，最后又迅速地衰老，在阻止其父亲总一郎发射核弹头之后奄奄一息地倒在美和子的怀里。筱田节子虽然用大量的文字来解释小夜子异乎寻常的成长过程 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依靠一个和小说中其他所有角色相异的人物来推动叙事的进展，就好比写推理小说的作者用密道或者超自然能力来自圆其说，不得不说是一种 遗憾。

《斋藤家的核弹头》也算不上是多么优秀的敌托邦小说，书中对2075年日本政治体制的构想，基本上还是重弹极权主义的老调。所谓“国家主义种姓 制度”（第5页），是杰克·伦敦在《铁鞋跟》就设想过的。筱田节子担忧技术被居心不良的政府用于控制人民，这个主题在许多先前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至于环 境污染问题，则是近三十年敌托邦小说的必备要素。筱田节子甚至以为到了2075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日本仍会有市场。如果这只是作为叙事的前提，无可 厚非；但假如作者真的这么认为，那难免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斋藤家的核弹头》。实际上，它是一本轻松有趣的读物，和国内那些热衷于讲述贪官与小三如何勾搭成奸、青年女子如何 在职场尔虞我诈的原创小说相比，它更有本钱得到读者的青睐。而且它也有它的优点：筱田节子所构想的敌托邦社会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值得读者去了解和作进一步 的思考。

首先是小说中的拆迁问题。拆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口和资源失衡的问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活的加拿大地广人稀，所以她笔下不太可能（实际上也没 有）出现政府需要将一座两层高的小楼改造成一百八十层的大厦这种情节。日本人口超过一亿两千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三百三十七人，东京的人口密度更是高 达五千多人每平方公里。如何在众多人口中配置有限的资源，向来是高人口密度国家的核心任务。假如人们持续涌入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那么拆迁所有低层建筑， 修建大量摩天大楼也许是未来唯一的选择。

从《斋藤家的核弹头》来看，筱田节子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显然是悲观的，所以她不惜让总一郎动用核武器。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挨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对 许多大和民族的子民来说，广岛和长崎的惨状代表着世界末日的图景。斋藤总一郎在书中有一段慷慨陈词，大约也是作者和其他许多日本人的心声：“按照国际条约 日本是被禁止拥有核武器的……对于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禁止其拥有，这只是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既得权利而做出的规定，是极其不公平的。” （第259页）而总一郎最终没有成功引爆核弹头，也许正好反映了作者对核战争的深恶痛绝。

其实在我看来，《斋藤家的核弹头》最有意思的地方，莫过于筱田节子构想的敌托邦社会根本就不像敌托邦。人的想象力是受经验和周围环境制约的。对 筱田节子和普通日本读者来说，斋藤总一郎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能自由地选择居住地可能已经是一种足够可悲的惨况，仅仅四十余人遭政府毒死就足以唤起人们 对极权的恐惧和拒斥。但是对那些生活在人民不得不以自焚来对抗拆迁方的铲车、不得不以荷枪实弹的警察来守护幼儿园的国家的读者来说，《斋藤家的核弹头》中 呈现的世界绝对是一个值得向往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