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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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视觉》月刊2010年12月

摄影/本刊记者刘军文/本刊记者娄军

肖氏反射弧手术，累积起来的案例，指向了无效和部分致残。然而还有诸多不为人知却更加难以愈合的伤与痛，它们甚至没有被称为“事故”：医生们轻轻一句“再等等”就把责任推脱掉了，病患和家长们也常以“是我们运气不好”自我安抚。

手术刀晃过的，除去几千例患者的身体，还有十余年来通行无阻的专业审查，以及众多权威新闻媒体的报道与背书。它们如一台庞大、喧腾的机器，碾过人们本就稀薄的安全感。甚至，手术刀也不是最长的痛：先天的病患降临伊始，本就如同天问，考验着生命的坚强和脆弱，亲朋的温情或冷漠，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健全或缺失……

这是一份长久的问卷，至少从目前看，答案十分潦草，未来也无法明晰。

“我没生好她，又替她下了手术的决定……”

张潇文手术失败又落下残疾后，母亲宗明利服下了一大把安眠药。

那是2009年初。山东滕州。小潇文来到人世的第三年。小城里的新年气氛延续得格外长。如果不是先天性脊柱裂脊髓脊膜膨出，这个喜欢拿着母亲的胭脂盒自己化妆的漂亮女孩，会和她双胞胎的哥哥一样，喜欢奔跑，在墙上涂鸦，照相时抢镜头。

相对于其他被大小便失禁折磨数十年的病友来说，小潇文的“福音”来得如此及时——2008年初，宗明利和丈夫张合德在央视《共同关注》栏目看到同患此病的“爬行女孩”小艳丽被肖氏反射弧手术治愈的新闻，后来又看到《健康之路》对施行手术的河南神源医院院长高晓群的采访，“都是权威节目，我们觉得希望来了。”

3万元手术费对普通人家不是小数字，出于谨慎，他们提前去医院调查了一番，确认医院和医生都存在——虽然前者的简陋让他们有一点皱眉，但后者多为郑州大学的教授和兼职教授，又让他们放下心来。2008年5月14日，潇文正式住院。

按照医院的广告宣传，张合德夫妇要求肖传国主刀，后者当时是这家医院的名誉院长和手术发明人。但医院的人告诉他们，这个手术非常简单，就像接一根水管一样。手术最后分到了杜茂信那里，他和高晓群、何朝宏都是这里最主要的医生。1995年，正是在杜茂信的帮助下，肖传国得以将美国仅在动物身上试验的肖氏反射弧理论，应用在河南平顶山煤矿总医院的截瘫矿工身上，而高晓群则力荐肖传国任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主任，他本人任常务副主任。

医院位于郑州市大学路和中原路交叉口旁，病床几乎从没空过，排队人多时，做完手术的患者会被要求提前出院，有的伤口都没有完全愈合。小潇文在6月1日出了院，伤口也没有好利索，但父母的心里是喜悦的，因为医院说术后六个月至八个月就会康复。这甚至让他们忘记了之前与院方的冲突：在最初咨询时，院方称八九成的患者都能痊愈，没有任何副作用，但签署手术合同时，上面却显示有可能造成残疾。宗明利感到害怕，不愿意签，“但医生宽慰我说，手术将从左腿截取一段神经，所以只会对左脚趾有影响，施以锻炼即可康复，有的患者甚至拿了跑步比赛的冠军。”

张合德则回忆起，手术前他曾碰到一个患者去医院反映情况，说做完手术一年没有好转，脚却出现了问题。但他没有太在意，“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自己的孩子是那85％”——85％是肖传国和院方至今宣称的手术成功率。

“我们没有找到一例成功的。”河南许昌市的崔亚萍说。

她在女儿张圆圆做完该手术后，和其他病友、家属彼此留了联系方式，这个名单越滚越大，如今已有300多人。“我当时想，只要有一例治好了，就说明人家手术确实有道理，是我们运气不好。但现在我们联系的，没有一个好转的。”

37岁的崔亚萍和丈夫在许昌儿童医院旁开了一家装修简陋的小药店。丈夫懂医，听说周边有过好几个患这种病的孩子，都被父母扔掉了，他们不舍得，但也知道治愈的希望不大。可是，2007年看了河南电视台一天两次对神源医院的密集报道后，他们想，也许科技真的取得了突破。郑州红十字会也参与其中，帮他们减免了3000元手术费，让他们感到更为踏实。

半年后，圆圆的问题依然如故。崔亚萍找到医院，一个贾姓医生让她再等一年。“我想，只要能好，两年、三年都行。”崔亚萍说，但现在，已经14岁的圆圆，经常腿发软，没力量，“搞不懂是病本身的原因，还是手术的原因。都说是专家，不知道该信谁。现在也没啥可信的了。”

张合德则坚持女儿的致残，是手术原因。记者看到的入院检查显示，小潇文术前四肢完全正常，术后则肌肉萎缩，双脚严重内翻。像每一个谨慎的山东人一样，他保存着手术前后全部的票据，他原本盼望这些票据都不再有任何意义。

宗明利也不再想看到那些票据，她的生活被愧疚围困着。长着一张精致面孔的她，每天都把两个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但眼看着小潇文开始扭曲的脚，她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我没生好她，又替她下了手术的决定……”即使在自杀被救下后，她仍时常像祥林嫂一样埋怨自己。她也试图和丈夫去医院讨公道，但医生回复他们说，“我们治的是大小便失禁，不是腿残。”

经过多次交涉，并有更多患者和家属从全国各地赶去后，医院答应为小潇文定做矫正鞋。“一双两千多块，说穿上矫正鞋后，两年就会好。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张合德说。随着小潇文身体的生长，矫正鞋每年都要更换，“现在医院撤销了，以后我们又多了个矫正鞋的负担。”

神源医院自2006年8月成立，到2009年6月解散，共收治约1500名患者。2009年10月，肖传国任主任的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又落户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这个靠近黄河滩区的偏僻医院，曾因为承包科室的盈利模式，被《河南日报》曝光。在肖传国因雇凶伤人被起诉后，研究中心的网页无法再访问，杜茂信、何朝宏仍在该医院任职，但名下不再明显标注做肖氏手术的信息。

四岁的小潇文正天真烂漫。由于内套矫正鞋，她需要穿大尺码的男鞋，脚踝处磨出了泡，穿脱都要小心翼翼。夏天最为难堪，因为矫正鞋没法再“伪装”，宗明利不敢让她穿最喜欢的裙子。在托儿所里，她多次因为尿管和矫正鞋被人笑话，哭着回家，但很快又忘掉，继续不知忧愁地找其他人玩乐。只有在高兴撒欢跑起来时，她的双腿才会显出严重的弯曲，身体歪斜。就像一只鸟儿，每每在欢快鸣叫着振羽待飞时，才突然发现折了翅膀。一旦疼痛并没有阻止嬉戏带来的快乐，小潇文甚至不知道停下她歪歪扭扭的步伐。

“这是她最好的年龄。”宗明利站在楼下，流着泪，“很害怕她长大，懂事。”小潇文远远望着妈妈，笑着。他们住在滕州市一处经济适用房小区，楼道里，整面墙都印着各类小广告，黑色印章般，密密麻麻，其中不乏“包治百病”之类的字样，如通行证，如判决书。

“谁能想到医生会骗人呢！”

为了接受采访，陈浩亮特地请假回了趟家。他在郑州给人安装汽车玻璃，月收入不足2000元，那里距他新郑的老家不过百里，但他每月只能回一次。

家里空旷的庭院因为记者和邻居的到来热闹了些。结婚时盖起的房子，在当时算是富足的，如今多了很多裂缝，陷在两边新盖起的楼房中，颇为黯淡。白色的旧浴缸摆在院子中央，除了夏天，其他季节都荒废着，一个塑料玩偶被遗弃在缸沿上。

12岁的陈贵彬坐在里屋的床上，百无聊赖。两岁半的弟弟在睡觉。陈浩亮夫妇是在对陈贵彬的恢复渐渐失去信心后，才生了第二个孩子。“结婚后挣的钱都花在贵彬身上了，一直到神源医院做那次手术，都希望把他治好。对他，我们尽力了。”

手术是2007年10月15日进行的。之前，陈浩亮的侄女在《大河报》上看到海南“小善善”被治愈、拉了一车椰子感谢肖传国的报道，立刻跑到医院了解情况，医生承诺说能治好。回家通报情况后，“全家人就像是掉河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陈贵彬的外公最力主去做这个手术。手术失败后，老人家连内疚带气愤，身体垮掉，不久便过世了。

陈浩亮在外面做工时尽量不去想大儿子，“一想起来就会泄气。”但陈贵彬常常给他打电话：“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有一次，陈浩亮带来一个朋友丢弃的旧电脑，里面装了几个小游戏，以此来吸引村邻的孩子过来玩，给陈贵彬做个伴。“只要他想要的，能买得起，都会给他买。尽量满足他。”但孩子屋里不过有一个飞镖盘，散架的塑料枪，几只玩偶。一盒男孩子们用来在地上摔打赌输赢的纸卡，一直是干净的——小兄弟俩显然都玩不动。

现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陈贵彬都待在屋里，实在闷极了，就扶着板凳“走”到院子中。“他现在有压力了，感觉自己和别人不同，不愿意出去玩。以前喜欢跟着我走亲戚，现在连外婆家都不愿意去了。”母亲蒋书玲说。她在我们谈话的中间，从地里赶回来。家里种着三亩多地，主要是小麦和玉米两季。“丘陵地，又干旱，收成不好。”陈浩亮说，他准备来年去新疆打工，听说那里每月能挣到2000多元。
眼看着儿子的腿在手术后萎缩、变细、扭曲，陈浩亮曾几次找到医院，“我嘴笨，特意找了能说会道的朋友。但高晓群每次都是连哄带骗，说再等等，后来又介绍我们朝上海转院，我负担不起。”神源解散后，他就没再去找。

“谁能想到医生会骗人呢！”他气愤地说，在和他有联系的病友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痊愈的。小善善的故事也被媒体揭露为虚假报道。在采访中，他几次问道：“肖传国的势力怎么那么大呢？”这也是在维权患者中普遍传染着的一种情绪。

血写着两个字“骗子”

“大家对追求公道的信心不大。”24岁的靳冰岩说。自从去年加入肖氏手术患者和家属的QQ群后，他做了很多联络和组织的工作。

在河南通许县竖岗镇上，他开了一家买卖、修理手机和提供移动充值业务的小门市。布帘和通信公司的海报，分割出了工作区和生活区，除了他自己坐着的凳子，大部分地方都被灰尘笼罩着。门市与小学校园相通，每天，从门市借道去学校上厕所的人，比来光顾生意的还多。“镇上没什么人，都出去打工了。每月只能挣几百块钱，过节时生意会好一些，一个月能有1000多元。”

虽然经历了手术失败的苦痛，这仍是他人生中最乐观的时刻。如果不是采访，他说自己羞于再提起童年：大小便失禁，同时腿部残疾，小时候一直是爬行，左脚的小脚趾整个都磨掉了；再大一点就坐在一个平板车的铁轱辘上“行走”，屁股又磨掉一大块。直到1998年，父母亲因为买卖酒瓶赶上了行情，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他开始慢慢拄起双拐，后来偶尔还能丢掉拐杖行走。到2000年14岁了才不再穿开裆裤，2005年，无事可干的他进到村里小学，从三年级读到五年级。

他记得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包括2007年10月23日——看了央视《中国人口》栏目和其他媒体介绍肖氏反射弧手术的《晓晓的新生》后，他住进了神源医院。

“我感觉像是换了个人、换了次生命一样。”回想起初到郑州那一天，他仍然很激动，并不是因为郑州彼时正在大拆大建，打造中原CBD，一片繁华景象，他甚至没特意在郑州市里游玩，但对于在那之前从没到过镇里、一直窝在村子里的他来说，“那一刻，好像什么都跨过去了，从地狱到了天堂。”但手术最后并没有解决两便问题，而且“双脚变成木头疙瘩没有疼痛感，一年四季都是冰凉的，右小腿肚有肌肉萎缩现象”。

住院时，靳冰岩的床头有人用血写着两个字：“骗子”，他没有在意。回家一年多以后，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来，说，“知道了吧，那两个用血写的字是事实吧？”但父母并不支持他站出来维权，“钱都花出去了，咱们农村人，什么都不懂，能把人家怎么样呢。”在“两方”受袭的新闻传出后，因为知道儿子在帮律师收集病友资料，老人家还担心同样的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孩子身上。

“其他的家长也都普遍情绪不高，没有积极性。”靳冰岩对此有点想不通。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在已经有针对该手术的质疑声出来后，许多媒体仍然配合着院方的故事。

比如2009年7月28日，辽宁卫视《王刚讲故事》栏目播出的《跳楼少女》，再次以悬疑和煽情的手法，讲述了“中国第一烈女”阿娇在瘫痪导致大小便失禁后，被神源医院高晓群救治的故事。阿娇在今年站出来证明了自己并没有好转。另一个广告主角、“爬行女孩”小艳丽则在今年10月给靳冰岩发短信，说手术“是骗人的”。事后，小艳丽说她为此受到了高晓群的严厉批评。靳冰岩在博客上同时收集着肯定和反驳肖氏手术的信息，连续仔细地阅读它们，不会有什么智力的愉悦，反而是那些充斥着煽情和感恩的“权威报道”，与事后的真相构成了一种荒谬的呼应。
最让靳冰岩耿耿于怀的，还是《晓晓的新生》的主角黄玉晓。两年多来，他一直在寻找她，“说实话，心中是恨的。”他曾在百度贴吧里发帖寻人，但很快被删除了。直到协助《LENS.视觉》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他才得到黄玉晓母亲李喜梅的手机号，“电话打过去那一刻，心里很复杂，告诉自己要克制。”

他们通话时，记者正在李喜梅的身旁。她不知道对方是受了晓晓节目的影响，两个人很客气地交换了一些病友的信息。

“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多，我也不太懂。”李喜梅说。她的家紧挨着河南新乡获嘉县的一条公路，家里刚刚盖了崭新的院子，屋内也粉刷一新，墙上贴着两张黄玉晓的奖状。和这里大多数家庭一样，李喜梅负责种地和照顾孩子，丈夫在外打工。

根据其他患者的说法，和之前新闻宣传中的信息，这些担任“广告”主角的患者被免了全部的手术费用，但李喜梅坚称自己交了2万元，“医院少要了我们的钱，对我们有恩，我们不能站出来参与你们的事。我们的妮儿只是没有好，但也没有坏。”她说。

不过，在看完记者拍摄的其他患者的情况后，她还是带我们去见了正在上课的晓晓。不知是否是病患的原因，晓晓和比她大两岁的张圆圆气质如此接近：羞涩、内向，不爱说话，都喜欢语文课。在被母亲带出来后，她一直有些难堪地站在路边。旁边好奇的村民凑上来，也不说话，但几乎贴着每个人的脸仔细端详，试图了解为什么村里来了陌生人。在这里，保守秘密是一件要使出浑身解数的难事。

一直到采访的最后，看着晓晓快要走进校园，李喜梅指着她的背影，突然有点担心地说：“妮儿的脚也有点内翻了。”

“我还是太追求完美，想跟别人一样……”

在河南原阳，22岁的杜杰几乎一直在和秘密痛苦地交易。

“小时候，我其实很开朗，很调皮，谁欺负我，我就和谁打。但打的时候就会小便失禁，有时围观的人很多，我就告诉自己要忍着，不能动气。这样，别人愈发以为我怕事，一受欺负，我就像个木桩式地站着。”他用很低的声音回忆道。最难堪的还是上课时小便失禁，邻座的女孩直接站起来捂着鼻子走开。

那时，学校里按成绩分座位，成绩好的坐前面。“我拼命学习，感觉这是自己惟一的出路，成绩也排在前列。但大家都不愿意和我坐一起。最后，我自己申请到最后一排，旁边都是‘坏孩子’。”

在杜杰看来，“坏孩子”的可怕，并不在于他们调皮，而是他们毫无顾忌地拿着他的“秘密”嬉戏。刚上初一时，他本来要迎来一批新朋友，“新转机”，但自己村的小孩总是走到他身边，故意捂着鼻子，他不想在新朋友面前丢人，一气之下，退学了。那时他正长个头，腿开始变细，走路有了点儿问题，“我就拿石板压腿，压到很疼，想着这样能把自己的弯腿治好。”

家里买不起“尿不湿”之类的东西，没上学时，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小被子，随时替换。但稍微懂事后，他就不准母亲拿出去晒，宁愿它们在屋里缓慢风干，尿骚味也因此长久地逡巡在小屋内。常来串门的邻居，多少会知道一点。“不过具体什么情况，他们也不清楚。我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上学时，他就用绳子在裤子里拴个袋子，腿侧因此被勒得出血，留疤。

退学后，他外出打工，在新乡的夜市里刷碗。每天从晚上6点到12点，每个月900元。即使在自己亲姐夫的摊位上，他也只能做这个，“他看不起我，我干了不到三个月，就不想再干了。”他想和别的年轻人一样干些传菜之类的活儿，他觉得那样能和顾客说说笑笑，很潇洒。而刷碗工多是妇女和老光棍在干。

他随后去郑州找过几次工作，但每次鬼使神差，总是去饭店找刷碗的机会，“我没有信心去尝试其他的工作。”但很快，又因为与店里其他年轻人走得太近，和一个老刷碗工起了冲突，被迫辞职了。因为之前是从姐夫摊位跑出来的，他好强，打电话回去都是告诉家人自己工作很稳定。“也没脸回去，就留在郑州摆地摊，流浪，根本挣不到钱，但感觉自在。”摆地摊的日子也因此成为他回忆中少有的亮色。

他一直难忘的是一个山东女孩，在郑州上大学，也在那里摆地摊卖手套，生意最好。有一次，女孩有事离开，杜杰主动帮她看护摊位，还卖了一双，回来后女孩坚持要给他钱。他现在还经常想起那个女孩，并不断地说“我很幸运”。

这是他做完手术后不久的事。他是在2007年7月24日做的手术，花了2.75万元。手术后，他拿手机将每个月的24日都设定为“纪念日”，到日子后就会告诉自己：“有盼头了。”手术后，他也不愿意回家，“很落魄，常常去医院里找水喝。我也喜欢去医院里和患者接触，觉得他们是我最亲近的人，最能理解我。”

刚开始去医院时，他会安慰其他患者不要着急。半年后，自己还没效果，他给医院打电话，医生告诉他要等到满一年，挂下电话后，他还自我安慰，心太着急了，应该相信医生的话。满一年后，医院安排做尿动力检查，“医生说根据检测的数据，是好了，我也看不懂，但我自己知道没有效果。而且，右脚四个脚趾盖停止生长，发黑。腿部没有力量。”

又等了半年，再去医院的时候，他开始告诉其他病人自己没有好转的事实。医生和护士很生气，把他赶走，不准他再去蹭水喝。但有一个听他说完体会放弃手术的人，后来特地感谢了他。他又为此高兴了很久。

他是骑着弟弟的电动车来见记者的，自己的手机停机了，也是临时拿了弟弟的过来。弟弟小他一岁，已经结婚了，父母也一直在逼着他找对象，他都尽量躲避：“给我介绍的都是些跛腿的，比我大很多的，或是离婚的。”但最近，他也试图说服自己，“我还是太追求完美，想跟别人一样。但现在只能妥协了，要不然，就觉得青春啊什么的，都荒废了。”他还给自己打气，“就当是多认识了个人，对吗？”

因为怕父母知道他接触记者而担心，采访和拍照都是在邻近的村子进行的。手术已经让家里背上了债务，而一直以来，他都不敢对父母提出什么过多要求——他听说镇里有过一个比他小的孩子，也患有这种病，后来被父母故意饿死了，很多大人都说“做得对”。

河南商丘市睢阳区的一个村庄，11岁的姜赛楠倚靠在门边，傍晚最后的光线照射进来，让杂乱的小屋透着几丝温暖。

父母亲两个月前去江苏打工了，姜赛楠现在和60多岁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每天用电动车接送她到几里以外的学校上学。她的成绩在班里处在中上游水平，上课时同学们都盼望着课间去操场玩耍，姜赛楠却愿意一直坐在课桌前等待放学、早点回家。由于大小便失禁，她走到哪都要插着尿管，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即使在家里，她从小也不愿意出门，更喜欢待在院子里和跑来串门的小猫小狗玩。

2007年底，父母得知肖氏反射弧手术能够根治女儿的病后，拿出准备翻新家里老房子的钱，又在亲戚处借了1万多元。但手术后病情没有丝毫好转。父母来不及生气，在债务的压力下，就把她托付给年迈的老人，远赴他乡打工了。

姜赛楠现在很少笑，也不爱说话。在记者为她拍下的所有照片中，她的表情几乎都是这样的，对人的态度介乎好奇和防备之间。

图说：

38岁的王玉库一直在父母的照顾下生活。父亲79岁、母亲77岁，老人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后玉库可以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
王玉库是2007年11月做的肖氏反射弧手术，据他回忆，由于医院的处理十分潦草，手术后半年伤口一直感染未愈，两个月间多次因感染发烧，伤口在一年后才慢慢愈合。但大小便失禁却没有任何改善，手臂和大腿经常有麻痹的感觉，有时走路双腿觉得很费力。
王玉库没有结婚，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没有去打过工。他和年迈的父母曾经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肖氏反射弧手术上，不惜举债。对老人家肩上因此多出来的重担，王玉库既惭愧，又无助。

14岁的张圆圆一直低着头站在门外，小姨推车出去时，她也没有抬头。身后的铁盆里，是她新换下要洗的衣服，年迈的外婆每天要洗上两大盆。
“为了换洗方便，给她买衣服，都要比同龄人多三倍。”母亲崔亚萍说道。生下圆圆时，发现其有先天脊膜膨出，有人劝崔亚萍扔掉，她和丈夫没有舍得，但在随后，她的全部时间都不得不用在照看小圆圆和四处寻找医生上了。压力最大时，崔亚萍曾经打开煤气，想和女儿一起死掉，又被自己的母亲救了下来。2007年，张圆圆做了肖氏反射弧手术，也是借的钱，“这两年慢慢还清了”，再加上家里被拆迁拿到一笔补偿款，所以他们的生活暂时没有很困窘。现在，张圆圆留在农村，由外婆照顾。八岁的弟弟和父母住在城里。“要了个儿子，是想等我们老了，可以照顾他姐姐。”崔亚萍说道。

在狭窄的小屋里，陈贵彬和弟弟睡在一张床上。弟弟睡觉时，陈贵彬不能弄出太大声响，弟弟醒来后又会步步紧随他，给他“捣乱”。
“他有时会感到厌烦，生气。”母亲蒋书玲如此描述陈贵彬对弟弟的态度。但更多的时候，是沉默，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父母逗弄四处奔跑的弟弟嬉戏。
陈贵彬身上膨出的部分（左上图），虽然经过多次手术（脊髓栓系松解等手术），却都没有痊愈。“（肖氏反射弧）手术做得很快，有时病床紧张，甚至会催着你出院。”父亲陈浩亮回忆在神源医院的经历时如此说。
不论是在床边，还是后来走到院子里，陈贵彬一直把胳膊架在身前，咬着拳头（左下图），安静得仿佛不存在一样，即使母亲帮他把衣服脱下来，旁边的人都能感到一股寒意时，他也没有吱声。但有两次，他突然很焦急地叫起来，母亲立刻拿着塑料桶跑过去——是他又想小便了（右图）。
陈浩亮和蒋书玲各有一只手残疾，分别是年轻时在耐火材料厂和塑料厂被削掉了手指头，现在他们把人事关系放在附近一家福利厂里，不用在那干活。福利厂负责给他们缴社保，每月给蒋书玲300元，后者只需要在检查时去厂里“晃一下”，“福利厂拿我们的名额去领国家的补贴。”
在赴新疆打工之前，陈浩亮想争取给家里装上网线，这样，手术前去过学校几个月的陈贵彬就可以跟着电脑自学了。“这孩子脑子很聪明，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字，他都能认识。”蒋书玲骄傲地说。虽然，小儿子哭醒的声音很快把夫妇俩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虽然被托儿所的同伴嘲弄过好几次，四岁的张潇文（右图）还弄不清自己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她做肖氏反射弧手术时只有两岁，虽然当时走路完全没有问题，但她都还没来得及把那段时光刻入记忆。
现在，无论寒暑，她都要穿着这双矫正鞋（左图）：夏天时单穿，其他三季，在外面罩上宽松的男鞋。父亲张合德帮她脱下鞋子时，她还咯咯笑了起来。有她和双胞胎的哥哥，这个房间里从不缺乏笑声。小潇文喜欢画画，墙上能够得着的地方都被她画满了，她甚至开始用母亲宗明利的化妆笔，给自己勾了“眼影”。
越是看着她现在快乐的画面，宗明利越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她长大后的未来。

(图1)靳冰岩在镇上开了一个修理手机的门市，在玻璃柜台围起来的世界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10余平方米的地方，围绕着电脑、工作台、床、厕所以及简单的锅碗瓢盆转。柜子上靠着的是他的拐杖。沙发的垫子已经有些残破，所以有人进来时，他都是把凳子擦干净让给人家。

(图2)杜杰这张照片是摆拍的。事实上，即使你抓拍，穿过他的背影，也能随时感受到他过于敏感的目光。刚刚过去的秋天，他没有出去打工，家里买了一台玉米加工机，村邻过来加工时，不收加工费，只留下玉米芯，他们靠把玉米芯卖给人家养蘑菇赚钱。整个季度，母亲给他和弟弟每人发了1000元工钱。
杜杰和亲邻很少来往，反而是这一两年和病友的接触更让他感觉亲切。向律师投递自己接受肖氏反射弧手术的资料时，他也很小心地没有让家里人知道。在保守的老人眼中，打官司告状，仍然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也曾提到过这一点。
(图3)六岁的白正赫在电脑前调皮地望着外边。这是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为了照顾好他，全家人搬到了县医院旁边，开了家复印店。
父亲白传利2007年带他去神源医院时，高晓群介绍说，手术成功率可以达到85%以上，但现在，白正赫“每天还要换好几次纸尿裤，走路时双脚也开始有些畸变，双脚走路往里翻，手术前没有这种情况”。母亲每次给他换完尿不湿后，看着他的无忧无虑，心里总在想，要是他不长大，永远停留在童年的快乐里就好了。

(图4)因为看到拿着相机的陌生人，路过的村民都不免凑过来瞧一下。这让李喜梅一直不太愿意抬头说话。女儿黄玉晓安静地站在旁边，脚稍微有点内翻。
手术是2006年底在神源医院做的，李喜梅称他们既没有拿到病历，也没有收据，她也不清楚手术后围绕该医院和手术发生的种种事件。但因为院方当时少收了钱，她在心里一直很感激，不愿意出来指证。

这是黄玉晓的房间，早晨的阳光透进来，被褥都不需要拿出去晒。屋内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床底下一个红色的盆子，被当做了尿壶。这里紧挨着国道，和附近农村比起来，还算是富足的。黄玉晓穿得干净、体面，但她的内向和羞涩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大小便失禁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但它会从患者懂事的那一刻起，就将其卷入“羞耻”的心理之中。相对于肢体表面的疾患，这又是一种只要小心翼翼就能伪装起来的疾病，而没什么比伪装更容易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在他们的心里，将长久地保留着一个狭窄的房间，迟迟地不知道该如何走出去。

http://audio.rbc.cn/play.form?programId=1&start=20101222080000

记者：关庆丰
2010/12/25北京青年报

本报讯 方舟子前天发微博称，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张建华是加州美国大学MBA毕业，该校虽然没有唐骏母校西太平洋大学出名，但其实是同门。昨天下午，张建华开博客回应方舟子，称自己参加MBA培训前已具有研究员职称，客观上也没有利用这个证书获取个人荣誉或利益。

■方舟子：农大副校长

美国野鸡大学读MBA

方舟子在微博上贴出了农大副校长张建华在该校官方网站的简历，个人简介只有一句话：张建华，男，汉族，北京市人，1960年1月出生，1983年2月参加工作，1985年1月入党，加州美国大学MBA毕业，研究员。在个人简介下面列出的教育经历中，没有出现就读加州美国大学的时间。

对于张建华的简历，方舟子评价，“该校虽然没有西太平洋大学出名，其实是同门。许多中国企业家（例如霸王洗发水的老板）买它的文凭贴金倒也罢了，怎么名牌大学的领导也花这冤枉钱自降身价呢？”

早在2002年前后，方舟子就开始质疑加州美国大学。他曾经撰文称加州美国大学是一所“克莱登大学”，该校2001年的MBA招生说明中称“有合法授予美国教育部认可的工商管理硕士证书的资格”，事实是加州美国大学没有经过任何美国认证机构认证，美国教育部也从来不认可任何一所学校的学位证书。

■张建华：学MBA为充电

并没有因此获取利益

昨天下午，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张建华开通了博客和微博，回应方舟子的质疑。他写道：“我于2000年经领导同意，自费在国内参加了加州美国大学MBA班学习，2001年完成了学习。我参加这个培训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学习管理知识。我大学学的是农学专业，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后勤管理服务工作。2000年前后正值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自己觉得缺少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迫切需要充电。当时社会上各类学习班很多，经朋友介绍，我报名参加了上述的培训学习。”

张建华称，没有用加州美国大学MBA证书谋取利益。“没参加上述培训学习时，我已经具有研究员职称，这个职称是1999年1月评定的，属于当时高校普遍实行的‘教育管理研究系列’。我参加MBA学习，主观上是工作所需，给自己进行知识充电，客观上也没有利用这个证书获取个人荣誉或利益。我对您的科学严谨精神表示敬佩，但不希望在我的学习经历方面产生联想、误解和放大。”

中国农业大学新闻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博客内容确实是张建华所写。校方对此事暂未表态。

■留学“白名单”

查不到加州美国大学

为帮助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正确选择国外学校，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公布了33个主要留学国家一万多所学校名单，据称该名单基本涵盖中国公民主要留学目的地国正规高校。这份名单最近一次更新是2010年11月30日。昨日，记者在名单上查询不到“加州美国大学（California American University）”。唐骏母校“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及更名后的“加州米拉马尔大学”（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也不在名单之中。

另外一个可以证明加州美国大学分量的是，该校与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州美国大学的一份介绍中提到，该校中国首席代表郑晓阳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一职。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曾将众多人士聘任为“研究员”，其中不乏加州美国大学和西太平洋大学的学员。

今年10月末，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因违规聘任兼职研究员、违规对外合作办学等原因被校方撤销，北大同时批准撤销该中心主任黄恒学的职务。北大同时要求全校院系、各研究机构进一步加强管理，杜绝违规行为，维护学校声誉。

南风窗2010年第26期
出版日期：2010-12-15

颁奖辞：方舟子，他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只是恰巧做了一件他能力范围里的事情。但这并不能减弱他挺身而出打假、捍卫社会正义的勇气和光辉。但轰轰烈烈的打假往往以响亮的掌声和喝彩为开端，以尴尬和失望的沉默为结尾，方舟子的困境，值得我们思考。

方舟子：打假的勇气

作者：本刊记者 章剑锋

再见方舟子，已是3个月后。这期间所发生的那起骇人听闻的肖传国买凶追杀事件，至此得到了某种阶段性平息。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难免偶有波澜，生活终会归于平静，但对于方舟子，这却难说得很。

“对我的影响，就是在生活上更加不自由。”他说，“所以也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

3个月前，这些话是没有任何可能从方舟子嘴巴里说出来的。3个月后，这些话由他本人说出来，依然让人缺乏心理准备。我们的谈话地点，也已经改换过。自从袭击发生后，他一改与人在外面茶馆会晤的习惯，不再随随便便走动。

人身安全上的不确定性，也就增加了方舟子是否仍然一如继往坚持打假事务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在方舟子那里是没有确切答案的，他自己同样显得迷茫和困惑。虽然支持者早就劝他移居国外，除此而外似乎别无良策，但这无疑是最后一个选项，一旦实施起来，尽管完全不能说明是他在“落败”后的“仓皇辞庙”，至少也显示出了某种无可奈何。所以这就不无矛盾了。

方舟子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如果有人一定坚持不这么认为，那么好吧，这样一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你认为划得来吗？真实的情况是，他只是恰巧做了一件他能力范围里的事情。所以，他并不希望别人将他脸谱化。如果我们只将视线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是极肤浅的事情。

必须看到，肖传国事件所揭示出来的方舟子个人对于学术诚信建设的推动及其困境，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一切个体语境上的逻辑。大家都在考察和关切，此事对于中国的学术环境治理与净化是否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

法院判决之后，国家职能部门先后重申了对肖传国现象的“零容忍”态度和立场，卫生主管部门同时还对肖氏发明的那种“先进”的手术予以否定，指其还没有在临床使用的安全有效性的循证医学证据，不应在临床上使用。这个表态，方舟子已经等了好几年，它不仅有助于叫停这些害人的手术，还有利于受害者对肖提起后续诉讼。这自然也称得上是一种进步，“总比一直保持沉默要好。”

10年来，方舟子那里就像一个举报中心，这帮助他一点一点地深入认识到一个错综复杂的学术界。回顾一下，他也承认，比之于10年前，目前的状况是有所好转的。

“造假泛滥，是大家相互学的，胆子大的在前面搞，胆子小的在后面学。有我们这样的网站存在，一些胆子小的就会被吓住，发现有可能被揭露，就不敢了，所以相应会减少。盖子揭开了，社会关注了，大家了解学术造假问题，政府部门也认为造假是普遍现象，所以制定条例，成立机构，也能起一定教育作用。”

凡事总是循序渐进的，改变的希望也许会在后面。现在应该认真思考并寻找一种好的学术规范机制。在方舟子眼里，好的机制是这样的：涉及学术造假行为，凡有人举报，不论来自何种渠道，均应有专门部门受理，然后进行调查，公布结果，属实的则要作出处理，进行揭露打击。

有此吁求，不能说是他的自信不够，而是说在这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摆在方舟子面前的最终出路在哪里。即便方舟子的效应是集10年摸索从微末中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已经很大，但直到今天，依旧不能保证这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过去。

因而，在相关机制尚不健全时，像方这样的自发机制若要取得优势，就必须成其规模与体系，否则不会有可持续性和连贯性。我曾与方及他周围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样欢迎有更多“方舟子”出现，但这有难处。方的情况，有其不可复制性，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具备专业眼光的人，不一定愿意得罪人，也不一定坚持下来，可能有人管着你，有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所以我很理解国内这些人为什么不愿意出来说话，不超脱，中国人有这种传统，总觉得和为贵，总想留一条路。”

不过，这并不说明方舟子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期待。

“我觉得你作为知识分子，至少要做到不同流合污，至少要洁身自好。其次是力所能及地来抗击、反击丑恶现象。我并不是说你什么事都要管，有必要用到你的知识的时候，你应该站出来。”

2010-12-22北京晨报

方舟子：

诚

2010年对我来说是丰富多彩的一年，回想起来应该是独特的一年。遇到了很多事情，好事也有，坏事也有。出了一本书，打了很多假，也被人打了。

首先是感受到了微博的力量，从对唐骏打假开始，后来一连串的打假都是从微博上发现的，也是从微博上开始的，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在这个信息流动非常畅通的时代，不仅仅是传播的快速，同样很多东西也都无法隐瞒。

倘若将我遇到的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诚信有关，像假学历、假产品、假论文等。可以说，现在的社会正处在一个诚信缺失的时代，很多原本应该更有诚信的名人，偏偏却没有诚信。而且诚信危机不仅仅是名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个别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临的问题。产生这种危机的原因很多，有社会的、教育的、个人的……

危机之下，同样应该有解决的渠道，那就是应该建立一个社会的诚信体制，不仅仅是观念上的，还应该是制度上的，诚信者应该获得尊敬和承认，不诚信者应该得到惩罚，付出代价，这样大家才会讲诚信。

http://video.sina.com.cn/v/b/44034057-1468424043.html

贾鹤鹏 贺涛/ 北京报道

英国《化学世界》2010年10-12月号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HUST）一名泌尿外科教授因寻衅滋事罪终审被判入狱，引发了维护中国学术界纯洁的强烈呼声。  

11月8日，华中科技大学肖传国因雇凶殴打“打假斗士”方是民（笔名方舟子）和《财经》杂志的科学编辑方玄昌，被北京中级法院判处拘役5个半月。  

量刑过轻使两名受害人高度不满，而肖传国的律师则认为他不应被认定有罪，不应被监禁，因为这次袭击并没有严重到构成犯罪。随着这次争论的升级，中国的学术道德越来越受到关注。

“我们的学术道德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长沙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在11月初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召开的年会上表示。

残忍袭击

方玄昌被打事件发生在6月，2名挥舞钢棍的男子打裂了他的头部，深至颅骨，导致他流了将近两升的血。两个月后，方是民被铁锤和辣椒水袭击，但他只受了轻伤就幸运地逃脱了。  

9月21日，北京警方宣布，凶手已被拘留，涉嫌雇佣他们的主犯为肖传国。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年前。2005年9月，方是民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肖传国的中国科学院（CAS）院士候选人身份。他在文章中说明，中科院院士要求必须在中国全职工作，但肖传国同时在华中科技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就职。

方是民在成为专门揭露和批判学术不端行为的专栏作家之前，曾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还称，肖传国夸大了他的学术成就，包括将会议论文集中收录的报告作为他的国际论文。

肖传国的出名主要归功于其大胆的手术，他通过重建病人的神经系统部分从而使其重新获得控制排尿的能力，他的病人主要是瘫痪患者或者其他的因神经机能障碍影响了排尿能力的人。但是，方舟子质疑这一成果，认为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手术是有效的。

随后，方玄昌针对肖传国事件展开调查，并在2009年的《中国新闻周刊》和《科学新闻》杂志上发表文章。方玄昌曾是《中国新闻周刊》的科学编辑和《科学新闻》杂志执行总编辑。

2006年，武汉法院判决方舟子侵犯了肖传国的名誉权，华中科技大学正是坐落在武汉。然而，2007年，北京中级法院判决方舟子批评肖传国的文章只构成正常的学术批评，法院不应做出法律评判。2005年末，中科院院士投票反对肖传国入选院士。

同时，方是民继续质疑肖传国。2009年末至2010年初，方玄昌和其他记者发表了一系列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批评肖传国的肖氏反射弧。  

据警方透露，肖传国在2010年初开始计划行凶，他花了10万元（1.5万美元）来雇佣打手。但是，肖传国在法庭上说，他只是想给方是民和方玄昌点小教训，而不是像他们俩说的那样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是雇凶买命。

科技体制

这起事件从学术争论升级为雇人袭击，促使中国的公众和学者们都呼吁在科学界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  

“我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成为解决学术不端问题的好契机。”《科学》杂志总编辑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在十月中旬访问中国期间表示。

Alberts表示，提高学术道德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系统，及时地调查涉嫌学术不端的文章，同时惩罚造假者。  

11月中旬，中国科技部长万钢在上海召开研讨会上表示，科技部将对学术剽窃和学术造假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2006年，科学技术部成立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其他的政府机构也纷纷效仿这一做法，比如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  

不过，方是民表示，这不太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反复宣称零容忍无济于事，关键是要制定有效的惩罚措施。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术不端事件被曝光，但只有少数人得到真正的惩罚。”  

方是民的网站以揭露和批判学术不端行为和伪科学著称，在他的网站上，过去十年中指控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件超过1000个，但是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正式调查，而且通常这一小部分还是由媒体首先报道的。

11月初，卫生部发言人针对肖传国案表示，尽管他已经对4000多名患者实施手术，但他的“肖氏反射弧”并没有得到商业化运作的许可。  

“但在此之前并没有该禁令，尽管我和媒体反复地报道手术的后果很严重，不断地向卫生部陈述这个情况。”方是民告诉《化学世界》。  

科学警察

虽然政府很少对方是民等人指控的学术不端行为展开调查，但方是民自从被袭以来，他本人就被公众尊为英雄。  

但是一些人，主要是学者，质疑方是民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努力，称他没有能力判断他专业之外的学术领域，以及指责他对中医的坚决否认。

“方等人反对学术不端的努力隐藏了中国科学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缺乏真正创新性的研究。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酝酿着创新的科学和教育系统来。”一位不愿具名的清华大学的科学家表示。

但方是民表示，他更希望当局——如科技部、卫生部和教育部采取更加系统的工作遏制学术不端，而不是他和他的网站。“但是他们做的太少了。”他说。

Academic controversy leads to bloodshed

By Hepeng Jia and Tao He/Beijing, China

Chemistry World 2010 October-December

The imprisonment of a professor of urology after attacks on critics at has led to louder calls to shake up China’s academic community.
On 8 November, Beijing’s Intermediary Court sentenced Xiao Chuanguo of Wuhan-based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 to five and half months’ imprisonment for hiring thugs to assault an outspoken science fraud buster - Fang Shimin, who goes by well-known pen name Fang Zhouzi - and Fang Xuanchang, science editor of Caijing Magazine.
The two victims are high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slight penalty, while Xiao’s lawyer argues he should not be found guilty and imprisoned because the attack was not serious enough. Accompanying the debate is an increasing concern surrounding academic ethics in China.
‘It is a dangerous time for academic ethics,[in China]’ says Huang Boyun, president of Changsha, China-based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 in early November.
Bloody attack
The assault against Fang Xuanchang took place in June, when Fang’s skull was cracked by three men brandishing steel sticks. He lost nearly two litres of blood. Two months later, Fang Shimin was attacked with hammer and chili water, but luckily escaped with only minor injuries.
On 21 September, Beijing police announced that the attackers had been detained and the individual suspected of hiring them was identified as Xiao.
A festering wound
In September 2005, Fang published an article criticising Xiao’s candidacy for membership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In it he explained that CAS members must work full-time in China, but that Xiao worked both at HUST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the US.
Fang, who obtained his PhD in biochemistry from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S before becoming well-known in China after starting a website to expose scientific misconduct, also claimed that Xiao had exaggerated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by including presentations listed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mong hi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Xiao is mainly famous for his bold operation to rebuild sections of patients’ nervous systems to return the ability to control urination to those who were paralysed or suffered some other neurological complaint that affected this ability. But Fang questioned the achievement, saying there was little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use of the procedure.
Fang Xuanchang then led investigations into Xiao’s case published in China News Weekly in 2007 and Science News Magazine in 2009, where he had been science editor and executive chief editor respectively.

In 2006, a court in Wuhan, where HUST is located, ruled that Fang had libelled Xiao. In 2007, however, Beijing Intermediary Court ruled that Fang’s articles against Xiao constituted normal academic criticism, and the court should not be involved in the debate. CAS members voted against Xiao joining the organisation in 2005.
Fang Shimin, meanwhile, continued to question Xiao’s claims, and a series of investigative news articles criticising Xiao’s medical procedure were published by Fang Xuanchang and other journalists in late 2009 and early 2010.
According to police, Xiao began to plan the assault in early 2010 and he spent Yuan100,000 (US$15,000) to hire the attackers. But in court Xiao said that he only wanted to teach the two small lessons, rather than cause bloody injuries or even murders as claimed by the two.
Academic discipline
This escalation from academic controversy to physical attack in China has caused increased calls among both the public and academics for better discipline in science communities.
‘I hope this case can become a good chance for the fight against academic misconduct,’ Bruce Alberts,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Science, said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in mid October.
According to Alberts, the key to improve academic ethics is to establish a system to investigate claimed misconduct in a timely manner and punish wrongdoers.
Chinese science Minister Wan Gang promised at a symposium in Shanghai in mid November that his ministry will take a zero tolerance approach to academic plagiarism and fabrication.
In 2006,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t up an academic disciplining office. This facility has been replicated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like Education Ministr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CAS.
However, Fang says it is unlikely to have an effect overnight. ‘The key is not to claim zero tolerance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to give real punishmen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ases of misconduct being exposed, but only a few of them get real punishment.’
On Fang’s website, famous for exposing and criticising academic misconduct and pseudoscience, allegations of more than 1000 cases of academic misconduct have been made in the past 10 years, but only a tiny proportion of them – often first reported by media – were officially investigated.
In Xiao’s case, a Ministry of Health spokesperson said in early November that his medical procedure, despite having been carried out on more than 4000 patients, has not been approved for commercial operation.
‘But the ban did not appear before this, despite the media and I repeatedly reporting the poor outcomes of the operation and hyped claims to the ministry,’ Fang Shimin told Chemistry World.
Science cop
While the government has not done enough to vet academics as appealed by Fang and others, Fang himself has been hailed by the public as a hero since being attacked.
But some, mainly academics, question Fang’s efforts against academic misconduct, saying he could not judge academic fields outside his specialism or criticising his firm deni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efforts against academic misconduct by Fang and others have hidden the true problem of Chinese science, which is lack of real innovative research. The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 systems that brew innovations, says a scientis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who would not be named.
But Fang says that he would prefer the authorities – such as ministries of science, health and education – instead of him and his website to take more systematic work to stamp out misconduct, “But they have done too little,” he says.

□羊城晚报记者 洪启旺
2010年12月19日羊城晚报

12月16日晚，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突然在微博上点名批评不少媒体人士，原因是《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李蒙写了一条关于他妻子的微博，方舟子认为这是造谣污蔑，而其他媒体人士转发了这条微博。方舟子不仅点名批评这些媒体人士，还连带把他们所从业的媒体也视为“谣言小报”。此事瞬间在微博上引来很大的争议。随着微博使用越来越广泛，舆论功能正越来越强，发表微博的伦理问题已逐渐浮现出来。

众多记者被指“协助造谣”

供职媒体也成“谣言小报”

事情从方舟子12日的一条微博说起。他那天发微博揭“史上最牛的记者”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颜秉光，2004年到现在发表的30多篇新华社报道分别报道了自己的丈夫、女儿、婆婆等家人甚至自己，随后新华社进行了处理，决定将颜秉光调离记者岗位。昨晚近七时，李蒙记者在微博上说：“新华社记者刘XX的处女报道作是《网络奇才方舟子》，新华社记者刘XX是@方舟子的老婆，新华社记者刘XX是新华社记者颜秉光的同事，新华社记者刘XX的老公方舟子在微博发帖揭露新华社记者颜秉光老是采访报道家人，新华社记者颜秉光被清除出记者队伍。”

这篇微博引起轩然大波。方舟子随即回复微博称：“李蒙翻出我妻子十年前报道我的一篇文章，意指我妻子和颜秉光一样滥用职权。实际上我妻子接到采访任务写这篇文章时还不认识我，这篇文章后来也没有被采用，只是登在网上。”方舟子还解释称他妻子根本就不认识颜秉光，想当内应也无从当起，他的消息来源在微博上列着的豆瓣链接。

随后，方舟子点名“围观”那些“协助造谣记者李蒙造谣污蔑我妻子的媒体人”，共列了20多个媒体人士，并一一点明他们供职的十多家媒体单位。方舟子甚至称，只要某媒体负责人一天供职在该媒体，他就一天把该媒体视为“谣言小报”。

不少被他点明的媒体人士感到委屈，还有人认为方舟子是否太“过”了。

转发者表示“无辜”

方舟子质疑“素质”

知名网友张洪身问，方舟子的老婆是因为写这文章认识他的，这貌似不违规吧？李蒙回应称，他没说违规。但不少网友认为李蒙的表述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是方舟子的老婆有类似于颜秉光的问题，“拿方舟子妻子与方舟子恋爱前采访他来说事又不说明时间，此中别有意味”。不管怎样，方舟子认准他是“造谣污蔑”。

当晚，一位被方舟子点名的记者在羊城晚报记者所在QQ群里“诉苦”说，他只是转发了李蒙的那条微博，一个字的评论都没有，没想到竟被方舟子点名批评为“协助造谣者”。更没想到的是，他微博注册的名字不是真名，但方舟子也找出他供职的媒体单位一并点名。

有另一位媒体人士在微博上指方舟子“真是睚眦必报呀”，方舟子回应“把我对造谣传谣污蔑我妻子者的反击称为睚眦必报，那么这些热衷造谣传谣的，又是什么必报？”

有人质疑方舟子称，因为把“协助造谣”的一位负责人供职在一家媒体，就把这家媒体视为“谣言小报”，这是不是太过了？对此，方舟子的理由是：“一个媒体负责人的品质能够体现出一个媒体的性质。如果哪天我也传播一条关于你妻子的谣言，你也可以把新语丝当成谣言网站，就是这么个逻辑。”

方舟子认为某刊物主编“在转发损人声誉的帖子之前，先去当事人那里查证一下，这点基本素质应该有”，并称：“在转发该谣言之前已经知道了我的澄清，之所以继续传播谣言，就是为了恶心我和我妻子了？就算你和那些传谣的记者一样以前和我有什么恩怨，我妻子和你有什么仇？你还是个男人吗？更别说当媒体主编了。”

“影射消息”当不当发

“疑似新闻”该不该转

知名博友“龙兄”当晚在微博上就此抛出话题：对一个未经证实、明显将对某些人造成伤害的帖该不该转，如何转，这是微博这一新媒介留给我们的新课题。如果在传统媒体，转载假新闻是要被追责甚至负法律责任的，但微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媒体”，媒体人在微博发言并不代表该媒体……

知名网友张洪峰对记者说，他当晚等着吃饭时看到李蒙的这条似绕口令的微博，感到方舟子的妻子似有问题，忙打电话给方舟子核实，然后才转发微博，并对争议部分进行说明。张洪峰认为，在转发微博之前，起码的核实是必要的，否则容易造成人身权益的伤害。

张洪峰还认为，新浪微博就140字，字数确实受限，但是如果140字说不完，可分为两条来叙述，而且表述时要注意逻辑性，不能误导别人，不能表面字句没有明示对方的问题，但是却作相应的暗示。否则，容易构成名誉侵权。

不过，另有网友却在担心，如果所有微博都要求核实清楚才能发表以及转发，那么是否会限制群众通过微博进行投诉以及引起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张洪峰认为，如果还没有核实，可以在转发时加上“求证”，这样进行转发的话，既不会构成侵权，又能让事件引起关注，迟早有人会去求证，可以最终揭示真相。此外，这次方舟子点名的都是媒体人士，不少是新浪认证后带“V”的用户，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是普通网友，他们使谣言更具“公信力”，故对于带“V”字的有一定信誉的人员，转发时比普通网友应更加慎重。

关于媒体人在微博上是否代表媒体的问题，中国青年报的陈强认为，围脖是自媒体，表达的是个人观点，与单位无关。但当问到，媒体人的身份是否有助于提高其围脖的公信力时，陈强回答说，这是显然的，因为媒体人受过职业训练，善于发现和传播真相。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在看了李蒙的微博后，感觉李蒙对方舟子抱有敌意。即便刘菊花真的采访了自己的家人，也不能说明方舟子揭发颜秉光是错误的。另外，李蒙说方舟子非议中医是忘恩负义(大意)，因为方的祖先曾得中医之惠。此说更是不通，如果受了恩惠就不能直指其非，这和某些学者有什么区别？方舟子做事的方式方法值得商榷，但他做的事应该肯定。这个社会也需要方舟子这样的人。他不讨人喜欢，但是他做的事是有价值的。慕容雪村还认为，“一个强大的人要允许别人批评，要允许别人非议”。

直到记者截稿时，微博上的争议还在继续。随着微博应用的广泛，微博会不会构成对他人的侵权，如何把握微博发表和转发的分寸，已经成为微博人群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