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月族人
网上能够找到的朱学勤简历中，除了其主要“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外，都会出现一本《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如下例：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1952年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等。在中国思想界论战中，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http://news.qq.com/a/20090828/001937.htm
这本标题一看就让人肃然起敬的著作是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是论述中国与欧洲从古至今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都知道，这属于专门的“中西交通史”领域，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进入门槛极高。朱学勤作为一个专业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如果有能力在这一方面进行独立研究，那是相当了不起的。
但说穿了并不稀奇，朱学勤这部“巨著”，是彻头彻尾的水货，本质上只是另一本书的抄袭和缩写而已。 而这另一本书，就是早它十多年出版的沈福伟教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沈书中包括了中国和印度、波斯及西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朱学勤将这些都删去，挑出专讲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的部分，略加改写，就当成了自己的创作。
以下是朱学勤在《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中大量抄袭剽窃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小部分证据，大家可以慢慢欣赏。
【一】
朱学勤、王丽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据导言，该书整体框架由朱学勤设计，并写作导言和1-9章）：
第四章（“艺文与礼俗”）第一节，题名“绘画”：
公元二至四世纪天山南路的古代西域壁画已见希腊罗马明显风格。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发现的米兰壁画是典型的罗马式绘画，壁画出土于汉代楼兰废址，是四 世纪前鄯善佛寺遗物。壁画中印度色彩极弱，题材虽多为佛教故事，但神像、人物容貌却大都具闪族风度。有一副画在木板上的水粉画描绘一有翼天使，完全是基督教风格。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马车也是罗马式驷马车。在技法上，米兰壁画已经采用透视学上的渲染法，和埃及法雍的罗马绘画同属一个体系。从画师题辞留下的希腊化名字看，画师可能在安替条克或亚历山大里亚受过专门训练。
比米兰壁画稍晚的拜城、库车壁画，希腊风格更为明显。画师题名有Mitradatta者，是个典型的希腊名字。从壁画中人物发式及画师题名判断，这些作品是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期拜占庭人遗迹，杜环《经行记》中追述拂菻人或“有俘在诸国，死守不改乡风”，可能就是这些壁画的作者。
吐鲁番附近发现的西域壁画，属七至八世纪。这些壁画二十世纪初被剥取运往柏林民族博物馆，损失惨重。不过由保存下来的部分判断，此时罗马画风活力尚存，而且与印度、中国画风糅合，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型画风。
至唐代，敦煌壁画都已趋尚唐式，尚存留一些罗马余风，面容深沉的迦叶像就是罗马式雕像和中国画风结合的范本。 （P49-50）
上文中，大段大段均抄自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仅加以摘录缩写。请看下文的对比：
天山南路发现的古代西域画……多属希腊罗马风格。（P101）在塔里木盆地南路举世闻名的米兰壁画是典型的罗马式绘画的重大发现。位于婼羌以东米兰河东岸的米兰废址是汉代楼兰国都扦泥城故址。壁画出土在罗布泊以南米兰废址中两座圆形小砖塔的内壁，都是四世纪前汉晋时代鄯善佛寺的遗物。……米兰壁画中 印度色彩极弱，题材虽多是佛教故事，但画家笔下的神像和人物容貌却大都富有闪族风度，而且更有纯粹是罗马式的。画在木板上的水粉画有一副是描绘一个有翼的 天使，完全是基督教艺术。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马车是罗马式驷马车。……在技法上已经采用透视学上的渲染法，和埃及法雍的罗马绘画同属一个体系。（P102）
米兰壁画的画师在壁画中留下了佉卢文题辞墨书三行：“蒂特作画……”蒂特是印度化的希腊名字……而从画风和表现的人物来看，画师受到罗马叙利亚派或埃及希腊的熏陶，可能在安提阿克或亚历山大里亚受过专门训练。
比米兰稍晚的犍式壁画以库车和拜城最多。其中的画师洞中有一幅画师临壁绘图的自画像……题名米特拉旦达（Mitradatta），是个纯粹希腊名 字。希腊式名字和拜占廷的服式显示出画师是拜占廷人。从发式上看……可以推知是五六世纪时的拜占廷人。这些拜占廷人或者是在和萨珊波斯的战争中流落中亚细 亚的。（P103）杜环《经行记》中追述拂菻（拜占廷）人“或有俘在诸国，死守不改乡风”。画师洞的画师可能是其中之一。
吐鲁番附近发现的西域壁画，时间属于七至十世纪。从这些壁画中可以知道，罗马画风的影响直到八世纪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这些壁画……在二十世纪初 从吐鲁番附近剥取，被运往柏林民族博物馆。在剥取过程中……损失惨重。……而且唐式的画风也开始渗入到当地流行的罗马、印度和波斯式画风中，开始出现一种 既有罗马式的优美、印度式的柔和、中国式绚丽的新画风。（P104）……同一时期，在河西走廊，中国和印度、希腊式绘画糅合在一起的新画风也有发展……直到 唐代，敦煌壁画虽已趋尚唐式，人物面容注重写实，而罗马画风仍有余波可觅。面容深沉的迦叶像就是罗马式雕像和中国画风结合的范本。（P105）
【二】
接着往下看：
朱学勤《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第四章第二节“雕塑”：
希腊、罗马雕塑传入新疆，比绘画早一、二个世纪。斯坦因在于阗附近，曾发现公元初几个世纪中的罗马式凹刻印章，其中有艺术神雅典娜、大神宙斯、爱神埃洛斯和大力神海克力士像，以及在尼雅出土的仿罗马指环式印章。1892年欧洲人汉斯组织的高原考察团在约特竿发现的曼多塞头像，也是同类希腊雕刻的仿 制品。在帕格曼和塔克西拉还发现有一世纪前后带有明显亚历山大里亚徽记的赫波克拉特青铜像。
……当时，印度贵霜朝下的犍陀罗开始对希腊罗马工艺品加以仿制，罗马式艺术风格与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出现了从二世纪到五世纪中叶的犍陀罗艺术 的辉煌时代。五世纪中叶后，恹哒人入侵，佛教建筑与艺术蒙受重大损失，希腊罗马式造型手法逐渐被中印度的传统艺术代替。（P51）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希腊罗马式雕刻传入新疆，从出土物看，要比绘画早一、二个世纪。斯坦因在于阗附近的约特干、拉瓦克以及尼雅等遗址中，曾发现公元初几个世纪中的罗马式凹刻印章，其中有艺术神雅典娜、大神宙斯、爱神埃洛斯和大力神海克力士像，和在尼雅出土的仿罗马指环式印章。杜特莱·特·汉斯组织的高原考察团在约特 竿发现的曼多塞头像，也是这类希腊雕刻的仿制品。（P108）
……其中年代最早的是一世纪前后带有明显的亚历山大里亚徽记的赫波克拉特青铜像，在塔克西拉和帕格曼都有发现。（P107）
……稍后，在一世纪末到二世纪时，贵霜朝统治下的犍陀罗开始对希腊罗马工艺品加以仿制。……和这种仿制的同时，罗马式美术工艺技法开始和印度的佛 教相结合，用于宣扬佛教，因而在西北印度掀开了从二世纪一直绵延到五世纪中叶的犍陀罗艺术的辉煌时代。五世纪中叶后，塔克西拉古城毁于恹哒人的入侵。佛教建筑与艺术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逐渐被中印度的传统艺术所替代。（P107-108）
【三】
《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第四章第三节“唐代泼寒胡戏”，本节很短，全文如下：
唐代坊间流行过泼寒胡戏。此游戏原出拜占廷，经龟兹、并州，流行长安、洛阳，680年已经出现在长安街头。武后末年冬11月，12月都举办过这种 鼓舞驱寒的群众性游戏，舞者裸体跣足，挥手投泥，互相嬉戏。703年12月，中宗率百官到醴泉坊观看，713年为玄宗所禁。（P52）
这段话仍是完整抄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长安居民又乐于参加泼寒胡戏。……此戏原出拜占庭，经康国传入龟兹、并州，流行长安、洛阳。六八零年已出现在长安街头。武后末年冬季十一月、十二 月都举办过这种鼓舞驱寒的戏乐，舞者裸体跣足，挥手投泥，互相嬉戏。七零三年十二月，中宗率百官到醴泉坊观看，七一三年玄宗始加禁止。（P162）
朱学勤的主要贡献，大概只是把汉语数字转写成阿拉伯数字。
【四】
看了以上的例子，读者大概不会意外，第四节“元代宫廷礼器”也是完整抄自沈福伟书，先看朱的原文：
1229年窝阔台选定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作为首都，大兴土木，使和林成为一座容纳儒、释、耶三种文化的国际都市。和林有匈牙利人、俄罗斯 人、法兰克人、英吉利人。翻译巴西尔是个出生在匈牙利精通数国语言的英国人。法国的歌手罗伯特曾漂流东方，到过中国。巴黎妇女帕格特（Paguette de Metz）在和林充当蒙古妃子的侍女。巴黎的金银匠威廉?布歇（Guilliaume Boucher）在宫中制作一尊银树，根部有四座银狮，口中可以分别吐出四种酒，树顶有手执喇叭的天使，可自动吹奏喇叭，添加新酒。
……俄罗斯境内至今还有钦察汗国统治时的许多文化遗迹。俄语中的靴（俄文）、长衫（俄文）、束腰带（俄文）、圆帽（俄文）等都来自蒙古语与契丹 语。传入俄罗斯的还有日用器皿和武器，为当地居民所习用。莫斯科至今还保存了一条叫契丹街的街道。莫斯科以东的尼基尼?诺夫哥罗德是当时西欧与远东的贸易 枢纽，至今还有一个“契丹区”。中国丝锦成为王公贵族的爱物。萨拉托夫附近的乌维克村出土过中式对襟衫。俄语中金锦称为altabas, 波兰语称altembas，法语称altobas，由东而西的传播过程非常明显。（P52-53）
第一段抄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五章第二节第一小节“蒙古西征和中西文化的交汇”：
一二二九年窝阔台继立以后，选定哈剌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作为首都，大兴土木，修葺一新，和林成为一座热闹非凡的国际都市，和林城中，不但 有畏兀儿人、回回人、波斯人，而且有匈牙利人、弗来曼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和林充当翻译的巴西尔是个出生在匈牙利精通数国语言的英国 人。法国的歌手罗伯特曾漂流东方，到过中国，后来返欧死在卡特尔天主堂中。巴黎妇女帕格特（Paguette de Metz）在和林充当蒙古妃嫔的侍女。巴黎的金银匠威廉?布歇（Guilliaume Boucher）更是和林城中的巧匠，他给蒙哥汗制作一尊银树，根部有四座银狮，口中可以分别吐出马湩、蜜酒、米酒和波斯酒。树顶有手执喇叭的天使，树下 的酒有一种一旦枯竭，天使就会自动吹奏喇叭，加入新酒。（P225-226）
第二段抄自同书同章同节第二小节“钦察汗国和中国文化”：
……尼基尼·诺夫哥罗德因而称为当时西欧与远东进行贸易的一个枢纽。诺夫哥罗德至今还有一个区叫“契丹区”，莫斯科也保存了一条名叫“契丹街”的 街道。……罗斯的封建主采用东方式的服装，俄语中的靴（俄文）、长衫（俄文）、束腰带（俄文）、圆帽（俄文）都来自蒙古与契丹。……中国的丝锦在蒙古人统 治时大量运到俄罗斯，成为王公贵族喜爱的衣饰物。萨拉托夫附近乌维克村出土过中式丝制对襟衫。（228）俄语中的金锦称为altabas, 波兰语的altembas，法语的altobas，都从阿拉伯化了的波斯语al-dibadz（锦袍、金织服）借来，由东而西的传播过程非常清 楚。（P229）
按这一段朱学勤抄得颠三倒四，且没有抄上【都从阿拉伯化了的波斯语al-dibadz（锦袍、金织服）借来】一句，导致整句话无法索解。
【五】
（此条来自豆瓣网友vivo）
《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P11
有史家推断，公元前五世纪中国的丝绸已经远行至希腊，成为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在希腊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所穿衣服极为细薄透明。如巴特侬神庙的“命运女神”、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 Karyatid）像等，都身穿透明长袍（ Chiton），系丝绸衣料。
《中西文化交流史》P22
丝路西端的希腊，由于在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这些雕 像有巴特侬神庙的“运命女神“（公元前438-前431年)，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Karyatid)像等公元前五世纪雕刻家的杰作，他们都身穿透明的 长袍(Chiton)，衣褶雅丽，质料柔软，都系丝织衣料。
【六】
《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第五小节“茶”：
茶之西传，可能是通过西夏与高昌回鹘。大约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先将饮茶习惯传到了亚洲西部，后传到俄罗斯。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俄语和印度语中的茶cai都是从汉语中直接译过去的。（P53）
《中西文化交流史》：
茶的西传，一个可能的途径是通过西夏与高昌回鹘。大约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将饮茶习惯传到了亚洲西部，传到俄罗斯大致还要晚一些。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俄语和印度语中的cai，都是从汉语直接译过去的。（P229）
【七】
继续：
《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P35
元代对基督教统称也里可温教，既包括早先流行的聂斯托里教派，也兼指后来传入的罗马天主教，还指称欧洲基督教国。也里可温，字源出自阿拉伯语 Rekh abium， 阿拉伯语以此称上帝的 “阿罗”， 唐景教碑中的无元真主阿罗诃，转成蒙古语Erekhawiun， 意为 “奉福音者”， 或“福分人”、“有缘人”。
《中西文化交流史》P248:
元代对基督教统称也里可温敦，既包括早先流行的聂斯脱里教派，也兼指后来传入的罗马圣方济各教派……波斯史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指出，蒙古 人称基督教徒 Arcoun，亚美尼亚史家写作Ark’haioun ，这个字源出阿拉伯语 Rekhabiun，转成蒙古语 Erekhawiun ， Erekhawün，意思是”奉福音者”或”福分人”，”有缘人”。这”也里可温”实起起源于阿拉伯语中称上帝的”阿罗”(阿拉)，唐景教碑中的无元真主阿罗诃①。
元代的也里可温，包含两种意义，一指基督教名，一指基督教国……
① 陈垣:《元也里可温考))(东方文库本)， 6 页，又《陈垣学术论文集》(一)， 6页。
【按：此处沈福伟有一个注释，表明以上内容来自陈垣，朱学勤半个注释也没有，既没有指出这是陈垣的学说，也没有指出来自这里的内容实际来自沈福伟书】
【八】
《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P33：
公元三世纪末罗马作家安诺比斯的《斥异端》(Adversus Gentes II ，12)书中，已列举耶稣福音已经传至中国、印度。景教，即聂斯托里派，其创始人为叙利亚人聂斯托里，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别倡耶稣兼有 人神二性之新说，与主张耶稣一性的埃及亚力山大里亚大主教辩论，被免神职，435年又被宣称为异端，驱逐出境。此后聂斯托里与其信徒流亡波斯，建立总教 会，向中亚、西亚传教。公元五至六世纪之际，景教已在洛阳传教。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记当时洛阳宗教之盛，“异国沙门，咸来辐辏” “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这里的大秦，不一定是拜占庭，而是以叙利亚僧侣为主的景教徒。
《中西文化交流史》P165：
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在三、四世纪。三世纪末罗马作家安诺比斯的《斥异端》(Adversus Gentes II ，12)列举耶稣福音已传至中国、印度，新疆米兰挂有基督教壁画的寺院大约是最早的教堂。
五世纪时由于聂斯脱里派深入内地，使基督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在唐代，被称为景教。聂斯脱里派的创立者叙利亚人聂斯脱留斯，在428 431 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别倡耶稣兼有人神二性的新说，和主张耶稣一性论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展开辩论，结果聂斯脱留斯被罢免大主教职务，四三五年被宣 称为异端，驱逐出境。聂斯脱留斯和他的信徒只得流亡波斯，在波斯建立总教会，向西亚和中亚传播教义，翻译希腊科学、哲学著作。
……五、六世纪之际，景教已在洛阳正式传教。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记当时洛阳佛教之盛，”时佛法经象盛于洛阳，异国沙门，戚来辐辏”， 来自外国的僧侣，”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所谓大秦国，不一定来自拜占廷，而是以叙利亚僧侣为骨干的景教徒。
【九】
新料来了：
《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P35：
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传教士孟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 1247—1328年），是罗马教皇委派到中国开辟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从孟高维诺始，中国基督教在聂斯托里派之外，和罗马教廷取得了联系。他在北京建造了 第一座正宗基督教教堂，前后受洗者有3万多人。 1307年，教皇接到孟高维诺信函，得知他传教进展，决定成立汗八里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孟高维诺任期的最后几年中，有意大利圣方济各会鄂多立 可到北京传教。
孟高维诺去世后，元顺帝与亚维农教皇还有遣使互访之盛举。
1338年元顺帝致教皇书：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之皇帝圣旨。咨尔西方日没处，七海之外，法兰克基督教徒之主， 罗马教皇。朕遣法兰克人（当时的泉州主教）安德鲁及随从十五人至尔教皇廷，设法修好，俾今后予得通聘。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日祷时不忘朕名。朕之使者阿兰 人，皆基督之孝子顺孙。朕特绍介于尔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以免飨壁。准此。鼠儿年（至元二年） 六月三日， 书自汗八里城。 ①
①玉尔:《中国道程志》第三册，177一183页。
元代基督教徒共有3万人，地位与人数仅次于佛教，超过伊斯兰教。随着蒙古人与色目人南迁，也里可温教也散播全国各地， 1315年时，全国也里可温掌教司达72所。
这几段系杂抄自《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相关章节，基本是从隔得很远的章节中各摘一两句，不易看出。但语句极为雷同，抄袭痕迹仍极明显：
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 1247—1328年)，是罗马教皇委派到中国开辟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一二九九年，经孟高维诺的努力，排除了聂斯脱里教派的诬陷，取得了元成宗的信 任，在大都建造了正宗基督教的第一座教堂，前后受洗礼的有三万多人，……一三O七年罗马教皇克莱孟五世(1305—1314 年〉在多年不明北京传教情形后，忽然接到孟高维诺的第二函，得知孟高维诺在中国腹里传教颇有进展，在该年春，决定成立汗八里总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 教……孟高维诺在汗八里总主教任期的最后几年中，有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会士鄂多立克到北京传教。（P240-242）
元顺帝并有专书致教皇：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之皇帝圣旨。咨尔西方日没处，七海之外，法兰克基督教徒之主， 罗马教皇。朕遣法兰克人（当时的泉州主教）安德鲁及随从十五人至尔教皇廷，设法修好，俾今后予得通聘。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日祷时不忘朕名。朕之使者阿兰 人，皆基督之孝子顺孙。朕特绍介于尔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以免飨壁。准此。鼠儿年（至元二年） 六月三日， 书自汗八里城。 ①
①玉尔:《中国道程志》III，177一183页。（P243）
最后一段抄自下一节，P249：
元代也里可温信徒人数，总有三、四万。……也里可温的地位和人数仅次于佛道，超过穆斯林。随着蒙古人和色目人由北方迁往南方，也里可温教徒散居全国各地，……一三一五年时全国也里可温掌教司竟多到七十二所。
【外编】
（网友vivo考察发现的剽窃）
【D】
《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P15
罗马时期，埃及亚力山大里亚是其所属的玻璃制造中心。埃及玻璃制品流入中国，从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五至六世纪。与成品流入同时，玻璃制造工艺也为中国南方沿海的玻璃工业所吸收。著名炼丹家葛洪（290-370 年）在《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 中首先提到仿造埃及玻璃碗，“外国作水晶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作之者。”水晶椀即透明玻璃碗。水晶椀制造法，于四世纪以后因销路不畅而失传，至十八世纪乾隆年间再由欧洲传教士传入宫廷。
——vivo按：此部分内容节略抄袭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P98、99附近。
【E】
《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P17-21
第一节 著名传教士、旅行家、游记
……
——vivo按：此节内容2000余字全部删略抄袭自《中西文化交流史》各处，还照抄了一个脚注，又是一个特别恶劣的剽窃例证。因为一共绍介了九个人，也可以算作九处抄袭。
【结语】
以上所举出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子。粗略估计，朱书抄沈书的，就古代部分而言（沈书并未涉及近现代部分），至少占50%以上，如果加上改写得比较巧妙的，可能达到80%。这里列举的个别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
应该说文化史可以有多种写法，如果只是普及，对于学术性和独创性要求并不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参酌多部中西文相关著作，综合前人之见，且完全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一些地方出处不写明也就马马虎虎了。但朱学勤基本就把一本书缩写一下，大量套用他人的原话，再加点边角料，然后冒充自己的学术成果，手法未免太低劣可笑。
当然客观来说，朱学勤根本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没有能力进行独立研究表述也情有可原。但没有金刚钻，您就别揽这瓷器活。想要冒充跨领域的博学家，又没有真才实学，自然不免被人揭开老底。
(XYS2011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