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据说河南出现拍照“隐身人”说起

12 01 2006年

新年伊始,便遇怪事。河南《大河报》2006年1月6日刊登了一则由“首席记者
牛仲寒 通讯员刘广申”撰写的报道“男子拍身份证照无法显像 与人合影看不到
自己”,被广为转载。报道称:

舞钢市杨庄乡叶楼村村民叶相亭向记者反映,几天前,叶相亭去该乡派出所照
身份证相片。可当他坐在相机前时,怎么也显不出影像来。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一
遍相机,发现相机正常,就重新给他拍照,可电脑中仍然显不出他的影像。工作人
员以为他身上可能装有什么东西影响了相机的正常拍照,就让他认真地检查了一遍。
随后工作人员就又让他坐在相机前,从多角度对他进行拍照,可还是一无所获。工
作人员找来别人和他合影,令人奇怪的是电脑中只有别人的影像,叶相亭的影像仍
显示不出来,只得作罢。据叶相亭讲,以前他照相时都正常。杨庄派出所的刘所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所民警已碰到过两例类似事件,具体原因不明,盼望有
关专家能解决问题。

检索得知,《大河报》去年11月还报道过舞钢市杨庄乡叶楼村的一件怪事,
“一稀奇家猫个大性野 成社会义工爱捉野兔当点心”,也是牛仲寒、刘广申报道
的。不过猫捉野兔的奇怪程度显然远远比不上拍照“隐身”,然而奇怪的是记者
对两个报道的负责程度却倒了过来。猫吃野兔,记者(不知是哪一位)自称是在
“舞钢市杨庄乡叶楼村臧要伟家看到”的,总算除了耳闻还有目睹,但是对拍照
“隐身”怪事,却只有当事人的反映和派出所所长的说法,记者怎么就没有想到用
自己的相机去亲自验证一下?

科幻小说描写过“隐身人”,但是也只是让身体变透明让人见不到,并不能使
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消失。国外有人在研究“隐身衣”,其原理是把身后的背景投射
到衣服上,产生身体消失的错觉,但是并不能让身体暴露的部分也消失。河南杨庄
乡村民发明能让身体和衣服同时隐身的创举,并且一下子就出现三个,其“创新”
精神足以傲视世界科幻、科技界。

何况,以前的“隐身人”、“隐身衣”,都是人眼也看不见的。而河南的“隐
身人”在人眼中却一切正常,只有在照相时才表现出来,这就更有创意了。人眼和
照相机的光学成像原理是一样的,人眼能看到的,相机也能拍照到,决不会说在拍
照时人身上的光线反射突然消失,而且还让身后的光线穿透而过。且不说相机没有
问题(因为还能照到别人和背景),即使相机有问题,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

所以这种“拍照隐身”的怪事,在科学上和逻辑上都无法解释,只能算是“神
迹”、“鬼话”,就像以前迷信的人说的拍照拍不到影的是鬼,莫非河南杨庄乡在
闹鬼?

  在科学发达之前,口口相传的“神迹”、“鬼话”特别多,相信的人也特别多。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18世纪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休谟,告诉我们应该如此看待
这类传闻:

  “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
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

这是他在《人类理解力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一条原则,有时候被叫做休谟公理,
听上去很拗口,不过,通过举例,并不难理解。休谟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告诉
他看到一位死人复活,他会比较以下情形,看看哪一种可能比较大:这个人在骗人
或受了别人的蒙骗,还是死人真的复活了?除非前者虚假的可能性低于后者,否则
不应该接受他的证言。显然,这实际上是在比较正反两种可能性的大小,并拒绝可
能性小的那种。这并不是断然否定可能性小的神秘事件没有发生的可能,而是说,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时,我们不应该倾向于接受它。死人真正复活、自然规律不成立
的可能性,远远小于一个声称看到死人复活的证言是谎言,或证人受欺骗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不应相信前者是的确发生过的。

同样,靠当事人、派出所所长的证言也不足以确定“拍照隐身”这个神迹。
“拍照隐身”是真实的、物理定律不成立的可能性,远远小于记者是在骗人或者被
骗,有意无意发布虚假报道的可能性。刘所长“盼望有关专家能解决问题”,而一
个有理性头脑的人首先应该问的是,这些问题是否的确存在?如果问题根本就是子
虚乌有,当然也犯不着去费心解释和解决。其他地方的记者,愿不愿意拿起相机去
河南杨庄乡跑一趟探个究竟?

2006.1.7.

(北京科技报2006.1.11.)

(XYS200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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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求真而可敬

5 01 2006年

读书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爱好。以前在美国大学做科研时,阅读的
图书以文史类中文图书为主。现在不做科研了,阅读习惯倒了过来,读的
主要是科学类的英文图书了。因此我对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新书可以说是漠
不关心的,浏览的范围仅限于作者或出版者的赠阅。清点一下过去的一年
里收到的作者赠书,有两位老人的新著值得一提。

一本是高耀洁女士著《中国艾滋病调查》。该书上编为“中国艾滋病
传播现状调查”,那并非严谨而枯燥的科学调查,也非空泛而煽情的记者
调查,而是高女士多年来深入艾滋病村的底层从事艾滋病预防教育、救助
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所了解到的真实故事和亲身体会,文笔质朴得近乎笨拙,
惟其如此,反而突显出其真实。下编为“艾滋病预防知识问答”,大概是
她多年传播的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的汇编。高女士曾反对提倡使用安全套
预防艾滋病,这个与医学界主流不符的立场受到过专业人士的批评。令人
高兴的是,在本书中,高女士已改变立场,认为使用避孕套可有效地预防
艾滋病的传播。

我发现我和高女士有一个共同点,都不相信“中医能够治疗艾滋病”
的宣传,特别痛恨那些打着中医的招牌欺骗最不该被骗的绝症病人的江湖
骗子。因为揭露这些骗子,高女士还惹上了官司。“绝不说假话。”这是
高女士刻意坚持的一条原则。提倡说真话已成时髦,但大多数人也就是嘴
上说说而已。提倡讲真话不等于自己敢讲真话,有的作家因为提倡说真话
而获得敬重,但我不知道他可曾具体说过哪怕一句会得罪某个人的真话。
能够身体力行,像高女士那样明知讲真话的后果很不好也“欲罢不能”,
不怕得罪人的,在国人中实属另类。

许良英先生是另一位以敢讲真话著称的老人。他听说我在北京,约我
见面,我于是得到了一本新出的爱因斯坦文选——《走进爱因斯坦》。我
的科学思想的启蒙源于大学时代阅读《爱因斯坦文集》,因此它的译者许
良英先生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虽然我后来已无需
再借助译文阅读爱因斯坦著作,甚至能发现《爱因斯坦文集》中的误译了。
我以前曾经指出,爱因斯坦有关科学起源与古代中国的关系的一段很著名
的话,在《爱因斯坦文集》中被译错了,这个错误还流传颇广: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
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
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
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
了。”

最后一句译文常被用来表明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赞赏,其实完
全错了。有人将之改译为:“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
惊奇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对比原文,可知这句话与中国毫无关系,是
爱因斯坦对西方居然能有这些发现的感慨:“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
是令人惊讶的。”爱因斯坦只是认为科学的起源是个不平常的事件,因此
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值得惊讶的是西方居然会发展出科
学。《走进爱因斯坦》收录了这段话,不过已做了改动,改成:“作出这
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虽然语气没有译出,语义也有些模糊,但毕竟不
像原译那样错得离谱。可见许先生没有停止过润色其总体上已非常出色的
译文。

几天前我路过一个小书摊,里面只摆了几十种畅销书,其中居然有这
一本《走进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著作、思想能在中国如此流行,得益于
许先生不懈的引进和推介。相比之下,在科学成就和思想上都可与爱因斯
坦并肩的达尔文就没有这么幸运,我见到的达尔文著作中译本都算不上合
格。

高女士是社会活动家,许先生是学者,最后我还想顺便提一下另一位
老人,一位角色和他们都很不同的老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邹承鲁先生。他的《维护科学尊严 探索科学真理》一书早在两年前就
已经给了我,但我一直没有机会介绍。看了这本书,我们会发现现在备受
关注的学术腐败其实是早已有之,邹院士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在呼
吁正视这个问题,只不过未广为人知而已。当然,当时的学术腐败还没有
泛滥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但也可见邹院士等人的先见之明。邹院士热心公
共事务,打击学术腐败、伪科学,影响颇大。但也有人批评他不务正业。
其实,老一辈的科学家在晚年利用其威望参与社会活动,从事科学普及和
维护科学尊严,其贡献绝不亚于发挥余热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们能留给
后代,不仅仅是某项具体的学术成果,还有科学精神的传递。

三位老人,三本书,都因为求真而可敬。

2005.11.22.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走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年6月第1版。
《维护科学尊严 探索科学真理》,邹承鲁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4月第1版。

(《中国青年报·冰点》2006.1.4,发表时因篇幅关系有删节。为《中国新书》
2006年第一期“2005,我的阅读记忆”栏目而作。)

(XYS200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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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曲解“不明飞行物专家”了吗?

22 12 2005年

12月初新华社南京分社、《金陵晚报》差不多同时发出报道称,中科院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王思潮向记者通报,今年在新疆上
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人类的杰作,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

我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再次批评王思潮做
为职业天文学家,频频发表中国某地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
器的惊人说法,研究态度极不严谨,与其身份不符。文章于12月7日在《北京
科技报》登出后被广为转载,不知是否巧合,12月10日数名中国各地“多年
研究UFO的专家”汇聚南京参加南航科幻学会组办的“UFO与探索系列讲坛”,
与会者除了王思潮,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国际UFO研究专家”张靖平也曾
经和我打过交道。据南京的报纸报道,二人都批评我曲解了王思潮的观点。

张靖平告诉记者:“王思潮的话是非常严谨的,而方舟子显然是曲解了
王思潮的话。王思潮说的‘不排除与地外文明有关’,说明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这个可能性很小,小到比‘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这句话所包含的可能
成分小得多。方舟子把王思潮说的这句话直接演绎成‘外星人来中国’实在
是太荒谬了。而且,方舟子还以‘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这一理由来反驳
王思潮,则更没有道理,因为方舟子本人只是一名生物学博士。”

首先需要说明,我指出王思潮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和我本人只是一
名生物学博士,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我对王思潮的批评,是对其
逻辑推理错误和治学态度的批评,不需要用到专业知识,和我本人是什么专
业毫无关系。但是王思潮本人对不明飞行物现象的研究,却需要用到天文、
气象、物理、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只是研究小行星的专家”
显然是难以胜任的。

其次,我曲解了王思潮的观点了吗?文章标题“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
是我本人读了媒体报道之后的一句感慨,虽然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这些“国
际UFO研究专家”的真实想法,但是我并没有说那是王思潮的原话,王思潮
的观点是什么,我在正文中说得清清楚楚,是认为“不明飞行物可能和
外星人有关”、“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在这次引起争论的媒体报道中,
王思潮是这么说的,他在以前也多次对媒体这么说过。我的批驳也都是针对
这种可能性。现在王思潮后退了一步,强调他的观点是“不排除该UFO与地
球外智慧生命的飞行器有关的可能”,就严谨了吗?

说某个现像不排除某种惊人的可能性,固然令人难以否证它,却也成了
没有信息量的废话,和说“不排除该UFO与孙悟空有关的可能”、“不排除
王思潮、张靖平是外星人的可能”并无两样。何况,按王思潮的研究方法,
排除某种自然现象或人工现象的可能性,与不排除外星人飞行器的可能性之
间,并不存在任何的逻辑关系,正如你不能通过“排除王思潮是猩猩的可能
性”而推理出“不排除王思潮是外星人的可能性”。

王思潮却声称这“属于科学分析的常理”,“就像医生对疑难病症诊断
时,排除或基本排除一两种最相似的已知病后,提出不排除癌症的可能一样。”
我不知道有哪个医生会做“不排除癌症的可能”这样不负责任的诊断,即使
有这样的诊断,和王思潮的说法也没有可比性。人会得癌症是一个已被充
分确立的事实,而且也有多种可靠的方法可以做出诊断,因此我们会认真对
待某个疑难病症可能是癌症这种可能。而不明飞行物是外星人飞行器的说法
却不是一个确立的事实,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独立验证,没有确凿的证据
而提出这种耸人听闻的可能性就不值得认真对待,更何况是“不排除这种可
能性”?“不排除外星人的可能”和“不排除孙悟空的可能”才有可比性。

把不相关的事情混为一谈,是“UFO研究专家”们的拿手好戏。比如,
张靖平为了反驳我说的“王思潮作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
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提到有几名国外
和台湾的天文学家支持对UFO现象进行研究或观察到UFO。这和相信UFO可能是
外星人的飞行器并不是一回事。支持UFO现象研究的人有可能是认为其中或许
有某种人类未知的自然现象,并不一定就是相信它们可能和外星人有关。张
靖平又提到“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李竞、卞毓麟,他们都不否认有地外文明存
在的可能性”,这也是在搅混水。我本人也多次声明过,我并不否认地外文
明存在的可能性,张靖平怎么就不把我拉为同伙呢?存在地外文明,和地外
文明光临地球,这是两码事。

张靖平向记者谈到他曾经给我打电话要给我寄UFO图片资料,而我表示
没有兴趣看。这是真的,我没有兴趣看的原因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在
那次电话中,张靖平还向我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我和王思潮在北京电
视台辩论UFO的当天,中国有个地方发现了UFO。他并提到,教育电视台有一
次播出我在《实话实说》节目中谈UFO的节目,结果当天中国某地也发现了
UFO。他认为,这表明外星人和中国媒体可能存在某种互动,很关注我们怎
么议论他们!

我对外星人如此关注我,或“不排除外星人如此关心我的可能”,颇感
受宠若惊。不过,不知北京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在全国各地相继播出时,是不
是也在什么地方发现了UFO?我在制作《实话实说》的节目时,以及该期节
目在中央电视台、地方台多次播出时,是不是也都发现了UFO?我已在《北
京科技报》三次批评了UFO现象研究,有没有得到外星人的青睐?国际UFO研
究专家还需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2005.12.18

(北京科技报2005.12.21.)

(XYS200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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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

7 12 2005年

  据新华社南京12月3日电,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
王思潮向记者通报,今年9月8日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基本上可以确定
不是人类的杰作,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

《金陵晚报》在12月1日也有一篇大同小异的报道,不过,不明飞行物出
现的时间变成了2003年除夕,报道称:“王思潮觉得,基本上可以确定新疆除
夕夜空中出现的神秘飞行物不是人类的杰作,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
在浩淼的宇宙中,外星人与地球人一样对其他星球的生命情况充满着好奇。”
不知是记者搞错了时间,还是同一批外星人光临了新疆两次。

据我的检索,这是该研究员自2002年以来,至少是第5次向媒体宣称当时
国内某地有人看到的某个不明飞行物可能与地外文明有关。如果我们相信他的
说法,那么外星人真是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已多次光顾了。

王思潮做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
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频繁地向媒体发布其“研究结果”,受到
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倒也可以理解。不过,这一次由新华社对他的观点进行
详细的报道,被众多媒体转载,还是显得很不寻常。

我没有看到那次不明飞行物的原始资料,也没有兴趣去看,因为我不是什
么“UFO研究专家”,甚至连摄影专家都算不上,让我看也未必能看出什么名
堂。但是,对王思潮的研究方法,我倒是可以评论一下。

从报道可知,王思潮认定该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理由有二:
第一,它不可能是彗星,第二,它不可能是飞机。这种推理在我看来实在是荒
唐。我们姑且相信这两种可能性的确被排除了(尤其是彗星这一条是很容易排
除的,只要查查当天的天文观察记录即可),但是它不是彗星,难道就不可能
是别的天文现象、气象现象或其他自然现象?它不是飞机,难道就不可能是别
的“人类的杰作”(例如火箭、人造卫星之类)?怎么可能在排除了两种现象
之后,就认定那可能是外星人的交通工具?如果我学习王思潮的推理方式,对
他说:“第一,你不可能是石雕,第二,你不可能是猩猩,所以,你可能是外
星人!”王研究员有何感想呢?

也许王思潮还对其他现象一一做了排除,而媒体没有报道。即便如此,也
不能令人信服。王研究员虽然在著名的研究机构任职,但是他只是研究小行星
的专家,不可能通晓所有的自然现象和人工现象,可以一一去排除它们。即使
王研究员是全才,对所有的现象都了如指掌,限于条件也不可能都能做出准确
的判断,更何况还可能有一些自然现象是人类未知的,怎么去排除?

今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首届世界UFO大会上,王思潮认为1981年出现的某个
不明飞行物可能是与外星智慧生命有关的特殊飞行器,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排除
法,我当时已写过一篇文章加以批评(《如此“严谨”的不明飞行物专家》,
载《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14日)。在10月份,在北京电视台的科技全方位
节目中,我还为此与王研究员面对面争论了大半天,和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一
起批评了王研究员的研究方法。有意思的是,朱馆长的观点比我还“极端”。
我不过认为外星人到地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可轻易得出外星人已来过的结
论,而朱馆长干脆认为外星人不可能到地球来。

一些沉迷于神秘现象、伪科学的人都不愿或不敢与我在电视上交锋,王思
潮却同意和我当众切磋,倒也难得。根据这次接触得来的印象,我并不怀疑他
的真诚,甚至觉得他天真得有几分可爱,和那些满口谎言、谣言的“UFO专家”
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自认为研究的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光凭热情和执着是
远远不够的,起码还要有严谨的态度,遵循科学研究的规范。

“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
足以震惊世界,改写人类文明史。这种耸人听闻的宣称,如果出自某位业余爱
好者之口,见诸小报报端,尤可原谅。但是,由职业科学家讲出来,通过国家
通讯社向全世界宣布,却又如此经不起推敲,那就是在开国际玩笑了。

2005.12.3.

(北京科技报2005.12.7.)

(XYS200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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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的警示

1 12 2005年

自今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在世界各地新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密
集报道,有的还是引起人员死亡的报道,其中最严重的是越南,自2003年以来
已有42人因感染禽流感病毒而死亡,约占全球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中国青海、
内蒙古、安徽、湖南、湖北、辽宁等地也出现了疫情。与去年年初中国首次公
布禽流感疫情时引起社会恐慌、人人不敢吃鸡肉、逼得肯德基改卖猪排相比,
公众的反应相对平静。反倒是流行病学专家们更为紧张: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场
流感大流行已迫在眉睫?

专家们担心的,不仅仅是禽流感的流行导致家禽大量病死或被捕杀造成的
经济损失,也不仅仅是禽流感从家禽传染给人导致死亡的偶然事件,更担心的
是禽流感总有一天会变异成可以在人群之中传播的人流感,人体对这种新型的
流感将没有免疫力,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死亡惨重的流感大流行。在上个世纪,
曾经爆发过三次流感大流行,都在一年内传遍全世界,导致了大批人死亡。其
中最严重的是1918-19年间的流感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5千万人死亡。
另外两次流感大流行分别发生在1957-58(约1百万死亡),1968-69年间
(约75万人死亡)。这三次流感大流行都与禽流感有关。后两次流感大流行早
就被发现是由于禽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重组产生新亚型流感病毒引起的,而
1918年的流感病毒也于最近被重建出来,发现是从禽流感病毒演变而来的。

1997年在香港爆发的禽流感,使人们首次发现禽流感能直接传给人。那次
爆发导致18人住院、6人死亡。香港政府果断地消灭全香港1百50万只鸡,平息
了第一次同时感染人类的禽流感,可能避免了一次流感大流行。之后出现禽流
感疫情的各国纷纷捕杀家禽,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但是也有“动物保护”人
士指责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质问:“我们采取这一切手段的真正
原因,究竟是为了防治疾病,还是因为我们过于自信,作为万物的主宰,拥有
绝对杀戮的权利?”(王培《理性对待禽流感理性对待动物杀戮》,《新京报》
2005年11月1日)本来是简单明了的事情,被这一问反而让人糊涂了。就算
采取捕杀手段在主观上有什么可恶的动机,在客观上至少起到了控制疫情的目
的,从而抢到时间弄清禽流感的传染机制并找到防治办法,例如研发出疫苗或
特效药。只要我们承认人的生命高于动物的生命,那么这种做法就是无可指责
的。

“动物保护”人士并且把禽流感视为动物对人类“文明”的报复,声称
“从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看,禽流感的发生之源,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动物养殖
场”(居天桥《禽流感,人类自戕的谶语成真》,《新京报》2005年10月29日),
呼吁人们像我们的初民那样,充分尊重动物的权利,与动物和谐相处,让生活
回归到禽类与人类“风雨同舟”一般地亲密相处,才能避免一场人类的新灾难
云云。

实际上,禽流感的起源与工业化养殖毫无关系。早在1878年就已有了发生
禽流感的记载,禽流感起源的时间可能远远早于此时。科学研究已证实,禽流
感来自野鸟,迁徙的水禽是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对禽流感的传播起重要的
作用,禽流感病毒亚型的地域分布与特定野禽固有的迁徙路线有关。它们可长
距离携带病毒飞行,排出含有大量病毒的粪便污染家禽的饲料、水源等,从而
将病毒传染给家禽,造成禽流感的流行。

而禽流感之所以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各国肆虐,与这些地方盛行家禽
与人类亲密相处的非工业化的“亚洲养殖方式”有关。在这些地区的农村,无
数的家禽被放养在田间、池塘、河流和农场,使得它们有与携带病毒的野鸟及
其粪便亲密接触、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机会。不仅各种家禽混合饲养,而且与猪、
牛、鱼混养。有的农场鸡舍就设在猪圈之上,鸡粪直接掉进猪槽中。这种混养
方式为禽流感病毒在不同种群之间的传播和变异创造了条件。与工业化养殖相
比,散养、混养的传统方式不便于发现疫情,也不便于发现疫情后统一捕杀。
即便是亚洲地区的大型养殖场,也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养殖不同,由于饲养密
度太大、卫生条件太差和缺乏疫情监测,容易造成禽流感病毒在家禽间的快速
传播。

在西方国家,人们只能从超市购买已屠宰、包装好的家禽肉,而在亚洲国
家,在农贸市场购买活禽、当街或在家宰杀仍司空见惯,使人们容易接触到病
禽而感染禽流感。家禽、家畜的粪便被当成肥料、饲料撒到田地、鱼池,之后
作物和鱼类又被人们食用,这也是传播禽流感的机会。因此,从野鸟、家禽、
家畜到人,中国南方、东南亚各国完整地存在着禽流感的传播链,而且,流
感病毒能在家禽、家畜和人之间来回传播,基因发生重组,容易产生能在人群
中传播的新型流感病毒。

所以,与“动物保护”人士所设想的相反,如果要问禽流感的爆发能给我
们什么警示的话,恰恰是要我们放弃与家禽密切相处的饲养方式和饮食习惯,
过一种更为“文明”的生活。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而是对落后的生
产、生活方式的惩罚。

2005.11.15

(《环球》2005.25)

(XYS200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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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炒作“百慕大三角”

29 11 2005年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在11月17日通过决议,表彰1945年在“百慕大三
角”海域失踪的27名飞行员,这个60年前的疑案,一时又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个案件的大致经过是:1945年12月5日下午2点,美国海军第19飞行中队的
5架“报复者”鱼雷轰炸机和14名飞行员在中队长查尔斯·泰勒的带领下,从佛罗
里达的劳德代尔堡海军航空基地起飞进行飞行训练。既定航线是从佛罗里达半岛
向东飞越大西洋抵达巴哈马群岛上空,然后折回劳德代尔堡,全程约300英里,
需时约3小时,飞机上携带的汽油足够飞行6个小时。在下午4点,基地接到泰勒
的报告说其罗盘失灵。这时飞机已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的上空,但是并未按原定的
向南、向西折回,而是继续向北、向东飞行,离开大陆原来越远,向大西洋深海
飞去。基地收到的最后一次通讯是7点过后不久,那时飞机还有一小时的燃料,
但很显然仍然继续向大西洋深处飞去,直到汽油耗完沉落海底。在当天晚上7点
27分,两架“水手”海上飞机起飞前去救援,其中的一架也失踪了,机上13名乘
员无一生还。“甘斯·米尔斯”号的海员目睹了这架飞机在升空23分钟后发生爆
炸,并发现了掉到海面上的残骸。

这起悲剧成了“百慕大魔鬼三角”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神秘故事,许多人为
此提出了种种解释,从自然因素、超自然因素一直到外星人绑架,无奇不有。在
传播中该事件的经过又被有意无意地添油加醋以加深其神秘色彩。特别恶劣的是,
国内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又进行了一番加工。《新京报》在11月19日刊登
《美为60年前神秘失踪官兵授勋》的消息,号称“据美联社18日的报道”,但是
对比美联社的原始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有助于消除事件神秘性的部分,都
被《新京报》删掉或做了篡改。例如:

美联社报道中提到通讯记录显示,有的学生飞行员发觉泰勒对飞行方向的判
断有误,要求改变航向,但是迫于军事纪律,不得不服从泰勒的命令。这表明在
整个过程中犯糊涂的也就泰勒一人,并不神秘,但是《新京报》将这一细节删掉。

《新京报》报道劳德代尔堡海军基地前飞行教练戴维·怀特的评论说:“无
论何时,我都不相信发生的这一切。5名富有驾驶经验的飞行员驾驶5架飞机在同
一时刻失事?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一切。”实际上,怀特的原话是:“我一直记得
我们从来没有失踪过一架飞机。全部5名合格的飞行员同时失踪?我无法相信。”
也就是说,怀特认为那是偶发的事件。美联社最后报道说,怀特本人和失踪飞行
员的亲属认为该事件并无神秘之处,这些观点也被《新京报》出于宣扬“‘百慕
大三角’成了世界上最神秘的海域之一”的目的而删去了:

“戴维·怀特在劳德代尔堡一带飞行了许多年,他的仪器从未出现故障。他
认为(第19中队的)飞机在佛罗里达东部海域坠毁,飞行员在撞击中死去或被风
浪淹死。‘水手’呢?他说,那种型号的飞机在历史上频繁出现(失火爆炸)事
故,以致被称为‘飞行油箱’。

“第19飞行中队的导航员霍威尔·汤姆逊的侄女琼·皮亚特鲁查说:‘那纯
粹是简单的飞行员失误造成的。我不相信是因为罗盘失常导致的。’”

美联社的报道也有不妥之处。它报道众议员克雷·萧的评论说:“在那里发
生了那么多古怪的事情,富有经验的飞行员不应该做出那种举动。那里一定有什
么名堂。”

事实上,失踪的5架“报复者”轰炸机,有4架由正在接受训练的学生飞行员
驾驶,并非“富有经验”。中队长泰勒倒是老飞行员,但是以马虎著称。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他曾经两次因为在海上迷航而不得不弃机跳伞而获救(泰勒还被
迫在海上第三次弃机跳伞,不过那一次不是他的责任)。在这次飞行训练时,泰
勒既忘了带手表又忘了带基本的导航仪器。在飞行中,他报告他的飞机上的罗盘
失灵,但是相信自己能够根据目测继续带领飞行,声称无需帮助。在4点45分时,
基地发现泰勒显然已迷失了方向,要求他把指挥权交给跟随的飞机,但是泰勒显
然没有这么做。从通话记录可知,泰勒一直在率领飞行中队向错误的方向航行,
迟至6点时,泰勒还在命令飞行中队向东飞行,而至少有两名学生飞行员认为应
该向西飞行,但是由于军中的纪律,他们不得不跟随泰勒飞向深渊。基地反复地
要求泰勒改用更可靠的紧急频道通讯,而泰勒也拒绝这样做。

因此这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人为错误导致,其次天气也不佳。尽管在
第19飞行中队刚起飞时,天气情况良好,但很快就变得恶劣。救援飞机报告遇到
强烈的气流和危险的飞行条件,当时在该海域的船只报告有风暴和巨浪。一位迷
航而又刚愎自用的中队长带着没有经验的学生飞行员在恶劣的天气中夜里飞行,
遇难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

随后官方的调查结果认为泰勒上尉必须为第19飞行中队的失踪承担主要责任。
但是泰勒的亲属对这个调查结果不满。他们向美国海军高层上诉。在40年代末,
美国海军最高当局满足了泰勒亲属的要求,把事故原因归咎于坏天气和“未知因
素”。“未知因素”激发了人们的想象能力,百慕大存在“魔鬼三角”的传说自
此开始流传。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想到,如果百慕大三角真的频繁发生神秘的海难、空难,
最该重视的是海洋保险公司,应对经过百慕大三角的船只收取额外的保险费。
但是保险公司并不认为百慕大三角是个特别危险的海域。1975年,垄断英国海洋
保险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曾经发表过如下声明:“根据劳埃德记录,自1955年
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428艘船只被报失踪,而你们也许有兴趣知道,我们的情
报部门未能发现任何证据支持百慕大三角比其他地方有更多失踪案的说法。美国
海岸警备队有关大西洋事故的计算机记录可以追溯到1958年,其结果也支持这个
结论。”

2005.11.20

(北京科技报205.11.23.)

(XYS200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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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违背科学原理的骗局无需举证

18 11 2005年

“四川绝食老中医”陈建民状告《北京科技报》侵害名誉权一案,被四川
法院终审判决胜诉,法律程序差不多结束了,但是人们的议论却没有随之消失。
对中国的司法现状有一些了解的人,对出现这样的判决结果都不会奇怪。我接
触到的科技界人士,无不对这样的结果感到荒唐,乃至义愤填膺的。但是我也
在媒体、网络上见到不少支持这个判决的评论。考虑到公众的科学素质普遍低
下的现状,出现这样一些评论,也不奇怪。让我觉得有些意外的是,在支持判
决者当中,居然还有素质应该不算低的人士。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的许多文章都是言之有理的,他最近
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如何建立公正的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一文,总体立
意并不错,比如说:“对‘反伪斗士’来说,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其他
人的任何言行也应该如此。一般来说,不宜涉及非本专业的范围,对本专业方
面发表意见时应该尊重该专业人士的意见。对事实部分可以质疑,但不能轻易
否认。对自己的言行,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却很不妥当地举了陈
建民一案为例:“对那位绝食老中医,你可以否定他的科学价值,但对他是否
弄虚作假,至多只能表示怀疑。如果肯定,就得拿出证据来,否则只能承担诬
陷的结果。”

科技骗局与生活骗局、商业骗局不同,指的是那些违背科学原理、科学事
实的骗局,只要能够证明它的确违背了科学原理,即使没有抓到骗子弄虚作假
的证据,也可以认定是骗局。

十几年前王洪成的“水变油”骗局曾风靡一时,一些著名科学家也为其推
波助澜,导致了国家财产4个亿的直接损失。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揭露该骗
局的科学家们并没有抓到王洪成作弊的证据,难道只能表示怀疑,而不能说它
是骗局?

这几年来,有一些人在推销各种各样的“永动机”,有的号称已制出了样
品。如果我没能发现这些“永动机”的能源所在,难道我只能表示怀疑,而不
能根据热力学定律认定这些“永动机”都是骗局吗?

“绝食49天”也是明显违背了科学事实的一个表演。医学常识告诉我们,
在绝食状态下,体内脂肪分解产生的酮体在血液中积蓄会造成代谢性酸中毒,
没有氯化钠、氯化钾的摄入也会造成生理机能的紊乱,再加上其他因素,一般
在绝食7天之后就有了生命危险。当然,由于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能够忍耐
更长时间,并不是7天之后必死。但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可能有天壤之别。
为陈建民辩护的人声称有一本医学著作记载了有人被饿30天才死去的案例。我
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记载,即使有,也不能用以支持陈建民。陈建民“绝食”
49天之后不仅没有死去,甚至也没有出现疾病,反而其行动、思维、语言与正
常人相比没有什么两样,这和绝食30天之后就死去,并不具有可比性。如果他
在绝食49天之后死去,那才有了可比性。

而且,陈建民对自己为什么能够绝食那么长时间而一切正常的解释,例如
通过口、鼻和毛孔呼吸来采取大气层中的人体所需微量元素,也是违背基本的
科学事实的,因为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在大气层中都没有或极少,也没有任何
证据表明它们可以通过呼吸来采取。

因此,对这类违背科学事实、科学原理的表演,如果能发现其弄虚作假
的证据,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没能抓到其把柄,我们同样能够说它是个骗局。
就像魔术师表演的魔术,我常常无法识破其弄虚作假的所在。但是,如果魔术
师自称不是在表演魔术,而是“特异功能”,那么,即便我无法当场将其把戏
戳穿,我还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断定那是个骗局。

即使我有能力戳穿现在的把戏,也无法去戳穿历史上表演过的把戏。那些
已经过去的事件,例如在历史上多次有过的永动机产品,在十几年前“气功大
师”的特异功能表演,大部分都没有被当场戳穿其行骗方法,这些并不妨碍我
们后来说它们都是一些骗局。

谁主张,谁举证,不平常的主张需要不平常的证据。像“绝食49天”这种
主张,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主张,那么其主张者必须出示确凿的证据、通过严
格控制的实验条件,才能证明其主张,否则的话,我们就只好说它是骗局。

2005.11.13.

(《北京科技报》2005.11.18)

(XYS2005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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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代的伪科学(下)

17 11 2005年

  什么是伪科学

  我们很难给“科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却很容易给“伪科学”下准确
的定义,而且非常简单,那就是:被说成是科学的非科学。并不是所有的非科学
都是伪科学,如果它们不冒充科学的话,那么就不是伪科学。有人说我把科幻小
说当成伪科学来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曲解。科幻小说本来是文学,如果把科幻
小说中某种违背科学原理的惊人主张说成是科学主张,我才说它是伪科学。国内
有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曾在科幻小说中描述说,由于人类消灭了天花病毒,破
坏了“生态平衡”,导致出现更凶狠的病毒,造成大的灾难。这种说法本来是无
稽之谈,做为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容忍胡思乱想。但是在2003年萨斯流行期间,
这名作家说他在这部小说中已经预言了这场灾难的出现,并把他在小说中那一套
很荒唐的说法做为科学理论提出来,那就变成了伪科学了。也有人批评我不应该
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神创论,把宗教理论当成伪科学来批。其实,是宣扬神创论
的人首先把手伸进了科学领域,声称神创论有科学依据,是科学理论,我们才有
必要把它做为伪科学看待的。常见的伪科学形式包括:把神学、哲学当科学,例
如神创论(现在又改叫“智能设计论”)、玄学;把迷信当科学,例如卜卦、算
命、风水、星相、血型学(认为血型能影响人的性格)、人体特异功能、心灵感
应;把幻想当科学,例如“外星人”、“史前文明”;以及某些违背物理学原理
和生物学原理的惊人主张,例如永动机。

  搞伪科学的人自以为很有科学精神,因为他们勇于探索未知的事物,而我们
对他们的驳斥,便被有些人说成了是在打击他们的科学热情。这是把科学精神错
误地等同于探索精神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科学精神包括探索、怀疑、实证和
理性四个方面,缺一不可。搞伪科学的人虽然勇于探索,但是缺乏或过于怀疑,
更缺乏实证和理性精神。对科学发展过程的看法,伪科学宣扬者也往往强调了批
判的一面,却忽视了继承的一面,把科学发展当成是一个不断地全盘推翻旧学说
的过程。

  伪科学的宣扬者也往往自称有证据,也会在其著作中列举种种证据。但是那
些全都是轶事、流言、类比、某位权威(往往是其他领域的权威或断章取义)的
说法、捏造的事实、巧合等等,都不是能被科学界接受的证据。

  一、传闻不是证据。例如,有些人热衷于在古书中挖掘有关神秘现象、特异
功能等等的记载。这有的是由于古文能力不足而产生的误读。有一位北京天文台
的研究员宣布从《墨子》中发现了外星人曾经光临泰山的记载,就是因为犯了古
文常识的错误,把《墨子》说的“泰颠来宾”理解成“泰山巅上来了天外客人”,
不知道正确的意思是指有一位姓泰名颠的诸侯臣服。但是即使阅读准确,这类记
载也不足为凭,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古人的记载就是真实可靠的。

  二、轶事不是证据。在“灵丹妙药”和神奇疗法的宣传品中,充斥着治病救
人的感人故事或患者的现身说法。这些轶事即使是真的,也没有任何科学上的价
值。如果有一位癌症患者让“气功大师”发功后痊愈,并不能证明发功的效果:
某些癌症有自愈的可能,这可能碰巧属于这种情形,“气功大师”至多起了施加
心理暗示的作用;甚至可能是本来就没有癌症而被误诊……只有经过大规模的有
对照的双盲试验,才能确定某种药物或疗法是否真正有效。比如,随机取两组病
情相似的癌症患者,一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气功大师”发功,另一组不发功,
然后统计两组患者的病愈情况(统计者事先也不知道哪位患者被发了功),如果
被发功组的病愈率显著高于另一组,才能说明确有疗效。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任
何发功疗法经过了这样的检验。之所以坚持要用双盲法,是因为观察者能对观察
对象、观察结果产生影响,能给观察对象施加心理暗示,也会有意无意地对观察
结果做出有倾向性的判断。科学研究要尽可能地排除这种主观的影响,而伪科学
研究则是忽视、甚至利用这种影响。

  三、巧合不是证据。许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正在想某个朋友或谈论他时,
这位朋友恰好来了电话或到访,所谓“说曹操,曹操到”,这是否能够证明你和
这位朋友存在心灵感应呢?别忘了此前此后你也曾多次想到、谈到这个朋友,而
他并没有出现。我们总是倾向于记住巧合,并把它们当成规律性的事件,却忘了
要去统计一下其准确程度究竟高到多大程度。那些“预测大师”正是利用了人们
这种心态,他们大肆宣扬他们碰巧说准的事件,却故意忽略了无数失败的例子,
并指望人们不会去做实际的调查。记住:从个案得不出普遍结论。

  四、眼见未必为实。有些人之所以对神秘现象坚信不移,是由于有亲身体验,
例如看到过不明飞行物或特异功能表演。还有些不相信神秘现象的人,声称除非
让他亲眼看到才会相信。他们都犯了轻信“眼见为实”的错误。人类的大脑在处
理外界信息时,都经过了一定的加工,我们所看到的外部世界,事实上是经过处
理的“虚拟世界”,因此我们很容易产生种种幻觉,在特定环境有意无意的诱导
下,幻觉更容易出现。即使你看到的难以解释的事件是实际发生过的,也未必就
是神秘事件。人们一般不能看破魔术师是如何表演的,但是如果象某位邪教教主
那样把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的“飞行”表演当做人能飞的证据,那就太弱智了。
所谓的特异功能表演其实也就是不明说的业余魔术表演,专业魔术师在场时往往
能将其戳穿。这个时候,不具有科学精神的科研人员反而容易受蒙蔽。当年风靡
一时的“奇人”张宝胜,骗过了无数科研人员,但是在著名魔术师提日利在场的
情况下做表演时,就走了麦城。同样,如果你见到了“不明飞行物”,很可能其
实是已知的飞行物或其他自然现象,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记住:你觉得无法解
释的,未必就是科学上不能解释的。

  五、权威的话不是证据。人们倾向于相信权威。同样的一句话在权威和普通
人嘴中说出,有截然不同的份量。伪科学的宣扬者很了解这一点,走上层路线,
获得某个领导人、某位社会名流的赞许、题词或合影,成了他们夸耀自己的水平
的资本。但是某个领域的权威并不就是其他领域的权威。如果某位著名力学家对
某个力学问题发表意见,值得我们仔细听取,但是在他对“人体科学”发表对抗
科学主流的高论时,却并不比一位普通人更值得我们的重视。即使是本行权威的
话也不能用作科学的证明。再大的权威也会犯错误。神创论者的一个惯用伎俩,
是引用著名科学家的话来证明进化论不成立。他们往往是断章取义、违背原义地
加以引用。即使引言无误,也不能用做科学的证明。一个科学理论是否成立,只
看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而不是某位科学家的说法。

  思维的误区

  人并非天生是理性的动物,很难时时刻刻保持严密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
事实上,未经训练的人很少能够根据严密的思维做出正确的判断。即使是训练有
素的科学家,也未必都能坚持理性的原则。伪科学的宣扬者正是利用了人们思维
的误区,而大行其道。对此,我们需要记住以下几条原则。

  使用科学术语不等于科学理论。伪科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大量使用通行的或自
创的科学术语包装自己,使之看上去很有科学性。例如,飞机在百慕大魔鬼三角
消失是因为去了“四维空间”,气功外气是“高能量粒子”,带功报告能够制造
“气功场”,耳朵认字是“人体特殊感应机能”,特异功能是“人体科学”,算
命是“预测科学”,风水是“环境生态学”,上帝造人成了“科学神创论”或
“智能设计论”……科学理论是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靠科学术
语堆砌而成的。一个歪理邪说不管使用了多少科学术语打扮自己,也还是歪理邪
说。

  真理无需自吹自擂。自我吹嘘也是伪科学的惯用手法,例如自吹是“最精深
的”“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忙上好几
个世纪”,“最靠近诺贝尔奖”等等。诸如此类都只能吓唬胆小的人,丝毫也无
助于证明其真实性。

  异端并不等于正确。伪科学既然不被主流科学所承认,其宣扬者也就喜欢以
当代伽利略、布鲁诺自居,声称自己是受压制的异端,总有一天会得到世人的公
认。不错,在历史上,曾经有受压制、被嘲笑的异端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
还有更多的异端一直就是歪理邪说。并非所有的异端分子都是伽利略、布鲁诺,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异端分子都不过是跳梁小丑。

  相关的事件不等于有因果关系。事件A是否是事件B发生的原因,是必须经
过仔细的验证才能确定的,而不能仅仅根据事件发生的顺序判断。可惜,人们倾
向于把依次发生的事件等同于因果事件,伪科学也乐于根据这种错觉大做文章。
例如,有人根据几十年来近亲结婚越来越少,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就认为禁止
近亲结婚会导致癌症的增多,主张“不宜盲目禁止近亲结婚”。其实癌症发病率
的增高有很多更合理的解释,例如环境、饮食中致癌物的增多,或者是诊断技术
的进步发现了原来没能发现的癌症,等等。有一个邪教网站设了一个“科学探索
·天人之际”的栏目,收集在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的报道,做为“天灾人祸惩诫
世人”的证据,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以中国之大,哪一年会没有天灾人祸?如
此幸灾乐祸的,却也未免太自作多情。

  相似性未必有意义。有人相信金字塔包含着种种自然常数,有人认为易经64
卦与64个遗传密码子有关,有人主张东方古代神秘主义对世界的看法与现代物理
相似……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总能在不同的领域中发现相似性,但是来自截然不
同的领域的两个观念有相似性很可能只是巧合,说明不了它们存在有意义的联系。

  不能循环论证。循环论证是神创论者常用的论证方法:上帝创造了复杂的生
物构造,复杂的生物构造的存在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又如,国外有一位华人地质
学家近年来频频到中国宣扬他否定了达尔文进化论,认为“适者生存”是错误的,
“幸者生存”才是正确的,在他看来,生物的进化和灭绝都是随机发生的,只有
幸者才能生存,生存下来的就是幸者。这也是在玩循环论证、同义反复的游戏。

  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必定存在。要证明某种现象不存在,是极其困难、甚
至是不可能的,伪科学宣扬者往往利用这一点做为自己的退路:你无法证明外星
人不曾到过地球,因此我们就相信外星人到过地球;你无法证明特异功能不存在,
因此至少某些特异功能“大师”是有真功夫的……用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
孙悟空是真正存在过的,因为我们无法证明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一只猴子(有关
他的历史记载都丢失了嘛)。如前面所介绍的,理性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一
个科学结论能够成立,靠的是支持它的证据,而不是因为没有反对它的证据。

  非此未必即彼。如果我们翻翻“科学神创论”的宣传材料,会发现他们将主
要精力都用于攻击进化论,而对自己的理论则谈得很少。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推
翻了进化论,神创论也就自然而然成立了。但是对生命起源的看法并非只有这两
种选择,比如中国古代的生命观,就既不是进化论,也不是神创论的。一个新的
科学理论需要有支持它的证据,而不能仅仅依靠指出旧理论的缺陷。科学的进步
并不是天翻地覆式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持续而连贯的演化。一个新的
科学理论如果是真正先进的,就不仅要能够解释旧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异常”现
象,还必须能够解释已被旧理论所完满解释的“正常”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而且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相信神秘现象?除了
思维的误区使人误入歧途,还有心理因素,即为了寻找心理安慰和心灵寄托。这
种需要,也许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已存在了,而几万年来,虽然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却微乎其微。我们在生理上和原始人并无区别。人们仍然
盼望世上有奇迹,而科学不管多么的强有力,却受制于自然规律无法创造奇迹,
因此人们也就希望能有超自然的存在提供额外的保护和寄托。在遇到自己感到奇
怪的事情时,人们也希望有一种解释,而神秘力量就成了最后的解释。于是从前
的鬼神变成了今天的外星人,虽然披上了科学技术的外衣,而本质仍然一样。当
一个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在生活中会存在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就会有
更多的人需要精神寄托。当前中国的这股伪科学潮流是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
经济的引入而猖獗起来的,并非偶然。

  严密的逻辑思维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够掌握
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是每一个人也都必须经过恰当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
严密的逻辑思维。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不能保证你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至
少能减少你受骗上当的机会,避免盲目的希望和愚昧的举动。尽管科学不能创造
奇迹,却是人类已知的最好的认识方法和创造手段。唯有科学和理性,才能使我
们正确了解世界、人生和自己。

(《中国青年报·冰点》2005.11.16.)

(XYS200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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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代的伪科学(上)

9 11 2005年
(根据在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涵芬楼书店等地做的讲座整理。载《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5.11.9.)

                        科学时代的伪科学(上)

                             ·方舟子·

  什么是科学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些揭露伪科学的工作,经常有人问我,你凭什么说它是伪科学呢?简单地说,是因为它不是科学,却要冒充科学。你又凭什么说它不是科学呢?因为它不符合科学的特征。那么,科学又有什么特征呢?我们去翻翻词典、辞书对“科学”下的定义,会发现各有各的说法。去看科学哲学著作对科学本质的讨论,不同的流派也是谁也不服谁。对“科学”这种异常复杂的事物,是很难下一个大家公认的简明定义的,因此在科学哲学界有各种各样的有关科学本质的学说,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给“科学”下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并不等于科学就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东西,谁也无法判断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搞一套“科学”了。没有公认的定义并不等于就没有了公认的判断标准。我举一个例子,人是什么?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吗?有的动物也会使用工具。人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吗?到现在还有一些词典是这么定义人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古德尔就观察到黑猩猩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她的导师路易斯·利基评论说:我们要么改变对人的定义,要么把黑猩猩当成人。没有人愿意把黑猩猩当成人,所以我们只好继续寻找人的定义。人是会使用语言的动物吗?人们发现类人猿也会使用语言。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吗?实际上,有些动物也有感情。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吗?我们可以用实验证明黑猩猩有自我意识。学术界对“什么是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无法分辨人和其他动物了?当然不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判断是人还是不是人是没问题的,只有在很特定的情况下,例如在判断从猿到人的过渡型化石时,才会有争议。同样,没法给科学下精确的定义,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法辨别科学与伪科学了。其实,即使有一天科学哲学家们找到了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对科学的定义,也只有哲学理论上的意义,对具体的科学实践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纠缠怎么给科学下一个恰当的定义。我们更关心的是判断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科学界对判断什么是科学,是有公认的标准的,被广大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应用着。这个标准主要有四套:逻辑的标准、经验的标准、社会学的标准、历史的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逻辑的标准和经验的标准。这里说的经验,不是生活经验、历史经验的经验,而是哲学说的经验,其实就是指观察、实验,因此也可以简单地把科学说成是逻辑加实证。

    从逻辑上看,第一,科学理论必须是自恰的,即本身能做到逻辑上的一致性,至少要能自圆其说,不能前后自相矛盾。第二,科学理论必须是简明的,不能包含不必要的假设和条件,为以后的失败留好了退路,也就是说,要符合下面要谈到的“奥卡姆剃刀”的原则。第三,科学理论必须是能够被证伪的,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永远正确、不能有任何的修正。科学必须能够被证伪,这个说法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有的人以为搞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地去证伪、推翻,还有的人发现自己提出的理论被证伪了,反而高兴地说这说明我的理论是科学的!其实你的理论被证伪了,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了,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了。可证伪性是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充分条件。可证伪性只是说做为一个科学理论,必须清楚地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被推翻,但是并不是非得要去推翻它才叫搞科学研究。其实人们搞研究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去证实某个理论的。第四,科学理论必须是有清楚界定的应用范畴的,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领域中能够适用,而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

    从经验上看,第一,科学理论必须有可以用实验或观察加以检验的预测,而不是只是空想。第二,在实际上已有了被证实的预测,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不能只被证伪,却从未被证实过,否则这样的理论是无效的。第三,检验的结果必须是可以被别人独立重复出来的,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或者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你一个人做得出那个结果,别的研究者重复不出来,还要怪别人功夫不如你。第四,对于辨别数据的真实与否要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是正常现象,什么是异常现象,什么是系统误差,什么是偶然误差,都要划分得清清楚楚,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结果随意解释。

  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因此一个理论即使符合了逻辑和实证的标准,也未必会被科学界接受,还要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否有效、有用。从社会学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决已知的问题,如果连这也办不到,这种理论就毫无存在的必要;必须提出可以让科学家做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还必须能够做出可检验的预测,否则也没有用处;对新提出的概念必须做出切实可行的定义,而不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的伪概念,像“气功场”、“天人感应”之类。从历史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数据,也就是说,不能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做解释,而无视不利的数据,否则的话就还不如旧理论;必须能够跟其他有效的平行理论相互兼容,而不能无视其他理论的存在,自成一统,甚至惟我独尊,要把一切科学理论全部推倒从来。比如,“科学神创论”如果要取代进化论这种“旧”理论,就不仅要解释已被进化论很好地解释了的所有的数据,而且不能不理睬与进化论相容得非常好的现代生物学的其它学科以及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的成果。同样,有人声称“人体科学”是最尖端的科学,那么它不仅要包容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还必须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平行学科不互相抵触。

  上面说的是“科学是什么”,顺便简单地说说“科学不是什么”。科学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文化界限,没有什么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差别。凡是声称某种科学只有中国人(或者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才能掌握的,肯定不是真科学。科学与信仰无关,凡是声称“信则有,信则灵”的,肯定不科学。对于科学来说,如果是有的、灵的,你不信也照样有、照样灵;如果是没有的、不灵的,你信了也不会就有、就灵。科学并不是绝对正确的东西,它会出错,但是知错能改,能够通过自我修正机制进行纠正,这样科学才能够发展。

  什么是科学精神

  人们经常说要弘扬科学精神,一个人如果有了科学精神,就不容易被伪科学迷惑。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呢?说得最多的是探索精神。搞伪科学的人也经常标榜自己有探索精神。这个我们不去否认它,但是也不要把探索精神说得多么了不起。其实这不过是与生俱来的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许多动物也有好奇心,为了适应环境也很有“探索精神”。儿童对新事物同样很好奇,喜欢寻根问底,也很富有探索精神,因此有人说每一个儿童都是科学家。不过,儿童虽然热衷于探究新事物,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容易轻信荒唐的解释,接受无理的答案。他们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怀疑。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当然,不是指政治上的不宽容,而是指学术上的不宽容,很多人都把这两种宽容搞混了。很显然,做出愤世嫉俗的样子,怀疑一切是不明智的,会因为心灵闭塞而失去了探索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就失去了分辨是非的基础,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可以被全盘接收,科学将成为垃圾场。伪科学人士也会说,他们很富有怀疑精神。的确,他们很有怀疑科学主流的勇气,比如说,相信“神创论”的人怀疑进化论,研究“特异功能”的人怀疑物理定律,等等。反过来,我们则怀疑他们的怀疑。这两种怀疑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将如何处理探索与怀疑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既避免良莠不分、全盘吸收,又避免心灵闭塞、怀疑一切呢?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

  实证并不是说有证据就可以了,而是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被科学研究所接受的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必须是符合严格控制的条件的,例如有对照和采取双盲原则(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互相不知情);必须是可重复、可独立验证的;还必须符合概率统计规律。只有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严密的方法,重复、独立得到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才能算是确凿的证据。控制条件、重复性、独立性和概率统计,这些是实证的特征,是伪科学的死敌。

    实证离不开理性,也就说,用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在缺乏证据时,也能够排除那些不合理、不可能的解释。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正是在这四面旗帜之下,科学研究不断地观察、检验,抛弃错误的观念,增添新的知识,从而持续地进步。但是与伪科学者所宣扬的相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化。科学的进步是连贯的进步。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最大的两场革命也是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推翻了博物学、地质学的一切成果,而是保留了其中绝大部分数据和理论,但是做了重新解释。和许多人说的相反,爱因斯坦相对论其实并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它的扩展、深化。

    因此,科学研究必须抱着怀疑的态度,以证据为基础,以逻辑为工具,不轻信任何新奇的说法,不轻易接受任何大胆的结论,对越是耸人听闻的主张,越要追问一声:证据何在?是否合乎逻辑?

  要判断证据是否确凿,通常需要具有专业的知识和训练,一般的人并不具有这种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科学理性思维的原则,那么,即使缺乏具体分析的能力,也不容易被伪科学迷惑。在正反双方都缺乏证据的时候,理性思维的原则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哪一方的观点更合理,更有可能,更应该被接受。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类理解力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理性思维的一条总原则,有时候被叫做休谟公理:

  “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

  这句话很拗口,不过,通过举例,并不难理解。休谟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告诉他看到一位死人复活,他会比较以下情形,看看哪一种可能比较大:这个人在骗人或受了别人的蒙骗,还是死人真的复活了?除非前者虚假的可能性低于后者,否则不应该接受他的证言。显然,这实际上是在比较正反两种可能性的大小,并拒绝可能性小的那种。这并不是断然否定可能性小的神秘事件没有发生的可能,而是说,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时,我们不应该倾向于接受它。死人真正复活、自然规律不成立的可能性,远远小于一个声称看到死人复活的证言是谎言,或证人受欺骗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应相信前者是的确发生过的。同样,人体特异功能是真实的、物理定律不成立的可能性,远远小于“特异功能大师”是在玩骗人的把戏的可能性。

  中世纪英国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曾经写下一句被称为奥卡姆剃刀的简短格言:“不应无必要地增加实体。”这后来也被当做科学研究和理性思维的一条原则,但是在具体应用时有多种表述。其中一种是:不应加入无必要的假设,在两种等价的结论中,应选择简洁的、假设最少的一种。例如有以下两种结论:一、生物经过进化而来。二、上帝创造了进化的准则,生物经过进化而来。这两种结论说明的是同一个事实,即“生物经过进化而来”,但是后者的假设“上帝创造了进化的准则”对说明这一事实没有任何必要,因此是个多余的假设,在科学上应该用奥卡姆剃刀将它剪掉。奥卡姆剃刀的另一种表述方法是:在多种可能性中,应选择最简单的那种。这并不是在否认复杂可能性的存在,而只是说,在没有证据时,应该首先接受、试验最简单的一种可能。

  休谟公理和奥卡姆剃刀说的都是在没有足够证据时,应该如何做出选择。最初的选择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必须靠证据才能证明。那么取证的责任在谁?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比如说,如果有谁要证明外星人的确到过地球,那么他就有责任列举正面的证据。我们要反驳他,只要验证他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可靠就够了。如果这些证据都不成立,我们就可以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没有必要为此去提供反面的证据。实际上在法庭上也是在应用这条原则。你要指控某个人杀了人,就必须由你来出示对方杀人的证据,而不能没有根据地随便逮着一个人说他杀了人,要对方自己去找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杀人。要一个人证明自己没有杀过某个人,还有可能(例如不在场证明),但是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一辈子没有杀过任何人,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要举证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满意呢?这要看你提出的是什么样的主张了。平常的主张不需要太多的证据,甚至不需要什么证据,但是非常不平常的主张需要非常确凿的证据。比如说,假定我今天迟到了,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路上堵车了”,大家也就都信了,因为北京堵车是常有的事,这是个很平常的说法,大家很容易接受,不会猜疑我是不是说了假话。如果我说我迟到的原因是因为遇到了车祸,这个说法就有点不寻常了,大家就会将信将疑,我可能需要出示一点证据(比如伤口)才能让大家都相信。但是如果我说我迟到的原因是因为在路上被外星人劫持了,这就是个非常不平常的主张了,如果我不能出示非常确凿的证据,比如说录像啦,来自外星的礼物啦,来证明这一点,那么大家肯定要把我当成是骗子或者疯子。再举一个科学上的例子。当达尔文提出现代进化论时,他是主张者,而且这是一个会彻底改变生物学研究的不平常的主张,因此他及其追随者罗列了无数非常确凿的证据。现在,进化论已被生物学界所一致接受,接受进化论的人已不再是主张者,但是如果有谁要推翻进化论,他就成了主张者,而且是一个将要推倒生物学大厦的不平常的主张者,他本人有责任提出进化论不成立的种种证据,让科学界验证这些证据是否能够成立。建立在无数证据基础上的进化论绝不会因为存在某些纰漏而被推翻,更何况反对进化论的人所指出的所谓纰漏不过是一些谎言和谣言。

(未完)

(XYS200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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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究竟暴露了中国科研什么弊端?

31 10 2005年
    一年一度的各项诺贝尔奖逐一评出,又让中国人失望了一回,也让中国的时评家们又有机会高谈阔论,反思一下为何中国本土出不了得诺贝尔奖的人才。

    其中有一位翻出了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的陈年往事,说此君当年虽然学习成绩不好,还是去了东京大学当教授,他以后能得诺贝尔奖,得归功于东京大学不以分数高低去评判学生的创造精神,也不以资格深浅来任用讲师、教授,而中国人得不了诺贝尔奖,则要归咎于职称评审制度,想拿“诺奖”从革除体制弊端始云云。其实发达国家对学习成绩之重视、职称评审制度之严,绝不比中国差,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获得一堆诺贝尔奖。绝大多数获奖者都是经历了职称评审的严格检验的,像小柴那样的事迹,即使真实可信,也只是特例,不足为凭。不向绝大多数循规蹈矩的获奖者学习,却偏要找个例外看齐,这种心态,本身就不正常。

    今年获奖者中最受关注的是医学奖获得者、奥大利亚医学家沃伦和马歇尔,他们是因为发现胃炎和胃溃疡原来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而获奖的。他们的获奖也被中国的时评家拿来做为抨击中国科研体制的证据。有一位如此写道:

    “相比于我国的体制,国外科学家的获奖和取得成果更多的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同样也可以说是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的结果。比如今年获得诺奖的两位澳大利亚科学家,没有任何人下指令要让他们发表多少论文,要在三五年内出成果,否则就可能‘衣食不保’。从沃伦1979年发现幽门螺杆菌到今年得诺奖,经过了整整26年。而在我国恰恰相反,比如刚刚自杀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36岁的茅广军,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广军没有通过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这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反映出当前科技评价体系和制度的不合理性。”(《南方都市报》社论《诺贝尔奖总是触痛我们的神经》)

    听上去好像国外科研环境宽松自由到没有论文发表压力,可以26年不出成果、不发表论文似的。其实不然。也以这两位澳大利亚科学家为例。沃伦在1979年注意到胃粘膜组织切片中存在细菌,开始怀疑胃病与此有关,两年后与马歇尔合作从事研究,很快就分离出了这种细菌,于1984年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第一篇论文,也就是说,在三、五年内出了成果。从那以后,两人就不停地发表论文公布其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沃伦是在医院工作的临床病理医生,其工作性质并不要求他做研究发表论文,但是他还是发表了十几篇有关论文,特别是刚开始的几年,每年都有一、两篇论文发表。而马歇尔就不同了。他在1986年之后转到大学当教授,专职从事科研,有了出成果、发论文的压力,否则就可能“衣食不保”,其论文数也就多得多,到现在已发表了七十多篇论文,平均一年三、四篇,每一篇都与幽门螺杆菌有关。这个纪录在中国也算是高产的。时评家在高谈阔论时,显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先去查查他们的论文发表情况。

    胃溃疡历来被视为是因为心理压力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导致的慢性病,沃伦与马歇尔的发现打破了传统观念,刚开始时有许多医学家对其持怀疑态度,要求其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其观点。这本是科学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但是中国的时评家却由此得出教训说:“不仅仅是科学界,任何事业的创新萌芽都应当受到尊重,最起码要得到宽容,应当让时间、更多的事实和实验来验证。”也有的时评家把中国没能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创新精神,或对敢于创新的人不“宽容”。这些都是对科研工作缺乏了解的夸夸其谈。

    如果“宽容”指的是政治上、法律上的宽容,不要对持离经叛道的人实行政治、法律迫害,那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早就告别了那样的时代,时评家现在大谈宽容的用意显然是要人们在学术上也讲宽容,却是错误的。事实上,科学是最不“宽容”的,对越是离经叛道的观点,越不“宽容”,因为科学最不能容忍夸夸其谈,最讲怀疑和实证。固然,许多离经叛道的观点以后被证明了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去宽容所有的离经叛道的观点,因为有更多的离经叛道的观点一开始就是错,以后还是错。

    在科研上,有一条不宽容准则: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沃伦、马歇尔提出在人的胃部藏着一种未知的细菌,是导致胃炎、胃溃疡的病因,对这种不寻常的主张,人们有权利、也应该表示怀疑,要求其拿出实证。沃伦和马歇尔也不是在那里空喊人们要宽容,而是不断地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分离和培养出幽门螺杆菌,发现幽门螺杆菌能制造一种酶使之适应酸性环境,发明诊断胃溃疡的快速方法和治疗方法……马歇尔甚至用吞服幽门螺杆菌让自己患上胃炎的极端方式来证明幽门螺杆菌和胃炎之间的因果关系。沃伦和马歇尔的发现也不是到现在才得到承认。事实上,在他们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后过了十来年,就已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他们已囊括了国际医学界的各种重要大奖,包括在1995年获得医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拉斯卡奖。这次获得诺贝尔奖,乃是锦上添花而已。

    中国人并不缺乏异想天开的“创新”,更不缺乏对离经叛道观点的宽容,否则,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浮夸虚假的学术腐败也不会泛滥成灾。我们最为缺乏的,是脚踏实地的实证精神,不仅搞科研如此,写时评也如此。

2005.10.15.

(《环球》2005.22)

(XYS200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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