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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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讲师到院长 丑闻上演升级版
井冈山大学再成撤稿风波主角

本报记者 来扬 实习生 金丹
中国青年报 2010-03-29

    “我们在发现这些文章都来自井冈山大学后，已决定将该校投递本刊E分卷和C分卷的所有来稿进行标注处理，并将对这些文章中的数据的真实性进行复查。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将有更多的论文被撤回。”

    这是去年12月19日《晶体学报》E分卷“编者的话”一文针对撤销来自井冈山大学的70篇涉嫌造假的文章的说明。时隔3个月，撤稿的“续集”再次上演——又有39篇文章被撤销。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晶体学报》E分卷官方网站推出的今年第4期电子刊物的预览页面上看到，当期刊物的“增编和勘误表”一栏在3月17日发布了一则“撤稿说明”。该“撤稿说明”写道：有39篇先后发表于2004年到2009年的《晶体学报》E分卷上的文章将被撤销。根据Harrison博士等人撰写的“编者的话”中提到的深入复查，因为晶体的数据结构存在问题或存在“替换”原子的现象，另有39篇文章将被撤销。撤销的方式分为“刊物编辑部撤销”和“作者请求撤销”两类，前者有13篇，后者则有26篇。

    3月27日，记者接到读者来信反映此事。来信称，这是晶体学报第二次出现大量论文被撤稿。其中以井冈山大学为名的论文多达20几篇，涉及的作者很多。从网上搜索知道其中有几位是重量级人物，是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人，比如肖宜安（Xiao，Y．－A．）、隋岩（Sui，Y．）、方小牛（Fang，X．－N．）等。

    记者发现，肖宜安先后在《晶体学报》E分卷上发表过5篇文章，其中两篇是第一作者，而恰恰是这两篇发表于2008年第6期的文章此次被撤销，撤销的方式是“作者请求撤销”。而记者以隋岩的英文拼写（Sui，Y．）进行检索，共查到30条发表记录，此次撤销的隋岩为第一作者的7篇文章中，有6篇是“作者请求撤销”，另一篇是“刊物编辑部撤销”。

    记者联系采访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肖宜安，但他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随后，有一位自称是肖宜安的同学的男士给记者回电。他表示不清楚肖的情况，两人只是曾经共用过同一个手机号码。而方舟子告诉记者，他本人目前并没有听说过国内哪个搞生命科学的人研究小分子晶体结构，“他们一般都研究大分子、蛋白质”。

    针对井冈山大学“这次事件和上次造假事件，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回应，方舟子表示：“这是校方想把他们保护起来。”他告诉记者，这次39篇论文被撤的原因和前一次的完全相同。如果仅仅是论文的数据错误，编辑会要求作者对数据作出更正，不会直接撤稿。3月18日《晶体学报》的撤稿说明中使用了“39 additional articles”（另有39篇文章），说明了这次撤稿是据上次论文数据造假后继续调查的结果。而其中“see Harrisonetal．，2010”的批注，则表明是要参照编辑部就井冈山大学70篇文章数据造假事件发出的“编者的话”，“在这份‘编者的话’里已经指出撤稿的原因是数据造假”。

    记者收到的读者来信中写道：“这使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井冈山大学讲师钟华、刘涛因被晶体学报认定学术造假而被开除了。不知道井冈山大学对待重量级人物学术造假会作出如何决定？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对待小人物一开了之，对待重量级人物就保护？”

    3月27日上午，最早发现井冈山大学的70篇造假文章被撤销的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胡盛志在其博客中发表题为“国际刊物ActaCryst．E又撤稿39篇，警钟长鸣！”的日志。他在日志中写道：“这不能不再次令人深思我们的学术不端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问题可能是所谓的‘零容忍’是否能真实到位，而不是敷衍了事和息事宁人。”

    在日志中，胡盛志发出了“是不是还会有撤稿的事件呢”的疑问。因为他发现，“从事非化学和晶体学研究的‘同行’们也居然发表晶体结构报道，这对长期从事晶体学教学和研究的人来说真是匪夷所思，不是吗？请看下面的附件。”

    附件中的文章发表在今年第3期的《晶体学报》E分卷上，第一作者“Xiao－Hua Xie”的简介表明，这位作者来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丑闻背后：“研而优则仕”

本报记者 雷宇

    3月26日，学术打假知名人士方舟子博士得到一名线人反映，称晶体学报官方网站调查又出现了“新情况”。

    对此事件持续关注的方舟子随后登录该网站，发现早在8天以前，晶体学报又撤销了39篇论文，“与之前井冈山大学两名讲师造假的暴露过程一样，这一次也是在检测数据是否出错时发现的”。

    其中，37篇论文的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剩下的两篇虽然第一、第二作者是巴基斯坦人，第三作者却也是中国人——井冈山大学化工学院讲师陈文通。

    当日，方舟子在自己主持的网站“新语丝”中发出惊叹，“井冈山大学这次又唱了主角，39篇论文中，有23篇论文与井冈山大学有关，其中有20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是井冈山大学的教师。”

    方舟子比对了井冈山大学网站上的教学人员名单，与上次犯事的钟华、刘涛只是讲师相比，“这次则不乏重量级人物”：其中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肖宜安教授有两篇论文被撤稿；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隋岩博士的论文被撤稿数达7篇。

    曾经接受记者采访，对两名讲师的堕落表示痛心疾首的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方小牛这次也未能幸免，在被撤的论文中，有3篇他是第二作者，两篇他是第三作者。当时，方小牛对两名讲师的造假作出如是评价：“有种失去理智一样的，练气功练得有点走火入魔一样的。”

    方舟子对照了一份井冈山大学论文奖励汇总表，还发现这些被撤稿的作者大多因此获得奖金。

    “上次事件中是两个小讲师，所以处理得很快，但这次涉及学校相对重要的学术带头人，会不会比较难？”多年来见惯高校打假处理的案例，让方舟子充满疑虑。

    方舟子特别注意到上一次两名年轻讲师造假丑闻曝光后井冈山大学调查组的“定论”：调查组认为，发生这样的学术造假事件，是年轻教师名利思想作怪；校长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则指出，学校对学术造假、篡改数据的行为是十分痛恨的，钟华和刘涛两名教师学术造假只是个人行为。

    在方舟子看来，从逐渐暴露出来的一系列事件来看，如果仅说是“青年人的名利思想作怪”，或者“只是个人行为”，势必掩盖对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反思。

    方舟子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院校大幅扩张，立志向综合类大学发展，盲目地搞研究型大学，认为研究型才是最好的、才有地位；但事实上，国内目前很多学校没有那么多研究人才和科研设备实力来支撑，“一些地方性大学看不清自己的定位，又着急向研究型大学靠拢，也就传递出了一个错误的导向，浮躁和造假在所难免”。

    据井冈山大学网站介绍，这所3年前才从学院升格来的“大学”，已经成为涵盖了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十大学科门类的综合类高校。学校高度重视科研工作，组建学科团队，强化激励机制。近年来，全校教师共发表论文4227篇，被SCI、EI、ISTP收录268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212部，获省部级科研奖励20余项。

    “在美国，也不是所有的高校都是研究型大学。”方舟子介绍，相反，更大比例的是教学型大学，而且两者之间有明确的界限，教学型大学对于教师的考核评聘主要是对学生培养的成绩。

    多年学术打假中，方舟子接触过不少地方高校的案例。方舟子观察发现，高校“研而优则仕”颇为流行，行政化趋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教师不惜铤而走险，弄虚作假现象层出不穷。

    2007年教师节前夕，江西省教育网专门刊登题为“井冈山学院（井冈山大学前身）生命科学学院先进事迹”的文章，为一所地方院校的科研生态写下注脚。

    文章称：“近年来，院领导号召全体教师：每学年人人必须有科研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有科研项目在手，个个必须教好所任课程，人人争取职称破格晋升。”

    这篇注明稿源为江西省教育厅的文章还称：“在这一号召的激励下，全体教师利用自身过硬的素质，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埋头苦干，奋发向上，整个学院像一台发动机，加足燃料，高速运转。”

井冈山大学回应：
和上次造假事件性质完全不一样

    本报南昌3月28日电（记者李菁莹）井冈山大学新闻发言人、宣传部部长肖长春今天晚上说，学校在第一时间知道晶体学报网站撤销井冈山大学20多篇论文这件事后，就展开调查和进行判断。这次事件和上次造假事件，性质完全不一样。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晶体学报披露的信息表明，这些论文被撤消，是因为数据错误和原子指认错误，并不存在主观故意造假，仅仅反映了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判断能力。

    他说，论文是允许存在失误的。当然，这次井冈山大学被撤消了20多篇论文，数量较多，反映了学校部分教师的治学态度不严谨和不认真，对此，学校也感到非常遗憾。

本刊特约作者/孙滔 文
《财经》杂志2010年第7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29日

2010年3月1日，名为“就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致全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将有关“转基因”的论战再次推向白热化境地。

这封信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100多位“学者”的签名。此前经济学家郎咸平则就转基因技术专利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尔后，网民以“乌有之乡”为依托对转基因技术展开声讨；最后，由曹南燕、蒋劲松、江晓原、刘华杰、吴国盛等人起草发出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

反转基因的另一面，则是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大力推动。追根究底，这一轮讨论都起因于此前的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3月10日明确表示，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应用是大势所趋。

但中国相当多的民众依然没有买账。3月21日深圳卫视《22度观察》栏目播出转基因论战节目，站在赞同发展转基因作物一方的现场观众寥寥无几。

一系列争论的核心最终归结为两个问题：第一，转基因作物是否真的安全；第二，中国在转基因技术专利方面多大程度受制于西方国家。

欧美两种态度

与中国和欧洲的反转基因浪潮不同，美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是宽容的。美国负责管制食品的FDA明确宣布，对来源于转基因作物的食品与来源于传统作物食品的管理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转基因食品并不需要如同在中国一样被贴上标签。美国采取的是备案制，即在经过评价后，被视为安全的转基因产品就不再受监控了。

从这一表现可以看出，美国对于转基因态度已经很明确，转基因是没有问题的——美国种植的玉米（这是美国的第一主粮），80%以上是转基因品种，另外他们还批准了6种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那些声称美国人自己不吃转基因食品、生产出来的转基因食品只用于做动物饲料和出口国外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曾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生物学博士方舟子说。

方舟子将今天美国人不再对转基因技术恐慌的原因归结为：美国民众相信科学家的证据，即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DNA技术就是安全的。

但其它国家并非都如美国一样相信转基因的美好前景和安全性。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向《财经》记者表示，欧美对待转基因态度是显著不同的。欧盟国家在转基因问题上被称为保守派。与“目前无法证明转基因不安全”的态度不同，欧洲人惯以“目前不能证明转基因安全”的态度应对。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曾研究欧盟面对转基因态度背后的逻辑：科学是存在局限的，对科学评估转基因食品所需的完整数据要等到许多年后才能获得；无论研究方法多么严格，结论总会具有某些不确定性，而政府不能等到最坏的结果发生后才采取行动。

转基因比杂交更安全

粗粗一看，欧盟这种态度似乎更有道理，因为这能防患于未然——大多数公众也很容易这样想。

“然而，依据这个道理，任何食品，包括我们一直吃的常规作物、杂交作物，也都可能存在未知的风险。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哪一种食品相对更安全。事实上，转基因食品并不比传统食品具有更多的潜在风险。”方舟子说。

公众对“杂交”早已习以为常，对“转基因”却心存芥蒂。“但从本质上来说，转基因技术和杂交技术是一样的，”黄大昉跟《财经》记者解释说，之所以说本质上一样，指的是两种技术都是将某一基因转移到一个物种，都是遗传的改造；差别在于，利用基因工程（转基因）技术，所“转”的基因片段的结构和功能更加明确和精准，而杂交技术则是不那么准确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转基因技术培养出来的作物，实际上比杂交技术培养出来的安全性要高。” 黄大昉说。如果把农药残留等问题考虑进去，则更有理由认为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比传统作物安全。

事实上，利用杂交技术或者诱变育种技术培养作物，确实是可能培养出有毒或者有害品种的。方舟子介绍说，1967年美国科学家利用杂交技术培养一种含水量较少的土豆时，就得到了含有更多有毒生物碱的品种（1969年被发现，1970年下架），这导致后来对任何一种土豆新品种，科学家都要做毒素含量测试；后来用杂交技术培养一种抗虫害西洋芹时，得到了一种生物毒素浓度过高以至于对人类健康有害的品种。“而采用转基因技术，出现这类意外的概率就要低得多；即使出现问题，也更容易被控制。”

至于一些人所担心的，吃转基因食品是不是会因为遗传问题而影响后代？方舟子用一句话给出了回答：“放心，转基因不是要‘转’你的基因！”黄大昉对此做解释：只有影响到生殖系统和生殖细胞，改变了一个人生殖细胞中的遗传物质，才会影响后代；而“转基因作物是用来吃的，吃进去的东西不可能影响生殖细胞中的遗传物质”。

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主张遵循“可靠科学原则”，即：科学是管制体制的基石，管制不能建立在无端的猜测和消费者担忧的基础上，而必须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存在风险时，政府才能采取管制措施。

中国的把关

即使是在理论上已经证明了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各国对一个新品种依然要做严格的测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的转基因安全评价参考了欧盟和美国的评价规则，“中国比美国要严格”。

根据胡瑞法的介绍，农业部为2009年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颁发安全证书，经过了约10年的安全性评估和审查。《财经》记者看到自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食用安全性评价导则》，详细规定了其安全标准，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价应与传统对照物比较，其安全性可接受水平应与传统对照物一致。

这与转基因水稻项目参与者之一、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林拥军关于安全性评价的描述一致：“1999年，开始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和申报工作，并于2003年完成生产性试验。我们先后进行了转基因稻谷小鼠、大鼠毒理试验、抗营养因子试验、蛋白酶消化试验等各种食用和饲用安全性的评价，没有发现任何安全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从事现代生物学（以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学科）研究的科学家，站出来反对发展转基因技术，”方舟子说，“生物学家总体上支持转基因技术，并非因为商业利益或者行业利益（绝大多数生物科学家跟转基因产业毫无瓜葛），而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了解转基因技术，更了解其应用前景，不觉得它有什么可怕。” 方舟子说，即使是在欧洲，科学界也是支持转基因的。

因为专利，更要发展

3月份，一篇关于转基因玉米的报道被网络媒体渲染为：转基因玉米惹争议，专家称99%专利被国外控制。经核实，此事件是网络曲解了纸媒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一直参与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研究的陈茹梅博士告诉《财经》记者，这样的网络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误导了民众。

陈茹梅说，从生物育种的技术链条讲，中国拥有转基因植酸酶饲用玉米的自主知识产权，既有植酸酶基因的专利，又有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专利，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是这两项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

中国科学院植物学研究所刘夙在其博客中详细介绍了这两份专利的情况。中国用的植酸酶基因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姚斌、范云六等人从黑曲霉中克隆出来的，其序列和之前国外克隆出来的基因序列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姚斌、范云六等人在1997年为它申请了中国专利：植酸酶基因的克隆和表达（专利号：ZL97121731.9）；2006年，范云六、陈茹梅等人又为其转基因方法申请了中国专利：一种表达植酸酶的转基因植物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06101376525）。

转基因水稻的专利问题受到的指责更甚。此前，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在研究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中曾指责，中国正研发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而华中农大研发的Bt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11-12项国外专利。

但转基因水稻项目参与者林拥军的回应很坚定：“我们研制的抗虫转基因品系若在中国种植推广，不侵犯任何外国公司或个人的专利。” 一般说来，专利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林拥军介绍说，没有在中国申报的专利不可能在中国获得专利权属，且即使在中国申报并授权，若过期也就没有了专利申请的权利。各国专利保护的有效期一般在一二十年，“转基因的基础技术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及更早以前产生，现在都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目前最主要的专利权是在发现目标基因方面。”方舟子说。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周应恒介绍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生物（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国家，但后来由于自缚手脚，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吃了亏，转基因大豆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

今天全球大豆种植面积的77%为转基因品种。出于“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要保护自然资源”的考虑，中国一直未引进转基因大豆产业化种植，也未进行转基因大豆研发。这造成了今天中国大豆产业的窘境。2009年，中国进口大豆比2008年净增500万吨，增加量正好相当于2009年积压的国产大豆数量——我们选择进口转基因大豆，而让自己的传统大豆留在库房里，其原因是自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达20%，而国产大豆只有16%。

黄大昉认为，该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大豆转基因技术自主研发实力的不足。但直到今天，还有学者在呼吁“设立中国天然大豆原产地保护区，禁止转基因大豆产品进入该区”。

目前中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主要集中于转基因抗虫棉上——这是中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的一个正面案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强抗药棉铃虫，棉农们束手无策；孟山都公司此时“乘虚而入”，成功在棉农中推广了自己的抗棉铃虫转基因品种。到2004年之前，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占据了中国市场90%以上。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见机较早，先后开发出数种抗虫棉转基因技术，逐步取代了孟山都。1997年中国抗虫棉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仅占7%，而到了今天，中国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已覆盖国内95%以上的市场份额。

【方舟子按：该事件最早于2008年3月28日在新语丝网站上揭露，参见《西安交通大学六教授致学校领导的一封公开举报信》(XYS20080328)】

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造假事件“盖棺论定”
造假教授李连生被校方免职解聘

本报记者 雷宇 叶铁桥
中国青年报 2010-03-22

    本报首发报道并持续关注近一年的“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造假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3月21日上午，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明确认定李连生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并作出决定，“取消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

    3年来，先是六教授举报自己昔日的学生造假，后来该学生将老师告上法庭，并经历多次庭审。直到今日，一场学术浮躁生态背景下的荒诞剧才最终由学校“盖棺论定”。

    艰辛举报路

    2007年年底，曾担任过陕西科委副主任的西安交大老教授杨绍侃在校园散步时，偶然发现学校公告栏中有一个教育部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公示。长期从事压缩机技术教学科研工作的杨绍侃惊讶地发现：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长江学者李连生教授申报的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是“往复式压缩机理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

    杨绍侃找到多位曾经的老同事，包括郁永章教授、陈永江副教授、林呆呆教授、冯全科教授和屈宗长教授，一起讨论此事。这6人中，有5人曾有过担任李连生所在本科班教学或毕业设计指导的经历，年过8旬的陈永江副教授是李连生读博时的导师的老师，郁永章教授是李连生读硕士、博士期间的指导老师，大家达成共识，认为不能听之任之，而应当向学校指出此事。

    历时两年多的举报开始了。“举报打假一路走来让我们备尝艰辛。”作为我国压缩机研究领域的元老，陈永江3月21日晚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感慨不已。

    他介绍说，为了取证，他们不远千里赶到涉嫌造假的有关单位调查，很多知晓造假内情者往往说起此事慷慨激昂，而一旦要在说明情况的材料上签字则屡屡拒绝，理由是“不愿牵扯进来，面子抹不开”。

    2009年3月初，陈永江在科学网申请了一个实名博客空间，截至今日，这位81岁的老教授在老伴的帮助下围绕举报问题，一字一字敲出上百篇博客文章。

    在持续举报并拒绝调解后，2009年7月,陈永江等3人甚至被告上法庭，均已年过古稀的老教授们从退休金里各拿出1万元交给律师作为代理费。

    2009年11月10日，事件出现逆转，原告提出了撤销对举报人的诉讼并已得到法院裁定准许撤诉。六教授则继续向有关部门寄发举报材料。

    回顾整个事件，陈永江说，最开始举报只是认为几位老人倾注一辈子心血建起的全国首个压缩机教研室可能名声被毁的问题，但是在长达两年的举报过程中，不断看到一些专家、网友的留言和鼓励，特别是看到松原高考事件中，一些学生和家长都发展产生这样“疯狂”的意识——“如果不作弊，上大学的机会就要拱手让给他人”，感觉特别心痛。

    “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大学是多么神圣的字眼呀！”81岁的陈永江说，几位老人慢慢感觉学术腐败是源头上的腐败，必须把在河流源头上放毒的人抓起来，保持源头和摇篮的纯净。

    处理结论之前太慢，现在太快

    就在3月21日上午会议之后，短短几个小时，西安交通大学官方网站主页迅速挂出了题为《学校取消李连生教授职务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的消息。这也是西安交通大学就此事做出的首次公开回应。

    该消息称，学校对此举报高度重视，通过校学术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展开深入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学校于2008年3月致函教育部，建议撤销授予该项目2007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随着对李连生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核实，2009年4月，学校决定免去其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2009年12月，针对李连生相关学术不端问题，校学位委员会决定免除其博士生导师资格。

    这则消息还称，今年3月5日和3月20日下午,学校在此前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基础上，两度召开“六位教授举报李连生学术造假问题”专题会议，提出对其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的初步意见。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上，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学术行为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西安交通大学全员聘用制度实施暂行办法》作出上述处理决定。

    西安交通大学党政联席会议有关人士今天指出，西安交通大学作为一所具有严谨治学传统的百年老校，对于建设优良学风的要求是严肃和一贯的，决不允许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存在，一旦出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迁就。

    陈永江认为，与此前长达两年多的举报相较，这样的“严厉查处”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此前，这6位老教授先后7次给学校党委、纪委、学术委员会提交证明材料，3次向教育部反映，3次向科技部写信，然而，直到本报2009年11月追踪报道时，6人也没有得到一个透明的、足以成为结论的意见。

    在一位举报者看来，迟迟不处理的背后是学校为了维护所谓的声誉和排名，消极处理造假现象。

    陈永江回忆说，刚开始举报不久，有校领导约见6位教授谈话，该领导一见面就说，“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几年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了”，并表示，举报“涉及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国家的脸面”。

    陈永江注意到一个时间上的“巧合”：校方今天宣布结论并称3月20日下午召开“六位教授举报李连生学术造假问题”专题会议，而就在20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了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知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认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处理决定存在问题。“昨日看《焦点访谈》，校领导还在辩解，且问题反映也两年多了，学校是不是处理得太慢了？而一旦报道出来，今天上午就作出了处理，这又是不是太快了？是不是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是不是得公布调查的情况，到底哪些方面造了假？这些都公布出来，才是负责任的调查和处理。”

    治学术乱象必须动真格

    3月2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没有结果的“学术成果”》为题报道此事，在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交大“兵马俑BBS”上，3月21日的十大热门话题中，排名前两位的话题都是关于此事的讨论。

    虽然大多数讨论者为学校出此丑闻感到痛心，但仍有许多人支持老教授的举报举动，认为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交大的正气和严谨的学风依然有人在坚守，学校需要正视而不是掩饰这一丑闻，“知耻而后勇”。

    但仍有一些讨论值得深思，比如有人就发帖质疑，“其他学校都有造假，为什么焦点访谈只报道我们一家，净挑软柿子捏”，更多人则认为是“学校公关不行”，否则也不会被媒体频频曝光，更不至于上《焦点访谈》。

    利益之争的说法也风靡一时，“兵马俑BBS”十大热门话题中，排第二位的帖子就声称：“LLS（李连生）的报奖材料肯定是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至不至于拿到桌面上来批判，在于当事人做事到不到位，LLS（李连生）必然是触动了几位老教授的利益，而自己又不太干净，而招来祸端。这几位老教授有的其实已经是一些企业的核心技术人员，他们之间以及和李之间有些利益冲突点。”

    这一说法获得了许多跟帖者的认同，有跟帖者就说，“本来对那几个老教授很钦佩，随着事件发展，不得不怀疑一下了”。

    还有人则认为揭露造假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为学术不端现象泛滥，哪个学校被揭露出来，就会导致该学校整体社会评价降低。别的学校没揭露，并非没有，也许程度更严重，只是无人揭露而已，“在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坚持正义和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可能是惨痛的代价”。

    对于一起学术造假事件被揭发后的舆论反应，“新语丝”网站的创办人方舟子早有观察。他说，“鸣冤叫屈”虽然看起来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误读”，“比如在中国，开车违反交通规则现象很普遍，不能因为你开车违规了，被交警抓住了，就辩解说大家都在违规，你干嘛抓我？”

    他认为，这些观点恰好反映了当前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的重要根源，在于容忍度太大，处理得太少，“如果一起事件被曝光后得以处理，另一起事件被曝光后相安无事，人们自然会觉得不平衡，这正说明当前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并没有动真格。”

    坚持学术打假十余年的方舟子感叹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例证据非常确凿的学术不端事件就是得不到严肃处理。”

□采写：余戈
2010-03-17南方都市报

“三安超有机食品，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无化学残留、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即‘三无残留’的安全食品之极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食品。”
——— 三安宣传语

“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实际生产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超有机’存在。”

———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质量安全中心评审专家曹志平

“消完毒了再去检验，我也能保证无农残。不过，那还叫有机蔬菜吗？”

——— 北京一有机农场园艺师

一种打着“超有机”旗号的食品，正以强大的宣传攻势，考验着消费者脆弱的判断力。事实上，根据南都记者调查，无论是在质量认证还是在学术体系上，“超有机”概念都不存在，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上也找不到一篇相关论文。然而，4年来，“超有机”食品却一路绿灯横扫北京及至全国市场。

这种吊诡局面展现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的多重困境：商人的夸夸其谈和误导，食品专家的推波助澜，主管部门的监管空白，以及缺乏食品安全知识的普通消费者的无所适从。

3月的一天，北京市民王旭买鸡蛋的时候充满了困惑。在位于西大望路的三安超有机专卖店，促销员告诉他，“超有机”鸡蛋是目前最安全的无激素的鸡蛋。这种“超有机”鸡蛋价格不菲。一个礼盒装60枚鸡蛋66元，平均10元一斤，而普通鸡蛋平均价格不过3.5元一斤。他买回家吃了之后，感觉并无特别之处。现在他有点怀疑：超有机和有机是一回事吗，超有机如何能保证绝对安全？

王旭的困惑折射了中国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普遍存在的某种担心。不合理使用人工合成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污染、水污染、食品农药残留，已是农业生产公开的秘密。现在越来越多号称无公害无农残的有机产品的出现，不仅没有减轻消费者的疑惑，反而让很多人愈发无所适从。

王旭说：“我非常想弄清楚，有机产品真的无农残吗？超有机比有机更安全吗？”

“超有机”旋风号称“当今世界最安全的食品”

带着王旭的疑问，3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长椿街地铁边的金隅大厦15层，三安公司总部即在此间。风靡市场的“超有机”食品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

公司入口的书架上，摆满三安总裁张令玉所著“三安超有机标准化农业系列丛书”，作序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售价158元。“三安超有机食品，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无化学残留、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即‘三无残留’的安全食品之极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食品。”这样的宣传语，充斥着三安的每个角落。

公司客服人员称，三安“超有机”产品主要包括大米、牛奶、鸡蛋，此外还有应季蔬果。目前在北京金融界和西大望路两处昂贵地段拥有专卖店，近40家超市出售三安超有机食品。销售范围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杭州多个省市，全国有100多个代理商。截至2008年底，已在全国22个省(市)、56个县市、91个示范点展开，近百万人购买和品尝了三安超有机产品。客服人员所言不虚。随后几天，记者发现北京市场随处可见三安超有机产品的身影。

三安刮起的“超有机”旋风，在北京其他的有机农场中间掀起了波澜。大兴青圃园有机农场总经理张希庆去年慕名前去三安总部参观，当时三安董事长张令玉的儿子、三安副总张程，现场为张希庆一行讲解，张程的口若悬河令张希庆十分折服，“他们告诉我，只要用他们生产的试剂一擦，就检验不出任何农药残留了。”而有30年种植经验的青圃园总园艺师贾延贺则不以为然，“消完毒了再去检验，我也能保证无农残。不过，那还叫有机蔬菜吗？”

三安公司客服魏经理称，“三安生物技术主要应用在生产全过程，有机农业标准有30项，而三安超有机标准达到300多项。”他说，在达到300多项严格标准之后，三安超有机产品“全面超越日本、欧盟和中国有机食品标准，是当今世界最安全的食品”，但具体技术则“涉及到企业秘密，无可奉告”。

“未检出”背后 媒体送检证实三安有机米有化学残留

事实上，早在2008年11月，三安超有机食品“无农残”的宣传，就引起了媒体的质疑。生命时报记者在北京市场随机抽取了三安超有机精品米、金豚泰国香米、华藤小站米、日本新澙县米4种大米，送交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进行营养及安全性检验。该检测中心是北京奥组委定点食品检测机构之一。

检测涉及到的营养指标共有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钙、硒5项。结果，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4种大米不相上下，但是钙和硒，三安超有机精品米含量均为最低。

最关键的安全性指标检测，共涉及重金属汞、铅等，以及农药残留六六六、滴滴涕等23个检测。

结果表明，三安有机米虽然号称“三无”：“无化学残留、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但在实际检测中，铅含量为0.022m g/kg，根本不是其宣传单页上声称的“未检出”；铜含量为1.65m g/kg，也远大于其自称的0.5m g/kg，其他指标它也未占优势，和其近20元/斤的高价实在难以匹配。

三安宣称拥有108项自主知识产权。记者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PCT专利文献检索入口，在发明人一项中输入Zhang Lingyu，只能检索到3项专利。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申请(专利权)人查询，只有8项；以发明(设计)人查询，是25项。知识产权人士称，这些都不是PCT专利，并且其中许多专利都已被视为主动撤回。

三安生物科学院副院长魏刚说：“‘超有机’全面超越有机，我们有检测报告作证。”他所说的检测报告，被印制成册页夹带在出售的产品中。在安全性指标测试中，多数检测均显示“未检出”或“零含量”，这几乎成为“超有机”无毒的最有力证据。

三安牛奶的检测报告显示为北京出入境检验疫局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出具。但是10日该检测中心人士声明：只对来样负责检测，对企业生产的真实性并不负责。该人士说：“去年给三安做过检测。我们只是接受委托。来样检测无农残，并不代表认同企业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

三安大桃和葡萄的检验报告，显示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出具。该中心工作人员亦表示，只对来样负责。

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人士表示，超有机这个概念就是对有机的混淆。据了解，有机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直到2005年国家才出台有机产品标准。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颁证委员会主任俞开锦认为，有机产品的标准只有一个国家标准，三安宣传的“超有机”是夸大，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超有机再怎么号称安全，也不可能超过有机产品的标准。”

专家批驳“超有机”使用生物制剂“消灭”农药残留是“作假”

学术界打假明星、新语丝网站的方舟子，看到张令玉声称“自1974年致力于生命科学信息调控技术(Bioinformation Adjustment Technology，简称Tech-BIA )平台的研究，于1983年基本创建成功Tech-BIA平台”，不禁哑然失笑。

“调控的规范英语不是Adjustment，而是regulation。专业英语根本没这个说法！这明显是查汉英辞典东拼西凑自己翻译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基因组学兴起后，才有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生物信息(bioinformation)这些说法。张令玉说1974年就开始研究简直是笑话。”方舟子说。

“张令玉号称有108项技术专利，似乎在说明产品有多么高科技。其实专利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专利只考察独创性，对是不是真能运用，并不在考察范围之内。”方说。

超有机宣称的“零农残”在方舟子看来不值得一驳。因为，“空气中、土壤中、水中，本来就都含有种种有害的化学物质能被作物吸收，根本不可能保证‘零农残’，只是量多量少的区别，绝不可能像三安宣称的‘三无残留’。”

“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实际生产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超有机’存在。”3月10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质量安全中心评审专家曹志平在接受采访时说。

三安超有机声称，之所以能做到无农残是因为用生物制剂净化被污染的土壤和水，实现了种植环境无害，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用生物制剂取代各种化学肥料和农药杀虫剂。再经过三安自己拟定的标准进行认证，达到了完全安全。

“这种技术没什么新东西，大家都在用。”曹志平认为，使用生物制剂就是降解，称之为恢复，这样做的目的也仅是达到有机的要求而已，并不能超越。另外，如果是使用生物制剂擦拭，使得产品检测不出农药残留，则是“作假”。她强调，有机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检测结果“未检出”，并不代表生产方式就是有机的。

顺风顺水的“超有机”“一是舍得宣传，另外背后有人”

在农业和生物界人士看来，不难识破“超有机”的破绽。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则不容易。随机采访的多位消费者多表示“听说过超有机食品”、“它的概念就是超越有机”。

在持续的宣传攻势下，4年来三安超有机一直顺风顺水，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中国农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称：“张令玉的能量很大，一是舍得宣传，另外好像中国工程院、农科院都有领导专家在关照，背后有人支持。”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对于超有机的追捧，尤为引人关注。陈君石院士同时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

据三安网页上的宣传，陈君石曾亲自写信给领导推荐三安模式。2008年3月，张令玉教授编著的《三安超有机标准化农业系列丛书》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陈君石在序言中欣然写道：“食品生产的源头环境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的顽症，即便是世界上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还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难以置信的是，张令玉先生创建的三安标准和农业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以上危害。”

陈君石说：“从我接触三安开始，已经有三个年头了，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安农业能够保证农产品源头不受污染，从效果来讲，已经有几十个县的种植结果来证明了。我一方面要强调三安的技术是很先进的，它的生物制剂是很安全很见效，而且是很管用的；进一步讲，三安也解决了我们国家现在十分关心的三农问题。”

南都记者致电陈君石，陈院士说“不谈这个问题”，拒绝对此置评。

方舟子对院士为企业出头炒作现象提出了批评。方舟子认为，商人喜欢找院士，因为可以增加可信度。而院士参与这种商业炒作，带给消费者的误导会十分严重，虽然这些不检点的行为均违背了院士自律和道德准则，但是没有一个部门对此进行处罚和规范。

“超有机”发明人、董事长张令玉被三安公司宣传描绘成一个划时代的科技奇才。虽然还有一个名为三安生物科技院的机构存在，但是看不到研发的迹象，常见的状态就是客服人员接听热线，推广宣读“超有机”理念。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对于“超有机”之外的话题都保持警惕。

似乎没有一个员工能知道张令玉的去向。在三安生物科学院副院长魏刚以到基地视察为由拒绝了南都记者的采访之后，这处神秘的公司总部就被越来越厚的迷雾包裹起来。

2010年03月11日时代周报

先有百人上书反对，后有政协委员联署提案，转基因主粮在中国的商业推广是否安全可行，成为今年两会的一大焦点，激烈的论战至此还未停息。细分析，基于种种立场，这场论战已超越了科学概念之争，地缘政治角力与民族主义情绪在这场论战的背后隐现。转基因主粮的商业推广是否可行，迷雾愈发浓重。

“有人在故意混淆概念”，两会前向全国人大上书反对转基因作物作为中国主粮进行商业推广的100多名人士之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激动地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我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我们甚至比那些支持这项国家政策的人更加支持转基因技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更需要转基因技术来改造我们的粮食产业。我们反对的是在没有经过大规模实验证明其无害的情况下，贸然将主粮作为转基因实验场。一旦实验错误，就无法回头，中华民族将不战而亡。”

对于同一个话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却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转基因作物绝对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哪个国家先种植推广，哪个国家就会掌握农业的先机。传统的育种方式已经走到尽头了，未来必然是转基因作物的时代。”

转基因论战又起。

两会前百人上书

2009年，我国农业部依法批准发放了几个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表示将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一时之间，转基因作物将成为中国人主粮的说法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议，并引发民众担忧。

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国史学会原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三农学者李昌平等各界人士起草，并由100多人联署的一封反对转基因主粮的公开信寄到全国人大。这封信明确表示：

“在国际上生物能源产业化和农产品武器化的大趋势下，2009年11月农业部有关部门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商业化生产经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其他国家转基因品种仅限于非主粮)。我们认为，将安全性仍然存在广泛、激烈争议的转基因食物主粮化，有可能危及民族与国家安全。”

这封信一经媒体披露，即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讨论。随后，人民网邀请了十位两院院士进行访谈，均对转基因作物种植推广表示了支持。

就在民间的争论甚嚣尘上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权威粮食专家袁隆平的一席话将有关转基因的话题带入了更大的风浪中。

“要想证明抗病抗虫的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到底有没有问题，目前唯一的办法是用人来做实验。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志愿者！”袁隆平表示，“如果两代人没有问题的话，就证明这种转基因食品可以大胆地吃。”

袁隆平表态后，由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的两份提案也于3月7日递交全国政协。两份提案的发起人均为开国元勋的后人。一份由董必武之女董良翚发起，一份由任弼时之女任远征发起。3月9日晚，受这些政协委员委托，百人上书的签署人之一苏铁山向本报记者通报了这个消息。

苏铁山表示，这两份委员的提案核心内容就是：转基因技术中国必须要搞，而且要集中精力大搞，不能分散去搞，必须走在世界前列，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支持是明确的。我们反对的是在未经确保安全实验的前提下，就将主粮进行商业化推广。

转基因主粮无害？

百人公开信披露后，著名反伪科学人士方舟子连续发文反对。但看似热闹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百人上书的签署人反对的是主粮转基因化，而反对他们的“方舟子们”却认为他们是在反对转基因技术。

“就是一种药，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大规模临床实验才能确定有无副作用，或者有什么副作用。……转基因有没有毒，谁敢打保票？”百人上书成员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左大培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而方舟子则认为：在美国，三大主粮的转基因品种早就批了，早在十几年前，美国就开始种植转基因玉米，现在80%的玉米都是转基因的；2001年美国就批准了转基因小麦；到去年为止，美国也批准了6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欧盟国家总体上也是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只有某些欧洲国家比较反对。

左大培激烈反对方舟子这一论据，他认为，方舟子仅仅是说美国是转基因种植大户，但并没有告诉大家，美国是不是以转基因作物为主粮！

且据华盛顿智囊团Pew研究中心一份44国民意调查显示，西欧和日本分别有81%和76%的人都因为健康和环境理由反对转基因食品，美国也有55%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良的。

“欧洲人并不认为转基因作物通常是很有帮助的，这种观点渗透于他们资助的研究政策。”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农学院的教授Kenneth Cassman在《纽约时报》2月份的一篇报道中也有如此表述。

“欧洲的民意目前还是反对转基因农作物，但意见在漫漫淡化。欧盟委员会最近甚至批准了种植转基因土豆。这是十年来，第一个此类批准。” 英国洛桑研究中心植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奈杰尔·哈尔福德也告诉本报记者。

不过苏铁山指出，欧盟批准的转基因土豆仅用于工业生产，不用于食品。

跨国公司有阴谋？

对中国自身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周立表达了另一层担忧。

据他介绍，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总额240亿元的转基因重大专项研究，撒胡椒面似的分散在不同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而以获取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为目的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转基因研究，并没有动力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保持一致。

更有甚者，他认为“诸多跨国粮商和跨国种子公司，已经在不少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以资助研究、资助办学、发放奖学金、举办会议、合作研究之名，俘获了各大科研院所与科研人员，他们成为了一个个为了研究经费、成果发表、生物试验以及商业推广而主动为其效力的‘731’部队。”

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是否会造成跨国公司对中国种子乃至农产品的垄断？推广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是否带有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

对跨国公司在转基因技术推广过程中的行为和目的表示质疑的，并不仅仅是周立。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新著《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中讲述了4家跨国公司是如何实施在中国的转基因作物战略的。他披露：

一些跨国公司贿赂中国的一些官员，偷偷摸摸地推广转基因作物。中国的大豆和棉花产业链早已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玉米正在步前者的后路。跨国公司正在阴谋控制中国的农业，以图让中国重蹈巴西农业覆辙，来攫取超级利润……

类似的阴谋论遭到方舟子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从地缘政治上讲，主要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在极力反对(推广转基因主粮)，他们一直对美国有成见，认为美国不怀好意，在中国推广转基因是美国的一个阴谋，美国要通过转基因使中国断子绝孙，而政府又不顾人民的死活。这完全是胡说。”

西方一些学者也并不赞同郎咸平的观点，奈杰尔·哈尔福德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生物技术产业，所以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决定应该不是跨国公司在背后操纵的。

美国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博士格雷戈里·谢弗也持相同观点：“中国政府决定批准一种在自己国内发明的转基因大米，这在全球正在进行的转基因争论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我个人不认为这个决定是受跨国公司的推动。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中国是第一个发明自己的转基因品种的国家。”

但格雷戈里·谢弗同时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中国如果决定继续追求这方面的发展，还需较长时间来赢取他国市场的承认。这个过程将会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因为它将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在欧美之外发展的转基因品种在欧美寻求认可。这将可能影响整个欧美的转基因政治。”

方舟子：转基因食品对人无害

时代周报：目前，国内都有哪些人或者组织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与推广？他们主要反对的是什么呢？

方舟子：目前反对转基因的人或组织的构成比较复杂，他们可以简单分成三个群体：一、“环保人士”和绿色和平组织，这些人一直都在反对转基因，其实，这些人反对一切转基因产品；二、抱有政治目的的一些人，例如“文革”极左派的“乌有之乡”，他们认为推广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一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卖国行为；三、还有一些就是不了解情况的人，因为不懂，又加上阴谋论的存在，使他们很害怕，他们怕出问题，所以也反对。

时代周报：转基因的争论主要是地缘政治的反映，还是科学界的反映？

方舟子：在科学界，主流都是支持转基因的。只有个别的科学家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是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但是他们既不众多，也不能代表其研究机构。

由“乌有之乡”发起，全国130多名学者联名签署，在“两会”前夕寄给全国人大的《就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也并没有说出什么理由来，而起草和签名的这些学者，绝大多数都是人文学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转基因。

时代周报：有种说法，现在只有中国在推广转基因主粮，中国只是美国的试验田；而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都反对转基因作物。

方舟子：只有中国在推广可食用的转基因主粮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无知。现在世界上种植转基因主粮面积最大的国家是美国，而欧盟总体上也是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只有某些欧洲国家比较反对，亚洲有韩国、日本也是反对转基因的。而这些反对声音的出现又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反对转基因作物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考虑，这些国家崇尚自然，反对非自然的产品，他们认为转基因作物破坏了作物的自然属性，所以这样是行不通的；二、还有一种是借口，主要是这些国家为了与美国打一场贸易战，他们害怕美国占领他们的市场，从而设置贸易壁垒，所以在这些国家，科学界怨声载道。

Ding Jie

2010年2月15日SciDev.net

一位研究人员发现，研究人员和教师渴望在中国“不发表论文就消失”的体系中成功，使得该国的论文交易增长了五倍。

2009年，中国的研究人员为发表论文——由他人捉刀的材料或非法学术刊物——支付了10亿元人民币（约合1.46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五倍。

该消息来自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他在今年一月向媒体披露了论文交易情况。

沈阳将中国的论文发表过程称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产业链”。

他提出了中国论文发表中存在的五个可疑之处：收取高昂的版面费取代同行评议制度，作者们要为在期刊上发表论文支付成百上千元；创办非法期刊；论文代写；代发论文，即作者付钱给中介机构，委托他们将自己的文章发表在期刊上；非法论文荣誉。

沈阳认为，这种交易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将发表论文作为衡量表现、晋升以及毕业的指标。例如，很多院所规定，如果在毕业之前不发表论文，博士生就不能获得学位。

因此，这促成了研究人员和学者——特别是在较弱的大学或学术机构——剽窃或购买文章。

根据沈阳的数据，中国有近9500份学术刊物，每年能发表大约250万篇文章。但中国却有3000万教授、教师、学生、技术员和研究者需要发表论文。

沈阳说，这种短缺催生了许多非法期刊，这种期刊通常比正规的期刊要大，却用较小的字体包含尽可能多的文章。

在中国一直与学术造假斗争的批评家方舟子告诉本网站，中国目前的学术体系使研究人员的欺诈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方解释说，地方政府增加了对研究机构的投资，因此，对于有经济动机的研究者来说更加有利可图。加上发表论文的压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罚体系，催生了论文欺诈行为。

他还认为，中国的学术监督机构对欺诈行为视而不见。

沈阳呼吁给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减轻发表论文的负担。他还建议建立网上发表机制，这样“既可大幅度降低学者发表费用和各单位的论文库购买费用，还便于大范围专家学者评议论文”。

Science paper trade booms in China

Ding Jie

15 February 2010 SciDev.Net

[BEIJING] Researchers and lecturers desperate to succeed in China’s ‘publish or perish’ system have driven a five-fold increase in the country’s scientific ‘paper trade’, a researcher has found.

The business of scientists paying for publication — sometimes of ghostwritten material or publication in illegal journals — was worth one billion Chinese yuan (around US$146 million) in 2009, five times larger than in 2007.

This was according to Shen Yang, a management studies researcher at Wuhan University, who released his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to the media last month (January).

Shen described China’s publishing process as “a massive and integrated production chain” in his research.

He defined five questionable paper-publishing practices in China: charging exorbitant publication fees, where instead of a peer review systems authors pay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yuan for publication in a journal; the establishment of illegitimate journals; ghostwriting of papers; paper brokering, where authors pay agencies to get their papers published in particular journal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awards by illegitimate journals.

This trade is a product of the way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use rates of publication as a measure of performance and eligibility for promotion or graduation, wrote Shen. Many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stipulate that doctoral candidates cannot gain their PhD unless they have published one paper before graduation.

As a result, researchers and academics — particularly those in lesser universities or institutes — plagiarise or buy papers.

China has almost 9,500 academic publications that generate about 2.5 million papers per year, according to Shen’s figures. But there are 30 million teachers, lecturers, students, technicians and researchers seeking publication.

This shortfall has spawned many illegitimate journals, wrote Shen, which are usually larger than recognised journals but use a smaller font size to contain as many papers as possible.

Fang Zhouzi, a critic who has been fighting academic fraud in China for years, told SciDev.Net that the country’s current academic system makes researchers’ fraud a profitable business.

Local governments are increasingly funding research, so there is more money available for economically-motivated researchers. And the pressure to publish, coupled with a lack of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penalty systems, has lead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fraudulent behavior, Fang explained.

Fang is also concerned that Chinese academic supervisory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authority that provides publication licenses, turn a blind eye to fraud.

Shen called for an end to the paper publishing burden on teachers,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He also suggested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publications to reduce printing costs.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6590182923885

（如网速慢请改选标清）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650285805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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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6255124458889

（如网速慢请改选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