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刊登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访何祚庥院士》和何宏《“科学主义”我选择回避》。如何宏在文中所说“同样的字句却往往拥有不同的含义，甚至可能相差甚远”，两个人说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并不等同。何祚庥提倡的科学主义是指“重视科学、发扬科学精神”，而何宏所要回避的科学主义却指的是“科学差不多成了顶替神学的新的信仰”。据说国内也有人称我为“科学主义者”，我就也凑个热闹谈点对科学主义的看法。

　　科学主义和科学一样，都是舶来品。何宏断言它绝对属于“后现代”词汇，是不确的。事实上，这个词的英文（scientism）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一词，从此就叫了开去。我查阅了手头的三部美国英语大词典：《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美国传统词典》和《蓝灯屋英语大词典》，发现它们对科学主义的定义都基本相同，与狄尔泰的原意相似，如韦氏词典的定义是“认为科学方法能够也应该应用于所有研究领域的原则”（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这种主张，虽然绝对，却不无可取之处，更不可怕。毕竟，科学方法是人类已知的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当然值得推广。即使不能应用于所有的研究领域，试一试也无妨。学术研究嘛，试失败了不至于谋财害命，试成功了却可能开辟出一块新天地。传统上被认为与科学无缘的一些领域，比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乃至宗教学，现在不也在广泛地使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吗？

　　明里暗里认同这种主张的科学家想必不少，但敢于自称科学主义者的却非常罕见。因为正如韦氏词典所注，“科学主义”一语经常被当作贬称来用。批评者拿它当攻击的棍子，指责对手主张只有科学观点才是唯一有意义的观点。这样的主张本身就构成了悖论：它显然不是科学观点，所以要么不成立，要么没有意义。我不知道真有谁这么主张，明显属于批评者的丑化。但是，反对“科学主义”的批评者涉及的领域，往往并不在科学之外，却正好在公认的科学之内，只不过批评者一厢情愿想把这些领域从科学中分割出去而已。根据我阅读文献后得来的印象，在美国攻击“科学主义”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原教旨基督徒，坚信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都由上帝创造，因此把进化论骂做科学主义，把进化论者骂做科学主义者，比如已故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就被就被神创论者称为“科学主义的先知”。另一种人，则是宣扬特异现象的伪科学者，在别人向其要科学证据时，就以“反对科学主义”为遁词。

　　至于国内某些人动辄说人是科学主义，则可能还属于第三种情形，即对科学了解甚少甚至极度无知，由无知而产生恐惧，因此一见有人普及科学，就给扣顶科学主义的帽子。就以何宏在文中列举这类批评为例：

　　“而另有不少人在感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科学的负面影响，他们忧虑地看到科技的发展使得自然资源快速耗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类可能正在加速自身的灭亡，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而人类的道德水平却未见增长。一方面核武库、生化武器的危胁着人类的生存，另一方面，对自然界大规模、深层次改造活动，完全可能无意间带给人类致命报复。”

　　这些实际上是技术的负面影响，而不属于科学。科学是认识自然的工具，却不是控制、改造自然的工具，后者是技术的范畴，责任也应该由技术自己承担。除非要为知识的探讨设置禁区，甚至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否则科学何罪之有？何况要认识、防止、消除技术的负面影响，仍然离不开科学知识。

　　“许多批判者认为，科学的确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最有效工具，但究竟不是社会人生的终极目的；科学自有自己的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在社会人生的很多方面，例如情感、艺术、道德、人生意义等等，都是科学触及不到，无从发挥作用的。”

　　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这是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如果有人要把科学当成人生的终极目的，又有何不可？毕竟，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却也很难为它预设禁区。这些批判者认定的“科学触及不到，无从发挥作用”的领域，恰恰正在被科学触及、研究，甚至已有了相当透彻的理解，比如，认知科学研究情感的物质基础，社会生物学研究道德的起源，等等。

　　“他们指责不加怀疑地信仰科学、夸大科学的作用，反而带来很大的危害，容易造成‘伪科学’的泛滥。”

　　这是相当奇怪的指责，就好比社会上出现了伪冒产品，不去打假，却反过来指责正宗名牌把产品做得太好，导致消费者相信名牌，刺激了伪冒一样荒唐。

　　何宏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向公众正确介绍怀疑、怀疑、再怀疑，批判、批判、再批判的科学精神”。其实，怀疑、批判只是科学精神的一面。忽视了科学精神中实证的另一面，片面地强调怀疑、批判，恰恰是“伪科学”所乐见的。伪科学的宣传者不就正是个个以哥白尼、伽利略自居，毫无证据地怀疑、批判主流科学吗？伪科学的相信者不就是被他们的怀疑、批判精神所迷惑吗？我们应该向公众介绍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让公众了解科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科学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从而具有既怀疑又实证的明辨是非的批评性思维的能力。

　　如果坚持进化论、批判伪科学、普及科学就成了科学主义者，当这样的科学主义者又有何妨？

　　2000.6.30.

   有些人盲目相信奇异的“神秘现象”，对人类自己创造的奇迹却不相信，因为他们对人类没有信心。还有些人，热衷于研究、宣传伪科学，不被科技界认同，满肚子怀才不遇的委屈，因此也要借攻击一些真正的科技成果，获得心理平衡。这样的人在世界各国都有。“阿波罗登月”是20世纪人类最为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也是美国人民的骄傲，然而从70年代以来，就一直有美国人怀疑那只是美国政府一手导演的一个骗局。据他们说，由于当时美国在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落后，因此炮制出这个骗局出来重振国威。在1978年有人拍了一部电影《摩羯宫1号》，“重现”美国太空总署是如何在摄影棚里伪造登月照片、电影的。还有不少自以为是的“专家”研究、揭露这个骗局，写了许多文章，并有专著出版。互联网上有新闻组专门讨论此事。据盖洛普公司在1999年的调查，有6％的美国人怀疑“阿波罗登月”是否真正发生过。福克斯电视台则声称，这个数目高达20％。做为美国四大商业电视台中的老小，福克斯一向以宣扬怪力乱神招徕观众，其招牌节目是《X档案》，以揭露美国政府如何隐瞒对神秘现象的调查为主题。今年（2001年）2月15日，福克斯电视台播放了一个一小时的节目《阴谋论：我们登上月球了吗？》，采访了一些“专家”，出示种种“证据”，“揭露”美国太空总署在六、七十年代内华达州的沙漠中伪造阿波罗登月。大概收视率不错，福克斯在3月21日又把节目重播了一遍。这种“阴谋论”历来不上大雅之堂，只供茶余饭后的谈资，美国太空总署不予理睬，于是阴谋论者有了个口实：太空总署是不是作贼心虚，假装对揭露材料视而不见？这下有福克斯电视台撑腰，上了美国所谓主流媒体，阴谋论总算掀起轩然大波，美国太空总署不得不出来发表声明加以驳斥。

   
在华人世界，这个阴谋论的出现时间很晚，但是在中国上主流媒体却反而领先于美国。1997年，有一家由华人主办的设于比利时的伪科学研究机构“太极科学院”，在中文互联网上宣布要招收根据《易经》研究“三值计算机”、“太极原子模型”、“太阳系十三颗大行星”的博士生。面对嘲笑，该院院长举阿波罗登月为自己壮胆：

“明朝有个叫石虎的人把自己绑在一个特制的土火箭上，想登上月球去。结果升空后火箭爆炸，粉身碎骨。人们以此证明月球永不可登。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０日美国阿波罗１１号月球登月成功，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月球不是不可登的。”

   
从前被认为不可能的事，后来证明了可能，这种事例在科学史上自然是数不胜数，但是再多的例子也证明不了今天被认为不可能的事以后就一定会成为可能。而且这个例子也举错了：从来就没人以石虎为例证明月球永不可登，凡尔纳不还写了本《月球旅行》吗？石虎也不是想登月，而是要升天。无论如何，太极科学院这时候还是相信阿波罗登月实有其事并以之为证的。不料时隔不久，太极科学院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根据外国“专家”的研究，突然宣扬起阿波罗登月是骗局来了，由此引发了华人世界对这一阴谋论的第一次辩论。在中文网络上为骗局说法提供“证据”的，主要是一位当时在宾州州立大学攻读物理博士的留学生，笔名“哈姆雷特”（我跟他见过两次面）。太极科学院将这些辩论张贴收集起来，根据自己的胃口巧加取舍，出了份专辑，给人的印象是阴谋论者大获全胜，哈姆雷特成了打假英雄。这出闹剧逐渐闹到了国内。去年（2000年）7月中旬，一位连研究机构的名称都没列出来的“俄国研究人员”在墨西哥一份小报上登了篇文章，就使得《人民日报（网络版）》、《文摘报》、《工人日报》、《北京晨报》等国内各报刊当成了重大新闻纷纷报道“俄专家潜心研究得出惊人结论——美30年前登月疑为大骗局”。8月25日，《光明日报》也来凑这个热闹，发表韩宁、刘庆云《“阿波罗登月”是骗局吗》，综述“骗局论”的种种“证据”，表面上只是在提出疑问，而其支持“骗局论”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那些支持者都被冠以“著名”的头衔，哈姆雷特不仅从物理系学生成了“物理学教授”，而且还是“著名物理学教授”。

   
骗局论者认为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照片、电影露了马脚，而且不止一处，另外还根据一些物理、天文学常识认为登月绝不可能。这些都是自作聪明的质疑，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往往是忽视了月球上的特殊情况，以地球上的情形做比拟。在互联网上有不少网站反驳了这些质疑，有的还受到美国太空总署的推荐，颇为权威。我现在根据这些网站的介绍，简略解释几条常见的质疑。

   
“阿波罗宇航员在月球表面上照的照片，背景都没有星星。月球没有大气遮掩，天空又是乌黑的，星星跑哪去了呢？”星星还在那里，只不过因为光线太微弱，没能在照片上留影罢了。正是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阳光不能散射，因此即使在白天，除了太阳周围，天空也是黑色的，星星能被看见。但是登月时间都是早晨，地平线被太阳照得很明亮，白色的宇航服反光也相当强烈，在对着宇航员拍照时，是对着白色的物体在白色背景下拍照，曝光时间很短，因此不可能把天空中的星星也照下来。

   
“图像上物品留下影子的朝向是多方向的，而太阳光照射物品所形成的阴影应是一个方向的。”阴谋论者想以此说明这是由于有多个光源（例如舞台的灯光）造成的。实际上，这是由于透视造成的。我们将三维物体照到二维平面上，从侧面看会有所变形。在早晨，太阳位置很低，物体的影子很长，不同距离的物体留下的影子如果从空中看是平行的，但是从侧面拍照的结果就会显得不平行，即使在地球上也是如此。

（由于透视的缘故，地球上拍摄的照片（下）也和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上）一样，远近物体的影子的朝向不同）

 

   
“摄影记录中那面插在月球上的星条旗在迎风飘扬，而月球上没有空气，根本不可能有风把旗子吹得飘起来。”旗帜的上方贯穿着一根横杆，以便能把旗帜展开，第一次登月（阿波罗11号）时，宇航员没能把这根横杆拉得跟旗杆垂直，旗帜没能完全展开，看上就象在飘扬一样。以后的登月，都故意不把横杆拉直，正是为了造成飘扬的错觉！

   
“但是有录象镜头显示星条旗的确在风中飘动！”所有这些镜头显示的都是宇航员在插旗帜，在这种情况下，无须有风，在宇航员的晃动下旗帜也会飘动。

   
“在月球不同的地方照的照片背景看上去却相同。”在地球上，在不同地方看的远景，由于空气的存在，其清晰度可能不一样，因此容易分辨。但是在月球上没有空气，远景总是一样清晰的，因此在不同地方拍到的大背景也就是一样的。

   
“时隔两天在不同地点拍的两段录象，不仅背景，连布置看上去也一模一样。”实际上，那是时隔几分钟在同一地点拍摄的。

   
“摄影机挂在宇航员的胸前无法取景，怎么能照出这么完美的照片？”原因很简单，宇航员经过了艰苦的拍摄练习，掌握了不取景拍摄的技巧，而且公布的照片是从无数照片中挑选出来的。

   
“地球上空有一条地球磁场吸引太阳风形成的强烈辐射带（称为冯·艾伦带），任何人通过它都会因受到强烈辐射而死亡，登月宇航员为何不仅能活着回来，而且没有受过强烈辐射的迹象？”冯·艾伦带位于地球上空1000公里到20000公里，为了减少辐射量，飞船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它，宇航员位于该辐射带的时间只有1小时左右，所受的辐射量为2雷姆，大约等于拍100张X光透视所得到的辐射量，为国家标准最高允许辐射量的40％。辐射量要达到100雷姆以上才能使人在受辐射几小时后感到恶心，达到300雷姆以上才是致命的。

   
这些回答，有的相当简单，有的则要用到较专业的知识，一般人难以理解。我们真的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驳斥“阴谋论”吗？

   
当三年前我在网上和哈姆雷特辩论阿波罗登月是否骗局时，还没有这些做具体驳斥的专业网站，就具体的专业知识而言，无疑对我不利，因为涉及的物理问题，哈姆雷特做为物理系学生，显然要比我更“懂”。因此我当时对他提出的具体问题，大多避而不答。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驳斥的力度，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辩论某个具体的物理问题，而是在辩论某个事件是否发生过。即使我们对物理问题所知不多，即使我们无法一一回答那些具体质疑，也不妨碍我们根据常识驳斥骗局论的荒谬：一、一个几万人参与的“大骗局”，怎么可能30年来个个守口如瓶？二、如果登月是个骗局，美国太空总署何不见好就收，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登六次，就不怕把同一骗术表演多了会被揭穿？三、据这些阴谋论者的揭露，“破绽”是如此明显，不需要用到高深的知识就可以明白，美国太空总署集中了几万精英的作假手段竟然如此拙劣？难道这些人都是中学没毕业？都如此粗心大意？四、阿波罗登月时在月球上安放了各种仪器，包括激光反射镜。这些仪器不仅美国科学家，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在利用。比如，几年前美国、德国、法国等地的实验室就曾经合作，利用阿波罗登月时放在月球上的激光反射镜，把地、月距离的测量精确到英寸。如果登月是骗局，这些仪器又是怎么放上去的？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参与了骗局不成？相信、传播这种谣言，不仅是因为对科学界的极端不信任，而且是因为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

   
阿波罗登月还有确凿的物证，就是从月球上带回来的三百多公斤月球岩石。月球岩石是非常独特的，在许多方面和地球岩石不同。

   
在月球岩石的晶体结构中，几乎都不含有水分，而象地球上常见的矿物质（比如粘土），在月球岩石中也完全找不到。

   
火山爆发和陨石撞击能形成天然的玻璃珠，在地球上，由于水的存在，这类玻璃珠会在数百万年间被分解掉，但是在月球上，却可以保留几十亿年。在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岩石中也发现了这类古老的玻璃珠。

（月球岩石中发现的玻璃珠）

 

   
美国一些博物馆都公开展览月球岩石供参观者任意触摸。参观者即使没有地质知识，也不难觉得这些岩石摸上去和地球岩石不同，因为其表面布满了微小的“陨石坑”，这是宇宙尘埃以每小时几万公里的速度撞击形成的。由于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月球表面饱受无数宇宙尘埃的撞击，而在地球上，这些尘埃都在大气中烧毁了。

   
月球也饱受宇宙射线的撞击，这些高能量射线引发的核反应，使得月球岩石中含有在地球上没有的同位素元素。地球由于受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免受宇宙射线的入侵。

有没有可能在地球上伪造月球岩石呢？比如说，用高能原子核撞击地球岩石而达到与月球岩石一样的特征？不可能。地球上最强大的加速器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其威力无法与宇宙射线相比。

   
总之，阿波罗登月带回来的这些岩石，经过世界几十个国家数千个实验室的鉴定，都证明来自月球。这些国家和实验室显然没有可能都参与美国太空总署的骗局。“阿波罗登月”不仅是美国人民的成就，更是全人类的成就，也就是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所说的“人类的一大步”。鼓吹阴谋论，是对人类尊严和科学家人格的污辱。

2001.4.17.

   拙文《拨开罗斯韦尔事件的迷雾》在《科学世界》登出时，被误加了一张小照片，注解说是“该事件的发生地——著名的51号地区。”其实51号地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和罗斯韦尔事件拉扯不上：罗斯韦尔事件于1947年7月发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而51号地区的军事基地迟至1955年才在内华达州建立。

   
51号地区指的是拉斯维加斯北面大约95英里的一片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土地，面积575平方英里。1950年美国政府在内华达州建立核武器试验地时，这个地区也在其中。在军事地图上，试验地被分区编号，“51号区”这个民间的叫法，据说就是这么来的。1955年，美国军方在这里建立基地测试新型飞机，属于尼尔斯（Nellis）空军靶场的一部分。这里人迹罕至，周围有大城市可安顿工作人员亲眷，是建立军事基地的绝佳处所。因这块地区位于格鲁姆（Groom）湖床边上，官方对它的正式称呼为“格鲁姆湖设施”，但直到1994年以前，美国军方都对外否认存在这个连军事飞机也不准进入其上空的禁区，现在也不愿透露任何有关它的情况。

   
做为美国土地上保密程度最高的一块地盘，自然会产生种种神秘的传说。不过迟至80年代后期，51号地区才被跟外星人挂上钩。在1987年年底，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约翰·里尔（John
Lear）声称外星人与美国政府有联系，双方并达成了交易：美国政府允许外星人绑架地球人，而外星人则在51号地区向美国政府透露先进技术。1988年10月，福克斯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为《UFO掩盖？实况》（UFO
Cover-Up?
Live）的电视片，两位“知情者”也声称美国军方与外星人的合作计划，就是在51号地区进行的。就在这一年，一位名为基因·哈夫（GeneHuff）的房地产经纪人在对里尔在拉斯维加斯的房子进行估价时，从里尔那里听到了外星人的故事，转告给他的朋友罗伯特·拉杂（Robert
Lazar）。半年多以后，1989年5月，拉杂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声称他在1988年年底和1989年年初，曾经在帕普斯（Papoose）湖床一个代号为“S-4地区”的军事设施参与研究外星人飞行器。该地区位于51号区的南部。拉杂说，他曾看到九架飞碟停在建在山洞里的飞机库内，并亲手研究了其中的一架，可以详细描述其推进系统。他自己没有看到过外星人，但是曾经透过窗口瞄过一眼像是外星人的“小人”，并且读过关于外星人在场的内部文件。

（罗伯特·拉杂）

   
既然没有人能够去所谓“S-4地区”调查拉杂所说的是否属实，人们只能通过别的渠道推测拉杂此人是否靠得住。在接受采访时，拉杂介绍自己于1978年从帕细非加（Pacifica）大学获得物理学和电子技术学士学位，198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电子或电机技术硕士学位。没有人听说过帕细非加大学，现存的大学记录也找不到这所大学，如果它曾经存在过的话，也是一所早已停办的野鸡学校。更不妙的是，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拉杂曾经获得过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位，倒是有多项旁证说明他从来没有在这两所著名大学上过学：在1982年，他在加州一家公司工作，并没有去麻省上学。在1985年，他在新墨西哥州的拉斯阿拉莫斯开店，并不在加州上学。他的野鸡学校的本科背景（如果是真的话）也几乎不可能被这两所一流大学录取。在被问到他是否记得这两个学校的教授名字时，他各报了一人，但都是查无此人。可以肯定，他的教育背景是伪造的。他声称美国政府销毁了他的全部记录，想让他消失。但是，除了教育记录，他的其他记录却都保存完好。他声称自己曾经在著名的拉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担任高级科学家，但所有的人证、物证都表明，他其实只是个合同技工。他说自己到“S-4地区”工作时，需要先从拉斯维加斯坐飞机到51号地区。有飞机每天从拉斯维加斯起飞运送工作人员到51号地区，但是拉杂却不能描述飞机抵达地点和降落时所见到的景象。在那些曾经在51号地区工作过的人看来，他从来没有进入过51号地区。

   
最大的可能是惯于撒谎的拉杂编造了一个故事。但是有很多人乐意于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51号地区”与外星人的故事从此传遍了美国、进而又传遍了全世界。电视连续剧《X文件》和好莱坞大片《独立日》对51号地区的渲染，更使它家喻户晓，使得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成了旅游胜地。内华达州政府为了吸引游客，也推波助澜，于1995年把该地区附近的375号公路命名为“外星人公路”。州政府在为该公路的命名听证时，只叫了两个证人：一个是自称是外星人的内华达州居民“梅林·梅林二世大使”（Ambassador
Merlyn Merlin
II），一个是“小外星人”旅店的主人。后者是一家位于375号公路边上的以接待UFO爱好者闻名的小旅店，开过几次UFO会议，主题是美国政府如何掩盖UFO真相，1993年的那次还请拉杂去主讲。不过，慕名而去的游客会发现这块“梦幻之地”（51号地区的别名）可望而不可即，戒备森严，每隔50码就插着一块不准进入、不准拍照的告示，虽然没有铁丝网围着，但各种各样的装置监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如果游客闯入禁区，将面临着逮捕和600美元的罚款。除非爬到远处的一个山峰上了望，在51号地区边界上，是很难看到基地的情形的。对百无聊赖的游客来说，375号公路边上的一个信箱也成了一景。这个被称为“黑盒子”的信箱属于附近的一位农场主斯蒂夫·麦德林（Steve
Medlin）所有，但被许多游客误以为是51号地区的信箱，常被敲开搜索“机密邮件”，据说还遭到过枪击。麦德林后来把它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弹信箱，信箱颜色也从黑色改成白色。这个白色的“黑盒子”做为荒原上的突出标记物，仍然是UFO迷们在51号地区聚会的一个地点。许多游客在那里呆一个晚上，就声称目击了UFO——当然那里有很多自然现象和军事现象可被当做UFO。不过麦德林本人却从来没有看到过UFO。

（“外星人公路”）

（“小外星人”旅店）

（白色的“黑盒子”）

 

   
对51号地区感兴趣的，当然不只是这些UFO迷。间谍、军事爱好者、记者等等都对这块军事禁区感兴趣。美国科学家联盟在2000年4月在网站上张贴了从商业卫星拍摄的51号地区的高分辨率图片，引起了轰动。但从卫星图片上也看不出51号地区有什么神秘之处，敏感的设施如果有的话，也是藏在地下或山洞里。一般认为，自50年代以来，那里就是美国新一代秘密飞机的研究、测试基地，包括著名的U-2高空侦察机、“黑鸟”高空侦察机和F－117A隐形战斗机。传闻说目前那里正在研究几种新的军事飞机，包括“极光”超高音速侦察机和隐形直升飞机。由于美国政府不愿确认有关该基地的任何消息，外界难以知道其确切情形。不过，那里所隐藏的秘密，恐怕不只是研究秘密飞机或发展新式武器。那里还可能是有毒化学物质的非法焚毁地。前雇员作证说，51号地区不仅是测试隐形飞机的基地，而且那些涂在隐形飞机上躲避雷达探测的涂料一直在空地上被燃烧销毁，这是违背了美国环境法规的。他们说，在80年代的时候，经常有整车整车的有毒物质从加州运到51号地区。工人们将装着有毒物质的油桶从车上卸下来，推进壕沟中，浇上燃料，点火燃烧。他们估计有3000多桶有毒物质被用这种办法销毁。这些物质包括多种致癌物。1994年8月，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环境犯罪律师乔纳山·特利（Jonathan
Turley）代表5名基地的现在或以前的雇员和2名遗孀控告美国环境保护署和美国空军违反了环境法规。这些原告怀疑他们自己或已故配偶在基地焚烧有毒物质时，吸入有毒气体，因而导致身体受伤害或死亡。由于这个官司，美国空军被迫首次承认51号地区的存在。但是美国空军认为，如果审理这个案子，对51号地区进行调查，泄漏了有毒物质的成分，甚至仅仅是透露了基地的名称，都会危及国家安全。美国总统在1995年签署豁免令，使51号地区免受联邦、州、地方法规的管制，以后该豁免令每年都得到延期。地方法庭和上诉法庭都同意美国政府的立场，以“对国家安全有危害”为由不接受这个案件。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在1998年也决定不听取这个案件。

   
51号地区的内幕，到现在仍然是个谜。美国政府甚至不承认那里是个军事“基地”。在给国会的信中，克林顿总统将51号地区称之为“美国空军靠近内华达州格鲁姆湖的行动地点”。但内华达州的众议员吉姆·比尔卜雷（Jim
Bilbray）向记者承认在格鲁姆湖床的确存在一个空军基地：“我曾经去过那里。我知道那里有什么。”“顺便说一句，”他补充说，“那里并没有外星人。”

2001.11.28.

                    
对比：中、美国民科学素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世界科学中心也从西欧转移到了美国。五、六十年来，大部分的科学重大发现和技术重大革新，都是在美国做出的，美国国民也最早享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新成果。那么，美国国民的科学素养又是如何呢？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每两三年都会发表一个报告（最新的为1998年度），报告对美国国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不久前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也公布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这两份报告都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涉及的问题也相似，我们在这里不妨抽出一些问题做个比较。

   
中、美两国国民大部分都对科学持肯定的态度，都有约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认为科学技术利大于弊。但除此之外，两国国民就很难再找到共同点。美国国民的科学素养在许多方面都高于甚至远高于中国国民。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国民表示对了解科学新发现感兴趣，并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自认为对科学新发现非常理解，而仅有近百分之四十的中国国民表示对科学新发现感兴趣，自报非常理解的还不到百分之五。中国国民对科学研究的方式很了解的人只有百分之一，有一些了解的只有约百分之三，而美国国民有约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对科学研究的方式有最起码的了解（即至少知道科学研究要做实验）。值得一提的是，有百分之八十的美国国民赞成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即使这类研究在短时间内没有应用价值。

   
在对科学技术基本知识的掌握方面，中、美两国国民都表现得不平衡。个别的地方中国国民较强，比如两国国民都有百分之七十几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中国国民有百分之六十六知道其时间为一年，而美国知道这个答案的还不到百分之五十。但在总体上，美国国民对科学基本知识的掌握还是胜过中国的，比如，有百分之三十九的美国人知道激光不是由汇聚声波而产生的，而中国人只有近百分之十九；认为宇宙产生于大爆炸的美国人有百分之三十二，而中国人还不到百分之十五。差别最大的一个，是对于辐射并不都是由人为造成的问题，中国公众只有中有8.5％的人能够答对，而美国公众的答对率高达71％，显示了美国公众对核能问题较高的了解、关注程度。其中有一个问题的结果，显然跟中、美不同的宗教背景有关，即“人类是从别的动物进化而来”的问题，有近65％的中国公众同意这个科学观点，但只有15.6％的美国人认为这个观点肯定正确，有33.2％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正确。或者说，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是反进化论者，这当然是由于基督教原教旨教派在美国势力强大的反映。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神创论的中心，至今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直到1999年8月，在堪萨斯州还发生了教育当局下令删去中学生物课本中的进化论内容的怪事。这是美国科学界、教育界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

   
总之，美国国民的科学素养在整体上算是较高的，即使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逊色。通过评分比较，美国国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程度，在发达国家中与丹麦并列第一。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效果之差是出名的，其中、小学生科学课程的成绩在发达国家中也就排在中间。为什么会出现一般国民反而表现突出的情形呢？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要归于美国社会对校外科普工作的重视。

                    
现状：“多媒体”联手的事业

   
美国公众通过许多方式接触、学习到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更使信息传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电视和报纸在目前仍然是美国公众了解科学技术的最主要的来源。

   
在1997年，有68％的美国人报告说他们每天至少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新闻节目。美国人一年平均看一千余小时的电视，其中包括432小时的新闻节目和72小时的科学节目。美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一般为二十几分钟，其中通常有几分钟专门报道科技进展，特别是生物医学、航天技术方面的进展，但这类报道都非常简略。美国的四大电视网络（NBC，ABC，CBS和Fox）虽然对科普的重视程度不同，有的甚至倾向于宣扬伪科学、迷信（以Fox最为明显），但有时也会播一些科学教育片，特别是迪斯尼公司属下的ABC，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较为出色。但是，在美国电视网络进行科学教育的工作，主要还是由公共广播台（PBS）承担的。PBS是美国唯一一家既不收费又不在节目当中插播广告的电视网，创建于1969年，目前在全国各地有三百多家分台，一般位于大学校园或社区团体。这是一家私营的、非牟利性的公司，其目的是进行科学、文化、艺术的教育，科学教育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但也是做得最为出色、最被称道的部分。它拍摄的科教片，有许多都是科教的经典作品。比如著名的“新星”（Nova）系列，目前已拍摄了近五百集，既生动又精确地介绍科学研究的各个前沿领域，被视为科教电视片的典范。有98％的美国家庭都能收看到PBS，每周有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九千多万人次收看PBS。PBS的经费（1998年为四亿多美元）有三分之一来自观众的捐款，其他部分来自版税、商业公司的赞助，只有百分之十来自政府提供的经费。订了有线电视的美国家庭还可以收看到“发现”（Discovery）频道。这是专门的科普频道，但属于商业化的节目，质量也不如PBS的类似节目。在电台网络中，也有一个类似PBS的公共电台，承担了通过无线电台进行科普的主要工作。不过，公共电台的普及率和收听率都远不如公共电视台。

   
在印刷媒体中，报纸对美国生活的影响是最大的。在1997年，有46％的美国人阅读日报。美国人一年平均阅读196份报纸。主流的报纸一般每周都有一个科技新闻版，以采访或综合报道的方式报道重大的科技新成果。相比之下，有约15％的美国人自称定期阅读新闻周刊或科学杂志。美国人一年平均阅读三份新闻杂志和两份科学杂志。主流的新闻杂志一般有科学或医学和计算机或网络的栏目，有时也有一些较有深度的报道，但以新闻简报为主。科学杂志才是进行科学教育的主要渠道。美国著名的、有代表性的科普期刊有：

   
（一）《科学》（Science）周刊。该杂志于1880年在爱迪生的资助下由一名纽约记者创办，几经周折于1894年转卖给美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可能会有人对我把《科学》这份与英国的《自然》周刊齐名的权威学术杂志也列入科普杂志感到奇怪。其实，《科学》和《自然》杂志一样都属于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科学新闻报道、综述、分析、书评等部分，都是权威的科普资料。《科学》杂志也供一般读者阅读，他们基本上也就是阅读科普方面的内容。发行量为十五万多份（1999年上半年的统计，下同），但因为往往是由团体（比如实验室）订阅多人传看，实际读者数在五十万以上。

   
（二）《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月刊。这份由科学美国人公司主办、创刊于1845年的老牌杂志，是美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为权威、质量最高的科普杂志。它的所有科普文章均由那个领域的学术权威撰写，科学家也将被《科学美国人》邀请撰文视为一种荣誉。它面向的是文化程度较高（大学程度以上）的一般读者，发行量近七十万份。

   
（三）《美国科学家》（American
Scientist）双月刊。该杂志于1912年由美国科学研究会（Sigma
Xi，一个以优秀科学家、工程师为会员的荣誉社团）创办，也是一份权威的、高质量的科普杂志，文章也由专家撰写。但是它面向的读者是科学家，所以内容并不通俗，程度较深，有相当的专业难度。发行量只有九万多份。

   
（四）《发现》（Discover）月刊。这是由迪斯尼公司主办的杂志，1980年才创刊，面向的是广大不同文化程度的普通读者，侧重最新的科技成果，大都由专业作家、记者撰写，较为通俗，但深度不够，也不具有权威性。是典型的通俗科普杂志，发行量为一百二十多万份。

   
（五）《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月刊。这是著名的老牌杂志，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在1888年创办。也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达八百六十多万份。以精美的照片闻名，但内容限于地理、地质、考古、生态等方面，以介绍风土人情为主。

   
要深入、广泛地理解一个科学技术问题，阅读科普专著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相比，美国人算不上特别喜欢读书。有70％的美国人声称一年至少去过一次公共图书馆。美国人一年平均去过十一次图书馆，借了十二本书和两盘录像带，但是否利用了图书馆的科普资料是无法确定的。有61％的美国人在一年内至少买了一本书，有31％至少买了一本科学或技术（包括计算机应用读物）方面的书。美国科普图书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世界各国中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兴旺。这些科普著作大部分由专家、学术权威撰写，较为著名的有“科学大师”（Science
Masters）和图文并茂的“科学美国人图书馆”（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等系列，代表着当今科普的最高水平。一些杰出的科学家，比如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斯蒂芬·杰·古尔德，都同时是优秀的、多产的科普作家。特别是古尔德，已出版了近二十本进化论方面的专著、写作了无数的科学随笔，在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共服务奖，被颁奖者誉为“对每一个有文化的人思考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和世界都有深刻的影响”。

   
各种科教场馆，包括博物馆、科技馆、动物园、水族馆等，是进行科学教育的最生动、直接的场所。它们同时也需要有巨量的资金投入，而美国做为发达的经济大国，无疑有这样的条件。美国的大、中城市也都有多处这类场馆，且各具特色，并不雷同。比如笔者所在的加州圣地亚哥市（美国第六大城市）即有圣地亚哥动物园、海洋世界、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博物馆、航空航天博物馆、汽车博物馆、火车模型博物馆、海洋博物馆、科学中心、水族馆等大型的场馆，其动物园和海洋世界更是世界闻名。这些场馆不仅内容丰富、讲解生动，而且往往鼓励观众动手参与，让参观者觉得特别亲切。美国国立的科教场馆都是免费供自由参观的，私营的也大都为非牟利性质，收费低廉。美国公众充分利用了这些场所，据报道每年平均会去参观两次。

   
据统计现在已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联上了互联网，网络已经成为对美国公众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手段，并有超过传统媒介之势。传统媒介也十分注意利用互联网。比如PBS的网站，就是一个对PBS电视节目既起补充作用，又可供独立阅读的大型科普网站。限于篇幅，有关美国科普在互联网上的状况，以后有机会再另文介绍。

                     
启示：他山的“科普之石”

   
在这里我想总结一下特别值得中国的同行借鉴的美国科普的一些经验。

   
第一，主流报刊尊重主流科学。虽然美国各大电视网出于娱乐观众、增加收视率的目的，经常会播放一些怪力乱神的节目，但美国的主流报刊自视为比电视更为严肃的媒体，在报道新闻时比较看重其来源的可靠性，在区分科学与伪科学时也注意听取科学界的主流意见，自觉地与主流科学保持一致。比如，虽然神创论者美国公众中占了多数，神创论在美国政界、娱乐界也颇有市场，但由于受到科学界、教育界的一致反对，美国的主流报刊也基本上对神创论持批评态度。象中国某些大报公然宣传、鼓吹“特异功能”、“史前文明”之类的伪科学、迷信，甚至把美国超市小报为逗人一笑而编造的奇闻也当成了重大科学新闻翻译发表，乃是蔑视主流科学的表现。

   
第二，重视针对成年人的科学教育和普及。在中国公众中，历来有这样的观念，以为科普是针对少年儿童的，科普读物属于少儿读物。其实，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主要还是应该在课堂进行，课外的科普读物毕竟只是一种补充。对已离开课堂的成年人，已无接受正式教育的条件，却能够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和对子女的教育，更有接受科普的必要。人不可能全知全能，不管你是哪一行业的专家、权威，一离开了该行业，也就成了外行。所以人人都有接受科普的必要。我前面介绍的美国科教电视片、期刊、书籍，就都是面向成年人的、甚至是面向有高等文化程度的成年人的“高级”科普。这方面，是中国目前最为欠缺的。

   
第三，科学家亲身参与科普工作。由于在现代社会，公众对科学的了解程度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到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界的利益，所以美国的科学家，都很热心对公众进行科普，让公众了解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虽然美国也有一批专业的科普作家和记者，但是最好的科普文章、论著，都是由科学家业余创作的。中国有些优秀的科学家，比如生物学家方宗熙、数学家陈景润，都写过很优秀的科普作品，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科学家似乎都对科普工作不热心，视为浪费时间、不务正业。比如说，我五、六年来就一直在海外华人中普及进化论、批判神创论，我的美国导师对此就非常理解和支持，还送了有关的英文著作供我参考，倒是饱受了海外华人同行们的冷嘲热讽。目前国内不再把科普著作视为小儿科，开始重视请专家、权威写科普著作。虽然刚出的“院士科普”丛书被批评为可读性不高，但毕竟这是第一步。只要不是一阵风，能够长期注意挖掘、培养，专业和文笔俱佳的通才是会涌现出来的。此外，即使不能或不愿写书，也不妨写写科普方面的书评。这类书评由专家撰写，才具有权威性。这在美国，也是非常发达的。

   
第四，社会重视、尊重科普工作。美国优秀的科普作家，如已去世的阿西莫夫、卡尔·萨根，还健在的古尔德、威尔逊，都是公众敬重的公共人物。他们对公众的影响，远甚于对本专业的影响。为了对科普工作表示敬意，美国许多机构、团体都设立了相关奖项。象美国的“科协”－－美国科学促进会，每年都要颁发两个科普奖，一个奖给为科普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工程师，一个奖给报道科学技术新闻的优秀记者。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1998年也开始颁发公共服务奖，每年奖励从事科普成就巨大的个人和组织各一个。中国在这方面则还没有听说有类似的奖励。有的中国学者建议说应该把科普著作也算成学术成果以促进科普工作。用意是好的，但是科普就是科普，还是不要跟学术混淆。科普工作应该有自己的奖励办法。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出版界已开始大量翻译美国的科普著作，这自然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但是也要当心，不要让那些神创论、伪科学的著作混进去。《审判达尔文》、《达尔文的黑匣子》、《被禁止的考古学》、《上帝的指纹》之类的充满谣言、谎言的垃圾印出来当反面教材也无妨，但如果打着“最新科研成果”的招牌推销，则纯粹是误人子弟，对科普工作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

1999.12.8.

   从30岁开始，达尔文就备受疾病的折磨，全身都出现症状，经常出现胃疼、恶心、呕吐、心悸、皮肤炎症、口腔溃疡、失眠、头痛等，每天通常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用他的儿子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过上一天普通人的健康生活”。这个疾病折磨了他40年，在晚年时才有所好转。

   
有20个医生给达尔文看过病，包括也是名医的他的父亲以及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医生，但是都没有诊断出病因，也没有提供有效的治疗办法。这个伟人究竟得的是什么奇怪的病，成了医学史上的一大悬案，后人众说纷纭。一些英国著名医学家都想在这位已故多年的最为著名的英国人身上一试身手。专门研究达尔文病因的学术论文、专著我读过的就不下十篇（部），实际数量当然远多于此。

   
因为当时的医生没有能发现达尔文的身体有器质性疾病，所以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心理疾病。达尔文在信中曾经提到，他的许多朋友怀疑他得的是疑病症——其实没病。在达尔文死后，随着弗洛伊德学说的流行，有心理医生就尝试着给达尔文做精神分析，认为达尔文的病是因为“俄狄浦斯情结”导致的焦虑神经症引起的，在潜意识里压抑了对专横的父亲不满。在弗洛伊德学说失势之后，心理学家又找到别的解释，例如达尔文之所以得病是因为担心进化论会引起太大的社会争议，精神压力过大。有一个学者专门针对达尔文的心理疾病写了一本书，还有一部达尔文的传记是在这个框架里展开的。

   
在这些心理学家眼中，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的心理素质竟然如此脆弱？这让一些敬仰达尔文的人感到是一种污辱。他们力图为达尔文的病找到生理原因。各种假说被提了出来。一个说法是药物慢性中毒。当时的西药和现在的中药一样很多也含有砷、汞等重金属，达尔文吃过这类药，其症状也与砷中毒有类似之处。不过，砷中毒一旦发作，如果没有进行排毒，病情就会越来越重，而达尔文的病情却时好时坏，从这一点看，又不像是砷中毒。

   
另一种更流行的说法是达尔文乘贝格尔号环球航行时在南美感染上寄生虫锥体虫引起的。达尔文曾经记载他在南美被一种虫子咬过，而这种虫子现在已知是锥体虫的宿主。达尔文也记载他在贝格尔号船上曾经多日发烧，似乎表明是寄生虫感染。他的发病进程、出现的一些症状也与慢性锥体虫病类似。不过，从记载看，达尔文在开始贝格尔之航时，就已出现过一些症状，说明他的病未必都与锥体虫有关，即使他真的感染锥体虫。

   
最新的研究表明达尔文得的其实是一种当时不知道的疾病——全身性乳糖不耐症。哺乳动物的乳汁中都含有乳糖，小孩喝了奶以后，乳糖在小肠中被乳糖酶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然后被吸收。断奶以后，人体就渐渐丧失了乳糖酶，这时候如果再吃含有乳糖的食品，大约两、三个小时后就可能出现过敏。

   
人体失去乳糖酶的程度和速度与人群有关。大部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断奶三、四年后都失去了80～90％的乳糖酶，因此乳糖不耐症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中最常见，但是由于他们的饮食中很少含有乳糖，所以不容易表现出来。其他地区的亚洲人和犹太人则还能保留20～30％的乳糖酶，而北欧人、阿拉伯游牧民族和非洲一些养牛部落，则大部分人都一直保留有比较高的乳糖酶，不会出现乳糖不耐症。只有大约10％的北欧人由于遗传等因素会患乳糖不耐症，有的要在断奶十几、二十年后才出现严重症状。

   
达尔文很可能正是属于这少数欧洲人。英国卡的夫大学医学院的两位研究者仔细研究了达尔文的病情记录，发现其症状与全身性乳糖过敏一一吻合。达尔文通常是在饭后两个小时开始发病，发病时间也与乳糖过敏相符。他们还发现，在达尔文的日常饮食中都含有牛奶、奶油等富含乳糖的食品，而达尔文病情好转的时期则恰好是他碰巧没有吃这些食品。另外，达尔文的亲属中也有几个人有类似的病情，这也与乳糖不耐症通常是遗传的这一点相符。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基因鉴定来确诊乳糖不耐症了，这只需要有一点组织样本（例如头发）就可以做到。是否有必要为了确认达尔文的确是乳糖不耐症患者，而打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的达尔文坟墓呢？

   
疾病使达尔文大多数时间只能呆在家中过隐居的生活，这让他可以专心地思考、实验、著述，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为生物学做出了多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也因为体弱多病，他主要靠通信与外界联系，留下了大约一万五千封通信，成为后人研究达尔文思想、生平的宝贵资料。达尔文给后人留下的文字材料之多，研究他的思想、生平的著作之多，在大科学家当中罕有其匹。他个人的不幸，却是后人的幸运。

2006.10.30.

（《中国青年报》2006.11.1）

(XYS200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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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遗传学的创建者弗兰西斯·克里克在评论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盲目钟表匠》（Blind
Watchmaker）一书时说：“为了拯救你的灵魂，我要催促你去读道金斯的书。”的确，任何对进化论有疑问的，或是想知道生物学家为何深信自然选择能够创造最精致的生物结构的人，都应该去读道金斯的这本书或其续作《攀登不可几山》（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而任何对科学心存疑惧的，认为科学枯燥无味的，或指责科学破坏了美和幻想的人，都应该去读一读道金斯的新作《拆散彩虹：科学、妄想和对奇观的嗜好》（Unweaving
the Rainbow: Science, Delusion and the Appetite for
Wonder）。这是道金斯由研究动物学改行专职从事科普工作，担任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教授以来的第一本著作。与他以前的著作不同，这并不是一本专门普及进化生物学的著作，而是涉及了科学的一般性问题和多个学科。

   
如鲁迅所讽刺的：“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不止是鲁迅笔下的中国传统文人觉得科学可恶，西方的许多文人骚客也觉得科学可恶。英国诗人济慈就曾指责牛顿用三棱镜分解阳光是“拆散了彩虹”，破坏了美。对这类指责，赫胥黎曾反驳说：“我就不能理解，任何一个具有人类知识的人怎么能够想象科学的成长会以各种方式威胁艺术的发展。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那么科学和艺术就是自然这块奖章的正面和反面，它的一面以感情来表达事物永恒的秩序，另一方面，则以思想表达事物的永恒秩序。”而道金斯在《拆散彩虹》一书中所要说明的，却是科学和诗（艺术）都是自然这块奖章不可分离的同一面。牛顿分解阳光，一方面使我们开始了解光的性质，最终导致了量子力学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一窥微观世界的奇妙；另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分析恒星的光谱研究其性质，催生了现代天文学和宇宙学。还有什么是比量子世界更为神奇、比宇宙大爆炸更为壮丽的诗篇吗？好梦虽被搅坏，美丽和奇妙却并没有因此丧失，因为现实往往比梦更美丽、更奇妙，一个谜团的解决，可能导致更大的、更神秘的谜团。

   
但是科学的神奇与妄想的神奇不同，它是能被“拆散”、分析、求证和解决的。伪科学、宗教、迷信虽然也利用了人类的好奇心，却是一种经不起分析的虚妄的、表面的“美”。道金斯在书中对基督教“神迹”、占星术、“特异功能”等神秘现象进行了分析、驳斥，同时也批评了在科学普及时为了吸引读者给科学披上了神奇假象、掩盖了真相的做法，后者他称之为“坏诗科学”。在他看来，科学是诗，但诗有好有坏，所以有好诗科学，也有坏诗科学。我觉得在非科学界颇为流行的“盖娅假说”就可以算做是坏诗科学的典型，但是道金斯只对“盖娅假说”略做批评，却花了十几页的篇幅攻击另一位著名进化论科普作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古尔德对进化论的某些说法，特别是关于“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的说法，的确是相当混乱的，也在公众中、甚至在生物学家中造成了混乱。但是古尔德毕竟是我们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他对神创论的攻击是相当有力的，他对进化现象的介绍也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有一些美国生物学家正是在中学时读了古尔德的科普著作而决意从事进化论研究的。从学术上批评古尔德的说法是一回事（坦率地说，我也并不特别推荐古尔德的科普作品），而从根本上质疑古尔德做为进化论科普作家的信誉则是另一回事。我怀疑道金斯对古尔德的攻击是为了回应古尔德的攻击的意气用事，无论如何，这是这本书的败笔。

   
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则是最后道金斯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生物学，从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说明人类为什么嗜好奇观。他将人脑比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根据感官（特别是眼睛）所获得的信息重新构建一个“虚拟世界”。道金斯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这一点，其中包括几个读者自己可以试验的。我最欣赏的一个是：在原地快速旋转，然后突然停下来，这时你会觉得天旋地转，周围景象以跟原旋转相反的方向转动。原来，在你旋转时，为了尽量稳定看到的景象，大脑在处理信息时将景象以反方向移动做补偿。一旦突然停下来，内耳中的半规管（感觉旋转的器官）的淋巴液由于惯性的作用继续振荡，使得大脑误以为你还在旋转而继续将景象做反方向旋转处理。

   
正因为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原来的世界，而是经过大脑加工的虚拟世界，所以我们很容易产生幻觉，被假象所迷惑。科学的一个任务就是澄清假象。但是，科学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更实在的、更美妙的想象能力。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能将整个宇宙模型纳入我们大脑中的虚拟世界：

   
“不是一个迷信的、小心眼的、狭隘的模型，充斥着精灵和妖怪，占星术和魔术，在彩虹终处闪耀着假金块。而是一个宏大的、使现实得以调节、更新、调和的模型；一个群星闪烁和距离浩瀚的模型，在那里爱因斯坦高贵的时空曲线盖过了与耶和华誓约的屈膝卑躬的曲线，并揭穿其本来面目；一个充满威力的模型，结合了过去，指引我们的现在，并有能力远远率先提供多种未来的详尽建造允许我们做出选择。”

   
“一个济慈和一个牛顿，如果互相倾听，也许能听到星系在歌唱。”不，不是也许，而是肯定能听到星系在歌唱。

 

2000.8.16.

    
UFO学乃是太空时代的神话。我们现在以外星人取代了天使。它是创造性想象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诗意的和存在主义的功能。它寻求给人在宇宙中更深刻的根基和走向。它是我们对神秘的渴求的表现……我们对超验意义的期望。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已被转化成了太空航行者，在梦中将我们转运到其他领域。

                 
——保罗·克兹（Paul Kurtz）

   
这个现代神话开始于1947年6月24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名32岁的美国商人肯尼斯·阿诺德（Kenneth
Arnold）架着一架单引擎的私人飞机在华盛顿州的卡斯卡德（Cascade）山上飞翔。在3点钟左右，他看到前方大约20英里处，有一串9个总跨度为
45到50英尺的闪光的物体以极快的速度在山颠上滑翔。他估计它们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1656英里，大约是当时最快的喷气式飞机的三倍。大约4点钟，阿诺德在亚奇玛（Yakima）降落，向几名飞行员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奇怪景象。稍后，他起飞前往俄勒冈州的盘得敦（Pendleton），降落的时候，发现已有一群记者在等待他，要他描述他所看到的神秘飞行物。他一开始不知用什么来形容比较好，先是认为它们看上去像是在波涛上穿行的快艇，或像在风中飘扬的中国式风筝的尾巴，最后他说：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碟子在水面上飞掠而过。一位记者在报道时便将它们称之为“飞碟”，从此飞碟成了不明飞行物(UFO)的同义词，尽管并非所有的不明飞行物都被描述成碟状。

   
阿诺德做为一名相当成功的消防器材推销员和有经验的飞行员，看上去不像是在有意说谎或想出风头。批评者认为他或者是出现了幻觉，或者是的确看到了某种现象但描述有误。当时有一位科学家指出，人眼不可能分辨20英里外的跨度为45到50英尺的物体。阿诺德一定估计错了距离，他所看到的物体要比他估计的近得多。它们很可能是一队军事飞机以亚音速在飞翔，在近距离观察时速度显得出奇的快。美国空军不愿说明当时是否有飞机在那个区域执行任务，他们认为阿诺德看到的不过是海市蜃楼似的光学假像，是由于在气流的作用下，山尖看上去就像是在浮动。

   
不管阿诺德究竟看到了什么，飞碟时代从此开始。在随后的几天内，在美国各地纷纷有人报告在空中发现了类似的飞行物，许多成了焦点新闻。这个趋势有增无减，光是当年独立节的那一周，一天之内关于看到UFO的报告就多达百起。平民百姓们猜测UFO可能是美国军方在秘密测试的军事飞行器，而美国军方却担心UFO
可能是外国（特别是苏联）的新型军事飞行器。在1947年到1952年间，美国空军对UFO报告进行了秘密调查，得出结论说UFO对美国国防并不构成威胁，因此无需加以重视。

   
与此同时，UFO的业余研究者也开始出现。到1950年，已有关于UFO的通俗读物上市。在1949年下半年，当时很流行的一份男性通俗杂志《真实》（True）约请一位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少校唐纳德·基侯（Donald
E.
Keyhoe）写一篇关于飞碟的研究文章。1950年1月，《真实》发表了这篇题为《飞碟是真的》的文章，引起轰动。在文章中，基侯声称飞碟是来自太空的飞行器，但是他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而是根据一个奇怪的逻辑：因为他所接触到的美国空军的高层人士都不愿谈论UFO。他争辩说，美国军方避而不谈UFO，一定是因为想要掩盖某种极为重要的事情，而还有什么是比UFO是真的，而且来自外星人更重要的？美国军方想要掩盖真相，是因为担心公众一旦知道飞碟是外星人的飞行器，会引起恐慌。一旦基侯抱定了阴谋论的立场，那么美国军方对UFO的任何解释或否认，就都被当成了军方试图掩盖真相、飞碟是真的新证据。这篇文章，标志着UFO业余研究者与美国政府为敌的开端。

   
就在美国空军确信UFO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时候，UFO的报告却突然激增。在1952年，六个月内，全美各地报纸上关于发现UFO的报道竟多达
16000条。人们纷纷向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询问UFO的情况，情报部门的正常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美国军方有了新的担心，怀疑可能是敌对国家在捣鬼，有意大量炮制UFO的报告，以破坏美国军方情报工作，乘机偷袭。1953年1月，中央情报局请了5名著名科学家到华盛顿商讨对策。这5名科学家在研究了
UFO的报告后，认为UFO本身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危险，但是美国社会对这些现象的报告持续不断的重视，却可能成为一种威胁。他们建议军方对UFO的研究（从1952年起叫做蓝皮书计划）重点，不应该是收集和分析有关报告，而是用于消除公众对UFO的疑虑，对公众进行教育。

（美国军方发布蓝皮书计划结果）

   
但是美国军方并不觉得有对公众进行教育的必要。他们决定低调处理此事，对蓝皮书计划不再重视，原有的10名工作人员被削减为3名，只包括1名军官、1名士兵和1名秘书负责接收、处理全国各地有关UFO的报告。进入60年代后，随着美国航天技术突飞猛进，宇航员多次飞上太空，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美国公众对太空的兴趣日益浓厚，许多人认为有必要认真对待UFO是外星人飞行器这种假设。而美国空军对此的漠视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1966年3
月，在密歇根州发生了所谓“沼泽气事件”，有一百多人，包括一些警察，报告在大学城安阿伯（Ann
Arbor）附近的一个沼泽地的上空看到了UFO，这一现象持续了3月20日和21日两个晚上。特别是在3月21日晚上，希尔斯戴尔（Hillsdale）学院的87名女学生都报告通过她们宿舍的窗口，看到了在沼泽地的上空有一个闪亮的球体持续飞行了大约4个小时。目击者中还包括学院院长。这一消息成了全国新闻。蓝书计划的一名科学顾问根据密歇根大学科学家的意见，将这个现象解释为沼泽气体自燃所引起的。这个解释让许多密歇根人觉得受了侮辱。一名来自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乘机要求国会对UFO进行全面的调查。4月5日，众议院军事服务委员会对UFO举行了听证会，召集空军部长、蓝皮书计划的主任以及蓝书计划的科学顾问作证。空军部长作证说，自从1947年以来，空军聘请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顾问，对10147起UFO报告做了调查，其中9501起被确认为人类飞行器和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剩下的646起，由于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做出充分的判断。他的结论是：“在过去的18年对UFO的调查，还未发现对我们国家安全有任何威胁，没有证据表明不明物体代表着现有科学知识所无法理解的新事物或原理，也没有发现地外航行器的证据。”

   
空军部长的作证根据的是那一年的2月份，美国空军的一个委员会对蓝书计划所做的审查结果。这次审查确信绝大部分UFO都有合理的解释，少部分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解释的，也不会对国家安全有威胁。但是这个审查是从军事角度进行的，并不排除对某些UFO现象做更仔细的研究，可能具有科学价值。因此，该委员会建议从大学聘请一批自然科学家和心理医生选择某些UFO报告做更仔细的调查。在国会听证会后不久，美国空军宣布他们将资助某个大学独立地研究UFO现象，看是否能发现其中有任何科学价值，能增加新的科学知识。美国空军保证研究人员可以完全自由地使用蓝皮书计划的资料和提供帮助。但是美国的名牌大学，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拒绝接受这个研究项目。这一年的10月，科罗拉多大学宣布接受这个项目，主持人为物理学家爱德华·堪顿（Edward
U.
Condon）。1969年，科罗拉多大学出版了《不明飞行物的科学研究的最后报告》，一般称为“堪顿报告”。

（爱德华·堪顿）

   
堪顿报告由36名多个领域的专家参与写作，长达1465页，从视觉生理学、光学、天文学、气象学、心理学、工程学等角度对UFO目击描述、照片和雷达记录做了充分的分析，并实地调查、采访目击者。例如，从视觉生理的角度，它指出，人的视觉并非总是可靠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很容易不知不觉地产生错觉，最常见的问题是对物体的距离和大小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近处的小物体可能被当成远处的大物体。另一类视觉问题是眼睛对光线的适应性，例如，如果人们在黑暗中盯着明亮的光源看，在光源熄灭后，由于视网膜未能及时适应光线变化，观察者还会继续看到光源的余像，虽然较不明亮和模糊，但会持续一段时间再逐渐消失。在观察者移动眼睛时，余像也会跟着移动，这时观察者就会误以为有一个物体在前方以极快的速度移动。余像的问题无疑导致有些人误以为见到了UFO。自动运动是视觉的另一个问题。如果人们盯着一个没有参照物的明亮光源，例如一颗孤独的明星，它即使是静止的，也会让人觉得是在移动。这也导致了某些UFO报告。照片虽然不会产生类似的错觉，却有别的问题：容易伪造，以及因光学和机械因素产生的假象。雷达记录也不像一般人设想的那么可靠，因为气候因素和机械设备失灵也会产生假记录。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为了吸引听者的兴趣，容易无意之中加以夸大，叙述的次数越多，越不可靠；在一群人同时目击一个现象之后，在议论时会互相影响，不知不觉地修正自己原有的看法，最后会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说，即使是诚实的人，甚至是一群诚实的人的一致描述，也不一定可靠。总之，堪顿报告的研究结果，和主流科学界的看法是一致的，除了捏造的报告之外，在有充足的信息时，UFO都有合理的自然解释，属于天文现象（大行星、流星、彗星等）、气象现象（碟状的云彩、球状闪电、云层折射产生的光学假像等）、人类飞行器（气象气球、飞机、人造卫星等）和其他自然现象（鸟群、灯光等）。堪顿报告的结论是：

（看上去像飞碟的云彩）

（雷达其实很容易产生假记录）

   
“对我们所获得的资料进行仔细考虑之后，我们的结论是，对UFO做更广泛的进一步研究，很可能不会满足科学会因此获得进步的期望。

   
“有人争辩说，UFO研究对科学缺乏贡献，是由于对这个课题很少做科学的努力。我们不同意这个看法。我们感到对这个课题很少做科学研究的原因，是由于那些最为相关的科学家，包括天文学家、气象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有充分的机会探讨这个事物，并分别决定UFO现象不会是一个探索重大科学发现的有成果的领域。”

   
在堪顿报告发表32年之后，仍然没有人通过研究UFO现象而做出任何科学发现。堪顿报告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探讨UFO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中国还颇为常见，有必要引用一下这个批评：

   
“我们希望引起公众注意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在我们的学校中存在着错误的教育方式，即许多儿童被允许，如果不是被积极鼓励的话，将他们的科学学习时间用于阅读上面提到的那类UFO书籍和杂志文章。我们感到，将不合理的和错误的资料当成科学上成立的东西加以吸收，对儿童教育具有危害性。这种学习是有害的，不仅是因为这些资料本身是错误的，而且因为这种学习妨碍了与科学证据相关的批评能力的开发，而这种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成为每一个美国人的教育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强烈地建议教师们避免支持学生阅读现有的UFO书籍和杂志文章做作业。教师们如果发现其学生在这方面有强烈的动机，应该试图将他们的兴趣转移到认真学习天文学和气象学，以及批评性地分析那些根据错误的推理和虚假的数据所提出的奇怪主张。”

   
美国科学院审查并支持堪顿报告，堪顿报告获得了科学界的普遍赞扬，被认为是对UFO现象所做的最充分的科学研究。堪顿报告并不否认地外文明的存在，相反地，它认为科学界普遍认为存在地外文明，但是，既然太阳系不存在其他文明，那么地外文明访问地球的可能性极低，在做了一系列分析后，它说：“我们认为，可以可靠地假定，在未来的1万年间，太阳系之外的地外文明没有可能访问地球。”同一年，在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组织下，美国科学促进会举办了一次UFO现象研讨会。在会上，萨根猛烈抨击那种把UFO当做外星人飞行器的说法。他通过一系列假设和“数字游戏”，估计宇宙间存在一百万个有能力做星际旅行的高级文明。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想对所有其他文明定期访问，比如一年去一次，那么每年就要发射1万个太空飞行器，这就会用掉宇宙中所有恒星产生的能量的百分之一，是不合理的。如果认为地球被选出来做定期的访问，这又与宇宙间存在许多高级文明、地球并不突出的假设相矛盾，“因为如果存在许多文明，那么我们的文明一定是非常普通的。如果我们的文明并不普通（而显得很突出），那么就不存在许多高级到能够送访问者的文明。”这个“萨根悖论”确立了一个科学思想：地外文明是存在的，但是UFO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应该通过其他途径寻找地外文明。

   
1969年12月17日，美国空军根据堪顿报告、美国科学院的审查以及以前的研究，宣布终止蓝皮书计划，因为“不论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还是科学兴趣，都没有理由继续进行蓝书计划”。从那时候起，美国政府正式退出了对UFO的研究。主流科学界也对研究UFO继续不抱兴趣。但是美国民间的UFO热并未因此消退。UFO学研究者既然认定美国政府在掩盖真相，以及科学界在压制业余研究者，那么政府和科学界的任何否认，都无济于事。UFO学研究者也宣扬说，连美国政府和科学界也承认不能解释某些UFO现象，这些UFO就一定是外星人飞行器。的确，不论是蓝皮书计划还是堪顿报告，以及其他的科学研究，都没有也不试图解释所有的UFO现象，他们承认对少数案例的现象无法确认。但是这并不是承认这些现象有任何神秘之处，而是因为所获得的信息不足以做出判断。例如，堪顿报告承认他们未能发现一套（两张）非常著名的UFO照片有伪造的迹象，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照片上的UFO，不过是一个悬挂在电线上的卡车后视镜，乃是有意伪造的。

（堪顿报告”承认未能发现这张著名的UFO照片有伪造的迹象）

（上面那张照片的“飞碟”其实是卡车后视镜）

   
绝大部分UFO的报告都是由没有经验的、未经训练的、没有准备的或异常激动的观察者提供的，信息非常模糊和不准确，因此通常不可能做出确定的判断。既然大部分UFO都被确认为捏造的或自然现象，那么少部分因证据不足无法确认的UFO也属于捏造的或自然现象的可能性，显然远远高于它们是天外来客的可能性。我们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必要证据，而不是因为外星人在捣鬼。奇怪的是，发现UFO的报告极少或几乎从来没有来自天文学家、气象学家或天文、气象爱好者，他们要比一般人花多得多的时间观察天空，应该更有可能发现空中异常才对，这究竟是外星人在有意躲着他们，还是因为他们做为专家，不容易把自然现象当成UFO？

200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