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题记

从2000年在自己的“新语丝”网站开设“立此存照”专栏开始，方舟子“打假”已历十年，而今年的他特别忙。从唐骏的简历到李一的“胎息法”，他的每次开口都激起网上一片波澜，而发生在8月底的遇袭事件，更是将他推到了无数聚光灯下。

前天，他与《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遇袭案在北京宣判，在社会各界长达一个多月的高度关注下，5名被告被判1个半月到5个半月不等的拘役，这个结果让方舟子始料未及。

方舟子认为，民间力量没有权利“打”假，准确地说他是“揭”假。“我们只是在合法范围内利用言论自由起到舆论监督作用，等到有很规范的渠道之后，个人力量就可以减弱。民间学术打假，说到底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体制还不健全，政府监督力量尚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弥补。最终目的是整个学术界可以越来越规范，有一套机制建立起来。”

所幸，方舟子并非一个愤世嫉俗者。记得那日接受我的采访时，他很认真地说，做这些冒风险的事情，支持他内心的动力源自于——

“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科学，掌握科学方法，具有最基本的科学素养，这样的话就能有辨别真伪的能力，那些骗人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

■方舟子并不喜欢“打假斗士”、“伪科学狙击手”等“帽子”，他说民间力量没有权力“打”假。准确地说，他应该是“揭”假，“我们只是在合法范围内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起到一个舆论监督的作用。最终的目的是整个学术界可以越来越规范，有一套机制。”

■方舟子从小就向往一种自由而独立的生活，一直很小心地保护自己的独立性。有朋友劝他，希望他可以更为圆润、缓和并富有技巧，但皆是徒劳。“一直有人要来当我的人生导师，指导我应该干这干那，烦得很。我又不是未成年人。”

■在司马南看来，方舟子类似一只啄木鸟。“人们不敢相信，今天这个无利不起早的世界还有人无利而起早”。司马南甚至用“不食人间烟火”形容他。“方舟子很勤奋很辛苦，很能‘战斗’。”

■5年前，律师彭剑开始向方舟子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在彭剑眼中，“（方舟子）人简单，讲原则”。而方舟子多次表示，不想再陷于无休止的辩论之中，而更愿意钻进纯粹的科普写作中去。

“我不是什么斗士”

见到方舟子本人，很难将他与网上那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打假斗士”对上号。

他看起来更为清瘦，带点诚恳的拘谨，头发略显稀疏，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缓缓道来，少有激昂，只是在说到某些专业的问题时，他才变成那个逻辑严密的人。

方舟子讲起8月29日下午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喷我的药水是4年前买的，早过期了，我真幸运”，“方玄昌被打得更重，现在却成了我的陪衬，如果当时方玄昌的案子破了，把肖传国抓起来，就没我的事了。”

方舟子说，肖传国对自己的仇恨，并非只是落选院士，而是他欺骗患者的“肖氏反射弧”。“开始我只是质疑他的简历，后来陆续有很多患者跟我联系，直到我们拿到了100多个患者的名单和情况，挨个联系找到了70多个人，才发现没有一例成功，而且30%多的人残废了。”令方舟子最无法容忍的，是许多受骗患者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倾尽家产支付“肖氏反射弧”高昂的医疗费。他把收集的信息全权交给律师彭剑代理诉讼，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方舟子与《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不断揭露肖的学术不端行为。今年6月，方玄昌被两名男子持钢筋棍袭击，受重伤，与此同时，方舟子和律师彭剑也受到威胁与恐吓。

已从反伪前线退居二线的司马南最知道个中滋味，他在博客中写道：“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因为志同道合，他和方舟子成为很好的朋友。

事实上，在方舟子的生活中，打假与被恐吓常常如影随形。在此之前，他是有点无所谓的：“从一开始打假到现在就没断过被恐吓。但既然做这种事情，就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是得罪人的事。我并非一时冲动去做，对这些后果都有过权衡考量，只是这次肖传国做得太过分了。”

方舟子遇袭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而作为焦点人物，方舟子是强势的，同时又是弱势的。事情发生后很快有种质疑，认为方舟子为新书出版自我炒作，“如果这个案子不破的话，我简直说不清了”，方舟子苦笑，“报假案是违法犯罪行为，我怎么可能为一本书去做这种事呢？”

10年来，方舟子用一支笔和一个网站，主导或参与的学术打假已经有1000余起。他的打假对象从专家、学者延伸到唐骏等社会知名人物，他的“新语丝”网站赢得大批受众，其中不乏科技人员、高校师生，乃至科学院院士。方舟子由此成了广为人知的“打假斗士”、“伪科学狙击手”。

然而，他并不喜欢媒体送的这些“帽子”，他说民间力量没有权利“打”假。准确地说，他应该是“揭”假，“我们只是在合法范围内利用言论自由起到舆论监督作用，个人打假只是一种弥补，等到有很规范的渠道之后，个人力量就可以减弱。”

十年打假不辍，很大一个原因是“忍不住”

他最看不得那些自吹自擂、作假贩伪者摇身变做公众楷模，这不仅让他气愤，更激起一探究竟的好奇。“我是抱有一种戒心的，如果听上去不像是真的，我就很想去查个究竟，这是科学态度的问题，是一种怀疑精神。很多人的简历都是有水分的，包括科学界比较著名的人，这个本来很容易去查的，但没有人去查，一般人比较轻信，但我有种怀疑的态度。”

在司马南看来，方舟子类似一只啄木鸟，而这样的啄木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很多人不理解他，无非是因为方舟子这样的人生活中很少遇到，所以，人们不敢相信，今天这个无利不起早的世界还有人无利而起早。”

笔名意指“双舟并驾”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

他热爱鲁迅，热爱加缪，热爱现代诗歌，也热衷于制作植物标本和探索自然奥秘。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笔名，“方舟子”，意指两条并排行驶的船只——一条是科学，一条是文学。小小年纪他已为自己安排了一生。高考时，他语文成绩全省第一，考入的却是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大学五年，他成为科大“荒原”诗社元老之一。1990年本科毕业后，他负笈美国，攻读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方舟子熟谙网络，他不仅是第一代网民，而且创办了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1994年，这个27岁的文学青年邀集几位朋友创办了文学网站，取名“新语丝”，灵感源于鲁迅创办过的文学刊物《语丝》。很快“新语丝”在留学生中间变得知名起来。初期的“新语丝”，不但共享一些电子书和网友来稿，还摘编一些普及进化论、批判神创论的文章，网站服务器一直设在美国。1998年10月，方舟子回国，这时国内还在热衷特异功能，一些气功大师受到追捧，书店里外星人和百慕大三角神秘故事的书籍卖得火热，这令他触目惊心，“竟然有这么多虚假愚昧的东西打着科学的旗号登堂入室！”

他觉得该做点什么了。2000年，“新语丝”网站设立“立此存照——打击学术、新闻、网络腐败”网页，被看作中文网络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同年6月，他的《方舟在线》一书作为“国内第一部多学科网上争鸣文集”引起轰动。

从那时起，“方舟子”这个名字几乎伴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迅速被公众熟悉。

在美国的10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学术上的思维训练。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方舟子始终在用这些准则来管理“新语丝”。他每天要处理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的举报信息。一般来说，论文、履历造假比较容易认定，涉及具体的实验造假因为无特别渠道进入实验室核对原始数据，所以无从追究。“去了人家也可能不接待你，所以民间打假的局限性就在这儿，权威性不够，被挡在门外也没有办法。”

从1995年至今，“新语丝”始终由方舟子一个人在管理，内容更新、阅读来信、自己撰文，他坚持不辍。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若无勤奋精神，是难以坚持的。

举报人的信息，在方舟子那里是旁人不可碰触的禁区，因为在“新语丝”上发表文章的，基本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投告无门的人，方舟子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些人的信息。每有来信，他会下载存储到个人电脑里，邮箱里的信息要删除干净，不作保留。此举缘于之前他的邮箱被人攻破过，所幸其中信息事先均已移除，后来他就把密码设置得非常古怪。

“打假的来稿都是我一个人在看，举报人的信息只有我知道，这也是大家信任我的一个原因。”

特立独行，很能“战斗”

凭方舟子的才能，现在可以生活得很好，至少可以在高校或研究机构谋个职位，但他在认真权衡后，决定转行当科普作家——因为科学与文学，都是他热爱的领域。

方舟子说，他从小就向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选择去美国留学，本是想在美国做终身教授，搞科研之余还可以写写诗。但近距离观察后，他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并不自由，就算是终身教授，为了找科研资金也必须出面写报告拉关系。这样的生活，他不愿意接受。

对商业他也完全不感兴趣。“我属于第一代网民吧，对互联网商业化本来就挺反感的，当时也有商业化的公司想来吞并‘新语丝’，我就把它注册为非营利性网站，断了这条路，不可能被收购。商业化之后就会有很多纠纷、要花很大精力投入其中，我挺烦这些的。”

他一直很小心地保护自己的独立性。曾有被他揭露过学术不端现象的大学聘他担任兼职教授，被他当场回绝，因为这犯了他的忌讳，他宁愿置身于社会之外而不授人以柄。

他不喜欢被束缚。在国内做科普，作协也曾邀他加入，他同样拒绝了。回国后，方舟子开始为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当第一本书《进化新解说》在香港出版后，他认定“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的”。“我在国内没有工作过，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混过，没有社会经验和阅历，另外有一个西方社会文化作为参照，基本上类似于旁观者。有时候作为旁观者，对问题的认识反而会更清楚一点。”

方舟子生活很简单，物质上没什么很高追求。他以前最希望拥有的奢侈品是一些篇幅巨大或非常昂贵的书籍，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牛津英语大词典》、《明实录》和《二十四史》，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最大的愿望，是重新翻译一遍《物种起源》。

在朋友眼中他不善交际、特立独行，做事不屑于按世俗常理出牌。当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开玩笑时，他常常只是个听众，默默地坐在一边，几小时可以不发一言。

司马南甚至用“不食人间烟火”形容他。“方的表情总的说来不算丰富，多数时间沉默而严肃，但是他的阅读量、思考量、写作量很大，效率极高。不了解的人以为他跟网上那些浮躁的人一样浮躁，殊不知方其实较劲得很，他一根筋，往往钻研得很深。”“方舟子很勤奋很辛苦，很能‘战斗’，这一点连他的那些‘敌人’也不得不佩服。”

10年打假，13起官司

与司马南揭露伪科学不同，方舟子的重点是学术界，或者说科学不端行为，他熟知科研规则，又同时了解国内、国外学界情况，因此对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称而贩伪造假者，他一目了然，从揭露“基因皇后”到论文简历造假，他很少失手。

因为高调反学术造假，他也时时刻刻处在太阳底下被人们用“放大镜”观察，方舟子无所谓地说：“这10年一直是这样，我说的每句话都有人去过滤。”有几方面让方舟子得罪了很多人，一个是他认为“地震无法预测”，一个是支持推广转基因技术。此外他对中医的极端观点也受到批驳。

论战中方舟子常显出咄咄逼人气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说：“你见到他本人感觉一点也不强势，但是文章则锋芒毕露。方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常常一个人，像匿名发帖一样，觉得有没有朋友无所谓，方舟子能够为了科学不要哥们。”

的确，在学术打假这件事上，方舟子历来是“六亲不认”、颇为刚性，他曾质疑过中国科技大学前后两任校长，还指出他曾就读的生物系好几名教授学术不端，他的老师出面斡旋，也被他一一反驳了回去。

有人说他偏执、对真相“洁癖”，他笑纳：“说一个人对真相有洁癖，是对他的表扬啊，特别是科学、学术的问题，本来就该是这种态度，不能掺杂亲疏、利益关系在里面。”

至于他较真的程度，他周边很多人都领教过，包括司马南。一次，一个老朋友想请司马南出面说情，让方舟子把“新语丝”网上一篇文章撤下来。方舟子果然很给“面子”——所谓给面子，就是这个平时不太愿意多说话的人，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给司马南讲解“误会”的来龙去脉，为证明此人并不冤枉，方舟子回到家又发给司马南一大堆资料，似有不说服他决不罢休之势。“他的认真，不是因为其考虑问题复杂，而是因为其思想单纯。这么纯粹的人，今天是少之又少。”司马南说。

也有朋友劝他，希望他可以更为圆润、缓和并富有技巧，但皆是徒劳。“一直有人要来当我的人生导师，指导我应该干这干那，烦得很。如果我的文章中有事实错误、逻辑错误，欢迎有根有据地指出来，如果只是要来指导我应该怎么为人处世，我没有兴趣。我又不是未成年人。”方舟子说。

对得罪人这件事他无所谓，10年打假累计起来有13起官司，平常人避之惟恐不及，但方舟子和他的律师不以此为苦，反而认为对簿公堂也是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律师彭剑眼中的方舟子，“人简单，讲原则”。彭剑5年前开始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支持方舟子的事业，他的律师事务所避免与方得罪过的人有任何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律。

方舟子的行文风格也常受争议，他希望自己的文字“如匕首如投枪”，正中要害，对此有人直呼痛快，也有人不以为然。清华大学教授刘兵认为：“他行文的语气，让人觉得他似乎永远站在正确立场上，他掌握真理的标尺，所以他总是在宣判。”而采访过方舟子的央视记者柴静认为：“不能强制要求真相长着一张慈眉善目的脸，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普遍虚伪的产生。方舟子的观点并不代表正确，但唯有更精确的事实才能辩驳他。”

近年来方舟子多次表示，不想再陷于无休止的辩论之中，而更愿意钻进纯粹的科普写作中去。他说，“新语丝”的工作仍会占去他每天三四个小时，但亲自执笔的打假文章会越来越少，“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科普作家，而不是‘打假斗士’。”

现在，方舟子是《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新华每日电讯》、《大众健康》等专栏作者，平均每年出一本书，这几个月的繁忙让他欠了不少文债，他希望生活和写作很快恢复正常。

“打假，我看作是科普的一部分”

记者：经过这次遇袭事件，你怎么看民间学术打假？你希望自己能起到什么作用？

方舟子：最终目的是整个学术界可以越来越规范，要有一套机制建立起来，不能靠个人力量来从事打假，民间的力量很有限。民间、个人的打假，只是说出事实真相，没有权威性，学校、研究所完全可以不理你，也没有处罚的权力。很多时候本来应该去调查，但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所以只好就放弃了，这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民间学术打假，说到底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体制还不健全，政府监督力量尚不完善情况下的一种弥补。

记者：你这10年给自己树敌众多，你不在乎吗？

方舟子：不在乎，只要是符合科学原理、坚持科学的，你就不该怕得罪人。对我来说，只坚持科学的态度，不问利益、不问利害关系，只看是非。

记者：是什么给你这么大动力去做这些事呢？

方舟子：有一种希望。科学是个好东西，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最可靠的方法，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科学，能掌握科学方法，具有最基本的科学素养，这样的话就能有辨别真伪的能力，那些骗人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那些所谓的大师、高人、神人才不会一呼百应，那些假药、假保健品、假医、假高科技产品才不会骗人。

记者：科学是你的信仰？

方舟子：不能说是信仰，因为科学和信仰是冲突的。信仰是没有证据或者是有相反的证据，你也盲目去相信，而科学是最讲证据、讲逻辑的，跟信仰是两回事，你可以相信科学但不要信仰科学。我是在普及科学界主流的观点，比如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我会引用世界卫生组织或美国科学院比较权威的文件，但很多人不信或根本不看，宁愿相信小道消息。所以我一直说我在做科普，科普就是开启民智，包括打假。科普一部分是介绍新的知识，另外是揭露假的知识。

记者：但科学也是有限的，无法解释的问题还有很多，你所认同的科学界主流观点或许在10年、20年后会被推翻。

方舟子：有些科学的结论，已经变成共识，没有什么争议了，你相信的话犯错的可能性就很低。并不是任何科学的结论都可能被推翻，有大量证据证明的、比较可靠的，才会变成共识。还有一种是正在争议中、证据不确凿、有各种各样解释的，这不该当做科学定论来告诉大家。确实，科学是有局限的，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应当继续探索，但不能因为存在未知领域就去相信那些神秘、伪科学或迷信的东西。

记者：“打假斗士”、“伪科学的狙击手”，你认同这些称号吗？

方舟子：其实很不喜欢。科普作家描述的是事实，至于“斗士”、“狙击手”，好像整天找人吵架一样。我想鲁迅也不希望被人称作“斗士”吧。这些是很主观的标签，我更希望是一种事实的陈述，比如自由撰稿人、科普作家、生物化学博士，这些都是事实，不带主观色彩。

记者：有人批评你网站上刊登的有些文章并不准确，认为你要是再把把关可能信誉更好。

方舟子：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得已经足够好，也足够严谨，当然登的文章多了难免有些良莠不齐。经常有人对我说，“我以前是很支持你，但是这件事以后就不再认同”，其实往往是涉及到他认识的人，因此很难保持客观态度。

记者：你有出错的时候吗？怎么解决？

方舟子：有个别的出错，我们发现后都马上澄清、更正、道歉。我们有个特点，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摆在台面上，谁都可以去核实，包括引用的东西都是可以找到的。所以我很欢迎这些被指控的人来反驳，我都会照登。以前也尝试过先联系当事人，可他们往往不予理睬。后来发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刊出来逼着你回复，一般登出来的东西都比较确凿，当然我给他们解释的机会。

记者：虽说没有权威性，但“新语丝”这个平台的影响力也给了你很大权力。

方舟子：影响力是建立在我们信誉比较好的基础上。信誉怎么来？因为我们总体来说是讲究证据，不乱说话的，大家的认可、信任因此建立起来。我不是利用媒体、强势的力量赢得这样的地位，而纯粹靠个人、民间的努力建立这种信誉。

记者：有人认为你在面对批评和质疑时“一点就炸”，因为你的文风通常给人嫉恶如仇的印象。

方舟子：我“一点就炸”，是因为听到别人说我在说假话，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我本身就是对事实有“洁癖”的，所以不只是看不惯别人造假，而且更不能容忍别人说我在造假。我的文风虽然被认为比较犀利，但同时大家承认我写的东西是有根有据的，不是乱批判，只不过有些用词比较直截了当，不太符合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习惯，但这跟夸大其词完全是两回事。

记者：你为什么欣赏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

方舟子：他是百科全书式人物，他写了很多东西，不只是科普，人文方面的也写，我特别佩服这种多产、多学科东西都写得很好的人。科普作家有几类，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科普作家是写少儿读物的，这不是我想做的；还有一类人本身搞科研，偶尔写几本科普书，这也不是我要做的；像阿西莫夫这种专职科普作家，我觉得自己跟他比较像，他涉猎范围很广泛，文章有很多知识含量在里头。

反伪斗士方舟子与司马南:嫉恶如仇却陷孤独境遇

2010年10月18日《人民法院报》

方舟子和司马南是孤独的勇士，疾恶如仇的个性与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出入，他们的境遇折射出我们每个人在成就与德行、功利与价值方面的进退与取舍。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损人”，但未利己。唯一得利的是——我们看到了正义。

方舟子8月29日遇袭，有人替他抱不平，有人说他报假案，有人说他是勇士，有人说他自树敌……尤其随着10月10日遇袭案的一审落槌，网上声音越发呕哑啁哳。另一位反伪斗士司马南的声音最响亮：方舟子是一个令人敬仰的无畏战士。

英雄惺惺相惜。近日，《法周刊》邀请两位同道人作阶段性回瞻，共话打假的苦与酸。

一个是兵团战士，一个是文弱书生

室外沸反盈天，室内恬然淡定。

记者眼中的方舟子高高瘦瘦，宛如一介书生。这位四十出头的生化博士与拔剑四顾的侠士好像不太搭调，但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透露出了几丝刀光剑影。平日的他打打太极拳，除了参加公共活动外，基本都是写东西，偶尔看美国经典艺术电影，生活简单而平淡。

他大学一毕业就去了美国，回国之后也基本上是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几乎没在中国的社会里混过。他很纯粹，不是因为考虑的问题复杂，而是因为思想单纯。有人说他在美国学傻了，他自谓是一个活得比较自我的人，情商很低，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比较差。与人谈话表情总的说来不算丰富，偶尔微微一笑，但更多时间是沉默而严肃。

司马南就活跃得多，他是个虎贲式的人物，他两眼如炬，口鼻宽阔，声若洪钟，语速很快。他完完全全在本土“打造”，兵团战士——政府公务员——商学院教师——期刊出品人——报纸主笔——电视节目主持人——媒体评论家，十几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但是,司马南最重的头衔还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和中国反邪教协会理事，这也是他成为反伪斗士的当然所在。

司马南的社会角色广泛，但人们更习惯他的反伪斗士的社会标签。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单枪匹马与“神功大师”们叫阵，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也磨出了一口铁齿钢牙。

司马南说，天地良心，看到假人假事不说出来，他就不是司马南。

他像一个斗牛士，满足了一些人视听上的快感，每闪过一个回合，看台上就会发出欢呼。但是欢呼过后他就可能倒在血泊里了，随后就是惋惜、漠视与忘却。挺悲哀的。但是，尚方宝剑在手，壮行何畏？他说他不怕鬼，不信邪，永远胜在阵前，不思败在马后。

一个永不言退，一个悲天悯人

方舟子从小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过一种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思想的自由、生活的自由，所以就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同时他又是一个较真的人，尤其涉及到严肃问题更是严谨，轻易不顾及利益。他的阅读量思考量写作量很大，效率极高。自从1995年开始，新语丝网站始终是他一个人在管理，内容更新，阅读来信，自己撰文，多年来，日复一日，坚持不辍。

在公众眼里，方舟子特立独行。他的专业是生物化学，传播科普、为基因技术鼓与呼是分内事，但他又是学术论坛“新语丝”的创办者，当年一篇《功到雄奇即罪名》，史学功底令人惊诧。有人说他是学术界的坏小孩，是分辨学术真假的中绳.。

方舟子打假行为很多都直指国家研究部门和高校的著名教授、高级领导。其中比较著名的事件包括：朱涵事件，朱苏力招生事件，基因皇后陈晓宁事件，民工打磨汉芯事件，唐骏学历造假事件，揭神仙李一，不一而足。与“肖氏反射弧”发明者肖传国的斗讼更是持续多年。

8月29日，方舟子在住家附近遭人围袭，一个人跑上来往他的脸上喷麻醉剂，他躲开后快步跑开，后面两人紧追，要用铁锤砸他的头，没有砸到，随后他们就把铁锤扔过去，第一次没有砸中，第二次砸到了方舟子的腰。擦破皮，流血了。

方舟子说，发生武力袭击是意料之中，但我不会退缩。用锤子砸我，只能让我更坚强。

壮如牛犊的司马南打假过程中既用心又有狠劲，其遭遇也更令人痛心。

司马南有一句当当响的话：“不被人骗，是本事；不骗人，是良心；教人不被骗，是责任。”

多年前，一据说身怀特异功能的妇女被朋友请到饭店，司马南进门就断定她是个玩魔术的。当农妇攥右手伸到朋友面前，吸引众人眼睛时，司马南却紧盯着农妇的左手。就在农妇的左手在裤兜处碰了一下，两手即将交错的当口，司马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了农妇的左手。农妇死攥，司马偏掰。一对男女扭作一团，众人谔谔无语。最后农妇不敌，左手松开，几粒白色小药片已变形粘于掌中。司马南厉声质问农妇，农妇语无伦次，朋友也变脸而去。

司马南就是这样毫不手软、毫不留情地戳穿骗术，得罪了大师，也得罪了朋友。司马南说，他从不反对气功，赞成用气功健体强身、修心养性，但容不得有人打着气功的旗号谋财害命。

当初和司马南一起反伪科学的人已经陆续退阵，但他一直坚持。1991年，一位同道人脸上被那帮人划了三刀，满身是血，他躺在医院里浑身颤抖，搂着孩子哭诉：“他们一边打我，还一边喊着司马南的名字。”

在终南山司马南与胡万林交锋，被20多个打手拳打腿踢，一位生病的老太太还上来搧他耳光，她骨瘦如柴，手却像刀子一样锋利———不是她打得痛，而是司马南的心痛：多么愚昧的老人啊！我提着脑袋为你们主张公理你们却打我，其心之苦甚矣！

都是怀抱理想，率性而为

一方面，人们为他们的打假而欢呼；另一方面，又为每次打假事件的“虎头蛇尾”而沮丧。方舟子在学述界打假十年，有多少案例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胜利？司马南与邪魔斗法，哪一场不是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有人说,他们的存在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这个社会的难堪与窘境——对诚信制度的呼唤如此艰难。

司马南与方舟子，虽然一个土生土长在中国，一个喝过洋墨水，但他们都有共同的优点；透明，有肝胆，有批判精神，内心深处还有一块空地放置良心和理想。他们都是疾恶如仇，都为了社会公益，没有个人私敌。不同点是方舟子有更多的知识，有更广阔的视野，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方舟子最欣赏的人物是鲁迅，他自小就崇拜他。而司马南神交虞世南久矣。鲁迅自不待言，他是民族的脊梁，家喻户晓。虞世南何许人也，初唐政治家, “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的作者，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被唐太宗推为标杆：“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司马南与虞公神交，可见齐家壮国之志。

司马南现居北京，常云游四方，看书、想事、说话、写字，构成了工作的基本内容，社会职业为“自由说话人”。尚科学，尚宗教，痛恨邪魔歪道。他作一打油诗曰：愤世不疾俗，仇家江湖骗，居京始三八，酸甜苦辣咸梦系顏真卿，啜对柳公权，寄情崔敬邕，神交虞世南。

年过半百的司马南最近改了形象，蓄了须，头发也有些零乱，但精神上依然像个活力十足的小青年。在家中他激情四射的情绪感染着周围每个人，谈到兴奋之处，他会像“新新人类”一样“耶——”的一声。

2000年，司马南以44岁“高龄”当选新浪网、新周刊等评选的十大青年新锐人物；某青年杂志又评司马南为中国八大酷男之一；更有海外媒体称司马南为“21世纪必须关注的50位中国人之一”。

近年来，司马南倾心学问，以自由撰稿人、主持人的身份涉足于媒体圈、以独立的脑袋发自己的声音。而方舟子的打假旗帜还在猎猎飘扬，他在斗牛场上鏖战，司马南正在看台上替他捏汗。□ 本报记者 孙文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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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 2010年10月15日

在Photoshop和复制粘贴盛行的时代，保卫学术诚信在任何国家都十分困难，而在中国更是完全没有希望。

至少在了解方是民本周的经历之后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

方是民以笔名方舟子更为人所熟知，他无疑是中国最有名的学术打假斗士。他在成为作家之前曾是生物化学博士，有一个更新颇为频繁的网站，他揭露了中国许多引人注目的学术造假事件，赢得很多人的尊敬，还获得了“科学警察”的绰号。

上周末，北京法院对泌尿科医师肖传国做出了温和的判决。方舟子和另外一位作家对肖传国推广的一项实验性疗法提出质疑后，肖传国雇凶对二者进行殴打。

周二，曾被曝光伪造学历、微软中国前首席执行长唐骏打破耻辱的沉默，在天津召开的高尔夫俱乐部经理会议中发表了关于领导力的演讲。

在这两起学术打假事件中，对肖传国一案的判决对中国学术打假行动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肖传国是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九月份被拘捕并被指控策划两起打人事件：一起发生在八月份，陌生男子使用麻醉喷剂和铁锤的袭击方是民，另一起发生在六月份，《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与方是民无关）在离家不远处遭铁棒袭击，受伤住院。（《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作者奥斯诺斯（Evan Osnos）详细报道了两起事件的过程。）

在遇袭之前，方舟子和方玄昌都对肖传国用于研发一项复杂的治疗尿失禁的神经疗法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肖传国对此进行否认，并指责他们的指控导致他未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尽管有国外泌尿学专家的支持信，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还是在周日宣布肖传国雇凶袭击罪名成立，官方判决是寻衅滋事罪。他被判处五个半月拘役。

肖传国立即对该判决提出上诉。

中国官方媒体称赞该判决为学术打假的一次胜利，但被告方有不同的看法。

方是民的辩护律师彭剑在法院宣布判决后告诉《中国实时报》记者，该判决有违常理。

彭剑的主要不满在于该判决太轻。他争论说，鉴于袭击案的严重性，肖传国应被判为故意伤害罪，判处更严厉的处罚。

据当地媒体报道，寻衅滋事罪最长的有期徒刑是五年。彭剑说，肖传国的结果是该罪最轻的处罚。

彭剑和方玄昌还同时指出此次审判过程不符合常规。虽然肖传国在9月份被捕时向警察认了罪，但在周日一到法庭上却提出无罪辩护。彭剑说，由于肖传国之前的坦白认罪，外界预计法庭会迅速结案，但相反，由于肖传国出人意料地提出无罪辩护，法庭在中午宣布休庭。更令人意外的是，法庭在那天下午宣布继续开庭并对肖传国进行宣判，但并未通知方舟子或方玄昌或其律师。

这种戏剧化的司法程序使得方玄昌怀疑存在幕后交易。他说，警方意外地迅速破获了这起案件，但审判结束后，我们坚决相信肯定有一只黑手在幕后操纵这个案子。

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拒绝就此案置评。当被要求对方舟子和方玄昌的怀疑做出回应时，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说由于肖传国提出了上诉，无法就此案置评，但说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并不是最终决定。

如果维持对肖传国的轻微处罚甚至降低处罚，将会令中国的学术诚信保卫者们寒心不已，方玄昌说，以后谁还敢揭露和批评这些学术造假行为？

Josh Chin

http://cn.wsj.com/gb/20101015/rlw155751.asp?source=Billingual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0/10/14/a-bad-week-for-an-antifraud-activist/

OCTOBER 14, 2010, 8:56 PM HKT

A Bad Week for an Antifraud Activist

CHINA REAL TIME REPORT

Defending intellectual honesty is difficult anywhere in the age of Photoshop and copy-paste, but in China it can feel downright futile.

At least that’s the impression you get from reading about the week Fang Shimin is having.

Fang, bet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Fang Zhouzi, is arguably China’s best-known crusader against academic fraud. A biochemist-turned-writer with an obsessively maintained website, he has earned the admiration of many in China—as well as a nickname, “Science Cop”—by exposing some of the country’s most egregious cases of highbrow hucksterism.

Over the weekend, a Beijing court ruled leniently in the case of a urologist, Xiao Chuanguo, who sent thugs after Fang and another writer after the two raised doubts about an experimental medical procedure Xiao was promoting.

Then, on Tuesday, Jun Tang, a former Microsoft China chief executive famously exposed by Fang as having forged his academic credentials, emerged from disgraced silence to deliver a speech on leadership at a golf club managers conference in Tianjin.

Of the two, the decision in the Xiao Chuangguo case is the development with more lasting implications for antifraud efforts in China.

Xiao, head of urology at a hospital associated with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Hubei Province capital of Wuhan, was arrested in September and charged with masterminding two attacks: One on Fang Shimin in August, in which the writer was attacked by men armed with anesthetic spray and hammers; and another on Caijing magazine editor Fang Xuanchang (no relation to Fang Shimin), who was hospitalized in July after being beaten with metal clubs a few steps from his home. (The New Yorker’s Evan Osnos offers full accounts of the attacks here and here.)

Prior to the attacks, both Fangs had raised questions about research Xiao had used in developing a complicated neurological procedure to treat incontinence. Xiao blamed the accusations, which he denied, for his fail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espite a letter of support from urologists outside China, Xiao was found guilty of orchestrating the attacks on his critics—the official charge was “creating a disturbance”—by the Shijia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in Beijing on Sunday. He was sentenced to five and a half months in prison.

Xiao immediately appealed the decision.

While the verdict was lauded in official Chinese media as a victory over academic fraud, the defendants saw it differently.

“The verdict is in violation of common sense,” Peng Jian, lawyer for Fang Shimin, told China Real Time after the court announced its decision.

Peng’s principal complaint was with the lightness of the charge. Given the severity of the attacks, he argues, Xiao should have been charged with intent to harm, a crime that carries a much stiffer sentence.

The maximum sentence for creating a disturbance is five years in prison, according to local media. Peng says Xiao received the lightest possible jail term under that charge.

Peng and Fang Xuanchang both also noted irregularities in the way the trial was conducted. Though he confessed to police at his arrest in September, Xiao pleaded not guilty once in court on Sunday. Peng says the trial had been expected to be quick because of the earlier confession but instead the court adjourned at noon because of the unexpected not-guilty plea. In another surprise move, the court reconvened that afternoon and passed judgment on Xiao—without notifying either of the Fengs or their lawyers.

The judicial sleight-of-hand led Fang Xuanchang to suspect backroom dealings. “The police solved the case in short order, which was a surprise,” he said. But “after the trial, we firmly believe there is a black hand manipulating the case behind the scenes.”

The Shijingshan District People’s court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case. Asked to address the Fangs’ criticisms, the Beijing High People’s Court said it couldn’t comment on the case because of Xiao’s appeal but that the lower court’s decision “is not final.”

Should Xiao’s slap on the wrist stand as-is—or even be reduced—the effect on China’s guardians of intellectual honesty could be chilling, Fang Xuanchang says: “Who would dare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se things in the future?”

– Josh Chin. Follow him on Twitter @ch_infamous

ANDREW JACOBS

《纽约时报》2010年10月6日

（翻译：ziren）

（北京）没人怀疑张悟本的推销才能。通过电视秀，光碟和畅销书，他使数百万人相信生吃茄子和大量食用绿豆能治疗红斑狼疮、糖尿病、抑郁症和癌症。

花450美元，即使重病患也能换来一次10分钟的咨询和一张处方，可是想见张本人一面却不容易——这位最炙手可热的老中医整个2012年的预约都排满了。

但随着今年春季绿豆价格飞涨，中国记者开始深挖内幕。他们发现与其一直所宣称的相反，今年47岁的张悟本并不是出自什么中医世家，其父是一名纺织工人。他也根本没有北京医科大学的学位——仅有的学历不过是从纺织厂下岗之后念了一段函授课程而已。

张悟本假履历的曝光引发了人们对时下泛滥的不诚信行为的热议——众多学者和普通民众抱怨已久——包括高考舞弊、研究造假抄袭以及在婴儿奶粉中掺入有毒化学物质。

最近对造假行为的一系列揭露才使人略感欣慰。在8.24伊春飞机失事造成42人死亡之后，有关方面调查发现该航空公司母公司的100位飞行员存在编造飞行经历的行为。接下来浮出水面的是唐骏浮夸的履历。这位百万富翁，前微软中国总裁曾一度被捧为中国的英雄，谎称自己是加州理工的博士。

很少有国家能保证不出这类轰动一时的欺诈。在美国，运动员嗑药和华尔街的丑闻层出不穷。但只有在中国，科研和教育领域的造假是如此泛滥，以至于很多人担心这会使中国经济在更上一层楼时遇到阻碍。

诚信的缺失

为了建立世界级的教育体系，为了在竞争激烈的产业和科学研究中做出开创性的成果，中国投注了大量资源，而且在网络计算、清洁能源和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有中外学者认为研究人员中诚信规范的缺失正在遏制中国的潜能，也了妨害了中外学术合作。

“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方式，就有可能被国际学术界排除在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鸣教授说：“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探寻真理，而不是听命于官僚或者一心满足私欲。”

公立大学的官员们不断压迫学者们去挣论文引用次数——一种衡量创新的标志，这使得论文剽窃和造假泛滥。去年12月英国的《晶体学报》（E）宣布由于数据造假一次性撤消了多达70篇来自中国的论文。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今年初发表社论，警告研究造假和论文剽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到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大国”的设想。

社论说“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有必要把这一连串学术腐败案作为警讯，重新强化科研道德教育的标准和科研行为本身的准则。”上个月浙江大学出版的科学期刊相继公布了20个月内用软件侦测剽窃的结果，可以说是火上浇油。这款名为Crosscheck的软件拒绝了近三分之一的投稿，怀疑其中有内容抄自已经发表的研究。有的论文甚至超过80%的内容被认定非原创。

杂志编辑张月红强调并非所有的问题论文都出自中国，但她拒绝公布问题论文来稿的细节。“有些来自韩国、印度和伊朗，”她说。

浙大的这些医学、物理、工程和计算机类的专业杂志在国内开使用该软件之先河。不过现在也只有他们一家使用，张女士说。

剽窃和造假

张女士的发现并不令人惊讶——一项由政府委托的研究表明来自全国6家顶级研究机构的6000名科学家当中有三分之一承认有过剽窃或者直接编造数据的行为。在另一项由中国科协去年夏天对32000位科学家做的调查中，超过55%的人说他们知道有人涉入学术造假。

方是民是一位揭露黑幕的作家，因为倡导学术诚信和规范而声名远扬。他认为问题始于公立大学体系，出于政治考虑任命的官员在其负责的领域内没有专业能力。由于科研经费、房屋补贴提职加薪各个方面竞争激烈，政治官员们只能根据发表文章的数量来做决定。

“即使虚假的论文也算数，因为实际上不会有人去读，”方先生说。他的笔名方舟子更广为人知；他的网站《新语丝》已经揭露了900余起学术造假案件，其中不乏大学校长和学术明星。

一旦剽窃被曝光，学校的同事们和领导们总会和当事人肩并肩站在一起。方先生说其中部分原因是维持私人间的关系胜过保护机构的声誉。而另一个原因，他说，更发人深省：很少有学者的屁股干净到可以去指责别人。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曾国平曾协助上文提及的针对6000人的研究。他说这样做结果之一就是当事人往往可以逃避惩罚，只会鼓励更多的剽窃。

他举了陈进的例子：这位计算机专家曾因创制出一种尖端的微处理器而红极一时，结果被揭露是用摩托罗拉的芯片充数，只不过磨去了原有的商标。由于陈所谓的微处理器通过了国家鉴定，还因此屡获奖励，所以2006年实情的曝光让支持他的研究机构十分尴尬。

即使陈进被所在大学解聘，却也没有受到任何起诉。“当人们看到被控造假的人指还能开着豪华车到处招摇时，这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曾国平说。

造假问题也不仅限于科学领域。实际上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学已经成为欺骗文化的土壤：挤进重点高校的竞争冷酷无情——在标准化的统考中获得高分是录取的最主要标准。而花钱就可以买到代写的文章和试题。当然也可以雇枪手冒名顶替参加费神费时的两天高考。

不仅如此，还有作弊工具——内置针孔摄像机的腕表和钢笔——可以和考场外的同伙呼应传递试题及答案。尽管上述做法均属非法，但根据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去年在网上买卖论文高科技作弊工具的交易额高达1.5亿美元，5倍于2007年的数据；调查还确认有多达800家网站提供诸如此类的非法服务。

当然学术欺骗绝非仅出在高中生身上。7月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分支机构的新泽西西森坦那瑞学院关闭了其在北京、上海、台北的商学院，理由是学生中欺骗泛滥。虽然校方拒绝透露不端行为的细节，但已经严重到可以停发这些分校中近400名学生学位的程度。该校官员说，校方允诺通过单另考试的学生可以获得MBA学位，但除了两人外其余都拒绝了这一机会。

波澜不惊的欺骗

随便向一个中国学生问起学术欺诈，得到的回应都是令人吃惊的无动于衷。去年春天毕业的清华工科学生卢晓达（音译）说，即使在所谓一流高校，平时抄作业考试抄答案对学生来说也是家常便饭。他说：“这可能就是一种文化差异，没什么不好，更没什么特别让人羞愧的。对学生们来说，并不是不会做，而是为了节约时间。”卢先生本学期将开始在斯坦福大学念硕士。

中国政府曾发誓要解决学术欺诈问题。国营媒体经常发社论谴责剽窃行为；上个月，负责管理出版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坚决要求关停现有5000种学术期刊中的一部分。许多学者认为这些期刊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满足博士生和教授们急于发文充数的需要。

方是民和另一位投身打假的记者方玄昌对这些坚决要求和谴责早习以为常。教育部早在2004年、然后又在2006年宣誓全力打假决不姑息，但为此专门设立的“学术道德监督委员会”和“学风建设委员会”两个机构至今没有做出任何惩处决定。

最近几年这两位矛头对准了泌尿科医生肖传国。肖自称发明了一种外科手术，旨在帮助患有脊柱裂的儿童恢复膀胱功能。脊柱裂是一种脊柱出生缺陷，会导致大小便失禁；如果不加以治疗最终造成患者肾衰竭和死亡。

在一系列调查报道和博客文章中，两位方先生揭露了肖大夫的网页上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包括肖吹嘘他自己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26篇英文论文（他们只能找到4篇）以及他曾赢得美国泌尿学会大奖（他只获得过一个论文摘要奖）。

他们揭发说，他自称“肖氏手术”成功率高达85%则更有问题。在回访的100多位病人中，两位方先生报告说没有一位病人的大小便失禁痊愈，而近40%的病人在接受所谓“肖氏手术”——将腿部的一根神经切断重新连接到膀胱上——后健康状况恶化。

不管真相到底如何，肖大夫被彻底激怒了。他提起了一些列控告方是民诽谤的诉讼，逢人便讲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今年夏天两位方先生都在北京街头遭到残暴的袭击——方玄昌的头部被两名暴徒用钢筋严重砸伤，方是民被喷辣椒水，但从铁锤下侥幸逃生。

根据警方的通报，9月21日肖传国被警察逮捕后，很快就承认了雇佣凶手实施袭击的罪行。他说，报复的原因是他认定对他的揭发使他落选了中科院院士。

尽管肖已认罪，但他的雇主华中科技大学看起来并不愿意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在校方的声明中，领导说听到肖被捕十分震惊，但会等到司法审判的结果出来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Rampant Fraud Threat to China’s Brisk Ascent

By ANDREW JACOB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6, 2010

BEIJING — No one disputes Zhang Wuben’s talents as a salesman. Through television shows, DVDs and a best-selling book, he convinced millions of people that raw eggplant and immense quantities of mung beans could cure lupus, diabetes, depression and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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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450, seriously ill patients could buy a 10-minute consultation and a prescription — except Mr. Zhang,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booked through 2012.

But when the price of mung beans skyrocketed this spring, Chinese journalists began digging deeper. They learned that contrary to his claims, Mr. Zhang, 47, was not from a long line of doctors (his father was a weaver). Nor did he earn a degree from Beijing Medical University (his only formal education, it turned out, was the brief correspondence course he took after losing his job at a textile mill).

The exposure of Mr. Zhang’s faked credentials provoked a fresh round of hand-wringing over what many scholars and Chinese complain are the dishonest practices that permeate society, including students who cheat on college entrance exams, scholars who promote fake or unoriginal research, and dairy companies that sell poisoned milk to infants.

The most recent string of revelations has been bracing. After a plane crash in August killed 42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officials discovered that 100 pilots who worked for the airline’s parent company had falsified their flying histories. Then there was the padded résumé of Tang Jun, the millionaire former head of Microsoft China and something of a national hero, who falsely claimed to have received a doctorate from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ew countries are immune to high-profile frauds. Illegal doping in sports and malfeasance on Wall Street are running scand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China, fakery in one area in particular —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 is pervasive enough that many here worry it could make it harder for the country to climb the next rung on the economic ladder.

A Lack of Integrity

China devotes significant resources to building a world-class education system and pioneering research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sciences, and has had notable successes in network computing, clean energy,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But a lack of integrity among researchers is hindering China’s potential and harm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say.

“If we don’t change our ways, we will be excluded from the global academic community,” said Zhang Ming,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We need to focus on seeking truth, not serving the agenda of some bureaucrat or satisfying the desire for personal profit.”

Pressure on scholars by administrators of state-run universities to earn journal citations — a measure of innovation — has produced a deluge of plagiarized or fabricated research. In December, a British journal that specializes in crystal formations announced that it was withdrawing more than 70 papers by Chinese authors whose research was of questionable originality or rigor.

In an editorial published earlier this year, The Lancet,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warned that faked or plagiarized research posed a threat to President Hu Jintao’s vow to make China a “research superpower” by 2020.

“Clearly, China’s government needs to take this episode as a cue to reinvigorate standards for teaching research ethics and for the conduct of the research itself,” the editorial said. Last month a collection of scientific journals publish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in Hangzhou reignited the firestorm by publicizing results from a 20-month experiment with software that detects plagiarism. The software, called CrossCheck, rejected nearly a third of all submissions on suspicion that the content was pirated from previously published research. In some case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a paper’s content was deemed unoriginal.

The journals’ editor, Zhang Yuehong, emphasized that not all the flawed papers originated in China, although she declined to reveal the breakdown of submissions. “Some were from South Korea, India and Iran,” she said.

The journals, which specialize in medicine, physics,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were the first in China to use the software. For the moment they are the only ones to do so, Ms. Zhang said.

Plagiarism and Fakery

Her findings are not surprising if one considers the results of a recent government study in which a third of the 6,000 scientists at six of the nation’s top institutions admitted they had engaged in plagiarism or the outright fabrication of research data. In another study of 32,000 scientists last summer by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e than 55 percent said they knew someone guilty of academic fraud.

Fang Shimin, a muckraking writer who has become a well-known advocate for academic integrity, said the problem started with the state-run university system, where politically appointed bureaucrats have little expertise in the fields they oversee. Because competition for grants, housing perks and career advancement is so intense, officials base their decisions on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Even fake papers count because nobody actually reads them,” said Mr. Fang, who is more widely known by his pen name, Fang Zhouzi, and whose Web site, New Threads, has exposed more than 900 instances of fakery, some involving university presidents and nationally lionized researchers.

When plagiarism is exposed, colleagues and school leaders often close ranks around the accused. Mr. Fang said this was partly because preserving relationships trumped protecting the reput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But the other reason, he said, is more sobering: Few academics are clean enough to point a finger at others. One result is that plagiarizers often go unpunished, which only encourages more of it, said Zeng Guopi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which helped run the survey of 6,000 academics.

He cited the case of Chen Jin, a computer scientist who was once celebrated for having invented a sophisticated microprocessor but who, it turned out, had taken a chip made by Motorola, scratched out its name, and claimed it as his own. After Mr. Chen was showered with government largess and accolades, the exposure in 2006 was an embarrassment for the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that backed him.

But even though Mr. Chen lost his university post, he was never prosecuted. “When people see the accused still driving their flashy cars, it sends the wrong message,” Mr. Zeng said.

The problem is not confined to the realm of science. In fact many educators say the culture of cheating takes root in high school, where the competition for slots in the country’s best colleges is unrelenting and high marks on standardized tes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admission. Ghost-written essays and test questions can be bought. So, too, can a “hired gun” test taker who will assume the student’s identity for the grueling two-day college entrance exam.

Then there are the gadgets — wristwatches and pens embedded with tiny cameras — that transmit signals to collaborators on the outside who then relay back the correct answers. Even if such products are illegal, students spent $150 million last year on Internet essays and high-tech subterfuge, a fivefold increase over 2007, according to a Wuhan University study, which identified 800 Web sites offering such illicit services.

Academic deceit is not limited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July, Centenary College, a New Jersey institution with satellite branches in China and Taiwan, shuttered its business schools in Shanghai, Beijing and Taipei after finding rampant cheating among students. Although school administrators declined to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misconduct, it was serious enough to withhold degrees from each of the programs’ 400 students. Given a chance to receive their M.B.A.’s by taking another exam, all but two declined, school officials said.

Nonchalant Cheating

Ask any Chinese student about academic skullduggery and the response is startlingly nonchalant. Arthur Lu, an engineering student who last spring graduate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considered a plum of the country’s college system, said it was common for students to swap test answers or plagiarize essays from one another. “Perhaps it’s a cultural difference but there is nothing bad or embarrassing about it,” said Mr. Lu, who started this semester on a master’s degree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t’s not that students can’t do the work. They just see it as a way of saving 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vowed to address the problem. Editorials in the state-run press frequently condemn plagiarism and last month, Liu Yandong, a powerful Politburo member who oversees Chinese publications, vowed to close some of the 5,000 academic journals whose sole existence, many scholars say, is to provide an outlet for doctoral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eager to inflate their publishing credentials.

Fang Shimin and another crusading journalist, Fang Xuanchang, have heard the vows and threats before. In 2004 and again in 2006,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nounced antifraud campaigns but the two bodies they established to tackle the problem have yet to mete out any punishments.

In recent years, both journalists have taken on Xiao Chuanguo, a urologist who invented a surgical procedure aimed at restoring bladder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spina bifida, a congenital deformation of the spinal column that can lead to incontinence, and when untreated, kidney failure and death.

In a series of investigative articles and blog postings, the two men uncovered discrepancies in Dr. Xiao’s Web site, including claims that he had published 26 articles in English-language journals (they could only find four) and that he had won an achievement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 (the award was for an essay he wrote).

But even more troubling, they said, were assertions that his surgery had an 85 percent success rate. Of more than 100 patients interviewed, they said none reported having been cured of incontinence, with nearly 40 percent saying their health had worsened after the procedure, which involved rerouting a leg nerve to the bladder. 

Wherever the truth may have been, Dr. Xiao was incensed. He filed a string of libel suits against Fang Shimin and told anyone who would listen that revenge would be his.

This summer both men were brutally attacked on the street in Beijing — Fang Xuanchang by thugs with an iron bar and Fang Shimin by two men wielding pepper spray and a hammer.

When the police arrested Dr. Xiao on Sept. 21, he quickly confessed to hiring the men to carry out the attack,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report. His reason, he said, was vengeance for the revelations he blames for blocking his appointment to the prestigiou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espite his confession, Dr. Xiao’s employer,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eared unwilling to take any action against him. In the statement they released, administrators said they were shocked by news of his arrest but said they would await the outcome of judicial procedures before severing their ties to him.

http://v.ku6.com/show/1BgbCWUOzs4Vajoz.html

http://v.ku6.com/show/-ZBPLvFu73rSoDVD.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0-10/09/c_12639113.ht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wODAwMjY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