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科学进步法修订草案，有一名委员提议修改关于科学技术人员“不得参加、支持迷信活动和伪科学活动”的条款。他认为弄虚作假本身就是伪科学，但是伪科学的定义不是很清楚，因为还有很多事物是人类认识不到的，所以建议不要提“伪科学”，以免误解，影响突破性的研究云。

   
科学进步法修订草案中有关反对伪科学的规定，只是一种政策宣示，不太可能得到实施，是否要保留，可以从法理上进行讨论。但是该委员有关伪科学的看法却很值得商榷。

   
我们不应该把伪科学与科研中的弄虚作假混为一谈，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科研中的弄虚作假是表面上遵循科学界公认的科学方法和规范，暗地里在违反，而伪科学往往是公开地对抗公认的科学方法和规范，不一定有弄虚作假的行为。虽然搞伪科学的人往往也在弄虚作假，但是这不是构成伪科学的必要条件。所以不能因为觉得既然反对弄虚作假就不必再反对伪科学了。

   
伪科学不是“人类认识不到的事物”，而是人类已经认识到并加以否定的事物，例如永动机、“水变油”、虚假保健品。不必担心反对伪科学会影响突破性的研究。真正的突破性研究要能经得起别人的质疑和检验，不会害怕被人当成伪科学。该委员举激光、克隆技术为例说明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有可能被当成伪科学，属于举例不当，因为激光、克隆技术从来没有被主流科学界当成伪科学。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被国际主流科学界认为是伪科学而后来又被发现是真科学的例子，也从来没有因为反对伪科学而影响了突破性的研究，反倒是伪科学会借助政治、宗教势力而妨碍真科学的研究。该委员提到的苏联批判摩根的遗传学理论就属于后者，是伪科学对真科学的打压，而不是相反。在当时，苏联所提倡的李森科学说是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伪科学的。

   
当然，“伪科学”的提法有可能被误解、滥用，但是这不是删除“伪科学”提法的理由。有时候真的东西也可能被当成假货，人类认识不到的东西也有可能被说成迷信，难道我们也要因此不敢反对弄虚作假和迷信吗？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

   
伪科学是科学的冒牌货。只要社会上还有伪科学在骗人，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反对它。在当前伪科学仍然非常流行，打着科学旗号骗人、骗钱的事件时有发生，而热心于揭露、打击伪科学的人士寥寥无几。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伪科学的泛滥会妨碍中国的科学进步、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要鼓励人们反对伪科学，而不是相反。

2007.8.28

（《法制晚报》2007.9.12）

(XYS200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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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按：这篇曾获新浪博客推荐（我向新浪编辑反映后，他们立即取消推荐，赞一下）、参加新浪“我的2008-我记录”活动、标注“原创”的文章，绝大部分的文字（自“199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性与死：生物学哲学导论》的高级教科书”以下直到结束）全盘抄自我在2002年1月3日写的《性与死的统一》（原载《三思科学》电子杂志2002年第3期）。此人声称“翻阅了大量资料”，其实就是抄了我一个人的文章，还居然声明“文章和图片属于本博主”，可谓无耻。我留言指出这是剽窃我的文章，留言立即被删掉，可知是明知故犯，更无耻。我这篇文章也在新浪博客上登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0673.html】

【原创】我看到了螳螂交配不是100％吃夫（文/图）
  
本文已参加“我的2008-我记录”活动

陈刚 http://blog.sina.com.cn/chinachengan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d8a3f01000bhy.html

作者简介
陈刚/电台记者、编辑，留学于俄罗斯；8岁从事田径体育110米栏运动，12岁从事高山滑雪运动，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目前是国家级跳台滑雪裁判员，曾参加全国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冬季运动会跳台滑雪姿势打分裁判工作和2007年亚冬会的宣传报道；参加了中国.长春首届、第二届东北亚国际贸易博览会采访；目前还兼职于人民日报社的《中国视点》杂志社作记者工作,个人爱好：各类体育、旅游、听歌、写作、上网等

    
2007年9月13日，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采访团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小江南——集安，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前两年，被世界文化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要说的不是这座城市，而是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的，也可以说是被我发现的一件事情，是有点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却不一定看到的事情，那就是“螳螂交配”。

   
这是在我们采访之余，我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一个小河旁边休息，突然间，我在草丛间发现了一只螳螂，我马上拿起相机，上前进行拍摄，令我兴奋和不解的是，这只螳螂非常配合我，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管你离它有多近，就好像看什么东西，看呆了一样，我带着疑惑向它所注视的方向看去，这下子我惊呆了，可不是么！在一米以外的墙上趴着一只螳螂，这只螳螂正在吃着什么，我走上前看“啊…….!”原来墙上这只螳螂用前边的两只镰刀似的前爪，正紧紧抓着一个黑色东西，我仔细观察，原来是一只蟋蟀，正在我看着入迷，忙于拍摄的时候，那只草丛里的螳螂一下子飞了过来，把我吓了一跳，它落在距离这只螳螂半米左右的墙上，我想真好！一只在吃东西，一只在看，一会一定会打起来，我拿起相机开始拍摄，可恨的是这个相机不是我理想的相机，不能连拍，还要手动调焦，对付吧！

     
我继续拍摄，拍着拍着，我想象的结果发生了，后来的那只螳螂，一下子很准确的落在了那只吃蟋蟀的螳螂身上，令我更加疑惑的是，它俩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而是后飞来的螳螂在那只螳螂的身上一颠一倒，一动不动，下边的螳螂也并没有反抗的动作，仍然在吃蟋蟀。怎么回事？我边拍边想，突然上边那只螳螂在吃东西那只螳螂的身上转了180度，并用两只镰刀似的前爪紧紧扣住下边螳螂的肩膀上，这个动作让我大吃一惊，后来它们的动作更令我吃惊！就像是在交配，不是像，就是在交配！我拍摄到了它们交配的全过程。这时我悄悄的离开了它们，不想打扰这对螳螂情人。

   
回到车上，我把照片翻给朋友们看，有个朋友说，据了解，螳螂每当交配完之后，当晚雌螳螂会把雄螳螂吃掉。但是，当时我只看到它们交配过程，而是很安静的一个过程。我走之后，它们交配完雄螳螂一定会被吃掉么！真的很可怜！我想那只已经吃了蟋蟀的螳螂吃饱之后不会再吃它的老公了吧！我到家里后，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发现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说法不一。

【方舟子按：以下除了“我想至少我看到的那只雄螳螂不会被吃掉，因为雌螳螂已经吃饱了。”这一句，一字不改地全盘抄自《性与死的统一》。】

    
199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性与死：生物学哲学导论》的高级教科书。这本书介绍、讨论的都是关于“进化”、“基因”这些很专业化的生物学哲学问题，与性和死都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了这么个题目呢？作者解释说“因为这个题目很有趣”、“生物界是奇妙和古怪的，至少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古怪。”其实作者完全可以更明白地说：因为性和死是生物界的永恒主题，就像爱和死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一样。

   
无性的生物可以靠不断的分裂而永世长存，有性的生物却必死无疑。性是对死亡的抗拒，是新生命的开端。这两个相对的力量，有时却能古怪地结合。例如，在蜘蛛纲和昆虫纲动物中，有时能观察到所谓“性食同类”（sexual
cannibalism），即在交尾前后甚至交尾过程中，雌性吃掉与之交尾的雄性。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螳螂了。对雌螳螂杀夫的首次描述，出现于1658年出版的德语著作中。在1886年，一位美国昆虫学家向《科学》杂志报告了他在实验室看到的雌螳螂在交配前吃掉雄螳螂的头，而无头雄螳螂仍设法完成交配的奇怪情景，大概是关于这一现象的第一篇科学文献。稍后，法布尔在《昆虫记》中也描述了螳螂杀夫：

   
“然而在事实上，螳螂甚至还具有食用它丈夫的习性。这可真让人吃惊！在吃它的丈夫的时候，雌性的螳螂会咬住它丈夫的头颈，然后一口一口地吃下去。最后，剩余下来的只是它丈夫的两片薄薄的翅膀而已。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从这段描述看我们不知道法布尔是亲眼所见，还是只是在转述一个公认的事实。不管怎样，随着《昆虫记》风靡世界，雌螳螂“杀夫”（或者更确切地说，“吃夫”）的恶名和雄螳螂“殉情”的美名也就尽人皆知了。生物学家们甚至试图论证“吃夫”的合理性。有的说，雌螳螂产卵需要大量的能量，雄螳螂的肉正是极好的能量来源。断头的雄螳螂能完成交配，这是已被实验证实的，因为控制交配的神经不在头部，而在腹部，而且，由于某些神经抑制中枢位于头部，头被吃掉反而还有助于增强雄性的性能力呢。雄螳螂不死，真是天理难容了。

   
不过，很少有人在野外观察到雌螳螂吃夫。我们说的螳螂，乃是一大类昆虫的总称（是昆虫纲下的一个目——螳螂目），包括形态、生态各不相同的1500多种螳螂。绝大多数螳螂物种都没有被观察到吃夫现象，这个名声，主要归咎于两种分布较广的螳螂：中国大刀螳螂（Tenodera
aridifolia sinensis）和欧洲螳螂（Mantis
religiosa）。但是，研究者报告的吃夫现象都是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在这种条件下，担惊受怕的动物往往会有异常的举动，在自然状态下，是否果真如此呢？这是真的与生殖有关的自相残杀，还是纯粹为了喂饱肚子的自相残杀？没人否认螳螂的确会自相残杀，而个子要小得多的雄螳螂也很容易成为雌螳螂的牺牲品，问题在于这是否有生殖意义？

   
在1984年，两名科学家里斯克（E.Liske）和戴维斯（W.J.Davis）虽然同样在实验室里观察大刀螳螂交尾，但是做了一些改进：他们事先把螳螂喂饱吃足，把灯光调暗，而且让螳螂自得其乐，人不在一边观看，而改用摄像机纪录。结果出乎意料：在三十场交配中，没有一场出现了吃夫。相反地，他们首次纪录了螳螂复杂的求偶仪式：雌雄双方翩翩起舞，整个过程短的10分钟，长的达两个小时。里斯克和戴维斯认为，以前人们之所以频频在实验室观察到螳螂吃夫，原因之一是因为在直接观察的条件下，失去“隐私”的螳螂没有机会举行求偶仪式，而这个仪式能消除雌螳螂的恶意，是雄螳螂能成功地交配所必需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实验室喂养的螳螂经常处于饥饿状态，雌螳螂饥不择食，把丈夫当美味。为了证明这个原因，里斯克和戴维斯在1987年又做了一系列实验。他们发现，那些处于高度饥饿状态（已被饿了5到11天）的雌螳螂一见雄螳螂就扑上去抓来吃，根本无心交媾。处于中度饥饿状态（饿了3到5天）的雌螳螂会进行交媾，但在交媾过程中或在交媾之后，会试图吃掉配偶。而那些没有饿着肚子的雌螳螂则并不想吃配偶。

   
在这里我可以放心了，那只雌螳螂已经吃了蟋蟀，这就说明它会饱的，它们也是有感情的，它也不想吃它的老公，是在交配之前现吃饱了在进行交配，或是吃个半饱，再边吃边交配。所以我看到的那只雄螳螂不会死。

   
可见雌螳螂吃夫的主要动机是因为肚子饿。但是在野外，雌螳螂并不是都能吃饱肚子的，那么，吃夫就还是可能发生的。在1992年，劳伦斯（S.E.Lawrence）在葡萄牙对欧洲螳螂的交配行为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野外研究。在他观察到的螳螂交尾现象中，大约31％发生了吃夫行为。在野外，雌螳螂大概处于中度饥饿。吃掉雄螳螂，对螳螂后代也的确有益。198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吃掉了配偶的雌螳螂，其后代数目比没有吃掉配偶的要多
20％。里斯克和戴维斯也承认，欧洲螳螂发生的吃夫现象可能比其他螳螂远为普遍，是他们给螳螂带来恶名。但是，雄螳螂很显然不是心甘情愿地被吃的。他们在交配前，小心翼翼地悄悄接近雌螳螂，避免被发觉。交配时从雌螳螂背后跃上，交配完了之后迅速地逃离，没有为了后代牺牲自己的迹象。雄螳螂可以多次交媾，没有必要做一锤子买卖。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雄螳螂应该与尽可能多的雌螳螂交配，在最后一次交配中再被吃掉；而雌螳螂也应该与尽可能多的雄螳螂交配，而且应该每次都把雄螳螂吃掉。

   
我想至少我看到的那只雄螳螂不会被吃掉，因为雌螳螂已经吃饱了。

   
如果说，对螳螂吃夫的普遍性至今在学术界还有异议，对某些蜘蛛种类的吃夫行为，却是少有争议的。被研究得比较透彻的是澳大利亚红背蛛（学名哈氏寇蛛，
Latrodectus
hasselti。与著名的黑寡妇同属，主要特征是背上有红条）。这项工作，主要是加拿大生物学家安德拉德（M.Andrade）在近年来做的。与螳螂相似，红背蛛的吃夫现象也与雌蜘蛛的饥饿状态有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吃夫现象并不总是发生的。安德拉德在1998年报告说，在实验室条件下，多达50％的交配没有发生吃夫，而在野外，也有35％的交配没有吃夫。在交配前，个头比雌蜘蛛小的雄蜘蛛要小心翼翼地与雌蜘蛛进行交流，确信她有意交配，避免被当成猎物。然而，一旦交配开始，与雄螳螂截然不同的是，雄蜘蛛不仅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而且简直就是在引诱雌蜘蛛吃自己：这种雄蜘蛛有两根交配器，交配时，先插入一根，倒转身体，把腹部送到了雌蜘蛛的嘴巴前面邀请她吃他！雌蜘蛛如果有食欲，就会喷上消化液开始吃。在被吃的时候，雄蜘蛛如果不是太虚弱的话，会设法拔出第一根交配器，插入第二根交配器，进行第二轮交配，而雌蜘蛛会继续享受她的美餐。

   
雄蜘蛛做出牺牲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与雄螳螂不同，很难再有第二次交配的机会。在寻找配偶的过程中，80％以上的雄蜘蛛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死亡。历尽千辛万苦找到雌蜘蛛，就不要指望还有第二次机会，而应该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在被吃时，雄蜘蛛因此延长了交配时间，可以注入更多的精液，让更多的卵被自己的精子受精。而且，雌蜘蛛在吃了雄蜘蛛后，就较不愿意再接受第二只雄蜘蛛的求偶。这样，被吃的雄蜘蛛就有可能留下更多的后代。研究表明，他们的后代，比那些没有被吃掉的雄蜘蛛的后代，大约多了40％。

   
生物现象有时的确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古怪。但是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却不奇怪。正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性和死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备注：次文章和图片属于本博主，不得复制，一旦发现后果自负。不管是科研还是个人所需必须经本博主书面同意后才可以使用，谢谢配合！

    
联系电话：13894589990         
电子信箱：jl_thcg@yahoo.com.cn

 

   国人初到美国，往往会觉得美国的阳光格外明媚，这当然不是因为美国的太阳比中国的明亮，而是人家空气没有受到什么污染。其次会发现美国人特别喜爱阳光，海滨、草地上挤满了晒太阳的人们，大街上见不到有人打太阳伞，而在户外活动，也不像中国人那样选阴凉的地方，而是在太阳底下进行。美国姑娘们以把皮肤晒成褐色为美，太阳晒少了，还要专门在室内用紫外辐射来照。如果美国化妆品像在中国那样以“美白”为号召，定然是卖不出去的。
   
但这种热爱阳光的文化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皮肤癌成为美国发病率最高的癌症，每年大约有一百万名美国人被诊断得了皮肤癌，近一半的美国人在65岁时至少已得过一次皮肤癌。90％的皮肤癌是因为皮肤过度暴露在阳光下引起的，特别是对浅肤色的人影响更大。因此美国皮肤癌基金会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如果你崇拜太阳，祈祷你不得皮肤癌。”
   
这就催生了一个庞大的防晒霜市场，光是获得美国皮肤癌基金会推荐的防晒霜品牌就有60多种。它们的化学成分其实都差不多，包括两类：有机的成分（例如二苯甲酮-3）能吸收掉紫外线，无机的成分（例如氧化锌）则是不透明的颗粒，用来反射掉紫外线。
   
为了吸引消费者，各个品牌的防晒霜往往标榜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比如号称能防水，能全日防晒，防晒系数高等等。反正一般的消费者对防晒系数没有概念，觉得越高越好。为此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1999年做出规定，防晒霜在标注防晒系数（SPF）时不能高于30，30以上的标为30+。不过这个规定似乎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我在美国就买到过SPF45的防晒霜。
   
防晒系数是根据防晒霜延缓阳光晒伤的程度测定的。例如，如果一个人暴露在阳光下过了12分钟皮肤会晒伤，那么涂了SPF10的防晒霜，就能保护皮肤120分钟后才被晒伤。这是1962年就开始使用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并不能完全反映防晒的效果。
   
这是因为阳光中紫外线能对人体产生伤害的有两类，波长短的（波长在290到320纳米之间）叫UVB，波长长的（在320到400纳米之间）叫UVA。导致晒伤的是UVB，因此防晒系数反映的是对UVB防护效果。但是UVA虽然不引起晒伤，却能深入到皮肤的深处，是引起皮肤变黑和过早老化的主要因素，并且和UVB一样都能导致皮肤癌。而且，UVA对皮肤的损害能持续很长时间，即使不照阳光也还会继续累积。有一项研究表明，用相当于正常阳光辐射量的UVA照射两周之后停止照射，过了16个月，还能在皮肤上检测到紫外线导致的基因突变，而且突变量持续累积，可到32倍。
   
在UVA的危害被人们认识到后，市场上各种品牌的防晒霜又都纷纷声称能对紫外线提供广谱保护，意思是不仅能抵挡UVB，也能抵挡UVA。但是对UVA的保护效果如何，却没有标准，难辨真假。
   
为此，FDA最近发布防晒产品新规定草案，除了准备把防晒系数的限制提高到SPF50+，主要就是要为UVA的防护制定标准，用1到4星表示对UVA的防护效果的高低。
   
其实，防晒霜究竟能起到多大的防护作用，是一直有争议的。有的研究甚至认为，如果防晒霜使用不当，不是每过2小时就涂一次，对皮肤的损伤反而更大。不过，紫外线能够导致皮肤癌和皮肤过早老化，却是没有疑义的。保护皮肤的最好办法是躲避和遮挡阳光，使用防晒霜只是最后的选择。

2007.8.30

（《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09月11日）

(XYS2007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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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我欣赏了一番之后，原来登有张阳德主任的履历的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的网站以及张阳德当主席的“美国纳米科技协会”和主编的“国际英文期刊”“Nanoscience”的网站都在今天关闭了，不知是永久关闭，还是在做改动。不过我已把相关网页都存了下来，在google快照中也都还找得到，想赖是赖不掉的。我下面的研究材料，就取自已经关闭的网页。

   
张阳德主任当主编的“国际英文学术刊物”Nanoscience（纳米科学）共有1名主编、8名副主编、5名名誉主编、88名编委，阵容不可谓不强大。按国外学术期刊的惯例，编委应注明其所在机构，一则以免重名混淆，二则也可知其学术地位，但是Nanoscience的编委却没有一个注明所在机构，倒是注明了所在国家，涵盖中国、美国、德国、墨西哥、日本、韩国、英国、印度、澳大利亚，真是“国际化”得很。里面以华人为主，属于“假洋鬼子”，当不得真的，比如张阳德主任，就被派到了美国。但是也有一些从名字上看，的确是洋人。那么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洋人被张主任给收编了呢？

   
为了便于查证，我只查那些标注为美国人的洋人。先看副主编中唯一的洋人：

Reinhard Tomsik, M.D. (U.S.A.)

    google共有 8
项符合”Reinhard
Tomsik”的查询结果，都出现在介绍Nanoscience和“美国纳米科技协会”的网页，还有就是张阳德主任编的《纳米药物学》一书的致谢中。看来能查到的这位美国人的唯一踪迹就是与张主任的合作，不知他在美国究竟是干什么的，或者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个美国人。

   
再看名誉主编中的唯一美国人（中方的名誉主编为卫生部王陇德副部长、卫生部黄洁夫副部长和钟南山院士）：

Jonathan Sackier (U.S.A.)

   
此人是华盛顿（DC）的一名解剖、临床病理医生，当过乔治·华盛顿大学外科教授，创办“华盛顿外科内窥镜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of Surgical
Endoscopy），是张主任的同行——外科内窥镜的同行，并非研究纳米技术的。

   
再看看编委中的美国洋人：

Larry Persaud (USA)

   
Google的结果主要是加拿大的一位房地产商，不像。有一个网页说此人是华盛顿的资深网络安全工程师。张阳德当主席的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的网站（也已关闭）曾报道此人在2005年6月26日到中国参加张阳德主持的中国第十四届内镜医师学术大会，做过题为“医学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报告。搞IT的，不是搞纳米的。

Paulo Hoff (USA)

   
此人曾经当过德州大学M. D.
Anderson癌症中心胃肠肿瘤学的副教授，现在已离开美国，在巴西圣保罗一家医院的肿瘤中心工作。

Barry Feig (USA)

   
此人是德州休斯顿的一名外科医生。

Michael Gagner (USA)

   
此人是纽约Mount Sinai医学中心的腹腔镜检查外科医生。

Patrick Lynch (USA)

   
这个姓和名字都太常见，重名的太多，没法查。

Pamela F. Mariti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Robert G. Parsons (USA)

   
有关此人的最近的消息的是1993年曾经申请过一个免疫学检测的专利，当时他是Abbott
Laboratories公司的工作人员。

Stephen Evans (USA)

   
这个姓和名字也都太常见，重名的太多，没法查。

Philip E. Domco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Martin Helsin (USA)

   
查到两个相关网页，一个是Nanoscience的网页，一个说此人是纽约的一名律师。

Stuart A. Heerde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James Luketich (USA)

   
此人是匹兹堡的心肺外科医生。

Douglas R. Peteli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两个网页，分别是Nanoscience和“美国纳米科技协会”的网页。

Steven Libutti (USA)

   
此人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外科部的研究员。

John F. Williams (USA)

   
重名的很多，可能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教务长、麻醉学教授。

Bret M. Reber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MichaeI K. Sarr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但名字Michael明显拼错了，改用正确的拼法再搜索，反而一个网页都没有了。

Andre B. Lipsett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Alejandro Burgos (USA)

   
重名的很多（常见拉丁名字），可能是德州San Antonio的麻醉师。

Michael C. Hill (USA)

   
此人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放射科教授。

Machael Huat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但名字Michael也明显拼错了，改用正确的拼法再搜索，出来3个网页都是博客或论坛的无关张贴。

Margo M. Nguye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Clark K. Lum (USA)

   
google有6个网页，4个在中国，2个在美国。从美国的网页判断，此人在1990年曾经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当过staff（行政人员），现在不详。中文网页有一则关于他的报道：

   
“中国生物医药界的布局太乱。”这是美国NIH基金的CLARK
K.LUM博士的最大担忧。他呼吁，在看好前途的同时，中国首先要从国家层面形成战略统一。

   
美国NIH的人在美国默默无闻，反而跑中国来指导中国生物医药的发展，这很有意思。

Bruce Orkin (USA)

   
此人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外科副教授，主管结肠、直肠外科手术。

Joseph Shrager (USA)

   
此人是费城心肺外科医生。

Jeffrey P. Metzger (USA)

   
此人似乎是一名诉讼律师。

Maclellan Walther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但可能是把名字McClellan拼错了，改用正确的拼法搜索，发现此人曾经当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员，今年年初因为收藏600多张儿童淫秽照片而被判处4年监禁。

Ashok E. Konski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Willis C. Markmann (USA)

   
google结果只有一个网页，即Nanoscience的网页。

Juliana H.J. Brooks (USA)

   
此人是一家生产另类医疗仪器Berkshire
Laboratories公司的工作人员。

   
再来看“美国纳米科技协会”中的美国洋人。名誉主席（中方名誉主席为钟南山）：

Jonathan M. Sackier, Ph.D., U.S.A.

   
此人前面已提到，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外科教授。

   
副主席：

David L. Bartlett, M.D., U.S.A.

   
此人是匹兹堡大学的外科教授，主要是搞肿瘤外科。

    常委：

Paulo Hoff, Ph.D., U.S.A.

   
此人前面已提到，是巴西医院的肿瘤中心的医生。

   
科学委员会成员：

Barry Feig, M.D., U.S.A.
Patrick Lynch, M.D., U.S.A.
Douglas R. Petelin, Ph.D., U.S.A.
Reinhard Tomsik, M.D., U.S.A.

   
这些人也都是Nanoscience的编委，前面已介绍。
   
结论：“纳米科学”杂志和“美国纳米科技协会”罗列的这些美国人，或者查无此人，或者是美国外科医生（以从事内窥镜工作的医生为主）、IT人员，前者可能是捏造的，后者可能是张阳德在开内窥镜学术会议时或其他场合认识的。总之，这些美国人没有一个能让人相信他们是纳米技术方面的专家。那么，拉这么一批或者查无此人或者不从事纳米研究的医生办“纳米科学”学术杂志、成立“美国纳米科技协会”的目的何在？是不是就是为了获得1.2亿元的中国863纳米医学项目而虚张声势？如果是的话，无疑是大功告成了。

附：Nanoscience编委名单和“美国纳米科技协会”成员名单

EDITOR-IN-CHIEF

 
    Yangde
ZHANG, M.D. (U.S.A.) 
    　

ASSOCIATE EDITORS
   

Boyun HUANG, Ph.D. (china)
Haowei ZHANG, M.D. (U.S.A.)
Xiaoming JIN, Ph.D. (China)
Yanfei LIU, M.D. (China)
Futao CHEN, Ph.D. (China)
Xingming DENG, M.D., Ph.D. (U.S.A.)
Reinhard Tomsik, M.D. (U.S.A.)
Yubao LI, Ph.D. (China)

HONORARY
EDITOR-IN-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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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fu HUANG (China)
Jonathan Sackier (U.S.A.)
Nanshan ZH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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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Persau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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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o Hoff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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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Evans (USA)
Changsheng LIU (China)
Philip E. Domco (USA)
Martin Helsin (USA)
Yingge ZHANG (China)
Stuart A. Heerden (USA)
James Luketich (USA)
Hong ZHU (China)
Douglas R. Petelin (USA)
Steven Libutti (USA)
Guanglu GE (China)
John F. Williams (USA)
Bret M. Reber (USA)
Yaping LI (China)
Nelly Sahel (France)
MichaeI K. Sarr (USA)
Xinhua XU (China)
Andre B. Lipsett (USA)
Alejandro Burgos (USA)
Xueqing XU (China)
Michael C. Hill (USA)
Machael Huat (USA)
Minbo LAN (China)
Margo M. Nguyen (USA)
Mike Bramhall (UK)
Chunhai FAN (China)
Clark K. Lum (USA)
Bruce Orkin (USA)
Xinxia CAI (China)
David Bouchier-Hayes (UK)
Deidre Larvin (UK)
Mingyuan GAO (China)
Powered Bianzhou (Singapore)
Joseph Shrager (USA)
Yi LI (China)
Jeffrey P. Metzger (USA)
Flora Botton (Mexico)
Rongsen CHANG (China)
Maclellan Walther (USA)
Robin M. Johnson (UK)
Lishi WEN (China)
Ashok E. Konski (USA)
Willis C. Markmann (USA)
Honghao ZHOU (China)
Juliana H.J. Brooks (USA)
Xingming DENG (USA)
Jinfeng ZHAO (China)
Weihong TAN (USA)
Yongjun TAN (USA)

ORGANIZATION OF AANT

HONORARY CHAIRMAN

Joachim Spatz, Ph.D., Germany
Jonathan M. Sackier, Ph.D., U.S.A.
Nanshan Zhong, Academician, P.R.C.

CHAIRMAN

Yangde Zhang, M.D., U.S.A.

ASSOCIATE CHAIRMAN

Gunter Rolf Fuhr, Ph.D., Germany
Xiaoming Jin, Ph.D., P.R.C.
David L. Bartlett, M.D., U.S.A.
Chen Wang, Ph.D., P.R.C.
Haowei Zhang, M.D., U.S.A.
Yanfei Liu, M.D., P.R.C.
Boyun Huang, Academician, P.R.C.

STANDING COMMITTEE

Paulo Hoff, Ph.D., U.S.A.
Hongbo Chen, M.D., Ph.D., U.S.A.
David Chang, M.D., U.S.A.
Jianbo Gao, Ph.D., Germany
Yaqing Zhang, M.D., U.S.A.
Yubao Li, Ph.D., P.R.C.
Claus-Michael Lehr, Ph.D., Germany
Wu-shun Felix Wong, Ph.D., Australia
Manson Fok, M.D., Hong Kong
Yasuyoshi Hayashi, Ph.D., Japan
Gyu-seog Choi, Ph.D., Korea
Nageshwar Reddy, Ph.D., India
Nelly Sahel, Ph.D., France
Powered Bianzhou, Ph.D., Singapore
Flora Botton, Ph.D., Mexico

SCIENTIFIC COMMITTEE

Barry Feig, M.D., U.S.A.
Yuquan Wei, Academician, P.R.C.
Patrick Lynch, M.D., U.S.A.
Carmen Friedrichsen, Ph.D., Germany
David Bouchier-Hayes, M.D., U.K.
Douglas R. Petelin, Ph.D., U.S.A.
Stefan Grater, Ph.D., Germany
Kristina Rieheman, Ph.D., Germany
Zhiqiang Huang, Academician, P.R.C.
Lei Jiang, Ph.D., P.R.C.
Mike Bramhall, Ph.D., U.K.
Robin M. Johnson, Ph.D., U.K.
Reinhard Tomsik, M.D., U.S.A.

(XYS200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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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课本在介绍进化论时都会提到，一种蛾子翅膀颜色的变化证明了自然选择理论之正确。但是教科书过于简略的介绍，使学生们没有领会到，这同时也是一个理解科学研究是如何进行和深入的绝好例子。
   
这种蛾子是桦树的主要害虫，因此中文学名叫桦尺蛾，英文则称之为“斑点蛾”，这是因为在19世纪中叶之前人们见到的这种蛾，都是浅灰色的翅膀上散布着一些黑色斑点。1848年，昆虫学家首次在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附近采集到了黑色翅膀的桦尺蛾标本。之后，人们采集到的黑蛾标本越来越多，而且都集中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工业化地区。到1895年，曼彻斯特附近的黑蛾所占的比例激增到接近100％，而在非工业化地区，灰斑蛾仍然占绝对优势。
   
看来，桦尺蛾翅膀颜色变黑与工业化导致的空气污染有关，那么这种“工业黑化”又是怎么进化来的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生物学家都相信拉马克主义：后天的环境因素会直接导致生物体产生可以遗传下去的变异。因此推测，桦尺蛾的黑化是在污染物的刺激下产生的。有一位昆虫学家用沾了煤烟成分的树叶喂养从非工业化区抓来的桦尺蛾幼虫，发现有的变成了黑蛾。这似乎验证了拉马克主义的假说。可惜，这个实验结果别人重复不出来，而没法被独立地重复的结果，是无法获得承认的。
   
另有一些生物学家相信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根据这个当时还未被生物学界普遍接受的学说，黑蛾变异并不是被煤烟成分诱发的，而是随机产生的。随机的基因突变总能产生极少数黑蛾，在非工业化地区，这些黑蛾将很快被自然选择淘汰。但是在污染地区，黑化却有生存优势，因此迅速传播开去。在1920年代，英国大生物学家荷尔登（J.B.S.
Haldane,
1892-1964）计算出，这个自然选择过程要能发生，平均每一代黑蛾和灰斑蛾后代的生存比例必须是1.5：1。
   
但是，黑化究竟有什么生存优势呢？不难设想，桦尺蛾翅膀起到了某种伪装作用。这种伪装看上去非常成功，如果背景合适，桦尺蛾用肉眼几乎难以发现：每当我向学生们展示照片，指出隐藏在树干上的桦尺蛾时，都会引起一阵惊叹。在非工业化地区的森林中，树干长满苔藓，长着灰色斑点的翅膀的桦尺蛾停在这种树干上，不容易被天敌（鸟类）发现，而黑色翅膀则容易被发现。在工业化地区，树干上的苔藓被黑色的煤烟取代了，情形恰好相反，灰斑蛾容易被天敌发现，而黑蛾不容易。所以，“工业黑化”现象可能是由于鸟类不容易发现、捕食停在覆盖着煤烟的树干上的黑蛾，而灰斑蛾更容易被捕食导致的。
   
这个假说听上去很合理，但是再合理的假说在被检验之前也还是假说。这个假说在1896年就有人提出了，但是直到1950年代，才由英国生物学家凯特威尔（H.B.D.
Kettlewell,
1907-1979）用实验对它进行了验证。他在一个种着树的鸟舍中释放了同等数目的灰斑蛾和黑蛾，然后放出鸟，观察、记录它们的捕食情况。结论是：蛾的翅膀的确起到了避免被捕食的伪装作用，在同一根树干上，显眼蛾被捕食的几率高出不显眼蛾达三倍。
   
人为条件下的实验结果真的能反映自然生态吗？为了回应这个疑问，凯特威尔在工业污染严重的地区进行野外实验。他将大量的灰斑蛾和黑蛾做了标记，然后释放。由于雌蛾很少飞翔，他只用雄蛾做实验。一周后，他用汞汽灯和未交配的雌蛾做为诱饵捕捉雄蛾，连续持续了多个晚上。重新捕获的黑蛾的比例，大约是重新捕获的灰斑蛾的两倍，凯特威尔认为那些失踪的蛾是被鸟类捕食了，这表明在工业污染地区，黑蛾的生存机会是灰斑蛾的两倍。这个数字很接近30年前荷尔登的计算结果。
   
但是，重新捕获的黑蛾的比例高于灰斑蛾，也可能是由于其他未知因素导致的，例如，黑蛾比灰斑蛾更容易被汞汽灯或雌蛾所吸引，灰斑蛾比黑蛾更爱迁移到外地，由于某种与伪装无关的因素灰斑蛾在野外的生存能力较差等等。几个月后，凯特威尔做了一个对照实验，排除了所有这些可能性。他改到未受污染的地区重复实验，结果与上一次恰恰相反，重新捕获的灰斑蛾的比例，大约是重新捕获的黑蛾的两倍，也就是说，在未受污染的地区，灰斑蛾的生存机会是黑蛾的两倍。两次实验结果合起来，雄辩地证明了影响桦尺蛾野外生存机会的因素，是其翅膀颜色的伪装能力。后来，有几个其他实验室重复、改进了凯特威尔实验，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不过，凯特威尔实验并没有直接观察到鸟类在野外选择性地捕食黑蛾或灰斑蛾，而是间接的推论。剑桥大学遗传学教授麦克·马杰鲁斯（Michael
Majerus）用了7年时间弥补这一不足。7年来，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花上几个小时用望远镜观察、记录鸟类在他家的花园捕食桦尺蛾的情况。他观察到，由于剑桥没有被污染，黑蛾的确比灰斑蛾更容易被鸟类捕食。他的结论是：鸟类有选择的捕食是2001年到2007年间剑桥的黑蛾频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众多生物学家的努力下，用科学方法（观察－假说－验证），让这种不起眼的小蛾子清楚地证明了自然选择这一伟大学说的正确。

2007.9.10.

（《中国青年报》2007.9.12）

(XYS200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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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按：这篇报道把“方舟子诉《探索与争鸣》名誉权案”也列为富敏荣经手案件，给读者的印象好像是富敏荣曾经当过我的律师，而实际上他当的是对方《探索与争鸣》的律师，且在法庭上对我进行政治批判，试图把我打成“国外反华势力的代表”，显得很不专业。富敏荣是不是对他在该案中的表现很骄傲？】

“史上最强女助理”发律师声明否认上传裸照

http://news.tom.com/2007-09-03/0027/35781985.html

　　【新民网·独家报道】新民网9月3日了解到，“史上最强女助理石靖事件”有了最新进展，网上流传出一份关于此事件的律师声明。

　　新民网随后连线声明中提到的富敏荣律师，该律师承认网上流传的声明是新文汇律师事务指派其发表的，并称，未经石靖授权，不便于透露关于此事件的其他任何信息。

　　据了解，富敏荣经手案件有：陈佩斯、朱时茂春节联欢晚会小品著作权案；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报》“赌球”名誉权案；查良镛武侠小说系列案；《满江红》经典剧本著名权案；刘晓庆诉光明日报出版社等名誉权案；新四军烈士巫恒通死后名誉权案；著名舞蹈家金星状告东方电视名主持曹可凡；水渭亭诉鲁迅之子周海婴著作权案；方舟子诉《探索与争鸣》名誉权案。

　　新民网将进一步关注此事件的最新发展情况。（新民网
杨涛）

　　学术翻译应该谨慎，至少要多查字典——评刘华杰的翻译

　　作者：Soldier King

　　近读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翻译的《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一书，感到非常不舒服。以前也看过《新语丝》上“揭发”刘华杰翻译错误的文章，总是有所保留。试想一个处于如此重要位置的人，何以犯如此低下的错误。看过刘译的《科学哲学》后，我开始相信《新语丝》上所言不虚了。

　　下面是我发现的一些错误，不当之处，请读者们指正。

　　(美)亚历克斯·罗森堡(Alex
Rosenberg)著：《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Philosophy of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0),
刘华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年初版，2006年再版.

　　（1） （原著p.9） If humans are nothing but complex collections
of molecules, i.e. of matter, and if these collections beh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lfsame laws……

　　（译文第10-11页）如果人类只是分子——即物质——的集合体，如果这些集合体服从自我同一的定律…… 

　　译文漏译了“complex”，更重要的是，“the selfsame
laws”译为“自我同一的定律”，大错，“自我同一的定律”到底是什么意思？何物不是自我同一的？应译为“完全同样的定律”等等。所有的现象都服从完全一样的规律，这是科学常识或科学预设。译者偷懒不查字典。

　　（2） （原著p14）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astronomical
almanacs are not science; the predictive powers that accompanied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not harnessed to an institutional drive to
explain and improve discursiv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western science……

　　（译文第18页）技术进步和天文历书并不是科学。伴随这些成就的预测能力并没有转化成一种制度性的驱动力，来说明和改进散漫的理性理解，而理性理解才是……西方科学的特征

　　他将“discursive”译成“散漫的”，这样“散漫的理性理解”
就成了西方科学的特征。其实人们一般都知道，西方科学的特征是“推论的”、“推理的”或“讨论的”，这正是作者在这里用“discursive”一词的意思。“discursive
rational understanding”应为“推理的理性理解”等。

　　(3) （原著p.15）the reason that these people and peoples have
taken on western science lock, stock and laboratory, seem obvious
and unarguable……

　　（译文第18页）这些人和更多的人接受西方科学之锅碗瓢盆和实验室等东西的理由，似乎显然易见又无可争议。

　　“Lock,stock and
barrel”为习语，“统统、全部”之义，那三个单词分别指枪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枪栓、枪托、枪筒。我估计作者将该习语做了点变化，用“laboratory”替换了“barrel”，因为“laboratory”是科学的实质部分，而
barrel”却非也。译者完全捉瞎，竟译成“西方科学之锅碗瓢盆和实验室等东西”，搞笑之至。原文实际的意思应为“那些民族之全盘接受西方科学的理由……”【方舟子按：刘不懂“peoples”这一初中英语就学到的单词，将它译为“更多的人”也很搞笑。不知“更多”在哪里？】

　　（4） （原著p.28）Hempel’s fundamental idea was the
requirement mentioned above, that the explanans give good grounds
to suppose that the explanandum phenomenon actually occurred.

　　（译文第36页）当时亨普尔的基本思想就是上面提到的要求，即说明句给出很好的理由，使得被说明句的现象能够实际上发生。

　　该译文从中文上讲都不通。而且说明句的理由怎么可能使得被说明的现象实际发生！理由只能说明事实，而不可能使得事实发生。（严格地讲，使事实发生的是与之相关的客观原因，理由可能出错，而客观原因不可能出错，故理由只能说明而不能使得事实产生）

　　原文的实际意思可译为：亨普尔的基本观点是上面提到的那个要求，即说明项应给出被说明的现象实际发生的充分理由。 

　　（5）（原著p.88）We can identify 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the
term “electron ”or“gene”or“charge”or any other term in our
corpus of theories which names an unobservable thing or property in
the same way.

　　（译文第117页）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在命名一种不可观察事物或性质的理论条款中，识别“电子”、“基因”、“电荷”或其他任何术语的经验内容。

　　此段译文有多处错误，“our corpus of
theories”指理论体系，却译成“理论条款”。“理论条款”是何物？理论不可能命名，可以命名的只能是“term”即名称或术词。此段内容试译如下。

　　我们能够识别我们理论体系中的，以同样方式命名不可能观察物的“电子”、“基因”、“电荷”及其他术语的经验内容。

　　（6）（原著p.92）One classical example is eighteenth-century
phlogiston theory, which embodie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improvements over prior theories of combustion,……

　　（译文第123页）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十八世纪的燃素说，在燃烧理论之前它曾经在预测能力上有过重大的改进……

　　该译文纯粹是语言没有看懂。“improvements
over”是前者对后者的改进。“prior theories of
combustion”义为“各种前燃烧理论”，指燃素说之前的各种关于燃烧的理论，比如热质说等等。看该译文好像“燃烧理论”是一种像燃素说一样的独立学说，但theories
of combustion为复数，显然指各种燃烧理论。 

　　试译为：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8世纪的燃素说，它在预测能力方面大大超过了在它之前的各种燃烧理论。

　　（7）（原著p.93）Galileo’s theory required that we disregard
the evidence of observation, or heavily reinterpret it.

　　（译文第124页）伽利略的理论要求我们不要理会观察上的证据，也不要花大力气重新解释它。

　　“也不要花大力气重新解释它”？？？不知如何此译。“or heavily
reinterpret it”的实际意思为“否则就要完全重新解释它”

　　（8）（原著p.95）It’s not that science is an instrument. It’s
just that we cannot tell whether it is more than an
instrument.

　　（译文第126页）这不同于“科学是一种工具”。……

　　译文将“It’s just that we cannot tell whether it is more than
an
instrument.”这句话漏译了。估计译者感觉到这句话言简意深，故不敢碰它。我觉得这段耐人寻味的话表达了作者关于科学本性之高度复杂的看法。

　　试译如下：并非科学是一种工具。问题恰恰是，我们不能确定是否科学高于工具。

　　意即，科学就其本性而言，既像又不像工具。

　　只是随性挑选的几小段，但足以表明一部高水平的科学哲学原著被糟蹋了。一想到不幸阅读并相信该译著的学子们，有可能被误导，心里就不是滋味。

　　希望那些像刘华杰一样处于如此重要的学术岗位的人，一定要自重，不要为了赶时间，粗制滥造，不负责任。浪费学术资源不说，还让学界受害。另外，像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这样一个以科技哲学、科技史为出版重点的出版社，为什么不好好把关呢？像这样一个有问题的译稿，居然还一版再版，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兼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主任张阳德的亲笔英文履历是个宝藏，昨天我挖出了几块宝，歇息一下，再挖几锄头。

   
在这份履历中，有一个栏目叫“Untaken Key Research
Programs”，翻译过来就是“没有从事的关键研究项目”。张主任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谦虚，把自己没做的研究也都列出来，而且列出了12项之多？想必是张主任笔误，把undertaken（承担）写成untaken了。不过弗洛伊德说过，笔误、口误有时候倒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张主任自己当然很清楚，他列出的这些研究项目，究竟是“承担”还是“没有从事”。比如其中有这么一项号称是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项目：

Program of NIH, U.S.A.: Sequencing research of 1 Kb DNA compounded
by heat circulation method

   
这个项目名称的英文不通，让美国人来看，应该是看不懂的。我是中国人，能猜出它的意思是“热循环法合成1kb
DNA的测序研究”，不过还是看不明白。到美国国家卫生院资助项目的数据库查一下，自然是没有这个课题或类似的课题，也没有查到张阳德曾经从美国国家卫生院承担过任何项目。所以这个明显就是属于张阳德认为他“承担”而实际上“没有从事”的研究项目。

   
在张阳德获得的荣誉中，有一项特别奇怪：

Switzerland Ambitious Great Person  Dec,
1989

   
翻译过来就是：1989年12月，获得“瑞士雄心勃勃伟人”称号。这是什么玩意儿？中国的外科医生跑瑞士当“雄心勃勃伟人”？什么机构评的？他们是如何知道张阳德这号人的？如何在18年前就预知了张阳德雄心勃勃会成为1.2亿的中国863项目的伟人？

   
张阳德在中国医院当外科医生，当着中国卫生部研究中心的主任，现在又要主持中国重大科研项目，却自认为是美国人。就在“Nanoscience”（《纳米科学》）这份杂志的网站上（http://www.nscis.net/JournalInf/editors.htm），赫然写着：

EDITOR-IN-CHIEF
    Yangde
ZHANG, M.D. (U.S.A.)

EDITORIAL BOARD
Yangde ZHANG (USA)

   
主编：张阳德，医学博士（美国）。编委：张阳德（美国）。

   
这份杂志是美国纳米科技协会办的，张阳德除了任刊物主编，还是该协会的主席，在该协会的网站上（http://www.aanst.org/research.html），也写着主席张阳德“医学博士”是美国人：

CHAIRMAN
Yangde Zhang, M.D., U.S.A.

   
这个协会名称听上去很吓人，我查了一下，这是一个叫”Hongbo
Chen”的华人在2005年8月7日在华盛顿州注册的组织。美国由于结社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去注册一个名称吓人的组织，就是注册个“世界纳米科技协会”、“宇宙纳米科技协会”自任主席，也都没人管，只要还没有人用过该名称即可。

   
这个名称吓人的协会的主要工作，似乎除了把中国外科医生张阳德请去当主席并让他变成美国人之外，就是出版“Nanoscience”这个“英文国际刊物”。我翻了一下最新出的一期（今年第1期），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作者都是华人，工作单位除了一位中间作者写着日本的大学，全都是中国大陆。在总共10篇文章中，有两篇署着张主任的名字，分别是第一、第二作者。看来张主任是不愁没有地方发表他的863成果的。

   
这份期刊是季刊，现在能找到的也就总共出了5期，去年出了4期，第1期是去年3月出的，然而去年的卷数编号却是“第11卷”，这份期刊是1年算1卷（今年是第12卷），如此说来，它一面世，就有了10年的悠久历史，小孩刚落地，就是11岁，这也是只有像张阳德这样的“雄心勃勃伟人”才干得出来的大手笔。

2007.09.12

(XYS200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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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科学史上有过一次著名的“费城实验”，即富兰克林在1752年在费城用风筝把雷电收集到莱顿瓶中。在伪科学史上，也有过一次“费城实验”，比前者著名得多，有无数的文章、书籍、电影、电视在介绍、讨论它。这是现代邪教宣传品中经常提到的一个事件。在中文邪教网站上，有一篇《神秘的空间突破试验——美国海军费城实验简介》，提供了一个很常见的说法：
   
“1943年10月，美国海军在费城进行了一次人工强磁场的机密试验，即著名的‘费城实验（
The Philadelphia
Experiment）’，实验成功地将一艘驱逐舰及全体船员投入另一空间。在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启动脉冲和非脉冲器，使船只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随后整条船被一团绿光笼罩着，船只和船员也开始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实验终止时，舰船已被移送到了479公里以外的诺福克(Norfolk)码头。此后，一些船员身上仍留有实验的反应，不论在家里，在街上，在酒吧间或饭店里，都会突然地消失又重现，让旁观者惊讶不已。
   
“参与这项实验的吉索普（Morris
K.Jessup）博士认为，强烈的磁云能够重新排列人类和物质的分子结构，使其进入另外的时空。
   
“费城实验的进行在科学上具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证实了自然界中的确有另外的空间存在，同时也表明了将人类及装备暂时投入另一空间的可行性。”
   
这也是迷信神秘现象的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据说它证明了爱因斯坦统一场理论，显示“电磁时空弯曲”的存在，可以用来解释包括不明飞行物、百慕大魔鬼三角在内的种种神秘现象。有一篇登在科普网站上的文章《美国费城实验原理和宇宙人》还提到，“江苏UFO研究会在80年代也曾计划与南京大学合作进行某些强磁场实验，因强度不高而作罢。”

（“费城实验”的主角艾尔德里奇号驱逐舰。）

   
对这个“在科学上具有着深远的意义”的实验，美国海军却异常谦虚地断然否认曾经做过。为了应付频繁的查询，美国海军还特地为此编了一份事实资料。据说被用于做实验的那艘驱逐舰为艾尔德里奇号（USS
Eldridge）。美国海军军事行动档案部出示的航海日志显示，这艘以在1942年所罗门群岛之战中牺牲的海军中校约翰·艾尔德里奇命名的驱逐舰在1943年8月27日在纽约海军船坞试航。之后继续留在纽约长岛海峡，9月16日驶往百慕大群岛；9月18日，在百慕大群岛海域进行训练和海上试验。10月15日，离开百慕大去纽约执行护航任务。在纽约港停留到11月1日。2日，抵达诺福克的海军基地。3日，前往卡萨布兰卡，于22日抵达。29日返航，12月17日抵达纽约港。12月31日前往诺福克。在这一时期，艾尔德里奇号从来没有到过费城。

（“费城实验”的发生地费城海军船坞。）

   
据说是商船弗鲁赛斯号（SS Andrew
Furuseth）上的人员目睹了将艾尔德里奇号传送到诺福克的海域。记录显示弗鲁赛斯号1943年8月16日随护航舰队UGS-15离开诺福克，9月2日抵达卡萨布兰卡。19日离开卡萨布兰卡，10月4日抵达亨利角。10月25日，弗鲁赛斯号随UGS-25护航舰队离开诺福克，11月12日抵达奥兰。这艘船停留在地中海，后来随GUS-25护航舰队返航，1944年1月2日抵达汉普顿大道。弗鲁赛斯号当时的船长否认他或者他的乘员在诺福克期间见过任何不寻常的事件。艾尔德里奇号与弗鲁赛斯号甚至没有同时处于诺福克。
   
热衷传谣的人对美国海军出示的这些证据当然是不屑一顾，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海军试图掩盖事实真相。果真如此的话，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大白天（据说实验发生的准确时间是1943年10月28日下午17时15分），在大城市的港口，且有许多平民围观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事如此高度机密的实验？更何况，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美国海军竟拿一艘战争急需的崭新驱逐舰试验“消失”实验，那可真够愚蠢的。为什么不先拿一艘破船试试成不成功呢？

（艾尔德里奇号航海日志。）

   
1999年3月，艾尔德里奇号的老船员们首次重聚，在接受《费城调查者报》记者采访时，一致否认曾经参与过这类实验，对造谣者为什么拿他们的船只为造谣对象，感到迷惑不解，开玩笑说：艾尔德里奇号的确在费城是不可见的，因为它从来没有到过费城。不知美国海军采用了什么办法，才让这些七老八十的退休海员帮助它掩盖真相？
   
那么这个谣言是怎么来的呢？这涉及到一位热衷研究不明飞行物的业余天文学家和一位疯疯癫癫的前海员。
   
1955年，汽车零件推销员莫里斯·杰萨普（Morris K.
Jessup）——也就是前引那份邪教宣传品所说的“参与这项实验的吉索普博士”——出版了一本书《不明飞行物案件》（The
Case for the
UFO）。此君曾经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天文学，但是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毕业了，之后继续业余从事研究，尤其对不明飞行物感兴趣。在这本书中，他把许多“神秘现象”（是最早提到“百慕大魔鬼三角”的著作）都归为外星人捣鬼，推测外星人的飞碟采用反引力推进系统，呼吁公众要求美国政府调查飞碟并根据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从事反引力推进系统的研究。

（一手炮制了“费城实验”骗局的卡尔·阿兰。）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杰萨普收到了一封用几种不同颜色的墨水书写的读者来信，要跟他讨论反引力推进系统，署名卡洛斯·阿兰德（Carlos
Miguel
Allende）。几个月后，杰萨普又收到了一封信，签名略有变化，为卡尔·阿兰（Carl
M.
Allen），前一个名字其实是这个名字的拉丁化写法。在这封充满拼法、标点错误的信中，阿兰描述了后来被称为“费城实验”的事件。他告诉杰萨普，没有必要呼吁公众要求美国政府根据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从事反引力研究，因为在1943年10月美国海军已在费城海军船坞做过了这样的实验，让一艘驱逐舰连同其船员从费城消失，几分钟后在诺福克出现，然后在几分钟后又重新回到费城。但是这个实验出现了可怕的后果，使得美国海军终止了进一步的实验：在不可见场的作用下，有些船员被冻僵，要6个月才能被解冻，有些身体起火，被烧了18天，有的从此消失了，一半的人后来发疯了，等等。阿兰声称当时自己在弗鲁赛斯号上目睹了该实验，并提供了自己的海员证号码。杰萨普回了一张明信片，要求阿兰提供证据证明他的说法。几个月后，收到阿兰的回信，说如果他被催眠，就有可能回忆起实验的日期、参与者的名字和报道这个事件的费城报纸的名字。在这些信中阿兰没有提及参与实验的军舰的名字。
   
1956年，海军研究办公室收到了一个匿名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本《不明飞行物案件》，在书的空白处用三种墨水做了批注。这些东拉西扯、颠三倒四地用伪科学术语发表对不明飞行物、反引力推进系统等等的见解的批注，却引起了两名海军军官的兴趣，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在第二年请来了该书的作者杰萨普。杰萨普读了这些批注，发现里面提及使船只消失的1943年实验，再根据批注的笔迹，他认定批注者是阿兰，并把阿兰的两封信交了出来。这两名军官请一家印刷公司油印了该书、批注和这两封信，要求印25本，实际印数可能上百本，目前仍然能找到这个版本。据说，海军研究办公室还去查过阿兰的寄信地址，发现是个空农房。美国海军对此事的介入到此为止。
   
《不明飞行物案件》的销量不错，杰萨普雄心勃勃地想以写作为生，并四处集资要到墨西哥考察。但是好景不长，他在1958年出版的续集不受读者欢迎，出版商不愿再出版他的著作。他陷入了经济困难，妻子也离开了他。那一年10月，他到纽约参加一个朋友的晚宴，给三个朋友一人一本批注版《不明飞行物案件》，请他们如果万一他出了什么事的话代为保存。然后他去了佛罗里达，刚到那里不久就碰上了一起严重的车祸，让他对人生更感到绝望。1959年4月，他给朋友寄去了自杀遗言。20日，在离他家不远的公园里，他被发现在小车的驾驶座上奄奄一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警方认为是自杀，死因显然是一氧化碳中毒：他用一个管子与汽车排气管相连，从车窗伸到车中，又用毛毯把窗口密封，然后发动了汽车。
   
但阴谋论者认为杰萨普实际上是被美国海军谋杀的，而阿兰也为了躲避追杀而四处逃亡。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阿兰究竟是谁。他在1942年17岁时曾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10个月后因健康原因被开除，去费城当商船海员。他服务的第一艘商船即是弗鲁赛斯号，后来又跟随其他商船出海。1952年他告别航海生涯，四处游荡，不断更换工作，一度去墨西哥工作，因此也使用拉丁化的名字。他有个习惯：在书上写批注，和与作者通讯。不过他可能没有料到，他在1955年对《不明飞行物案件》的批注和与作者的通讯会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在美国海军已对之失去兴趣之后，民间研究者开始登场。1965年，文森特·嘉迪斯（Vincent
H. Gaddis）出版《不可见的地平线：大海的真正神秘事件》（Invisible
Horizons: True Mysteries of the
Sea），除了介绍许多神秘失踪的岛屿、飞机和船只，还根据阿兰信件编写了“费城实验”的故事。1967年，布莱德·斯忒格（Brad
Steiger）撰文介绍阿兰信件和《不明飞行物案件》批注本，阿兰读了之后，气愤地给斯忒格的出版商写了几封措辞强硬的警告信，但是并没能阻止斯忒格在次年出版了一本以之为主题的书《阿兰德信件，新UFO突破》（The
Allende Letters, New UFO
Breakthrough）。1969年，阿兰到出版批注版《不明飞行物案件》的出版公司，要了一本批注本，然后到研究不明飞行物的业余爱好者组织“空中现象研究组织”（Aerial
Phenomena Research
Organization）的总部，坦白说他向杰萨普写那些信，只是一个恶作剧，并在批注本收录的信件上写了这些话：
   
“在如下页面上用褐色墨水划线的所有单词、词组和句子全都是假话。这一页和后面页面上方的话是我曾经写过的最疯狂的谎言。目的？要鼓励海军研究办公室研究和劝阻莫里斯·杰萨普教授做可能导致实际研究的进一步调查。当时我担心隐身和力－场的研究；我不知道。”
   
这个坦白和他的批注、信件一样颠三倒四，不过有一点倒是说得很清楚：他炮制了一个骗局，目的是为了吓唬人以阻止做类似的研究。阿兰没有说他是根据什么资料编造故事的，不过我们并不难想象。原来在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在费城的确经常从事“隐身”实验，不过不是为了让人眼看不到，而是为了让磁性水雷检测不到。这采用的是消磁技术，在船身从头到尾装上电缆，通电以后可以抵消船身的磁场，使磁性水雷的传感器不起作用。阿兰在费城当海员时，可能从海军官兵那里听说了他们要使船只变得“不可见”，于是有了灵感。

（介绍“费城实验”的权威著作《费城实验：隐身项目》实际上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阿兰的坦白并没能结束这个闹剧。1977年，神秘现象最热心的编造者之一查尔斯·伯利兹（Charles
Berlitz）出版《无影无踪：来自百慕大三角的新信息》（Without a Trace:
New Information from the
Triangle），有一章专门介绍费城实验。1978年，乔治·伯格（George E.
Burger）和尼尔·辛普森（Neil R. Simpson）出版一本小说《空气》（Thin
Air），描写一名退役水兵一直在做噩梦梦见船只和海员忽然消失，一名美国海军军官对此做了调查，发现有人掩盖了在1943年在费城用艾尔德里奇号所做的远距传送实验。这个故事显然是根据阿兰信件编造的，作者也在书的封面清清楚楚地标明这是一部“小说”。次年，伯利兹和威廉·穆尔（William
L. Moore）出版《费城实验：隐身项目》（The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Project
Invisibility）。这本书其实是根据《空气》编写的，《空气》一书中的角色所说的话被剽窃过去当成证词，但是伯利兹和穆尔却声称这是真实故事。这本书成了“费城实验”的权威著作，后来对费城实验的种种介绍，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把小说当成真实故事的版本。
   
阿兰于1994年3月5日因病去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费城实验丝毫也没有消失的迹象。费城并没有丝毫神秘之处，神秘的是为什么一个恶作剧是如此轻易地就被众人当成了历史事实。阿兰在无意之中，做了一个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的实验。
2002.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