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解读:两个黄鹂鸣翠柳

18 06 2014年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春联虽然仍以书写毛主席诗词为主,但偶尔也可见“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堂”之类的传统春联。有一回,我在邻居家看到了一副春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当时自然不知道其出处,只觉美得令人神往。

这一联为什么连小孩也觉得无比的美?它的画面色彩非常丰富,黄与绿、白与蓝对比鲜明。不仅有色,还有声,不仅有声,还有动作。由近及远,先是看到了黄鹂在柳树上鸣唱,再放眼远眺,看到了白鹭飞上青天。黄鹂是两只在对唱,白鹭是一群排成行在飞翔,都显得并不孤单,一幅快乐的春天景象。这是《绝句四首》中的一首,另一首有云:“因惊四月雨声寒”,可知写于四月。

从第三句可以推知,这是诗人站在窗前感受到的春光。春光是短暂的,但是更远处还有西山的雪永远挂在窗前,不仅经年不化,而且千秋不化,这是时间的永恒,却被窗户所包含,仿佛为我所有。而在门外的锦江,停泊着从东吴航行万里而来的船只,这是空间的遥远,却近在身旁。身处草堂,胸怀千秋,心系万里,由短暂春光而念天地之悠悠,见眼前美景而念天地之辽阔,这样的意味,就不是小孩能理解的了。

2013.5.4.



“全能神”邪教的来龙去脉

4 06 2014年

邪教徒在山东招远的麦当劳餐厅将不给电话号码的顾客殴打致死一案,在震惊全国的同时,也让许多人首次听说了“全能神”这个邪教教派。我因长期关注中国的邪教问题,对这个邪教教派并不陌生,仔细看过其“经书”,研究过其教义。那么全能神是一个什么样的邪教教派?为什么它能在近年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社会一支重大的破坏力量呢?

全能神教派是基督教的邪教教派,是从基督教的另一个邪教教派“呼喊派”演变而来的。“呼喊派”的创始人是烟台人李常受。李常受的老师是1949年之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领袖之一倪柝声。1949年,李常受被倪柝声派去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创建“呼喊派”。倪柝声则留在大陆,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捕,1972年死于狱中。中国大陆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李常受即派其信徒到中国,寻找倪柝声的弟子,“呼喊派”因此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邪教,并因此衍生出不少基督教邪教派。

全能神教派的创始人是黑龙江农村的一个木匠赵维山,他原是“呼喊派”的一个小头目,在1990年前后自立门户。他听说河南家庭教会的成员杨向彬高考落榜后“圣灵”附身,即与之勾搭,先是成为情人关系,后来又结婚。赵维山将杨向彬立为“全能神”、“女基督”,自己“谦虚”地只当祭司。2000年两人逃到美国,公开了作为“全能神”教派创始人的身份,申请政治避难。此后赵维山即在美国遥控国内的信徒。

全能神教有很多基督教的元素。“全能神”的说法源自基督教《圣经》中《启示录》:“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全能神教将中共称为“大红龙”,也是取自《启示录》:“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全能神教派又称为“东方闪电”,出自《马太福音》第24章第27节:“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故其信徒相信基督要降临在中国,“女基督”杨向彬对外称“邓闪电”,要带领信徒向“大红龙”作战。

全能神教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的轮回观,认为灵魂轮流投胎。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上天堂,而是除去人类身上被撒旦败坏的性情,在“全能者”“女基督”的带领下进入“国度时代”,回到伊甸园。所以招远邪教徒打死人时喊“恶魔”“永世不得超生”,“恶魔”是基督教的说法,“永世不得超生”则是佛教的说法。

全能神教还“发展”了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有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教义,即圣父、圣子、生灵“三位一体”,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并不是三位不同的神,由于基督教是一神论,他们只能是同一个神。这就是说,耶稣既是神的儿子,又是神本人。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他的儿子,当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所以只要能够有一点独立思考,就很快会发现“三位一体”的说法很荒谬。

在基督教历史上,时不时地会出现神学家质疑“三位一体”。他们从两方面入手来解决“三位一体”的矛盾。一个做法是否认耶稣是神,认为他只是神的儿子、神的先知,但不是神,这就避开了耶稣既是神又同时是神的儿子的矛盾。另一个做法是认为“一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个位格。李常受就是采取这种做法。全能神教更进一步地,认为圣父、圣子只是同一个神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他们认为世界历史有六千年,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律法时代,即《旧约》的时代,神的名字叫耶和华,讲惩罚。第二个时代是恩典时代,即《新约》的时代,神的名字叫耶稣,讲救赎。第三个时代是国度时代,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开始的末日时代,神的名字叫全能神,是个女基督,讲审判。在2012年12月,由于“世界末日”的传言,其教主赵维山躲在美国号召教徒公开在中国大陆示威。“世界末日”没有来,他们认为是因为他们的祷告和奉献使得“全能神”拯救了世界。

全能神教派自称是基督教的升级版,就像基督教自称是犹太教的升级版。也正如早期基督教的拉拢对象是犹太人,全能神教派的拉拢对象主要也是其他基督教派别的人,这些人因为已被其他教派洗过脑,也更容易理解、接受其教义。全能神教派在拉拢信徒时,一方面不择手段,威胁利诱、绑架谋杀无所不用,一方面也能针对基督教《圣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时俱进”,消除基督徒的困惑。别的教派中有一定地位的神职人员是其重点拉拢对象,因为他们一旦信了“全能神”,其教众也就跟着信了。

全能神教派的传教可谓相当成功。虽然早在1995年它已被中国司法部门定为邪教,多次展开打击,但仍然号称在中国大陆有几百万名信徒。美国有一个律师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年并传教,发展了两个虔诚的基督徒每周一起读《圣经》;他再次到中国时,惊讶地发现这两个基督徒都已加入了全能神教派。台湾、香港也频频发生成批基督徒信了全能神教派的事。台湾、香港的基督教界都对全能神教派如临大敌。

有人认为为了打击邪教就要扶持所谓“正教”,但从全能神教派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做法无异饮鸩止渴,发展“正教”相当于为邪教做了前期工作。反而是非教徒对全能神教派的那些说法要么不感兴趣,要么有免疫力。要遏制邪教横行,关键还在于铲除愚昧土壤,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增强对邪教的判别能力。

当然,对于违法犯罪的邪教教派也应严厉打击。基督教的邪教教派其实是各种邪教中对中国威胁最大的,由于其基督教、美国背景,当局处理时也投鼠忌器。十来年前四川农村发生过“东方闪电”和“呼喊派”为了争抢教徒互相谋杀的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都放回去了。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2014.6.3



杜诗解读:望岳

17 05 2014年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人一路走一路想,这座被尊为岱宗的山究竟是怎么样的?还在齐国的时候,远远望去,就看到了它青葱的山色,走到了鲁国,看到的还是它青葱的山色,连绵不绝,一直延伸开去。走近了看,只见大自然在这里汇集了神奇秀丽的景象,高耸的山峰把阳光切断了,在山的北面时以为是黄昏,到了山的南面才发现是早晨。再走近了细看,一层层的云彩在山间升腾,心情随之激荡,眼睛盯着归巢的鸟儿越飞越远,盯得久了,盯得眼角好像要裂开。激荡的心情,开阔的眼界,让人不由暗下决心,一定要登上最高峰,在那里俯瞰,群山将会显得多么渺小。

这首诗题为“望岳”,从远望,近望,到细望,最后决心登顶极望,写的都是望,而不是登。那么后来有没有登上去呢?杜甫在晚年写过一首《又上后园山脚》,提到这段经历:“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可知还是登上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杜甫登上泰山之后留下的诗作。有可能写了但没有流传下来,毕竟,杜甫早年诗作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更有可能没有写。如果《望岳》已把泰山诗情抒发殆尽,又何必再来一首《登岳》?甚至很可能,《望岳》是在登完泰山之后才推敲、写就的,是有意选择了“望”这个创作角度。

那一年杜甫24岁,刚刚去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但是落第了。落第后到赵、齐一带游历,来到了泰山。此时的杜甫,犹如在人生这座大山的山脚遥望山峰,虽然略受挫折,仍然充满了朝气和希望,满怀信心要爬到人生泰山的绝顶,去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这是存世杜诗中罕见的意气风发之作。之后历经了失意、困顿、战乱、颠簸、苦难,朝气早已消磨完毕,杜甫终于爬到了人生泰山的绝顶,但并非他当初设想的在政治的绝顶俯瞰众生,而是在诗歌的绝顶傲视群英。

古代帝王如果觉得自己创下了文治武功、太平盛世,便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在杜甫望岳的十一年前,唐玄宗在泰山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绝后的封禅大典,亲自撰书《纪泰山铭》勒于山顶,游泰山的人很少有人会认真去看它写的是什么,不游泰山的人更少有人有兴趣知道它写的是什么。而一个年轻的落第诗人写下的诗作,却成为描写泰山的绝唱,千百年来众口传诵,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让每一个中国人受激励,与泰山同垂不朽。那是诗的封禅。

2014.5.2.



我的较真你不懂

17 01 2014年

自从十三年前我开始揭露造假,网上对我的谩骂、攻击就没有停止过,有的人已经孜孜不倦“研究”了我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材料。最近又出来一个前央视主持人公开宣布以打倒我为其人生奋斗目标。这些人之所以对我深恶痛绝,有的是因为其利益被我损害到,有的则是因为看不惯我的处事方式。例如那个央视主持人就控诉说:“选择违心支持肘子不是个明哲保身之举,肘子六亲不认随时翻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是说,即使是像这名主持人曾经支持过我的,只要我认为有错有假,也不会给其面子。

这种“六亲不认”、揪错不放的处事方式,难听的骂我是“疯狗”、“偏执”,好听点的说是“较真”、“执着”,与“和为贵”、中庸、给面子、得过且过、难得糊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是格格不入,难怪让某些人不自在。养成这样的处事方式,大概有性格的因素,不过更多的是教育培养的结果,特别是受到的西式学术训练。

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实验室每周要开一次碰头会,轮流由某个人汇报其实验进展,然后大家给他挑刺,实验结果能否说明问题?是否存在什么不足?需要补充什么实验?如果那一周轮到的人没有实验进展值得汇报,也可从学术期刊上找一篇相关论文做介绍,然后大家也是给该论文挑刺。即使是经过同行评议发表在著名期刊上的论文,仍然能够被挑出不少漏洞。系里基本上每周都有学术报告会,从校外请一些专家介绍其最新成果,这些往往是其所在领域的大牛,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在报告结束之后,照例有问答,回答听众的疑问。即使台上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台下的研究生同样会不客气地质疑,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这种学术气氛,训练的是批判性思维,让自己,也让同行,在做学术研究时,能够更加认真、严谨,经得起推敲。推而广之,即使在非学术的问题上,如果具有了批判性思维,也同样会更认真、严谨,不会信口开河,也不会轻信受骗。当然,没有必要什么事都很较真,有些事即使在脑子里已“批判”过了,也未必就一定要说出来。接触过我的人都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随意,并不计较。这是因为我把生活和事业分得很开。对生活不妨随和一些,对学术、工作、事业则应该较真。

中国历来存在的问题,就是把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混为一谈。对生活“难得糊涂”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方式,对工作也稀里糊涂那就要出大问题。但是很多国人已习惯了用对待生活的随意态度来对待本该较真的工作,缺乏专业精神,导致了种种怪象,也是浮夸、虚假泛滥的一个因素。如果有人胆敢站出来要较真一番,那些对浮夸、虚假很宽容的人,这时候忽然对较真的人显得很不宽容,将矛头一起对准他,认为他坏了大家的好事。该糊涂的时候可以糊涂,该较真的时候还是应该较真的,否则各种各样的造假、谣言还会有谁愿意去管?如果真的痛恨造假,不妨就从对假较真开始。

2014.1.15

(《环球时报》2014.1.16)



【旧作】关于中国科大的现状和未来

8 06 2013年

(按:这是十三年前写的,现在看来还是挺感慨的。中国科大一年不如一年,南七技校终于还是只剩下一个传说。)

    本来并没计划写这篇文章,但看到有校友在报道昨天(1月29日)在洛杉矶南加州的科大校友欢迎科大校长代表团的情况,还替我总结了四个谈话要点;又有未到会的校友要我也写个报道,就写一篇吧。
    参加欢迎会的大约有150名校友,地点在洛杉矶《侨报》大楼的展览厅。欢迎会在下午四点半开始,当时代表团还没到。先由四名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校友做报告,每人十到十五分钟。然后代表团到了,我记得的有四个,朱清时校长、程艺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金大盛副校长和杨杰教授。会后程副校长跟我说他也是我的热心读者,倒让我受宠若惊了。这时候饭菜也到了,就先吃饭。吃到了七点半,校友继续做报告,先由我开始,后面还有三个企业界的校友做报告,让我这个无业游民做了个过渡。其他报告人都是杰出校友,报告内容都是自己在美国的奋斗过程和做出的成绩。我的个人经历和成绩又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而且到会的校友基本上也都读网,都知道方舟子是何许人,也不必我做自我介绍。所以我改谈1998年回校的观感。科大的现状谁提起来都要摇头,所以我的观感实际上也就是批评,把欢迎会变成了批评会。台下的校友们听得似乎很开心,但校长们心中应该不是很舒服。不过,我批评的现象,应怪到他们的前任头上。然后是由朱校长做报告。朱校长是科大63级物理系的毕业生,八十年代初曾在加州大学San Babara分校和MIT进修三年,以后回国服务。朱校长的报告约二十分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谈代表团这回在美国各名牌大学取经的体会,认为有信心将科大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他认为大学的产品是学生,只要学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也就是世界一流的,而科大的学生已接近世界一流。第二部分是鼓励美国的校友们回国服务的。他说中华民族能有五千年的文明,靠的是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维系着。至于这种道德观念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但他举关羽死后两千年仍受中国人崇拜为例,当指的是“忠义”。又举杨振宁、邓稼先这两个同班同学为例。杨留在了美国,后来得了诺贝尔奖,而邓回到了中国,生前默默无闻。但他说,再过一百年,仍然会有很多人记得邓稼先,因为他领导研制出原子弹,为中国争得了大国地位,而杨振宁,除了研究物理发展史的人,就不会有几个人记得了。又举自己和六十年代的一位高考状元为例。这位朋友与他同期到美国进修,留在了美国,到现在钱赚得比他多得多,生活水平比他高得多,但为了维持这种生活,只能到医院管一台仪器,发挥不了专长,很后悔当初不回国。朱校长讲完话后,就散会了,一部分人在大厅跳舞,另一部分人到小房间继续跟代表团座谈,座谈的内容有两点可以记一下:一是希望校友们能收集美国大学的课程表和旧课本寄回校去,二是科大将设立各个学科的讲席,可资助海外学者到科大讲课一个月。
    接下来我就说说对科大现状和未来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基本上都在欢迎会发言时我都谈到了,因时间关系,有的未能细谈,这里补充得完整一些。
    在1998年9、10月份我回了趟国,那一年正好是科大大张旗鼓地在9月庆祝校庆四十周年,我因不愿去凑这种热闹,没在那时候回校。在深圳碰到了一些科大校友,有的去参加了校庆回来,印象很坏,说是校方太势利,去参加校庆的校友,捐没捐款拿的材料还不一样,如果是捐了款的,材料厚一些,没捐的,就薄多了。又说,校庆典礼,做主席台的是那些捐了大笔钱的大款,院士校友们倒都坐台下。10月份我回美时,因在上海搭的飞机,特地提前几天,转到合肥在科大住了两天,参观了校园,约见了一些科大的网友吃饭聊天。本来是想到“湘皖”或“菜根香”,发现都已经没了。但在原来东区的大门周围开办了无数各种档次的餐馆、酒家,最后是找了家大排挡算是重温一下旧梦。研究生一号公寓正对着的那条路新拓宽铺了水泥路,路的两旁却在挖土动工。一问,说是合肥市为了庆祝科大校庆,来不及铺设下水道就把路浇上了,等过了校庆再把路挖掉重铺下水道。
    那一年为了庆祝校庆,校方曾在海外发动校友捐款。我本来也想捐点,在校友的mailing list上问计划用这些捐款干什么,回答说是首先要建一个气派的大门。说是现在安大的校门很气派,盖过了科大,科大得跟它比一比。我想我们也不至于浅薄到这种地步,去跟人比大门,美国很多名牌大学连个大门都没有嘛。不捐。不过也特地去看了一下据说耗资百万的新大门(跟原图书馆在同一条路),也就是两个笨重的大柱子。西区也新建了一个校门,正面看倒不错,转到背后一看,刻着江泽民主席给科大校庆四十周年的题词。字写得好不好,是否污染了环境,就不说了,反正人家也不是书法家。题词内容我倒记得很清楚,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建设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我当时就想,总书记真会开玩笑,都已经1998年了,才要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这题词就管两年的了?这样的题词,又何必给刻在大门上?过几年换个国家主席,也给科大题词,是不是还得抹了重刻?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给科大题词的,也没见给刻在墙上或立碑的。我看将题词挂到校长办公室更合适。人家是上海交大的校友,跟我们科大又没有什么关系,又何必给他这么大的面子,让西区的同学到现在还天天“面向二十一世纪”?
    西区新建的图书馆有十来层吧,外表看上去也是很有气派的。进去一看,才发现设计很不合理。学生阅览室非常狭小,我看最多也就能坐几十个人,连原来图书馆的阅览室都还不如,几千学生还不得为座位打破了头?东区新大门旁边新建的行政楼之阔绰,是早已耳闻了,本来想进去看能不能碰上一两个熟人,那气势却使我止步了。而学生宿舍呢?我住了五年的四牌楼为了迎接校庆外面粉刷一新,里面却是更加破落。我在校的时候,最好的楼房是教学二楼、物理楼,其次是研究生公寓、本科生宿舍,最次的是行政楼。校方的关心重点次序只要看看楼房的质量,就一清二楚。现在则整个倒了过来。
    科大原先的名声,很大一部分是靠她的本科生给打出来的。科大的科研、师资力量,历来就比不上其他百年名校。科大要振兴,还得靠吸引好学生去上科大。靠校友基金会出钱“收买”几个好学生,杯水车薪,是无济于事的。校方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挖人提高科研、师资力量,也收效甚微。要吸引好学生,最主要的是靠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按我的中学和高考成绩,我可以选择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为什么选中了科大?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后悔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青春?就因为那种曾经有过的科大文化,或者说环境。
    第一点,是独立、自由的教育环境。这本是方校长创下的。虽然在1986年年底,科大学生不能体谅方校长的一番苦心,不顾方校长的劝阻走上了跟政府直接对抗的道路,使得这种环境逐渐被改变。但在现在越来越宽松的形势下,可以变得甚至比八十年代时更独立、自由。独立、自由,不是说要公开做政治上的对抗,连国家主席的题词也不要,而是说不必刻意去迎合;也不是说不要去找捐款、接受赞助,而是说不要太势利。尽量让校园成为不受政治、商业污染的象牙塔。
    第二点,是竞争的学习环境。科大曾经被民间视为“状元学校”,谚云“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在一个小环境中集中了一批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奋的人才在一起互相切磋,对其他好学生,就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这个循环,在学校为了赚钱开始大批招收大专生后,就被打破了。谢天谢地,据程副校长说,科大现在已不再招大专生了。
    第三点,是关心学生的生活环境。方校长治校的时期,整个后勤工作是以学生生活为中心的。比如说,在合肥第一个安装暖气,而且先从学生宿舍安起。又比如说,在全国高校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不熄灯制度。在合肥那种绝对算不上舒适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关怀显得特别重要,让学生觉得自己是校园的主人。
    最后再讲几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点,课程问题。代表团到处收集美国名牌大学的课程表,想以之为参考改变科大的课程。但我觉得,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其实相当糟糕,并不值得我们借鉴。科大的课程设置重视数理基础,是最为高明的。只要进了科大,不管进了哪个系,都一视同仁老老实实地学三年高等数学和三年物理,化学、生物系还得再加三年化学,虽然学到后来学烦了,课爱上不上,作业爱交不交,但考试的前一周,还是要把课本啃一遍的。尽管学的时候怨气冲天,却是终身受益。无论以后搞哪一行,这种在数理教育的千锤百炼之下所培养起来的严密的思维能力,都是派得上用场的。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乃是至理名言。宁肯少招学生,也不要为了配合日益下降的新生质量而减轻课程的负担。受不了那样的课程负担的人不配上科大。
    第二点,学制问题。现在的学生都想早点走入社会,而且在社会上比的是哪一年毕业的,而不是哪一年入校的,五年制本科要比四年制本科亏了一年。第四、第五年的专业课和写论文,时间过于宽裕,有一半时间是浪费,完全可以缩短成一年。
    第三点,校址问题。朱校长说他这次访美的一大感受,就是在偏僻的城市也能有一流的大学。但是,美国的交通、通讯发达,各地的生活水平相当,甚至偏僻城市的生活水平还要高一些,与中国并不能相比。合肥是学习的地方,却不是生活的地方,也不是做研究的地方。光是学习这一点,对现在的学生已无多大的吸引力。从合肥搬走已不现实,局限于合肥一地也难以发展。只在北京建研究生院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北京毕竟离本部太远,而且科大是以本科生取胜,现在的北京研究生院,已差不多成了科学院研究生院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合肥附近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南京,建一个本科的分校。朱校长说已在上海浦东建了开发中心,但未做详细介绍。
    象北大、清华这样的百年老校,一时的挫折是不容易垮的。但象科大这样年轻的学校,又处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是很容易被压垮的。十年来在政府、教委的压制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已渐露败相,更需要校友们的帮助。“科大人”的烙印是被永远打上了,要是哪一天科大真堕落成了“合肥科大”,做为校友,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嘴出嘴,我这篇文章,算是替他喊一嗓子。

2000.1.30.



美国大选漫谈

9 11 2012年

这是根据这段时间我在腾讯微博、搜狐微博上谈论美国大选的微博整理而成的,讲的主要都是一些美国制度的常识,因为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公知,都对美国制度缺乏常识,要么想像得太好,要么想像得太坏。

美国人每两年选一次国会议员,每四年选一次总统,都在同一天,定在11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今年是11月6日。有的州、市也乘机在这一天搞地方选举。所以在大选投票日那天,美国公民除了选总统、副总统,还要选轮到换届的联邦议员、州议员、州、郡、市的各级政府官员、法官等。还要对某些问题进行公投。例如加州今年要对是否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进行公投(美国转基因食品目前都不标识)。难得能在一天把选民请来投票,该投的乘机都投了

美国大选日为什么定在11月初?当时美国还是农业社会,大部分选民是农民,11月初收割已结束,有时间去投票,冬天还没开始,没有暴风雪,便于旅行。为什么定在星期二?因从农场赶到投票点有的要坐一天的马车,星期天做礼拜,星期一赶路,星期二投票后,星期三在很多地方是集市日,可乘机做买卖。

11月6日是大选日,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提前去投票站或通过邮寄投票,免得大选日那天因故或因气候不好投不了票。有的州9月份起就可以投票了。奥巴马10月25日去芝加哥提前投票,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前投票的总统。奥巴马想借此吸引更多人提前投票,因为上次提前投票的人多数都投了他的票。

美国总统选举算是直选还是间接选举?这要看是在什么层面上。在州的层面上,它是直选,一人一票统计出来的。但是在全国的层面上,它是间接选举,是根据各个州的选举结果综合起来的。也可以说,美国并不存在全国选举。

美国总统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直选,而是各州根据大选日选举结果派出选举人,在12月第2个星期三后的星期一到州首府投票选总统。选举人保证支持在该州获胜总统候选人,所以这一投票只是形式,个别倒戈的不影响大局。各州选举人人数与该州国会议员数相同,人口最多的州(加州)有最多的选举人数(55)。

加州有最多的选举人票数(55张),但是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不会去那里竞选,这是因为加州历来都是民主党候选人获胜,没有必要去那里做无用功。大部分州都是这种肯定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所谓保险州,都被忽略了,受重视的是那些摇摆州,特别是俄亥俄、佛罗里达等票数多的摇摆州。

选举人制度是为了平衡大州和小州而设计的。美国人口最少的州是怀俄明,占美国人口的0.18%,但一个州人口再少,也能有3个选举人,占全国选举人(538个)的0.56%,显然很占便宜。人口最多的州加州占美国人口11.91%,选举人数55个,只占10.2%,亏了。而且大部分州是赢者通吃,小州就更重要了。

采取选举人制度,使得摇摆的小州显得重要,总统候选人都要去那里竞选,结果保险的大州无关紧要,被忽略了。但是如果采取直选,就会反过来,候选人只去人数多的大州竞选,小州就没人去了。所以二者各有利弊。美国历史上多次提出要改为直选总统,但都没有通过。

最终选举总统的选举人不能是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由获胜的党派出,派的都是对党忠诚的党员,要保证只把票投给本党候选人。但在历史上也发生过个别选举人投票时倒戈的。有的州(例如密歇根)规定不忠的投票无效,但大部分州承认其有效,有24个州规定对不忠选举人进行处罚,但还无人因此受罚。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选举人倒戈发生于1836年,由于获胜副总统候选人Richard Mentor Johnson与一女黑人同居生子,弗吉尼亚州的23个选举人拒绝投票给他,导致总统选出了,副总统却没能获得足够的选举人票数。根据宪法改由参议院选举副总统,Johnson还是当选。所以选举人倒戈从来没能改变选举结果。

最近的一次选举人不忠投票发生于2004年明尼苏达,但可能是那名选举人摆了乌龙,把应该投给总统候选人约翰·凯利的票投给了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由于明尼苏达选举人投票是秘密投的,没人知道是谁投错了。从那以后明尼苏达修改法律,选举人投票改为公开,而且不投给获胜候选人的票无效。

美国总统选举是分州举行的,除了2个州,谁赢谁获得该州所有票数。不管谁是候选人,有些州(例如加州、纽约州)历来都是民主党候选人获胜,叫蓝州,有的州(例如得州)则历来都是共和党候选人获胜,叫红州。其他的州有时民主党获胜,有时共和党获胜,叫摇摆州。

历来选民主党候选人当总统的州(蓝州)分布在美国两岸和中西部,是美国经济发达、开放的地区,而历来选共和党候选人当总统的州(红州)分布在美国中部和南方,是美国经济落后、封闭、宗教势力强大的地区。

美国民主党是美国的左派、自由派,追求社会正义,政治理念属社会自由主义,共和党是右派、保守派,追求个人权利,政治理念属古典自由主义。但美国政党是松散的竞选组织,所以两个党内的成员都有左、右、中、中偏右、中偏左等派别。注意,国外的左、右派划分和中国的刚好相反。

美国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属于社会自由主义,希望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干预,提供福利以保证社会的公平,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希望减少政府的干预。比如现在在是否要实行全民医保问题上,就很典型地表现出两党意识形态的差异。

美国民主党主席(全国委员会主席)不是奥巴马,而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Debbie Wasserman Schultz。共和党主席不是罗姆尼,而是Reince Priebus。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只是松散的竞选组织,党主席并没有特殊权力,职责是协助本党候选人在全国和地方的选举。

美国民主党是美国的自由派,学界人士、专业人士、年轻人、妇女、工人、少数族裔、同性恋、宗教小派别等倾向于支持它。美国共和党是美国的保守派,商界人士、笃信宗教的人等倾向于支持它。(所谓倾向,指支持者占的比例较大)说美国某个党派代表某个群体的利益,是相对而言,是根据其提出的执政纲领、调查统计发现在某个群体中支持者人数相对较多,不是绝对的。

国际上通行用象征激情的红色代表自由派,用象征理性的蓝色代表保守派。以前美国媒体在对民主党、共和党用色上并不一致,但2000年起媒体突然统一用蓝色代表民主党(自由派),红色代表共和党(保守派),并获得了两党认可(例如民主党网页用蓝色条目,共和党用红色),这种用色和其他国家相反。

共和党在南北战争前夕成立,林肯是第一个共和党总统,当时共和党代表的是美国的自由派,民主党发生分裂,其反奴隶制的自由派有的加入共和党,而为了对抗共和党,南方奴隶主及其同情者则加入民主党。所以当时民主党代表的是美国的保守派。与现在民主党代表自由派、共和党代表保守派的格局相反。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共和党总统治下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民主党罗斯福上台后实行政府干预市场的新政,反对新政的保守势力集中去了共和党,由此开始了延续至今的民主党基本代表自由派,共和党基本代表保守派的格局。

美国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大党,还有一些小党派,例如自由党、社会党、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他们也会推出自己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如果得到足够多的联署,个人也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上选票。当然最后结果是两大党的角逐,其他候选人则是乘机混个脸儿熟,为自己和所属党打知名度。

美国也有一个共产党,是合法政党。在1988年以前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共产党多次推出自己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最多时能获得十万张选票。自1988年开始,美国共产党不再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改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现任美国共产党主席叫Sam Webb,几年前访问过中国,中国这边是总工会、妇联接待的。

国外说的政治左派指激进派、自由派,右派指保守派,在中国则相反,保守派被称为左派,自由派被称为右派。传统上共产党被归为左派,这是国内保守派被归为左派的历史原因。美国共产党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属资本主义政党,但民主党的理念与他们较为接近,都属左派,所以他们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美国历史上有三届总统选举没有对手,第一、第二届全体选举人一致选举华盛顿当总统。第三次是1820年的选举,门罗总统要连任时,没有人出来和他竞争,全体选举人也都保证把票投给他,但是实际投票时有一个选举人倒戈,把票投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使得华盛顿成了唯一获得全部选票的总统。

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总统选举不是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之争,而是1876年的选举。民主党候选人蒂尔登获得184张选举人票,共和党候选人海斯获得165张,但是还有南方三个州共20张有争议,两党都宣布在这三个州获胜,表面上民主党获胜,但是在这三州民主党(代表南方势力)都出现了明目张胆的作假。最后是由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各派5人组成委员会解决20张选举人票的争端,表决的结果是以8:7决定把这20张票给共和党候选人海斯,海斯以1票之差(185:184)反败为胜成了总统。但是两党为此做了妥协,代表北方势力的共和党决定从南方撤军,结束了南北战争之后联邦在南方的重建工作。

大约只有60%的美国选民会参加总统选举投票。美国人每4年选一次总统,每2年选一次议员,选多了也就疲了。不投票的原因可以很多,比如觉得多一票少一票无所谓,选谁当总统没区别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珍惜自己的投票权。如果要改变一人一票的制度,这些人也会不干的。

有人不愿去投票的原因是觉得不管谁上台,结果都会差不多。却不知这种“差不多”正是民主制度成熟的体现。如果换不同的人上台结果就大为不同,每四年或八年折腾一次,那还了得。

美国并不要求党员一定要选本党候选人当总统,叛党并不被认为是丢人的事。曾在老布什手下当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小布什手下当过国务卿的鲍威尔是共和党成员,还差点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因妻子反对没当成),但在2008年和今年他都公开支持奥巴马。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美国总统选举是间接选举,由选举人团选出,选民投票只是参照。事实上,州派出哪一党的选举人,是由选民投票结果来决定的。选举人是选民民意的执行者。所以虽然美国总统正式选举(由选举人团选出)是在12月,但选举结果等今天选民投完票就可知道。

有人说美国总统选举是由富人或华尔街操纵的,靠钱砸出来的,那怎么会出现大多数州历来只选某个党的候选人的现象呢?难道富人、华尔街把各个州刮分好了?人数最多的加州有最多的选举人票,历来选民主党,如果金钱对选举结果有决定性影响,共和党怎么从来不在那里砸钱把55张选举人票弄过来?

富翁、团体再有钱,每届选举给每位候选人的政治捐款额度也不能分别超过2500、5000美元,这正是为了防止富翁花钱买路、团体抛钱换政策。竞选经费的多少会影响美国大选,但也不是比谁钱多,并不是经费多的那方就会获胜,否则不用投票了,或不用做民意调查预测谁可能获胜了,改比谁钱多就可以了。

美国政体已经相当稳定和成熟,所以大选时不会去争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像能源政策、人工流产合法化、同性恋权益之类的非常具体的社会问题,它们同样与很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会不会让人工流产非法,不仅育龄男女要关心,有育龄子女的父母也要关心。

美国总统在就职时无需手按《圣经》向上帝宣誓,甚至连宣誓也不强求,可以以郑重声明代替。按照美国宪法第二款第一条的规定,总统就职誓词不带任何宗教色彩,全文为:“我谨庄严宣誓(或郑重声明),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2012.11.6

和讯博客首发



《我的两个世界》序

11 09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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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家中藏书的多少。据说学习文史要靠童子功,但我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藏书基本上是靠自己从小一本一本买下来的。购书的经费来自于自己打工所得,这倒和我的家庭背景有了关系:母亲在第二轻工业局工作,所以可以从下属工厂拿来糊纸盒、缝口袋之类的零活供子女挣零花钱,而我的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书。而且也有书可买,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期,重印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和文史读物。读书的另一个来源是图书馆。当时县城有一个文化馆承担着类似图书馆的角色,但藏书不算丰,而且长期不外借,堆在办公室中等待整理、登记。幸而我认识管理员,中学那几年的周末经常泡在那间杂乱地堆满图书的办公室,以帮助整理之名一本本地翻阅下去,很有点坐拥书城的气慨。

不过我阅读文史图书最多的还是出国前后那几年。出国前夕(1990年)是因为等护照、等签证百无聊赖,出国之后是因为所在学校的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大体都是古典。在中文互联网刚刚兴起时(1993年),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网上中文资料的积累必须从头开始,我就组织过鲁迅全集、唐诗、宋词的电子化工程。但是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发表渠道。第一批中文网民基本上是学理工科的留学生,上中文网不是为了学术交流而是为了业余的消遣,庸俗点的争论政治话题,高雅点的则玩玩文史。我的文史随笔写作就是在这个氛围下激发出来的,都发在网上,也一直在网上流传。

2005年,我的这些文史随笔结集成《江山无限》在国内出版,但出版方删改太过,连书名也是拦腰截断的——我原来取的书名是《江山无限苦情伤》,取自我填的一首《浪淘沙》,这首词倒也颇能反映我写那些文史随笔时的心境:

年少自轻狂
不费思量
凄风苦雨学彷徨
最是仓皇离国日
一样风光

往事已茫茫
梦醒愁长
江山无限苦情伤
芳草连天霜后绿
莫向残阳

这次再把文史随笔结集出版,除了尽量恢复上次被删改的部分,还更换了大约一半的文章,其中一些是近年所写,写时的心境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而事实上近年来我的写作以科普为主,文史随笔只是偶尔为之。甚至我的阅读也变成以科学著作为主了,这既是科普写作的需要,也是因为阅读科学著作更能获得智力上的满足。不过,历史著作我还是时不时地会读的,因为我始终相信,我们孜孜以求的道义,就昭示在血写的历史之中。

2011.12.24.

(《我的两个世界》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签名本可从语丝书屋淘宝店邮购:yusi.taobao.com。)



中文国际网络纵横谈

27 06 2012年

《南方周末》要深挖我的“思想根源”,提到中文网早期(1993~1995)的历史。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今天的绝大多数网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南方周末》为了抹黑我,对其介绍则基本上都是道听途说、造谣中伤。我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主要参加者,在1998年曾写过一个系列《中文国际网络纵横谈》加以介绍,自认为还比较客观,比如在当时ACT名人散宜生、嚎已与我反目成仇,但我也没有因此贬低他们。这个系列的第一、第二篇在今天看来已没有太大意思,如果你对互联网历史兴趣不大的话,完全可以从第三篇开始看起。

一、海外的互联网中文电子文库

     当今中文互联网上的许多人事,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叫作alt.chinese.text(简称ACT)的网络新闻组(Usenet newsgroup)。这是在成千上万个网络新闻组中,唯一一个以汉字为通讯语言的。它成立于一九九三年,在九四、九五年达到了鼎盛,现在则是彻底地没落了。当时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还未起步,台湾的互联网则限于技术条件还很难与外界交流,活跃在ACT上的,主要是海外(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大陆、台湾的留学生,当其鼎盛之时,其读者据统计有三、四万人之多。这些生活在外语环境中的留学生对这块母语园地是如此热爱,以至在那里用英文张贴也被视为一种罪过。发表习作、讨论、聊天乃至骂大街,除了用的是汉语,ACT上的张贴内容跟其他外语新闻组也没有什么大差别,如果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在那里偶尔可以读到一些古典、现代的文学名作。这些作品,当然都是一些热心的网友花费了许多时间无偿输入的。在海外不容易看到中文书,偶有所获,就想跟大家分享,而互联网络正是最方便的一个工具。

    最早是有人零星地张贴唐诗宋词,慢慢地也开始有人一章一章地输入大部头著作。这些汉文电子化的先驱者,包括张家杰(输入《孙子》、《鬼谷子》)、知更(输入《周易》、《庄子》)、弘甫(输入《离骚》、《九歌》)、不亮(输入《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一些章节和鲁迅《呐喊》)、莲波(输入几位宋词人的选集和鲁迅《朝花夕拾》)、裴明龙(输入李白、王维诗选)、方舟子(输入《荀子》、杜诗、几位词人选集、鲁迅《野草》和一部分杂文)、笑书生(输入钱钟书《围城》)、幼耳(输入钱钟书短篇小说、散文集)、程鹗(输入张承志《北方的河》)、海生(输入几部当代长篇纪实文学)、黄鱼(输入几部当代中篇小说)、柱子(输入长篇纪实)等。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学习汉语的外国友人也加入了汉文电子化的行列,其突出者包括美国人施铁民(原名戴维·斯蒂尔曼,输入《红楼梦》全书和柳永全集)、井作恒(原名约翰·简金斯,输入“四书”)、奈得·瓦尔希(输入《唐诗三百首》)和韩国人金明学(输入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等几篇现代作品)。

    当中文扫描识别技术还未被开发出来的时候,中文输入的艰辛可想而知。而在中国大陆、台湾的输入大军加入之前,这些海外先驱者的艰辛劳动,就为中文典籍电子化、也为以后的各中文电子书库,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电子化的中文书籍日渐丰富,也开始有团体和个人对其进行收集供网民取阅。但这些收藏都很零散,也缺乏归类、整理。第一个有意识地对电子化中文书籍进行起码的归类和整理、并号召网民投稿,因而也算得上是第一个中文电子文库的,是建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位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太阳升考访站”。“考访”是指Gopher,一种只能传递文本文件的网络存储、取阅方式,现在已被万维网所取代。“太阳升”则一直在使用这种过时的网络技术,到了一九九七年初才加了一个万维网接口,并更名为“太阳升中文图书馆”。

    在“太阳升”建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乃是中文网络上最受欢迎的一个站点。其主持人一木在一九九五年二月的一篇介绍文章中曾经如此“炫耀”道:“全月共有:18,903来访人次,平均每天:652人次;共输出:177,876份文件,平均每天:6,134份。”这样的一组数据,在现在自然还不如一个小型的中文站点,在当时却的确是惊人的。

    “太阳升”的收藏分为“电子刊物”、“文学读物”、“百科知识”、“百家争鸣”、“人物专集”、“各地新闻”几部分,总量据称有上亿字。事实上,近年来,“太阳升”已演变成以收藏各种中文电子刊物和美国之音的新闻稿为主,而很少再加入其他方面的收藏。由于它收藏的中文电子刊物中,有几份是以推翻中国政府为目的的政治宣传刊物,这个站点,也因此被中国政府列入禁单,国内的网友无法取阅。

    到了一九九五年六月,鉴于“太阳升”主持人对收藏中文古典文学的兴趣不大,有许多古典作品仍流失在外,而且“太阳升”使用的汉字编码“汉字码”也非标准码,“新语丝”决定另外建立一个使用国标码、以收藏中文古典作品和鲁迅著作为主的电子文库“新语丝电子文库”。新语丝是一个由活跃在国际中文网络上的网友组成的团体,一九九四年二月起开始出版世界上第一份专门刊载文学创作的中文电子刊物《新语丝》杂志。“新语丝电子文库”开始只是一个公用存档点,供网众用FTP的方式下载、离线阅读或打印。随着中文万维网的普及,为了满足大家线上阅读的需要,在一九九六年十月,新语丝建立了万维网家页。新语丝服务器曾几次搬家,目前位于美国加州。

    在中文经典的基础上,“新语丝电子文库”也逐渐扩大其收藏范围,目前分为中文经典(包括诸子百家、古典诗歌、古文、古典小说、古典文学批评、鲁迅作品等部分)、现代文学、文史资料、期刊阅览(收藏《新语丝》等中文电子刊物)、网人作品等几个分部,总量近一亿字,全部向读者免费服务。新语丝网站是目前海外国标码中文网站中流量最大的一个,每天都有十几万人次取阅,并被雅虎中文、中国导航、《中国计算机报》等机构评为酷站、名站。在“新语丝”的收藏中,被取阅最多的是小说和纪实文学部分,但我在这里却想重点推荐由于主持人的偏爱而花了比较多的心血的古典诗歌部分和鲁迅家页。古典诗歌部分囊括了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作和重要诗人的全集或选集,并且都经过精心的校对;鲁迅家页除了收藏鲁迅全集(已完成约三分之一)外,还有许多相关的相片手迹、传记资料、评论研究、新闻报道等,是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好去处,对专业研究者也不无参考、利用价值。“新语丝”曾经组织过鲁迅著作、宋词电子化工程,目前正在进行唐诗电子化工程。

    建立“新语丝电子文库”的初衷,是为海外华人提供服务。互联网络在中国国内兴起后,“新语丝”也出乎意料地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读者,约占“新语丝”总读者的三分之一。许多国内的网友也为“新语丝”的建设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从而使“新语丝”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网站,象美国的阿瑟、亦歌,北京的老猫、洪亮,上海的一华,天津的Sunny,长沙的Dove,哈尔滨的付振宪,就都是“新语丝电子文库”的众多贡献者中最近比较突出的几位。

    除了“太阳升”和“新语丝”这两个大型的综合文库,海外还有不少中、小型的比较专门的电子文库,其中较有特色的包括:“亦凡书屋”,以收藏小说和纪实文学为主,其收藏基本上复制自“太阳升”、“新语丝”和国内BBS的文学版,最近也“独家推出”了一些新资料。“阿拉谈书屋”,主要收藏当代小说和散文,网页制作相当精致,遗憾的是每部作品都被分割成很细小的html文件,阅读时要一页一页翻阅,很不方便,其主持人也未对其经常更新。“侦探推理园地”,收集、整理分散在网上各处的侦探推理小说,其主持人的设想,是希望能因此推进“侦探推理小说电子文库”的建立。“武侠世界”,专门收藏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在网上众多武侠小说站点中,这是收藏比较齐全、且经常更新的。“军事广角”,收集了许多军事方面的资料。

    这些站点,不管是由团体还是由个人主办,大体上都是非牟利性的,或者为中国人社区提供义务劳动,或者纯粹出于个人的业余爱好。即使有的靠刊登广告获得一些收入,也是为了用于维持站点的运行,因为一个大型的网站要交付昂贵的机器、网络费用,是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但是由于电子文库读者众多,也使某些人开始在这上面动起了靠此赚钱的脑筋,从而也出现了象“全景中文图书”、“文学城”这样的以牟利为目的的网页。这些网页,本身并不收藏书籍,而只是提供链接连到各个电子文库的收藏,因此建立这样的网页,并不需要多少的硬盘空间,本身也不会有多少流量,花费极少,有的甚至根本就是利用免费的网站。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刊登广告牟利。在提供连接时,他们又用框架隐蔽链接,让读者误以为是在阅读他们的收藏。所以,这是一种通过窃取其他网站的硬盘空间、给其他网站增加流量负担,却既未给被连的网站应有的名义,又为自己牟取广告收入的不道德的行为,按美国的法律,也是非法的。国内外各个文库的主持人,都应该通过不时地变化目录、文件名的方式,使这些网页的非法链接失效,以保证自己的收藏不被盗用。

    建立电子文库,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版权问题。对于没有版权或版权期已过的资料,象古典作品、鲁迅著作和历史文献,当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流通,但是对于有版权的当代作品,却不能不顾及版权拥有者(一般也就是原作者)的合法权益。对于电子化作品的版权应该如何认定,目前仍属灰色区域。但在理论上,输入者在把别人作品送上网络传播时,最好能够获得原作者的许可。就象传统图书馆的管理员在选择藏书时很难判定正版、盗版,电子文库的管理员也很难判定在网络上流传的电子书籍是否经过原作者的授权,或原作者是否乐见其流传,在实际上只能采取“告诉乃论”的原则。如果原作者或公开或私下反对将其作品送上网,电子文库的主持人应该尊重原作者的意见。只要能够满足原作者的要求,又未以其作品牟利,一般也不会带来法律上的麻烦。据称拥有金庸小说版权的香港明河社就曾经发表声明反对在网上传播金庸小说,几个中文电子文库也都满足了其要求。随着网络的普及,作家中上网者日众,类似的情形会更频繁发生,这是国内外的电子文库都应该正视的。

    前一阵子国内一个叫做“侠客居”的站点因为他们输入的作品被“新语丝”采用,而兴师问罪。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据说在国内还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认识上的混乱。在此有必要明确一下:输入者、收藏者如果输入、收藏的是别人的作品却未获原作者授权,并不因此拥有版权,也就没有权利对这些作品的流通提出任何条件。唯一有资格兴师问罪的是版权拥有人(原作者)。

    但这并不是说输入者的劳动不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海外的中文电子文库大都遵循海外中文网络尊重输入者的传统,根据输入者的意愿在文件中保留输入者的签名,除非输入者自己不愿留名或输入者不详。曾经有某文库声称“不可以让输入者沾原作者的光”而有意删去输入者名字,因此受到了海外网友们的一致谴责。相反的,国内的许多网站,包括某几个大型的网站,在照抄照搬海外电子文库的收藏的同时,却有意一概删去原收藏中输入者、注解者、乃至原作者的名字,甚至冒名顶替,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国内网络反而见怪不怪,鲜见到批评。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会妨碍中文网络的繁荣,这是值得国内的网友们重视的。

    我希望能够引起海内外网友共同重视的另一点,是不仅要追求输入的数量,更要注意输入的质量。目前流传的绝大部分中文电子书籍,都缺乏起码的整理、校对,充斥了大量的错字、错句、错行,令人难以卒读。在各个中文电子文库中,“新语丝”应该是最重视校勘工作的,但限于人手,也只能把主要精力花在校勘经典作品上。电子书籍胜过传统书籍的一个优势,是便于检索;但是如果没有基本准确无误的文本,检索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校勘工作之重要、工作量之大,并不比输入本身小。但愿以后能有更多的人从事校勘工作。

                                      1998.11.17.

二、海外的中文电子刊物

    无需任何出版经费,更不用去开拓发行渠道,只要有一部计算机和一个上网帐号,人人都可以创办、发行报刊,而且瞬息之间让读者遍布全世界--如果有人愿意读的话。如此简单,如此便捷,又如此大众化,仅仅在十几年前,这一切,听上去还象是天方夜谭。

    在汉语世界,首先演绎这个出版神话的,是中国的留学生们。在短短的六、七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出现过六十多种通过网络传播的中文电子刊物,几乎每年都要冒出十种。不知跟张贴大字报的传统是否有关系,这些中文电子刊物,又几乎都由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们主办。身处外语环境,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那个赖以栖身的角落可能连一份象样的中文报刊都没有,留学生们更有在网络上发表、交流和阅读的迫切需要,再加上海外相对自由宽松的言论条件,这一切注定了海外的电子出版的繁荣;事实上,直至今日,尽管中国大陆、台湾的互联网络已有了迅猛的发展,却仍然没有出现一份稍具规模的民间电子刊物。但是,创办一份刊物是一回事,能否持之以恒地办下去是另一回事,能否吸引投稿者和读者更是一回事。这六十多种中文电子刊物,大多数不过是昙花一现。在创刊的热情消退之后,能够定期办下去一直办到现在的,也不过十几种而已。

    一般认为,第一份中文电子刊物,是“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在1991年4月5日创办的《华夏文摘》周刊,每期《华夏文摘》的刊头之下也都挂着“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的招牌。最近据一位网友说,他们学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通讯早在那之前就已在网络上传播。某个地方的中文通讯很早就已上网是有可能的,但是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发行、并引起了较大反响的,应该还是《华夏文摘》。《华夏文摘》选择在1991年的清明创刊,据其创刊词说,是为了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它的主办单位CND也正是创建于1989年那个时期。这个背景,再加上它的主办人大抵热衷于政治活动,使得这份文摘性的刊物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尽管它一直标榜自己在政治立场上的中立,但是在海外网友中,它一般被视为“右派”刊物。每有一位“民运人士”出了国,我们就可以在《华夏文摘》上面见到专访或专刊,海外几份“反动刊物”的宣传文章也定期在《华夏文摘》上面出现--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华夏文摘》被中国网络拒之门外。

    国内的网友若读不到《华夏文摘》,也没什么可惜的,因为它摘录的,主要还是国内报刊上面的文章(是否事先征得过这些报刊的同意,不得而知)。近来随着国内报刊纷纷上网,有时则干脆连输入劳动都省了,而直接从国内报刊的电子版上复制、粘贴,比如电子版《华声报》上面的文章,就定期被其摘用。海外其他中文电子刊物的文章和各电子文库的收藏,现在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稿源。编辑起来固然省事,失去的却是读者。自从电子文库在海外网络兴起而给了网众超饱和的阅读材料之后,这类电子文摘的读者量也逐步在下降,远不象几年前那么受欢迎了。而且,电子出版物的版权问题,总有一天是无法躲避的--笔者认为,电子文库对版权问题可以不得已采取“告诉乃论”的原则,而正式的报刊却不能未经许可就刊用别人的文章。事实上,由于《华夏文摘》擅自刊用海外网友或海外电子刊物的文摘,曾经在海外网络出现过几次风波。面临着电子文库的竞争和版权问题,我们可以觉察到近年来《华夏文摘》在逐渐改变办刊方针,创作的比例越来越大,虽然还挂着“文摘”的名字。

    另一份由文摘刊物向创作刊物转变,而且变得更早、更彻底的,是加拿大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1993年9月创办的《枫华园》旬刊。《枫华园》现在主要登载原创稿件,其主要的特点,是对时事政治异常关心。国内外形势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两位“特约撰稿人”的大作,虽然有时也会登一些争论文章,其最后结论也是要由“特约撰稿人”来下的。而其论调,又恰与《华夏文摘》针锋相对,被海外网友视为“左派刊物”,也有的称之为“《人民日报》海外版”。

    不管是“左”是“右”,这两份刊物的主办人显然对政治活动的兴趣远大于网络活动。他们在网络上都不活跃,极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或者说,他们都不是网众所熟悉的“网上名人”。第一份由网络活跃分子创办和编辑的、第一份不隶属于任何机构的、第一份以远离时事政治为宗旨的、而且是第一份自始至终百分之百刊登创作稿件的中文电子刊物,是1994年2月问世的《新语丝》月刊。《新语丝》的诞生颇有戏剧性,本身就可以写一篇专文。简单地说:其创办者本来只是想为《华夏文摘》每月编一期专登创作的增刊,这个方案被其理事会否决后,才决定自办杂志,结果遭受到了种种阻拦和压制--当时的那些拙劣的手腕,现在是可以当成笑话看的,但是他们的政治嗅觉不可谓不敏感:他们的确预见到了这份新型的杂志将会成为一大竞争对手。

    《新语丝》有别于其他中文电子刊物的另一个特点,是创刊伊始到现在,每期都固定五个栏目:“卷首诗”、“牛肆”(刊登随笔、杂感)、“丝露集”(刊登文学创作)、“网里乾坤”(刊登文史小品)和“网萃”(刊登个人专辑或专题讨论)。两年前加了一个登载网络简讯的“网讯”。从这些栏目的设置来看,也可知它基本上是一份文学刊物。做为一份文学刊物,在无形中总会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如果要我说《新语丝》有什么风格的话,大概可以用“清新”两字概括。至于在创刊一年感言中所说的:“她力尽于文化自身的探讨,不空谈国是,是恪守于纯粹而多元化的文化刊物。”其实只能算是一种追求。

    《新语丝》五年如一日的固定栏目,给人一种平稳的感觉;而其实近五年来,它还是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的:比如从基本上靠约稿的同人杂志演变成了基本上靠投稿的公众杂志,从每期两三万字增加到每期四五万字,从一季度出一期专题增刊改为每两个月出一期专题增刊--所有这一切变化的基础,乃在于它有了充足的稿源。1996年互联网络在国内兴起后,《新语丝》又成了第一份回归祖国的海外电子刊物。目前《新语丝》有四分之一的编辑在国内,有约三分之一的投稿者、读者在国内,已经不是纯粹的海外电子刊物了。

    在《新语丝》之后,海外网络又出现了几份由网络活跃分子主办的刊物,到现在还在继续出的,只剩下了两份:1995年3月创刊的《橄榄树》和1996年1月创刊的《花招》。这两份刊物都是月刊,也都是同人刊物,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自编自写;而它们能够维持到现在的原因,我看在一定程度上都归功于编辑们几年如一日的写作热情和发表欲。《橄榄树》原来是由活跃在中文网络上的几名诗歌爱好者所创办的一份诗刊,在其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网罗了中文网络的大部分诗歌爱好者--当然不久就纷争叠起,做鸟兽散了。其中最大的一次纷争,是1995年底发生的抄袭事件:《橄榄树》的一名骨干被发现抄袭新加坡一份中文报纸的文章,而《橄榄树》刚刚出过集体吹捧这位“天才女诗人”的专辑。这的确是很令人难堪的。这位“天才女诗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网络上大打出手,其战果是:反对者知趣地离去,支持者留下来支撑门面。《橄榄树》诗刊虽然也登一些旧体诗,但基本上是以现代派诗歌为主的,而现代派的诗歌在现在是连诗人自己也未必读的;几次纷争之后,却连诗人也流失了不少,每期总是那几个诗人的大作,连自己看着也觉得无聊了吧。也许正是不甘寂寥,1997年起,《橄榄树》宣布改变编辑方针,改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文史等无所不登的文学刊物,网络上第一份中文诗刊,至此寿终正寝。至于这份自称是“网络首份汉语纯文学期刊”的风格,据说是“探索性”,虽然他们自以为“先锋”的玩意,其实国内的诗人作家早在十年前就已玩腻。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几位过去的“探索”诗人作家,流亡海外后,现在又在那上面焕发了青春继续探索。

    那一次的抄袭事件,还催生了另一份文学刊物。几位反对“天才女诗人”的女性网友在经过了一番拳打脚踢之后,感到了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的必要。当自称“女性文学刊物”的《花招》问世的时候,在网上还颇引起了一点轰动,因为在上面登载了由女性网民写的色情小说。色情小说在海外网络本是司空见惯,但由中国女性编写的,却还属罕见。可惜这个“女-性文学”的风格没能持续多久,到后来连那个“女”字也岌岌可危了,从女网民的作品到男网民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到最后连男网民与女性毫不相关的作品也都上了台面--除了编辑是女的,已很难看出这“女性文学刊物”的特色何在了。据说国内现在的情形是“男人在外面赚钱,女人在家里写作”,在海外其实也差不多的。在多少还算是“文学”的《花招》月刊满足不了发表“家里写作”的需要后,我们又看到了非文学的《花絮》“生活周刊”和《花边》“每日新闻”,颇有点创建一个花X出版集团的意思,虽然作者其实还是那几个。

    除了这几份立足北美、放眼全球的刊物,海外的其他国家、地区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文电子刊物,现在还在发行的,日本有《东北风》,丹麦有《美人鱼》,荷兰有《郁金香》,瑞典有《北极光》和《维京》。某些大学也不定期地在网络上发行通讯。此外还有一些专门化的电子刊物,包括同性恋刊物《桃红满天下》,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主办的传教刊物《海外校园》,佛教刊物《福德海》,灯谜爱好者刊物《谜径通幽》,气功爱好者--说是“气功大师”的崇拜者也许更恰当--主办的交流刊物《枫莲》,中学生刊物《浪漫年华》等等。对这些刊物的来龙去脉我一无所知,无法多嘴。

    上面提及的这些刊物都是由志愿者主办的。海外此外还有几份由中国大使馆或商业公司主办的中文电子刊物,非我同道,不予置评。

                                       1998.11.21.

三、网络文学

    大约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所谓的“文学”。既然有“校园文学”、“课桌文学”、乃至“厕所文学”,在互联网络上,自然也就有“网络文学”。

    当中文国际网络在一九九三年创建起来的时候,计算机还远未象现在这样普及,上网张贴也不象现在这么简单,有条件上网和知道怎么上网的,基本上是在海外大学校园从事理工科工作的学生学者,而且以男性为主。而最初操练中文网络文学的,也就是这些不曾接受过任何文学训练的“野路子”。他们不曾把网络当文坛,也不会刻意追求什么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之所以要张贴,或者是为了交流,或者是为了发泄,鲜有出于创作的冲动。所用的形式,大体上是随意为之的随笔、杂感;其内容,从评论世界大事、鸡毛蒜皮到相互进行人身攻击,无奇不有;而其特色,则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无所顾忌,也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审查。如果这也算文学的话,不妨称之为“莽汉文学”。其上乘者,以讥讽、挖苦为能事,辛辣幽默,令网人肃然起敬--但能有这等水平、这等心思的骂人高手屈指可数,网上盛行的,还是省事的破口大骂,脏话连篇,毫无趣味。所以当时中文网人聚集的新闻组alt.chinese.text (ACT)也就被称为“牛屎铺”(《新语丝》的栏目“牛肆”之名即源于此),比之为“男厕所”。曾有人要改变这种现象,制定网规曰:“骂人不好。要骂,也要骂得有新意。”身处那样的环境中,想不骂人,非要有超凡入圣的修养不可--就连当时网上的稀有动物“文学女青年”也没有不骂人的,更有以“泼妇”、“母大虫”自居的;而骂人要骂得有新意,却是需要有一点文学才能的。因此尽管网规高悬,而千篇一律的骂风依旧。那位网规制定者,后来自己也是一天数帖、十数帖地骂人,而且骂得毫无新意,那条到现在还时不时被贴出来的网规,成了一大讽刺。美国《纽约客》杂志在几年前曾登过一幅著名的漫画:一只狗一边敲打键盘一边对另一只狗说:“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狗。”其实反过来说,在互联网上,人是很容易变成狗的,而“莽汉文学”也就很容易堕落成“狗吠文学”--如果骂街也算文学的话。

    到了一九九五年,海外的互联网络已进入了平民百姓家,家庭主妇们在相夫教子之余,也可以上网打发时间了。这时候,在中文网络,就出现了与“莽汉文学”、“狗吠文学”鼎足而立的“小女子文学”。无非是见花落泪,对月伤心,油盐酱醋,厨房卧室,孩子尿布,爱情手册,育儿日记,好幸福好伤心好苦闷好生气--总而言之,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和廉价的擦面纸是也。生活、感情“丰富”者乃至于象祥林嫂一般天天唠叨个没完没了。“莽汉”和“狗”们是最见不得这种东西的,于是要讥讽,要漫骂,于是“小女子”们慢慢地也就离开了“男厕所”,而躲到小范围的、封闭式的讨论组(邮件列单)里相互赏鉴去了。时不时也还会整理一下帐目、收集一下纸头贴到“男厕所”去,向世界宣告她们生活得很好。

    严格地说,这些随写随发、聊天对骂式的文字,当然都算不上文学。严格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是要等出现了象《新语丝》、《橄榄树》这样严肃的文学刊物,有了比较正式的发表渠道,拥有一批有艺术追求的作者之后,才真正地诞生的。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多伦多“电脑网络与中国文化”会议上,我曾经把网络文学称之为“流放文学”的一部分。在那次题为《在网络上流放》的演讲中,我如此总结道:

    “这些文学创作在内容上具有流放文学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怀旧,回忆在国内时候或苦或甜的生活。人谁不怀旧?尤其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回想过去的时光,但是在异国他乡,遥对祖国,这种怀旧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并且也由于远距离而产生了超出现实的美感。第二个特点是描写文化冲击,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抒发在居住国的感受。多抒发个人的悲欢,而缺乏大手笔,对于居住国的文化,也还没有真切的深刻感受。在形式上,网络文学多采用散文、随笔、诗歌这种便于直抒情怀、无需花费太多时间的形式,较短小,也较随意。在质量上仍与常规文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现在海外的中文网络文学当然要比当时繁荣了许多。当时有所谓“网文八大家”,而如今文学水平未必比那八家差的网人恐怕二十八家都不止。但是,海外的中文网络文学,整体上还是不出“怀旧”和“描写文化冲突”两大流放文学的特点。在海外的生活环境中,这应该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如果说在内容上有什么突破的话,那就是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映网络生活的作品。在形式上的突破,则是小说的盛行,中篇小说乃至长篇小说都已在网上大量诞生,虽然其质量,仍未达到专业水平。但是一些网人创作的散文、随笔、诗歌的质量,确乎已与常规文学相差无几。某些网人实际上是网上和网下两栖,他们的作品往往分投网络刊物和常规刊物,只不过在网络刊物上更早跟读者见面而已。但是网络文学要和常规文学最终合轨,则还有待于专业的作家、诗人们纷纷上网。《新语丝》和《橄榄树》开始零星登载海外专业或半专业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也可说是一个趋势。在那篇演讲的最后,我预言道: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诗人、作家流放到网络上来,网络也会产生自己的诗人和作家,以网为家,在网络上流放。”

    我们仍然期待着。

                                1998.11.24.

四、网文大家

    网络既然有所谓的“文学”,当然也就有了以之为园地的“作家”,从中也就必然会冒出“著名作家”。

    在一九九三年,当中文国际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就仿照唐宋八大家的说法,评出过“网文八大家”:冬冬、凯丽(男)、晓拂(女)、不光、图雅、散宜生、嚎、方舟子。某些老网客一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总觉得当时网文的水平高超,为后来者所难企及。其实现在看来,“网文八大家”在当时所写的文章,固然不乏有一股灵气,却都相当的幼稚、粗糙,实在是不足称道的。只不过在当时上网发表的人不多(绝大多数人只读不贴),瞎子国里,独眼称王罢了。

    我在前面说过,真正的中文网络文学,是在一九九四年出现了《新语丝》文学刊物才开始的。这时候,八大家中有的退隐,有的堕落,已只剩下了四家了:图雅、散宜生、嚎、方舟子。再加上两名新上网的女士:百合和莲波,也只能说是六大家。这并不是说中文国际网络这时候已经萧条,恰恰相反,一九九四、九五年的新闻组alt.chinese.text (ACT)正处于顶峰时期,张贴的数量之多、水平之高,都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在众多的“作家”中,在写作的数量、质量和读者群各方面,能与这六人相提并论的,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原先就已名列八大家的四名男作者,其文风,其实也是在这时候才磨炼成熟的。这六个人,在其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上网发一篇或数篇随感、短评。图雅在1995年8月所作的《砍柴山歌》的后记中自我总结道:

    “先吹吹这个篇幅。两年之间(方按:指1994-1995),贴了总有五六百张贴子,二三十万字。通过英特网放如此之多厥词的人大概不多--这还不包括字数更多的小说和散文。别的不说,有这么多闲功夫就不容易。贾平凹写过一篇《闲人》,大概指的就是我这种人。当然,光有闲,没心情也不行,几十万字,信手涂鸦,说明这两年还挺有心情。这个也值得高兴。生活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着急构成的。一会要交作业,一会要去饭店洗碗,一会又要去车站接同学,每一件事都刻不容缓,每一个人都讨债似地追你,一直把你轰进坟里才罢休。这就导致了生命质量的显著下降。在如此劣质的生活中,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往键盘上打一篇玩意,不是相当对得起自己吗?”

    更有闲心的方舟子在这两年间的写作数量,大约又是图雅的两倍。其他四个人,虽然不象图、方两人那么随意,但敲键之勤,涉猎之广,却也是在今天的网人中所罕见的。

    在创作上,这六人也各有其一、二强项:图雅、百合的小说和散文,莲波的散文,散宜生的文学评论,嚎的文史小品,方舟子的散文和文史小品,都是很受网人欢迎的,至今仍在网上流传不衰。散宜生在一九九五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如此评价这几个人:

    “大陆当代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发而为Posts(网络张贴),就有四大流派:图雅可以代表民间口语;莲波是传统文化的诗词一路,舟子该是古文一路;外来影响的代表则非嚎莫属。本人初上网时受过嚎总长提携,就投在他的旗下算了。图雅一派的特点是语言鲜活;小麒麟说的文笔优美,本人不敢当,那是莲波一路的特色;古文派的特长是气势雄浑;但是,要说思想深刻,嚎总这一拨当仁不让。”

    按照这种分法,文中漏提的百合该是属于文笔优美的一路。

    但是,网人所最津津乐道的,最肃然起敬的,其实并不是这些较严肃的创作,而是图雅、散宜生、嚎和方舟子四人在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骂人艺术。此处之所谓“骂人艺术”,并不是指那种泼妇骂街式的破口大骂,而是指较为含蓄、精致的讥讽。在ACT这个“男厕所”铺天盖地的骂街声中,这四个人始终能自重“身份”,信奉“骂人骂不好,骂的人比挨骂的难看”的信条,掐架之时还能讲究一下骂人艺术,也可算是出污泥而不染了。古往今来的骂人第一高手,非鲁迅先生莫属,这四个人,也一致推崇鲁迅为祖师爷--简称鲁爷。老爷子的武功博大精深,后学小子偷得了其一招半式,或诙谐(图雅),或霸道(散宜生),或阴沉(嚎),或尖刻(方舟子),也就可以纵横网络无敌手了。而这四个人,由于都是出身理工科、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的缘故,其作文议论,更有传统文人所欠缺的严密逻辑。在鲁迅身后,由于种种原因,正统的文坛无人敢于师法其笔法,想不到在自由自在、无所顾忌的国际网络,却有了传人,老爷子九泉之下有知,当可瞑目了。

    一些老网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四个人在ACT上彼此之间没有真正交过手。除了嚎和方舟子曾经唱过双簧,除了图雅和方舟子曾经为了时事政治而友好地争论过,在当时网上的纷争中,这四个人不幸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联手出击,也就少了许多好戏。曾经有人感叹说:方舟子是石头,图雅是棉花,不知石头和棉花打起来,会是谁输谁赢呢?图雅已在一九九六年悄然离网,这石头和棉花的问题,也就成了千古悬案了。

    当这网文六大家因种种原因一个个先后离开了ACT,ACT也就无可避免地衰败了下去,而逐渐被各封闭式的邮件讨论组和万维网论坛所取代。但是讨论组和论坛具有与新闻组不同的特征,不可能象ACT那么自由自在,也不可能有往日ACT那样汇聚四面八方之英豪的荣耀,也还没有从中产生在写作数量和涉猎范围可与六大家相比的新的“大家”。这些大家在离开了ACT后,也逐渐沉寂下去,还在当不甘寂寞的老不死的开网元老的,只有散宜生和方舟子两人;而其实散宜生近年来也鲜有新作发表。所以,这也可说是中文国际网络史上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结束,接下来是百家争鸣的平民时代。

                                  1998.11.26.

五、ACT的兴起

    在中文国际网络上,ACT是经常被提起的一个名词,它是互联网新闻组alt.chinese.text的简称。ACT是国际网络中最早采用中文张贴的新闻组,可以说,有了ACT,才有了所谓的中文国际网络。

    ACT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魏亚桂请该校的系统管理员建立的。魏亚桂提了alt.zhongwen, alt.chinese.text等几个名称供管理员选择,该管理员不懂中文,就选了alt.chinese.text这个英文的名称。为什么不简单地称为alt.chinese,而要在后面加上text(文本)呢?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计算机的编码常识。可以在网络上畅通无阻的真正的标准文本编码,是“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编码”(简称ASCII或“美标”),但是它只有128个编码(即7比特),只能用来编写英文字母和常用符号,显然不能用来编写汉语。用来编码简体汉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简称“国标”)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案,即把两个美标组合起来编写一个汉字,比如用“VP”编码“中”字,这套编码,本来也是纯文本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有一个如何区分中、英文的问题,比如说,在中英夹杂的文件中,怎么让程序分辨“VP”究竟是代表两个英文大写字母呢,还是“中”字?对这个问题,有两套解决办法:最早的解决办法,也是现在最通行的办法,是CCDOS的开发者发明的,他们在每个国标码的前面都再加上了一个非美标的数字,也就是说,没有这个非美标的“VP”是两个英文字母,有这个非美标的就是“中”字,我们现在所用的国标码,其实就是这种经过改造的国标码。这样,固然可以区分美标和国标了,用国标码编写的文件却不再是纯文本的文件,而变成了8比特的所谓“二进制文件”。在当时的互联网络,直接传递二进制文件还很不可靠,那个用于定义国标码的非美标符号在传递时经常丢失,为了保险起见,在传递之前必须用加密方法把它改编成文本文件,到达终点后再解密还原成二进制文件供阅读。因此,在当时的互联网上,是没法直接阅读国标码中文的,很是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九八九年,黎广祥、魏亚桂、李枫峰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即恢复国标码为纯文本的本来面目,但在中文的段落之前和之后各加上控制符号与英文区别开来,这些控制符也属于美标,这样,整个文件就都是一个纯文本的文件,可以在网络上直接传递了。这种编码方法,被命名为“汉字”码,简称HZ。建立ACT的动机,就是为了推广、使用HZ码,所以,该新闻组对张贴的内容没有任何的要求,唯一的要求是必须使用HZ码张贴。因为HZ码属纯文本,所以才有了新闻组名称后面的那个奇怪的text。

    既然ACT在一九九二年夏天就已建成,我为什么一直说中文国际网络形成于一九九三年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又得简单地介绍一点新闻组的常识。在当时国际互联网上的新闻组,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所谓六大主流新闻组(news为网络管理类,comp为计算机技术类,soc为社会类,sci为科学类,talk为闲谈类,misc为杂类),要成立一个新的主流组。手续非常麻烦,需要经过提议、表决,但是一旦成立,绝大部分新闻服务器都会自动订阅,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另一类新闻组是所谓另类新闻组(alt)。要建一个另类新闻组非常容易,事实上任何一个系统管理员都可以建立,但是相应地,要传布开去就不容易了,是否要订阅它,完全由各个新闻服务器的管理员个别决定。ACT做为一个另类新闻组,它的传布就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根据魏亚桂的回忆,虽然ACT建立的第一天,就有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张贴,但是在开始的几个月,大部分为测试贴和技术性文章,以及《华夏文摘》和抄来的一些诗词、短文,显然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交流网络。这些张贴也没有存档。我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张贴,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一个张贴,在印第安那大学的新闻服务器上(也就是最早订阅ACT的服务器),它是ACT的第2732封张贴,也就是说,在ACT建成后的九个月内,总共就只有这么多张贴,实在是少得可怜--在ACT的鼎盛时期,有时一天就有上千封张贴!

    这一个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ACT交流张贴,是一个征下联和应征,上联为“紫阳泽民”,应征的下联为“瑞环耀邦”。征联者和应征者分别贴自德国和加拿大,可见在这时候ACT已从美国传布到了全世界。在同一天,后来被列入“网文八大家”的冬冬也贴了他的第一个张贴“唱支山歌给你听”:

      “没劲!
        大家怎么都那么空虚呀!
        给你们唱首歌吧!

        从北京,到延安,
        路途是那么遥远。
        七十二条,羊肠小道,
        弯弯曲曲,走不完!

        看远处,又走来,咱们的毛委员。
        头带着礼帽,他身披着长衫。
        小鬼,就跟在后面。

        ……”

    ACT早期的活跃分子四月也贴了一篇“对话”,可算是ACT最早的两篇“经典”作品。这一天以前的张贴都已不可考,网上元老能够忆起的中文网大事最早也都发生在一九九三年,所以我很保守地把中文国际网络的形成时期定在了一九九三年。这么做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我当时所在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是在这一年开始订阅ACT,我当然也在这一年才开始阅读ACT。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为了方便使用繁体字的大五码的网友,另外成立了一个另类新闻组alt.chinese.text.big5,简称ACTB,与ACT相互镜射,也就是说,在当时,两个新闻组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后来这两个新闻组分了家,此是后话。

    在ACT成立之后不久,最早的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就在上面发行,ACT上的张贴有时也被《华夏文摘》拿去刊登,而且往往不预先征求作者的许可。其编辑大概觉得既然已贴在了网络上,理所当然地可以自由使用,说不定还觉得给了作者天大的面子。这种态度,引起了一些ACT活跃分子的不满。这也可以说是中文网络上最早的版权事件,只不过被侵权者最多是抱怨一、两句,并未引起注意,《华夏文摘》依旧是对网上文章随意采用。一直到了一九九三年年底,因为方舟子的一首诗被瑞典的电子刊物《北极光》不告而用、乃至篡改,才引发了中文网络上第一次对版权问题的大讨论,从那以后,各家中文电子刊物对采用网上张贴才比较小心了。这也是后话。总之,也许是为了搞好与ACT的关系,《华夏文摘》在一九九三年七月请当时ACT的活跃分子编了一期“ACT文选”的增刊。选的是当时ACT上所谓“严肃”“正经”的文章,其实都是一些讨论政治问题的短评,现在看来文笔都非常随意、幼稚。不能怪选者的眼光不行,当时的ACT也就是那个水平。当时更流行的,是把ACT当成玩耍、吵架的幼儿园,互相论功行赏、封官赏爵过家家。   

    但《华夏文摘》的这个文选,却对宣传ACT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人在读了这期增刊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用中文交流的国际场所,阅读ACT和在ACT上张贴的人,突然多了起来。“网文八大家”中最晚上网的两位,图雅和方舟子,也在一九九三年的七、八月间首次登上了ACT舞台。在这一年的十月,图雅为《华夏文摘》编了一期“留学生文学专辑”,其作者,全部都是ACT的活跃分子,而其作品水平,确实也当得起“文学”两字,非三个月前的“ACT文选”可比。ACT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告别了几个人过家家的阶段,而进入了繁荣时期。

                       1998.12.26.

六、ACT的繁荣

    自一九九三年年底起,ACT进入了长达两年多的鼎盛时期。其氛围,也由幼儿园式的过家家,变成了大学生宿舍式的胡吹神侃。

    在当时,有一名NEC公司的系统管理员每个月都抽样统计各个新闻组的读者数。按他的统计,当时ACT的读者数保持在五万多,ACTB的读者数保持在两万多,因为这两个新闻组互相镜射,实际上是一个新闻组,合起来,竟有八万读者在阅读ACT/ACTB。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互联网,台湾的互联网还自成一统,这八万读者,基本上也就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ACT用的是简体字,那五万多读者可以说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当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不过十几万,也就是说,几乎有一半的大陆留学生在阅读ACT,不读的人大都也知道ACT。ACT也就成了中国留学生最主要的交流、舆论渠道,那些长年活跃在ACT上的网人也就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尽人皆知的名人。

    在ACT的鼎盛时期,平均下来,每天有两、三百封张贴,若遇到非常时期,自然远不止此数。几天不读,贴数就多得无法处理,所以许多人都养成了每天上网阅读ACT的习惯。象所有的另类新闻组,大部分的ACT张贴都是没有任何价值--不管你把价值尺度调得多么低--的垃圾。对这段时期的ACT张贴,可以说每一封我都过目,稍稍有点内容的就给存档,每个月的存档平均能有五百多封,也就是说,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张贴算是有点保留价值。即便如此,积累下来,这个量仍然是相当惊人的。当初我以中文网档案局局长自居保留这个庞大的存档,并不是为了以后能把它做为写网史的资料,完全是为了在网上吵架--或者说得好听点,打笔仗--的方便。在一个自由的论坛,难免有人要跟你吵架,吵着吵着就难免要向众人揭发你的网史污点,更难免有意无意的添油加醋、造谣中伤,这时候这些原始的资料就派上了用场。用ACT的黑话来说,这叫“记变天帐”。

    的确,在ACT这个独特的语言环境中,有自己的一套黑话,用惯了,有时就不知不觉地把它当成了普适的语言来用。比如,在《新语丝》的发刊辞中,我如此写道:“几万分布世界各地的汉字使用者,黑白红黄蓝各色人等,通过一张无形的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常读ACT的人,读了这句话,说不定要误以为说的是中文网络的读者包括各种人种,还要奇怪怎么会有蓝种人。其事那也是ACT的黑话,不过是用颜色来给形形色色的网人标签:“黑”指匿名骂人,“白”指热衷反动宣传,“红”指紧跟中国政府,“黄”指黄色下流,“蓝”则用来形容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

    ACT之所以能够汇聚到各色各样的汉语使用者,有两个因素:第一,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中文新闻组,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除了都挤到这里来,也没别的地方可去;第二,其他的新闻组大抵都有一个主题,ACT却是主题不限,只要是用中文就行。在那个时候,在ACT上贴一封英文贴,几乎就相当于扔了一个“硝烟诱饵”(flame bait, 指在新闻组上有意引起众怒制造混乱),所以那些识相点的,在迫不得已(比如说无法打中文)贴英文请教问题时,都要赶紧先赔不是。

    也正因为三教九流毕集,而又不限论题,才使得ACT的张贴如此丰富多彩:有在那里进行政治宣传和反宣传的,有传教和反传教的,有发表文学创作的,有抄书的,有聊天的,有感慨的,有吵架的,有骂大街的,有讲故事说笑话的,有交流日常生活经验的,有对联猜谜的……甚至还有进行“学术交流”的,比如我就曾在那里跟人争过杜诗用韵、明初民族政策、某个汉字的来源、古音,诸如此类,其实都是相当专门的问题,一般的人本来不会感兴趣,然而却也有很多看热闹的。ACT盛行的是嘻笑怒骂的文风,所谓的“学术交流”其实也不过是你一拳我一腿的打擂比武表演,旁观者即使对比试的内容一窍不通,光看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招式也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如果有人找错了地方想到那里做认真严肃的学术交流(这样的人也曾经有过),就算不被三拳两脚地打扒下,也早被看客轰下了台。学术交流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所以ACT虽然多姿多彩,然而又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也就是掐架。有人说ACT是茶馆,也有人说ACT是男厕所,但我却以为把ACT比做大学生宿舍更恰当些。那里的氛围,总让我想起大学时代宿舍熄灯以后躺在被窝里的吹牛、抬扛,只不过面对面的交流不象网上交流那么肆无忌惮,火药味没有那么浓而已。

    曾经因参与撰写电视片《河殇》而名噪一时的作家苏晓康在流亡海外后,寂寞之余,也曾在一九九六年(其时ACT已过了鼎盛时期)到ACT看过两眼,写了一篇谩骂中文网的奇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在美国看网上中文世界》,针对ACT这种嘻笑怒骂的风气,下了一个河殇式的论断:“……被压抑的交流欲、发表欲一时都借网络宣泄,但从人们的下笔肆无忌惮来看,中国文化的儒雅、含蓄、精致,真是所剩无几,却是一个更深的灾难。现代科技无补于一个没有生机的文明,此处全然彰显。”中国文化的儒雅、含蓄、精致,固然在中文网络所剩无己,但中国文化的另一面--阳刚、奔放、粗犷--却在中文网络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博大、华夏文明无处不活的勃勃生机,本不是这种欺世盗名之徒可以理喻。

    仿佛为了“全然彰显”其无知而又臆断的文风,苏晓康在该文中又替中文网归纳了“永远不灭的十个话题”:“一个话题是关于炒菜(即烹饪);一个话题是关于在好莱坞颇为成功的大陆女演员陈冲的,大部分是骂她;还有一个话题不知道为什么是调侃奚落上海人……,中国大陆大学优劣名次,也是一个题目,一派‘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孙子’,从‘唇枪舌剑’中直把‘清华’贬为‘青蛙’、‘复旦’贬为‘蜉蛋’、‘科技大’贬为‘裤子大’,可以一窥网上这类中文之品位和格调。”所谓的“青蛙”、“孵蛋”、“裤子大”也是苏晓康所一窍不通的ACT黑话,不过是各名校的校友们对自己母校的幽默称呼,跟“优劣名次”何干?而他列举的那些话题,烹饪和奚落上海人在中文网还算常见(在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大概也常见),但也算不上“永远不灭”,而骂陈冲和争大学名次,则根本只是昙花一现,也许苏晓康在为中文网预设了品位和格调之后,上网收集证据之时,碰巧看到了这些话题,就极其慷慨地给戴上了“永远不灭”的桂冠。

    那么中文网上有没有什么“永远不灭的话题”呢?有的,只不过我数来数去,也未能屈满两只手。象中国统一和台湾独立之争、简化字优劣之争、进化论和神创论之争、科学与伪科学之争、对“六四”以及民运人士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鲁迅评论、金庸评论,就都是在中文网上过一段时间就又会冒出来的话题。但所有这些话题,在有海外华人的地方,在现在大概就都属于“永远不灭”,并非中文网的特点。

    ACT的特点,就是在掐架的主旋律之下,呕哑嘲哳的百家争鸣。到了一九九四年下半年,ACT进入了全盛时期,却也象其他新闻组一样,开始受到商业广告的冲击。面对每天几百乃至上千的垃圾与信息夹杂的张贴,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加以改组。当时提出了三个改组方案:一个是把ACT再细分成几个专题小组,比如alt.chinese.text.politics用于讨论政治问题,alt.chinese.text.history用于讨论历史问题,等等。这个方案换汤不换药,而且成立一批新的另类新闻组,并不能保证就会被新闻服务器同时订阅,更有可能一齐被拒订,所以这个方案赞成的人很少。第二个方案的提出者认为互联网即将在中国大陆兴起,既然有德文、日文顶级新闻组,也应该有中文顶级新闻组,所以主张新设立一系列以chinese打头的专题新闻组。这个方案的致命弱点在于: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服务器一般只订阅六大主流新闻组和选择性地订阅另类新闻组,以chinese打头的新闻组会被当成地区性新闻组而被中国之外的新闻服务器拒之门外,能读到它的人毫无疑问要比能读ACT的少。正是针对这一点,才有了第三个方案:既然要改组,就应该改得读者更多,而不能读者更少。世界上大概只有一半的新闻服务器订阅ACT,何不在主流新闻组中也成立一个中文组,让所有的新闻服务器都订阅?因此,我主张设一个talk.chinese,把ACT整个搬过去。丰富多彩正是ACT的吸引人之处,没必要再分成小组,但是可以象其他主流新闻组一样,设一个管理委员会过滤掉垃圾贴和商业广告以减少帖数,对垃圾贴定义可由网众表决划定,管理委员会则可由几个从不张贴、也从不参与网上纠纷的热心读者组成。

    对后两种方案,各有一批人支持,谁优谁劣,当时争论得很厉害。主张中文顶级组的人,大约以为是在为未来的中文网开天辟地,踌躇满志,组织了一个很庞大的筹备委员会壮大声势。我虽然主张主流新闻组方案,却也并不反对中文顶级组方案,因为我不觉得二者有何冲突,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只不过中文顶级组是为未来而设,主流中文新闻组才是当务之急。要成立一个新的主流新闻组,有一套繁琐的手续,需要写一个提案供讨论两次,然后提交一个叫news.announce的新闻组表决。我按规定写了一个提案,也经过了讨论,但提交news.announce后,却不见贴出来供表决。然后就见主张中文顶级组的人说,他们已说服了互联网总管支持他们的提案,反对成立主流新闻组。我正奇怪互联网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总管,就接到news.announce管理员--也就是他们的所谓总管--的来信,通知我由于我提出的主流中文组与筹备中的中文顶级组重复,他决定不把提案贴出来供表决。主流中文组就这么胎死腹中。我想,主张中文顶级组的人之所以不乐见主流中文组,是担心分散了人马吧。但如此做为,却也使人寒透了心。所以,在中文顶级组成立、筹备人员过了一把开网元老的瘾之后,虽然一遍遍地在ACT上贴告示请人转移过去,虽然一再请网上名人们去给他们捧场,却也没有几个人买他们的账,大家仍愿意挤在ACT与之共存亡。不久那几个“开网元老”也就从中文网上消失了,大概觉得开了网就已大功告成,可以功成身退了。他们开下的那些chinese组,到现在也基本上是空的,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并没能使之复活。有一个chinese.talk.misc看上去倒热闹,其实是在镜射ACT--而“全美学自联”的网页上,却自欺欺人地说“ACT已成了chinese.talk.misc”。

    当ACT鼎盛之时,若能未雨绸缪地把它改组成有所管理的主流中文组,或许可以使中文新闻组保持长盛不衰,中文网人在现在也不必分头躲进各个有管理的邮件讨论组和万维网论坛。可惜这个机会是永远地失去了,中文新闻组从那以后就只能跟ACT共存亡,而ACT自一九九五年年底起,无可避免地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败,到现在则是彻底地败落。

                                      1998.12.28.

七、ACT的衰败

    如果说一九九三年十月ACT网人通过《华夏文摘》出版“留学生文学专辑”增刊一事标志着ACT从此走向繁荣,那么,新语丝在一九九六年二月成立“新语丝之友”邮件讨论组则是ACT已经衰落的标志,它表明了《新语丝》这份在ACT上产生、由ACT活跃分子主办、以ACT为最主要的发行渠道的电子刊物从此将与ACT脱离关系,而另辟新的交流园地。

    实际上自一九九五年年底起,ACT就已败像丛生了:

    第一个败像,是大量地转贴报纸电台的新闻报道,ACT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闻”组。ACT向来有人在贴报纸上的新闻、评论,比如有位叫王海生的香港网人,就长年累月在ACT上张贴香港反共报纸的文章;但当时传统媒介都未上网,要贴它们的文章需要自己抄写,所以还很稀罕。到了一九九五年年底,传统媒介纷纷上网,转贴也就易如反掌了。最早这么干的,好像是一位台湾网人每天在ACT上张贴十来篇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然后也有人每天在那里贴《星岛日报》、《明报》、《联合早报》之类的海外中文报纸报道,到现在,则是大陆BBS和万维网论坛上的张贴也被大量地转到ACT上来。在大量的转贴的包围之下,ACT自己的声音也就被淹没了。人家若要读那些新闻报道、评论,自可以自己到相应的站点去,又何必到ACT上来呢?自从ACT成了新闻机构、其他网站的传声筒,失去了用于交流、讨论的本来面目,读者自然也就不再觉得有阅读它的必要。所以,这第一个败像,导致了读者的流失。

    第二个败像,是污言秽语骂大街成了ACT的主流。诚然,象一切自由的论坛,ACT从来就没能免受污言秽语的污染,以至有人惊呼其为“男厕所”。但在其鼎盛时期,骂大街毕竟还是个别现象,而且往往是匿名者为之,为网上舆论所不齿。ACT的常客,大抵都相当自律,比如其鼎盛时期的六大家(百合、莲波、散宜生、嚎、图雅、方舟子),两位女士不必说,即使是四位男士,纵横网上三、四年,掐架无数,在硝烟弥漫中,却也不曾失态骂过一句脏话(图雅的某些张贴稍微过分,也无伤大雅);所掐的架,也都是有点内容的,并非为掐架而掐架。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年底,ACT的风气开始转变,其始作俑者,是两位所谓的“元老”。这两位老网人在ACT早年过家家的时期,也颇受网众欢迎,被捧为“主席”“国师”,离网一段时间后重新回来,发现ACT早已改朝换代,往日的风光不再有,成了无人买他的账的遗老。于是,不知是为了引人注目呢还是破罐破摔要ACT跟他们一起堕落,自坏“骂人不好,要骂也要有新意”的规矩,有贴必跟,逢人便骂,每天张贴十几、几十篇,短平快地用污言秽语骂大街。有“元老”联合带头,ACT也就世风日下,见怪不怪了。从那以后的ACT,岂止是“男厕所”,简直就是粪坑,臭气冲天,旁人避之唯恐不及,不愿同流合污者纷纷离去,网外高人也不愿加入。在ACT上张贴大作,已没有从前那种“终于找到了组织”的亲切感,反而会让人觉得跌份了。所以这第二个败像,导致了作者的疏离。

    第三个败像,是英文贴的泛滥和汉字编码的混乱。互联网上的新闻组,基本上都是英文组,只有ACT和它的镜像组用中文,“不要贴英文”也就成了ACT的第一守则。如果要用英文讨论中国问题,则另有一个叫soc.culture.china (SCC)的新闻组。在ACT的早期和鼎盛时期,大家也都相当自律,虽然打英文要比打中文容易得多,也很少见到英文贴。有时SCC的英文贴被交叉贴到ACT,也会很快被骂了回去。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年底,这条第一守则也被破坏了。SCC因为成了政治宣传的场所,读者日见其少,那里的活跃分子眼见ACT读者众多,就也在ACT开辟战场。英文贴逐渐泛滥起来,却鲜见有人抗议了。连为ACT定下了“用中文不用英文”的规矩的魏亚桂,这时候自己也用起了英文。到了后来,ACT上的张贴,大约有一半是英文,已算不上“中文”组,对于汉语使用者来说,也就失去了其亲切感。即使是那些中文贴,编码也五花八门。ACT本是为HZ编码的中文而设,老网人也都习惯了用HZ码,但是新手们却是什么码都用,国标码、大五码、MIME码、QP64码、Unicode码、还有不知什么码,全都在ACT上争奇斗艳。对于许多已用惯了HZ码的老网人,其他这些码有如天书。图雅在离网之前就抱怨ACT上的张贴有一半他看不了了。英文的泛滥和编码的混乱,是迫使许多老网人离开ACT的一大原因。

    自一九九六年起,在这样的形势下,ACT鼎盛时期的网文六大家一个个告别了这个舞台。虽然他们离开的具体时间与个人生活的变动有关,但ACT的此情此景却使他们对之不再留恋,离开后就不再回来:嚎自一九九六年三月中旬起就不再在ACT上交流;散宜生在五月二十日贴了最后一帖《女人的定义》;百合在同月二十八日贴《没话找话》--从那以后也真的没话了;图雅在七月三日贴了《罕见的天才》,然后不辞而别;莲波则在同月的二十日贴出了离网告示。也就只剩下了方舟子一人在ACT上“拔剑四顾心茫然”,除了揭揭神创论者、原教旨基督徒、伪科学者以及以民主斗士自居的斗兽们的画皮,实在也找不到更有趣的、更有份量的架可打了。若真能达到“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林语堂评鲁迅语)的境界,自然可以就一直陪阿猫阿狗们玩耍下去;可惜做不到,进入一九九八年后,连方舟子也很少在ACT上露面了。

    除了这六位曾经每天都在ACT上大放厥词的六大家,ACT还有一些网人时不时地贴一些很有意思的张贴,象醉人、古平、座山雕、东风不败、四月、东邪、CC、呆子、白毛女、程鹗、剑锋、苏等人,都可算是ACT在某一时期的活跃分子,也在差不多同时从ACT上完全消失或基本消失。只有那些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者留了下来,而新加入的,也大抵是这类人。ACT到后来,基本上堕落成了张贴新闻、政争和骂大街的场所,看上去似乎还很热闹,却毫无趣味可言。在ACT的鼎盛时期,我每天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阅读ACT,可以说上网时间基本上都花在那上面,而现在呢,是每周看一次ACT,十分钟就可全部看完。在我的ACT存档中,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分别有659和544篇,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只有27篇,十二月则一篇未存--我前面已说过,我的ACT存档标准是低得不能再低的。以最近的三天为例,ACT共有199篇张贴,其中58篇是王海生重贴或新贴的报刊反共评论,19篇是一位网名“四匹”的台湾网人三言两语地谩骂大陆人(这两位都是几年如一日,几乎天天如此,令人不能不佩服其韧劲),十几篇是大陆网人三言两语的回骂和其他台湾网人的再回骂,剩下的是从新语丝电子文库、万维网论坛转贴的文章,新加坡和大陆报纸电子版的新闻报道,反共电子刊物《小参考》,几个网站的广告,每周自动贴一次的、写于五年前的ACT常见问题解答(指导怎么读、写HZ码!),测试张贴……有哪一封值得一读、值得存档?

    在ACT上发生的最后一件大事,大概是一九九七年年底和九八年年初的“阿波罗假登月”事件。哈姆雷特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论证“阿波罗登月”之虚假,方舟子则东拉西扯对其冷嘲热讽,两位自一九九三年就已活跃在ACT上的硕果仅存的元老,在ACT上做了最后一回掐架表演。ACT其实是早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了,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大帝国尸体上,衍生出了无数的独立王国:文学创作有各电子刊物,抄书摘录有各电子文库,交流讨论有各邮件讨论组和万维网论坛,骂街则有某些论坛和苟延残喘的ACT。只有掐架一脉,算是失传了。现在上网者日众、花在网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但网上可去之处、可干之事却也多,不象ACT的元老们那样心无旁骛地耕耘一块园地,所以以后的中文网人中,大约也不会再见到象六大家那样的风采。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却未必分久必合。象ACT这样的大杂烩,乃是中文网发展初期的特定现象。中文网络发展到今天,若有人还想重开已散的宴席,做整合中文网、一统江湖的美梦,注定只是一枕黄粱。

                   1998.12.30.



美国怎么选院士

18 09 2011年

最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果第一轮通信评审后就被淘汰,舆论大哗。每次院士选举结果出来,总难免引起争论。有的当选者被认为学术水平不够高,甚至有造假前科,没资格当院士。而有的落选者则被认为水平很高,甚至在国际上很有名望,却怎么也当不上院士。美国科学院经常被拿来做对比。在国际上,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声无疑比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得多,但是有三个中国科学家当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被美国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他们是袁隆平、李爱珍、周忠和。按说科学没有国界,一个科学家的学术成就让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来评审,结果应该差不多才对,却为什么会一再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怪现象?

两国科学院的选举程序非常不同。从表面上看,两国科学院都采取推荐制度(美国科学院由院士提名候选人,而中国科学院除了院士推荐,还有归口单位推荐),不受理本人申请。而事实上,中国科学院的选举采取的是申请制度,因为被推荐人的材料是自己写的,所谓推荐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有3名以上院士推荐,或有归口单位推荐,就能成为有效候选人,名单公示。然后各个学部的院士分别对有效候选人进行通信评审,产生第二轮候选人,称为初选候选人,再次公示。开院士大会时,各个学部的院士再分别选一次,产生本学部正式候选人,人数是增选名额的1.2倍。然后各个学部再进行一次投票,产生院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选举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由某个院士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材料也是由提名人写的,候选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与中国院士候选人厚厚的一大本材料不同,美国院士候选人的材料要求很简单,一份简单的履历和不超过250个单词的学术成就介绍,以及不超过12篇的论文目录。候选名单分别交给相应学科的院士初审(美国科学院共设31个学科分支)。各个学科的初审程序可能都不一样。初审结果交到高一级的学部(共有6个学部)委员会合并,根据各个学部的名额产生学部的候选人(人数为增选名额的150%),由于名额限制被淘汰的候选人则在第二年自动成为被提名人。然后候选人名单送给全体院士投票(对投票有一定要求,比如每个学部至少要选多少人)。根据投票结果产生等额候选人名单,在每年4月底开院士大会时,对名单集体表决通过。然后再通知当选人,当选人同意了,才正式成为院士。

中国院士候选人名单是公开的,美国则是秘密的。公开有助于舆论监督,然而也使得候选人能够去搞活动拉选票。对美国院士选举来说,没有接受舆论监督的必要,因为他们有比较正常的学术环境,造假者能骗过同行院士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当然是另一回事了。中国院士的选举自始至终是分学部进行的,而美国院士选举只是在提名阶段分科进行,正式的选举是全体院士投票。分学部选举的优点是选举人都是同行,对被候选人的学术成就都能有更专业的判断,缺点是选举结果容易被少数人操纵。

美国院士选举程序非常复杂而繁琐,选院士因此成了美国科学院的主要工作,这让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最终忍无可忍,愤而放弃院士,因为他看不出有何必要要隶属于一个把主要时间花在选举院士上的机构。搞这么一套繁琐费时的程序是为了尽量保证选举结果的公平。但是即便如此,美国院士选举结果有时也会引起争议,争议最大的是著名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一直没能当上院士。萨根其实也是一个有很高的学术成就的天文学家,其成就获得同行的认可。在院士选举时,天文学分科的院士都投票给他,但是他给其他分科的院士的印象却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科学家,不愿把票投给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就一直选不上。作为弥补,美国科学院授予萨根“公共福利奖”,表彰他在科普方面的贡献。

但是这毕竟是少见的例外。总体上,美国院士的选举是公平的,至少比中国院士的选举公平得多。两国院士的选举程序各有利弊,不正常的选举结果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美国院士仅仅是一个崇高的荣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唯一的特权大概是有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论文的便利),当不上院士也没有利益损失,当上了还有放弃的。中国院士则不然,一旦成为院士,就俨然成为“学霸”,手上掌握很大的学术权力和大量的学术资源,没当上时孜孜以求,当上了从未有人放弃过。正是与权力的结合让中国院士成为了一块很多人不择手段想要攫取的肥肉,也让院士选举成为了各个部门相互争夺、利益分割的结果,候选人的学术成就如何反而是次要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再好的选举程序也会出现不正常的选举结果。

2011.9.14

(《新华每日电讯》2011.9.17)



【旧作】从鲁迅弃医从文想到的

12 09 2011年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在中国大概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再过几天就是先生诞辰120周年,又恰逢美国九·一一恐怖事件让中国人痛痛快快地当了一次看客,忽然想起这个故事: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
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
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
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
——呜呼,无法可想!
    试想,如果有当时的看客后来看到这一段描述后,辩解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喝彩,事实上我们还很同情被杀者,我们只是觉得这个杀的过程很漂亮,才忍不住叫好!大家做何感想呢?
    这一幕和这一辩解在这几天都重现了。那些为恐怖事件叫好的中国大学生们在被斥责为幸灾乐祸、没有人性,特别是在发现遇难者中也有许多中国人连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之后,委屈地辩解说:我们是在为整个过程干得很漂亮、为美国霸权主义遭受打击叫好,不是在为无辜死亡叫好,你不能说我们幸灾乐祸、没有人性!而在美国发生的惨剧倒给那些或专业或业余的“国家问题专家”提供了一个控诉美国霸权主义的机会,他们忽然记起了久违的巴勒斯坦、伊拉克、南斯拉夫难民,甚至几十年来第一次为巴勒斯坦的悲惨遭遇“流了泪”,迫不及待地长篇大论清算美国霸权主义的历史罪行,把恐怖主义罪行拐一个弯推到了美国当局头上并大义凛然地为其指出了出路,雄辩地论证恐怖事件在美国大地发生的必然性、合理性甚至必要性,虽然学了乖先表态对无辜死亡“深表哀悼”(哀悼中还能做如此雄辩的剖析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定力),也让人不能不闻到了心里那声“活该”的窃喜。
    什么是幸灾乐祸?“见人遭受灾祸而高兴”(《辞海》的解释)是也,不管是因为什么动机、为了什么缘故而高兴。那些向本拉登表忠心、以恐怖分子自诩、哀叹中国怎么不出这样的勇士、恨不得多死几个人、乃至津津乐道地研究起“更先进”的恐怖手段的人,以及包括那些不知不觉地应用恐怖主义理论、论证美国人民必须为他们选出的政府犯下的“罪行”偿命的人,固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嗜血;而那些因为恐怖过程干得漂亮、美国霸权主义受到打击或者别的其他什么原因而叫好的人,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冷血,不管事后如何表白,在他们叫好的时候,已无视了这个打击美国霸权主义的艺术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是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许多国人见到“美国”两字就要昏了头脑,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当你读到广东某个合资企业起火灾烧死多名女工的报道时,能不能因为不仁厂主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失而大叫“烧得好”?
    不要幸灾乐祸,并不等于就要去关心一切苦难,否则除了整天伤心落泪、长吁短叹就什么也别想干了。我因为在美国生活,所以更关心发生在美国的惨剧;因为是中国人,所以也关心发生在中国的灾难;而对其他地方的惨剧、灾难,则未必会引起我的震动、关心,我觉得这很正常。所以我总怀疑那些在这时候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关心受过美国欺压、或可能要受到美国欺压的国家的平民百姓的命运的人的诚意。对与己无关的悲剧,不管是悲伤还是淡漠,都是人之常情。幸灾乐祸则只能归咎于对无辜者的恻隐之心已经丧失,对生命的尊严变得麻木了。
    那一次偶然的“看客”事件,使得鲁迅改变了对中国国民的看法,以毕生精力力图改变“国民劣根性”: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
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
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一段名言已被引用了无数次。引用者的用意无非是要说明,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才能再避免去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大概也是鲁迅的意思。在这里,中国强大是目的,而改变国民精神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这次的“看客”事件却使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改变国民精神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事实上,不改变国民精神,中国也未必就不能强大。鲁迅的杂文之所以被公认为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是因为我们时代的国民精神和鲁迅时代相比并无多大的变化,而中国已经强大了许多。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世界强国乃至超级大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警察,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如果国民还是这样的国民,人文精神未深入人心成为立国之本,造就的也不过是像纳粹德国、苏联一样的超级大国,国民也不过是从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变成了杀人的材料和看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这些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不知人道为何物的都是些以后会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寒而栗。
    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人性”的,在别的事件中未必就都有“人性”,特别是里面有些人乃是“候补汉奸”,对中国的灾难向来幸灾乐祸。在这一事件中丧失了“人性”的,在别的事件中也未必就没有“人性”。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亲友也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所以有“人性”的不必觉得高人一等,没“人性”的也不要觉得受了侮辱,拼命想刷清自己。更重要的是,这种恻隐之心是怎么在中国人当中普遍丧失的,又该如何反省、找回、重建?那些反人文精神的、包括借机传教的青年“导师”因此最值得我们鞭挞。被扭曲的天性很难再改变,因此还只能是“救救孩子”,鲁迅先生在八十多年前的这声呐喊依旧振聋发聩!
2001.9.17.