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在深圳卫视“22度观察：转基因食品，是天使还是魔鬼？”辩论节目中，在我提到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更环保，能减少农药使用80％时，反对方熊蕾表示不同意，念了一组据她说是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
    “2008年转基因和天然作物的农药用量，转基因玉米每英亩2.27磅，天然玉米每英亩2.02磅；转基因大豆每亩1.65磅，天然大豆每英亩0.49磅；转基因棉花每英亩2.72磅，天然棉花每亩2.07磅。”
    这与我读过的美国农业部有关转基因作物的报告的结论恰好相反，也不合情理（正如我在节目中说的，如果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反而增加农药使用，农民热衷于种它干什么？）。我怀疑熊蕾是从网上某篇妖魔化转基因作物的造谣文章中看来的，就当成可靠数据引用，正如她在节目中还把蒋高明造的“美国刚刚召回转基因食品”的谣言当成事实讲出来（这一段没有播出）。
    今天偶然看到妖魔化转基因作物的急先锋之一、北京大学“著名的突破型前副教授”刘华杰在3月20日登的一篇博客文章《学习院士的逻辑，现学现用》。针对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关于“转基因水稻因为具有抗虫等特性，所以不仅避免了大量喷施农药对环境的危害，也避免了食物中的大量农药残留，危害人类健康。”的说法，刘华杰质问道：

（引文）

评：最后一句有什么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是这样的：
美国转基因作物和天然作物的农药用量对比（磅/英亩；2008年）：

■转基因玉米施用：2.27；天然玉米施用：2.02。
■转基因大豆施用：1.65；天然大豆施用：0.49。
■转基因棉花施用：2.72；天然棉花施用：2.07。

（引文完）

    刘华杰提供的“我们得到的数据”的用词和数字与熊蕾的一模一样，表明二者有相同的中文信息来源。但刘华杰发表文章时，深圳卫视的节目还未播出，不可能是从熊蕾那里听来的；而节目录制时（3月16日），刘华杰的文章还未发表，熊蕾也不可能是从刘华杰的文章看来的。那么他们分别是从哪里看来的呢？
    简单的一搜索，就出来了，原来他们的“原始资料”都是职业骗子“直言了”在3月3日在其和讯博客登出的文章《与其描述假图景，不如拿出真数据。—-农业部官员编导的新闻是严重误导社会。》，该文在3月4日以《农业部官员描绘的虚假图景与新华社记者的假新闻》为题发表于致力于散布转基因谣言的网站“乌有之乡”。熊蕾和刘华杰很可能是在“乌有之乡”那里看来的。刘华杰的“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从直言了的文章直接复制、粘贴的，他与直言了倒是称得上“我们”。
    在这篇“名文”中，直言了散布了一系列弥天大谎，例如：“美国开始逐年减少转基因食品作物种植面积”、“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报告指明了转基因玉米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已经造成危害损失”等等，都是与事实恰好相反，此前已有人一一分析、驳斥过了。对直言了是如何捏造谎言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我4年前就揭露过（《“直言了”的转基因恐慌与真相》）。直言了在转基因和其他问题上还造了很多谣言，很多人也都揭露过了。对这位已被反复证明为造谣成性的职业骗子，我本来已无批驳的兴趣，除非有“知名人士”或媒体拿他的谣言当回事。既然深圳卫视把这个谣言传出去了，我就做个简单的考证。
    一、这个数据不是美国农业部发布的，而是美国一个反对生物技术、宣扬有机食品的民间组织“有机食品中心”（Organic Food Center）在2009年11月发布的。报告全文见：

http://www.organic-center.org/reportfiles/13Years20091126_FullReport.pdf

    其补充表格见：

http://www.organic-center.org/reportfiles/SupplementalTablesv2.pdf

    二、直言了的数据篡改自该报告的补充表7。对比直言了（以及熊蕾、刘华杰）提供的数据与上述报告、表格，可知直言了做了如下篡改：把原文的“抗除草剂（HT）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篡改成“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把原文的“除草剂施用”改成“农药施用”。
    农业部官员、我以及张启发院士说的是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大量减少了农药（指杀虫剂）的使用，直言了、熊蕾、刘华杰却以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使用的数据来反驳，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所以要有意无意地窜改原数据来混淆视听。
    实际上，即使是这份由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发布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从1996年到2008年，由于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美国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达6400万磅！与直言了反驳的农业部官员的说法“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７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累计减少杀虫剂使用３５．９万吨”相符。就在其报告的补充表7，另有杀虫剂的使用情况的统计，大家可以仔细看看，抗虫害转基因棉花从1996年到2008年每英亩杀虫剂的使用量都是零！而普通棉花的杀虫剂的使用量则从每亩0.38磅增加到0.47磅。从表中看，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杀虫剂使用量也大为减少。
    三、该报告关于“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使用”的结论，也被认为是根据不可靠的数据和不准确的假设得出的错误结论。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针对该报告发表了一篇反驳：

http://www.pgeconomics.co.uk/pdf/OCreportcritiqueNov2009.pdf

    PG Economics在2009年10月发布的报告认为，1996～2007年年间，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分别减少除草剂的使用4.6％、6.0％和15.1％。见：

http://www.pgeconomics.co.uk/pdf/focusonenvimpacts2009.pdf

    其实，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好处倒不在于减少除草剂的使用量，而在于可因此使用低毒广谱除草剂草甘膦，该除草剂公认对人体健康无害。而“天然”作物则往往要用几种较有针对性、毒性较强的除草剂。如果不用除草剂，靠耕耘除草，不仅费时费力，还耗费燃料，引起水土流失，反而破坏环境。
    直言了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长期大造美国的谣言，赌的就是读者不会去找或找到了也看不懂英文文献。一再闹出“给我一个突破”之类的翻译笑话的刘华杰，即使给他英文文献大概也是看不懂的。何况这种人没有羞耻心，即使看懂了也会继续造谣。熊蕾的英文无疑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反对转基因食品的预设立场，也把中文的谣言当成原始的数据，不去核对英文原文，上了职业骗子的当。
    顺便说一下，张启发院士关于“转基因水稻因为具有抗虫等特性，所以不仅避免了大量喷施农药对环境的危害，也避免了食物中的大量农药残留，危害人类健康。”的说法是有权威依据的，那就是2005年4月29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中国水稻生产和农民健康的影响》，该论文指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农药施用量减少80%，节省了相当大的开支，同时还降低了农药对农民健康的不良影响。就刘华杰那点“突破”水平，也好意思拿篡改的数据质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有什么根据”？

2010.3.30.

从讲师到院长 丑闻上演升级版
井冈山大学再成撤稿风波主角

本报记者 来扬 实习生 金丹
中国青年报 2010-03-29

    “我们在发现这些文章都来自井冈山大学后，已决定将该校投递本刊E分卷和C分卷的所有来稿进行标注处理，并将对这些文章中的数据的真实性进行复查。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将有更多的论文被撤回。”

    这是去年12月19日《晶体学报》E分卷“编者的话”一文针对撤销来自井冈山大学的70篇涉嫌造假的文章的说明。时隔3个月，撤稿的“续集”再次上演——又有39篇文章被撤销。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晶体学报》E分卷官方网站推出的今年第4期电子刊物的预览页面上看到，当期刊物的“增编和勘误表”一栏在3月17日发布了一则“撤稿说明”。该“撤稿说明”写道：有39篇先后发表于2004年到2009年的《晶体学报》E分卷上的文章将被撤销。根据Harrison博士等人撰写的“编者的话”中提到的深入复查，因为晶体的数据结构存在问题或存在“替换”原子的现象，另有39篇文章将被撤销。撤销的方式分为“刊物编辑部撤销”和“作者请求撤销”两类，前者有13篇，后者则有26篇。

    3月27日，记者接到读者来信反映此事。来信称，这是晶体学报第二次出现大量论文被撤稿。其中以井冈山大学为名的论文多达20几篇，涉及的作者很多。从网上搜索知道其中有几位是重量级人物，是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人，比如肖宜安（Xiao，Y．－A．）、隋岩（Sui，Y．）、方小牛（Fang，X．－N．）等。

    记者发现，肖宜安先后在《晶体学报》E分卷上发表过5篇文章，其中两篇是第一作者，而恰恰是这两篇发表于2008年第6期的文章此次被撤销，撤销的方式是“作者请求撤销”。而记者以隋岩的英文拼写（Sui，Y．）进行检索，共查到30条发表记录，此次撤销的隋岩为第一作者的7篇文章中，有6篇是“作者请求撤销”，另一篇是“刊物编辑部撤销”。

    记者联系采访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肖宜安，但他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随后，有一位自称是肖宜安的同学的男士给记者回电。他表示不清楚肖的情况，两人只是曾经共用过同一个手机号码。而方舟子告诉记者，他本人目前并没有听说过国内哪个搞生命科学的人研究小分子晶体结构，“他们一般都研究大分子、蛋白质”。

    针对井冈山大学“这次事件和上次造假事件，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回应，方舟子表示：“这是校方想把他们保护起来。”他告诉记者，这次39篇论文被撤的原因和前一次的完全相同。如果仅仅是论文的数据错误，编辑会要求作者对数据作出更正，不会直接撤稿。3月18日《晶体学报》的撤稿说明中使用了“39 additional articles”（另有39篇文章），说明了这次撤稿是据上次论文数据造假后继续调查的结果。而其中“see Harrisonetal．，2010”的批注，则表明是要参照编辑部就井冈山大学70篇文章数据造假事件发出的“编者的话”，“在这份‘编者的话’里已经指出撤稿的原因是数据造假”。

    记者收到的读者来信中写道：“这使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井冈山大学讲师钟华、刘涛因被晶体学报认定学术造假而被开除了。不知道井冈山大学对待重量级人物学术造假会作出如何决定？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对待小人物一开了之，对待重量级人物就保护？”

    3月27日上午，最早发现井冈山大学的70篇造假文章被撤销的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胡盛志在其博客中发表题为“国际刊物ActaCryst．E又撤稿39篇，警钟长鸣！”的日志。他在日志中写道：“这不能不再次令人深思我们的学术不端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问题可能是所谓的‘零容忍’是否能真实到位，而不是敷衍了事和息事宁人。”

    在日志中，胡盛志发出了“是不是还会有撤稿的事件呢”的疑问。因为他发现，“从事非化学和晶体学研究的‘同行’们也居然发表晶体结构报道，这对长期从事晶体学教学和研究的人来说真是匪夷所思，不是吗？请看下面的附件。”

    附件中的文章发表在今年第3期的《晶体学报》E分卷上，第一作者“Xiao－Hua Xie”的简介表明，这位作者来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丑闻背后：“研而优则仕”

本报记者 雷宇

    3月26日，学术打假知名人士方舟子博士得到一名线人反映，称晶体学报官方网站调查又出现了“新情况”。

    对此事件持续关注的方舟子随后登录该网站，发现早在8天以前，晶体学报又撤销了39篇论文，“与之前井冈山大学两名讲师造假的暴露过程一样，这一次也是在检测数据是否出错时发现的”。

    其中，37篇论文的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剩下的两篇虽然第一、第二作者是巴基斯坦人，第三作者却也是中国人——井冈山大学化工学院讲师陈文通。

    当日，方舟子在自己主持的网站“新语丝”中发出惊叹，“井冈山大学这次又唱了主角，39篇论文中，有23篇论文与井冈山大学有关，其中有20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是井冈山大学的教师。”

    方舟子比对了井冈山大学网站上的教学人员名单，与上次犯事的钟华、刘涛只是讲师相比，“这次则不乏重量级人物”：其中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肖宜安教授有两篇论文被撤稿；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隋岩博士的论文被撤稿数达7篇。

    曾经接受记者采访，对两名讲师的堕落表示痛心疾首的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方小牛这次也未能幸免，在被撤的论文中，有3篇他是第二作者，两篇他是第三作者。当时，方小牛对两名讲师的造假作出如是评价：“有种失去理智一样的，练气功练得有点走火入魔一样的。”

    方舟子对照了一份井冈山大学论文奖励汇总表，还发现这些被撤稿的作者大多因此获得奖金。

    “上次事件中是两个小讲师，所以处理得很快，但这次涉及学校相对重要的学术带头人，会不会比较难？”多年来见惯高校打假处理的案例，让方舟子充满疑虑。

    方舟子特别注意到上一次两名年轻讲师造假丑闻曝光后井冈山大学调查组的“定论”：调查组认为，发生这样的学术造假事件，是年轻教师名利思想作怪；校长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则指出，学校对学术造假、篡改数据的行为是十分痛恨的，钟华和刘涛两名教师学术造假只是个人行为。

    在方舟子看来，从逐渐暴露出来的一系列事件来看，如果仅说是“青年人的名利思想作怪”，或者“只是个人行为”，势必掩盖对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反思。

    方舟子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院校大幅扩张，立志向综合类大学发展，盲目地搞研究型大学，认为研究型才是最好的、才有地位；但事实上，国内目前很多学校没有那么多研究人才和科研设备实力来支撑，“一些地方性大学看不清自己的定位，又着急向研究型大学靠拢，也就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导向，浮躁和造假在所难免”。

    据井冈山大学网站介绍，这所3年前才从学院升格来的“大学”，已经成为涵盖了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十大学科门类的综合类高校。学校高度重视科研工作，组建学科团队，强化激励机制。近年来，全校教师共发表论文4227篇，被SCI、EI、ISTP收录268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212部，获省部级科研奖励20余项。

    “在美国，也不是所有的高校都是研究型大学。”方舟子介绍，相反，更大比例的是教学型大学，而且两者之间有明确的界限，教学型大学对于教师的考核评聘主要是对学生培养的成绩。

    多年学术打假中，方舟子接触过不少地方高校的案例。方舟子观察发现，高校“研而优则仕”颇为流行，行政化趋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教师不惜铤而走险，弄虚作假现象层出不穷。

    2007年教师节前夕，江西省教育网专门刊登题为“井冈山学院（井冈山大学前身）生命科学学院先进事迹”的文章，为一所地方院校的科研生态写下注脚。

    文章称：“近年来，院领导号召全体教师：每学年人人必须有科研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有科研项目在手，个个必须教好所任课程，人人争取职称破格晋升。”

    这篇注明稿源为江西省教育厅的文章还称：“在这一号召的激励下，全体教师利用自身过硬的素质，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埋头苦干，奋发向上，整个学院像一台发动机，加足燃料，高速运转。”

井冈山大学回应：
和上次造假事件性质完全不一样

    本报南昌3月28日电（记者李菁莹）井冈山大学新闻发言人、宣传部部长肖长春今天晚上说，学校在第一时间知道晶体学报网站撤销井冈山大学20多篇论文这件事后，就展开调查和进行判断。这次事件和上次造假事件，性质完全不一样。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晶体学报披露的信息表明，这些论文被撤消，是因为数据错误和原子指认错误，并不存在主观故意造假，仅仅反映了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判断能力。

    他说，论文是允许存在失误的。当然，这次井冈山大学被撤消了20多篇论文，数量较多，反映了学校部分教师的治学态度不严谨和不认真，对此，学校也感到非常遗憾。

本刊特约作者/孙滔 文
《财经》杂志2010年第7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29日

2010年3月1日，名为“就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致全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将有关“转基因”的论战再次推向白热化境地。

这封信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100多位“学者”的签名。此前经济学家郎咸平则就转基因技术专利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尔后，网民以“乌有之乡”为依托对转基因技术展开声讨；最后，由曹南燕、蒋劲松、江晓原、刘华杰、吴国盛等人起草发出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

反转基因的另一面，则是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大力推动。追根究底，这一轮讨论都起因于此前的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3月10日明确表示，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应用是大势所趋。

但中国相当多的民众依然没有买账。3月21日深圳卫视《22度观察》栏目播出转基因论战节目，站在赞同发展转基因作物一方的现场观众寥寥无几。

一系列争论的核心最终归结为两个问题：第一，转基因作物是否真的安全；第二，中国在转基因技术专利方面多大程度受制于西方国家。

欧美两种态度

与中国和欧洲的反转基因浪潮不同，美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是宽容的。美国负责管制食品的FDA明确宣布，对来源于转基因作物的食品与来源于传统作物食品的管理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转基因食品并不需要如同在中国一样被贴上标签。美国采取的是备案制，即在经过评价后，被视为安全的转基因产品就不再受监控了。

从这一表现可以看出，美国对于转基因态度已经很明确，转基因是没有问题的——美国种植的玉米（这是美国的第一主粮），80%以上是转基因品种，另外他们还批准了6种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那些声称美国人自己不吃转基因食品、生产出来的转基因食品只用于做动物饲料和出口国外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曾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生物学博士方舟子说。

方舟子将今天美国人不再对转基因技术恐慌的原因归结为：美国民众相信科学家的证据，即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DNA技术就是安全的。

但其它国家并非都如美国一样相信转基因的美好前景和安全性。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向《财经》记者表示，欧美对待转基因态度是显著不同的。欧盟国家在转基因问题上被称为保守派。与“目前无法证明转基因不安全”的态度不同，欧洲人惯以“目前不能证明转基因安全”的态度应对。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曾研究欧盟面对转基因态度背后的逻辑：科学是存在局限的，对科学评估转基因食品所需的完整数据要等到许多年后才能获得；无论研究方法多么严格，结论总会具有某些不确定性，而政府不能等到最坏的结果发生后才采取行动。

转基因比杂交更安全

粗粗一看，欧盟这种态度似乎更有道理，因为这能防患于未然——大多数公众也很容易这样想。

“然而，依据这个道理，任何食品，包括我们一直吃的常规作物、杂交作物，也都可能存在未知的风险。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哪一种食品相对更安全。事实上，转基因食品并不比传统食品具有更多的潜在风险。”方舟子说。

公众对“杂交”早已习以为常，对“转基因”却心存芥蒂。“但从本质上来说，转基因技术和杂交技术是一样的，”黄大昉跟《财经》记者解释说，之所以说本质上一样，指的是两种技术都是将某一基因转移到一个物种，都是遗传的改造；差别在于，利用基因工程（转基因）技术，所“转”的基因片段的结构和功能更加明确和精准，而杂交技术则是不那么准确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转基因技术培养出来的作物，实际上比杂交技术培养出来的安全性要高。” 黄大昉说。如果把农药残留等问题考虑进去，则更有理由认为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比传统作物安全。

事实上，利用杂交技术或者诱变育种技术培养作物，确实是可能培养出有毒或者有害品种的。方舟子介绍说，1967年美国科学家利用杂交技术培养一种含水量较少的土豆时，就得到了含有更多有毒生物碱的品种（1969年被发现，1970年下架），这导致后来对任何一种土豆新品种，科学家都要做毒素含量测试；后来用杂交技术培养一种抗虫害西洋芹时，得到了一种生物毒素浓度过高以至于对人类健康有害的品种。“而采用转基因技术，出现这类意外的概率就要低得多；即使出现问题，也更容易被控制。”

至于一些人所担心的，吃转基因食品是不是会因为遗传问题而影响后代？方舟子用一句话给出了回答：“放心，转基因不是要‘转’你的基因！”黄大昉对此做解释：只有影响到生殖系统和生殖细胞，改变了一个人生殖细胞中的遗传物质，才会影响后代；而“转基因作物是用来吃的，吃进去的东西不可能影响生殖细胞中的遗传物质”。

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主张遵循“可靠科学原则”，即：科学是管制体制的基石，管制不能建立在无端的猜测和消费者担忧的基础上，而必须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存在风险时，政府才能采取管制措施。

中国的把关

即使是在理论上已经证明了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各国对一个新品种依然要做严格的测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的转基因安全评价参考了欧盟和美国的评价规则，“中国比美国要严格”。

根据胡瑞法的介绍，农业部为2009年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颁发安全证书，经过了约10年的安全性评估和审查。《财经》记者看到自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食用安全性评价导则》，详细规定了其安全标准，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价应与传统对照物比较，其安全性可接受水平应与传统对照物一致。

这与转基因水稻项目参与者之一、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林拥军关于安全性评价的描述一致：“1999年，开始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和申报工作，并于2003年完成生产性试验。我们先后进行了转基因稻谷小鼠、大鼠毒理试验、抗营养因子试验、蛋白酶消化试验等各种食用和饲用安全性的评价，没有发现任何安全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从事现代生物学（以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学科）研究的科学家，站出来反对发展转基因技术，”方舟子说，“生物学家总体上支持转基因技术，并非因为商业利益或者行业利益（绝大多数生物科学家跟转基因产业毫无瓜葛），而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了解转基因技术，更了解其应用前景，不觉得它有什么可怕。” 方舟子说，即使是在欧洲，科学界也是支持转基因的。

因为专利，更要发展

3月份，一篇关于转基因玉米的报道被网络媒体渲染为：转基因玉米惹争议，专家称99%专利被国外控制。经核实，此事件是网络曲解了纸媒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一直参与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研究的陈茹梅博士告诉《财经》记者，这样的网络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误导了民众。

陈茹梅说，从生物育种的技术链条讲，中国拥有转基因植酸酶饲用玉米的自主知识产权，既有植酸酶基因的专利，又有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专利，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是这两项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

中国科学院植物学研究所刘夙在其博客中详细介绍了这两份专利的情况。中国用的植酸酶基因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姚斌、范云六等人从黑曲霉中克隆出来的，其序列和之前国外克隆出来的基因序列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姚斌、范云六等人在1997年为它申请了中国专利：植酸酶基因的克隆和表达（专利号：ZL97121731.9）；2006年，范云六、陈茹梅等人又为其转基因方法申请了中国专利：一种表达植酸酶的转基因植物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06101376525）。

转基因水稻的专利问题受到的指责更甚。此前，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在研究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中曾指责，中国正研发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而华中农大研发的Bt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11-12项国外专利。

但转基因水稻项目参与者林拥军的回应很坚定：“我们研制的抗虫转基因品系若在中国种植推广，不侵犯任何外国公司或个人的专利。” 一般说来，专利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林拥军介绍说，没有在中国申报的专利不可能在中国获得专利权属，且即使在中国申报并授权，若过期也就没有了专利申请的权利。各国专利保护的有效期一般在一二十年，“转基因的基础技术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及更早以前产生，现在都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目前最主要的专利权是在发现目标基因方面。”方舟子说。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周应恒介绍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生物（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国家，但后来由于自缚手脚，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吃了亏，转基因大豆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

今天全球大豆种植面积的77%为转基因品种。出于“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要保护自然资源”的考虑，中国一直未引进转基因大豆产业化种植，也未进行转基因大豆研发。这造成了今天中国大豆产业的窘境。2009年，中国进口大豆比2008年净增500万吨，增加量正好相当于2009年积压的国产大豆数量——我们选择进口转基因大豆，而让自己的传统大豆留在库房里，其原因是自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达20%，而国产大豆只有16%。

黄大昉认为，该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大豆转基因技术自主研发实力的不足。但直到今天，还有学者在呼吁“设立中国天然大豆原产地保护区，禁止转基因大豆产品进入该区”。

目前中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主要集中于转基因抗虫棉上——这是中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的一个正面案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强抗药棉铃虫，棉农们束手无策；孟山都公司此时“乘虚而入”，成功在棉农中推广了自己的抗棉铃虫转基因品种。到2004年之前，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占据了中国市场90%以上。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见机较早，先后开发出数种抗虫棉转基因技术，逐步取代了孟山都。1997年中国抗虫棉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仅占7%，而到了今天，中国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已覆盖国内95%以上的市场份额。

    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一个教师张宏良以“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散布了一条谣言，声称广西由于种植转基因玉米品种迪卡007导致广西在校大学生过半精液不合格。这条谣言很容易就被揭穿了，因为所有的资料都表明，迪卡007是杂交玉米品种，而不是转基因品种。不过，我们不能指望这种没有学术地位、靠造谣和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来博取眼球的“著名经济学家”会有所收敛，这不，他刚刚又造了一条谣言：转基因桉树是西南大旱的罪魁！（事实上，世界上现在根本就没有转基因的桉树）

    做为据称曾经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名校，现任的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即使算不上“著名经济学家”，其学术地位与张宏良也有天壤之别。但是其妖魔化转基因的偏执一般无二，在为张宏良的谣言辩护的《转基因的泛滥将会是阳光下的谋杀》一文中暴露无遗（该文原发表于郎咸平的新浪博客，已被删去，但在网页快照、博客镜像仍然能见到，“乌有之乡”网站更是做为重头文章刊载）。

    郎咸平在文中声称，指控张宏良造谣的人对迪卡007存在三种“严重认知错误”：

    “第一个错误，认为迪卡并不是转基因种子，而是杂交种子，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转基因安全问题。”

    那么郎咸平有什么证据证明迪卡007是转基因玉米吗？没有，他唯一的理由是迪卡007是孟山都公司研发的，所以它就是转基因的，是孟山都拿转基因玉米冒充杂交玉米。在郎咸平看来，只要是孟山都卖的种子，就一定是转基因的，即使贴着杂交品种的标签，也是阴谋。孟山都的小麦在欧洲市场位居第一，按郎咸平的逻辑，那也肯定是转基因小麦，是孟山都“谋杀”欧洲人的阴谋了？事实上，迪卡007的主要卖点是抗逆、丰产，而目前转基因玉米只有抗虫害、抗除草剂两类，第三类转基因玉米——抗旱转基因玉米预计2012年才会开始在美国推广，现在哪里去找能抗逆、丰产的转基因玉米品种？

    “第二个错误，是不能证明生育能力下降和转基因之间有任何因果联系。”

    郎咸平既然说这是错误，那就是他能证明生育能力下降和转基因之间有任何因果联系了？但是他举的两个“证据”：“转基因花粉对大斑蝶幼虫有害”和“孟山都的所谓结论无非就是基于10个样本量在90天内测量两次”，和“生育能力下降”又有什么“因果联系”？就算孟山都如郎咸平所说的“重金支持其他科学家设计不同的研究实验来批评上述论文”、“用掺水的实验结果来蒙蔽媒体和公众”，又如何可以用来证明“生育能力下降和转基因之间有任何因果联系”？郎咸平在沃顿商学院如何学的critical thinking？又如何教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critical thinking？

“第三个错误，转基因不会引起地球生态的2012”

    郎咸平举了一个“2001年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且不说这个事件早就被学术界否定，即使墨西哥玉米受到转基因玉米的基因污染，和受到非转基因玉米的基因污染相比，也不过是在几万个玉米基因中多出了一个外源基因而已，又如何“破坏整个生态的平衡”、“引发生态危机”了？

    在这篇文章中，郎咸平还散布了不少谣言。我只举两个例子：

    “为了除掉杂草，农民不得不使用孟山都的除草剂‘抗农达’。‘“抗农达”不仅杀死了阿根廷的庄稼，还伤害了牲畜，造成动植物畸形。长期接触那些农药，人也频繁出现恶心、腹泻、呕吐，造成皮肤伤害。’”

    孟山都的除草剂叫“农达”（Roundup），不叫“抗农达”，活性成分为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发的，专利早过期了，现在许多农药公司都生产（包括中国的公司，阿根廷农民用的草甘膦除草剂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是国际公认的低毒除草剂，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危险（综述见Regul Toxicol Pharmacol. 2000 Apr;31(2 Pt 1):117-65），郎咸平对该除草剂的毒性的描述，纯属谣言。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目的，是为了在用除草剂的同时保护庄稼。同类的非转基因作物同样要用除草剂除草，而且用的是毒性比“农达”强的除草剂，用的量更多。

    郎咸平给我们介绍了“法国科学家的惊人发现”，声称“三位非常出色的法国科学家还是给我们做了各种精湛的估计和分析，揭露了孟山都这两个种子的真实影响。”“他们这个试验是非常仔细的，仅仅是肾脏就观察了尿磷、尿钠、尿钾、尿肌酐清除率、尿素氮和肌酐等等九个指标。”还提供了论文的下载地址。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这篇法国人的论文下载来看一眼，就可以发现郎咸平又是在造谣。首先，这篇论文研究的孟山都转基因玉米品种分别是NK 603, MON 810, MON 863，根本不是郎咸平说的“孟山都这两个种子”（指用来培育迪卡007的PA212和PA31？）。其次，这三个法国人根本没有做过任何试验，他们在论文中说得清清楚楚，采用的是孟山都提交给欧洲政府公开的实验数据。也就是说，这个被郎咸平称赞为“非常仔细的，仅仅是肾脏就观察了尿磷、尿钠、尿钾、尿肌酐清除率、尿素氮和肌酐等等九个指标”的实验，是孟山都自己做的。实际上，这个“非常仔细的”实验，就是郎咸平此前抨击孟山都时说的“掺水的实验”：“因为孟山都在欧洲输了官司，导致他们必须按照欧盟指令CE/2001/18和瑞典农业部强制披露原始的生化实验数据，分别是在孟山都自己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实验室和弗吉尼亚州的Covance Laboratories实验室对其NK603和MON863型转基因玉米进行的测试。”第三，这三个法国人是用孟山都的实验数据，用一套没有获得公认的统计方法重新进行分析，才有了所谓“惊人发现”。对这篇论文的结果，法国生物技术高级咨询委员会并不认可，认为这篇论文没有提供任何可接受的科学证据（http://ogm.gouv.fr/communiques/CP_Saisine-Grosdidier-HCB20090106.pdf）。郎咸平提到的其他几个实验，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不被认可。

    有人说，郎咸平之所以妖魔化转基因，是由于科学素养不足，科学家的科普工作没有做好云云。但是一个诚实的人，即使没有科学素养，也不会使用强盗逻辑，更不会造谣。郎咸平用强盗逻辑和谣言对转基因的“谋杀”，清楚地表明了，这不是科学素养的问题，而是学术道德的问题，他的学术声誉就此破产。

附：
转基因的泛滥将会是阳光下的谋杀

作者：郎咸平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9860    更新时间：2010-3-24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获得两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及其同事。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品种上市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这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中国即将打开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但这也引起了担忧。

转基因不等于良种

实际上，就在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的机器播种方式，使得害虫和杂草泛滥。为了除掉杂草，农民不得不使用孟山都的除草剂“抗农达”。“‘抗农达’不仅杀死了阿根廷的庄稼，还伤害了牲畜，造成动植物畸形。长期接触那些农药，人也频繁出现恶心、腹泻、呕吐，造成皮肤伤害。”

孟山都转基因披着杂交的皮

广西新闻网2009年11月19日曾做过《广西在校大学男生性健康，过半抽检男生精液不合格》的报道。

这背后又是因为什么呢？同样还有一则官方报道：广西已经和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从2001年至今在广西推广了上千万亩“迪卡”系列转基因玉米。玉米作为广西水稻后第二大主食的农作物，至今还是广西5000 万人中1000万人不可缺少的主要口粮。玉米在美国只是作为工业原料来种植。广西广大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种了1026万亩。（关于孟山都等国际粮商的阴谋，我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中做了说明）

现在常见三种对迪卡007的严重认知错误，我在这里一一跟大家分析清楚。

第一个错误，认为迪卡并不是转基因种子，而是杂交种子，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转基因安全问题。我们来看看迪卡的专利申请情况。

品种暂定名称：迪卡007
申请日：2003年4月11日
申请号：20030110.1
公告日：2003年9月l日
公告号：CNA000873E
培育人：汤亚·昆塔
申请人：北京新千年丰瑞农作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人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甲2号盈科中心写宇楼A座916房间(100027)
代理公司：北京中农恒达植物品种权代代理事务所有限公司
代理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18号楼809房间(100026)
代理人：连庆
品种来源：本申请品种是由PA212与PA31杂交配组而成，其中PA212和PA31均来自于孟山都泰国公司。
申请日前销售情况：本申请品种于2002年11月开始销售。

我这里给大家看的是迪卡007在中国申请植物品种权的文件。这里有准确的日期，申请号，公告号和地址，有兴趣的可以帮我再核实一下，也可以跟踪一下他们还申请了什么东西。

这里孟山都的伎俩已经暴露无疑。他们知道中国人对袁隆平院士搞出来的杂交水稻千百个放心，所以就跟我们说这个也是杂交品种。可是，这个杂交品种的父母呢？都来自于孟山都泰国公司。而孟山都的另一个技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全资拥有的北京新千年丰瑞农作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来出面申请专利和推广产品，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于2000年05月16日在北京注册。而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精心策划，耐心布局的呢？资料显示，他们早在1994年02月25日就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注册成立了孟山都（上海）有限公司。

精心策划的一个体现就是，他们还在2000年01月10日在北京注册了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系经农业部和外经贸部批准，国家工商局登记注册，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和美国孟山都公司合资兴办的在中国第一家可以经营玉米等大田作物种子的中外合资种子企业。公司注册金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目前主营：经美国孟山都公司特许生产、经营的品种，包括：DK007、DK656等迪卡系列玉米杂交种子；G101、DK3790、DK119、DK188等进口向日葵杂交种子。换句话说，把国家队都揽入他们的利益圈，从而确保有天时地利人和。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申请证书已经再清楚不过的告诉我们了：这场阳谋已经在2002年就开始了，而我们至今还蒙在鼓里！

第二个错误，是不能证明生育能力下降和转基因之间有任何因果联系。

上面这些“公开的信息”，我们竟然都闻所未闻，一个敌人潜伏在我们身边十多年了，我们竟然毫无察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孟山都用了卑鄙的伎俩来消除这种声音。

第一个办法就是重金支持其他科学家设计不同的研究实验来批评上述论文。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有关大斑蝶的争论。1999 年5 月20 日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知名昆虫学教授John Losey在最富盛名的《自然》期刊（Nature）发表了题为“转基因花粉对大斑蝶幼虫有害”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人们严重关切的问题,即种植Bt 玉米对于非靶标鳞翅目昆虫尤其是大斑蝶幼虫的生态安全问题。作为回应，美国农业部与企业,高校昆虫、杂草专家联合成立了一个研究团队,耗资100 000 美元来做实验批评这篇论文。当然了，美国农业部的信誉在大豆狙击战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基本上就是四大粮商和孟山都这类垄断公司的代言人。

第二个办法就是用掺水的实验结果来蒙蔽媒体和公众。当然了，我也不是FBI没法知道真相，但是因为孟山都在欧洲输了官司，导致他们必须按照欧盟指令CE/2001/18和瑞典农业部强制披露原始的生化实验数据，分别是在孟山都自己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实验室和弗吉尼亚州的Covance Laboratories实验室对其NK603和MON863型转基因玉米进行的测试。这个资料显示，孟山都的所谓结论无非就是基于10个样本量在90天内测量两次。

第三个错误，转基因不会引起地球生态的2012

转基因作物对于环境的污染是很多科学家担忧的事情。因为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基因通过授粉等途径向四周“漂移”，可能会引发生态危机。国家环保部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官员曾发出警告：在生态系统中，转基因生物是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外来物种，它可能破坏整个生态的平衡。

国际上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玉米是墨西哥人的衣食父母，当地土着亲切地称其为“玉米妈妈”。但如今，他们惊讶地发现，“玉米妈妈的圣洁被玷污了”。

法国科学家的惊人发现

即便如此，三位非常出色的法国科学家还是给我们做了各种精湛的估计和分析，揭露了孟山都这两个种子的真实影响。他们这篇论文发表在2009年12月一期《生物科学国际期刊》上，网址是http://www.biolsci.org/v05p0706.htm，感兴趣的可以去读读各种详细的生化指标分析。他们的结论是，三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能让老鼠的肝脏、肾脏和其它器官受损。

在短短90天内基因改造的食物便对食用它们的老鼠的上述器官产生负面影响。

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观察食用转基因玉米的小老鼠和食用正常玉米的在肝脏、肾脏、心脏和骨髓的各项生理指标上的差别。他们这个试验是非常仔细的，仅仅是肾脏就观察了尿磷、尿钠、尿钾、尿肌酐清除率、尿素氮和肌酐等等九个指标。他们就发现什么呢？这里面八个指标都显示吃了转基因玉米的雄性小老鼠有尿毒症或者肾衰竭症状，会不会诊断失误呢？当然有可能，但是四个指标诊断失误的概率要低于1%，另外四个也要低于5%。而同样九个指标，雌性老鼠却只有两个显著。那么肝脏呢？一共三项指标，其中两个指标显示雄性小老鼠有肝中毒的症状。诊断失误率还是低于5%。

用类似的严谨的科学研究，科学家已经证实的转基因玉米的危害还有什么呢？

1. 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的小白鼠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

2. 繁殖能力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政府于2008年11月11日发布的科学研究，首次证实转基因玉米会导致小白鼠繁殖能力下降。此项研究由奥地利健康部和农业与环境部共同发起并资助，维也纳大学兽医学教授Juergen Zentek主持完成。研究结果显示，在长达20周以上的持续喂养评估实验中，被喂养饲料中含33％转基因玉米的小白鼠从第三代开始，后代的体重、体长和数量都明显减少。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是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的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由于玉米加工食品非常普遍，转基因食物可能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定时炸弹，你能想象我们的后代因为吃了转基因作物而一代不如一代吗？

    “著名”国际期刊《晶体学报·E卷》（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继去年年底一次性撤销井冈山大学钟华、刘涛等人的70篇造假论文后，3月18日又继续撤销39篇论文。其中，37篇的作者全部是中国大陆，剩下的2篇虽然第一、第二作者是巴基斯坦人，第三作者却也是中国人——井冈山大学化工学院讲师陈文通。井冈山大学这次又唱了主角，井冈山大学这次又唱了主角，39篇论文中，共有23篇与井冈山大学有关，其中有20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是井冈山大学的教师：

    隋岩7篇，刘荫秋6篇，肖宜安2篇，胡荣华2篇，刘冬生1篇，还有Chen Jing-Rong 2篇（Chen Jing-Rong是西南大学的，但这2篇的通讯作者是隋岩）。

    对照井冈山大学论文奖励汇总表，这些论文大多曾经为其作者获得奖金。
    上次犯事的钟华、刘涛只是讲师，被雷厉风行地处理了。这次犯事的不乏重量级人物，例如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肖宜安，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隋岩。此外，曾经接受记者采访对钟华、刘涛的堕落表示痛心疾首（“有种失去理智一样的，练气功练得有点走火入魔一样的。”）的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方小牛这次未能幸免，在被撤的论文中，有3篇他是第二作者，2篇他是第三作者。
    井冈山大学这回如何对待这些英雄人物，我们拭目以待。

http://journals.iucr.org/e/issues/2010/04/00/me0409/index.html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tructure Reports
Retraction of articles
This article reports the retraction of 39 articles published in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between 2004 and 2009.After thorough investigation (see Harrison et al., 2010), 39 additional articles are retracted as a result of problems with the data sets or incorrect atom assignments. Full details of all the articles are given in Table 1.

Chen, Q. (2006). Acta Cryst. E62, m56–m57.
Chen, J.-R., Sui, Y., Luo, Q.-Y. & Jiang, R.-Q. (2007). Acta Cryst. E63, m2091–m2092.
Chen, J.-R., Sui, Y., Wen, J.-W. & Yin, L.-Y. (2008). Acta Cryst. E64, m562–m563.
Han, Z.-Q. (2008). Acta Cryst. E64, m592.
Hu, R.-H., Sui, Y., Chen, L. & He, C.-M. (2008). Acta Cryst. E64, m8–m9.
Hu, R.-H., Sui, Y., Fang, X.-N. & Chen, H.-M. (2007). Acta Cryst. E63, m2039–m2040.
Huang, C.-F. & Chen, H.-L. (2007). Acta Cryst. E63, m2356–m2357.
Huang, Q., Sui, Y.-H. & Zhang, G.-X. (2009). Acta Cryst. E65, m1161–m1162.
Li, Y.-G. & Chen, H.-J. (2006). Acta Cryst. E62, m1038–m1039.
Li, N.-G., Tao, R.-M. & Fu, B.-F (2007). Acta Cryst. E63, o4228.
Li, Z., Zhang, X. & Pu, X. (2008). Acta Cryst. E64, m215.
Liu, J.-T. & Fan, S.-D. (2006). Acta Cryst. E62, m2507–m2508.
Liu, J.-T., Fan, S.-D. & Li, D.-Q. (2006). Acta Cryst. E62, m2165–m2166.
Liu, D., Lin, J., Xu, Y., Huang, C. & Li, X. (2007). Acta Cryst. E63, m3094.
Liu, Y.-Q. & Wen, H.-R. (2007). Acta Cryst. E63, m2928.
Liu, Y.-Q. & Zeng, X.-R. (2007a). Acta Cryst. E63, m2547.
Liu, Y.-Q. & Zeng, X.-R. (2007b). Acta Cryst. E63, m2684.
Liu, Y.-Q., Zeng, X.-R. & Chen, W.-T. (2007). Acta Cryst. E63, m2462.
Liu, Y.-Q., Zeng, X.-R., Luo, Q.-Y. & Xu, Y.-P. (2007a). Acta Cryst. E63,m2396.
Liu, Y.-Q., Zeng, X.-R., Luo, Q.-Y. & Xu, Y.-P. (2007b). Acta Cryst. E63,m2854.
Qadeer, G., Rama, N. H. & Chen, W.-T. (2007a). Acta Cryst. E63, o2892.
Qadeer, G., Rama, N. H. & Chen, W.-T. (2007b). Acta Cryst. E63, o2932.
Qiu, X.-Y. (2006). Acta Cryst. E62, m1190–m1191.
Sui, Y., Fang, X.-N., Hu, P. & Lin, J. (2007). Acta Cryst. E63, m2135–m2136.
Sui, Y., Fang, X.-N. & Yuan, M.-W. (2007). Acta Cryst. E63, m2275–m2276.
Sui, Y., Li, X.-F., Huang, G.-S. & Wang, G.-J. (2007). Acta Cryst. E63, m2093–m2094.
Sui, Y., Sui, Y.-H., Luo, Q.-Y. & Wang, Y.-D. (2007). Acta Cryst. E63, m2277–m2278.
Sui, Y., Xiao, Y.-A., Fang, X.-N., Zeng, X.-R. & Li, M.-H. (2006). Acta Cryst.E62, m3205–m3207.
Sui, Y., Zhang, J.-H., Hu, R.-H. & Jiang, R.-Q. (2007). Acta Cryst. E63, m2256–m2257.
Sui, Y., Zhang, J.-H., Hu, R.-H. & Yin, L.-Y. (2007). Acta Cryst. E63, m2089–m2090.
Sun, Y.-X. & Gao, G.-Z. (2005). Acta Cryst. E61, m354–m355.
Wang, Q. & Fang, X.-N. (2006). Acta Cryst. E62, m1492–m1493.
Wang, S., Yang, T., Li, Z. & Yu, X. (2009). Acta Cryst. E65, o2198.
Xiao, Y.-A., Fu, X.-K., Sui, Y., Wu, Q. & Xiong, S.-H. (2008). Acta Cryst. E64,m806–m807.
Xiao, Y.-A., Sui, Y., Yi, X.-G.,Wu, J.-H. & Zhang, L.-P. (2008). Acta Cryst. E64,m804–m805.
Xiong, Z.-Y. & Liu, L.-J. (2005). Acta Cryst. E61, m863–m864.
Yang, X.-M. (2007). Acta Cryst. E63, o4453.
Yang, Y.-M., Lu, P.-C., Zhu, T.-T. & Liu, C.-H. (2007). Acta Cryst. E63, m1613.
Zhang, P. (2004). Acta Cryst. E60, m1808–m1810.

　　【方舟子按：该专家小时候想必没有上过《自然常识》，也没有读过《十万个为什么》。前面已有一个不懂基因为何物的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了，《人民日报》再登这种贻笑小学生的访谈，让小学生以为从小不读书长大也能成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专家，影响不好。】

　　国家地震局专家刘杰：中国处于强震后的调整期

　　《人民日报》2010/03/25

　　24日上午，我国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聂荣县连续发生5.7级和5.5级地震。从全球范围看，近期已经有超过10次的6级以上强震。为何近期地震频发？地球是否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期？如何看待网上流传的“世界末日”的恐慌？

　　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地震局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研究员。

　　……

　　记者：近日美国科学家公布一项实验结果认为，这次智利地震造成地轴移位大约８厘米，影响自转速度，令地球自转一次的时间缩短了１．２６微秒，即大约百万分之一点二六秒。这种说法可信吗，对人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

　　刘杰：这个说法在科学上是没有问题的。这次智利地震造成了５００多公里长的破裂带，力量必然很大。但是仅仅这一次地震，不足以对整个地球造成很大影响，也不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实际上，我们地球自转的速度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众所周知，过一阵时间以后，总要有一个闰年，就是因为地球转速是不均匀的。地轴也是经常变动的，是一种很常见的自然现象。

    提起主粮，许多人想起的是水稻和小麦。其实玉米也是非常重要的主粮。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全世界的玉米有近一半产自美国。玉米是美国最重要的作物，不仅总产量在所有作物中排第一（2009年总产量3.34亿吨），总产值也是第一（2009年总产值486.6亿美元）。
    这么高的产量当然不可能都做食品，大部分玉米被用来做成饲料、酒精等，剩下的才供人食用：主食有用玉米粉做的各种面食以及早餐吃的玉米碎片，蔬菜有煮玉米粒、玉米棒，零食有爆米花、玉米片，烹饪用玉米油，还有更多的玉米被提炼成淀粉、油、糖浆、甜味剂加到成百上千种饮料、食品中，把这些都加起来，美国人饮食中对玉米的人均消费量超过了小麦。对那些还保留着传统饮食习惯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玉米更是重要，用玉米粉做的饼、卷、片等面食是墨西哥餐的主食。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居住在美国德州南部里奥格兰德山谷的墨西哥裔妇女进行调查时，有个意外的发现：她们生下的婴儿有非常高的神经管缺陷，是其他美国人的6倍。多数神经管缺陷的婴儿无法存活，活下来的通常也有严重的残疾。此前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孕妇饮食中缺乏B族维生素叶酸，就会显著地增加胎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那么德州的这个案例是不是和墨西哥裔妇女的饮食有关呢？
    谜底一直到10年以后才揭晓。对危地马拉、中国、南非等地的研究表明，在以玉米为主食的地方，神经管缺陷的发生率都比较高，大约是世界发生率的6倍。莫非在他们吃的玉米主食中含有某种有害健康的毒素？
    是的，不过这种毒素不是玉米本身含有的，而是感染玉米的微生物产生的。玉米被害虫咬了以后，在伤口处会长出一种叫镰刀霉的霉菌。玉米收割后如果存储不当，也会长这种霉菌。镰刀霉分泌一种致命的毒素叫伏马毒素。粗加工（例如把玉米粒磨成粉）和一般的加热不能破坏其毒性。其他主粮也含有伏马毒素，但是含量要比玉米低很多。在里奥格兰德山谷墨西哥裔婴儿被发现神经管缺陷发病率高的那段时间，当地玉米中伏马毒素的含量偏高，是正常含量的2～3倍。
    那么伏马毒素是怎么导致神经管缺陷的呢？前面提到，孕妇饮食中缺乏叶酸会显著地增加胎儿神经管发生率。因此医学界一直建议准备怀孕的育龄妇女和孕妇服用叶酸制剂预防神经管缺陷，而美国政府更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决定强制要求在粮食制品中添加一定量的合成叶酸。不幸的是，伏马毒素恰恰能够干扰人体细胞对叶酸的吸收，因此如果孕妇吃的玉米主食被伏马毒素污染的话，即便她们的饮食中有丰富的叶酸，也起不了什么用。
    伏马毒素对其他人也有害。伏马毒素早就被认定是致癌物质，在以玉米为主食的地区，食管癌的发病率也比较高。即便你吓得从此不敢吃玉米，也躲不过去，在以玉米为原料的早餐食品、快餐食品、啤酒等多种食品中都能检测到伏马毒素。
    也许有人会说，那好，以后我只吃用最“健康”、最“天然”的玉米原料做的食品，例如用符合“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种植标准的玉米做的食品。但是，有机玉米由于难以控制病虫害，其伏马毒素的含量反而可能高于普通玉米。2003年9月，英国食品安全局抽查了市场上6种有机玉米粉产品和20种普通玉米粉产品，发现6种有机玉米粉产品的伏马毒素含量都高得离谱，是允许量的9～40倍！这6种有机食品不得不都下架。
    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反的做法，那就是种植抗虫害转基因玉米。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转入了一个来自一种土壤细菌的基因（根据该细菌学名的拉丁文缩写简称Bt基因），能够分泌Bt蛋白质，该蛋白质能杀死玉米的主要害虫玉米螟虫和类似的害虫，却对其他昆虫、牲畜和人完全无害。因此种植Bt转基因玉米能大幅度减少农药的使用，并能增产5～15％，对农民和消费者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自1996年转基因玉米在美国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推广得非常快。目前美国种植的玉米80％以上都是转基因品种，其中大部分是Bt玉米。
    食用Bt玉米不仅安全，而且更有益健康。由于Bt玉米减少了虫害，相应地也就减少了玉米被分泌伏马毒素的镰刀霉感染的机会。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阿根廷、土耳其等国的研究都表明，Bt玉米中伏马毒素的含量很低，通常只是有机玉米或普通玉米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遗憾的是中国还未批准Bt玉米的种植。
    许多人反对转基因作物，是因为把它们当成了违反“自然”的人造怪物。这些人往往还迷信不用化学农药、化肥的“有机食品”会更健康。但是就伏马毒素的危害而言，反而是有机玉米的健康风险要比转基因玉米高得多。其实，我们今天种植的所有玉米品种，不管是有机还是转基因，没有一个是“天然”的，都是人类几千年来精心培育出来的人造品种。玉米的祖先墨西哥大刍草才是真正“天然”的，但是它结的穗只有指头大小，每穗不到10粒谷粒，崇尚天然的人士是否愿意提倡种它、吃它？

2010.3.21

（《中国青年报》2010.3.24）

深圳卫视“22度观察：转基因食品，是天使还是魔鬼？”已在网上可以观看，感兴趣者可到下面的网页之一下载：

http://you.video.sina.com.cn/b/30631318-1411467204.html
http://v.blog.sohu.com/u/vw/4138625
http://tv.hexun.com/2010-03-22/123069356.html

整个节目的编辑差强人意。“绿色和平”组织的买办和郑风田的谣言很多都被放出来，而我的驳斥倒删了，所以植物所首席造谣员蒋高明看了该节目之后，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宣布“力挺转基因的一方已经被现场嘉宾和观众反驳得理屈词穷”，倒也可以理解。离奇的是，这位职业造谣员却反过来指责“力挺转基因的专家”（指我和农科院的黎志康）造谣：

“这场辩论也暴露了力挺转基因的专家的一些不确切乃至无中生有的信息，诸如：美国食品70%含有转基因成分，玉米是美国人主粮，大量地吃转基因玉米（此谎言已被嘉宾当场拆穿）；bt转基因水稻，Bt只存在于水稻的根茎叶中，大米不含Bt（那为何检测机构能够依靠检测大米中的Bt成分判断此大米是否是转基因大米）；种植转基因可以大面积减少农药的使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是公开透明的等等，为了推广转基因竟然不顾事实，信口开河。”

蒋首谣员列举的这些“不确切乃至无中生有的信息”大部分是我提供的，我在节目中和文章中都已详细解释过，事实如何，我无需再多说。只有一条是黎志康提供的，蒋高明自以为高明地夹注反诘，却再次暴露了该首谣员对现代生物学的无知：

“bt转基因水稻，Bt只存在于水稻的根茎叶中，大米不含Bt（那为何检测机构能够依靠检测大米中的Bt成分判断此大米是否是转基因大米）”

黎志康在节目中说的是，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的Bt基因在胚乳中不表达，所以我们吃的大米（胚乳部分）是不含Bt蛋白的，即使你对Bt蛋白的安全性有疑虑（这种疑虑是多余的），也可以放心吃。

但是转基因水稻的胚乳中仍然含有不表达的Bt基因，所以可以通过检测Bt基因检测是否是转基因大米。湖南省农业厅前天宣布，并未在“绿色和平”组织宣称检测出“非法转基因大米”的商店样品中检测出转基因成分，“绿色和平”组织在节目中的说法也是造谣（我当时就说，“绿色和平”组织在这方面是没有信誉的，也没有检测资质，不值得信任。这些话被删）。

在蒋高明的脑子中，缺乏“基因表达”这个现代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把Bt基因和Bt蛋白质混为一谈，可谓无知透顶，这种人也能当“植物所首席研究员”，也能通过植物所的“国际评估”，植物所的学术水平如何可想而知。

附：
深圳电视台现场激辩：转基因食品，是天使还是魔鬼？
蒋高明

近日，深圳电视台能够首次在电视媒体上提供这样一个辩论平台：

http://you.video.sina.com.cn/b/30631318-1411467204.html

该节目让支持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一方和抵制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一方展开公开透明的辩论。现场观众的反应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场辩论的胜负。

力挺转基因的一方已经被现场嘉宾和观众反驳得理屈词穷，虽然节目主持人明显站在了支持转基因一方。深圳电视台节目编导出于某种的原因，在这场电视辩论的结尾，给了支持者几分钟的时间作总结发言（事实上剥夺了反方最后发言权），主持人更是在最后生硬地说：“听了二位的论述就敢吃转基因大米了”。

这场辩论也暴露了力挺转基因的专家的一些不确切乃至无中生有的信息，诸如：美国食品70%含有转基因成分，玉米是美国人主粮，大量地吃转基因玉米（此谎言已被嘉宾当场拆穿）；bt转基因水稻，Bt只存在于水稻的根茎叶中，大米不含Bt（那为何检测机构能够依靠检测大米中的Bt成分判断此大米是否是转基因大米）；种植转基因可以大面积减少农药的使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是公开透明的等等，为了推广转基因竟然不顾事实，信口开河。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在转基因主粮问题上，真诚地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科研单位能够给与人民充分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详细的情况，请您到电视上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是孰非”，您看后自己心中就有杆秤了。

有一个网友转了一个帖子，是“科学松鼠会”的全职工作人员、网站主编、内容总监“小庄”贴在松鼠会的论坛上，代表松鼠会谈对我的看法的，与我有关的部分如下：

（引文）

先说点关于方舟子

其实呢喃你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印象和观感是其他一些具体的事情得来的，和他批评我们、写那些东西关系不大。我们中很多人都在很多场合称赞过他写的东西，甚至现在有小盘友让推荐文章看，我都会提到他。

文章和人是两码事，但人以群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

……

我们和方舟子老师最大的分野也在于此，不提倡用专业不专业，抄袭不抄袭的大帽子先把人压死。方老师写的东西，也有成段的引文献或者直接是英语文章翻过来的，凭什么他骂起别人是抄袭的就那么在理？

（引文完）

这位松鼠会的主编“老师”口口声声说松鼠会和我的最大分野是不提倡用抄袭的大帽子先把人压死，自己却一上来就想用抄袭的大帽子把我压死。据说我写的东西“也有成段的引文献或者直接是英语文章翻过来的”，所以我就不能骂别人是抄袭了。“成段的引文献”也算抄袭，大概是松鼠会的独创；但是“直接是英语文章翻过来的”却公认是抄袭。我被人称为“学术打假人士”，整天揭发别人抄袭，如果自己也干抄袭的勾当，这样的“人”是该被分到最卑劣的一群里头去的。这样的指控，可比松鼠会以前骂我“文痞”严重多了，所以必须讲清楚：

请松鼠会具体地证明我哪篇文章是“直接是英语文章翻过来的”。我指控别人抄袭，都是列出了证据的，包括两年前指控松鼠会成员瘦驼抄袭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当时也在新语丝论坛上列出了证据（后来写文章时手下留情没点名，才没有附上证据）。松鼠会想要反过来指控我抄袭，也应该学着证明之，可别自己抄袭英语文章抄惯了，就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难免和你一样。

如果松鼠会不能证明我抄袭，那就是在造谣。只要这位造谣我抄袭的松鼠会主编、内容总监、全职工作人员还在松鼠会，我就会一直把松鼠会当成造谣会。

【按：该文部分内容归纳自以前的有关文章。谎言重复千遍，真相也不妨重复说明。】

                              （上）

    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们，并非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疑虑（且不说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认为人类不应该种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这个改造过程发生于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种植粮食的时候。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的植株有人们想要的性状（比如产量比较高、味道比较好），于是其种子被保留下来，继续种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选择“品质”最好的往下种，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就能得到“优良”品种。达尔文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一种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时间。1719年，英国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发明了一种创造作物新品种的方法——杂交育种，把作物的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在其后代中选育具有优良品性的品种。到了20世纪初，遗传学的创立为作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植物学家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出了许多在农业生产上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自然界原先没有的。
    但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杂交很难成功。在1930年代，植物学家发现使用秋水仙碱能够有效地克服远缘杂种不育的难题。之后又发明了细胞质融合技术，把来自两个物种的细胞融合在一起，从中培育出杂交后代。有了这些技术，杂交打破了物种障碍，杂交育种不再限于物种内部。两个不同的物种之间，甚至不同的属之间的杂交成为了可能。比如，通过把属于不同属的小麦和黑麦杂交，创造出既有小麦的高产又有黑麦的抗锈病能力的新物种小黑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育种技术——诱变育种获得了广泛应用。它通过使用化学诱变剂或辐射来诱发种子产生基因突变，从中筛选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比起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更加“不自然”，因为它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创造出了新的基因。
    这些方法都属于经典育种技术，育种学家在使用这些技术时，其实是相当盲目的，并不知道他们给植物新品种引入了什么基因。从遗传学诞生日起，人们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直接而精确地改变生物体的基因，或者说，对生物体实施“遗传工程”。这只有在分子遗传学诞生以后，才成为可能。
    第一次遗传工程是197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伯格实验室完成的。他们把噬菌体λ的DNA片段插入猿猴病毒SV40的基因组，首次在体外将来自不同物种的DNA重组起来。这个重组DNA分子由于含有哺乳动物病毒序列，有可能被结合进哺乳动物细胞的染色体中；又由于含有噬菌体λ序列，有可能在细菌（例如大肠杆菌）中扩增。虽然由于许多人担心扩增含有病毒序列的大肠杆菌的危险性使得伯格中断了进一步的实验，但是伯格实验已为未来的遗传工程绘制了蓝图：用细菌扩增重组DNA，并把重组DNA引入生物体中。
    伯格在1971年6月冷泉港会议上首次报告其实验结果时，就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伯格采用的病毒SV40是一种致癌病毒，这种研究有可能培育出携带致癌基因的重组大肠杆菌，由于人体肠道内就生长着大肠杆菌，一旦重组大肠杆菌从实验室中逃逸，就有可能在人群中传播它们所携带的致癌基因。1973年1月22－24日在加州阿斯洛马举行会议讨论重组DNA技术的危险性问题。这一年的3月份，波义耳、科恩实验室大大改进了重组DNA技术，成功地进行了“分子克隆”。他们采用细菌的质粒做为重组DNA的载体。质粒是一种环形的DNA分子，携带着能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一旦进入细菌细胞中，就能自动大量地复制，并表达被重组进去的基因。这个实验进一步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美国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伯格任主席，在1974年同时给《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科学》写了一封信，建议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实验，召开一次讨论会讨论重组DNA技术潜在的危险性。会议于1975年2月24－27日在阿斯洛马举行，衡量了重组DNA技术的潜在危险，建议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应采取措施降低实验的危险性。1976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卫生院在阿斯洛马会议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则。
    阿斯洛马会议之后，科学界有关重组DNA技术的争议告一段落，但是在媒体的煽动下，在公众中却出现了恐慌。人们担心重组DNA实验会创造出新的病原体，引发致命流行病，会创造出难以控制的怪物，会被用于改变人类基因组，导致“优生学”运动，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担心会从重组DNA实验室逃逸出新的病原体。这种恐慌在1976－1977年间达到了顶峰。就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布重组DNA研究规则的同一天，麻省剑桥市长针对哈佛大学拟建一个用于重组DNA技术研究的新实验室，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后禁止哈佛大学建造实验室。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论之后，市政委员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市长的决定，同意建造该实验室。与此同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抨击科学家们想要自我管理重组DNA研究，举行国会听证会打算通过立法限制重组DNA研究。1977年，美国科学院举行大会时，示威者举着反科学牌子冲进会议室，抢夺话筒。国会又多次举行听证会，并提出多项法案严厉限制重组DNA研究。美国科学界在美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奋起抗争，没有一项这样的法案获得通过，而到了1978年底，这场媒体和立法恐慌就基本平息了。
    为什么这场恐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平息？通过举行一系列的评估会议，科学界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让公众们相信，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DNA技术就是安全的。同时，科学界也让公众们明白，以重组DNA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而且有着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应用前景。这些应用前景包括：将人的基因重组进细菌质粒，让细菌大量地生产具有重大医疗价值的生物制剂；改良农作物，使它们能抵抗虫害、疾病或具有固氮能力；检测、治疗人的遗传病。生物学家们很快用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并不是在开空头支票。1977年秋天，波义耳实验室用重组细菌合成人生长激素抑制素，证明了用细菌合成人体蛋白质是可能的。1978年，Genentech公司的科学家首先把人胰岛素基因克隆进大肠杆菌，并成功地让大肠杆菌合成人胰岛素。1979年和1980年，人生长激素和人干扰素也先后在重组细菌中合成出来。1982年，重组人胰岛素成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重组DNA药物。
    1980年，分子生物学家首次把外源DNA结合进了植物细胞中。由于从一个植物细胞就可以克隆出一株植物，因此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很快就可以培育出转基因植物。3年后，第一种转基因植物（一种携带了抵抗抗生素基因的烟草）诞生了。1985年，能抗虫害、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开始了田间试验。1992年，中国种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1994年，市场上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软化缓慢的西红柿。
    目前，转基因作物已得到广泛的推广、栽培和使用。最常见的是转入抗除草剂基因，这样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较温和的除草剂，因此农民用这类除草剂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采用那些毒性较强、较有针对性的除草剂。其次是转入抗虫害基因，用得最多的是从苏云金芽孢杆菌克隆出来的一种基因，有了这种基因的作物会制造一种毒性蛋白，对其他生物无毒，但能杀死某些特定的害虫，这样农民就可以减少喷洒杀虫剂。转基因技术也可用于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例如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降低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延长储存期限；消除虾、花生、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这样原来对虾、花生、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吃它们了。通过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变成“金大米”，制造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也可提高稻米的蛋白质含量。在研究、开发中的其他项目还包括用转基因技术让作物具有抗旱、固氮、抗病能力等。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巨大优势，推广非常快。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9年的1．34亿公顷，14年间增长了79倍。其中最常见的转基因作物是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转基因大豆已经占全球大豆种植总面积的72%，转基因棉花占全球棉花种植总面积的47%。美国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都占种植面积的80％以上。美国也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消费国，在美国市场上，大约70％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
    但是在转基因作物迅速推广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和重组DNA药物的推广不同的是，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呼声不仅没有很快平息下去，反而在“环保组织”、政客的推动下，愈演愈烈，并时不时地引起社会恐慌。

                               （中）

生物学界对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来并不存在争议。1998年情况有了变化，苏格兰一位名叫普兹太的免疫学家在英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声称，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转基因土豆对老鼠有毒，能损害老鼠的内脏和免疫系统。这个节目播出后，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舆论大哗，人们纷纷怀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普兹太的实验结果以后被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家反复提及，是反对转基因的一个“经典”研究。那么，这项研究的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普兹太用的是转入了来自雪花莲的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凝聚素是一类能够让血液中的红细胞凝聚起来的蛋白质，所以叫凝集素。许多植物都能制造凝集素，昆虫吃了它，会被杀死，所以可以用它来杀害虫。但是许多种凝集素对人和哺乳动物也有毒副作用，因此在生产上比较少使用。不过也有例外。人们发现，雪花莲的凝集素有很强的杀虫作用，但是对人和哺乳动物无毒，因此有人往土豆转入雪花莲凝集素基因，制造出能抗虫害的转基因土豆。这种转基因土豆在上市之前，必须确认它无毒。普兹太的工作就是研究它究竟有没有毒性。他向老鼠喂食这种转基因土豆，发现老鼠的消化道出现了病变的迹象（胃粘膜变厚、肠道小囊变长等），得出结论说这是转基因食物所导致的。
普兹太在电视上宣布他的实验结论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没有完成全部实验。按照科学界的惯例，他应该在完成实验之后，写成论文，经过同行审稿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然后才向大众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普兹太所在的研究所的领导见他违背学术规范，向公众提前公布未成熟的实验结果，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觉得他败坏了研究所的名声，决定给他处以停职的处罚，后来又强迫他退休。普兹太当时已经68岁，本来也该退休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强迫他退休，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因为他发表了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受到迫害。普兹太从此被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当成了敢于反抗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人物。
英国王家学会当即对普兹太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调查，指出这项实验的设计和操作都存在着问题，得出结论说，如果根据这项实验认为转基因食物会危及健康，将是错误的。许多生物学家也对普兹太实验提出了批评。普兹太的实验存在的问题包括：试验的动物太少，不足以得出有统计意义的结果；缺乏合适的空白对照，以及用于喂养老鼠的膳食营养结构不平衡，后者也可能导致观察到的病变。我们做实验应该有一个对照，一模一样的两组老鼠，一组喂转基因土豆，一组喂同一品种的非转基因土豆，结果再来比较，看看有什么差异才能说明问题。而他并没有用同一品种的土豆做对照，用的是另一品种的土豆。两种土豆的成分本来不一样，那么，吃这两种不同土豆的老鼠的身体有不同的变化，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转基因引起的，还是别的成分差异引起的。
值得指出的是，普兹太是用生土豆喂老鼠，而人们一般只食用煮熟的土豆，食物中的有毒成分在加热后往往就不再具有毒性。生土豆本来就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有毒物质，对胃肠道黏膜有较强的刺激性，还能麻痹神经和导致血细胞溶血。而且，吃生土豆很不容易消化，有可能让老鼠的胃肠出现类似的病变。因此，有很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普兹太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能归结为就是转基因引起的。
第二年，普兹太把论文提交著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发表。多数审稿人都对之提出批评，认为该论文的质量没有达到发表要求。《柳叶刀》编辑部解释之所以决定发表这篇论文，是因为它已引起了公众关注，干脆公开出来让大家看个究竟，并不意味着认同其结果。但是后来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反而说，《柳叶刀》做为权威的医学刊物都发表了这篇论文，可见它是没有问题的。
    普兹太研究的那种转基因土豆并没有上市，即使他的研究没有问题，也无法说明已上市的其他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就有问题。其他研究组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与普兹太不同的结论。有多项研究表明，转基因土豆、转基因西红柿和转基因大豆对动物的健康和生理活动都无影响。
在普兹太事件之后，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偶尔还会出现报道称转基因食品对实验动物造成损伤。但是这些报道都很有争议，未能获得权威机构的认可。例如，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披露了转基因食品巨头“孟山都”公司的一份秘密报告。据报告显示，吃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肾脏中会出现异常。这则报道引起了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心。根据孟山都公司就此事发表的声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所谓“血液变化和肾脏异常”其实指的是血液成分和肾脏大小的差异，而它们都在正常范围内，并非病变。孟山都公司虽然声称由于商业秘密问题无法公布实验结果全文，但是在申请上市时，全文已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并获得通过。
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并不存在别人无法重复的秘密实验。不管孟山都愿不愿公布结果，其他实验室都完全可以重复、验证孟山都的实验结果。对这种转基因玉米MON863，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FSANZ）在2003年做过安全性评估，结论是：“在评估MON863玉米时，未发现潜在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根据现有申请所提供的数据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源于MON863的食品可被视为与源于其他玉米品种的食品同样安全和有益健康。”该评估报告特别指出，这类抗虫害转基因作物1995年起就已在美国种植、食用。
    人们除了担心吃转基因食品会对身体健康有害之外，还担心种植转基因作物会危及生态环境。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我们给作物转入抗虫害基因是为了抗害虫，例如培育抗虫害转基因玉米是为了保护玉米的叶子不让害虫吃，但是如果这种玉米的花粉飘落到周围的杂草上，那些不算害虫的昆虫，比如说大斑蝶在吃杂草时把玉米花粉也吃进去，会不会把它们也毒死了呢？如果会的话，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就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斑蝶的幼虫，发现这些毛毛虫生长变得很缓慢，死亡率高达44％。这项研究成了反转基因技术的人士反复引用的“经典”研究，他们认为转基因玉米是大斑蝶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个研究结果也备受非议，被揭露出来的问题包括：别人无法重复其实验结果，实验用的大斑蝶幼虫被强制只喂食沾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而没有其他选择，以及实验用的转基因玉米花粉含量过高。2000年起在美国三个州和加拿大进行的田间试验都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并没有威胁到大斑蝶的生存，在实验室里用这类花粉喂大斑蝶的幼虫，也没有发现影响其生长发育。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5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1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粉不会危害大斑蝶幼虫。大斑蝶数量减少的原因，更可能是过度使用农药和破坏了它的生态环境。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恰恰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还有一项研究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根部能分泌毒性蛋白，可能会在土壤中累积起来危害其他生物。这项研究做法是，将玉米长在培养液中，从培养液提取毒性蛋白喂养天蛾幼虫。其他研究者发现，如果将玉米长在土壤中，其根部分泌的毒性蛋白会迅速被降解掉，而失去了毒性。显然，对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对其他生物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应该尽量接近自然环境，才有说服力。
    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还提出了所谓基因渗透或基因污染的问题。例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风或昆虫带到野草的花中，会不会使抗除草剂或抗虫害基因转入野草中，使得野草也有抗除草剂或抗虫害的能力？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远，是不可能杂交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极低。2001年2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在英国进行的长达十年的研究结果，发现转基因土豆、甜菜、油菜和玉米并没有将基因污染给周围的野草。
    但是如果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或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染色体数目相同），则有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因此，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2001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名研究者在《自然》杂志发表一篇论文，宣布在墨西哥的玉米中发现了转基因玉米的一段“启动子”序列和基因序列。由于墨西哥是世界玉米多样性的中心，这个发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反科学组织据此宣称墨西哥的玉米与被转基因玉米“污染”。许多专家对这篇论文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发现的“启动子”序列是他们采用的实验技术导致的人为假象，而那段“外源”基因序列在玉米中本来就有。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对全国各地采集来的玉米样本进行检测，都没有发现“基因污染”。2002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社评认为，回过头来看这篇论文的结果不能成立，本来就不该发表。

                              （下）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媒体上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际权威机构都一致认定目前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2002年，非洲南部一些国家的政府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向联合国咨询，联合国在8月27日发表声明说：“根据来自各国的信息来源和现有的科学知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组织的观点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做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因此这些食物可以吃。这些组织确认，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科学文献表明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在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问答中，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了风险评估，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会有风险。而且，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当前对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的指责和担忧，其实是在某些极端组织的有意误导之下，由于普通公众对生物学知识的缺乏，而出现的社会恐慌。围绕它的争论，并无多少的科学含量，很难再称得上是一场科学争论。
    在这些反对一切生物技术的反科学极端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绿色和平”组织。“绿色和平”的创始人之一、前主席帕特里克·摩尔在与该组织决裂后，反思说：“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的技术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们实现了斯瓦泽的预言（即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不幸的是，普通公众并不总能认识到这一点，许多人把这些极端组织视为社会正义的化身，信任它们的程度超过了信任国际权威机构。
    更不幸的是，普通公众通常缺乏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所必需的科学素质。许多人担心吃了转基因食品会把自己的基因转掉，甚至攻击转基因食品会让人“断子绝孙”。他们显然是害怕转入转基因作物中的那段外源基因在被食用后会跑进体内，把人体基因也给转了。这种担心是很荒唐的。所有的生物的所有基因的化学成份都是一样的，都是由核酸组成的。不管转的是什么基因，是从什么生物身上来的，它的化学成份也和别的基因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由核酸组成的。这个基因同样要被消化、降解成小分子，才能被人体细胞吸收。所以这个外源基因是不会被人体细胞直接吸收、利用的。
    国际上有一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重要人物对此很不以为然，曾在一本反对遗传工程的著作中声称“食物中的基因能被人体利用”。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我们不应该仅仅担心人体会吸收、利用了被用来做转基因的那个基因，也应该担心人体会吸收、利用了食物中成千上万个其他的基因。因为所有基因的化学成份完全一样，如果人体有可能吸收、利用某个外源基因，也就可能吸收、利用其他外源基因。那样的话，我们吃任何食物，都有可能被转了基因！既然我们在吃其他食品时从来就不担心里面的基因会跑到我们体内，为什么偏偏要担心转基因食品呢？
    有人要求保证转基因作物百分之百安全、绝对没有风险才能种植、供食用，这种要求是完全不合理的。转基因技术就像所有的技术，同样有可能带来风险。经常被提及的比较可能发生的风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健康方面的风险。转基因作物往往是过量地制造某种外源的蛋白质，如果该蛋白质是对人体有害的，当然不宜食用。如果它是过敏原，也可能让某些特定的人群出现过敏。另一种是生态方面的风险。例如，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
    但是风险并不等于实际的危险。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为了避免健康方面的风险，对人体有害的蛋白质和已知的过敏原不会被用于制造转基因作物。在转基因食品上市之前，都按要求做过实验检测其安全性。一般是先做生化实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然后做动物试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其实是检测食品安全性的常规做法，不只是对转基因食品才如此。如果不信任这一常规方法，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质疑其他食物的安全性？为了避免生态方面的风险，许多专家建议对转基因作物的栽种范围做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的亲缘物种的地区种植相应的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有其独特性，比如，它可以打破物种的界限，将动物、微生物基因转入植物中。但是，不同物种的基因的化学性质都是一样的，调控机理也相似，所以这种操作并不会产生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怪物。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转基因作物所面临的健康、生态问题，传统作物同样也有。例如，有的用杂交方法培育的土豆新品种，就含有高含量的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用传统方法培育的新品种的基因同样有可能“污染”其野生的亲缘物种。正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报告指出的：“FDA没有发现也不相信，正在开发中的、用于作为食品和饲料的新作物品种一般会带来安全或管理问题。”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物和食品更安全。
    的确，转基因技术在某些方面要比传统的育种方法更安全可靠。传统的育种技术无法控制某个基因在哪里和如何表达，同时改变了许多基因（对此我们往往一无所知），难以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并且可能培育出有害健康的性状（对此我们可能一时无法觉察）。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准确地控制基因的表达，只动了一个或少数几个我们已知其功能的基因，容易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人们既然并不担心传统育种技术会造成危害，为何却要对转基因技术吹毛求疵？
事实上，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不用或少用农药，因而减少或消除农药对食品的污染，而大家都知道，农药残余过高一直是现在食品安全的大问题。抗病害转基因作物能抵抗病菌的感染，从而减少了食物中病菌毒素的含量。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是当前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化学农药的使用，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2005年4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中国水稻生产和农民健康的影响》指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农药施用量减少80%，节省了相当大的开支，同时还降低了农药对农民健康的不良影响。中国每年有大约五万农民因为使用农药而中毒，其中大约有五百人死亡。
    当前已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抗除草剂和抗虫害品种，它们能减少农药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主要是对农民、环境有益，对消费者的好处还不是那么直接。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能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将会让消费者更切身地体会到其好处。就像普通公众当初由于从重组DNA药物获益而迅速消除了对重组DNA技术的恐慌一样，也许新一代转基因作物的出现，也能让人们更普遍地接受转基因食品。

2010.3.4.,3.10.,3.17.

（《经济观察报》2010.3.8.,3.15.,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