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科学主义通常是个贬义词，是用来指相信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信仰，也用来指认为物理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取代其他领域（例如哲学以及人类行为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观点。按照这个定义，科学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认为科学万能，二是认为科学方法具有普适性，能用于传统上被认为是非科学的其他领域。

   
因为这是一个用来贬损、丑化他人的词语，所以未必真能反映出被贴上科学主义标签的人的真实观点。如果真有人相信科学万能论，那只能说这个人不太了解科学的本质、方法和精神。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受制于客观规律，因此科学不可能像宗教、迷信那样自称能创造“奇迹”。科学与万能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科学万能”就跟“科学宗教”、“科学迷信”一样在语义上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否真存在科学万能论这种信仰，那些被称为信仰“科学万能论”的人，其实不过是相信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认为科学方法具有普适性，能够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却并不荒唐，而且早已变成了现实。“科学主义”一词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蓬勃发展已经开始触及到人文领域时，引起了某些人文学者的反对，他们试图用“主观”的人文研究方法来对抗“客观”的科学研究方法，批评那种想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

   
这种对抗是徒劳的。传统上被认为与科学无缘的一些领域，在今天已经在广泛地应用科学方法，例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乃至宗教学。这是
“科学主义”的胜利。可以预料，科学方法在以后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毕竟，科学方法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可靠的研究方法，当然值得推广。即使不能应用于研究一切问题，在学术上做一下尝试也无妨。就连一直被国内某些人文学者抬出来做为反对科学主义的旗手的哈耶克，也极力主张用生物学成果来解释社会现象，算得上是一位科学主义者。

   
许多人认为科学只能揭示客观事实，而不能提供价值判断，后者应该由哲学、宗教去做。这种观点并不恰当。客观事实会直接影响到价值判断，准确的价值判断也离不开客观事实。没有科学基础或违背科学事实的价值判断必然是盲目的。科学成果在今天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正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宇宙、意识、起源、人性……这些概念在以前只是哲学、宗教问题，在今天却是个科学问题。宇宙学、进化论、遗传学、认知科学、生态学等等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都在挑战传统观念，影响甚至直接提供价值判断。

   
当然，还有许多领域、许多问题是科学一时无法解决的，甚至以后也难以解决的。但是科学还没能去占领这些角落，并不等于现在盘踞在那里的种种说法就是合理的。既然科学方法是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如果连科学都还无法做出回答，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其他的方法——比如神学的方法、迷信的方法——提供的答案反而是合理的呢？例如，关于人类的起源，在从前有无数的神学说教、民间传说，在进化论出现后，人们就知道它们全是虚妄。

   
今天在中国引起关注的科学真伪问题，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未知的科学问题，也没有进入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而全都是在科学研究的领域，而且科学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答案的，只不过反对者不愿承认或不了解而已。如果仅仅是因为认为在科学的问题上，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坚持要用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检验那些想到科学领域把水搅浑的非科学、伪科学学说，就成了科学主义，那么，当这样的科学主义者，其实光荣得很。“科学主义”这个贬义词，由于反科学人士的滥用，在今天的中国，反而要变成褒义词了。

2006.12.18.

（《中国青年报》2006.12.20）

(XYS200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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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蝉并非聋子，它身上也长着类似于人类的耳鼓的膜可以感觉声波，只不过能探测的声波频率范围比较窄，大致在3000到15000赫兹之间，但是这已足够让它们很清楚地听到其同种发出的声响。

   
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地以为其他动物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感官，因为蝉没有听到我们能听到的声响，就以为它必定是极聋的聋子。人耳能感知的声波频率范围要比蝉宽得多，在20到20000赫兹之间。低于20赫兹的次声波和高于20000赫兹的超声波是我们无法听到的。但是大象却用次声波相互通讯，而蝙蝠和蛾子之间却在进行一场超声波战：蝙蝠能发射和探测超声波用以侦察猎物，而蛾子也能探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加以躲避。在这些动物看来，我们人类也是聋子。

   
人眼能够看到的光的波长范围大约在红光的770纳米到紫光的390纳米之间，因此我们把这个范围的光称为“可见光”，波长大于770纳米的红外线和低于390纳米的紫外线都是人眼看不到的。但是响尾蛇在夜间能够看到老鼠体温散发出来的红外线，蜜蜂则可以看到花瓣上的紫外线组成的图案，据此飞向花中心的花蜜和花粉。有的昆虫能够通过吸收或反射紫外线相互通讯。还有许多昆虫和鸟能依靠空中的紫外线分布导航，即使太阳被云彩、山峦、建筑物遮挡，它们也能通过感觉偏振光而确定太阳的具体位置。

   
人类的嗅觉更是乏善可陈。嗅觉最灵敏的人也只能最多分辨数千种味道，而狗能分辨出数百万种味道。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嗅觉都比人灵敏得多，它们仅凭气味就能分辨敌友、发现猎物。

   
还有许多动物具有在人类看来非常神奇的“第六感”。例如，从单细胞的原生生物到哺乳动物都能利用体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外激素——相互联系。蛾用外激素寻找配偶，蚂蚁用外激素调节社会行为、标记食物线索，哺乳动物用外激素标记领地、发出警告以及寻找配偶。人类用以感觉外激素的器官犁鼻器已经完全丧失或高度退化了，人类是否也能用外激素进行无意识的通讯是一个还没有定论的问题，争议本身就说明人类即使存在这种“第六感”，也是微不足道的。

   
有的“第六感”对我们来说更是完全陌生的。许多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动物都能感觉地球的磁场，用它来导航。有些动物（例如信鸽、鲸）甚至能通过感觉磁场强度的细微变化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许多水生生物能够探测到其他动物体内散发出的电场，并进行电子战：鲨鱼能够通过探测猎物的电场进行捕食，有的鱼类则能自己发射电场，通过探测电场变化发觉捕食者。

   
有的人因此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各项感官都退化了。汇总各种动物之长比人类之短，显然是不合适的。动物感官的差异，是适应环境的进化产物。我们的祖先没有进化出某种感官，或者某种感官出现退化，根本原因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甚至要加以避免。例如，紫外线能对细胞中的遗传物质造成损伤，会导致癌变。为了保护视网膜，人眼就不能去感觉阳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在进入人眼时，大部分都被角膜中的黄色素吸收、过滤掉了。而对于寿命短暂的昆虫、鸟类，它们不必担心视网膜癌变的危险，就可以去感觉、利用紫外线。

   
人的某些感官能力其实在动物中极为突出，例如人的视觉分辨能力和色彩感觉能力就非常发达。视觉是人类接受外部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我们看到一件陌生的东西，首先会仔细端详其形状和颜色，而其他哺乳动物则可能是过去闻闻其味道。大多数哺乳动物是色盲，但是人眼却能感觉、分辨极为丰富的色彩，这对生活在森林中以果实为主食的人类祖先至关重要，他们远远地就能把成熟的果实与不可食用的不成熟果实和叶子轻易分辨出来。有一个有趣的假说认为，人眼之所以对黄光特别敏感，是因为那是成熟香蕉的颜色。

   
当然，由于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大脑，感官也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发达的大脑让我们能够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弥补感官的不足，而科学也让人类不能感觉的其他感官世界不再神秘，甚至可被利用了。

   
看上去死气沉沉的骨骼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系统，不断地发生着新旧更替：在骨的表面，成骨细胞不断地吸收钙制造新的骨组织，而旧的骨组织则不断地被破骨细胞破坏掉。在少年儿童时期，新生的骨组织远多于被破坏的骨组织，钙的净吸收量能达到60％，骨骼也因此不停地增长。到20岁左右，骨骼的增长停止了，骨吸收的钙量逐渐减少，不过仍多于丧失的钙，骨质因此变得越来越密，直到30岁左右，达到了最大值。

   
从30多岁开始，骨丧失钙的速度逐渐高于吸收钙的速度，从而导致骨质的减少。从40岁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逐渐丧失骨质。如果在30岁之前没有存储足够多的骨质，之后又没有补充足够的钙，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丧失越来越多，骨变得越来越疏松，最终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很容易发生骨折，就得了骨质疏松症。这是导致老年人残废和死亡的主要因素，大约一半的老人面临这种危险。骨质疏松症的另一个后果是脊柱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导致驼背，压迫内脏。绝经妇女受骨质疏松症的影响更大，骨质疏松症的患者约80％为女性。

   
因此在人的一生各个时期，都需要保证能从膳食中吸收足够量的钙。根据美国医学科学院制定的标准，青少年时期（9岁～18岁）对钙的需求量最大，每天要摄入
1300毫克。成年人（19～50岁）每天推荐量为1000毫克。由于对钙的吸收能力随着衰老而降低，所以51岁以上的成年人的每天推荐量又增长为
1200毫克。孕妇对钙的需求量显然也要增加，但是由于孕妇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也增强，所以每天推荐量没有增加，仍然是1000毫克。

   
鲜牛奶和酸奶是饮食中钙的重要来源，一杯（240毫升）鲜奶或酸奶的钙含量达300毫克。此外，豆腐、坚果和深绿色蔬菜（甘蓝、花椰菜等）也富含钙。但是大部分人并没能从日常饮食中吸收足够量的钙，女性尤为明显。因此，人们需要有意识地补钙，有计划地增加饮食中钙的含量，例如每天喝3杯牛奶。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难长期实施这样的饮食计划的，那么就可以考虑每天口服钙片。

   
目前市场上卖的钙片主要是两种形式：碳酸钙和柠檬酸钙。碳酸钙片比较便宜，含钙量高（含40％），但是要有足够的胃酸才能被吸收，最好在进食时或进食后不久胃酸分泌最高时服用。柠檬酸钙比较贵，含钙量低（含21％），不过不需要胃酸也能被吸收，比较适合胃酸分泌少的老年人。各个厂家生产钙片质量不一定一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测试它们是否能被身体吸收：用一小杯温水或醋溶解一片钙片，看看是否能在30分钟内几乎全部溶解。

   
因为许多人误以为天然的东西较好，所以市场上还有一些用牛骨粉、白云石、贝壳粉做成的“天然”钙片，但是这些“天然”钙片可能含铅、汞、镉等有害重金属，要避免服用，不要迷信“天然”的东西。

   
人体一次最多只能吸收500毫克的钙，因此不要买每片含量高于500毫克的钙片，否则只是浪费。如果你需要一天补1000毫克的钙，应分两次各服500毫克的钙片，而不要一次服1000毫克。有的人在吃了钙片后会便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可以尝试改用一天多次服用小剂量的钙片。

   
补钙不是多多益善。每天摄入的钙不宜高于2500毫克，否则有导致血钙过高、损害肾脏、影响其他矿物质的吸收等危险。以前有人担心高量摄入钙会导致肾结石，最近也有一项调查表明那些每天服用钙片的老年女性患肾结石的比率略有增加。不过，其他的研究表明高量摄入钙反而降低了肾结石的风险。最常见的肾结石是草酸钙肾结石，摄入草酸过多和饮水过少可能是形成肾结石的更主要因素。

   
人体要吸收、利用钙，需要有维生素D的参与。一个人每天对维生素D的需要量为5～10微克（200～400国际单位），但是人的皮肤受到紫外线照射后可以自己合成维生素D，无需从膳食中摄取。不过人体产生维生素D的效率和肤色深浅有关。肤色浅的人只要在阳光下照射15分钟就能够生成足够一周需求的维生素
D，肤色深的人则可能要用几个小时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如果你的肤色很深，或很少晒太阳，可以考虑服用维生素D片。维生素D也不是多多益善，如果每天的摄入量超过50微克（2000国际单位），会危害健康。

   
然而，靠钙片补钙的效果并不像钙片广告所宣传的那么大。今年2月美国研究人员发布了一项关于补充钙剂、维生素D和骨折风险的研究报告。他们对36282名
50～79岁的绝经期健康妇女进行临床试验，将她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口服1000毫克钙（碳酸钙片）和400国际单位维生素D，一组每天口服安慰剂，试验时间平均持续7年。结果表明，补钙组的髋骨骨质密度有略有增加（增加了1.06％），髋骨骨折的发生率平均减少了12％，不过后一数字被认为不具有统计意义。补钙对60岁以上的妇女的作用更显著，补钙组髋骨骨折发生率减少了21％。

   
导致骨质疏松并非只有钙摄入量不足这个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包括遗传、吸烟、酗酒、雌性激素少、缺少运动、身材单薄、摄入食盐和肉过多、某些药物的副作用等。因此要预防骨质疏松，除了补钙，还要尽量减少其他因素，戒烟、戒酒、增加运动、减少食盐和肉的摄入。每天从事30分钟的跑步、滑冰、举重、体操、舞蹈等需要抗拒重力的负重性运动能够增强骨的强度和密度，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膳食中食盐和肉过多会使肾脏排泄过多的钙，因此应把每天食盐的摄入量控制在
2400毫克（约1小调羹），肉控制在170克。

（《经济观察报》2006.11.27.）

(XYS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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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科因觉得头皮被蚊子叮了一下，开始发痒。几天后，头皮发痒不仅没有消退，还肿起了一个大包。科因感到不妙，请一个学医学昆虫学的同学做了检查。这位同学告诉他吓人的检查结果：他的头皮寄生着一条蛆。

   
众所周知，许多蝇类会把卵下在伤口或眼睛、耳朵等人体开口处，让这些地方生蛆，蚕食人的肌肉，给人带来生命危险。但是科因的头皮原来并没有伤口，他也没有发觉自己被蝇类袭击过，蛆又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原来，那是一种很特殊的蝇类——肤蝇，它会巧妙地借助蚊子间接袭击人类。肤蝇会捕捉蚊子，把卵粘在蚊子的腹部，然后将蚊子放生。几天后，蛆发育成熟了，但是仍然呆在卵里等待时机——等待蚊子叮人（或其他温血动物）时，蛆感受到了体温，就孵化出来，钻进人的皮肤中寄生下来，靠吃人肉为生。

   
一旦你被肤蝇蛆看中，清除起来就很麻烦了。你可能会想到要把它拉出来。但是它的末端长有两个钩子，紧紧地钩住肌肉。你拉它时，钩子会钩得更紧，如果你用力想把它拉出，它就会被拉断，蛆的下半部分会残留在人体内，能导致感染，要比让蛆寄生危险得多。蛆会分泌抗生素，防止细菌、真菌来跟它抢肉吃，因此让蛆活着，伤口反而不会感染。

   
哥斯达黎加本地人在遇到蛆寄生时，会用一种草药把蛆杀死。不过，为了避免感染，把蛆杀死后仍然需要动手术把被寄生的部位清除干净，但是在热带雨林中很难找到外科医生。

   
还有一种治疗办法是利用蛆需要呼吸空气的习性。蛆躲在皮下，通过一根吸气管穿破皮肤透气。如果用一块生肉紧紧地压在蛆的吸气管开口处，蛆为了能够吸气，就不得不往上爬，钻到生肉中，离开了人体。科因的一位同学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把寄生的蛆除掉了。不过这位同学被寄生的部位是臀部，科因要如法炮制的话，就要把头发剃光，而且在头上绑一块生肉，在炎热的热带夏天，这么做可不好玩。而且这种治疗办法还不一定就会成功。

   
想来想去，科因决定还是等回校后再找医生处理比较保险。与蛆共生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可怕，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感觉，在蛆翻身时才会感到一阵刺痛。几个星期后，科因回到了哈佛，这时头皮上的隆包已长到了像鹅蛋那么大。他马上前往哈佛诊所，吸引来了一群好奇的医生和护士围观。这让科因感到很恼怒，决定放弃治疗，顺其自然，让这只蛆完成其生命历程。

   
科因此时已经适应了与蛆共生的生活，他甚至喜欢上了这只蛆和隆包，用它来吓唬人寻开心。终于，在一个晚上，在观看棒球比赛时，科因发现蛆正在奋力往外钻，他知道一切即将结束了。当天晚上，一只大约一英寸（2.54厘米）长的蛆完全破皮而出。在自然状态下，成熟的蛆将会钻进土壤中，长出蛹壳，把自己包裹住，变成蛹，几周后就会变成蝇。科因把这只蛆放进一个装了消毒过的砂子的玻璃瓶中，细心看护。但是它在能把自己用蛹壳包裹住之前，干死了。

   
科因虽然逐渐适应甚至喜欢上了它与肤蝇的共生关系，但是一开始是被迫的，而这只肤蝇蛆似乎也善解人意，很幸运地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痛苦。在此之前，在巴拿马工作的昆虫学家劳伦斯·邓恩主动让肤蝇寄生，并经历了更大的痛苦。他发现一只携带着肤蝇卵的蚊子后，觉得这是一个观察肤蝇的生活史的良机，就主动伸出左臂让蚊子下了两只蛆。第二天，伤口开始红肿，他惊讶地发现蚊子还在他的右臂和右腿也各下了两只蛆。虽然他为此常常感到痒得很厉害，有时还会感到刺痛，但他让这六只蛆都生存了下去，仔细地进行观察。这些伤口越长越大，并破裂流出许多脓、血，不得不进行包扎。过了46到55天，这些蛆先后钻出，被放进试管中，后来都成功地变成了蝇。邓恩发现，在蛆离开后，他的伤口就很快愈合了，不过有一处过了八个月还留有疤痕。

   
在生物学上，生物的共生关系有三种：对一方有益、另一方有害的属于寄生，对一方有益、另一方无益也无害的属于共栖，对双方都有益的属于互惠。肤蝇与人原本是纯粹的寄生关系，但是科因却从这种关系中找到了乐趣，邓恩更是借助这种关系增长知识，也许我们应该说，他们与肤蝇的关系，变成互惠的了。

   
科因的生活后来再也没能离开蝇，不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对人无害的实验动物——果蝇。

2006.11.19

   
科学普及时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精神，这已成了中国科普界的一项共识。甚至连伪科学的鼓吹者也跟着嚷嚷要发扬科学精神，把伪科学人士打扮成富有科学精神的斗士，哥白尼、伽利略再世，而批判伪科学者倒成了违背科学精神的暴君教主了。显然，伪科学斗士与反伪科学斗士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并不完全相同。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多方面的。最容易获得赞同的一点，是探索精神。永远要对新鲜的事物敞开心灵，准备接受新的知识，容纳新的观念，探讨新的奥秘，追求新的结果。这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科学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事实上，许多动物都具有好奇心，这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可以说是进化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是科学家。儿童热衷于探究新事物，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也轻信荒唐的解释，接受无理的答案。他们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怀疑。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显然，愤世嫉俗似的怀疑一切是不智的，将因为心灵闭塞而失去了探索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就失去了分辨是非的基础，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可以被全盘接收，科学将成为垃圾场。但是伪科学人士也可以争辩说，他们富有怀疑精神。的确，他们很有怀疑科学主流的勇气：“科学神创论”者怀疑进化论，研究“特异功能”者怀疑物理定律，诸如此类。而我们则怀疑他们的怀疑。这两样的怀疑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如何避免心灵闭塞、怀疑一切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

   
实证不只是要求有支持的证据。伪科学者往往声称他们有证据，也会在其论著中列举种种证据。但是那些全都是轶事、流言、类比、某位权威（往往是其他领域的权威或断章取义）的说法、捏造的事实、巧合等等，都不是能被科学界接受的证据。实证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用严密的方法，重复、独立得到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控制条件、重复性、独立性和概率统计，乃是实证的特征，更是伪科学的死敌。实证离不开理性，亦即用严密的逻辑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推导，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合理、最可能的一种。在缺乏证据时，也能够排除那些不合理、不可能的解释。休谟曾经提出一条判断原则，他称之为公理：“没有任何证言足以确定一个神迹，除非该证言属于这样的情形，其虚假比它力图确立的事实更为神奇。”这就是一条理性的原则。此外，象非常不平常的声称要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从个案得不出普遍结论、相关的事件不等于有因果关系、无法证明不存在不等于必定存在、使用科学术语不等于科学理论、取证的责任在反主流的声称者一方、看上去无法解释的现象不等于不能解释等等，也都是理性的原则，是反伪科学的有力武器。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能够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但是每一个健康的人也都必须经过恰当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未必时时刻刻都在坚持理性的原则。实证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然而也是最难掌握的方面，应该成为发扬科学精神的重点。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正是在这四面旗帜之下，科学研究不断地观察、检验，抛弃错误的观念，增添新的知识，从而持续地进步。在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中，我们很难再找到另一种能够持续地进步。文学、艺术并不进步，而是风格的改变。人文、宗教并不进步，只有流派的演变。但是与伪科学者所宣扬的相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化。科学的进步是连贯的进步。被视为现代科学最大的两场革命也是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推翻了博物学、地质学的一切成果，而是保留了其中绝大部分数据和理论，做了重新解释。爱因斯坦相对论并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它的扩展、深化。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成果时曾经说过：“创造一个新理论并不象是摧毁一个旧谷仓，然后在原地建一座摩天大厦。它倒象是在攀登一座山，获得了新的、更宽阔的视野，在我们的起点和它的丰富环境中发现意料之外的联系。但是我们的出发点还在那里并能被看到，虽然它显得较小，并成了我们在探险攀登中克服障碍后所获得的广阔视野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妄图一举创建全新的科学，只存在于伪科学者的白日梦中，而事实上伪科学也从没能有任何的进步，因为他们不敢承认更不必说纠正错误。持续、连贯的进步，是科学的特征，也是科学工作者的自豪与慰藉。

2000.12.9.

                      
“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国盛8月20日在《大众科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的文章，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据他说“科学精神”属中国特色：

　　“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像scientific
spirit这种词组似乎在英文里也不常使用的。我想起称一个人有哲学头脑往往使用‘philosophic-minded’，比如
‘philosophic-minded
scientist’，就是一个科学家有哲学头脑。我们似乎也可以把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的人称为‘scientific-minded
person’。当然还有其它的译法，比如mind of
science。但这些词组在英文里似乎都不是有特定含义的高频词组，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我们中国人喜欢使用‘精神’这两个字，什么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什么宽容精神、创新精神，一大堆。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这是使用精神一词的‘修辞’动机。”

   
去年1月12日吴国盛的同事刘华杰在北京一个讨论“科学精神”的会议上做题为《“科学精神”语义分析》的发言，也声称“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我读其发言稿后，写去一信，提供资料指出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和“人文精神”（humanistic
spirit或spirit of
humanism）这两个词在西方用得非常多，哲学、历史（特别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中也常见。刘华杰后来在文中补充了一句：“方舟子的调查表明，英文中经常使用scientific
spirit和spirit of
science。”并在文后附上我提供的证据。吴国盛想必读过这篇发言稿，却到现在仍然把“科学精神”当成中国特色，质问提倡者的动机，倒真要让人质问他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了。我查了一下，吴国盛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以前一篇题为《谈科学精神》的文章缩写，在后者就很明确地说：“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讲弘扬科学精神，其实也就是鼓吹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摆出一副科学导师的派头，标榜自己“爱护科学的纯洁性，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科学，制造科学的‘僭越
’”。他也想提倡科学精神，但是动机特别，“为的是解决现代科学自身的问题”。

   
老实说，看到研究科学哲学、科学传播，而且经常将“人文精神”挂在嘴上的哲学系教授竟然不知道西方也有“科学精神”，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科学哲学的创建者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1934年出版的名著题目就叫《新科学精神》（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而现代人文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34名思想家在1933年联合发表的《人文主义者宣言》（Humanist
Manifesto）中，有一条就是：“宗教必须根据科学精神和方法制定其希望和规划。”（Religion
must formulate its hopes and plans in the light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其对有关专业文献的陌生，由此可见。
   
“科学精神”也出现在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例如佛洛伊德的《生命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Life），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都多次提到科学精神。著名科学家也常常大谈科学精神。赫胥黎在1894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

   
“我认为19世纪的主要特征是：科学精神的快速成长，继之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解决占据人类心智的所有问题，以及相应地排斥已被证明无法担当研究任务的传统信仰。科学精神的活力已在每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领域体现出来。你提到的那些杰出人物中有许多在其各自领域都是科学精神的有效喉舌。但是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做为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力量和威严的充分体现，不管他是多么优秀，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科学拥有许多先知，但是连出现一个救世主的希望都没有。”（I
conceive that the lead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en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the consequent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to all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the human mind is occupied, and the correlative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beliefs which have proved their
incompetence to bear such investigation. The activi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has been manifested in every region of
speculation and of practice. Many of the eminent men you mention
have been its effective organs in their several departments. But
the selection of any one of these, whatever his merits as an
adequat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wer and majesty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age would be a grievous mistake. Science reckons many
prophets, but there is not even a promise of a Messiah.）
   
居里夫人的女儿在《居里夫人传》中回忆了感人的一幕：在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以后，几名美国科学家去函询问分离和提取镭的方法。居里问居里夫人是否应该考虑申请专利，这将会得到一大笔钱改善生活和建一个良好的实验室，居里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物理学家总是全部公开发表其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的发现有商业用途，那只是偶然的，我们不应该以之牟利。镭将被用于治疗疾病。……在我看来不能够从中捞好处。”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居里同意：“是的，那将会与科学精神相违背。”（”It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 Madame Curie: A
Biography, by Eve Curie）
   
美国伟大的记者孟肯（H. L.
Mencken）有句名言：“事实是，基督教神学就像其他所有神学一样，不仅抗拒科学精神，而且抗拒所有理性思维的意图。”（The
truth is that Christian theology, like every other theology, is not
only opposed to the scientific spirit; it is also opposed to all
other attempts at rational thinking.）
   
美国科学教育中，也很强调教科学精神。托马斯·威斯（Thomas M.
Weiss）曾在美国《全国科学教育研究会》杂志（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Vol. 53, No.
4.）发表一篇题目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文章，将科学精神定义为：“对逻辑的尊重，对寻找数据的渴望，对知识和理解的愿望，对结果的考虑，对前提条件的考虑，对验证的要求，以及质疑一切。”（a
respect for logic, a desire to search for data, a longing fo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 consideration of consequences, a
consideration of premises, a demand for verification, and to
question all things.）
   
开有关“科学精神”研讨会，中国也不是首创。1999年7月4－9日，澳大利亚科学教师联合会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主题就叫“科学精神”（The
Spirit of
Science），内容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现状，科学本性和未来科学”。

   
事实上，与吴国盛所说的相反，“科学精神”（scientific spirit或spirit
of
science）是英文文章中极其常见的高频词组。顺手从手头的阅读材料中举几个例子以证明其常见：

   
谢尔莫（Michael
Shermer）的《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的中译本最近在国内出版了。此书英文原版的介绍是这么写的：“以不可抗拒的、常常令人不安的笔触描绘了我们无限的自欺能力，《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最终是对科学精神的庆祝，在对世界一些最大谜团的探索之中发现乐趣，其中许多问题甚至还无解。”（A
compelling, and often disturbing, portrait of our immense capacity
for self-delusion, 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 is ultimately a
celebration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 and the joy to be found in
exploring the world’s greatest mysteries, even if many of the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最近出了一本抨击反科学主义的随笔集《对抗：科学及其文化敌人》（Facing
Up :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其简介称：“通过捍卫科学精神对抗科学的文化敌人，这些随笔表达了一种还原主义、现实主义和热爱人世间的观点。”
（Defending the spirit of science against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these essays express a viewpoint that is reductionist, realist, and
devoutly secular. ）
   
美国流行的大学本科教材《当代社会：社会科学引论》（Contemporary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by John A. Perry, Erna
K.
Perry）刚刚出了第十版，其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科学精神：怀疑、客观、相对”（The
Scientific Spirit: Skepticism, Objectivity,
Relativity）。我有一本进化论和神创论辩论文集（Science and
creationism），其中一篇是哲学家拉特纳（Sidney
Ratner）文章，题目叫《进化论和科学精神在美国的兴起》（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America）。
   
《怀疑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杂志今年第三期，其主编撰写的社论写道：“在媒体驱使之下，出现了轻易接受荒谬绝伦的事物的普遍狂热，在后现代主义者的驱使下，学术界的许许多多部分被蒙昧主义占据，在这双重包围下，他们（指科学怀疑主义者）在面对知识声称时，帮助真正的科学精神得以存活。”（And
they have helped keep alive, amid a media-driven frenzy of
uncritical popular acceptance of outlandish nonsense plus
postmodernist-driven obscurantism in too many parts of academia,
the true scientific spirit toward claims of knowledge.）
   
美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最近去世，全球哀悼。我收集了不少世界各地的悼念文章，其中印度新闻网站（www.tehelka.com）发表的评论说：“古尔德以真正的科学精神，使科学保持为一个开放的、没有限制的系统。这是我们从其科学生涯中获得的一条主要经验。”（In
a truly scientific spirit, Gould kept science as an open and
open-ended system. And that is a major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his
lifelong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本地主要报纸《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UNION-TRIBUNE）在7月24日有一篇关于物理学家重新考虑热力学定律的报道，其中报道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声称某件事就是那样子，而不该去研究它，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么说是科学上最拙劣的借口。这是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Saying
something is so and shouldn’t be studied because it’s impossible is
just about the lamest excuse in science. It’s completely
antithetical to the spirit of science.）
   
如果愿意，我还可以一条条地举下去。事实上，任何人只要稍微看点与科学普及有关的英文资料，就不会对“scientific
spirit”、“spirit of
science”这种说法感到陌生，更不会挖空心思想把“科学精神”新翻译成“scientific-minded”、“mind
of
science”（其实，scientific-minded也是个常用词，不过它指的是“科学兴趣”，不是“科学精神”，如果有人说“I
am a scientific minded
person.”他的意思是“我热爱科学、喜欢用科学观点看问题”，可不是在自吹“富有科学精神”。“mind
of
science”不常见，指的是“科学的头脑”、“科学的良知”，也和“科学精神”无关）。对“科学精神”大惊小怪，视之为中国特色，若非没接触过多少英文文献，就是只读反科学文献，我们当然不指望那样的文献会提到“科学精神”。

   
无知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无知却要装高明，发高论，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勇气。这样的人，倒是应该去学点科学精神，包括不要胡说的实证精神。

2002.8.30.

                       
美国讲“科学精神”之一例

   
在全中国大讲科学精神之时，反科学文化人却大唱反调，质问现在国内大讲“弘扬科学精神”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声称“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吴国盛《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而且还要把“科学精神”算成国粹。比如北大反科学传播中心副主任刘华杰副教授说“据说，英文好像根本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叫法”（刘华杰《“科学精神”语义分析》），主任吴国盛教授也说“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并嘲笑中国人喜欢讲“精神”“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吴国盛《科学精神与自觉意志》）。我以前已写过一篇《“科学精神”不是中国专利》，列举从过去到现在西方文献中讲科学精神的十几个例子加以驳斥。今天又见到了一个例子，顺便再打吴大嘴巴、刘大嘴巴一个嘴巴。（他们还不懂装懂，连英英词典都不知道去查就乱说“传播”、“伪科学”的英文意思，这些账以后有机会再算）

   
据《纽约时报》今天（2004年2月18日）报道，大约60名著名科学家（包括2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了一项声明，批评布什政府为了政治目的有意、有系统地歪曲科学事实。康奈尔大学物理学荣誉教授Kurt
Gottfried博士签署了声明并在电话会议上讲话。他说布什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违背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engaged
in practices that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并断言这种“对科学的傲慢态度”可能危及确保美国长期繁荣昌盛和军事强大的基础。

2004.2.18

                      
什么是科学的怀疑精神？

   
法学硕士、某投资公司董事长童增近日改行研究生物学，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一书，主张非典（SARS）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这种牵强附会且骇人听闻的“阴谋论”，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驳斥，但是也有不少人为之辩护，其中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叫做“不应否决SARS基因武器说的怀疑精神”，声称怀疑是科学发现的驱动力和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而童增怀疑美国制造SARS基因武器攻击中国人，“非常符合科学精神”，并责备哪些批评童增的专家把这种怀疑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是科学和理性的，主张“对群众中的怀疑精神，必须加以爱护，让他们不仅能够发表议论，而且能学会理性思考”。

   
说得堂而皇之，但是我们只要打个比方就可以知道这种辩护理由绝非“理性思考”的产物：如果我以其人之道治其身，也著书立说怀疑非典病毒是童增制造出来的，被童增以涉嫌诽谤告上法庭，这位辩护者是不是也要说“不应否决SARS童增制造说的怀疑精神”呢？这显然非常荒唐。那么人们为什么普遍把怀疑精神视为科学精神的内涵？原来此怀疑非彼怀疑。“怀疑”一语在汉语中有两个很不相同的意思，一指猜疑，一指不相信。童增对非典的起源疑神疑鬼，这属于猜疑，而属于科学精神的“怀疑”指的却是不相信，更确切地说，是不轻信，在面对一个标新立异的说法，特别是骇人听闻的说法时，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证明，否则不予接受。所以，那些质疑、驳斥童增谬论的人，恰恰是具有怀疑精神的，而那些支持童增的人，才是没有怀疑精神的。

   
科学的怀疑精神源自古希腊的怀疑论。怀疑论者在古希腊被称为Skeptikos，意思是“探究者”。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对各色各样的说教都首先持怀疑态度，要求知道这些说教的依据何在，是否的确是成立的。如果人们盲目地接受教条和“常识”，不敢挑战权威和迷信，那么科学是不可能发展的。现代科学的诞生，正是发扬怀疑精神的结果：既怀疑人人信奉的宗教教条和迷信，也挑战古代科学的权威：哥白尼挑战托勒密地心说，维萨里、哈维挑战盖伦的解剖学，伽利略挑战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对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全盘接收，就失去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的基础，科学也无法发展。

   
但是，极端的怀疑论会导致怀疑一切，使心灵闭塞而不愿探索；或者否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从而走向反科学。因此，仅仅具有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即对各种主张用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越是不寻常的主张，越要求有不寻常的证据。既不是盲目地相信，也不是盲目地怀疑，而是建立在实证和理性的基础上，这才是科学的怀疑精神的真谛。科学先驱者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富有怀疑精神，勇当异端，敢于怀疑教条，而且还因为他们富有实证和理性精神，善于用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分析推翻教条，建立新说。

   
人们在谈论科学精神时，往往强调探索和怀疑精神，而忽略了实证和理性精神。事实上，实证和理性才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最难掌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极端：要么以当代哥白尼自居胡乱怀疑科学主流，遍地都是“科学猜想家”（指那些宣传自己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或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之流的人），要么迷信怪力乱神、伪科学。童增谬论能够一纸风行，既是由于反美小环境，也是由于缺乏科学精神的大环境。

2003.10.20.

　　科学主义和科学一样，都是舶来品。何宏断言它绝对属于“后现代”词汇，是不确的。事实上，这个词的英文（scientism）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一词，从此就叫了开去。我查阅了手头的三部美国英语大词典：《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美国传统词典》和《蓝灯屋英语大词典》，发现它们对科学主义的定义都基本相同，与狄尔泰的原意相似，如韦氏词典的定义是“认为科学方法能够也应该应用于所有研究领域的原则”（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这种主张，虽然绝对，却不无可取之处，更不可怕。毕竟，科学方法是人类已知的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当然值得推广。即使不能应用于所有的研究领域，试一试也无妨。学术研究嘛，试失败了不至于谋财害命，试成功了却可能开辟出一块新天地。传统上被认为与科学无缘的一些领域，比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乃至宗教学，现在不也在广泛地使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吗？

　　明里暗里认同这种主张的科学家想必不少，但敢于自称科学主义者的却非常罕见。因为正如韦氏词典所注，“科学主义”一语经常被当作贬称来用。批评者拿它当攻击的棍子，指责对手主张只有科学观点才是唯一有意义的观点。这样的主张本身就构成了悖论：它显然不是科学观点，所以要么不成立，要么没有意义。我不知道真有谁这么主张，明显属于批评者的丑化。但是，反对“科学主义”的批评者涉及的领域，往往并不在科学之外，却正好在公认的科学之内，只不过批评者一厢情愿想把这些领域从科学中分割出去而已。根据我阅读文献后得来的印象，在美国攻击“科学主义”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原教旨基督徒，坚信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都由上帝创造，因此把进化论骂做科学主义，把进化论者骂做科学主义者，比如已故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就被就被神创论者称为“科学主义的先知”。另一种人，则是宣扬特异现象的伪科学者，在别人向其要科学证据时，就以“反对科学主义”为遁词。

　　至于国内某些人动辄说人是科学主义，则可能还属于第三种情形，即对科学了解甚少甚至极度无知，由无知而产生恐惧，因此一见有人普及科学，就给扣顶科学主义的帽子。就以何宏在文中列举这类批评为例：

　　“而另有不少人在感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科学的负面影响，他们忧虑地看到科技的发展使得自然资源快速耗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类可能正在加速自身的灭亡，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而人类的道德水平却未见增长。一方面核武库、生化武器的危胁着人类的生存，另一方面，对自然界大规模、深层次改造活动，完全可能无意间带给人类致命报复。”

　　这些实际上是技术的负面影响，而不属于科学。科学是认识自然的工具，却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术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技术自己承担。除非要为知识的探讨设置禁区，甚至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否则科学何罪之有？何况要认识、防止、消除技术的负面影响，仍然离不开科学知识。

　　“许多批判者认为，科学的确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最有效工具，但究竟不是社会人生的终极目的；科学自有自己的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在社会人生的很多方面，例如情感、艺术、道德、人生意义等等，都是科学触及不到，无从发挥作用的。”

　　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这是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如果有人要把科学当成人生的终极目的，又有何不可？毕竟，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却也很难为它预设禁区。这些批判者认定的“科学触及不到，无从发挥作用”的领域，恰恰正在被科学触及、研究，甚至已有了相当透彻的理解，比如，认知科学研究情感的物质基础，社会生物学研究道德的起源，等等。

　　“他们指责不加怀疑地信仰科学、夸大科学的作用，反而带来很大的危害，容易造成‘伪科学’的泛滥。”

　　这是相当奇怪的指责，就好比社会上出现了伪冒产品，不去打假，却反过来指责正宗名牌把产品做得太好，导致消费者相信名牌，刺激了伪冒一样荒唐。

　　何宏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向公众正确介绍怀疑、怀疑、再怀疑，批判、批判、再批判的科学精神”。其实，怀疑、批判只是科学精神的一面。忽视了科学精神中实证的另一面，片面地强调怀疑、批判，恰恰是“伪科学”所乐见的。伪科学的宣传者不就正是个个以哥白尼、伽利略自居，毫无证据地怀疑、批判主流科学吗？伪科学的相信者不就是被他们的怀疑、批判精神所迷惑吗？我们应该向公众介绍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让公众了解科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科学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从而具有既怀疑又实证的明辨是非的批评性思维的能力。

　　如果坚持进化论、批判伪科学、普及科学就成了科学主义者，当这样的科学主义者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